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大学生

考大学

从不和别人多谈考大学的事，两次才上呗，怎么着智力还是差上一截，就像知道一畦庄稼收成好就够，若加上一句施肥比人家多，那就特别败兴。

第一次参加高考是在一九七八年。从学到考，可以说都是浑浑噩噩，随波逐流。我读的是只有四里来路的公社中学，学校师资匮乏，应考呈捉襟见肘状，文科录取率低，爱读的人也不多，只开得理科班拢来。而我执着要考文科，这源于孩时就有一个作家梦，必须去中文系。我便跟在理科班里学习，特别孤独、无望，偶尔还有点自卑，像一汪长势茂盛的禾苗中的稗草。后来慢慢适应，更找到了乐趣，没有竞争，更多自在的乐趣，尤其是上物理和化学课，我可以不听，在自修中偶尔抬抬头，那种特权带来的某种高慢特别受用。印象最深的是化学老师，女的，又白又胖，每次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对我交代，可以自主安排，但也必须认真钻研，学有所得。碰上新授从容，布置完作业，她还会有意地翻翻我的书，表示一种督促。那时我便特别感动，像一阵晨风吹来，一朵花享受到不该自己享受的露水。

考前班主任讲得最多的还是一句老话，一颗红心，两种打算，而大多数人其实只有一种念头，回家和泥巴吧吧唧唧。考试就在本校进行，参考的还有许多社会上年纪大的人，有的胡子拉碴，尽显老相，和长辈差不多，一同比拼有点匪夷所思。那年大学和中专是一张试卷，按分数线划档。成绩出来后，我的分数离中专差十来分，许多人替我惋惜，而家里却没有当回事，大学，铁饭碗，城市，那是遥不可及的梦，谁也没想过会照耀到我身上。

考试

我很快地投入到生产队的劳动，炎热，田野，丰收，这是生存之书中最现实的词汇。还有一种可能，母亲常年在队里任职，加上大队的一把手是个表亲，争取在村里去教个书，大概可以奢望，因为在没考上的矮子中，我还算个不错的将军。就在这时，高一教过语文课的周老师来到家里，给母亲做工作，说我潜质不错，还可以复读一年，不然太可惜。母亲有些喜出望外，人家主动上门，那是尊重，那是抬举，咱只能依从，这便有了“卷土重来”。

这一年最大的不同，便是有了一个文科班。终于每个学科都有课可听，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精神和期望，原来这一切早是我的翘首企盼，我的不甘寂寞与平凡从此唤醒。政治老师非常自信，经常在班上教训人，说只要把他说的弄明白，少说也是七八十分，后来事实证明，他教的重点的确抓得精准。历史老师文质彬彬，讲课像窃窃私语，好在我坐在前排，而那满满的板书算是最好的弥补。地理老师姓赵，作为右派刚刚平反，还担任的校级领导，常常出去开会，他的课也没人代，总会叫我抄一些题目在黑板上，引导人自学。那些题目也很简单，根据知识点，只是加上一个“什么叫”而已，全部可以在书上找到答案。那时我便成了一个小老师，有一次刚拿起粉笔，值日的喊起了“起立”，全班立马站了起来，弄得哄堂大笑。除了教学完整些以外，还时常可以听到一些考情上的分析，偶尔还能听到上两届应试上的一些教训。考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据说某个考生什么也答不来，只在试卷上画了一个乌龟，上写：阅卷老师辛苦，请吃大餐。全班人听了，笑逐颜开，唯我独独自省，我是复读生了，我也许未曾提供什么笑料，但紧迫已在眼前，时不我待。

怎么着还是理科的气势盛些，平常议论的大多是他们两个班的状况，有几个尖子很被人看好，像会带给学校遍地辉煌。我们班主任很生气，不断鼓舞士气，要一鸣惊人，让那些忽略者瞠目结舌，羞愧难当。途中，理科班一名最尖的学生转到县一中去了，班主任似乎有点幸灾乐祸，专门找我谈话，好像我这个文科最有希望者新添了什么运气。班主任果然更重视了些，要我同他睡教室旁的一个铺，少浪费读书来回路上的时间。大概睡了十多晚，有个好事的女同学偷偷告诫，不要和这老师睡了，这人有痔疮。我也不知这中间会有什么隐忧，马上找了借口，那时继父在公社卫生院做伙夫，我便睡到他那里去了。

继父的房和公社礼堂毗连，一扇窗子可以探视，那里常常放电影，瘾足的人会借此逾越而过。我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温习一本如同武功秘籍般难能可贵的书。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同学，弄了一套岳阳那边的复习资料，说不准给任何人看，连老师也不能透露。那时人的眼界很窄，把考试弄成几个身边人竞争似的，经常遮遮掩掩，我的珍惜便可想而知。我继父在世时，常常夸耀我勤奋，大概是这时留下的烙印。

