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现代场景

定义（续）

15世纪西欧发明了图书抄本印刷技术，而此时造价低廉的纸张也从东方传入。通过采用这种新技术，各种读物可以大批量地即时生产。同时，由于人们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城市化，社会已经具备了消费这些产品的条件。

复制一本手抄图书再也不需要花费数月辛苦抄写了。此时的问题已经不是书商能够以多快的速度生产出图书（这曾是寺院缮写室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是他需要多久才能把图书推向市场。

书籍和钱币都是历史上最先大规模生产的物品。如果不是因为铸币机和印刷机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和思想的流通——现代社会就不可能诞生。虽然我们无法知晓真实的情形，但企业主卡克斯顿的小说集、马洛里的《亚瑟王之死》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很可能就是早期书商鱼龙混杂的书单上最畅销的几部书。

狂销之潮

印刷机具备同时大量印制书籍的生产能力，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反过来又刺激了他们的胃口——这种现象可以称作“文化躁狂症”：畅销书的热卖，正是利用了这种狂热追捧、这种“我现在就要”的急切心情。“现在”意味着此时此刻就要拿到手：下个星期再买就太晚了。

畅销小说的历史可以通过以下的这几个画面来概括。1819年，读者们像橄榄球运动员一样互相推搡，争购司各特的《罗布·罗伊》，他们为看到书的内容而迫不及待地撕去其黄色包装纸，在伦敦大街上贪婪地读起小说的头几页。另外一个场景：货船驶入纽约港，码头工人对着即将停靠的船只大声询问：“小耐儿死了吗？”1960年11月13日，书店开门前几个小时，人们为争购刚被宣判“无罪”的“查夫人”，门口已经排起长队（“要放在普通纸包里吗？”店员礼貌地问道——劳伦斯的小说确实被判无罪，但也不是什么真正体面正派的书）。

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波特热”现象，已经达到了空前疯狂的地步。2005年7月19日午夜钟声刚刚敲响，J.K.罗琳就推出了她的魔法男孩系列传奇小说的第六部。

在发售时间到来之前，罗琳的新书像藏匿禁运品一样被严密封存看管。而当发售新书的魔法时刻即将到来之际，英国各地的人群开始聚集到大街上、书店前。很多人头上戴着高礼帽，手里拿着扫帚柄（店员们也因这股波特热忙得夜不能寐）。店门打开那一刻，顾客们不像是在千百种书籍中挑选罗琳的小说，而更像是着了火的电影院里往门口逃生的观众在奔窜的途中停下来买包爆米花的情景。开始发售后24小时之内，《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在全国书店售出100多万册，电子书店的销量也相差无几。

图5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五部全球首发日的当天，“波特热”席卷科隆坡

抢购之风

畅销小说的确不时会制造这种疯狂抢购的场面——但罗琳的小说所掀起的壮观场面却极为少见。问题是，既然如今阅读已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行为，为什么人们会同时去读一本“当下的书”呢？现在的图书种类如此繁多（还有那么多时间），足供口味挑剔的读者选择——拿电影、电视或实时剧场表演来说，图书的种类要远比它们丰富。小说读者的选择也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亚马逊网站新旧书目每周都在增加。敲几下键盘，输入一串印在信用卡上的数字，读者就可以挑选购买大约两百万种小说，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长。小说实在太多，人的一生即使几乎全部花在读书上——甚至死时也手不释卷——最多也只能揭去书山顶上一层土。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读者在同一时刻集中读某一本，或某前10本，或（像最近几年）前100本书呢？他们为什么不理性地浏览一下摆在眼前的众多读物？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就想读小说，为什么不去读读10年、20年或100年前的畅销小说呢？

就类型小说而言，“忠诚”而非“狂热”是影响购买的主要因素。读者往往会“忠诚”于某一类别的图书（如科幻、浪漫或恐怖小说），或偏爱某个作家（如斯蒂芬·金或安妮·赖斯，看看数不胜数有关他们的网站就能知道）。小说营销成功的关键在于做到丰富种类和及时更新库存，从这一角度看，这种忠诚和造就某部轰动一时的畅销巨作的狂热一样令人费解。不过，哪里缺乏理性，哪里就会财源滚滚。

