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在浙江，苦水泡大山区娃

1.他的家，在“开门见山，出门翻岭”的穷山林

张其善是浙江浦江县人。

浙江省很小，在全国除了台湾省和海南省之外，在大陆和江苏省是面积最小的省份。

浙江省会杭州市有8区3市2县。浦江县隶属于金华市。金华市的辖区为2区4市3县，浦江县在金华的北部，与杭州的建德市、桐庐县相连。其东北是绍兴的诸暨市区。

浙江省是中国大陆最小的省份之一，而浦江县又是浙江最小的一个县，只有30多万人口，半数的人口姓张。

张其善1936年生于浦江县中余乡浦阳村。它位于浦江县东北部，与诸暨县仅一山之隔。从浦阳村向东走10里地翻过一架山，就是两千多年前“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的故乡了。

浦阳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全村只有200多户人家，并且都姓张。

浦阳村是一个很偏僻的山村，这里四周都是山，但山却不高，在地理学上属于丘陵地带。浦江县通火车，也通高速公路，但都在东部擦边而过。浦江县有一个火车站，过去叫郑家坞，现在叫浦江站。浦阳村距县城70里路，坐火车的话，要步行35里地到诸暨县安华去坐，交通很不方便。直到20世纪80年代，汽车才可以开到村里。

他的家乡距离“天堂”杭州仅仅几百公里，离西施的故乡诸暨就更近了。但这里并不是“天堂”，不是富饶的土地。

村民以农业为生，由于是丘陵山区，土地很少，种稻米的水田不多，主要种的是玉米和白薯。因此，农民平时吃的是玉米和白薯，只有农忙时才吃稻米。

既然是丘陵山区，就要“靠山吃山”。山上林木茂盛，做饭烧火都是上山砍柴，特别是位于杭州南部不远，水土和气候条件好，所以产茶既多且品质上乘，属于“浙江龙井”雪水之绿系列。这是家乡的骄傲。

家乡的四周都是山，向南去县城要翻过“上山5里，下山5里”的大竹岭；向东去诸暨平原也要越过“上山2里，下山5里”的山，才能走到山外去。

这里地是黄土地，虽然是“开门见山，出门翻岭”，但山区也给农民优厚的实惠：四周有大片的竹林。在南方竹子的用处可谓大矣：盖房，做农业和生活用品，也叫“摇钱竹”。所以家乡一般农民可得温饱，小山村自古以来没有地主。

但是毕竟“山多地少”，在过去的生产和经营条件下，浦阳村民自古并不丰衣足食。张其善记得，每到水稻收获季节，村里的人都要搭帮结伙，到40里之外的诸暨，去帮人家收割水稻，以弥补家中口粮之需。

诸暨是富饶的平原地区，水稻种的很多，劳动力又不够。浦江山里人去帮工收割稻子，还要帮助打场，打出白花花的大米来。而浦阳村村民到诸暨来出大力，流大汗，他们能得到什么呢？

他们收完稻子，干完活回到山村时，所得的“工钱”就是打好的稻谷。干得好的可以挑回家稻谷一两百斤。平时吃玉米白薯的浦阳村农民，能挑回家稻谷，当然是兴高采烈、喜出望外啊。

每逢出去帮工的人们，挑着一担担沉重的稻谷，翻过山梁走几十里路回到山村的时候，那便是小小的浦阳村的盛大节日——全村男女老少早早的等候在村口，眼巴巴地望着东方，急切地迎接出门归来的亲人。

不知道等候了多长时间，当望眼欲穿的村民们，看着远远的山路上出现了一支队伍——出门的壮劳力们，沿着蜿蜒延伸的山路，从山上鱼贯下山时，越走越近，越走越欢，各个喜气洋洋地挑着黄灿灿的稻谷，汗珠往下淌，眉眼全是笑。这时，全村的男女老少便会一起涌上去……

2.小小年纪，却记住父亲的话“一笔扫千军”

张其善的父母，是旧中国典型的勤劳善良的农民。父亲，是一个不爱说话、不善表达、忠厚老实的人，性格内向，心地善良。对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他总是笑眯眯的，他的笑容就是他的语言，不由地使人想起杭州灵隐寺那位永远是笑模样的弥勒佛。

父亲是家里农活的主力，繁重的农活儿主要靠他干。他干活是行家里手，样样在行，却不善于高谈阔论，和村里其他人交流也不多，常常是干完农活就回到家里。

母亲却是另外一种性格：能说会道，思想活跃。母亲的家乡离浦阳村20多里路，比浦阳村大一些，高一些，是个半平原。她嫁到浦阳村来算是“下嫁”。

母亲也是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虽不识什么字，但人长得很好看，平时衣着整洁大方，又爱动脑子想办法，遇事沉着冷静，善于处理，善于打交道。

