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散文卷

朱自清大全集 作者:朱自清 著


散文卷

踪迹

歌声

昨晚中西音乐歌舞大会里“中西丝竹和唱”的三曲清歌,真令我神迷心醉了。

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霏霏的毛雨(1)默然洒在我脸上,引起润泽,轻松的感觉。新鲜的微风吹动我的衣袂,像爱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我立的一条白矾石的甬道上,经了那细雨,正如涂了一层薄薄的乳油;踏着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

这是在花园里。群花都还做她们的清梦。那微雨偷偷洗去她们的尘垢,她们的甜软的光泽便自焕发了。在那被洗去的浮艳下,我能看到她们在有日光时所深藏着的恬静的红,冷落的紫,和苦笑的白与绿。以前锦绣般在我眼前的,现有都带了黯淡的颜色。——是愁着芳春的销歇么?是感着芳春的困倦么?

大约也因那濛濛的雨,园里没了浓郁的香气。涓涓的东风只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的气息和泥土的滋味。园外田亩和沼泽里,又时时送过些新插的秧,少壮的麦,和成荫的柳树的清新的蒸气。这些虽非甜美,却能强烈地刺激我的鼻观,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听着;也用心唱着。我终于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于是为歌所有。此后只由歌独自唱着,听着;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

1921年11月3日,上海。

(原载1921年11月5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甚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那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的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的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甚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甚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甚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甚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甚么一去不复返呢?

1922年3月28日。

(原载1922年4月1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4期)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甡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杆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便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勾人的东西。夜幕垂垂的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

秦淮河,南京第一大河,秦淮河分内河和外河,内河在南京城中,是十里秦淮河最繁华之地。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了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渡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因袭的言词,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弯,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异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蔚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尽处了。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消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的绿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幂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它宕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的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升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

那时河里闹热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作美,总觉更有滋味;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确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净了眦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甚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混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只只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坏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甚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晕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意,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设想了几次——却想不出甚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她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于是很张皇了。她们也乘着“七板子”,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汽灯,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见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乐工等人,映着汽灯的余辉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的;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铄铄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这使我踧踖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的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掉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腻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

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她们,一面对于我自己。她们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她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作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的盼望着,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她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那时的心实在异常状态中,觉得颇是昏乱。歌舫去了,暂时宁静之后,我的思绪又如潮涌了。两个相反的意思在我心头往复:卖歌和卖淫不同,听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们既被逼的以歌为业,她们的歌必无艺术味的;况她们的身世,我们究竟该同情的。所以拒绝倒也是正办。但这些意思终于不曾撇开我的听歌的盼望。它力量异常坚强;它总想将别的思绪踏在脚下。从这重重的争斗里,我感到了浓厚的不足之感。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唉!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平伯呢,却与我不同。他引周启明先生的诗,“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子女,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2)他的意思可以见了。他因为推及的同情,爱着那些歌妓,并且尊重着她们,所以拒绝了她们。在这种情形下,他自然以为听歌是对于她们的一种侮辱。但他也是想听歌的,虽然不和我一样,所以在他的心中,当然也有一番小小的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同情胜了。至于道德律,在他是没有甚么的;因为他很有蔑视一切的倾向,民众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觉着的。这时他的心意的活动比较简单,又比较松弱,故事后还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这里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们谈话中间,又来了两只歌舫。伙计照前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催着我们回去;我们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我们渐渐和那些晕黄的灯光远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随着我们的归舟。我们的船竟没个伴儿,秦淮河的夜正长哩!到大中桥近处,才遇着一只来船。这是一只载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船头上坐着一个妓女;暗里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里拉着胡琴,口里唱着青衫的调子。她唱得响亮而圆转;当她的船箭一般驶过去时,余音还袅袅的在我们耳际,使我们倾听而向往。想不到在弩末的游踪里,还能领略到这样的清歌!这时船过大中桥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我们回顾那渺渺的黄光,不胜依恋之情;我们感到了寂寞了!这一段地方夜色甚浓,又有两头的灯火招摇着;桥外的灯火不用说了,过了桥另有东关头疏疏的灯火。我们忽然仰头看见依人的素月,不觉深悔归来之早了!走过东关头,有一两只大船湾泊着,又有几只船向我们来着。嚣嚣的一阵歌声人语,仿佛笑我们无伴的孤舟哩。东关头转弯,河上的夜色更浓了;临水的妓楼上,时时从帘缝里射出一线一线的灯光;仿佛黑暗从酣睡里眨了一眨眼。我们默然的对着,静听那汩——汩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朦胧里却温寻着适才的繁华的余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这时我们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浓厚。我们却又不愿回去,于是只能由懊悔而怅惘了。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直到利涉桥下,微微嘈杂的人声,才使我豁然一惊;那光景却又不同。右岸的河房里,都大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们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如睡在摇篮里一样,倦了的我们便又入梦了。那电灯下的人物,只觉像蚂蚁一般,更不去萦念。这是最后的梦;可惜是最短的梦!黑暗重复落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枯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我们的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

1923年10月11日作完,于温州。

(原载1924年1月25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20周年纪念号)

温州的踪迹

一、“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3)

这是一张尺多宽的小小的横幅,马孟容君画的。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帘子中央,着一黄色的,茶壶嘴似的钩儿——就是所谓软金钩么?“钩弯”垂着双穗,石青色;丝缕微乱,若小曳于轻风中。纸右一圆月,淡淡的青光遍满纸上;月的纯净,柔软与平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从帘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玲珑有致。叶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的雄蕊历历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妖娆了。枝欹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枝上歇着一对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帘里。一只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儿半睁半闭的,似乎在入梦之前,还有所留恋似的。那低些的一只别过脸来对着这一只,已缩着颈儿睡了。帘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些痕迹。

试想在圆月朦胧之夜,海棠是这样的妩媚而嫣润;枝头的好鸟为甚么却双栖而各梦呢?在这夜深人静的当儿,那高踞着的一只八哥儿,又为何尽撑着眼皮儿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甚么来着?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么?舍不得那疏疏的帘儿么?不,不,不,您得到帘下去找,您得向帘中去找——您该找着那卷帘人了?他的情韵风怀,原是这样这样的哟!朦胧的岂独月呢;岂独鸟呢?但是,咫尺天涯,教我如何耐得?我拼着千呼万唤;你能够出来么?

这页画布局那样经济,设色那样柔活,故精彩足以动人。虽是区区尺幅,而情韵之厚,已足沦肌浃髓而有余。我看了这画,霍然而惊:留恋之怀,不能自已。故将所感受的印象细细写出,以志这一段因缘。但我于中西的画都是门外汉,所说的话不免为内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1924年2月1日,温州作。

二、绿

我第二次到仙岩(4)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仙岩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哗哗哗哗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我们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对着那条瀑布;坐在亭边,不必仰头,便可见它的全体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儿拥着;人如在井底了。这是一个秋季的薄阴的天气。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岩面与草丛都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响了。那瀑布从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绺;不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许多棱角;瀑流经过时,作急剧的撞击,便飞花碎玉般乱溅着了。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觉得像杨花,格外确切些。轻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的钻了进去,再也寻它不着。

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穹门,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襟袖之间;但我的心中已没有瀑布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那面,居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丛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爱的,我将甚么来比拟你呢?我怎么比拟得出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2月8日,温州作。

三、白水漈

几个朋友伴我游白水漈。这也是个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细了。有时闪着些须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却又没有——只剩一片飞烟而已。从前有所谓“雾縠”,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此,全由于岩石中间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里,无可凭依,凌虚飞下,便扯得又薄又细了。当那空处,最是奇迹。白光嬗为飞烟,已是影子,有时却连影子也不见。有时微风过来,用纤手挽着那影子,它便袅袅的成了一个软弧;但她的手才松,它又像橡皮带儿似的,立刻伏伏帖帖的缩回来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双不可知的巧手,要将这些影子织成一个幻网。——微风想夺了她的,她怎么肯呢?

白水漈

幻网里也许织着诱惑;我的依恋便是个老大的证据。

3月16日,宁波作。

四、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生命本来不应该有价格的;而竟有了价格!人贩子,老鸨,以至近来的绑票土匪,都就他们的所有物,标上参差的价格,出卖于人;我想将来许还有公开的人市场呢!在种种“人货”里,价格最高的,自然是土匪们的票了,少则成千,多则成万;大约是有历史以来,“人货”的最高的行情了。其次是老鸨们所有的妓女,由数百元到数千元,是常常听到的。最贱的要算是人贩子的货色!他们所有的,只是些男女小孩,只是些“生货”,所以便卖不起价钱了。

人贩子只是“仲买人”,他们还得取给于“厂家”,便是出卖孩子们的人家。“厂家”的价格才真是道地呢!《青光》里曾有一段记载,说三块钱买了一个丫头;那是移让过来的,但价格之低,也就够令人惊诧了!“厂家”的价格,却还有更低的!三百钱,五百钱买一个孩子,在灾荒时不算难事!但我不曾见过。我亲眼看见的一条最贱的生命,是七毛钱买来的!这是一个五岁的女孩子。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卖七毛钱,也许不能算是最贱;但请您细看:将一条生命的自由和七枚小银元各放在天平的一个盘里,您将发现,正如九头牛与一根牛毛一样,两个盘儿的重量相差实在太远了!

我见这个女孩,是在房东家里。那时我正和孩子们吃饭;妻走来叫我看一件奇事,七毛钱买来的孩子!孩子端端正正的坐在条凳上;面孔黄黑色,但还丰润;衣帽也还整洁可看。我看了几眼,觉得和我们的孩子也没有甚么差异;我看不出她的低贱的生命的符记——如我们看低贱的货色时所容易发见的符记。我回到自己的饭桌上,看看阿九和阿菜,始终觉得和那个女孩没有甚么不同!但是,我毕竟发见真理了!我们的孩子所以高贵,正因为我们不曾出卖他们,而那个女孩所以低贱,正因为她是被出卖的;这就是她只值七毛钱的缘故了!呀,聪明的真理!

妻告诉我这孩子没有父母,她哥嫂将她卖给房东家姑爷开的银匠店里的伙计,便是带着她吃饭的那个人。他似乎没有老婆,手头很窘的,而且喜欢喝酒,是一个糊涂的人!我想这孩子父母若还在世,或者还舍不得卖她,至少也要迟几年卖她;因为她究竟是可怜可怜的小羔羊。到了哥嫂的手里,情形便不同了!家里总不宽裕,多一张嘴吃饭,多费些布做衣,是显而易见的。将来人大了,由哥嫂卖出,究竟是为难的;说不定还得找补些儿,才能送出去。这可多么冤呀!不如趁小的时候,谁也不注意,做个人情,送了干净!您想,温州不算十分穷苦的地方,也没碰着大荒年,干甚么得了七个小毛钱,就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的小妹子捧给人家呢?说等钱用?谁也不信!七毛钱了得甚么急事!温州又不是没人买的!大约买卖两方本来相知;那边恰要个孩子顽儿,这边也乐得出脱,便半送半卖的含糊定了交易。我猜想那时伙计向袋里一摸一股脑儿掏了出来,只有七手钱!哥哥原也不指望着这笔钱用,也就大大方方收了完事。于是财货两交,那女孩便归伙计管业了!

这一笔交易的将来,自然是在运命手里;女儿本姓“碰”,由她去碰罢了!但可知的,运命决不加惠于她!第一幕的戏已启示于我们了!照妻所说,那伙计必无这样耐心,抚养她成人长大!他将像豢养小猪一样,等到相当的肥壮的时候,便卖给屠户,任他宰割去;这其间他得了赚头,是理所当然的!但屠户是谁呢?在她卖做丫头的时候,便是主人!“仁慈的”主人只宰割她相当的劳力,如养羊而剪它的毛一样。到了相当的年纪,便将她配人。能够这样,她虽然被揿在丫头坯里,却还算不幸中之幸哩。但在目下这钱世界里,如此大方的人究竟是少的;我们所见的,十有六七是刻薄人!她若卖到这种人手里,他们必拶榨她过量的劳力。供不应求时,便骂也来了,打也来了!等她成熟时,却又好转卖给人家作妾;平常拶榨的不够,这儿又找补一个尾子!偏生这孩子模样儿又不好;入门不能得丈夫的欢心,容易遭大妇的凌虐,又是显然的!她的一生,将消磨于眼泪中了!也有些主人自己收婢作妾的;但红颜白发,也只空断送了她的一生!和前例相较,只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更可危的,她若被那伙计卖在妓院里,老鸨才真是个令人肉颤的屠户呢!我们可以想到:她怎样逼她学弹学唱,怎样驱遣她去做粗活!怎样用藤筋打她,用针刺她!怎样督责她承欢卖笑!她怎样吃残羹冷饭!怎样打熬着不得睡觉!怎样终于生了一身毒疮!她的相貌使她只能做下等妓女;她的沦落风尘是终生的!她的悲剧也是终生的!——唉!七毛钱竟买了你的全生命——你的血肉之躯竟抵不上区区七个小银元么!生命真太贱了!生命真太贱了!

因此想到自己的孩子的运命,真有些胆寒!钱世界里的生命市场存在一日,都是我们孩子的危险!都是我们孩子的侮辱!您有孩子的人呀,想想看,这是谁之罪呢?这是谁之责呢?

