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少壮自负，与日争辉

第一章 荆公非凡的少年路

第一节 盛世奏响的悲歌

北宋神宗元丰八年三月（公元1085年），江宁（今南京）王府。

“咳、咳……”，房间里不时传出几声咳嗽。发出这声音的不是别人，正是曾在北宋政坛呼风唤雨的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御封荆国公——王安石。

这时的王安石已经走下了政治舞台，他避居于金陵，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两年他的身体已经一年不如一年，这时的他刚刚从一次大病中恢复过来，身体仍有些虚弱。但是，此时的他最为关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宋神宗赵顼。在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就已经获悉神宗病重的消息，他知道神宗即位以来兢兢业业、励精图治，身体是被累垮的。虽然知道神宗的病难以痊愈，王安石仍然在心里企盼皇帝的身体能够好起来。

宋神宗

然而事与愿违，正当他在心里默默祈祷的时候，神宗驾崩的噩耗还是毫不留情地传来了。王安石的祈祷没能得到上天的眷顾，宋神宗走完了他短短38年的人生历程。王安石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虽然心里早有准备，这一噩耗仍然把他震懵了。顷刻间，已过耳顺之年的他老泪纵横。

几天后，从巨大的悲痛中缓解过来的王安石，提笔写下了《神宗皇帝挽辞二首》：

将圣由天纵，成能与鬼谋。聪明初四达，俊乂尽旁求。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讴歌归子启，钦念禹功修。

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苍梧云未远，姑射露先曦。玉暗蛟龙蛰，金寒雁鹜飞。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

这两首挽辞情真意切地表达了王安石对那个于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皇帝英年早逝的无比悲痛之情。神宗病逝的消息再次把王安石送上了病榻，他知道自己付诸毕生精力的事业将随着皇帝的离去毁于一旦。他悲叹皇帝早逝、遗憾自己的事业、担忧大宋的国祚。悲伤加忧虑使得他没能再次站起来，当他在病榻上听到司马光拜相之初便大废新法时，心里仅存的一丝侥幸也荡然无存。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已经没有力量再次“以一人之力战天下”了。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初六这一天，王安石似乎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无力地垂下了眼睛，家人的呼唤好似离他越来越远，而他的灵魂似乎又回到了65年前……

北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江西抚州临江军（今江西樟树市）的一户看上去并不十分阔气的人家显得一派忙碌。原来临江军判官王益的续弦吴氏即将临盆。这个家庭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子，但是这即将到来的第三个孩子仍然让王益既紧张又兴奋，这是他和吴氏的第一个孩子。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了人间，接生的人出来向王益报喜：是一个少爷。

宋真宗

说到王安石的出生，据民间传说其出生之时，家人忽然见到窗前掠过一个身影，好似一只獾，所以他的小名又被称为獾郎，王安石也就被民间传说成“狐仙转世”。传说毕竟是传说，“狐仙转世”绝不可能，獾的故事也有很大的虚构成分。但儿子出生，王益自然很高兴，只是那时他不可能知道，他的这个三儿子日后会成为大宋政坛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非凡人物。

王益给这个三儿子取名安石，字介甫。王益在为王安石取名时，可能也是受到了晋相谢安的影响。

谢安，字安石，是王益十分欣赏的一个文人才子。

谢安隐居不出时，人传：“安石不出，将如天下何？”

王益为儿子取这个名字，也是希望王安石以后能成就大事业。不过，他的希望确实得到了应验。

王安石的降临给这个不算大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声笑语。王益对这个儿子极为钟爱，对他寄予厚望。王家在当地并不算什么豪门大户，祖上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功业，能够追溯到的有些名望的先辈也就只有他的叔祖和祖父。王安石的叔祖王贯之于北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中了进士，曾历任通判、知州等官职，最后官居尚书主客郎中，算是王家能够找出的最大的官了。他的祖父王用之也只是做了一个卫尉寺丞的小官。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中了进士，出任建安主簿，是年22岁，此后他在地方任职数十年，足迹踏遍了大宋的多个州府。由于王益在临川是“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因此每到一个地方做官，王益总是要举家迁徙。这样，少年时的王安石就随着父亲辗转到过许多地方，沿途的新奇见闻使得年少好奇的王安石并未感到什么颠沛流离的苦闷。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些广博的见闻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王益虽然算不得什么大官，也称不上什么文豪，但是此人颇有文采，为人睿智谦和，为官清廉。据说在建安任上之初，王益就因为巧妙地解决了赋税难收的问题而颇受同僚的敬佩。因为政绩卓著，不久王益就得到了擢升，他被提拔为临江军判官，就在这个任上时他的第三个儿子王安石降生。在临江军为官没有几年，王益又先后出任新淦县、庐陵县、新繁县县令。所到之处王益都是励精图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所到之处几乎都有关于他的政绩卓著的记载。王益也因此被朝廷加授殿中丞，殿中丞虽是虚衔，但是要知道，当时的县令为七品官，而殿中丞则为从五品，这样一种低职高品的现象在当时并不常见，由此也可知王益的政绩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同时据史书记载，王益为官“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意思是他为官平时很少用刑，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王益对待旁人是如此仁慈，对待自己的孩子更是循循善诱。此后几年之内，王安石的弟弟安国、安世、安礼、安上和三个妹妹相继出生，王益的家庭就一天比一天热闹，一群孩子整天在院子里玩过家家，打打闹闹，叽叽喳喳，好不惬意。有时王益忙完了公事，也出来和孩子们玩一玩。王益对孩子们从来都是和蔼可亲的，很少扮演“严父”的角色，他时常在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和他们说一些仁义孝悌、朝代治乱之类的道理和故事。王益教子，还有一个可取的地方，即孩子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从来不加以限制。所以王安石在临川老家时，书读得很杂很多，比如《山海经》《庄子》《老子》《墨子》《韩非》《史记》《论语》《诗经》《尚书》《周易》《文心雕龙》《左传》等等，凡是能拿到手的书，一律通读。而且据《宋史》记载，王安石从小勤奋好学，博闻强记，读书过目不忘，作文纵笔如飞，情理俱妙，单单这些，就足以比下去很多人。