因此，在张其善家里出现了很有趣的情况：一般农民家里，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说了算。而张其善家，父亲不起主角作用，除了干活之外，别的事都是由母亲做主，由母亲“出头露面”。比如，解放前，农村的“税多”，上税都是用米交。他们家每次交税的大事都是母亲“出马”担当。看来，母亲是家里“挂帅”的。

只是很可惜，由于生活条件所限和过于劳累，张其善的父母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间不长，生于1902年的父亲活了七十多岁，在20世纪70年代离开了人世，也算享了张其善的福，过了几年好日子。但是，母亲却去世过早，只活了56岁。对此，张其善内心总抱着敬佩和愧疚的心情。

张其善的父母，前后生了十多个孩子，由于农村的医疗水平和生活条件不好，只活下来4个。张其善是活下来的4个孩子之一，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一个妹妹。

由于家境不好，姐姐和妹妹都没有读书。“穷人家的孩子干活儿早”，张其善5岁就开始随哥哥上山打柴，因为人小不会干，刀砍到了自己手上，鲜血直流。几十年后的今天，手上刀疤仍在。

四五岁时，还有一件事是他必须经常要干的，就是上山挖野菜，因为这是天天要吃的。那时家里粮食不够吃，只能天天去挖野菜来充饥。漫山遍野挖野菜是个苦活儿，特别是夏天最难受，长江下游正处于“火炉”地带，天气闷热，蹲在地上，一点儿风也没有，不但腰酸背疼，一站起来就两眼冒金星，头晕目眩，那是很难受的。

张其善清楚地记得，浦阳村的村民生活基本上都是紧巴巴的，整整一个冬天，家家顿顿都只有白薯吃。要是冬天里哪一天能吃上白米饭，那孩子们都像过节那样高兴无比。

由于姐姐和妹妹都没上过学，后来都在家乡务农。父母肯定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家里再穷也要想办法寻一点钱，让两个儿子上学读书。

当时，村里能去县里读初中的孩子是很难得的。父母亲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千方百计让哥哥读了初中。这件事对张家一家人的生活都影响很大，因为如果不是哥哥读了初中，解放以后也不可能正式参加工作，更不可能供弟弟张其善上初中和高中了。

浦阳村里自古有一块公田，叫“读书田”，是张姓老祖宗祖祖辈辈留下来专为激励后辈子孙奋发读书用的。这可能是江浙一带自古以来特有的社会现象。

什么叫“读书田”呢？村里谁家有人成为全村“学历”最高的人家，这块田就归他家种，归他家收。浦阳村历来田地很少，但这块“读书田”就有二亩地。

自古以来，浦阳村谁家能种上这块田，那可是“名利双收”、光宗耀祖的大事，是非常得意的事。

只是可惜，张家老祖宗如此费心地奖励后辈，期盼山村里能飞出金凤凰，他们的愿望一直落空了——浦阳村自古连一个秀才也没有出过。

到了新中国诞生，土地改革之前，全村最大的“读书人”就是张其善的哥哥，还有其他几个上了初中。所以，张其善家也非常荣幸地耕种过村里的“读书田”。每当提起这件事，张其善辛劳一辈子的父母十分地自豪，十分地开心。

张其善的父亲没有正式上过学，只读过三年私塾，因此也识字有文化。天若下雨，父亲不下田干活了，就在屋里读书，念到得意处便会摇头摆脑，也是一番自得其乐，不能不影响到张其善和他的哥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张其善刚刚三四岁时，父亲就叫他认字，张其善学得很认真，很有兴致。别看父亲在外面是不善言谈、不善交际的人，但在教张其善认字时，对每一个字常常会发一番议论、抒一番情怀。

在向儿子讲“刀”和“笔”这两个字时，父亲说：“自古以来，武将用刀，文臣用笔，打仗就是打天下，打下了天下最后还是靠文臣来治天下。”

不管幼小的儿子是否听懂，是否明白，父亲对武将、文臣大发了一通议论后，又拿出来一本书，书中有一句十分精辟重要的话：“一笔扫千军耶”！

可能父亲当时并未意识到，他对一个刚刚几岁的儿子所发的一通议论，竟让儿子记住了，在幼小心灵里扎根了。张其善后来说：“‘一笔扫千军’这句强调笔的作用比刀大的话给我留下了一生不忘的印象，记得最牢固，在我心里种下了‘读书最重要，我一定要好好读书’的信念。”