4月9日,宁波作。原载《我们的七月》

航船中的文明

第一次乘夜航船,从绍兴府桥到西兴渡口。

绍兴到西兴本有汽油船。我因急于来杭,又因年来逐逐于火车轮船之中,也想“回到”航船里,领略先代生活的异样的趣味;所以不顾亲戚们的坚留和劝说(他们说航船里是很苦的),毅然决然的于下午六时左右下了船。有了“物质文明”的汽油船,却又有“精神文明”的航船,使我们徘徊其间,左右顾而乐之,真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幸福了!

绍兴古镇

航船中的乘客大都是小商人;两个军弁是例外。满船没有一个士大夫;我区区或者可充个数儿,——因为我曾读过几年书,又忝为大夫之后——但也是例外之例外!真的,那班士大夫到那里去了呢?这不消说得,都到了轮船里去了!士大夫虽也擎着大旗拥护精神文明,但千虑不免一失,竟为那物质文明的孙儿,满身洋油气的小顽意儿骗得定定的,忍心害理的撇了那老相好。于是航船虽然照常行驶,而光彩已减少许多!这确是一件可以慨叹的事;而“国粹将亡”的呼声,似也不是徒然的了。呜呼,是谁之咎欤?

既然来到这“精神文明”的航船里,正可将船里的精神文明考察一番,才不虚此一行。但从那里下手呢?这可有些为难,踌躇之间,恰好来了一个女人。——我说“来了”,仿佛亲眼看见,而孰知不然;我知道她“来了”,是在听见她尖锐的语音的时候。至于她的面貌,我至今还没有看见呢。这第一要怪我的近视眼,第二要怪那袭人的暮色,第三要怪——哼——要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女人坐在前面,男人坐在后面;那女人离我至少有两丈远,所以便不可见其脸了。且慢,这样左怪右怪,“其词若有憾焉”,你们或者猜想那女人怎样美呢。而孰知又大大的不然!我也曾“约略的”看来,都是乡下的黄面婆而已。至于尖锐的语音,那是少年的妇女所常有的,倒也不足为奇。然而这一次,那来了的女人的尖锐的语音竟致劳动区区的执笔者,却又另有缘故。在那语音里,表示出对于航船里精神文明的抗议;她说,“男人女人都是人!”她要坐到后面来,(因前面太挤,实无他故,合并声明,)而航船里的“规矩”是不许的。船家拦住她,她仗着她不是姑娘了,便老了脸皮,大着胆子,慢慢的说了那句话。她随即坐在原处,而“批评家”的议论繁然了。一个船家在船沿上走着,随便的说,“男人女人都是人,是的,不错。做秤钩的也是铁,做秤锤的也是铁,做铁锚的也是铁,都是铁呀!”这一段批评大约十分巧妙,说出诸位“批评家”所要说的,于是众喙都息,这便成了定论。至于那女人,事实上早已坐下了:“孤掌难鸣”,或者她饱饫了诸位“批评家”的宏论,也不要鸣了罢。“是非之心”,虽然“人皆有之”,而撑船经商者流,对于名教之大防,竟能剖辨得这样“详明”,也着实亏他们了。中国毕竟是礼义之邦,文明之古国呀!——我悔不该乱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

“祸不单行”,凑巧又来了一个女人。她是带着男人来的。——呀,带着男人!正是;所以才“祸不单行”呀!——说得满口好绍兴的杭州话,在黑暗里隐隐露着一张白脸;带着五六分城市气。船家照他们的“规矩”,要将这一对儿生刺刺的分开;男人不好意思做声,女的却抢着说,“我们是‘一堆生’(5)的!”太亲热的字眼,竟在“规规矩矩的”航船里说了!于是船家命令的嚷道:“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不管你‘一堆生’不‘一堆生’的!”大家都微笑了。有的沉吟的说:“一堆生的?”有的惊奇的说:“一‘堆’生的!”有的嘲讽的说:“哼,一堆生的!”在这四面楚歌里,凭你怎样伶牙俐齿,也只得服从了!“妇者,服也”,这原是她的本行呀。只看她毫不置辩,毫不懊恼,还是若无其事的和人攀谈,便知她确乎是“服也”了。这不能不感谢船家和乘客诸公“卫道”之功;而论功行赏,船家尤当首屈一指。呜呼,可以风矣!

在黑暗里征服了两个女人,这正是我们的光荣;而航船中的精神文明,也粲然可见了——于是乎书。

1924年5月3日。

【按语】《踪迹》是朱自清的诗与散文集,1924年12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第一辑是新诗,第二辑是散文。本书收录其散文部分,仍以“踪迹”为辑名,同时将散文诗《匆匆》也一并收入。

背影

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篇末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第三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第一项白话诗,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项短篇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绩最坏”。他没有说那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现在是六年以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文坛上对于它,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握。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的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刘薰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于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而外,有小品文的专章。去年《小说月报》的“创作号”(七号),也特辟小品一栏。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复胡适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第三是诗。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却是不够的。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就未免太广泛了。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胡先生说,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他说的那种“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的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甚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甚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凭你说“懒惰”也罢,“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这本小书里,便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文章,因为是在模仿着甚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甚么人。他后来看了《飘零》,又来信说,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欢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踪迹》,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我自己是没有甚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朱自清1928年7月31日,北平清华园。

(原载1928年11月25日《文学周报》第345期)

女人

白水是个老实人,又是个有趣的人。他能在谈天的时候,滔滔不绝地发出长篇大论。这回听勉子说,日本某杂志上有《女?》一文,是几个文人以“女”为题的桌话的记录。他说,“这倒有趣,我们何不也来一下?”我们说,“你先来!”他搔了搔头发道:“好!就是我先来;你们可别临阵脱逃才好。”我们知道他照例是开口不能自休的。果然,一番话费了这多时候,以致别人只有补充的工夫,没有自叙的余裕。那时我被指定为临时书记,曾将桌上所说,拉杂写下。现在整理出来,便是以下一文。因为十之八是白水的意见,便用了第一人称,作为他自述的模样;我想,白水大概不至于不承认吧?

老实说,我是个欢喜女人的人;从国民学校时代直到现在,我总一贯的欢喜着女人。虽然不曾受着甚么“女难”,而女人的力量,我确是常常领略到的。女人就是磁石,我就是一块软铁;为了一个虚构的或实际的女人,呆呆的想了一两点钟,乃至想了一两个星期,真有不知肉味光景——这种事是屡屡有的。在路上走,远远的有女人来了,我的眼睛便像蜜蜂们嗅着花香一般,直攫过去。但是我很知足,普通的女人,大概看一两眼也就够了,至多再掉一回头。像我的一位同学那样,遇见了异性,就立正——向左或向右转,仔细用他那两只近视眼,从眼镜下面紧紧追出去半日半日,然后看不见,然后开步走——我是用不着的。我们地方有句土话说:“乖子望一眼,呆子望到晚;”我大约总在“乖子”一边了。我到无论甚么地方,第一总是用我的眼睛去寻找女人。在火车里,我必走遍几辆车去发见女人;在轮船里,我必走遍全船去发见女人。我若找不到女人时,我便逛游戏场去,赶庙会去,——我大胆的加一句——参观女学校去;这些都是女人多的地方。于是我的眼睛更忙了!我拖着两只脚跟着她们走,往往直到疲倦为止。

我所追寻的女人是甚么呢?我所发见的女人是甚么呢?这是艺术的女人。从前人将女人比作花,比作鸟,比作羔羊;他们只是说,女人是自然手里创造出来的艺术,使人们欢喜赞叹——正如艺术的儿童是自然的创作,使人们欢喜赞叹一样。不独男人欢喜赞叹,女人也欢喜赞叹;而“妒”便是欢喜赞叹的另一面,正如“爱”是欢喜赞叹的一面一样。受欢喜赞叹的,又不独是女人,男人也有。“此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便是好例;而“美丰仪”一语,尤为“史不绝书”。但男人的艺术气氛,似乎总要少些;贾宝玉说得好:男人的骨头是泥做的,女人的骨头是水做的。这是天命呢?还是人事呢?我现在还不得而知;只觉得事实是如此罢了。——你看,目下学绘画的“人体习作”的时候,谁不用了女人做他的模特儿呢?这不是因为女人的曲线更为可爱么?我们说,自有历史以来,女人是比男人更其艺术的;这句话总该不会错吧?所以我说,艺术的女人。所谓艺术的女人,有三种意思:是女人中最为艺术的,是女人的艺术的一面,是我们以艺术的眼去看女人。我说女人比男人更其艺术的,是一般的说法;说女人中最为艺术的,是个别的说法。——而“艺术”一词,我用它的狭义,专指眼睛的艺术而言,与绘画,雕刻,跳舞同其范类。艺术的女人便是有着美好的颜色和轮廓和动作的女人,便是她的容貌,身材,姿态,使我们看了感到“自己圆满”的女人。这里有一块天然的界碑,我所说的只是处女,少妇,中年妇人,那些老太太们,为她们的年岁所侵蚀,已上了凋零与枯萎的路途,在这一件上,已是落伍者了。女人的圆满相,只是她的“人的诸相”之一;她可以有大才能,大智慧,大仁慈,大勇毅,大贞洁等等,但都无碍于这一相。诸相可以帮助这一相,使其更臻于充实;这一相也可帮助诸相,分其圆满于它们,有时更能遮盖它们的缺处。我们之看女人,若被她的圆满相所吸引,便会不顾自己,不顾她的一切,而只陶醉于其中;这个陶醉是刹那的,无关心的,而且在沉默之中的。

我们之看女人,是欢喜而决不是恋爱。恋爱是全般的,欢喜是部分的。恋爱是整个“自我”与整个“自我”的融合,故坚深而久长;欢喜是“自我”间断片的融合,故轻浅而飘忽。这两者都是生命的趣味,生命的姿态。但恋爱是对人的,欢喜却兼人与物而言。——此外本还有“仁爱”,便是“民胞物与”之怀;再进一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便是“神爱”,“大爱”了。这种无分物我的爱,非我所要论;但在此又须立一界碑,凡伟大庄严之像,无论属人属物,足以吸引人心者,必为这种爱;而优美艳丽的光景则始在“欢喜”的阈中。至于恋爱,以人格的吸引为骨子,有极强的占有性,又与二者不同。Y君以人与物平分恋爱与欢喜,以为“喜”仅属物,“爱”乃属人;若对人言“喜”,便是蔑视他的人格了。现在有许多人也以为将女人比花,比鸟,比羔羊,便是侮辱女人;赞颂女人的体态,也是侮辱女人。所以者何?便是蔑视她们的人格了!但我觉得我们若不能将“体态的美”排斥于人格之外,我们便要慢慢的说这句话!而美若是一种价值,人格若是建筑于价值的基石上,我们又何能排斥那“体态的美”呢?所以我以为只须将女人的艺术的一面作为艺术而鉴赏它,与鉴赏其他优美的自然一样;艺术与自然是“非人格”的,当然便说不上“蔑视”与否。在这样的立场上,将人比物,欢喜赞叹,自与因袭的玩弄的态度相差十万八千里,当可告无罪于天下。——只有将女人看作“玩物”,才真是蔑视呢;即使是在所谓的“恋爱”之中。艺术的女人,是的,艺术的女人!我们要用惊异的眼去看她,那是一种奇迹!

我之看女人,十六年于兹了,我发见了一件事,就是将女人作为艺术而鉴赏时,切不可使她知道;无论是生疏的,是较熟悉的。因为这要引起她性的自卫的羞耻心或他种嫌恶心,她的艺术味便要变稀薄了;而我们因她的羞耻或嫌恶而关心,也就不能静观自得了。所以我们只好秘密的鉴赏;艺术原来是秘密的呀,自然的创作原来是秘密的呀。但是我所欢喜的艺术的女人,究竟是怎样的呢?您得问了。让我告诉您:我见过西洋女人,日本女人,江南江北两个女人,城内的女人,名闻浙东西的女人;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我只见过不到半打的艺术的女人!而且其中只有一个西洋人,没有一个日本人!那西洋的处女是在Y城里一条僻巷的拐角上遇着的,惊鸿一瞥似的便过去了。其余有两个是在两次火车里遇着的,一个看了半天,一个看了两天;还有一个是在乡村里遇着的,足足看了三个月。——我以为艺术的女人第一是有她的温柔的空气;使人如听着箫管的悠扬,如嗅着玫瑰花的芬芳,如躺着在天鹅绒的厚毯上。她是如水的密,如烟的轻,笼罩着我们;我们怎能不欢喜赞叹呢?这是由她的动作而来的;她的一举步,一伸腰,一掠鬓,一转眼,一低头,乃至衣袂的微扬,裙幅的轻舞,都如蜜的流,风的微漾;我们怎能不欢喜赞叹呢?最可爱的是那软软的腰儿;从前人说临风的垂柳,《红楼梦》里说晴雯的“水蛇腰儿”,都是说腰肢的细软的;但我所欢喜的腰呀,简直和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使我满舌头的甜,满牙齿的软呀。腰是这般软了,手足自也有飘逸不凡之概。你瞧她的足胫多么丰满呢!从膝关节以下,渐渐的隆起,像新蒸的面包一样;后来又渐渐渐渐的缓下去了。这足胫上正罩着丝袜,淡青的?或者白的?拉得紧紧的,一些儿皱纹没有,更将那丰满的曲线显得丰满了;而那闪闪的鲜嫩的光,简直可以照出人的影子。你再往上瞧,她的两肩又多么亭匀呢!像双生的小羊似的,又像两座玉峰似的;正是秋山那般瘦,秋水那般平呀。肩以上,便到了一般人讴歌颂赞所集的“面目”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她那双鸽子般的眼睛,伶俐到像要立刻和人说话。在惺忪微倦的时候,尤其可喜,因为正像一对睡了的褐色小鸽子。和那润泽而微红的双颊,苹果般照耀着的,恰如曙色之与夕阳,巧妙的相映衬着。再加上那覆额的,稠密而蓬松的发,像天空的乱云一般,点缀得更有情趣了。而她那甜蜜的微笑也是可爱的东西;微笑是半开的花朵,里面流溢着诗与画与无声的音乐。是的,我说的已多了;我不必将我所见的,一个人一个人分别说给你,我只将她们融合成一个Sketch(6)给你看——这就是我的惊异的型,就是我所谓艺术的女子的型。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我的眼光究竟太狭了!