孩子在年幼时通常都会把父亲当做自己的偶像和模仿对象，而王益的这种言传身教无疑会对幼年的王安石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王安石早年的从政生涯中，王益的这种励精图治的精神在王安石的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江西抚州金溪人。史书记载，其“父吴畋，一生未仕。母黄氏，寡言笑，喜史书，事舅姑，抚子女，穆宗族，擅阴阳之术。”她的伯父吴敏，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中进士，他的儿子吴芮、吴蒙此后也相继高中。因此，吴家在当地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吴氏生在此种家庭，自小接受了较为良好的教育，因此她并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王安石的好友曾巩在为吴氏作的墓志铭，即“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中写道：

夫人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问自下，于事未尝有所专也。其平生养舅姑甚孝。盖侍郎七子，而少子五人，吴氏出也。然夫人之爱其长子，甚于少子，曰：‘吾爱之甚于吾子，然后家人爱之能不异于吾子也。’故其子孙已壮大，有不知为异母者。居久之，二长子前死，夫人已老矣，每遇其嫠妇异甚，而身为字其孤儿，忘其力之惫也。其处内外亲疏之际，一主于恩，有谗讪踞骂己者，数困苦，常置之，不以动声色，亦未尝有所含怒于后也。有以穷归己者，急或分衣食，不为秋毫计惜，以其故至不能自给，然亦未尝不自若也。其嫁三从之孤女如己女，而待长子之母族如己族，盖笃行如此，而天性之所有也。其自奉养，未尝择衣食。其视世俗之好，无足累心者。方其隐约穷匮之时，朝廷尝选用其子，坚让至于数十，或谓可强起之，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强之。及处显矣，其子尝有归志，而以不足于养为忧。

这在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实属难得。

父母的这种才情和品格对家里的孩子们自然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王安石有六个兄弟，他们七个人当中，有四个中了进士，一门父子五进士的现象在宋朝实属罕见。他的三个妹妹也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种家庭教育和氛围无疑为王安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为他日后大展宏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家也因此在数十年后一跃成为大宋朝最有名望的家族。

第二节 韶州三年塑性格

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王益在四川上任不久，因政绩卓著而被提拔为韶州（今广东韶关市）知府。韶州在宋朝属于广南东路（大致相当于今广东省），提起韶州可能许多人并不知道，但是提及六祖惠能，相信只要对佛教有一点了解的人都应该知晓，而韶州便是六祖惠能长期开坛讲经的地方。据《大清一统志·韶州府》记载，当年惠能在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居住时，到湖北黄梅寻师，必经过“控扼五岭，韶为交冲，唇齿江湘，咽喉交广”的韶州。

惠能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和在中国佛教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僧。据传，他是因为早年在卖柴回家的路上听到有人诵读《金刚经》，便萌生了学习佛法之念，并不辞劳苦找到了五祖弘忍拜为师。从师期间，他潜心研习佛法，颇有慧根。五祖弘忍年事已高，打算选择弟子传授衣钵，便命其弟子作偈以呈。惠能的师兄神秀作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勿）使惹尘埃。”五祖认为神秀之偈未见本性。惠能听后亦作偈一首，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听后颇为满意，便招惠能入殿为其宣讲《金刚经》，后传其衣钵，定为传人。接受五祖衣钵后，惠能先是居于广州，此后又久居韶州曹溪宝林寺（今韶关南华寺），开坛讲经，弘扬禅宗。惠能在此传法长达37年之久，影响了华南的诸多佛教宗派，被世人称为“南宗”。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30年），在河南滑台（今滑县）的无遮大会上，惠能的弟子菏泽神会在论辩中辩倒了神秀门人崇远、普寂，遂使南宗成为中国禅宗的正统。

六祖惠能大师

因为惠能的影响，长期被中原视为未开化之地的韶州开始逐渐成为禅宗最为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以至于后世“凡言禅者，皆本曹溪”。而这时刚满十岁的王安石正是求知欲和好奇心最为强烈的年纪，在韶州生活的数年中，他很难不受当地无处不在的佛教习俗和思想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也将伴其一生。

当然，只有十岁的王安石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广博深邃的佛学思想，但是儿童的好奇心使他经常对那些在他看来颇为奇特的佛教传统产生种种不解与兴趣。为此，他时常向父亲询问此类问题，父亲虽然知识渊博，但是也常常不能给小安石圆满解答，这就使得王安石对佛教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我们从王安石一生的诗词中可以看出，他的后期诗词很大部分都与佛教有关。比如，他在《读维摩经有感》中写道：

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

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

这首诗所表达的是他读《维摩经》的感想，主要意思是：诸法无生无灭、如幻如风，所以，“刀割”虽苦，“香涂”虽乐，但是“刀割香涂共一空”。也就是说，念佛之人若已证道，那么即使性命临终时，任其刀割香涂，亦了无动念之事，苦乐皆空。所谓“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是说维摩诘居士虽然以病身在家，但仍然为众生讲说“诸法皆空”之理。这就是王安石对佛教“空”的理解。