小时候，张其善最喜欢老天下雨，那样，爸爸就不下田干活了，就能听爸爸讲故事，让爸爸教认字了。

父亲讲过一个“文武秀才比本事”的故事，张其善一生都记住了：文武秀才谁都认为自己有本事，谁也不服谁，商议通过比赛决胜负。

先比谁能打死蚂蚁：武秀才仗着自己劲儿大，伸出拳头去打，没打死；文秀才不慌不忙，只有手指一按，就解决问题了。

接着比谁把稻草扔得远：武秀才拿来一根稻草，怎么扔也扔不多远；文秀才搬来一捆稻草，扔得很远。

父亲讲的故事，儿子当时听了笑的前仰后合——武秀才怎么这么蠢呢？光凭自己力气大，一点儿也不动脑子，太笨了！

其实，父亲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在引起张其善大笑不止之后，慢慢品味出其中的道理：世界上的事，读书最要紧！做一个人，不仅要有干劲，更要有头脑，智力是第一位的。

张其善完全想不到，这些十分好玩、好笑的故事与童话，竟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3.6岁上山砍柴摘野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浦阳村座落在一面山坡上，而张其善的家，又刚好在坡上的最高处，登高望远，风景很美。山坡最下边是公堂，是村里的公共场所，是全村最热闹最好玩的地方。

儿时，张其善最快乐的事，就是爷爷带他到坡下打铁房看打铁。那里，铁匠们忙碌着，火光四射，经过铁匠魔术般的手来锻打，一块块烧红的铁就变成各种形状的农具、工具，小孩们觉得特别神奇，火星到处乱溅的场面特别好看、好玩。

父亲不仅教儿子认字，讲故事，告诉他认字读书的重要，会动脑筋会思考，也教育儿子在困难的生活条件下要吃苦耐劳，挺身而上。

在浦阳村，家家户户的孩子都要干农活，四五岁孩子稚嫩的肩膀也要帮父辈们挑起生活的重担。

农村的农活又苦又脏，有些费力的活儿特别累，张其善觉得体力吃不消。碰上这种事，有时他就会借口上厕所去躲一躲。父亲看在眼里，也没有责备他，耐心地对他说：“我们男人干活不该偷懒啊。”

父亲的榜样和教育，张其善记在心头，慢慢学会不怕吃苦受累。有时，他和父亲一起在山上干挖山的活，对小孩子来讲，用锹、用镐是特别费劲的，干不了一会儿就累得不行，张其善咬咬牙，坚持着挖山。

路过的乡亲们看到了张其善小小年纪，仍然一锹一镐地挖山不止，很高兴，常常会夸奖几句：“嘿，这么小的孩子都能干这么重的活儿呀？”

每次听见村里爷爷、叔叔们的夸奖，张其善心里觉得很开心——自己的努力干劲得到了大人们的肯定和赞扬，他觉得身体不那么累了。

4.小学全班个子最矮，却考第一名

7岁那年，妈妈送他上了村里的小学。

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村里的学堂只有一个老师，要教一、二、三、四共四个年级的学生，所有的课都是老师一个人讲。

农村小学的教学极为简单，就是先生教学生读书，读了几遍会读了，就叫学生自己去背书，先生就教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小学生的学习成绩怎么衡量呢？也很简单，只要会背了，就算及格了。

张其善头脑很聪明，记忆力很好，每次背书他很快就会了，可是班里有的同学怎么背也背诵不下来，通不过。有一个星期天，妈妈带张其善出门，路上碰见了老师。老师竖起大拇指，对妈妈讲：“你的儿子很聪明，读书很好。”妈妈听了很开心，张其善更是心里乐开了花。这是他孩提时代，第一次听到老师的夸奖。那个情景，一辈子都记忆犹新。

夸奖他的老师姓张，本名张世铭，他待人和蔼可亲，村里人都叫他大王。其实，村里人不知道，他是地下共产党员，是金肖支队一个小负责人。

张老师是个身材高大、魁梧奇伟的男子汉，他上过中学，充满新思想，快乐而活跃，在偏远的山村遇上这样的好老师是山区孩子们的福分。张其善一直怀念和感谢这位“诲人不倦，润物细无声”的启蒙老师。

