面对科举功名，早年的吴敬梓是一个痛苦的失意者，而后期的吴敬梓则是一个冷静的考察者和思索者。他的《儒林外史》，以冷峻而幽默的风格，从举人的身价、揣摩乃举业金针、功名与人品、功名与学问、功名与机缘、功名与世情、功名与风水等不同角度，展现了科举时代的功名以及围绕功名而展开的社会生活。《儒林外史》的描写，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科举制度的利弊，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科举时代的民间社会。

一、举人的身价

明清时代，中国民间社会对举人怀有强烈的迷信心理。在他们眼里，举人是“天上文曲星”，与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

读者想必记得范进的一场遭遇。他想去考举人，因没有盘费，去同岳父商议，结果被胡屠户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

在胡屠户眼里，“尖嘴猴腮”的范进怎么会是“天上文曲星”呢？然而，出乎他的意料，范进居然中了！中了，这就证实了范进确是“天上文曲星”，确是地上老爷，区区胡屠户与“天上文曲星”相比，自觉卑微至极，再也摆不出丈人的架子来。因此，当范进突然发疯，要胡屠户打他一个嘴巴时，胡屠户为难地说：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

胡屠户好不容易壮着胆子打了范进一下，便不觉那只手隐隐地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得很了。

上述情节经常被用来说明胡屠户的势利性格。胡屠户固然势利，但以上描写却旨在揭示市井小民对举人的迷信心理，他们天真地相信举人是上天降下的星君，绝不能当作寻常人看待。他们打心眼里崇拜举人，绝不只是出于利害算计，如严贡生之讨好范进。当“范举人先走，屠户和邻居跟在后。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时，当胡屠户高叫“老爷回府了”时，胡屠户对范举人的迷信心理无疑居于主导地位，巴结的意味倒是其次。

清代文康《儿女英雄传》写安公子中举，依次刻画了安老爷、安公子、丫头、安公子的干丈母娘(舅太太)、安公子的丈母等人的反应。作者从赞赏的角度展示人们对中举的歆羡，与吴敬梓出于讽刺的目的不同，却一样使我们感受到了民间社会对举人的迷信心理。且看其中描写安公子的干丈母娘的一个片段：

只听舅太太从西耳房一路唠叨着就来了，口里只嚷道：“那儿这么巧事！这么件大喜的喜信儿来了，偏偏儿的我这个当儿要上茅厕，才撒了泡溺，听见，忙的我事也没完，提上裤子，在那凉水盆里汕了汕手就跑了来了。我快见见我们姑太太。”……他拿着条布手巾，一头走，一头说，一头擦手，一头进门。及至进了门，才想起……还有个张亲家老爷在这里。那样的敞快爽利人，也就会把那半老秋娘的脸儿臊了个通红。

安公子的这位干丈母娘，一反常态，不也快赶上范进了么？

明清社会对于举人的迷信心理源于明清科举制度。明清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

院试由学道或学政主持，在府城或直隶州的治所举行。院试之前，有两场预备考试。第一场为州县试，由知县或知州主持，考中的称童生；第二场为府试，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主持。这两场考试没有名额限制，知县或知府一般总是让考生通过，以便他们能参加院试。

院试是决定童生能否成为生员的关键考试，录取的比例极小，100名考生中通常只有1至2名。院试过关，考生便取得了生员的资格，俗称秀才。做了秀才，即正式成为下层绅士的一员。虽然秀才不能直接做官，但一方面，他们从此在经济上免于赋税和徭役，国家还给予一定的例银或其他津贴，在社会地位上高出平民百姓一等，见知县时不必下跪；另一方面，他们可参加举人等更高级别的考试，有希望跻身上层绅士的行列。所以《儒林外史》第二回说：

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朋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就如女儿嫁人的：嫁时称为“新娘”，后来称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与人家做妾，就到头发白了，还要唤做“新娘”。

生员与童生的差别之所以被比为妻与妾的区别，就是因为童生还是平民，而秀才却已沾到绅士阶层的边。所以，连胡屠户“吩咐”秀才范进时也会说：

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

他说得不伦不类，但也明白秀才与“平头百姓”不同。匡超人“进学”，去拜谢知县，“知县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礼”。这之前，他当然得不到分庭抗礼的接待。