除了他的诗词外，据史料记载王安石还注释过多种佛经，但是没有一本能够流传到今世，实为遗憾。

如果说是因为在韶州的见闻使得王安石开始潜心研究佛教，似乎有些不太确切。一个十岁的孩子尽管可能对新奇的佛教习俗和思想产生不解与兴趣，但是他是不太可能对佛教思想有什么深刻认识的，更不可能在那时就立志研究佛学。宋朝著名词人苏轼提到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时说，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无论王安石是何时与佛教发生密切联系的，他在韶州之时与佛教结缘是毫无疑问的改变。

纵观王安石的一生，他自成人以后对于佛教的喜爱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在其20至30岁之间，王安石在《修广师法喜堂》中，作有“始知进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贤愚；会将筑室反耕钓，相与此处吟山湖”之包容、肯定、向往佛教的诗句；在30岁至40岁之间，王安石作有《城陂院兴造记》，并对城陂院中的僧人法冲予以褒扬；在40岁至50岁之间，王安石写有《寄育王大觉禅师》、《华藏寺会故人》的禅诗；在其50岁至60岁之间，他写有大量的佛理诗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将自己的田地家产全部赠与佛寺；自60岁直到去世，王安石不仅频繁地与僧人同游，写出了大量的佛理诗作，而且还鼓励他人学习佛教，他在《拟寒山拾得十九首》中写道：“勇有孟施舍，能无惧而已。若人学佛法，勇亦当如此。休来讲下坐，莫入禅门里。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

在韶州的生活可以说是王安石少年生涯中的一段十分重要的经历。韶州地处广东，远离中原文化的熏陶，此地居住的多为被当时的中原人视为“未开化”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落后，在中原地区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在此的影响力甚微。据说在当时的广南路一带，经常可以看到年轻的男女手牵手走路，显得异常亲密。尽管六祖惠能曾在此长期传道，韶州也成为重要的佛教名地，但是当地风俗遗传了数百年，即使是在佛学昌盛的时候也没能彻底地改变当地一些与中原地区格格不入的“落后”习俗，而当惠能坐化之后，这一地区就再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一些人甚至认为，此后的佛教不仅未能使其“开化”，反而连自身都受到了当地风俗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古代一位名士的著作中甚至还曾提到过这样一桩奇事。

一个北方人来到广南，恰遇一家办喜事，他就来凑热闹。等了好一会，忽听众人高呼“王郎到了”，他就赶紧去看，这一看不要紧，却是惊得他瞠目结舌，原来这个新郎竟然是一个和尚。此人大惊之下作诗一首，曰：“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中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

这段故事的真假已经无从考证，但是诸多的历史资料表明，当时的广南地区确实是存在许多在当时受儒家学说熏陶的中原人看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风俗。以前一些当地的官员多认为这些都是几百年一贯的风俗很难改变，只要不是犯了什么大事，也就不加以管束。然而，王益到任后却对当地的这种风气进行了专门的整治。

王益是受到封建纲常礼教熏陶的读书人，他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等儒家说教，因此他在任期间，严令禁止男女在公共场合嬉戏，如有犯者，必当严惩。就这样，在王益上任后不久，当地的风俗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尚且不论他的这种做法是否合理，但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王益的这种改革是符合某种“潮流”的，它促进了偏远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融合，促进了被当时的主流社会认为正统的儒家思想的传播，对当地风气的净化与“开化”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王益在韶州任上时还曾发生过一件趣事，说是韶州下属的翁源县境内山高林密，常有老虎出没伤人害畜，成为一大祸害。事情上报到王益这里，王益便下令捕杀老虎。数月后，有人来报说是翁源县打虎成绩甚大，特献上五颗老虎头给王大人。同时他们还声称这些老虎是自杀而死，甚至说这是因为王益到任后，励精图治，使得当地政通人和，连老虎都深受感动，悔不当初，便都自杀而死。这些人还写了一篇溢美之词，让王益转呈上级。王益听后只觉得好笑，这种事无论聪明人还是笨人都能看出是下面的人在刻意讨好。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些人的“好意”，并劝说这些人以后不要再做出此种事情了。

王益在韶州为官三年，在当地移风易俗、整肃治安、兴修水利、教化民众，使得当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之景。王益做事十分果敢，在任上颇有政绩，敢于去打击那些豪门世族，维护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对功名利禄也不十分热衷。他为官一直有一种思想，那就是功成身退，对于仕途上的飞黄腾达并不十分在意。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灵谷神仙宅，言归肆目新。

山光远如画，秋色老於人。

世事棋争劫，人心变海尘。

功成思范蠡，湖上一闲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益为官做人的这些特点在王安石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体现。王安石在初涉政坛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去追逐高官，这与王益的这种思想是不无关系的。

年少的王安石以为自己还会在韶州这个地方继续住下去，但是很快一个消息就把他们一家送回了临川老家：王益的母亲去世了。按照朝廷之制，王盖必须要回乡守孝三年。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王益带着一家人匆匆忙忙赶回了临川。而就在回临川的路上，王安石碰到了一个人……

第三节 巧遇博弈伤仲永

王益带着一家人从韶州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江西抚州，其间路过了王安石的母亲吴氏的娘家——金溪。虽然母亲病逝让身为孝子的王益归心似箭，但是路过妻子的娘家而不去拜访似乎有所不妥，一路的颠簸也让这一家人需要一个短暂的休息。就这样，他们在王安石的舅舅家暂时住了几天。就在这歇脚的几天里，王安石想起了他很早以前就听说过的一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当地有一个很有名气的神童，名叫方仲永，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哭着闹着向他的父亲要笔、墨、纸、砚这些东西，而这时的他还从未见到过这些东西。他的父亲虽然很是惊奇，但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还是把这些东西都借了回来。方仲永拿到这些东西后，当即就写了四句诗还题上了自己的名字，据说这首诗是以赡养父母、团结同宗同族为内容。他的父亲看到儿子的这首诗后立即把它拿给全乡的秀才传看，一时间方家生了个神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乡。