1946年，张其善10岁了。这一年哥哥初中毕业，只有17岁，到邻县一个很小的村子里当小学老师。每个学期，哥哥有一百斤米的薪水，这在当时农村就是很好的收入了，快够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了。

有一次，家里急用钱，父亲有事去不了，便叫张其善去哥哥那里取钱。山里的路很偏僻，很难走，又听说有野猪捣乱，10岁的小孩子一个人走山路，自然心里又紧张又怕得要命。张其善壮了胆，硬着头皮在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吃力行走，还得四处张望，小心翼翼，走了很久才找到。

哥哥见弟弟满头是汗找他拿钱，心里也感到自豪——他17岁就能给家里捎钱，为父母分忧解愁，怎能不高兴异常呢。

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张其善都是在浦阳村小学上的，五、六年级就要到镇子上的中心小学去上了。中心小学在中余镇，是乡政府所在地。刚好外婆家住在前山脚村，离镇子很近，离中心小学才几百米，因此，张其善上中心小学就住在外婆家里，主要是由舅母关照他的吃饭、穿衣。

在中心小学上五、六年级时，张其善的聪明才智得到进一步的显示。他是全班学习成绩最好的，个子却是全班最小的，坐在班上第一排。到了考试时，坐在后面高个子的同学对老师说“看不清黑板上的题目”，要求到前边来看。其实呢，这些高个子同学是到前面来，偷看张其善答的卷子。

中心小学毕业时，老师对张其善讲：“你得了第一名，回家让你父母送十斤米来。”

回家后，他对爸爸妈妈讲了，爸爸妈妈二话没讲，却是很高兴地说：“该交的，该交的。”

张其善读高小时，老师换得很勤，像走马灯一样，他只记得那位叫他交十斤米的老师，姓陈，是教导主任。

张其善记得，在浦阳村，能上学是很幸运的。他1943年7岁上小学时，村里的孩子只有一半能上学。到1947年他读高小时，在村里人的眼中，他已经算“有学问”的人了。

5.“长大了，我也要留学去”

高小时代，有两件事给他的印象最深。

第一件，是他在镇上不断看到传单，内容是“老蒋难活下半年”。传单只有32开书本那么大，贴在墙上，小学生们争相传看、传播。这是共产党金肖支队贴的，因为金肖支队是当地共产党游击队，所以乡里称之为“土共”。

第二件，是他与哥哥、父亲的一次谈话。

上高小时，有一天他问哥哥和父亲：“小学之后是什么呀？”

回答是：“中学”。

“中学之后是什么？”

“大学。”

“大学之后是什么？”

“留学。”

“那好，长大了，我要去留学！”张其善天真地叫起来。

“你想得美，长大了有没有饭吃还不知道呢，拿什么去留学？”爸爸给他泼冷水。

小学时代，张其善最喜欢的就是背书。当时，老师的考试方法很简单，会背就及格了。他不仅成绩好，背书也成了他的一种兴趣和爱好，因为他从背书中体味到了一种快乐，更感到背书是很有意思的事。

随着年龄和学历的增长，他感到对他来说背书越来越容易了，只要读几遍，就可以背下来。到后来，到了学“数理化”，他越来越觉得背书很有用。上中学、大学时，别人羡慕他记忆力强，他说：“没有别的，就是从小学就背书，练出来了。以前，我还不知道背书有多大好处，后来，越来越觉得背书大有用处，受益终生。

为此，他当了教授以后，还念念不忘对学生们说：

“背书，是个笨办法，也是很实用的好办法。”

张其善根据自己几十年来的切身感受和经验总结，他给学生们的“金玉良言”就是：

“读书，就是要读到会背！不仅是文学、历史，数理化的很多公式是必须会背的，背的滚瓜烂熟最好。”

“我认为会背，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实用的能力。我特别感谢，是小学启蒙老师给了我这种能力。”

6.“飞机真的比天上的鸟飞得快吗？”

童年时期，除了上学，在他的记忆中，有两件最难忘的事。

一件事是，日本鬼子来了，全村人逃难之苦。

1940年，继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沦陷于日军铁蹄下之后，浙江省的杭州、诸暨、浦江等城市，也都被日本鬼子占领了。

虽然浦阳是个偏远的小山村，1942年5月6日，山外边突然传来消息：日本鬼子要进山来了。

这一下，全村人都吓坏了——大家都知道，日本兵是魔鬼，每到一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于是，全村人一起逃难，当晚都跑到深山里去过夜。

逃难是很凄惨、可怕的事，全村男女老少，有病的没病的，都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奔波，这里哭，那里叫，真是让人心酸、愤怒。