在女人的聚会里,有时也有一种温柔的空气;但只是笼统的空气,没有详细的节目。所以这是要由远观而鉴赏的,与个别的看法不同;若近观时,那笼统的空气也许会消失了的。说起这艺术的“女人的聚会”,我却想着数年前的事了,云烟一般,好惹人怅惘的。在P城一个礼拜日的早晨,我到一所宏大的教堂里去做礼拜;听说那边女人多,我是礼拜女人去的。那教堂是男女分坐的。我去的时候,女坐还空着,似乎颇遥遥的;我的遐想便去充满了每个空坐里。忽然眼睛有些花了,在薄薄的香泽当中,一群白上衣,黑背心,黑裙子的女人,默默的,远远的走进来了。我现在不曾看见上帝,却看见了带着翼子的这些安琪儿了!另一回在傍晚的湖上,暮霭四合的时候,一只插着小红花的游艇里,坐着八九个雪白雪白的白衣的姑娘;湖风舞弄着她们的衣裳,便成一片浑然的白。我想她们是湖之女神,以游戏三昧,暂现色相于人间的呢!第三回在湖中的一座桥上,淡月微云之下,倚着十来个,也是姑娘,朦朦胧胧的与月一齐白着。在抖荡的歌喉里,我又遇着月姊儿的化身了!——这些是我所发见的又一型。

是的,艺术的女人,那是一种奇迹!

1925年2月15日,白马湖。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电车的头等里,见一个大西洋人带着一个小西洋人,相并的坐着。我不能确说他俩是英国人或美国人;我只猜他们是父与子。那小西洋人,那白种的孩子,不过十一二岁光景,看去是个可爱的小孩,引我久长的注意。他戴着平顶硬草帽,帽檐下端正的露着长圆的小脸。白中透红的面颊,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显出和平与秀美。我向来有种癖气:见了有趣的小孩,总想和他亲热,做好同伴;若不能亲热,便随时亲近亲近也好。在高等小学时,附设的初等里,有一个养着乌黑的西发的刘君,真是依人的小鸟一般;牵着他的手问他的话时,他只静静的微仰着头,小声儿回答——我不常看见他的笑容,他的脸老是那么幽静和真诚,皮下却烧着亲热的火把。我屡次让他到我家来,他总不肯;后来两年不见,他便死了。我不能忘记他!我牵过他的小手,又摸过他的圆下巴。但若遇着陌生的小孩,我自然不能这么做,那可有些窘了;不过也不要紧,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一回,两回,十回,几十回!孩子大概不很注意人的眼睛,所以尽可自由的看,和看女人要遮遮掩掩的不同。我凝视过许多初会面的孩子,他们都不曾向我抗议;至多拉着同在的母亲的手,或倚着她的膝头,将眼看她两看罢了。所以我胆子很大。这回在电车里又发了老癖气,我两次三番的看那白种的孩子,小西洋人!

初时他不注意或者不理会我,让我自由的看他。但看了不几回,那父亲站起来了,儿子也站起来了,他们将到站了。这时意外的事来了。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对面;走近我时,突然将脸尽力地伸过来了,两只蓝眼睛大大的睁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见了;两颊的红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他的眼睛里有话:“咄!黄种人,黄种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了天真的稚气,脸上满布着横秋的老气了!我因此宁愿称他为“小西洋人”。他伸着脸向我足有两秒钟;电车停了,这才胜利的掉过头,牵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大西洋人比儿子似乎要高出一半;这时正注目窗外,不曾看见下面的事。儿子也不去告诉他,只独断独行的伸他的脸;伸了脸之后,便又若无其事的,始终不发一言——在沉默中得着胜利,凯旋而去。不用说,这在我自然是一种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袭击!

这突然的袭击使我张皇失措;我的心空虚了,四面的压迫很严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我曾在N城的一座桥上,遇见一个女人;我偶然的看她时,她却垂下了长长的黑睫毛,露出老练和鄙夷的神色。那时我也感着压迫和空虚,但比起这一次,就稀薄多了:我在那小西洋人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茫然的觉着有被吞食的危险,于是身子不知不觉的缩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丽思的劲儿!我木木然目送那父与子下了电车,在马路上开步走;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头,断然的去了。我这时有了迫切的国家之感!我做着黄种的中国人,而现在还是白种人的世界,他们的骄傲与践踏当然会来的;我所以张皇失措而觉着恐怖者,因为那骄傲我的,践踏我的,不是别人,只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我向来总觉得孩子应该是世界的,不应该是一种,一国,一乡,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国的孩子叫西洋人为“洋鬼子”。但这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已被揿入人种与国家的两种定型里了。他已懂得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伸着脸袭击我了。这一次袭击实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他之来上海,或无多日,或已长久,耳濡目染,他的父亲,亲长,先生,父执,乃至同国,同种,都以骄傲践踏对付中国人;而他的读物也推波助澜,将中国编排得一无是处,以长他自己的威风。所以他向我伸脸,决非偶然而已。

这是袭击,也是侮蔑,大大的侮蔑!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虚,一面却又感着愤怒;于是有了迫切的国家之念。我要诅咒这小小的人!但我立刻恐怖起来了:这到底只是十来岁的孩子呢,却已被传统所埋葬;我们所日夜想望着的“赤子之心”,世界之世界(非某种人的世界,更非某国人的世界!),眼见得在正来的一代,还是毫无信息的!这是你的损失,我的损失,他的损失,世界的损失;虽然是怎样渺小的一个孩子!但这孩子却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从容,他的沉默,他的独断独行,他的一去不回头,都是力的表现,都是强者适者的表现。决不婆婆妈妈的,决不粘粘搭搭的,一针见血,一刀两断,这正是白种人之所以为白种人。

我真是一个矛盾的人。无论如何,我们最要紧的还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孩子!谁也是上帝之骄子;这和昔日的王侯将相一样,是没有种的!

1925年6月19日夜。

(原载1925年7月5日《文学周报》第180期)

背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的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清俊的朱自清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的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的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925年10月,在北京。

(原载1925年11月22日《文学周报》第200期)

阿河

我这一回寒假,因为养病,住到一家亲戚的别墅里去。那别墅是在乡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蓝的湖水,对岸环拥着不尽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越显得清清朗朗的。水面常如镜子一般。风起时,微有皱痕;像少女们皱她们的眉头,过一会子就好了。湖的余势束成一条小港,缓缓的不声不响的流过别墅的门前。门前有一条小石桥,桥那边尽是田亩。这边沿岸一带,相间的栽着桃树和柳树,春来当有一番热闹的梦。别墅外面缭绕着短短的竹篱,篱外是小小的路。里边一座向南的楼,背后便倚着山。西边是三间平屋,我便住在这里。院子里有两块草地,上面随便放着两三块石头。另外的隙地上,或罗列着盆栽,或种莳着花草。篱边还有几株枝干蟠曲的大树,有一株几乎要伸到水里去了。

我的亲戚韦君只有夫妇二人和一个女儿。她在外边念书,这时也刚回到家里。她邀来三位同学,同到她家过这个寒假;两位是亲戚,一位是朋友。她们住着楼上的两间屋子。韦君夫妇也住在楼上。楼下正中是客厅,常是闲着,西间是吃饭的地方;东间便是韦君的书房,我们谈天,喝茶,看报,都在这里。我吃了饭,便是一个人,也要到这里来闲坐一回。我来的第二天,韦小姐告诉我,她母亲要给她们找一个好好的女用人;长工阿齐说有一个表妹,母亲叫他明天就带来做做看呢。她似乎很高兴的样子,我只是不经意的答应。

平屋与楼屋之间,是一个小小的厨房。我住的是东面的屋子,从窗子里可以看见厨房里人的来往。这一天午饭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见一个面生的女用人,两手提着两把白铁壶,正往厨房里走;韦家的李妈在她前面领着,不知在和她说甚么话。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样。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棉袄和夹裤,黑里已泛出黄色;棉袄长与膝齐,夹裤也直拖到脚背上。脚倒是双天足,穿着尖头的黑布鞋,后跟还带着两片同色的“叶拔儿”。想这就是阿齐带来的女用人了;想完了就坐下看书。晚饭后,韦小姐告诉我,女用人来了,她的名字叫“阿河”。我说,“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还能做么?”她说,“别看她土,很聪明呢。”我说,“哦。”便接着看手中的报了。

以后每天早上,中上,晚上,我常常看见阿河挈着水壶来往;她的眼似乎总是往前看的。两个礼拜匆匆的过去了。韦小姐忽然和我说,你别看阿河土,她的志气很好,她是个可怜的人。我和娘说,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身棉袄裤给了她吧。我嫌那两件衣服太花,给了她正好。娘先不肯,说她来了没有几天;后来也肯了。今天拿出来让她穿,正合式呢。我们教给她打绒绳鞋,她真聪明,一学就会了。她说拿到工钱,也要打一双穿呢。我等几天再和娘说去。

“她这样爱好!怪不得头发光得多了,原来都是你们教她的。好!你们尽教她讲究,她将来怕不愿回家去呢。”大家都笑了。

旧新年是过去了。因为江浙的兵事,我们的学校一时还不能开学。我们大家都乐得在别墅里多住些日子。这时阿河如换了一个人。她穿着宝蓝色挑着小花儿的布棉袄裤;脚下是嫩蓝色毛绳鞋,鞋口还缀着两个半蓝半白的小绒球儿。我想这一定是她的小姐们给帮忙的。古语说得好,“人要衣裳马要鞍”,阿河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怜了。她的头发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额的刘海也梳得十分伏贴。一张小小的圆脸,如正开的桃李花;脸上并没有笑,却隐隐的含着春日的光辉,像花房里充了蜜一般。这在我几乎是一个奇迹;我现在是常站在窗前看她了。我觉得在深山里发见了一粒猫儿眼;这样精纯的猫儿眼,是我生平所仅见!我觉得我们相识已太长久,极愿和她说一句话——极平淡的话,一句也好。但我怎好平白的和她攀谈呢?这样郁郁了一礼拜。

这是元宵节的前一晚上。我吃了饭,在屋里坐了一会,觉得有些无聊,便信步走到那书房里。拿起报来,想再细看一回。忽然门钮一响,阿河进来了。她手里拿着三四支颜色铅笔;出乎意料的走近了我。她站在我面前了,静静的微笑着说:“白先生,你知道铅笔刨在那里?”一面将拿着的铅笔给我看。我不自主的立起来,匆忙的应道,“在这里。”我用手指着南边柱子。但我立刻觉得这是不够的。我领她走近了柱子。这时我像闪电似的踌躇了一下,便说,“我……我……”她一声不响的已将一支铅笔交给我。我放进刨子里刨给她看。刨了两下,便想交给她;但终于刨完了一支,交还了她。她接了笔略看一看,仍仰着脸向我。我窘极了。刹那间念头转了好几个圈子;到底硬着头皮搭讪着说,“就这样刨好了。”我赶紧向门外一瞥,就走回原处看报去。但我的头刚低下,我的眼已抬起来了。于是远远的从容的问道,“你会么?”她不曾掉过头来,只“嘤”了一声,也不说话。我看了她背影一会。觉得应该低下头了。等我再抬起头来时,她已默默的向外走了。她似乎总是望前看的;我想再问她一句话,但终于不曾出口。我撇下了报,站起来走了一会,便回到自己屋里。

我一直想着些甚么,但甚么也没有想出。

第二天早上看见她往厨房里走时,我发愿我的眼将老跟着她的影子!她的影子真好。她那几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匀称,又苗条,正如一只可爱的小猫。她两手各提着一只水壶,又令我想到在一条细细的索儿上抖擞精神走着的女子。这全由于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软了,用白水的话说,真是软到使我如吃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记里说得好:“她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那两颊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她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双小燕子,老是在滟滟的春水上打着圈儿。她的笑最使我记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是说过,她的小圆脸像正开的桃花么?那么,她微笑的时候,便是盛开的时候了:花房里充满了蜜,真如要流出来的样子。她的发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软而滑,如纯丝一般。只可惜我不曾闻着一些儿香。唉!从前我在窗前看她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昨晚一见,——虽只几分钟——我真太对不起这样一个人儿了。

午饭后,韦君照例的睡午觉去了,只有我,韦小姐和其他三位小姐在书房里。我有意无意的谈起阿河的事。我说:“你们怎知道她的志气好呢?”