此后，经常有人慕名而来，让他作诗、题词，而方仲永每次都能指物作诗，作出的诗无论从文采上还是道理上都有一定的水平。这下方仲永更加出名了，当地一些人都很好奇这个神童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此他们就不断地邀请方仲永的父亲来自己家里做客，甚至还有人花钱请方仲永作诗。小神童的名号在金溪越传越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方仲永的那个见钱眼开的粗俗父亲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把这当成了发财致富的一条捷径，整天带着小仲永走门串户，表演作诗的才能。

想起这个故事以后，和方仲永差不多大的王安石对这个神童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而此时恰好在舅舅家见到了这个传说中的神童。乍看之下，王安石并未觉得眼前的这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于常人之处，但是，他想既然当地人都这么说，应该不会有假。于是，王安石打算出个题目来试试眼前的这个传说已久的神童，至于王安石出的是什么题目，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据王安石自己的回忆，当他出题让方仲永作诗后，方虽然很快地作了出来，但是他作出的诗让王安石颇感失望，这首诗只能说是文句通顺而已，远称不上什么文采。他认为方仲永的诗与其名声不符。据野史记载，王安石看了方仲永的诗以后，很不以为然。当天晚上，王安石想再次去试探一下方仲永的才能。他走进舅舅为方仲永安排的西厢房，让他以盆景为题作诗，小仲永也是很快作出来了，但是诗的水平跟白天作的没有什么区别，因此，王安石对这个天才少年由过去那种强烈的好奇转变为无限的惋惜。他很想知道为什么大家口中的那个五岁便能指物作诗的神童竟是这般光景。细细打听之下，他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原来，方仲永的父亲见到当地不断有人邀请他们父子二人去做客，还花钱请自己的儿子题诗，便将此当做谋生之道。他带着儿子四处做客，有请必到。这样一来，虽然方仲永的名声越来越响，他的家里也有了一些可观的收入，但是小仲永疲于奔波表演无法进一步学习和提高。通过了解，聪明的王安石知道了个中缘由。在舅舅家短暂的休息后，他跟随父亲一起回到了临川老家。

这件事对少年王安石影响颇大，他一直都记着这个叫方仲永的神童的故事。七年以后，王安石在从扬州回家的路上再次在舅舅家做短暂的停留。他又想起了方仲永的事情，于是向舅舅打听。舅舅回答说：“方仲永的才能已经完全消失，他已经不能作出一首让人称道的诗了，现在的他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整天忙着下地干活，侍鸡弄鸭，学会的那几个字早就忘光了。”

这件事情对王安石的震撼非常大。事实证明，没有什么所谓的神童，成功的背后只能是艰辛的努力。为此，他在《忆昨诗示诸外弟》一诗中写道：

丙子从亲赴京国，浮生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西月挽舟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意思是说，从他到江宁之后，端居家中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时光如梭，时不我待，一个堂堂七尺男儿，如果不早点确立明确的志向，等到青春年华逝去以后，留下的只是终生的遗憾。于是，他谢绝了一切交往应酬，也不再流连于湖光山色之中，而是闭门苦读，潜心钻研学问。

神童的故事王安石一直记在心里。后来他专门做了一篇文章来回忆这件事，这就是流传后世的《伤仲永》：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话是王安石从这件事中得出的结论，大致的意思是，方仲永的领悟能力是天生的，他的天赋的确比一些人高。他之所以最后沦为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像方仲永那样天资聪颖的人都会因为没有受到后天教育而成为一个平凡人，那么天生就很普通的人，又不去接受后天教育，恐怕连成为一个平凡的人都很难吧。

王安石把此文章定名为《伤仲永》，一个“伤”字凸显了他对于方仲永由一个神童变为凡人的惋惜，和对那个一手摧毁了自己儿子前途的父亲的责难，更进一步的是他表达了对一些本来天资平凡的人不认真学习的不满。可以说，在少年时代王安石能够见到方仲永这么一个人是幸运的，他从方仲永的事情中得到的启示让他一生都受用不尽。因为，王安石是一个与方仲永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他也是一个“神童”。

第四节 少年才情领风骚

现在能够见到的诸多关于王安石的史料里，大多对其做人做事持批评态度，然而对于王安石的才能，尤其是文采则都能做到实事求是地评价。如《宋史·王安石列传》虽然总体对王安石持否定态度，但是一开篇谈到王安石的天分时却写道：“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少年时是属于“神童”这一级别的，也是一个天赋极高的人。

说到王安石的聪明，有这么四个故事可供大家欣赏。第一，据野史记载，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为有这么个聪明伶俐的儿子感到非常高兴，他也常常会出一些问题来考考儿子。有一年秋天，屋外下着雨，王益坐在屋内，他忽然召来王安石对他说道：“安石啊，大家都说你聪明，可是我有点不信。我坐在屋里，如果你能叫得我站到院子里去挨雨淋，这样才算你是真的聪明。”王安石当然知道这是父亲在考自己，于是他笑着对父亲说：“爹爹，下雨天当然是坐在屋里，我怎么能让您到屋外去淋雨呢？”王益就说：“那这样就是说明你不算聪明。”王安石想了想又接着说道：“如果您能站到外面去，我就有办法把您请到屋里来，您信吗？”王益一怔继而笑着答道：“我不信！”但是，他还是起身走出了屋子站到了院子里，他想看看这个聪明的儿子是怎么让他回来的。