新是关键

畅销小说或许讲述的是最纯净的故事，因为它永远是“新”的。这类小说最为新颖，并且持续得到更新。一旦付印，一本畅销小说就像暴露在早晨阳光下的德拉库拉，其新鲜感会迅速消退，更新的后来者将取而代之。

自美国出现畅销小说排行榜以来，只有很少一部分小说能在榜首之位呆上两年，而即便这很少一部分也主要是因为这些书都是秋冬季上架的跨年出版物。这些小说包括《大地》（1931—1932）、《安东尼·阿德维斯》（1933—1934）、《飘》（1936—1937）、《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1972—1973）和《达·芬奇密码》（2004—2005）。《塞莱斯廷预言》从1994到1996年在榜首附近徘徊了3年之久，没人明白其中原因。

我们很难看出这几本书有什么突出的文学品质或特点，能使其在如此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维持这么长的生命周期。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再阅读10年前的畅销书（从中寻找乐趣），也不大会看上周的报纸（寻找新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想要证据的话，比较一下牛津饥馑救济委员会的慈善商店和隔壁那家沃特斯通书店就行，看看这边书架和那家的“畅销图书”展示区，一目了然。

从文化角度看，畅销书榜的顶端是最容易滑脱的位置。而在技术上存在着两个排行榜：精装本和纸皮本排行榜。前一种，由于上榜图书崭新出炉，作品地位往往更不稳定。在两个排行榜中，只有很少的作品能挺过几个月；大多数上榜书只是（短暂地）露一下脸，然后就会（永远）消失不见。

人们会发现畅销小说和经典小说之间存在着互相对立的关系，这很耐人寻味。经典小说是指“牛津世界经典小说”或“企鹅经典小说”书系中的“经典重印本”。但即便是这些精挑细选的书单也会因时尚和潮流的影响而出现变化（尽管这种潮流变化速度很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安东尼·特罗洛普如日中天：他的全部作品洋洋47册，悉数再版重印（有的甚至以平价本形式单独出版达5次之多）。在20世纪90年代，威尔基·柯林斯的“奇情”小说发行量超过了“巴塞特郡纪事”系列。其他一些读者口味方面的变化也有迹可循。与畅销小说相比，经典小说在图书行情图上的起伏变化要缓慢得多，但即便没有这些波动，经典小说也并非是一成不变，永远保持其经典地位的。

人口构成方面的因素显然也影响到图书的命运。教育系统内制定教学大纲的人在他们的位子上往往一坐就是40年——这对其间的图书发展有一种稳定作用。新一代的读者群体可能口味略微不同，但一般每隔15年左右才能达到成人的文化程度，而死亡会在另一头缩小老年读者群的规模。大众读者群体的总体构成情况始终在不断变化。出于现实的考虑，人们一般不把读者视作一个单一整体，而是更加理性地把他们看作一个由多个小规模兴趣群体组成的、可变的集合体。一个50岁的人所受的是20世纪70年代教育体系的教育，他在假期里很可能随身带上一本乔治·艾略特的书。一个30岁的人由20世纪90年代的教育系统塑造而成，他可能带上（那时更加流行的）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的小说。花甲老妪不太可能会读她们的孙女们爱不释手的少女文学，而其男性伴侣更倾向于选择约翰·勒卡雷，而非安迪·麦克纳布。

图书业界已经推出了涉及不同地域和题材的畅销小说排行榜，但目前尚无针对某个年龄段或某代人而设计的畅销书榜（尽管以后肯定会有）。

死而复生的畅销书

想要在极其容易滑落下来的畅销书榜顶端呆过一年固然不易，但一部畅销小说试图“死而复生”更难如登天。一部小说一旦离开畅销书榜超过一年，绝少能够梅开二度。即使这种情况果真发生，一般也都有明显的外部因素作用。历史上首部克服困难两次登顶的小说是劳埃德·C.道格拉斯的《圣衣》。这部小说以情节剧的手法重述福音书故事, 1943年成为排行榜排名第一的畅销书, 1953年再度登顶。《圣衣》在沉寂10年后再度走红，完全应归功于1953年拍摄的那部场面宏大的塞西尔·B.德米尔式同名改编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