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稿所处理的虽然是一个纯属古代文学的课题，但是诱使我们作出这种选择的基本动机，却引发于现代世界与现代社会的启示与冲击。

在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和现代社会中，商业贸易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自给自足式的经济运营模式，不仅在一家一户、一村一镇、一地一域的规模上已成过去，而且即使在一国一邦的规模上亦已成了明日黄花。现代世界和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全球贸易的新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孤立于这个潮流之外，而取得经济发展和生活向上的成果。而在这种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的多少，又将决定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因此，现代世界和现代社会又可以说已进入了一个贸易战争的新时代。这是一场看不见刀光剑影、但同样激烈无比的战争，因为其胜负将同样决定每个国家或民族在未来的命运。

在这样的现代世界和现代社会里，现代商人自然成了新的时代英雄。他们也许是世界上最为忙碌的人，活跃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或者拥有自己的小小的公司，或者从属于世界闻名的庞大商社。他们似乎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共同称呼是“businessman”。一般认为，正是他们在推动着世界经济的轮子向前转动，在促进着各个地区的繁荣与发展。现代世界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商人的世界，亦即是一个“businessman”的世界。

生活在这样的现代世界和现代社会里，我们不能不重新修正和塑造我们关于商人的理念。而为了重新修正和塑造我们关于商人的理念，我们就有必要回顾和总结我们过去的关于商人的理念。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选择了“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这一课题，来对我们过去的关于商人的理念，进行一个方面的回顾和总结。

据我们的浅见所知，虽然就某些作品表现商人或商业的特点，前修时贤有过一些研究或介绍，但是整个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这一课题，却似乎还是一块未经学者们开垦过的处女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只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我们的研究兴趣永远受制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我们现在之所以会对这一课题产生兴趣，也无非是因为现代世界和现代社会的新的动向在启示和刺激着我们这么去做。然而也正因为这是一块前人几乎未曾开垦过的处女地，所以我们的探索也就势必将遇到许多困难，从而只能摸索和试探着前行。

我们所尝试采用的研究方法，大致上属于文学史研究中的“形象学”方法。所谓“形象学”方法，对其含义的理解也并不统一，仅就本书稿所使用者而言，主要是指追寻一种“形象”（在本书稿中是“商人”的形象）在文学史上发展变化的轨迹，同时从这种发展变化的轨迹中寻找出其意义。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领域里，已经有不少中外学者，曾就若干种类的“形象”（如“侠客”、“王昭君”的形象等等），使用过形象学的方法，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相比之下，形象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太盛行，比不上其他各种通行的研究方法，比如批评式的或传记式的。尤其是在有关商人形象的研究方面，还未见有学者采用过这一方法。因此就本书稿而言，使用这种研究方法亦属草创，自会有许多困难和不成熟之处。然而研究方法本身没有什么固定的形态，它们大抵须依据研究实际而经常修正其形态，因此我们也不妨在陌生的领域里大胆一试。

商人的形象之出现于中国文学之中，我们想大致始于《诗经》的时代。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便自那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代，而且还将继续延续下去。不过本书稿的研究范围，却想大致限定于古代文学，也就是自先秦文学起，至清代中期文学（即近代文学开始之前）止。我们之所以划定这样的范围，不仅是因为我们的专攻和能力的关系，而且也是因为在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中，商人的形象有相当的不同之故。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商人形象，虽然几千年来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但是大致上呈现出了一种统一的面貌，即其前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洋文明的东渐，开始出现了买办之类的新型商人，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与古代的商人相当的不同。他们的形象在《蜃楼志》中已初露端倪，后来在近代文学中又频繁出现。因此之故，我们想把本书稿的研究范围只限定在古代文学关于商人的表现方面，而把近代文学及现代文学关于商人的表现留给我们的下一次机会。

在文学与商人的关系方面，其实同时存在着两个侧面，一个是文学如何表现商人的问题，一个是商人如何影响文学的问题。这两个侧面的关系其实相当密切：正是因为商人越来越多地影响文学，文学才会越来越多地表现商人，二者的发展变化其实始终是同步的。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两个侧面却又是各自独立的，对二者的研究也因此不能相互取代：对前者的研究属于文学形象学的范畴，而对后者的研究则属于文学社会学的领域。本书稿所处理的，只是文学如何表现商人的问题；而对商人如何影响文学的问题，则只涉及其中与前者有关的部分，并只将之作为我们论述的宏观背景的一部分。而商人如何影响文学的问题，其实也可以作为另一个研究的主题；而那样的时候，文学如何表现商人的问题，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其例证。

从时代上来说，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虽说可以远溯至先秦时代，但可以说直到唐以前，商人都一直是文学中的“龙套”，处于隐而未显的状态；在唐五代文学中，则由“龙套”上升为“配角”，处于半隐半显的状态；而直到宋元文学以后，尤其是在明清文学中，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势力的增强，文人们越来越注意商人，并大力加以表现，商人才由“龙套”和“配角”一跃而为文学中的“主角”。因此，虽说本书稿所处理的乃是整个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但是其事实上的重点和大部分的篇幅，自然势必要给予宋代以后的文学，也就是所谓的“近世文学”（或“前近代文学”）。不过尽管我们的重点是在宋代以后，但我们仍将注意整个文学史的宏观背景，以及此前各个时代文学的重要特征。