“那天我们教给她打绒绳鞋;”一位蔡小姐便答道,“看她很聪明,就问她为甚么不念书?她被我们一问,就伤心起来了。……”

“是的,”韦小姐笑着抢了说,“后来还哭了呢;还有一位傻子陪她淌眼泪呢。”

那边黄小姐可急了,走过来推了她一下。蔡小姐忙拦住道,“人家说正经话,你们尽闹着玩儿!让我说完了呀——”

“我代你说啵,”韦小姐仍抢着说,“——她说她只有一个爹,没有娘。嫁了一个男人,倒有三十多岁,土头土脑的,脸上满是疱!他是李妈的邻舍,我还看见过呢。……”

“好了,底下我说吧。”蔡小姐接着道,“她男人又不要好,尽爱赌钱;她一气,就住到娘家来,有一年多不回去了。”

“她今年几岁?”我问。

“十七不知十八?前年出嫁的,几个月就回家了。”蔡小姐说。

“不,十八,我知道,”韦小姐改正道。

“哦。你们可曾劝她离婚?”

“怎么不劝,”韦小姐应道,“她说十八回去吃她表哥的喜酒,要和她的爹去说呢。”

“你们教她的好事,该当何罪!”我笑了。

她们也都笑了。

十九的早上,我正在屋里看书,听见外面有嚷嚷的声音;这是从来没有的。我立刻走出来看;只见门外有两个乡下人要走进来,却给阿齐拦住。他们只是央告,阿齐只是不肯。这时韦君已走出院中,向他们道,“你们回去吧。人在我这里,不要紧的。快回去,不要瞎吵!”

两个人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俄延了一会,只好走了。我问韦君甚么事?他说,“阿河啰!还不是瞎吵一回子。”

我想他于男女的事向来是懒得说的,还是回头问他小姐的好;我们便谈到别的事情上去。

吃了饭,我赶紧问韦小姐,她说,“她是告诉娘的,你问娘去。”

我想这件事有些尴尬,便到西间里问韦太太;她正看着李妈收拾碗碟呢。她见我问,便笑着说,“你要问这些事做甚么?她昨天回去,原是借了阿桂的衣裳穿了去的,打扮得娇滴滴的,也难怪,被她男人看见了,便约了些不相干的人,将她抢回去过了一夜。今天早上,她骗她男人,说要到此地来拿行李。她男人就会信她,派了两个人跟着。那知她到了这里,便叫阿齐拦着那跟来的人;她自己便跪在我面前哭诉,说死也不愿回她男人家去。你说我有甚么法子。只好让那跟来的人先回去再说。好在没有几天,她们要上学了,我将来交给她的爹吧。唉,现在的人,心眼儿真是越过越大了;一个乡下女人,也会闹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了!”

“可不是,”李妈在旁插嘴道,“太太你不知道;我家三叔前儿来,我还听他说呢。我本不该说的,阿弥陀佛!太太,你想她不愿意回婆家,老愿意住在娘家,是甚么道理?家里只有一个单身的老子;你想那该死的老畜生!他舍不得放她回去呀!”

“低些,真的么?”韦太太惊诧的问。

“他们说得千真万确的。我早就想告诉太太了,总有些疑心;今天看她的样子,真有几分对呢。太太,你想现在还成甚么世界!”

“这该不至于吧。”我淡淡的插了一句。

“少爷,你那里知道!”韦太太叹了一口气,“——好在没有几天了,让她快些走吧;别将我们的运气带坏了。她的事,我们以后也别谈吧。”

开学的通告来了,我定在二十八走。二十六的晚上,阿河忽然不到厨房里挈水了。韦小姐跑来低低的告诉我,“娘叫阿齐将阿河送回去了;我在楼上,都不知道呢。”我应了一声,一句话也没有说。正如每日有三顿饱饭吃的人,忽然绝了粮;却又不能告诉一个人!而且我觉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甚么好歹!那一夜我是没有好好的睡,只翻来覆去的做梦,醒来却又一例茫然。这样昏昏沉沉的到了二十八早上,懒懒的向韦君夫妇和韦小姐告别而行,韦君夫妇坚约春假再来住,我只得含糊答应着。出门时,我很想回望厨房几眼;但许多人都站在门口送我,我怎好回头呢?

到校一打听,老友陆已来了。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将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他本是个好事的人;听我说时,时而皱眉,时而叹气,时而擦掌。听到她只十八岁时,他突然将舌头一伸,跳起来道,“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准得想法子娶她!”

“你娶她就好了;现在不知鹿死谁手呢?”

我俩默默相对了一会,陆忽然拍着桌子道,“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恋么?他现在还没有主儿,何不给他俩撮合一下。”

我正要答说,他已出去了。过了一会子,他和汪来了,进门就嚷着说,“我和他说,他不信;要问你呢!”

“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错。只是人家的事,我们凭甚么去管!”我说。

“想法子呀!”陆嚷着。

“甚么法子?你说!”

“好,你们尽和我开玩笑,我才不理会你们呢!”汪笑了。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谈到阿河,但谁也不曾认真去“想法子。”

一转眼已到了春假。我再到韦君别墅的时候,水是绿绿的,桃腮柳眼,着意引人。我却只惦着阿河,不知她怎么样了。那时韦小姐已回来两天。我背地里问她,她说,“奇得很!阿齐告诉我,说她二月间来求娘来了。她说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回去;只不肯白白的放掉她。他教她的爹拿出八十块钱来,人就是她的爹的了;他自己也好另娶一房人。可是阿河说她的爹那有这些钱?她求娘可怜可怜她!娘的脾气你知道。她是个古板的人;她数说了阿河一顿,一个钱也不给!我现在和阿齐说,让他上镇去时,带个信儿给她,我可以给她五块钱。我想你也可以帮她些,我教阿齐一块儿告诉她吧。只可惜她未必肯再上我们这儿来啰!”

“我拿十块钱吧,你告诉阿齐就是。”

我看阿齐空闲了,便又去问阿河的事。他说,“她的爹正给她东找西找的找主儿呢。只怕难吧,八十块大洋呢!”

我忽然觉得不自在起来,不愿再问下去。

过了两天,阿齐从镇上回来,说,“今天见着阿河了。娘的,齐整起来了。穿起了裙子,做老板娘娘了!据说是自己拣中的;这种年头!”

我立刻觉得,这一来全完了!只怔怔的看着阿齐,似乎想在他脸上找出阿河的影子。咳,我说甚么好呢?愿命运之神长远庇护着她吧!

第二天我便托故离开了那别墅;我不愿再见那湖光山色,更不愿再见那间小小的厨房!

1926年1月11日作。

(原载1926年11月22日《文学周报》第200期)

哀韦杰三君(7)

韦杰三君是一个可爱的人;我第一回见他面时就这样想。这一天我正坐在房里,忽然有敲门的声音;进来的是一位温雅的少年。我问他“贵姓”的时候,他将他的姓名写在纸上给我看;说是苏甲荣先生介绍他来的。苏先生是我的同学,他的同乡,他说前一晚已来找过我了,我不在家;所以这回又特地来的。我们闲谈了一会,他说怕耽误我的时间,就告辞走了。是的,我们只谈了一会儿,而且并没有甚么重要的话;——我现在已全忘记——但我觉得已懂得他了,我相信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第二回来访,是在几天之后。那时新生甄别试验刚完,他的国文课是被分在钱子泉先生的班上。他来和我说,要转到我的班上。我和他说,钱先生的学问,是我素来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个人而变动,也不大方便。他应了几声,也没有甚么,就走了。从此他就不曾到我这里来。有一回,在三院第一排屋的后门口遇见他,他微笑着向我点头;他本是捧了书及墨盒去上课的,这时却站住了向我说:“常想到先生那里,只是功课太忙了,总想去的。”我说:“你闲时可以到我这里谈谈。”我们就点首作别。三院离我住的古月堂似乎很远,有时想起来,几乎和前门一样。所以半年以来,我只在上课前,下课后几分钟里,偶然遇着他三四次;除上述一次外,都只匆匆的点头走过,不曾说一句话。但我常是这样想: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韦杰三(1903—1926),壮族。1926年3月18日,参加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的抗议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遭到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屠杀,身中4弹,于3月21日牺牲。时年23岁。

他的同乡苏先生,我还是来京时见过一回,半年来不曾再见。我不曾能和他谈韦君;我也不曾和别人谈韦君,除了钱子泉先生。钱先生有一日告诉我,说韦君总想转到我班上;钱先生又说:“他知道不能转时,也很安心的用功了,笔记做得很详细的。”我说,自然还是在钱先生班上好。以后这件事还谈起一两次。直到三月十九日早,有人误报了韦君的死信;钱先生站在我屋外的台阶上惋惜的说:“他寒假中来和我谈。我因他常是忧郁的样子,便问他为何这样;是为了我么?他说:‘不是,你先生很好的;我是因家境不宽,老是愁烦着。’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父亲和未成年的弟弟;他说他弟弟因为家中无钱,已失学了。他又说他历年在外读书的钱,一小半是自己休了学去做教员弄来的,一大半是向人告贷来的。他又说,下半年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但他却不愿平白的受人家的钱;我们只看他给大学部学生会起草的请改奖金制为借贷制与工读制的信,便知道他年纪虽轻,做人却有骨气的。

我最后见他,是在三月十八日早上,天安门下电车时。也照平常一样,微笑着向我点头。他的微笑显示他纯洁的心,告诉人,他愿意亲近一切;我是不会忘记的。还有他的静默,我也不会忘记。据陈云豹先生的《行述》,韦君很能说话;但这半年来,我们听见的,却只有他的静默而已。他的静默里含有忧郁,悲苦,坚忍,温雅等等,是最足以引人深长之思和切至之情的。他病中,据陈云豹君在本校追悼会里报告,虽也有一时期,很是躁急,但他终于在离开我们之前,写了那样平静的两句话给校长;他那两句话包蕴着无穷的悲哀,这是静默的悲哀!所以我现在又想,他毕竟是一个可爱的人。

三月十八日晚上,我知道他已危险;第二天早上,听见他死了,叹息而已!但走去看学生会的布告时,知他还在人世,觉得被鼓励似的,忙着将这消息告诉别人。有不信的,我立刻举出学生会布告为证。我二十日进城,到协和医院想去看看他;但不知道医院的规则,去迟了一点钟,不得进去。我很怅惘的在门外徘徊了一会,试问门役道:“你知道清华学校有一个韦杰三,死了没有?”他的回答,我原也知道的,是“不知道”三字!那天傍晚回来;二十一日早上,便得着他死的信息——这回他真死了!他死在二十一日上午一时四十八分,就是二十日的夜里,我二十日若早去一点钟,还可见他一面呢。这真是十分遗憾的!二十三日同人及同学入城迎灵,我在城里十二点才见报,已赶不及了。下午回来,在校门外看见杠房里的人,知道柩已来了。我到古月堂一问,知道柩安放在旧礼堂里。我去的时候,正在重殓,韦君已穿好了殓衣在照相了。据说还光着身子照了一张相,是照伤口的。我没有看见他的伤口;但是这种情景,不看见也罢了。照相毕,入殓,我走到柩旁:韦君的脸已变了样子,我几乎不认识了!他的两颧突出,颊肉瘪下,掀唇露齿,那里还像我初见时的温雅呢?这必是他几日间的痛苦所致的。唉,我们可以想见了!我正在乱想,棺盖已经盖上;唉,韦君,这真是最后一面了!我们从此真无再见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见是事实,韦君,我们失掉了你,更将从何处觅你呢?

韦君现在一个人睡在刚秉庙的一间破屋里,等着他迢迢千里的老父,天气又这样坏;韦君,你的魂也彷徨着吧!

1926年4月2日。

(原载1926年4月9日《清华周刊》)

飘零

一个秋夜,我和P坐在他的小书房里,在晕黄的电灯光下,谈到W的小说。

“他还在河南吧?C大学那边很好吧?”我随便问着。

“不,他上美国去了。”

“美国?做甚么去?”

“你觉得很奇怪吧?——波定谟约翰郝勃金医院打电报约他做助手去。”

“哦!就是他研究心理学的地方!他在那边成绩总很好?——这回去他很愿意吧?”

“不见得愿意。他动身前到北京来过,我请他在启新吃饭;他很不高兴的样子。”

“这又为甚么呢?”

“他觉得中国没有他做事的地方。”

“他回来才一年呢。C大学那边没有钱吧?”

“不但没有钱,他们说他是疯子!”

“疯子!”