可是，他在屋外的雨中站了好一会却不见安石让他回屋。于是，他笑着对屋里的安石说：“怎么还不开始，是没有办法了吧？”这时却见王安石回答：“您不是让我把您叫到屋外去淋雨就行了吗？您这不是正淋着嘛！”说完还一脸坏笑地看着父亲，这下王益才算反应过来。他没有一丝气恼，反而笑着对儿子说：“看不出你果然有两下子。”这时王安石又对父亲说：“爹爹您快进来吧，淋雨久了会生病的。”王益便走进屋内，王安石说道：“您这不是又让我请回屋里了嘛！”说完，父子两人便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据说王安石小时候，在下马山的榉林书舍读书，离书舍不远的流坊街口有一个面馆。王安石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家面馆门前经过，并经常在这里吃早点，久而久之，和面馆的老板、伙计都相识了。有一天，王安石又到这家面馆吃面。进门后，找了个座位坐下，老板、伙计有心考考他，故意不给他端面。王安石等了好久，看见后进门的人都吃上了面，便问跑堂的伙计：“师傅，我的面做好了么？”伙计答道：“就来。”不大一会儿，只见跑堂的伙计手中拿了一双筷子交给王安石道：“伢仔，你的那碗面做好了，大师傅说要你自己去端。”王安石也不计较，径直来到厨房，只见灶墩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滚烫的面汤快要溢出碗外，大师傅笑眯眯地对王安石说：“伢仔，这碗面是我特意为你做的，味道格外好，肉也特别多，你能把它端到堂前去，不泼掉一滴汤，算你白吃。”王安石问：“此话当真？”大师傅说：“偌大的一个面馆，还出不起一碗面么？”好一个王安石，主意还真不少。只见他用筷子轻轻地往碗里一伸，把面条挑起了起来，碗内自然只剩下半碗汤了。就这样，王安石左手端着碗，右手拿着筷子挑着面，顺顺当当地把一碗满满的热面条端到店堂前，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面馆里的人都跷起大拇指称赞道：王安石真聪明！

第三，相传王安石小时候就有远大的抱负和惊人的才华。一年夏天，天气炎热。教书先生给学生们出了几道题后，自己就坐在书案前闭目养神，随后呼呼大睡起来。学生们做完功课，见先生还在睡觉，便悄悄溜出学堂，到野外玩耍去了。瑶田村头有口水塘，名叫瑶池，塘水又清又凉。孩子们在王安石的带领下跑到塘里洗澡。小家伙一个个脱得精光，“扑通扑通”跳进了水里，顿时水花四溅，笑语欢腾，好不快活。老先生一觉醒来，看看天，星星都出来了，学堂里空空如也，知道睡过了时辰，便缓步走出学堂门。一阵清风送来孩子们的笑闹声，老先生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循声走去，上了一个土坡，只见孩子们正欢快地打着水仗，映在水里的星星一闪一闪，摇曳不定，老先生气得胡子直抖。第二天上课时，老先生出了一个上联要大家对，对不好的学生要受罚。这个上联是：“弟子贪玩荒学业。”王安石站起来对道：“先生爱睡误弟子。”老先生一愣，又出了一个对子：“夜闹瑶池，搅动满天星斗。”暗示他知道学生们下塘洗澡的事了，并对王安石怒视道：“王安石，你来对！”王安石想了一下，从容对答：“晨破书海，重整万里江山。”“对得好！”老先生大喜，心里一高兴，对学生的诳师之罪也没有再加追究了。

第四，王安石从小天资聪颖，诸子百家书无所不读。他小时候曾到灵谷峰山上的龙甲书院读书。龙甲书院是一位饱学老儒创办的，他利用这里山清水秀、环境幽静的良好读书条件，设馆授徒，少年时的王安石就是慕名来此求学的。这位老先生学问渊博，通晓古今，教授又得法，王安石简直如鱼得水，常常不分昼夜发奋苦读。有一次，他又读了一个通宵，到了旭光临窗，他书案上的油灯依然燃着。那时候书堂是由学生轮流负责做饭的，这一天正好是轮到王安石，可是他今天读到了一本好书，便把什么都忘了，不仅忘了吹灭油灯，还忘了煮饭。直到日上三竿，煮饭时间早过，先生见厨房里没有动静，便来查问，见王安石坐在书案前埋头苦读，便揪着他一只耳朵，拉他到屋外面看太阳已有多高。这时，王安石才记起今天该是自己做饭，急急忙忙跑进厨房，取出纸媒到留有火种的火笼中点火，没想到火种熄灭了，王安石急得没有办法，只得心急如焚地跑下山，到村庄里借火。半晌过去了，王安石才满头大汗跑了回来。先生假装生气地问：“去何处了？”王安石急忙回答：“学生去村里借火，准备做饭。”先生忍住笑，说：“你舍近就远，难道你案上那盏亮着的灯不能取火，非要去山下借火不成？”王安石看到案上那盏还点着的油灯，才醒悟过来。当王安石拿着纸媒准备跑进厨房去做饭时，同窗们都笑着走了过来，拉着王安石的手说：“不要去了，你还是赶紧去吃饭吧，如真等你借火回来煮饭，我们和先生的肚子恐怕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原来，王安石跑下山后，先生让另一个学生把饭做好了。

老先生罚他作了一首以“误炊”为题的五绝诗，王安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接着吟哦道：“苦读天已晓，日高竟忘饥。早知灯有火，饭熟几多时。”从此以后，王安石读书入迷、忘记灯有火的故事，便传为佳话。

