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格非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故事，起始于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终结于三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初春。故事开始的时候，“文革”尚未结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还没有任何启动的迹象。用作者路遥极具象征性的话来说，“黄土高原严实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不过，到了第一部的终卷之时，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孙少安已经与大队革委会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虽然这份合同旋即遭到批判，但“解冻”后的春潮已经在中国大地四处涌动，变得不可阻挡了。小说第一部的最后一章（第五十四章）所刻意描绘的“闹秧歌”以及元宵节充满喜庆色彩的“转灯”场面，也明确地暗示了这一点。

因此，《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主旨和情节结构设置是十分清楚的。作者以黄土高原的“双水村”为基点，笔锋所向，渐次波及公社、县市乃至省会城市，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全景式社会巨变的风俗画卷。在这样一幅画卷中，以孙少安、田福军为代表的改革力量与以田福堂等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之间的冲突和较量，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并构成了情节推进的基本动力。当我们读完第一部后，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作者第二部、第三部将会沿着这样一个既定轨道继续向前推进，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革提供一个史诗般的注脚。

问题是，从第二部开始，作者的主题和叙事重心均发生了令人不解但又不容忽视的偏离，作者的叙事修辞也出现了重要的“转调”。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随着改革目标的初步达成，不论是改革的“始作俑者”孙少安，还是命运的沉思者孙少平，他们并未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变革的弄潮儿，成为时代的英雄、成功人士或既得利益者。甚至，社会和人生投射在他们身上的迷惘、艰辛、失落、挣扎和苦难，反而越来越浓重。与此相对应的是，从第二部开始，作者的叙述语调也变得越来越滞重、沉郁，忧虑重重。

我认为，正是第二部、第三部中出现的这个偏离或转调，为我们呈现出路遥真正的叙事意图。作者的叙事着眼点，与其说是聚焦于社会转型和变革的“拨乱反正”，还不如说是寄意于这一社会变革中的道德和价值重建。或者说，《平凡的世界》与其说是一部“改革小说”，不如说是一部道德伦理小说。

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孙少安、孙少平、润叶、田晓霞等，他们命运沉浮的轨迹十分耐人寻味。在他们的人生出现重大抉择的紧要时刻，乡村社会的朴素道德观和“情理”观，总是在背后起着关键的作用。举例来说，小说中着力构建了诸多的爱情（婚姻）关系，但每一组爱情（婚姻）关系，都无一例外地包含着情理与欲望、爱情与道德的尖锐冲突，而且，最终总是情理和道德占据了上风，成为命运改变的基本依据。孙少安与秀莲的关系是如此，润叶与李向前的关系是如此，润生与郝红梅的关系是如此，孙少平与惠英的关系也是如此。

我深信，路遥本人并非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在他不遗余力地为道德展开辩护的背后，传达出了作者对转型期中国社会道德伦理状况的深刻忧思。

《平凡的世界》完稿于一九八八年春夏之交，四年后的一九九二年，路遥本人即溘然长逝。无论从哪个时间节点来看，路遥都未能赶上日后中国社会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在路遥的时代，“农民工”或“城市新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阶级群体，还尚未登上历史舞台。但这并不是说，作者对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没有展开思考，更不能说，作者对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缺乏预判。

我们不会忘记，《平凡的世界》的整个情节是从孙少平的县城生活开始的。与孙少安这样一个典型的农民不同，孙少平一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走，他的视野要比孙少安开阔得多。也就是说，路遥一开始就在作品中设置了农村和城市两个视角，并有意让两者互相观照，彼此对话。换句话说，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思考，正是在城乡二元关系的对立和冲突中确立起来的。

我认为，路遥的思索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历史上来看，对任何一个面临变革的社会来说，价值伦理重建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严峻课题，随着转型和变革的深入，中国社会将会以何种价值观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石？其二，如何看待在中国绵延了几千年、以“乡土中国”为母体的文化价值系统，如何看待那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日趋边缘化的中国农民？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而在《平凡的世界》中，作者实际上也提供了他的答案——路遥对中国农民身上的诚实、质朴、善良、勇敢以及对土地的热爱等重要品质，给予了毫无保留的肯定，将它萃取出来并加以提纯，试图将其作为未来社会价值重塑的底色和基础。我认为，这一重要的提醒，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留给我们的真正遗言。

从形式和文体上来说，《平凡的世界》也许并不是一部完美的小说。作者有时不受节制、直抒胸臆的情感宣泄方式，过于繁冗、缓慢的叙事节奏，或许很容易遭人诟病。但这些缺憾并不能掩盖这部作品的光辉。作品刚一问世，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一代一代的读者受到它的滋养，收获感动、震撼与认同，甚至在作品问世近三十年后，仍在引发持久的关注和讨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一现象是极为罕见的。我想，《平凡的世界》的巨大魅力，固然得益于作者对中国社会沉潜而睿智的观察，但更重要的，是源于他的诚实、勇气和热忱，源于他与土地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

清华大学的邱勇校长将《平凡的世界》作为一个特殊的礼物，赠送给2015级的全体新生，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对于这些刚刚跨入大学校园的年轻人来说，不论是将《平凡的世界》作为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史的一扇窗口，还是将这部作品作为思考人生问题的出发点，都是很有价值的。路遥不仅是具体历史进程的亲历者和观察者，而且，作者为写作《平凡的世界》做了大量的调研和文献准备，同时，由于作者采用了全景式的现实主义叙事方式，视野宏阔，细节真实而丰富，为年轻的读者了解那个时间段的文化历史背景、情感氛围和社会面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本。另外，年轻一代的读者多年来一直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成长，并受到以“成功”为唯一目标的社会话语的宰制，价值观相对单一，人格养成有待完善。对《平凡的世界》的阅读和研讨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有助于他们重新调校自身的价值观，重新思考人生的目标和意义。

收入这本书中的文章，是清华大学2015级的新生阅读《平凡的世界》后写下的随感。这些文章质朴无华，见解各异，阐释的角度也不尽相同，但也形成了诸多值得关注的共同点。我注意到，有相当多的文章，都是从平凡与不平凡的辩证关系入手展开论述的，其中的一些论点极有见地，很值得我们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比如，有文章就指出，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平凡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我们内心最大的恐惧。接下来的问题也许是，平凡为何会成为我们的梦魇和恐惧？或者说，使得平凡成为恐惧的一系列话语和解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知道，如果杰出和伟大意味着劳动价值、社会贡献和道德成就，那么平凡本身就包含着不平凡；而如果杰出和伟大仅仅意味着个人意义上的成功和利己主义的出人头地，那么劳动和道德就必然会受到污损，平凡也必然会成为恐惧。

也有很多文章试图对“劳动”这一概念本身进行分析和考辨。可以这么说，对金钱、资本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颂扬到什么程度，对诚实劳动的肆意贬损就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正像有的同学所阐述的那样，劳动这一概念本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我们通过劳动获取商品和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劳动也是人的基本需要和权利——我们通过劳动建立人类文化、体现人的尊严和存在价值。路遥笔下的孙少安和孙少平，之所以对劳动感到自豪和骄傲，其原因也在于此。

阅读这些文章，我也深深地感觉到，《平凡的世界》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并不是孙少安、孙少平所经历的艰辛和磨难，而是他们在经历磨难时所表现出的人格尊严。正是源于对“尊严感”不约而同的沉思，这些刚刚迈入大学校园的年轻学子，与路遥建立起了重要的价值认同，并敞开了对生活意义进行追问的广阔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