我们默然相对,暂时无话可说。

我想起第一回认识W的名字,是在《新生》杂志上。那时我在P大学读书,W也在那里。我在《新生》上看见的是他的小说;但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心理学的书读得真多;P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他都读了。文学书他也读得不少。他说他是无一刻不读书的。我第一次见他的面,是在P大学宿舍的走道上;他正和朋友走着。有人告诉我,这就是W了。微曲的背,小而黑的脸,长头发和近视眼,这就是W了。以后我常常看他的文字,记起他这样一个人。有一回我拿一篇心理学的译文,托一个朋友请他看看。他逐一给我改正了好几十条,不曾放松一个字。永远的惭愧和感谢留在我心里。

我又想到杭州那一晚上。他突然来看我了。他说和P游了三日,明早就要到上海去。他原是山东人;这回来上海,是要上美国去的。我问起哥仑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杂志,我知道那是有名的杂志。但他说里面往往一年没有一篇好文章,没有甚么意思。他说近来各心理学家在英国开了一个会,有几个人的话有味。他又用铅笔随便的在桌上一本簿子的后面,写了《哲学的科学》一个书名与其出版处,说是新书,可以看看。他说要走了。我送他到旅馆里。见他床上摊着一本《人生与地理》,随便拿过来翻着。他说这本小书很著名,很好的。我们在晕黄的电灯光下,默然相对了一会,又问答了几句简单的话;我就走了。直到现在,还不曾见过他。

他到美国去后,初时还写了些文字,后来就没有了。他的名字,在一般人心里,已如远处的云烟了。我倒还记着他。两三年以后,才又在《文学日报》上见到他一篇诗,是写一种清趣的。我只念过他这一篇诗。他的小说我却念过不少;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那篇《雨夜》,是写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的。W是学科学的人,应该很冷静,但他的小说却又很热很热的。

这就是W了。

P也上美国去,但不久就回来了。他在波定谟住了些日子,W是常常见着的。他回国后,有一个热天,和我在南京清凉山上谈起W的事。他说W在研究行为派的心理学。他几乎终日在实验室里;他解剖过许多老鼠,研究它们的行为。P说自己本来也愿意学心理学的;但看了老鼠临终的颤动,他执刀的手便战战的放不下去了。因此只好改行。而W是“奏刀駋然”,“踌躇满志”,P觉得那是不可及的。P又说W研究动物行为既久,看明它们所有的生活,只是那几种生理的欲望,如食欲,性欲,所玩的把戏,毫无甚么大道理存乎其间。因而推想人的生活,也未必别有何种高贵的动机;我们第一要承认我们是动物,这便是真人。W的确是如此做人的。P说他也相信W的话;真的,P回国后的态度是大大的不同了。W只管做他自己的人,却得着P这样一个信徒,他自己也未必料得着的。

P又告诉我W恋爱的故事。是的,恋爱的故事!P说这是一个日本人,和W一同研究的,但后来走了,这件事也就完了。P说得如此冷淡,毫不像我们所想的恋爱的故事!P又曾指出《来日》上W的一篇《月光》给我看。这是一篇小说,叙述一对男女趁着月光在河边一只空船里密谈。那女的是个有夫之妇。这时四无人迹,他俩谈得亲热极了。但P说W的胆子太小了,所以这一回密谈之后,便撒了手。这篇文字是W自己写的,虽没有如火如荼的热闹,但却别有一种意思。科学与文学,科学与恋爱,这就是W了。

“‘疯子’!”我这时忽然似乎彻悟了说,“也许是的吧?我想。一个人冷而又热,是会变疯子的。”

“唔。”P点头。

“他其实大可以不必管甚么中国不中国了;偏偏又恋恋不舍的!”

“是啰。W这回真不高兴。K在美国借了他的钱。这回他到北京,特地老远的跑去和K要钱。K的没钱,他也知道;他也并不指望这笔钱用。只想借此去骂他一顿罢了,据说拍了桌子大骂呢!”

“这与他的写小说一样的道理呀!唉,这就是W了。”

P无语,我却想起一件事:“W到美国后有信来么?”

“长远了,没有信。”

我们于是都又默然。

1926年7月20日,白马湖。

(原载1926年8月1日《文学周报》第236期)

白采

盛暑中写《白采的诗》一文,刚满一页,便因病搁下。这时候薰宇来了一封信,说白采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他只有一个人;他的遗物暂存在立达学园里。有文稿,旧体诗词稿,笔记稿,有朋友和女人的通信,还有四包女人的头发!我将薰宇的信念了好几遍,茫然若失了一会;觉得白采虽于生死无所容心,但这样的死在将到吴淞口了的船中,也未免太残酷了些——这是我们后死者所难堪的。

白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他的历史,他的性格,现在虽从遗物中略知梗概,但在他生前,是绝少人知道的;他也绝口不向人说,你问他他只支吾而已。他赋性既这样遗世绝俗,自然是落落寡合了;但我们却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有真心的人。

“不打不成相识,”我是这样的知道了白采的。这是为学生李芳诗集的事。李芳将他的诗集交我删改,并嘱我作序。那时我在温州,他在上海。我因事忙,一搁就是半年;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我很懊悔我的需缓,赶紧抽了空给他工作。正在这时,平伯转来白采的信,短短的两行,催我设法将李芳的诗出版;又附了登在《觉悟》上的小说《作诗的儿子》,让我看看——里面颇有讥讽我的话。我当时觉得不应得这种讥讽,便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长信,详述事件首尾,向他辩解。信去了便等回信;但是杳无消息。等到我已不希望了,他才来了一张明信片;在我看来,只是几句半冷半热的话而已。我只能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自解,听之而已。

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他出身名门,早年以新诗人、散文家享誉文坛。

但平伯因转信的关系,却和他常通函札。平伯来信,屡屡说起他,说是一个有趣的人。有一回平伯到白马湖看我。我和他同往宁波的时候,他在火车中将白采的诗稿《羸疾者的爱》给我看。我在车身不住的动摇中,读了一遍。觉得大有意思。我于是承认平伯的话,他是一个有趣的人。我又和平伯说,他这篇诗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后来平伯来信,说已将此语函告白采,他颇以为然。我当时还和平伯说,关于这篇诗,我想写一篇评论;平伯大约也告诉了他。有一回他突然来信说起此事;他盼望早些见着我的文字,让他知道在我眼中的他的诗究竟是怎样的。我回信答应他,就要做的。以后我们常常通信,他常常提及此事。但现在是三年以后了,我才算将此文完篇;他却已经死了,看不见了!他暑假前最后给我的信还说起他的盼望。天啊!我怎样对得起这样一个朋友,我怎样挽回我的过错呢?

平伯和我都不曾见过白采,大家觉得是一件缺憾。有一回我到上海,和平伯到西门林荫路新正兴里五号去访他:这是按着他给我们的通信地址去的。但不幸得很,他已经搬到附近甚么地方去了;我们只好嗒然而归。新正兴里五号是朋友延陵君住过的:有一次谈起白采,他说他姓童,在美术专门学校念书;他的夫人和延陵夫人是朋友,延陵夫妇曾借住他们所赁的一间亭子间。那是我看延陵时去过的,床和桌椅都是白漆的;是一间虽小而极洁净的房子,几乎使我忘记了是在上海的西门地方。现在他存着的摄影里,据我看,有好几张是在那间房里照的。又从他的遗札里,推想他那时还未离婚;他离开新正兴里五号,或是正为离婚的缘故,也未可知。这却使我们事后追想,多少感着些悲剧味了。但平伯终于未见着白采,我竟得和他见了一面。那是在立达学园我预备上火车去上海前的五分钟。这一天,学园的朋友说白采要搬来了;我从早上等了好久,还没有音信。正预备上车站,白采从门口进来了。他说着江西话,似乎很老成了,是饱经世变的样子。我因上海还有约会,只匆匆一谈,便握手作别。他后来有信给平伯说我“短小精悍”,却是一句有趣的话。这是我们最初的一面,但谁知也就是最后的一面呢!

去年年底,我在北京时,他要去集美作教;他听说我有南归之意,因不能等我一面,便寄了一张小影给我。这是他立在露台上远望的背影,他说是聊寄伫盼之意。我得此小影,反复把玩而不忍释,觉得他真是一个好朋友。这回来到立达学园,偶然翻阅《白采的小说》,《作诗的儿子》一篇中讥讽我的话,已经删改;而薰宇告我,我最初给他的那封长信,他还留在箱子里。这使我惭愧从前的猜想,我真是小器的人那!但是他现在死了,我又能怎样呢?我只相信,如爱默生的话,他在许多朋友的心里是不死的!

上海,江湾,立达学园。

(原载1926年10月5日《一般》第10号第2期)

荷塘月色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的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的哼着眠歌。我悄悄的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甚么都可以想,甚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的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清华园荷塘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的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甚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鹢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的推门进去,甚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1927年7月,北京清华园。

(原载1927年7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7期)

一封信

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的过去。要说福气,这也是福气了。因为平平常常,正像“糊涂”一样“难得”,特别是在“这年头”。但不知怎的,总不时想着在那儿过了五六年转徙无常的生活的南方。转徙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的感着。现在终日看见一样的脸板板的天,灰蓬蓬的地;大柳高槐,只是大柳高槐而已。于是木木然,心上甚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

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甚么,但似乎甚么也没有明白。“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正可借来作近日的我的注脚。昨天忽然有人提起《我的南方》的诗。这是两年前初到北京,在一个村店里,喝了两杯“莲花白”以后,信笔涂出来的。于今想起那情景,似乎有些渺茫;至于诗中所说的,那更是遥遥乎远哉了,但是事情是这样凑巧:今天吃了午饭,偶然抽一本旧杂志来消遣,却翻着了三年前给S的一封信。信里说着台州,在上海,杭州,宁波之南的台州。这真是“我的南方”了。我正苦于想不出,这却指引我一条路,虽然只是“一条”路而已。

我不忘记台州的山水,台州的紫藤花,台州的春日,我也不能忘记S。他从前欢喜喝酒,欢喜骂人;但他是个有天真的人。他待朋友真不错。L从湖南到宁波去找他,不名一文;他陪他喝了半年酒才分手。他去年结了婚。为结婚的事烦恼了几个整年的他,这算是叶落归根了;但他也与我一样,已快上那“中年”的线了吧。结婚后我们见过一次,匆匆的一次。我想,他也和一切人一样,结了婚终于是结了婚的样子了吧。但我老只是记着他那喝醉了酒,很妩媚的骂人的意态;这在他或已懊悔着了。

南方这一年的变动,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我起初还知道他的踪迹;这半年是甚么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样的过着这狂风似的日子呢?我所沉吟的正在此。我说过大海,他正是大海上的一个小浪;我说过森林,他正是森林里的一只小鸟。恕我,恕我,我向那里去找你?

老北京情境

这封信曾印在台州师范学校的《绿丝》上。我现在重印在这里;这是我眼前一个很好的自慰的法子。

九月二十七日记

S兄:

……

我对于台州,永远不能忘记!我第一日到六师校时,系由埠头坐了轿子去的。轿子走的都是僻路;使我诧异,为甚么堂堂一个府城,竟会这样冷静!那时正是春天,而因天气的薄阴和道路的幽寂,使我宛然如入了秋之国土。约莫到了卖冲桥边,我看见那清绿的北固山,下面点缀着几带朴实的洋房子,心胸顿然开朗,仿佛微微的风拂过我的面孔似的。到了校里,登楼一望,见远山之上,都幂着白云。四面全无人声,也无人影;天上的鸟也无一只。

只背后山上谡谡的松风略略可听而已。那时我真脱却人间烟火气而飘飘欲仙了!后来我虽然发见了那座楼实在太坏了:柱子如鸡骨,地板如鸡皮!但自然的宽大使我忘记了那房屋的狭窄。我于是曾好几次爬到北固山的顶上,去领略那飕飕的高风,看那低低的,小小的,绿绿的田亩。这是我最高兴的。

来信说起紫藤花,我真爱那紫藤花!在那样朴陋——现在大概不那样朴陋了吧——的房子里,庭院中,竟有那样雄伟,那样繁华的紫藤花,真令我十二分惊诧!她的雄伟与繁华遮住了那朴陋,使人一对照,反觉朴陋倒是不可少似的,使人幻想“美好的昔日”!我也曾几度在花下徘徊:那时学生都上课去了,只剩我一人。暖和的晴日,鲜艳的花色,嗡嗡的蜜蜂,酝酿着一庭的春意。我自己如浮在茫茫的春之海里,不知怎么是好!那花真好看:苍老虬劲的枝干,这么粗这么粗的枝干,宛转腾挪而上;谁知她的纤指会那样嫩,那样艳丽呢?那花真好看:一缕缕垂垂的细丝,将她们悬在那皴裂的臂上,临风婀娜,真像嘻嘻哈哈的小姑娘,真像凝妆的少妇,像两颊又像双臂,像胭脂又像粉……我在他们下课的时候,又曾几度在楼头眺望:那丰姿更是撩人:云哟,霞哟,仙女哟!我离开台州以后,永远没见过那样好的紫藤花,我真惦记她,我真妒羡你们!

此外,南山殿望江楼上看浮桥(现在早已没有了),看憧憧的人在长长的桥上往来着;东湖水阁上,九折桥上看柳色和水光,看钓鱼的人;府后山沿路看田野,看天;南门外看梨花再回到北固山,冬天在医院前看山上的雪;都是我喜欢的。说来可笑,我还记得我从前住过的旧仓头杨姓的房子里的一张画桌;那是一张红漆的,一丈光景长而狭的画桌,我放它在我楼上

的窗前,在上面读书,和人谈话,过了我半年的生活。现在想已搁起来无人用了吧?唉!

台州一般的人真是和自然一样朴实;我一年里只见过三个上海装束的流氓!学生中我颇有记得的。前些时有位P君写信给我,我虽未有工夫作复,但心中很感谢!乘此机会请你为我转告一句。

我写的已多了;这些胡乱的话,不知可附载在《绿丝》的末尾,使它和我的旧友见见面么?

