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学

我在小学时不是一个好学生，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的教鞭!

20世纪20年代的小学，教室讲桌上除了放着一盒粉笔和一个板擦之外，还有一根藤子做的教鞭，老师可以用这根鞭子打犯规的学生。不用说，小学生对这个“武器”是很发怵的。

中国过去私塾教育历来只学国文，科举考试只是一篇作文，所以学古文是很重要的。我小的时候，五四运动刚刚过去，在“废科举，办新学”的风气下，在私塾教育之外，兴办了许多公立和私立的新式小学，人们可以选择。私塾多是由一位老师在家里一间屋子里教书，常常是先学《三字经》《论语》，然后是《孟子》《左传》《诗经》等四书五经。一般是一位老师，少则教五六个或七八个孩子，多则十几个，每个孩子每月交几块钱(银元)。有钱的家庭则可请一位老师在家里只教自己的孩子，他们单独负担起老师的“束脩”，即薪水，也就是现在的工资。这种私塾称为家馆。家馆的待遇比较好，课间休息还有点心吃。但是学生都是公子哥，所以很娇气，不但不能打，也不能说，一旦得罪了公子，不但点心没得吃，就连“束脩”也没有了。老师的饭碗丢了，家里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当时办得起家馆的家庭只是少数，所以一般家庭是送孩子去私塾，每月交几块钱就够了。私塾的学生多，老师管得就严，旧的教学法认为不打不成才，所以当学生淘气、背不下书时老师就要打。轻者用教鞭抽身上，重者用木板打手心，可以把手打肿。学生为了不挨打，上课时就要死记硬背一些根本不懂的内容。这种教学方法的好处是学生长大后仍能背诵很多成语名句，可以把一套套成语写成文章，但对学科学是没有用的。

小孩儿到了六七岁，家长就面临选择上新式小学还是上私塾的矛盾。这在现在听起来好像有点儿奇怪，但那时人们对新式小学还不太认识，认为上新式小学念书少，时间都被体育、唱歌、手工占了；而上私塾又只会让孩子背“子曰……”，所以家长心里很矛盾。我父亲选择叫我们上小学，但又放不下四书五经，所以白天上小学，晚上他给我们补《论语》，我现在知道的一点《论语》还是那时跟父亲学的。我只跟父亲学过《论语》，没有学过其他的，但在中学学过一点儿《左传》《榖梁传》《古文观止》等。那时人们对于新式小学的误解，主要是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

北京师大附小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我们小学都是在这所学校上的。小学时我与三姐同班，那时气哥已是三年级。每天由老周拉去，中午他用提盒送饭，下午接回。但到我上三年级时，三姐因病休息，我与气哥每天来回步行上学，自己带烙饼。每天上学虽好，但回家后无人督促。父亲每晚给我和气哥讲《论语》，讲得我昏昏欲睡，于是他就责骂。每逢此时都是乾奶奶来解围，把我叫去睡觉才算了事。

那时正常入学年龄是实岁6岁，而我是虚岁6岁入学，实则是5岁，所以我比其他小孩儿小些。那时就理解课本来说，年龄小的在低年级时要差些。我记得一年级第一课的课文是：狗、大狗、小狗，共5个字，但我只记住了大和小两个字，“狗”字因笔画多不好记，所以不及格。而三姐比我大1岁，5个字她都记住了，所以她及格了。我没到6岁便上学了，并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父亲好打孩子，所以母亲叫我早上学，有点儿避难的性质。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最终还是挨了老师一教鞭。

事情是这样的：二年级时，有一天上算术课，老师一开始就要求心算，他出题后谁先算得就举手，老师叫起立时就要报告得数。我算得慢，所以没举手。但我很羡慕被叫起来的同学，在虚荣心的驱使下我冒了一次险。我想在举手的同时心算，等老师叫我时也许我就算得了，那样我也可以露露脸。于是老师出题后我很快举了手，但被老师叫起时我还没有算得，当然就答不出来。这时他拿着那根可怕的教鞭朝我走来，不由分说狠狠打了我一鞭子。虽然我当时穿的是棉袄，并没感觉打疼，但这一鞭子使我清醒了一辈子。从此以后，我对没想清楚的问题从不敢发言。这件事教育了我一生，使我终生感激老师对我的教导。还是孔子说得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要强不知以为知，那样既害己又害人。

事实上，我小学时在班里不算一个好学生，就喜欢下课踢足球，所以成绩处在下游，家长也不过问。其实，家长督促孩子学习可能比给他东西吃更重要。《三字经》说得一点儿不错：“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不过，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也不可把孩子管死，那也是不对的。现在家长非常重视孩子教育，但有时又过分了。我常常听到家长们抱怨：外国学校教的东西太浅，考试太简单，功课给得太少云云。课余时间外国孩子们大多数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我们的孩子不是忙于完成父母布置的家庭作业就是“沉浸”在琴棋书画中，不少人在星期天还要送孩子到补习学校学算术、英语。家长们在督促严管的同时，往往忽略掉了孩子教育中最重要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反而起到了负面作用。我很欣赏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先生的话：在诺贝尔奖得主中学习成绩拔尖的只是少数，大多数都是中间或中下的。做父母的在严管的同时也应该多给孩子们一点儿自由发展的空间。

气哥上学时成绩也是一般，他课余喜欢演剧。他在高小时每逢游艺会，常被指定与同学董世雄(后名蓝马)一同演出，很受同学欢迎。后来俩人都成为全国著名演员，不能不承认他们有天分。

五哥是我们最佩服的人，他上的尚志中学，每学期学校寄来的成绩单，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他的字写得好，英文自学得也很好，就是性情倔强，不好说话，不赞成的事并不争吵，但就是不理你。我不明白他为了什么事与姐姐争起来，姐姐要他道歉，他就是不道，从此俩人一辈子都不说话，姐姐死时只有他没哭。设想两个十几岁的人之间不会有什么大事，他的倔强性格最后发展到孤僻，影响了一生。

澊弟也是虚岁6岁入学，他上的是宣外大街汇文小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学费高，要求穿制服，但离家近。每星期他们都在权盛里外的广场上练一次队，全校学生穿制服，在洋鼓洋号引导下排队走，很壮观。

由于父亲喜欢京剧，家中买了一把京胡和一把二胡，父亲晚上为我们排演《捉放曹》。我演吕伯奢，五哥演陈宫，气哥演曹操，父亲操琴。我的戏很短，被曹操杀了就完。每次排练乾奶奶就在屋里等到我被“杀”了，就赶忙把我拉走去睡觉。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拉胡琴，后来我们长大了，常常是气哥拉京胡，我拉二胡。五哥不会拉，他唱老生，学的马派。

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也就长大了。当时北洋政府是张作霖统治时代，北京到处是奉军，他们坐车不给钱，随便打人，北京人对他们的蛮横无理非常痛恨。我9岁左右在学校门口看到过高举邵飘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京报》创办人，因宣传革命思想1926年被北洋政府杀害)的血衣游行。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到济南时，日本人在济南酿成五三惨案，但未能阻止北伐军前进，张作霖率奉军退出北京，逃往东北，到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本人炸死。

1947年石挥与哥哥石开合影

北京政府垮台后，父亲便失业了。当时大批政府人员都失业了，北京市面也萧条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