而在宋元明清文学之中，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又将引起我们的最大重视。这是因为不仅在近世文学史上，而且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明代中后期文学都是表现商人的高峰时期。在明代中后期文学中，出现了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众多的短篇白话小说集，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精彩地表现了商人的生活；还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以商人生活为主要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对商人阶层的日常生活作了百科全书式的全景描绘；即在一向保守的诗文领域中，也出现了大量表现商人的作品，其中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因此，本书稿的重点中的重点，亦将放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上面。

本书稿的取材范围，本想网罗所有重要的古代文学作品，但在实际操作时，却发现要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因此最后不得不暂且收缩我们的“野心”。现在的主要取材范围，大致限于每个时代的代表性文学样式。从先秦到唐五代，主要是诗歌、散文和文言小说，主要的作品几乎已网罗殆尽；宋元主要是话本小说、文言小说和戏曲，主要的作品也几乎已网罗殆尽；明清主要是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和诗文，已涉及主要和重要作品。这样的取材范围，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宋元以后的诗文不重要，也不是意味着明以后的戏曲不重要，只不过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罢了。在以后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要继续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并依据新发现的文学史料，重新修正我们的观点和论述。

当然，综合考察以上各种文学样式，我们会发现它们的重要程度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依表现商人的擅长程度而言，它们的重要程度，大抵按长篇小说、短篇白话小说、戏曲、文言小说、散文和诗歌的顺序排列。这个排列顺序，正好大致跟这些文学样式在文学史上出现的顺序相反。这也许正说明了，对于商人的表现的进步，也与文学样式的进步，保持着同步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所确定的上述取材范围，也许也自有其合理性了。

在上述的取材范围内，几乎所有的文学史料，都出诸我们披沙拣金式的查找和选择，在这上面我们花费了大量的劳动。只有元明人文集中的部分诗文作品，由于已经有了若干学友的查找在先，又由于我当年身处异国利用文献的不便，因此曾冒昧地从他们的论文里转引了一些。这些曾经的转引之处，后来在本书稿的修订过程中，已全部根据原始文献，重新作了复核校订。在此作一个总的说明，并向各位学友致谢。今后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要全面披阅宋元明清人的文集，重新检定我们所需要的这部分文学史料，并对有关章节作进一步的修订乃至重写。

本书稿的基本结构，除了前后的绪论和结语，正文首先是按照时代先后，把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大致分成唐以前、唐五代、宋元、明和清等五个时期，每个时期单独设立一章。“宋元”其实也涉及西夏、辽、金，“清”其实只到清中期，这都是需要说明的。这五个时期，大致分别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表现商人史的萌芽、序幕、勃兴、高潮和余波期。但这也只是比喻的说法，具体的情况相当复杂，无法笼统而言之。如前所述，我们的重点是在后面三章，而重点里的重点又在明代那一章，因此篇幅的分配也大致准此，以后面三章为多，而尤以明代那一章最多。

除了第一章以外，在每一章之中，不再按时间先后叙述，而是按照主题来论述。每一章大致上分为三个部分展开。首先是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概述。这不是每一章都设置的，而是只设置于宋元和明代二章，其他各章只作简略概述和淡化处理。严格说来，这不是该章的重点，而只是为后面的论述提供一个宏观背景而已。其次是关于各种文学样式表现商人情况的概述，旨在按照文学样式的分别来方便地介绍有关的文学史料，以见各时期各种文学样式表现商人的特点，并收眉目清楚之效果。严格说来，这也不是该章的重点，而只是为后面的论述提供文学史料的基础。最后部分才是每一章的重点，即有关各个时期文学表现商人的特点的分析。在这部分里，文学样式的分别已不再受到关心，每一时期内部的时间差异也被忽略不计，而只是就该时期文学表现商人的特点，在与前后时期文学的比较中，在其前因后果进步局限的推寻中，分为若干我们认为重要的方面，来展开具体的论述和分析。