一九七九年的高考在县城的一中考的，和那里的学生相比，矮人一截，多有凄惶，却仍旧为此处不凡的教育资源而艳羡。由于有了先年的经验，考前一点也不紧张，且感觉奇好，答题行云流水，没有半点迟滞。监考的老师也很在意我，常过来关注，并偶尔翻弄卷子，那表情尤其阳光，给我的感觉是，老师已当场给了高分。考完后我非常自信，并当即去了十字路口的新华书店，买了两本大学文科教材，提前浮光掠影，有个感性认识。回到家后，气宇轩昂地宣称，大学一定考上了，插秧割稻也不搞了。母亲以为是开玩笑，后来我真的一门心思守株待兔只等通知，也不管有没有工分，分不分粮食。

成绩出来了，上是上了，却只刚刚达线，三百多点。我心里不服，尤其史地教材倒背如流，答题又是满满，却刚上及格分。直到以后我也教人高考后，才知答案不在字多，而在观点到位没有。诚惶诚恐的是在县医院体检，平生第一次，也不知有些什么项目，赤条条地一溜人等排开，任人审视摸弄也不觉羞耻，只担心有血吸虫什么的，咱是住在疫区呢！查完无事跑得特别快，生怕被逮回发现什么似的。填志愿则简单得多，老师作了指导，说选择也不多，就是市师专行了。我执意不干。老师较为恼火，全校文理生本科也只考了我一个，万一录掉了便是全校崩溃。我仍填到了省里，上一趟大学，走得远点，才叫出息。又有几个老师劝导，数学考得好，不如填财经学院，那时这还是冷门。我倔得像头牛，还是坚持自己的兴趣。大家为我捏了一把汗。

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只是知时较晚。那年高考试卷由市里阅的，还得到省里复查。复查的分数一般没什么变动，而我的却增加了近二十分，加分的科目是数学，老师推测可能一个大题看误。县招办搭信可以改填志愿，可惜信没有及时搭到，我也没有什么怪罪和悔意，反正上了自己心满意足的学校。我无须想象再次选择会有什么情景，我只能说，奋斗在人的一生中至关重要，而际遇也许又会在某个单位时间内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

真正考上以后，在乡间文科的影响又比理科的大些，许多乡民说将来出来是要做官的；而且传得神乎其神，说我考的分数白白超过二十几，而人家又达不到，若是能够匀出来一点就好了。我是村子第一个考上的人，改写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当兵才能远行的历史，连通世界的大门逐步扒开，此后我常常被作为教材任家长们传诵与激励。遗憾的是，那个给我帮助的女同学连中专也未考上，而我们中间似乎也没有什么，后面联系都很少。如今想来，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纯情，真叫白璧无瑕。

九月份要上大学了，得置个包，置双胶鞋，家里的过年猪提前宰了。一直到现在，白云苍狗，世事纷纭，那猪的欢叫声仍是依稀可闻，像是村庄的那份关切蹑手蹑脚跟着进了城。

读大学

在省城岳麓山下读了四年大学，我感到自己是个隐匿者。

这并非故作神秘，更不是有什么难以见光，我只是大学里的一粒尘埃，除了土气还是土气。那时我刚满十六岁，班上大十多岁的同学有一批，多年后更知，其间有的为了不超过报考的红线二十五，还做了手脚瞒天过海。他们有的当过兵，有的插过队，有的进过厂，在社会上行走早就游刃有余。记得隔壁寢室有个老大哥来了女友，其他同学纷纷去外面搭铺。他说不用，老夫老妻了，哪个地方都可以方便。一些人哈哈大笑。我懵里懵懂，也跟着似笑非笑。这样朝夕相处着，我等只能是听众和随从，这还是福气。

文科生的差异，仅凭一张卷子考不出来，只有耳濡目染，才知相形见绌。像我这样的农村人特别多，底子薄得一塌糊涂，在我们中间，居然有人还不会查字典。城里的同学就特别高慢自得，除了对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了然于心，国外的像泰戈尔、高尔基、巴尔扎克等大家的作品也如数家珍，谈经论道，出口成章，那才是真正中文系的学生。我们望尘莫及。我需要恶补，不说迎头赶上，也得缩小差距。从上课认真听讲做起。我上教室特早，座位是不固定的，每次便可抢到前排，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感觉十分新鲜，尤其对几个脱稿口若悬河的教授，简直有些崇拜。而我的某些功底不错的同学，明显缺乏热情，老在后排窝着。久而久之发现，有几个人还根本不怎么上课，他们中有人当初上了清华北大线，只是想就近在省城。这些人的确也不赖，每每考试起来，分数又不一定在你后头。