爬山时，有一个很陡的山坡，5岁多的张其善怎么也爬不上去，人累得不行，也眼看着陡坡没有任何办法。就在这万般无奈之际，妈妈从身后边一下子把他托了上去。后来，他也感到很惊讶，平常看上去没有多大力气的妈妈，这个危机之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啊。

浦阳村全村村民在山上呆了一夜，又冷又怕，睡没地方睡，坐没地方坐，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天亮，胆大的人先下山回村打探一下。当听说日本鬼子已经走了，全村人才敢回家。男女老少回到村子里一看，房子还好，没有被烧掉。可是，全村人家里的米和值钱的财物，全都不翼而飞了。

后来，他也不断看到，从上海、杭州逃难上山的难民蜂拥而至。这些讲上海话、江苏话、杭州话的难民们，拖儿带女、孤立无援、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张其善这个苦水里泡大的孩子，看到的都是心酸的眼泪，听到的都是痛苦的哀叹。

一天，天空响起“嗡嗡”的声音，孩子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两只小眼盯住头顶的蓝天——“什么东西在天上响呀？”过一会儿，一架铁“蜻蜓”呼啸而过。“日本人的飞机！日本人的飞机！”人们骚动着，叫喊着。

这是这位后来成为“航空工程师”的孩子第一次看见飞机，一架在中国天空肆意横行的强盗飞机，一架把自己同胞炸得血肉横飞的魔鬼飞机。这一年，他刚刚6岁，自然还不懂得这些。

但是，他4岁时就听大人们讲过“飞机下蛋”的可怕故事。张其善所在的小山村，没有被日本飞机炸过，但是，距离他们不远的中余村，被日本飞机炸过，连他外婆家的村子，也被日本飞机炸过。大人们对孩子说：“飞机下蛋了，不得了呀！”

这次他亲眼看见飞机，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不是鸟，怎么能在天上飞呢？”便问爸爸和哥哥。

“那是日本人的飞机。”哥哥告诉他。

“飞机有多大呀？好像只有碗那么大吗？”他又问。

“像房子那么大。”

“里面有人吗？”

“有呀，里面有人开，还能扔炸弹呢！”

听到这里，张其善吓得伸了伸舌头：“哎呀，会炸死人的吧？”

小小的年纪，他心里觉得飞机好神奇呀，不知道飞机怎么能飞上天，也不知道人怎么进到机肚子里去开飞机。

尽管大人们讲日本飞机“下蛋”非常可怕，他仍然对飞机产生了很大的好奇。

“它飞得快吗？”过了一会儿，他又小心翼翼地问。

“快！比汽车、火车都快，最快的了。”大人们觉得这孩子的问题真不少。

“呦，它飞得那么快呀！真的比天上的鸟儿飞得还快呀？”他没敢再问，只是在心里嘀咕着。

关于飞机的传说，就这样铭刻在他幼时的生命年轮里。

历史充满着戏剧性的故事，当年看天上飞机的村民包括张其善自己，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这个贫苦出身的农家孩子会投身到研制飞机的事业里——为了自己的家乡和祖国不再遭强盗飞机的狂轰滥炸，为了祖国的银燕在万里碧空自由翱翔。

7.解放了，辍学在家的孩子有了新希望

1948年，张其善高小毕业了。

小学毕业的他，当然还想继续读书了。前两年，他就向爸爸表达过了这个愿望，甚至还天真的说：“以后我也要出国留学，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家里没钱啊。

望着小儿子眼睛里渴求上学的目光，听着孩子充满期望的童音，爸爸的心里淌着泪：“孩子呀，我们连饭都没得吃，还谈什么上学啊！”

严酷的现实生活，给张其善上了新的一课：“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命真苦啊！”

他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只好眼巴巴的见着有钱人的孩子去县城上中学，他却只能放下书包去上山——砍柴，挖野菜，帮爸爸种田，帮妈妈干家务……

看见自己的同伴背着书包，听到琅琅的读书声，他幼小的心灵上笼罩着一层乌云：“我什么时候还能再上学呢？”

1949年，家乡解放了。当五星红旗在这个山村升起来的时候，家乡巨变给张其善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解放后不久，进行了土改。浦阳村里没有地主，只有两户富农，中农也不过就十来户，大部分都是贫农。张其善家评成份时是贫农。在全村一百多家贫农中，他们家的家境还算好一点的，可以排在第50位左右。