弟 自清。

1927年9月27日。

(原载1927年10月14日《清华周刊·清华文艺副刊》第2期)

《梅花》后记

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亡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

偶然翻阅卷前的序,后面记着一九二四年二月;算来已是四年前的事了。而无隅的死更在前一年。这篇序写成后,曾载在《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上。

1911年5月18日创办的《时事新报》,由汪诒年任经理。辛亥革命后,成为进步党的报纸,随后又转为研究系的喉舌。

那时即使有人看过,现在也该早已忘怀了吧?无隅的棺木听说还停在上海某处;但日月去得这样快,五年来人事代谢,即在无隅的亲友,他的名字也已有点模糊了吧?想到此,颇有些莫名的寂寞了。

我与无隅末次聚会,是在上海西门三德里(?)一个楼上。那时他在美术专门学校学西洋画,住着万年桥附近小弄堂里一个亭子间。我是先到了那里,再和他同去三德里的。那一暑假,我从温州到上海来玩儿;因为他春间交给我的这诗稿还未改好,所以一面访问,一面也给他个信。见面时,他那瘦黑的,微笑的脸,还和春间一样;从我认识他时,他的脸就是这样。我怎么也想不到,隔了不久的日子,他会突然离我们而去!——但我在温州得信很晚,记得仿佛已在他死后一两个月;那时我还忙着改这诗稿,打算寄给他呢。

他似乎没有甚么亲戚朋友,至少在上海是如此。他的病情和死期,没人能说得清楚,我至今也还有些茫然;只知道病来得极猛,而又没钱好好医治而已。后事据说是几个同乡的学生凑了钱办的。他们大抵也没钱,想来只能草草收殓罢了。棺木是寄在某处。他家里想运回去,苦于没有这笔钱——虽然不过几十元。他父亲与他朋友林醒民君都指望这诗稿能卖得一点钱。不幸碰了四回壁,还留在我手里;四个年头已飞也似的过去了。自然,这其间我也得负多少因循的责任。直到现在,卖是卖了,想起无隅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湿里,在数年的尘封里,还不知是甚么样子!其实呢,一堆腐骨,原无足惜;但人究竟是人,明知是迷执,打破却也不易的。

无隅的父亲到温州找过我,那大约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吧。一望而知,这是一个老实的内地人。他很愁苦的说,为了无隅读书,家里已用了不少钱。谁知道会这样呢?他说,现在无隅还有一房家眷要养活,运棺木的费,实在想不出法。听说他有甚么稿子,请可怜可怜,给他想想法吧!我当时答应下来;谁知道一耽搁就是这些年头!后来他还转托了一位与我不相识的人写信问我。我那时已离开温州,因事情尚无头绪,一时忘了作覆,从此也就没有音信。现在想来,实在是很不安的。

我在序里略略提过林醒民君,他真是个值得敬爱的朋友!最热心无隅的事的是他;四年中不断的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温州的时候,他特地为了无隅的事,从家乡玉环来看我,又将我删改过的这诗稿,端端正正的抄了一遍,给编了目录,就是现在付印的稿本了。我去温州,他也到汉口宁波各地做事;常有信给我,信里总殷殷问起这诗稿。去年他到南洋去,临行还特地来信催我。他说无隅死了好几年了,仅存的一卷诗稿,还未能付印,真是一件难以放下的心事;请再给向甚么地方试试,怎样?他到南洋后,至今尚无消息,海天远隔,我也不知他在何处。现在想寄信由他家里转,让他知道这诗稿已能付印;他定非常高兴的。古语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他之于无隅,这五年以来,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难能的!

关心这诗稿的,还有白采与周了因两位先生。白先生有一篇小说,叫《作诗的儿子》,是纪念无隅的,里面说到这诗稿。那时我还在温州。他将这篇小说由平伯转寄给我,附了一信,催促我设法付印。他和平伯,和我,都不相识;因这一来,便与平伯常常通信,后来与我也常通信了。这也算很巧的一段因缘。我又告诉醒民,醒民也和他写了几回信。据醒民说,他曾经一度打算出资印这诗稿;后来因印自己的诗,力量来不及,只好罢了。可惜这诗稿现在行将付印,而他已死了三年,竟不能见着了!周了因先生,据醒民说,也是无隅的好友。醒民说他要给这诗稿写一篇序,又要写一篇无隅的传。但又说他老是东西飘泊着,没有准儿;只要有机会将这诗稿付印,也就不必等他的文章了。我知道他现在也在南洋甚么地方;路是这般远,我也只好不等他了。

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翻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有几分秋意似的。

1928年5月9日作。

(原载1928年7月22日《文学周报》第236期)

怀魏握青君

两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些日子吧,我邀了几个熟朋友,在雪香斋给握青送行。雪香斋以绍酒著名。这几个人多半是浙江人,握青也是的,而又有一两个是酒徒,所以便拣了这地方。说到酒,莲花白太腻,白干太烈;一是北方的佳人,一是关西的大汉,都不宜于浅斟低酌。只有黄酒,如温旧书,如对故友,真是醰醰有味。只可惜雪香斋的酒还上了色;若是“竹叶青”,那就更妙了。握青是到美国留学去,要住上三年;这么远的路,这么多的日子,大家确有些惜别,所以那晚酒都喝得不少。出门分手,握青又要我去中天看电影。我坐下直觉头晕。握青说电影如何如何,我只糊糊涂涂听着;几回想张眼看,却甚么也看不出。终于支持不住,出其不意,哇的吐出来了。观众都吃一惊,附近的人全堵上了鼻子;这真有些惶恐。握青扶我回到旅馆,他也吐了。但我们心里都觉得这一晚很痛快。我想握青该还记得那种狼狈的光景吧?

我与握青相识,是在东南大学。那时正是暑假,中华教育改进社借那儿开会。我与方光焘君去旁听,偶然遇着握青;方君是他的同乡,一向认识,便给我们介绍了。那时我只知道他很活动,会交际而已。匆匆一面,便未再见。三年前,我北来作教,恰好与他同事。我初到,许多事都不知怎样做好;他给了我许多帮助。我们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吃饭也在一处。因此常和他谈论。我渐渐知道他不只是很活动,会交际;他有他的真心,他有他的锐眼,他也有他的傻样子。许多朋友都以为他是个傻小子,大家都叫他老魏,连听差背地里也是这样叫他;这个太亲昵的称呼,只有他有。

但他决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傻”,他是个玩世不恭的人——至少我在北京见着他是如此。那时他已一度受过人生的戒,从前所有多或少的严肃气氛,暂时都隐藏起来了;剩下的只是那冷然的玩弄一切的态度。我们知道这种剑锋般的态度,若赤裸裸的露出,便是自己矛盾,所以总得用了甚么法子盖藏着。他用的是一副傻子的面具。我有时要揭开他这副面具,他便说我是《语丝》派。但他知道我,并不比我知道他少。他能由我一个短语,知道全篇的故事。他对于别人,也能知道;但只默喻着,不大肯说出。他的玩世,在有些事情上,也许太随便些。但以或种意义说,他要复仇;人总是人,又有甚么办法呢?至少我是原谅他的。

以上其实也只说得他的一面;他有时也能为人尽心竭力。他曾为我决定一件极为难的事。我们沿着墙根,走了不知多少趟;他源源本本,条分缕析的将形势剖解给我听。你想,这岂是傻子所能做的?幸亏有这一面,他还能高高兴兴过日子;不然,没有笑,没有泪,只有冷脸,只有“鬼脸”,岂不郁郁的闷煞人!

我最不能忘的,是他动身前不多时的一个月夜。电灯灭后,月光照了满院,柏树森森的竦立着。屋内人都睡了;我们站在月光里,柏树旁,看着自己的影子。他轻轻的诉说他生平冒险的故事。说一会,静默一会。这是一个幽奇的境界。他叙述时,脸上隐约浮着微笑,就是他心地平静时常浮在他脸上的微笑;一面偏着头,老像发问似的。这种月光,这种院子,这种柏树,这种谈话,都很可珍贵;就由握青自己再来一次,怕也不一样的。

他走之前,很愿我做些文字送他;但又用玩世的态度说,“怕不肯吧?我晓得,你不肯的。”我说,“一定做,而且一定写成一幅横披——只是字不行些。”但是我惭愧我的懒,那“一定”早已几乎变成“不肯”了!而且他来了两封信,我竟未覆只字。这叫我怎样说好呢?我实在有种坏脾气,觉得路太遥远,竟有些渺茫一般,甚么便都因循下来了。好在他的成绩很好,我是知道的;只此就很够了。别的,反正他明年就回来,我们再好好的谈几次,这是要紧的。——我想,握青也许不那么玩世了吧。

1928年5月25日夜。

儿女

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的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了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甚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的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

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的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的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的,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甚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树人,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的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的,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的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的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的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的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的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儿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她说她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闰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的。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有一只搪瓷碗,是一毛来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需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痴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校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啰啰唆唆的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的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么?”“爸爸知道么?”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所以她总是问我。她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来便问,兵是人么?为甚么打人?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她和闰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时候也有:臂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和转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

阿九是欢喜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欢喜《红楼梦》,说是没有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十岁的孩子,那里能领略呢?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因为他大些,而转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我领着阿九从二洋泾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转儿住着的亲戚家去。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我们走过四马路,到一家茶食铺里。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转儿的。便乘电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恻然。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转儿望望我,没说甚么,阿九是和祖母说甚么去了。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硬着头皮走了。后来妻告诉我,阿九背地里向她说:“我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其实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甚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转儿与我较生疏些。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话(那时她还没有到过扬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晓得甚么北京,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但当时听着,现在想着的我,却真是抱歉呢。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蔼然仁者之言”。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甚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的教育他们,便将他们荒废了。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便危险了。我得计划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呢?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丏尊,他毫不踌躇的说,“自然啰。”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啰。”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

予同说,“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才算尽了责任。”SK说,“不然,要看我们的经济,他们的材质与志愿;若是中学毕了业,不能或不愿升学,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坏与成败,也不尽靠学校教育;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也许只是我们的偏见。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好在孩子们还小,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罢,倒楣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的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1928年6月24日晚写毕,北京清华园。

(原载1928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

旅行杂记

这次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第三届年会,我也想观观光;故“不远千里”的从浙江赶到上海,决于七月二日附赴会诸公的车尾而行。

一、殷勤的招待

七月二日正是浙江与上海的社员乘车赴会的日子。在上海这样大车站里,多了几十个改进社社员,原也不一定能够显出甚么异样;但我却觉得确乎是不同了,“一时之盛”的光景,在车站的一角上,是显然可见的。这是在茶点室的左边;那里丛着一群人,正在向两位特派的招待员接洽。壁上贴着一张黄色的磅纸,写着龙蛇飞舞的字:“二等四元,三等二元。”两位招待员开始执行职务了;这时已是六点四十分,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了。招待员所应做的第一大事,自然是买车票。买车票是大家都会的,买半票却非由他们二位来“优待”一下不可。“优待”可真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实行“优待”的时候,要向每个人取名片,票价,——还得找钱。他们往还于茶点室和售票处之间,少说些,足有二十次!他们手里是拿着一叠名片和钞票洋钱;眼睛总是张望着前面,仿佛遗失了甚么,急急寻觅一样;面部筋肉平板的紧张着;手和足的运动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好容易费了二虎之力,居然买了几张票,凭着名片分发了。每次分发时,各位候补人都一拥而上。等到得不着票子,便不免有了三三两两的怨声了。那两位招待员买票事大,却也顾不得这些。可是钟走得真快,不觉七点还欠五分了。这时票子还有许多人没买着,大家都着急;而招待员竟不出来!有的人急忙寻着他们,情愿取回了钱,自买全票;有的向他们顿足舞手的责备着。他们却只是忙着照名片退钱,一言不发。——真好性儿!于是大家三步并作两步,自己去买票子;这一挤非同小可!我除照付票价外,还出了一身大汗,才弄到一张三等车票。这时候对两位招待员的怨声真载道了:“这样的饭桶!”“真饭桶!”“早做甚么事的?”“六点钟就来了,还是自己买票,冤不冤!”我猜想这时候两位招待员的耳朵该有些儿热了。其实我倒能原谅他们,无论招待的成绩如何,他们的眼睛和腿总算忙得可以了,这也总算是殷勤了;他们也可以对得起改进社了,改进社也可以对得起他们的社员了。——上车后,车就开了;有人问,“两个饭桶来了没有?”“没有吧!”车是开了。

二、“躬逢其盛”

七月二日的晚上,花了约莫一点钟的时间,才在大会注册组买了一张旁听的标识。这个标识很不漂亮,但颇有实用。七月三日早晨的年会开幕大典,我得躬逢其盛,全靠着它呢。

七月三日的早晨,大雨倾盆而下。这次大典在中正街公共讲演厅举行。该厅离我所住的地方有六七里路远;但我终于冒了狂风暴雨,乘了黄包车赴会。在这一点上,我的热心决不下于社员诸君的。

到了会场门首,早已停着许多汽车,马车;我知道这确乎是大典了。走进会场,坐定细看,一切都很从容,似乎离开会的时间还远得很呢!——虽然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楼上正中是女宾席,似乎很是寥寥;两旁都是军警席——正和楼下的两旁一样。一个黑色的警察,间着一个灰色的兵士,静默的立着。他们大概不是来听讲的,因为既没有赛磁的社员徽章,又没有和我一样的旁听标识,而且也没有真正的“席”——坐位。(我所谓“军警席”,是就实际而言,当时场中并无此项名义,合行声明。)听说督军省长都要“驾临”该场;他们原是保卫“两长”来的,他们原是监视我们来的,好一个武装的会场!

那时“两长”未到,盛会还未开场;我们忽然要做学生了!一位教员风的女士走上台来,像一道光闪在听众的眼前;她请大家练习《尽力中华》歌。大家茫然的立起,跟着她唱。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些人不敢高唱,有些人竟唱不出。所以唱完的时候,她温和的笑着向大家说:“这回太低了,等等再唱一回。”她轻轻的鞠了躬,走了。等了一等,她果然又来了。说完“一——二——三——四”之后,《尽力中华》的歌声果然很响的起来了。她将左手插在腰间,右手上下的挥着,表示节拍;挥手的时候,腰部以上也随着微微的向左右倾侧,显出极为柔软的曲线;她的头略略偏右仰着,嘴唇轻轻的动着,嘴唇以上,尽是微笑。唱完时,她仍笑着说,“好些了,等等再唱。”再唱的时候,她拍着两手,发出清脆的响,其余和前回一样。唱完,她立刻又“一——二——三——四”的要大家唱。大家似乎很惊愕,似乎她真看得大家和学生一样了;但是半秒钟的惊愕与不耐以后,终于又唱起来了——自然有一部分人,因疲倦而休息。于是大家的临时的学生时代告终。不一会,场中忽然纷扰,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东北角上;这是齐督军,韩省长来了,开会的时间真到了!