关于各个时期文学表现商人的特点，我们大致选取以下这几个方面来展开论述。一是对于商人的态度。这是我们首先要加以叙述的,因为每个时期文学对于商人的态度，也常常制约了该时期文学表现商人的基调。不过我们认为，对于商人的态度，既可表现在直接的评论中，也会表现在作品潜在的倾向性里，而且相比之下后者其实更为重要，因此我们既注重介绍前者，同时也不忽视后者。二是关于商人的精神世界的表现，也就是关于商人之所以为商人的那些基本精神的表现。具体而言则又可分为价值观念、敬业精神和后代培养等各个方面。我们认为这在商人的表现方面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揭示了商人阶层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反映了各时期文学对于商人的理解程度。三是关于商人的社会处境的表现。它一方面展示了各个时期商人生活的基本环境，同时也同样曲折间接地表明了各时期文学对于商人的态度。四是关于商人的内心愿望的表现。它揭示了除了价值观念和敬业精神等以外，商人的其他一些较为典型的心理活动，足以和商人的价值观念及敬业精神等互相印证，更全面地展现商人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展示该时期文学洞察商人心理的水准。五是关于商人的性爱生活的表现。因为我们觉得在这方面的表现之中，既体现出商人阶层的一些最本质的东西，同时又体现出各时期文学的道德观念，可以作为各时期文学进步程度的一个晴雨表。六是关于商妇的表现。这与关于商人的性爱生活的表现相辅相成。七是关于士商关系的表现。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这不仅是因为在社会各阶层中，商人阶层与士人阶层的关系最为复杂麻烦，而且也是由于中国文学中的商人形象，既然是出现在文学之中的，既然是由文人来表现的，而文人又属于士人阶层，而非商人阶层，则它就必然会罩上文人偏见的迷雾，投上文人心理的光影。指出这种偏见的迷雾与心理的光影，对于真实地把握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无疑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以上只是几个我们所认为的主要的方面，而并不是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特点的所有方面。在每一章具体安排它们时，我们既照顾到历史的延续性，同时又依每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而有不同的次序或偏重。

本书稿各章的主要内容和论点如下。

第一章“唐以前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论述了先秦文学、汉代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表现商人的样相和特点。其主要论点是：从整个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来说，唐以前的一千多年只能算是一个萌芽期。在这个时期，商人还只是文学中的“龙套”，还很少有文人对他们付与注意。因而，表现商人的文学作品的数量也相当之少，对于商人的态度也并不总是那么友好。在这个时期本身中，对于商人的表现也是越往前越少见。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商人的表现已经开始，其中有若干个方面，对后代文学也发生了影响。

第二章“唐五代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论述了唐五代文学表现商人的样相和特点。其主要论点是：在唐五代文学之中，表现商人的作品已大为增加，表现商人的范围也已更为扩大。商人已经从唐以前文学中的“龙套”，一跃而为唐五代文学中的“配角”，个别时候还成了“主角”。因而可以说，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到了唐五代文学的时候，才算是正式地揭开了帷幕；唐以前文学中那些萌芽式的东西，到了唐五代文学中，才开始生根开花。

第三章“宋元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论述了宋元文学表现商人的样相和特点。其主要论点是：主要由于市民社会的发达和商人阶层的活跃，由于文人与商人的历史性接近，由于白话小说和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勃兴，使宋元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商人已从唐五代文学中的“配角”，一跃而为宋元文学中的“主角之一”。在宋元文学之中，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商人形象，其中很多还是堂堂正正的正面形象，构成了琳琅满目的近世性的商人世界。自宋元文学以后，这样的近世性的商人世界，遂取代以前的古典性的商人世界，而成为文学在表现商人方面的更重要的存在。

第四章“明代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论述了明代文学表现商人的样相和特点。其主要论点是：继承宋元文学的传统，明代文学取得了更为长足的发展，在表现商人及其生活方面，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商人已从宋元文学中的“主角之一”，成长为明代文学中的“重要主角”。明代的各种文学样式，大都大量、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商人的生活。还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能够像明代文学那样，塑造出如此众多栩栩如生的商人形象。举凡商人生活的一切方面，几无不在明代文学的表现范围之中。明代文学对于商人的态度，也更为积极和肯定。

第五章“清代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论述了清代前中期文学表现商人的样相和特点。其主要论点是：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从古典及传统的意义上来说，经历了明代中后期的高峰以后，到了清代便已接近尾声了。尽管在几部杰出的作品中，关于商人的表现仍取得了新的进展，但那毕竟已难以同以前的全盛时代相比，而且缺少一种上升时期才有的气势。从清代后期文学（近代文学）开始，古代的商人世界开始让位于近代的商人世界。

此外，“绪论”介绍本书稿的研究动机、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重点、取材范围和书稿结构等；“结语”则总结前面五章的论述，回顾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指出其成就和局限，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我们过去的关于商人的理念而言，本书稿所涉及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侧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这需要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史、思想史等各个领域的学者们的通力合作；不仅如此，对于其他文学传统如何表现商人，我们也相当地缺乏了解，这又需要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方面的学者们来贡献意见。我们期待着在商人研究的领域里，能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出现，而本书稿的微薄努力，也许可以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1. 这些论文是：陈建华的《明代江浙文学论稿》，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8年），正式出版时改称《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陈广宏的《明代福建地区城市生活与文学》，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0年），未刊稿；郑利华的《明代中期文学的发展与城市形态之关系》，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正式出版时改称《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形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曾经的转引出现的大致章节是：第三章第一节第一项、第二节第八项，第四章第一节第一项、第二项，第二节第七项，第三节第一项、第六项的第一部分，仅限于元明人文集中的部分诗文作品。
2. 要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当中，找出学术研究所需的适用资料，既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工作，也是学术研究过程中创造性劳动的重要一环，的确存在着“发现”与“因袭”之别，而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认为的，“历史文献对所有人公开，是谁都可以看到并利用的，所以对它们的引用或转引，不存在‘著作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