土改前，家里只有一亩多田，土改后家里分到了两亩田。对于多少年来只有一亩多地的农家来讲，真是天大的喜事。父母亲一定是晚上做梦都会笑出声来的。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生命线啊！

解放以后，家里还有一件大喜事——哥哥到县里正式参加工作了，从此家里的生活好过多了，张其善上中学、上大学才有了物质保证。

在解放前，哥哥曾出门到杭州找过工作，在那里当过一年的文书。那时，在村民眼里，去杭州算是出了远门，很不简单了。但是，由于外面时局动荡，难以谋生，哥哥于1948年底又回家了。出了远门的儿子回家了，全家人当然还是很高兴的。

1949年解放了。哥哥到县城里的税务局找到了工作。这在当时叫“参加革命”，是供给制，23级，属于全脱产的国家干部。

哥哥参加工作后是供给制，每月除了公家管吃管住之外，还发3元零用钱。当时，在农民眼中，3元钱也是不小的数目了，可以买30斤米，够一个月的生活了。

哥哥很疼爱弟弟，把每个月的这3元零花钱全部给了弟弟，每个月哥哥一发钱就叫弟弟去拿，如果哥哥出差了，就把钱留下，弟弟去了，局长就说：“你哥哥把钱留下了，你拿去吧。”

这3元钱，对弟弟可管用了，后来张其善到浦江县城上初中，第一年的生活费就全靠每月哥哥给的3元钱了。

说起哥哥，他当时是浦阳村里少有的初中毕业生，在农民眼中就像是个秀才一样了。他中等个子，比弟弟矮一点点，17岁就出去教书，在农村中算是能说会道的知识分子了。他是一个爱动脑子、很活跃的人，平时衣着整洁干净，很注意自己的风度、气质。解放后当了国家干部，总是一身干部服，经常下乡工作。哥哥的思想言行，对弟弟有很大的影响。

1958年，哥哥被民选当了人民公社副社长，工资每月40元，这在当时浦江农村算是很不得了的高工资了。

但是，哥哥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光明磊落。因为敢于向领导提意见，得罪了领导，于是1962年国家困难时期被下放劳动，回到家乡浦阳村了。后来，经济形势有些好转，税务局又把他叫回去帮忙工作了。

1969年，哥哥回到村里当了民办教师。他教书认真，教得很好，深受学生的尊敬与欢迎。还是由于他的个性耿直，后来连民办教师也不让干了。

改革开放后，对哥哥的遭遇进行了改正，每月补发几百元钱。作为农村的知识分子，他在村里写写村史，没事时下下棋，聊聊天，日子倒也过得怡然自得。

姐姐人长的瘦小，很小就给人家去做童养媳了，离浦阳村有几里地，很少回家，和弟弟不经常在一起。

她在婆婆家，什么苦活、累活都是她干，童养媳那一家对她很不好的，因此姐姐土改后又改嫁了。这一家人对她还不错。由于她一生劳苦，身体不好，50多岁就去世了。她生了4个孩子，现在都长大了，生活的很好。

妹妹小巧玲珑，小时很顽皮，与张其善在一起长大。后来嫁到平原地区，生活不错。妹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不认识字。妹妹生了3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和女儿后来在外边做生意，很有志向，有一定的发展。在农村盖了新房子，在农村里算是勤劳致富，相当的不错了。

与家里哥哥、姐姐、妹妹的人生比较起来，张其善算是很幸运了。因为生活的年代不同，人生道路不同，人生机遇不同，哥哥、姐姐、妹妹都有一些人生的苦难与遗憾。在新中国阳光照耀下，在幸运之神的庇护下，正如张其善自己感慨地说：“我幸运地成为国家兴旺发达的代表。”

在后来张其善做了教授时，嫂子对他说：“你哥哥把你培养出来了，以后你要把3个侄子也培养出来。”只可惜，3个孩子都没能考上大学。张其善讲：“要是他们考上大学了，我一定供他们好好的上学。”

现在，哥哥的3个孩子，已经都长大成人了。一个在油田当了司机；一个在苏州做木工，有了户口和自己的房子；还有一个在县城当司机，也盖了很大的房子，生活很好。

时光荏苒，哥哥的孙子们也长大了，学习很好，很有希望。家乡的老祖宗为了鼓励后人读书，专门设立了“读书田”的传统。学着老祖宗的办法，张其善对侄孙们讲：“我要设立一个奖学金，谁学的好就奖励谁。”嫂子对此很是感慨，她说：“像我家有这样的好兄弟，也很难得了。”

平时，哥哥家里有什么急事用钱，张其善马上就寄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