空空的讲坛上,这时竟济济一台了。正中有三张椅子,两旁各有一排椅子。正中的三人是齐燮元,韩国钧,另有一个西装少年;后来他演说,才知是“高督办”——就是讳“恩洪”的了——的代表。这三人端坐在台的正中,使我联想到大雄宝殿上的三尊佛像;他们虽坦然的坐着,我却无端的为他们“惶恐”着。——于是开会了,照着秩序单进行。详细的情形,有各报记述可看,毋庸在下再来饶舌。现在单表齐燮元,韩国钧和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博士的高论。齐燮元究竟是督军兼巡阅使,他的声音是加倍的洪亮;那时场中也特别肃静——齐燮元究竟与众不同呀!他咬字眼儿真咬得清白;他的话是“字本位”,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字与字间的时距,我不能指明,只觉比普通人说话延长罢了;最令我惊异而且焦躁的,是有几句说完之后。那时我总以为第二句应该开始了,岂知一等不来,二等不至,三等不到;他是在唱歌呢,这儿碰着全休止符了!等到三等等完,四拍拍毕,第二句的第一个字才姗姗的来了。这其间至少有一分钟;要用主观的计时法,简直可说足有五分钟!说来说去,究竟他说的是甚么呢?我恭恭敬敬的答道:半篇八股!他用拆字法将“中华教育改进社”一题拆为四段:先做“教育”二字,是为第一股;次做“教育改进”,是为第二股;“中华教育改进”是第三股;加上“社”字,是第四股。层层递进,如他由督军而升巡阅使一样。齐燮元本是廪贡生,这类文章本是他的拿手戏;只因时代维新,不免也要改良一番,才好应世;八股只剩了四股,大约便是为此了。最教我不忘记的,是他说完后的那一鞠躬。那一鞠躬真是与众不同,鞠下去时,上半身全与讲桌平行,我们只看见他一头的黑发;他然后慢慢的立起退下。这其间费了普通人三个一鞠躬的时间,是的的确确的。接着便是韩国钧了。他有一篇改进社开会词,是开会前已分发了的。里面曾有一节,论及现在学风的不良,颇有痛心疾首之概。我很想听听他的高见。但他却不曾照本宣扬,他这时另有一番说话。他也经过了许多时间;但不知是我的精神不济,还是另有原因,我毫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只有煞尾的时候,他提高了喉咙,我也竖起了耳朵,这才听见他的警句了。他说:“现在政治上南北是不统一的。今天到会诸君,却南北都有,同以研究教育为职志,毫无畛域之见。可见统一是要靠文化的,不能靠武力!”这最后一句话确是漂亮,赢得如雷的掌声和许多轻微的赞叹。他便在掌声里退下。这时我们所注意的,是在他肘腋之旁的齐燮元;可惜我眼睛不佳,不能看到他面部的变化,因而他的心情也不能详说:这是很遗憾的。于是——是我行文的“于是”,不是事实的“于是”,请注意——来了郭秉文博士。他说,我只记得他说,“青年的思想应稳健,正确。”旁边有一位告诉我说:“这是齐燮元的话。”但我却发见了,这也是韩国钧的话,便是开会辞里所说的。究竟是谁的话呢?或者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么?这却要请问郭博士自己了。但我不能明白:甚么思想才算正确和稳健呢?郭博士的演说里不曾下注脚,我也只好终于莫测高深了。

还有一事,不可不记。在那些点缀会场的警察中,有一个瘦长的,始终笔直的站着,几乎不曾移过一步,真像石像一般,有着可怕的静默。我最佩服他那昂着的头和垂着的手;那天真苦了他们三位了!另有一个警官,也颇可观。他那肥硬的身体,凸出的肚皮,老是背着的双手,和那微微仰起的下巴,高高翘着的仁丹胡子,以及胸前累累挂着的徽章——那天场中,这后两件是他所独有的——都显出他的身分和骄傲。他在楼下左旁往来的徘徊着,似乎在督率着他的部下。我不能忘记他。

三、第三人称

七月廿日,正式开会。社员全体大会外,便是许多分组会议。我们知道全体大会不过是那么回事,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我因为也忝然的做了国文教师,便决然无疑的投到国语教学组旁听。不幸听了一次,便生了病,不能再去。那一次所议的是“采用他,她,牠案”(大意如此,原文忘记了);足足议了两个半钟头,才算不解决的解决了。这次讨论,总算详细已极,无微不至;在讨论时,很有几位英雄,舌本翻澜,妙绪环涌,使得我茅塞顿开,摇头佩服。这不可以不记。

其实我第一先应该佩服提案的人!在现在大家已经“采用”“他,她,牠”的时候,他才从容不迫的提出了这件议案,真可算得老成持重,“不敢为天下先”,确遵老子遗训的了。在我们礼义之邦,无论何处,时间先生总是要先请一步的;所以这件议案不因为他的从容而被忽视,反因为他的从容而被尊崇,这就是所谓“让德”。且看当日之情形,谁不兴高而采烈?便可见该议案的号召之力了。本来呢,“新文学”里的第三人称代名词也太纷歧了!既“她”“伊”之互用,又“她”“它”之不同,更有“佢”“彼”之流,窜跳其间;于是乎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提案人虽只为辨“性”起见,但指定的三字,皆属于也字系统,俨然有正名之意。将来“也”字系统若竟成为正统,那开创之功一定要归于提案人的。提案人有如彼的力量,如此的见解,怎不教人佩服?

讨论的中心点是在女人,就是在“她”字。“人”让他站着,“牛”也让它站着;所饶不过的是“女”人,就是“她”字旁边立着的那“女”人!于是辩论开始了。一位教师说,“据我的‘经验’,女学生总不喜欢‘她’字——男人的‘他’,只标一个‘人’字旁,女子的‘她’,却特别标一个‘女’字旁,表明是个女人;这是她们所不平的!我发出的讲义,上面的‘他’字,她们常常要将‘人’字旁改成‘男’字旁,可以见她们报复的意思了。”大家听了,都微微笑着,像很有味似的。另一位却起来驳道,“我也在女学堂教书,却没有这种情形!”海格尔的定律不错,调和派来了,他说,“这本来有两派:用文言的欢喜用‘伊’字,如周作人先生便是;用白话的欢喜用‘她’字,‘伊’字用的少些;其实两个字都是一样的。”“用文言的欢喜用‘伊’字,”这句话却有意思!文言里间或有“伊”字看见,这是真理;但若说那些“伊”都是女人,那却不免委屈了许多男人!周作人先生提倡用“伊”字也是实,但只是用在白话里;我可保证,他决不曾有甚么“用文言”的话!而且若是主张“伊”字用于文言,那和主张人有两只手一样,何必周先生来提倡呢?于是又冤枉了周先生!——调和终于无效,一位女教师立起来了。大家都倾耳以待,因为这是她们的切身问题,必有一番精当之论!她说话快极了,我听到的警句只是,“历来加‘女’字旁的字都是不好的字;‘她’字是用不得的!”一位“他”立刻驳道,“‘好’字岂不是‘女’字旁么?”大家都大笑了,在这大笑之中。忽有苍老的声音:“我看‘他’字譬如我们普通人坐三等车;‘她’字加了‘女’字旁,是请她们坐二等车,有甚么不好呢?”这回真哄堂了,有几个人笑得眼睛亮晶晶的,眼泪几乎要出来;真是所谓“笑中有泪”了。后来的情形可有些模糊,大约便在谈笑中收了场;于是乎一幕喜剧告成。

“二等车”,“三等车”这一个比喻,真是新鲜,足为修辞学开一崭新的局面,使我有永远的趣味。从前贾宝玉说男人的骨头是泥做的,女人的骨头是水做的,至今传为佳话;现在我们的辩士又发明了这个“二三等车”的比喻,真是媲美前修,启迪来学了。但这个“二三等之别”究竟也有例外;我离开南京那一晚,明明在三等车上看见三个“她”!我想:“她”“何以不坐二等车呢?难道客气不成?——那位辩士的话应该是不错的!

1924年7月14日,温州。

(原载1924年《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周报》第130期)

说梦

伪《列子》里有一段梦话,说得甚好:

“周之尹氏大治产,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不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弥勤。昼则呻呼而即事,夜则昏惫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梦为国君:居人民之上,总一国之事;游燕宫观,恣意所欲,其乐无比。觉则复役人。……尹氏心营世事,虑钟家业,心形俱疲,夜亦昏惫而寐。昔昔梦为人仆:趋走作役,无不为也;数骂杖挞,无不至也。眠中啽呓呻呼,彻旦息焉。……”

此文原意是要说出“苦逸之复,数之常也;若欲觉梦兼之,岂可得邪?”这其间大有玄味,我是领略不着的;我只是断章取义的赏识这件故事的自身,所以才老远的引了来。我只觉得梦不是一件坏东西。即真如这件故事所说,也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人生有限,我们若能夜夜有这样清楚的梦,则过了一日,足抵两日,过了五十岁,足抵一百岁;如此便宜的事,真是落得的。至于梦中的“苦乐”,则照我素人的见解,毕竟是“梦中的”苦乐,不必斤斤计较的。若必欲斤斤计较,我要大胆的说一句:他和那些在墙上贴红纸条儿,写着“夜梦不祥,书破大吉”的,同样的不懂得梦!

但庄子说道,“至人无梦。”伪《列子》里也说道,“古之真人,其觉自忘,其寝不梦。”——张湛注曰,“真人无往不忘,乃当不眠,何梦之有?”可知我们这几位先哲不甚以做梦为然,至少也总以为梦是不大高明的东西。但孔子就与他们不同,他深以“不复梦见周公”为憾;他自然是爱做梦的,至少也是不反对做梦的。——殆所谓时乎做梦则做梦者欤?我觉得“至人”,“真人”,毕竟没有我们的份儿,我们大可不必妄想;只看“乃当不眠”一个条件,你我能做到么?唉,你若主张或实行“八小时睡眠”,就别想做“至人”,“真人”了!但是,也不用担心,还有为我们掮木梢的:我们知道,愚人也无梦!他们是一枕黑甜,哼呵到晓,一些儿梦的影子也找不着的!我们侥幸还会做几个梦,虽因此失了“至人”,“真人”的资格,却也因此而得免于愚人,未尝不是运气。至于“至人”,“真人”之无梦和愚人之无梦,究竟有何分别?却是一个难题。我想偷懒,还是摭拾上文说过的话来答吧:“真人……乃当不眠,……”而愚人是“一枕黑甜,哼呵到晓”的!再加一句,此即孔子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也。说到孔子,孔子不反对做梦,难道也做不了“至人”,“真人”?我说,“唯唯,否否!”孔子是“圣人”,自有他的特殊的地位,用不着再来争“至人”,“真人”的名号了。但得知道,做梦而能梦周公,才能成其所以为圣人;我们也还是够不上格儿的。

我们终于只能做第二流人物。但这中间也还有个高低。高的如我的朋友P君:他梦见花,梦见诗,梦见绮丽的衣裳,……真可算得有梦皆甜了。低的如我:我在江南时,本忝在愚人之列,照例是漆黑一团的睡到天光;不过得声明,哼呵是没有的。北来以后,不知怎样,陡然聪明起来,夜夜有梦,而且不一其梦。但我究竟是新升格的,梦尽管做,却做不着一个清清楚楚的梦!成夜的乱梦颠倒,醒来不知所云,恍然若失。最难堪的是每早将醒未醒之际,残梦依人,腻腻不去;忽然双眼一睁,如坠深谷,万象寂然——只有一角日光在墙上痴痴的等着!我此时决不起来,必凝神细想,欲追回梦中滋味于万一;但照例是想不出,只惘惘然茫茫然似乎怀念着些甚么而已。虽然如此,有一点是知道的:梦中的天地是自由的,任你徜徉,任你翱翔;一睁眼却就给密密的麻绳绑上了,就大大的不同了!我现在确乎有些精神恍惚,这里所写的就够教你知道。但我不因此诅咒梦;我只怪我做梦的艺术不佳,做不着清楚的梦。若做着清楚的梦,若夜夜做着清楚的梦,我想精神恍惚也无妨的。照现在这样一大串儿糊里糊涂的梦,直是要将这个“我”化成漆黑一团,却有些儿不便。是的,我得学些本事,今夜做他几个好好的梦。我是彻头彻尾赞美梦的,因为我是素人,而且将永远是素人。

1925年10月作。

(原载1925年10月《清华周刊》第24卷第8号)

海行杂记

这回从北京南归,在天津搭了通州轮船,便是去年曾被盗劫的。盗劫的事,似乎已很渺茫;所怕者船上的肮脏,实在令人不堪耳。这是英国公司的船;这样的肮脏似乎尽够玷污了英国国旗的颜色。但英国人说:这有甚么呢?船原是给中国人乘的,肮脏是中国人的自由,英国人管得着!英国人要乘船,会去坐在大菜间里,那边看看是甚么样子?那边,官舱以下的中国客人是不许上去的,所以就好了。是的,这不怪同船的几个朋友要骂这只船是“帝国主义”的船了。“帝国主义的船”!我们到底受了些甚么“压迫”呢?有的,有的!