这些事的真假已不可考，后世杜撰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王安石的才气是得到人们认可的。有着高于常人的天赋，并且生长在一个可称得上是书香门第的家庭，这对王安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据王安石自己说，“某生十二年而学”，也就是说他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在真正地汲取知识了。王安石读书博杂，才高志大，也有点恃才傲物，瞧不起那些整天只会吟诗作对，到老来还是“白发死章句”的所谓骚人墨客。所以，王安石绝不死读经典，每每有自己的见解，如有疑问常常反复思考。这种读书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培养了王安石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政治眼光。王益在家守制的三年中，也正是王安石意气风发、恃才傲物的典型时期。这段时间里，王安石迸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虽然这时候的诗作大多显得青涩，内容也多显单薄，多是吟风弄月之作，但却是王安石少年时代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后来，他在回忆起这一时期自己的生活与思想时，在《忆昨诗示诸外弟》中写道：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在这首诗中，第四句与第六句最能代表作者当时的心境。“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这句最为直接地表达了13岁的王安石气吞山河般的豪情壮志。同时，我们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中可以看出王安石青春年少的时候并没有一心沉醉于游山玩水与吟风弄月，他毫不掩饰自己要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博轩冕”，即博取功名。诗中，甚至连被统治者和知识分子视为圣人的孔子、孟子都成了他揶揄的对象，他讥笑他们空守着圣人的光环却不能积极争取功名利禄，反而最终落得饥寒交迫。

年少的王安石能够有如此现实的想法，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注定不会做一个闲云野鹤般的骚人墨客，虽然有看诗人们天赋，但是他更看重的是能够造福世人、流芳百世的功名。正是因为王安石在少年时代就为自己设计好了明确而远大的人生目标，在此后的北宋政坛上才会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中国历史上才会有他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试想，如果王安石安于悠闲的生活，或许他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文学家，但是中国历史上将会少了这么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历史或许也将改写。

王益在家守制三年，这三年也是王安石发愤读书的三年。他少年意气挥斥方遒，豪气冲天，秒杀众生，大有一股“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劲头。当时的北宋虽然才传到第四位君主仁宗赵祯，历时不过六十余年，但是整个社会并没有显现出一个新时代的勃勃生机，反而是沉积多年的各种矛盾、危机开始逐渐爆发。

当时的北宋，农民生活非常贫困，太宗时就已经出现的“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更为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的反抗斗争频繁出现。宋辽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西夏势力又开始兴起，李元昊自称西夏之主，对宋朝虎视眈眈，边境摩擦不断，狼烟迭起。适时，岭南叛乱，西夏寇边，世无英雄，一时举国惶然，文官们只知纸上谈兵，没人敢上前线，急得仁宗在朝堂上大骂。

西夏王李元昊陵

这个时候的王安石虽然年少，但他已经开始关注国家大事。他在15岁的时候就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写了一首诗，名为《闲居遣兴》。

惨惨秋阴绿树昏，荒城高处闭柴门。

愁消日月忘身世，静对溪山忆酒樽。

南去干戈何日解，西来驲骑此时奔。

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仔细论？

这首诗也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王安石最早的诗作，在他早年肯定还写有多篇诗文，但是都已失传。通过这首诗的刻画，一个身在“荒城高处”闭门苦读，却忧虑国家安危，想要纵马扬鞭、为国效力的年轻人的形象跃然纸上。王安石逐渐摆脱稚嫩，开始了由年少轻狂的少年向一个胸怀大志的青年的转变。

在老家的三年，王安石潜心研习，奠定了此后建功立业的坚实基础。而就在这三年中，王安石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与自己的表妹相识了，而这个表妹日后也就成了他唯一的夫人——吴氏。虽然并无史料证明王安石和吴氏是在这段时间里私订终身的，但是两个正值青春年少的少男少女，在长期的相处中互生爱慕之情也属人之常情。而在此后的一生中，王安石都对夫人恩爱有加，终身未纳妾，这在封建社会实属非常之事，况且后来王安石身居高位、权倾天下更显难得，或许是少年时期的那段生活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吧。

第五节 人生转折的风雨

时光飞逝，转眼间王益在家三年的守孝时间已过，按照惯例，王益需到吏部报到，等候重新起用。于是，王安石跟随父亲一起再次踏上了背井离乡的旅途。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他们一家人来到了当时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封。虽然一路舟车劳顿，但是这是王安石第一次来到如此繁华的大都市，他被各种各样新奇的景象所吸引，眼界也更加开阔。

在王益一家进京半年后，即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春，王益等来了朝廷的起用，他被任命为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通判，旋即上任。就这样，17岁的王安石跟随父亲第一次来到了这个将与自己的一生结下不解之缘的城市──江宁。江宁府为东南重镇，六朝古都，此地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六十余年前这里曾是南唐都城。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自然对王安石的求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江宁居住的日子里，王安石仍旧闭门苦读。他此时的志向在于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效力，他常常以稷契自比，勉励自己要像他们一样建功立业。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在这三年里，王安石遍览诸子百家，甚至连《难经》《素问》《本草》等医书和各种小说也不放过。在这一时期，他还对早就有所接触并感到好奇的佛教经典进行了更深入的学习。不仅如此，他在读书之余还时常出门寻访农家和市民，“农夫女工，无所不问”。这一时期的学习经历，无疑为王安石的渊博学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持续多久，在他们一家到达江宁的第三年，王家发生了可谓是晴天霹雳的大事──一家之主王益去世了。王益兢兢业业效忠朝廷，最终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年仅48岁。王益一生清廉公正，为官多年不置产业，他的去世让这个家庭一下失去了支柱和依靠，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王安石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地安心读书了。看着一家人终日哭泣，王安石的心中只有悲伤和迷茫，他不知道在父亲走后这个家庭怎样才能继续生存下去，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何去何从。王安石静静地坐在草屋门口，看着夜空中星光闪烁，月隐云疏，他陷入了沉思：光明似箭，江河不归，如果不趁早立志，只怕年华老去之时，也只能空叹白发与流年了。