乡试比院试高一级，每三年考一次，地点是北京、南京及各省省城。乡试前的预试称科考，由学政主持，主要目的是确定哪些生员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的主持官员称主考，有正有副，由皇帝选派。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

乡试中被正式录取的称为举人。考举人的竞争之激烈至少与考生员相当，每百名生员中，幸运者仅一两名。举人的功名则比生员重要得多。因为，举人不但可参加会试投考进士，即使考不中进士，也能参加“大挑”，或做知县，或做学官，从此步入仕途；再退一步，哪怕不做官，在地方上以其绅士的身份，也实际上参与大量地方事务的管理，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考上举人是读书人成为上层绅士的标志。它在读书人的人生经历中是极为关键的一环。科举制度为读书人参与国家管理提供了一条通道，民间社会对成了举人的读书人的崇拜，就是在这条通道运行良好时产生的一个事实。

明末董说《西游补》第四回有一段文字摹写揭榜后考生各式各样的悲伤和兴奋，绘声绘色，蔚为大观：

当时从“天字第一号”看起。只见镜里一人在那里放榜。榜文上写着：“……”顷刻间，便有千万人挤挤拥拥，叫叫呼呼，齐来看榜。初时但有喧闹之声，继之以哭泣之声，继之以怒骂之声。须臾，一簇人儿各自走散：也有呆坐石上的；也有丢碎鸳鸯瓦砚；也有首发如蓬，被父母师长打赶；也有开了亲身匣，取出玉琴焚之，痛哭一场；也有拔床头剑自杀，被一女子夺住；也有低头呆想，把自家廷对文字三回而读；也有大笑，拍案叫“命、命、命”；也有垂头吐红血；也有几个长者费些买春钱，替一人解闷；也有独自吟诗，忽然吟一句，把脚乱踢石头；也有不许僮仆报榜上无名者；也有外假气闷，内露笑容，若曰应得者；也有真悲真愤，强作喜容笑面。独有一班榜上有名之人：或换新衣新履；或强作不笑之面；或壁上写字；或看自家试文，读一千遍，袖之而出；或替人悼叹；或故意说试官不济；或强他人看刊榜，他人心虽不欲，勉强看完；或高谈阔论，话今年一榜大公；或自陈除夜梦谶；或云这番文字不得意。

《儒林外史》虽然没有描摹如此众多的情状，但它更为细腻地渲染了两个人的大悲大喜：一个是周进，一个是范进。

周进本来是一名童生，离考举人还差着一个档次，吴敬梓何以安排他在乡试的试场——贡院大哭？其原因正在于举人的身价比秀才高得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中举这个环节呈现得尤为分明。周进中举时，“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忙了个把月。申祥甫听见这事，在薛家集敛了分子，买了4只鸡、50个蛋和些炒米、欢团之类，亲自上县来贺喜”。而正是这个申祥甫，在砸塾师周进的饭碗时充当了主角。

范进中举有着更为浓郁的喜剧性。他一眼望见“捷报”，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范进的三个感叹句很有层次。“噫！”表示喜出望外，难以置信。是呀，中举如此艰难，他居然中了么？“好了！”当范进确认自己已中举时，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从此不必挣扎在饥饿线上了。苦尽甘来，命运的突然转折使范进松了一口气。中举前，范进家早已断炊“两三天”，母亲“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已是初冬，范进却只能穿“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一切辛酸到此画上了句号。这便是“好了”的内涵。“我中了！”这最后说出的一句话是范进命运转折的前提，但在他的下意识中，重要的不是举人的称号，而是举人身份带来的新的生活，因此，首先涌上脑际的是“好了”，然后才是“我中了”。“好了”才是他所真正关心的。做了举人，转眼之间成为上层绅士的一员，即所谓“天上人间一霎分”。难怪读书人梦寐以求，难怪民间社会视举人为“天上文曲星”了。不是文曲星，怎么当得起这样大的“福气”？

在最高一级的考试中，会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会试录取后，一般不会被淘汰。会试由礼部主持，参加考试的是各省的举人。被录取者称为贡士，经复试、殿试，才正式取得进士的称号。进士几乎都能做官。他们在绅士阶层中社会地位最高，威望和影响也最大，名列前茅的进士通常被选入翰林院。《儒林外史》中的高翰林，他那不可一世的气概，与其翰林的身份是不可分的。

1. 文康：《儿女英雄传》，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第659—660页。
2. 董说：《西游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