我不被人关注，在于自己的平凡、平庸，一无所长。那时我穿得陋俗，家里给的几个小钱，都花在长沙古旧书店去了，那里价廉物美。我仍旧是个乡下小子。我又矮又瘦，缺乏从事各种体育项目的天资，好在大学的第一年，吃的虽然都是虫米，也乐不可支，日子比乡下要好得多，一下疯长了七八厘米，稍稍显人一些。可活动的功底一下长不起来，我在乡里除了搁着门板打桌球，其他的很少沾边。我愈加很少锻炼。一个人的能耐在一个良好环境里，可能良性循环提高，也有可能因自卑而彻底压抑和扼制。我记得1500米跑步一次性未能合格，后来补考，还是那个女老师善良，只要我做个样子就罢了。班上有几个篮球打得好，各种友谊赛很多，偶尔也去捧场，但是效果仅仅落在一帮羞答答的女生身上，也就索然无趣。文娱方面似乎有些细胞，小时候学唱样板戏有模有样，邻家过事还去唱过，得过喜糖，然而到了大学，便登不了大雅之堂。寢室里有个兄弟先年考过音乐专业，未上，可歌唱得很好。有一次他向我们推荐了一首，说是著名的作曲家王立平词曲，大家唱了一周，唱得筋疲力尽，滚瓜烂熟后，他宣布是他写的。再后来，寢室里的人连什么也不哼了。要说出点小名，也曾侥幸过一次，大一的文选和写作课，曾经表扬过我的一篇文章，可那时我观察，大部分同学听得漫不经心，我觉得似乎有啥阴谋没有得逞。当然也没出过丑名，在大二期间，校里居然有同学做小偷，有偷窥女生洗澡的，我简直大惑不解，这样的人才荟萃，这样的学习良机，他们怎么会干此等龌龊之事。

在大学期间，我要好的同学极少。二〇一三年夏天，班上举行了毕业三十年聚会，许多同学说我变得不认得了，我怀疑在读书期间有多少人留意过我。在班集体这篇文章里，我算不上方块字，最多算个标点，帮别人停顿提示；而在毕业照里，连我的影像也找不到，记得那是因为肚子有点不舒服迟误了，这种隐匿于无形是我大学生活最好的注脚。倒也还是有一位湘南那边的同学，而今也忘了名字，大概属于同类，偶尔一起上山散散步。经过岳麓书院，直上爱晚亭，中间也很少交流，两个的行走，不过是给外界告白，不是那么形单影只，可怜兮兮。我对女同学很少印象，交往更少，好多还是毕业后她们来工作的小城做客才串联起来。那时也有同学恋爱，而知道的仅是些浮在表面的喜庆，还有许多惊天动地的情事在幕后，那便是以后的惊诧了。

读大学的后两年，我旷课很多。个别老师讲的方言跟不上，不如自己看书畅达些。更多的是书读多了，主见有了，胆子大了。有两次违规很惊险。一次上选修的地方戏课，老师发给每个人一张票，去剧院看戏，我们几个人走到门口没进去，不喜欢那慢慢吞吞的节奏，而是临时决定把票卖了，换了冰棒吃。吃完之后他们散走了，而我心里不停当，直等到看戏的老师和同学出来，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好像余兴未了。多虑了，这件事后面没有任何追查。还有一次是实习前老师带着到附近的中学听课，也是没有去，但东拉西扯把听后的心得还是交了。结果这件事老师看得很重，把几个没去也没交东西的人上纲上线地进行了批评，说是品质有问题。我吓出一身冷汗。同学说我是漏网之鱼。现在想来是补笔用得好。补笔是把无形之伞，会将某些失误掩盖起来。旷课的精力，多半用于自己一生的理想。事实上从大一开始，我的写作自觉化。那时高年级有几个写作出了道的人物，例如，中短篇小说已经连连突破的韩少功先生，无论身处何处，总有指指点点，被人尊崇不已。我是相差万里，怕让人说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切都悄悄进行，连投稿也会说明，不需要退稿。后来还悄悄地学了文学函授，浙江和云南两个市级刊物的函授同时学，为的是能够发些稿子。当时省城也有几家名刊，我可没有自信怀揣稿子求教。大学几年，胡乱涂鸦几百首诗歌，没有半点回响，它们和我这个人一样遁形。

大学毕业时，很多同学想着理想的工作，我却仍然只想读书，或者是从没盛开，还等待着显山露水一把，这终究成为遗憾。这也成就了我的隐匿，在追逐中的隐匿，静谧得能听到自己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