孟子的一句名言，“虽千万人，吾往矣”，成了王安石的座右铭。也就是说，只要认定是正确的道理，就是有千万人反对，我也要坚持。正是这句名言，成了王安石日后变法时的精神支柱。

这一时期的经历王安石一生都难以忘怀。在《忆昨诗示诸外弟》诗中，他这样写道：

旼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曦。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

王益去世后并没有按照一般习俗把遗体运回老家临川安葬，而是暂厝于江宁，直至九年后才正式安葬于牛首山。据说安葬于江宁是王益临死前的遗嘱，因此王益死后王家人还是继续留在了此地。从此江宁成了王安石的第二故乡，最终也成为他的魂归之处。

王益去世后，王安石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从丧父之痛中摆脱出来，但是他明白，人死难以复生，活着的人仍然要活下去，而自己已然成年，就必须承担起照顾一家老小的重任，让这个遭受无情打击的家庭不仅能生存下去，而且要比以前更好。王安石在少年时代就已经立下了建功立业的鸿鹄之志，而实现这个志向的唯一途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其实在王益去世前，王安石就已经决定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王益的突然去世使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了这个念头，因为要为父守孝，王安石要在三年后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在这三年中，王安石的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感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担压在了自己的肩上。此时的王安石不仅是要实现自己的报负，还要继承父亲的遗志，肩负振兴家族的使命。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他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个家庭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多年的积累似乎正在等待着三年后的爆发。

在为父守制期间，21岁的王安石与两个哥哥王安仁、王安道一起进入了太学，兄弟三人在当时的国家最高学府里学到了很多平时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在这段时期，王安石还结识了一个朋友，此人名叫李通叔，字不疑，福建人。在太学诸生中，王安石第一眼就注意到了这个有着君子风度的人，在和他继续接触后，王安石认为其言也堪称君子，于是他想与这个容也君子、言也君子的人交朋友。李通叔也对这个小自己七岁却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颇为欣赏，两人很快就成了朋友。王安石还做《太阿》一诗赠与李，李亦作《双松》一诗回赠王安石，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王安石在回忆与李通叔的交往时说：“自予之得通叔，然后知圣人户庭可策而入也。”可见王安石对李通叔的为人和文采都是十分推崇的。但是，李通叔却在太学的选拔考试中惨遭淘汰，在回乡途中乘船至建溪时因溪水暴涨不幸翻船遇难，时年28岁。惊闻噩耗的王安石悲痛异常，他提笔写下了《李通叔哀辞（并序）》一文。

文章较为详细地回忆了他与李通叔的相识与相交，对李通叔的英年早逝深感悲痛。他写道：

我思古人兮维友之求，燕处日讲兮行相为谋。相翼以进兮相持以修，要归于道兮不入于尤。卒圣若贤兮其本则然，我无以是兮甚惧以忧。猗嗟吾子兮畜德挟材，杰然自如兮不群庸游。考讲六艺兮造穷微深，匪富贵慕兮匪贱穷羞。曰予既逢兮朝夕其旁，仁义之光兮忠信之陬。邪志荡夷兮正气独完，吾子赐我兮于安以畴。尚曰子兴兮羽仪于世，吾君德泽此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怜兮陨子于溪，子生适然兮欲谁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辽，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谁得子尸？谁于棺兮谁坎于丘？予欲恸哭兮子岂有闻？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这篇悼词文笔流畅，真情流露，令读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王安石内心的丧友之痛，不禁感叹天妒英才！

好友的突然离世让王安石很是苦闷了一阵，但是他仍需打起十二分精神，因为他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自己，他也将迎来生命中的第二个大的转折。

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王安石三年孝满，决定进京赶考。次年，王安石又一次来到了京城——开封，踏上了施展抱负的第一步。当时王安石投宿在庆远客栈，住在这里的大多是来应试的举子。望着这些陌生的面孔，王安石心里有一个愿望，那就是结交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天，王安石正在房内温习功课，突然被隔壁的谈话吸引住了。说话者虽语气平和，但话语间流露出一种特有的沉毅与坚定。这个人也许真的是个有见地的人，王安石想：我得会他一会。于是他敲开了对方的门，在对方诧异的目光下，王安石看到那个人二十多岁，面庞消瘦，但目光却炯炯有神。王安石朝屋里的人作了个揖，道：“在下王安石，刚才在房里听到阁下的高论，甚合我意，故而唐突前来，想结识兄台。”那人面带微笑说道：“在下曾巩，今日能有幸认识安石兄，幸会幸会！”就这样，两人开始了促膝长谈。

曾巩虽然满腹经纶，却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朝廷的赏识，最后只能黯然离开京城，但是他与王安石的友情却一直保持下来。在与王安石相识之后，曾巩阅读了多篇王安石的文章，读过之后颇为钦佩，深感王安石是个可塑之才，颇有点相见恨晚的味道。曾巩对这个年轻人的文采大加赞扬，甚至把他与唐代两位著名的诗人韩愈、孟郊相比，并把王安石的文章介绍给了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欧阳修。欧阳修比王安石大14岁，中进士后也在地方干过几年，当时为集贤院校理。

