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这样的史可法，没有迎合我们关于英雄或伟人相貌的想象。我们由此知道，英雄或伟人，可以“躯小貌劣”，可以不高大、不伟岸、不俊美，甚至比普通人还不中看。或许更重要的，是由此去发现藏在我们脑中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观念，比如所谓“完美”。它假设英雄总是十全十美的，不会有缺点和缺陷，不光思想好，仪容也出众。其实没有这样的人。所谓“完美”，似乎从来是用于隐瞒与欺骗的。史可法的非英雄仪表，不曾引我吃惊，反倒是历史经过人为如何一点点地虚离和诗化，很刿目怵心。我觉得，从造访史公祠启程的史可法解读，更多是一种“拾级而下”，从仰视到平视，以至于一定意义上的俯视。“俯视”不是“小觑”。对他，我仍抱极深的敬意，只是如今的敬意，与其说来自云端峰颖，还不如说原于平凡抑或太平凡。

明末叱咤风云的人物，每每出身世家巨室。比如“四公子”，比如复社那班才子名士。我曾见过黄宗羲描述的陈继儒(眉公)：

己巳秋，余至云间，先生城外有两精舍，一“顽仙庐”，一“来仪堂”，相距里许。余见之于“来仪堂”。侵晨，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船数里。先生栉沐毕，次第见之，午设十余席，以款相知者。

这么精雅、考究的生活，史可法想都别想。其家境之窘迫，恐不在任何人想象之中。尽管祖父曾经为官，但显然并未积下什么家产。“史可法小纪”云：“数岁时，短衣无火，寒涕交加。”穷酸如孔乙己，尚有一件长袍，幼年史可法却只能“短衣”打扮，与贩夫走卒无异。《左忠毅公逸事》写左、史相遇，正是一番贫寒场景：“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解貂覆生、为掩户，都是在衬托、突出史可法的贫寒。此亦获证于史可法自述，谈到过去，他以“贫甚”一语来形容——

且师(左光斗)之于法，固不第文字之知己也。又因法贫甚，而馆之宦邸中，每遇公余即悬榻以俟，相与抵掌时事，辨论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欢。

原来，古寺邂逅之于史可法，不止于得遇恩师，还是摆脱贫困的开端——左光斗将他搬到府中居住，供他的饮食，给他安心读书的条件。这情节仅见此文，他处未载。难怪史可法心中，对左光斗情如父子。后来，左光斗被阉党下狱、史可法冒险探监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未必会注意文中史可法“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的形象，并从中体会他贫苦的身世。这形象，只能属于一个穷苦的青年。换作公子哥儿，纵便心怀感恩，也没法拿出同样的行动。

这是真正从底层走来的“宰相”。

俭苦自持，是他身上最大的特征，乃至是岐嶷于时代的标志。多年军旅生涯中，凭借这品质，他做了别人无法做到或不屑于做的事。《明史》说他“与下均劳苦”，吃的苦和部下一样多，“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士兵吃饱前他不动箸，部队冬装没发下来他不先换冬衣。又说：

可法为督师，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

此时，他贵为宰辅(东阁大学士)、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兼前敌总司令(督师)，却与任何普通兵丁毫无分别。如果这仍不足具体了解他如何能吃苦，不妨看《左忠毅公逸事》中的细节：

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将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

这篇散文史上的名作，我在十几岁时读到，后来又不知读过多少次，每每读到这儿，还是禁不住打个寒颤。从前面的“为除不洁者”到“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我们面前何曾有什么“大人物”，所看到的，只是一位吃苦耐劳不逊农夫的朴实汉子。

不过，这汉子的确是朝廷中地位最高的重臣。拿那样的身份与其行状比较，常人非但理解不了，反觉他形同怪物。对史可法颇有微辞的应廷吉，借另一位部下黄蠡源(字月芳)之口说：

“月芳老矣，不能日侍左右，师台亦当节劳珍重，毋以食少事烦，蹈前人故辙……何必昼夜损神，以躬博劳瘁乎？”公曰：“固知公等皆受用人，不堪辛苦。”蠡源曰：“兵者，杀机也。当以乐意行之。将者，死官也。须以生气出之。汾阳声伎满前，穷奢极欲，何尝废乃公事乎？”公笑而不答。

汾阳，指唐代名帅郭子仪，他一边花天酒地，一边不断打胜仗。黄蠡源举这个例子，来微讽史可法的躬劳是不必要的。史可法则笑而不答，无话可说。其实，他前面讲了，“公等皆受用人”。各位都是会享福的，而我不是。

言至此，不能不提到明代的“享乐主义”气质。虽然这朝代，有许多人辗转冻馁之间，“人相食”情形也并不少见，但它的确以享乐主义为其突出和基本的气质。自古以来，饮馔之精，居止之适，娱乐之盛，无过乎明代的。这方面，不知留下多少遗韵。我们看徽州明代民居，到处有不厌精细的砖雕、窗雕。我们看至今藏家爱不释手的明式家具，造型何其优雅，材质何其奢华，气息何其怡然。我们看苏州诸多私家园林，无论创意、布局或情调，都将生活的愉悦升华到极致。我们还不曾谈论明代的瓷器、戏剧、绘画、服饰、图书……其实有个浓缩了一切的窗口，就是秦淮河畔那座座院坊和如云的姝丽，其间的陈设、品位、才艺、情趣和欲望，对明代享乐主义之表现，可谓纤细无遗、妙到巅毫。

就在这温柔富贵之乡，我们却面对一位苦行僧般的“宰相”。他与所有享受无关，不论饮食男女。崇祯八年被任职皖南以来，他实际就是鳏夫，夫妻异地，自己也从不近女色，中间除崇祯十二年至十五年丁忧三载，一直鞍马在外，“年四十余，无子”。在到处声色犬马的氛围中，这实在是很“另类”的存在。我们不说偎红依翠的名士风范，也不说穷奢极欲的马、阮之流，当时，即便历来目为粗人的武夫，也都沉湎享乐不自拔。四镇之一刘泽清，在淮安大兴土木，宫室之丽令人咋舌。

放眼明末，无论正邪，都找不出第二个这号人物。所以，把史可法看成英雄之前，我们必须知道他的平凡或朴素。“公等皆受用人”，在那业已习惯享乐、从皇帝到文武众官不享乐毋宁死的时代，这个生来不懂抑或不善于“受用”的人，只能像头老黄牛，将重轭套在脖子上，一步一踬，独自垂头走着。而边上的人，还投以奇怪的目光，认为他无济于事。的确无济于事，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如何撑得住？看看满朝上下的朝云暮雨、恬嬉风流，即知史可法徒劳一场必不能免了。但他的意义，本不在于成功，而在力行——事不可为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