宋时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称为三馆，又名馆阁，主要职能是收藏、校理典籍及修史，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博物馆，苏轼就曾在史馆担任过职务。

所谓集贤院，顾名思义，在里面的都是贤人。可以说，集贤院是中低级官员们通往高层的一个阶梯。所以，在集贤院任职又称清要之路，虽然很清闲，但是很重要。集贤院最高长官称大学士，由宰相兼职，下设学士、直学士、修撰、校理等职位。欧阳修当时主要负责校理，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馆员，其实也就是对典籍进行勘校和整理。

苏轼（张大千画）

欧阳修

欧阳修慧眼识英雄，看了王安石的文章，大为赞赏，还亲笔把王安石的几篇文章抄了下来，慢慢品读。

欧阳修在当时颇具名气，能让这位大文学家钦佩的人并不多见，可见王安石在文学上的造诣确实非同凡响。世人皆认为能让欧阳修赞赏的人必得状元。

这一年，王安石参加了朝廷举办的科举考试。当时的考试，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难度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只有举人才有资格进京考试。一次进京考试的全国举人大约有两三万人。考上的，就是进士，当时全国每三年只取进士四百名左右，考上了进士，就有机会做官，那就意味着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而且还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因此为许多读书人所向往，没有不想来拼一把的。

当时宋朝的考试制度非常严格，凡是涉及考试的大臣都要被关50天禁闭，批阅试卷时看不到考生姓名。为了防止有人认出笔迹，阅卷前，所有试卷都另找人重抄一遍。如果没有人作弊的话，考试成绩还是相当可信。

王安石在参加考试的时候，心无旁骛，加上他才学出众，他的试卷答得相当出色，主考官看了交口称赞，当时就内定为第一名。

王安石的文章交给皇帝审阅的时候，是排第一的。如果不出意外，王安石就是状元。当时的状元每三年才会有一个，可见能做状元者必定是才华横溢、德才兼备之人。

放榜的时候，王安石并没有像其他考生一样挤去看榜，而是静静地坐在客栈里读书。榜出来后，王安石却是第四名，没有当上状元。

对外说的原因很简单，当考官们把已经排好名次的前十名考卷进呈给仁宗皇帝时，王安石排第一，王珪（音归，同圭，美玉，故人亦称王珪为玉相公）第二，韩绛第三，杨寘（音置，同置）第四，但因王安石赋中有“孺子其朋”一语，惹得仁宗大不高兴。至于仁宗为什么不喜欢“孺子其朋”四个字，野史正史各有猜测，再加上仁宗也不喜欢王安石冷峻峭拔的文风，所以向下压了压，和第四名调了个个，让杨寘当了状元。

据记载，杨寘是当时的知制诰杨察的弟弟。知制诰，也就是皇帝的秘书，可以看到很多内部文件。

杨察偷看到送上来的卷子中，弟弟杨寘排第四名，就提前派人密报给杨寘。据野史记载，仁宗皇帝取杨寘为状元，是因为曹皇后看中了杨寘，想要招为侄女婿，不然为什么不取第二名王珪做状元，而是挑到了第四名呢。

当王安石得知自己没有拿到状元后，很冷静，他对曾巩说：“状元不状元无所谓，历朝历代，也有很多状元，但真正能成就一番事业的，又有几人？”此后，王安石再也没有对别人提过状元的事情。“然荆公生平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耶。”因为王安石知道，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一定要争得头魁，而是自己的能力和进取精神，能把自己的毕生所学运用到实践中去，至于那些虚名，有了更好，没有，也不必强求。

宋仁宗

这次考试的状元杨寘、榜眼王珪、探花韩绛，后来都成了王安石的朋友，对变法多少都有些帮助。韩绛和韩维是仕宦子弟，外祖父王旦是真宗朝宰相，父亲韩亿是仁宗景祐间副宰相，当时韩绛、韩维和韩缜合称“三韩”，经常与梅尧臣、欧阳修等人谈诗论赋，皆有才子之名。韩缜也是本年进士，后来在神宗朝做到了枢密院使。

对王安石影响较大的是韩绛和韩维，韩绛进士及第后，对王珪等人的态度都很一般，唯独佩服王安石，认为王安石有经天纬地之才。韩维、韩绛做过太子赵顼的伴读，兄弟二人经常在赵顼面前提起王安石，并推荐王安石的文章给赵顼看。赵顼看后，对王安石的文风和观点都很佩服，曾提出要提拔王安石到京城来陪自己读书，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搁浅。后来赵顼当了皇帝，第一个想到的，自然就是王安石。

可是，到后来韩维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韩绛全力支持王安石，兄弟俩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顺便提一下，这一年的进士中还有一个并不为许多人所知晓的黄庶，知道他的人不多，但他儿子名气很大，这就是黄庭坚。当时还有一个进士——吴充，后来成了王安石的儿女亲家。

在当时，有了功名的人往往受到豪门大族的青睐以至联姻。比如状元杨寘被仁宗曹皇后看中之后，由她做媒，把娘家真定王府的侄女嫁给了他。据传，王安石也被当朝老宰相吕夷简看中，派人请王安石到家里吃晚饭，王安石深知其意，因为已和吴家表妹订了亲，所以婉拒了吕的邀请，由此得罪了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吕公弼兄弟俩。

不管怎样，王安石总算是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目标。当时，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似乎庆幸自己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对自己、对父亲、对家族有了个交代。但是，随即他的表情又严肃起来，他明白自己将踏上一个全新的人生旅程，各种各样从未经历过的惊喜、困难都将随之而来，而自己真的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