我现在且说茶房吧。

我若有常常恨着的人,那一定是宁波的茶房了。他们的地盘,一是轮船,二是旅馆。他们的团结,是宗法社会而兼梁山泊式的;所以未可轻侮,正和别的“宁波帮”一样。他们的职务本是照料旅客;但事实正好相反,旅客从他们得着的只是侮辱,恫吓,与欺骗罢了。中国原有“行路难”之叹,那是因交通不便的缘故;但在现在便利的交通之下,即老于行旅的人,也还时时发出这种叹声,这又为甚么呢?茶房与码头工人之艰于应付,我想比仅仅的交通不便,有时更显其“难”吧!所以从前的“行路难”是唯物的;现在的却是唯心的。这固然与社会的一般秩序及道德观念有多少关系,不能全由当事人负责任;但当事人的“性格恶”实也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的。

我是乘船既多,受侮不少,所以姑说轮船里的茶房。你去定舱位的时候,若遇着乘客不多,茶房也许会冷脸相迎;若乘客拥挤,你可就倒楣了。他们或者别转脸,不来理你;或者用一两句比刀子还尖的话,打发你走路——譬如说:“等下趟吧。”他说得如此轻松,凭你急死了也不管。大约行旅的人总有些异常,脸上总有一副着急的神气。他们是以逸待劳的,乐得和你开开玩笑,所以一切反应总是懒懒的,冷冷的;你愈急,他们便愈乐了。他们于你也并无仇恨,只想玩弄玩弄,寻寻开心罢了,正和太太们玩弄叭儿狗一样。所以你记着:上船定舱位的时候,千万别先高声呼唤茶房。你不是急于要找他们说话么?但是他们先得训你一顿,虽然只是低低的自言自语:“啥事体啦?哇啦哇啦的!”接着才响声说,“噢,来哉,啥事体啦?”你还得记着:你的话说得愈慢愈好,愈低愈好;不要太客气,也不要太不客气。这样你便是门槛里的人,便是内行;他们固然不见得欢迎你,但也不会玩弄你了。——只冷脸和你简单说话;要知道这已算承蒙青眼,应该受宠若惊的了。

定好了舱位,你下船是愈迟愈好;自然,不能过了开船的时候。最好开船前两小时或一小时到船上,那便显得你是一个有“涵养功夫”的,非急莘莘的“阿木林”可比了。而且茶房也得上岸去办他自己的事,去早了倒绊住了他;他虽然可托同伴代为招呼,但总之麻烦了。为了客人而麻烦,在他们是不值得,在客人是不必要;所以客人便只好受“阿木林”的待遇了。有时船于明早十时开行,你今晚十点上去,以为晚上总该合式了;但也不然。晚上他们要打牌,你去了足以扰乱他们的清兴;他们必也恨恨不平的。这其间有一种“分”,一种默喻的“规矩”,有一种“门槛经”,你得先做若干次“阿木林”,才能应付得“恰到好处”呢。

开船以后,你以为茶房闲了,不妨多呼唤几回。你若真这样做时,又该受教训了。茶房日里要谈天,料理私货;晚上要抽大烟,打牌,那有闲工夫来伺候你!他们早上给你舀一盆脸水,日里给你开饭,饭后给你拧手巾;还有上船时给你摊开铺盖,下船时给你打起铺盖:好了,这已经多了,这已经够了。此外若有特别的事要他们做时,那只算是额外效劳。你得自己走出舱门,慢慢的叫着茶房,慢慢的和他说,他也会照你所说的做,而不加损害于你。最好是预先打听了两个茶房的名字,到这时候悠然叫着,那是更其有效的。但要叫得大方,仿佛很熟悉的样子,不可有一点讷讷。叫名字所以更其有效者,被叫者觉得你有意和他亲近(结果酒资不会少给),而别的茶房或竟以为你与这被叫者本是熟悉的,因而有了相当的敬意;所以你第二次第三次叫时,别人往往会帮着你叫的。但你也只能偶尔叫他们;若常常麻烦,他们将发见,你到底是“阿木林”而冒充内行,他们将立刻改变对你的态度了。至于有些人睡在铺上高声朗诵的叫着“茶房”的,那确似乎搭足了架子;在茶房眼中,其为“阿”字号无疑了。他们于是忿然的答应:“啥事体啦?哇啦啦!”但走来倒也会走来的。你若再多叫两声,他们又会说:“啥事体啦?茶房当山歌唱!”除非你真麻木,或真生了气,你大概总不愿再叫他们了吧。

“子入太庙,每事问”,至今传为美谈。但你入轮船,最好每事不必问。茶房之怕麻烦,之懒惰,是他们的特征;你问他们,他们或说不晓得,或故意和你开开玩笑,好在他们对客人们,除行李外,一切是不负责任的。大概客人们最普遍的问题,“明天可以到吧?”“下午可以到吧?”一类。他们或随便答复,或说,“慢慢来好啰,总会到的。”或简单的说,“早呢!”总是不得要领的居多。他们的话常常变化,使你不能确信;不确信自然不回了。他们所要的正是耳根清净呀。

茶房在轮船里,总是盘踞在所谓“大菜间”的吃饭间里。他们常常围着桌子闲谈,客人也可插进一两个去。但客人若是坐满了,使他们无处可坐,他们便恨恨了;若在晚上,他们老实不客气将电灯灭了,让你们暗中摸索去吧。所以这吃饭间里的桌子竟像他们专利的。当他们围桌而坐,有几个固然有话可谈;有几个却连话也没有,只默默坐着,或者在打牌。我似乎为他们觉着无聊,但他们也就这样过去了。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倦怠,嘲讽,麻木的气氛,仿佛下工夫练就了似的。最可怕的就是这满脸:所谓“施语施语然拒人于千里之外”者,便是这种脸了。晚上映着电灯光,多少遮过了那灰滞的颜色;他们也开始有了些生气。他们搭了铺抽大烟,或者拖开桌子打牌。他们抽了大烟,渐有笑语;他们打牌,往往通宵达旦——牌声,争论声充满那小小的“大菜间”里。客人们,尤其是抱了病,可睡不着了;但于他们有甚么相干呢?活该你们洗耳恭听呀!他们也有不抽大烟,不打牌的,便搬出香烟画片来一张张细细赏玩:这却是“雅人深致”了。

我说过茶房的团结是宗法社会而兼梁山泊式的,但他们中间仍不免时有战氛。浓郁的战氛在船里是见不着的;船里所见,只是轻微淡远的罢了。“唯口出好兴戎”,茶房的口,似乎很值得注意。他们的口,一例是练得极其尖刻的;一面自然也是地方性使然。他们大约是“宁可输在腿上,不肯输在嘴上”。所以即使是同伴之间,往往因为一句有意的或无意的,不相干的话,动了真气,抡眉竖目的恨恨半天而不已。这时脸上全失了平时冷静的颜色,而换上热烈的狰狞了。但也终于只是口头“恨恨”而已,真个拔拳来打,举脚来踢的,倒也似乎没有。语云,“君子动口,小人动手”;茶房们虽有所争乎,殆仍不失为君子之道也。有人说,“这正是南方人之所以为南方人”,我想,这话也有理。茶房之于客人,虽也“不肯输在嘴上”,但全是玩弄的态度,动真气的似乎很少;而且你愈动真气,他倒愈可以玩弄你。这大约因为对于客人,是以他们的团体为靠山的;客人总是孤单的多,他们“倚众欺”起来,不怕你不就范的:所以用不着动真气。而且万一吃了客人的亏,那也必是许多同伴陪着他同吃的,不是一个人失了面子:又何必动真气呢?确实说来,客人要他们动真气,还不够资格那!至于他们同伴间的争执,那才是切身的利害,而且单枪匹马做去,毫无可恃的现成的力量;所以便是小题,也不得不大做了。

茶房若有向客人微笑的时候,那必是收酒资的几分钟了。酒资的数目照理虽无一定,但却有不成文的谱。你按着谱斟酌给与,虽也不能得着一声“谢谢”,但言语的压迫是不会来的了。你若给得太少,离谱太远,他们会始而嘲你,继而骂你,你还得加钱给他们;其实既受了骂,大可以不加的了,但事实上大多数受骂的客人,慑于他们的威势,总是加给他们的。加了以后,还得听许多唠叨才罢。有一回,和我同船的一个学生,本该给一元钱的酒资的,他只给了小洋四角。茶房狠狠力争,终不得要领,于是说:“你好带回去做车钱吧!”将钱向铺上一撂,愤然而去。那学生后来终于添了一些钱重交给他;他这才默然拿走,面孔仍是板板的,若有所不屑然。——付了酒资,便该打铺盖了;这时仍是要慢慢来的,一急还是要受教训,虽然你已给过酒资了。铺盖打好以后,茶房的压迫才算是完了,你再预备受码头工人和旅馆茶房的压迫吧。

我原是声明了叙述通州轮船中事的,但却做了一首“诅茶房文”;在这里,我似乎有些自己矛盾。不,“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若很谨慎的将这句话只用在各轮船里的宁波茶房身上,我想是不会悖谬的。所以我虽就一般立说,通州轮船的茶房却已包括在内;特别指明与否,是无关重要的。

1926年7月,白马湖。

【按语】《背影》是朱自清的第一本散文集,1928年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分甲乙两辑,并有序文一篇:《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文》。集中所作,均为朱自清真切的见闻和独到的感受,并以平淡朴素而又清新秀丽的优美文笔独树一帜。

你我

自序

郑振铎兄让我将零碎的文字编起来,由商务印书馆印入《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他和商务印书馆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但这里所收的实在不能称为创作,只是些杂文罢了。

郑振铎(1898—1958),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写作的时日从十三年八月起,到今年秋天止:共文二十九篇,分为甲乙两辑。甲辑是随笔,乙辑是序跋与读书录,都按写作先后为序。用《你我》做书名,没有甚么了不得的理由:至多只是因为这是近年来所写较长的一篇罢了。

不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忽然心血来潮,想编集自己的零碎文字;当时思索了半天,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一个草目。今番这张小纸片居然还在,省我气力不少;因为自己作文向不保存,日子久了便会忘却,搜寻起来大是苦事。靠着那张草目,加上近年所作的,写定了本书目录。

稿子交出了,才想起了《我所见的叶圣陶》,《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冬天》,《<欧游杂记>自序》;稿子寄走了,才又想起了《择偶记》,想起了《<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偶然翻旧报纸,才又发见了《论无话可说》;早已忘记得没有影子,《重逢真是意外》——本书里作者最中意的就是这篇文字。

《“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是十四年写的。那时在浙江白马湖春晖中学,俞平伯兄在北京,两人合编《我们——一九二五年》;这篇和《山野掇拾》都是写给《我们》的。白马湖是乡下,免不了“孤陋寡闻”,所以狂妄的选了那样大题目。《我们》出来后,叶圣陶兄来信说境界狭窄了些,与题不称;“坐井观天”,乡下人到底是“少所见,多所怪”的。这回重读此文,更觉稚气;但因写时颇卖了些气力,又可作《我们》的纪念,便敝帚自珍的存下。《山野掇拾》写了三天,躲在山坳一所屋子里;写完是六月一日,到了学校里才知道那惊天动地的五卅惨案。这个最难忘记。《白采的诗》也是在白马湖写成,是十五年暑假中。老早应下白采兄写这么一篇,不知怎样延搁下来;好容易写起,他却已病死,看不见了!真是遗憾之至。

十九年圣陶兄有意思出一本小说选,让我主持选政;便有了关于他的两篇文字。后来他不想出了,两篇东西就存在他那里。这回是向他借抄的。

《给<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拟原书的口语体,可惜不大像。《给亡妇》想试用不欧化的口语,但也没有完全如愿。《你我》原想写一篇短小精悍的东西;变成那样尾大不掉,却非始料所及。但是以后还打算写写这类文法上的题目。《谈抽烟》下笔最艰难,八百字花了两个下午。这是我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第一篇文字;《<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是在同报《文学副刊》上第一篇文字。中间相隔五年,看过了多少世变;写到这里,不由得要停笔吟味起来。《冬天》,《南京》都是圣陶出的题目。《萍因遗稿》是未刊本,此书不知已流落何处。《粤东之风》稿交给北新多年,最近的将来也许会和世人相见。

十几年来的零碎文字,至少还有十一篇不在现在的目录里。其中一篇《中年》,是一个朋友要办杂志教写的。杂志没办成,稿子也散失了,算是没见世面。另一篇记辛亥革命时自己的琐事,登在十八年《清华大学国庆纪念刊》上。那是半张头的报纸,谁也没有存着;现在是连题目也想不起了。

是为序。

1934年12月,北平清华园。

“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有一天,我和一位新同事闲谈。我偶然问道:“你第一次上课,讲些甚么?”他笑着答我,“我古今中外了一点钟!”他这样说明事实,且示谦逊之意。我从来不曾想到“古今中外”一个兼词可以作动词用,并且可以加上“了”字表时间的过去;骤然听了,很觉新鲜,正如吃刚上市的广东蚕豆。隔了几日,我用同样的问题问另一位新同事。他却说道:“海阔天空!海阔天空!”我原晓得“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联语,——是在一位同学家的厅堂里常常看见的——但这样的用法,却又是第一次听到!我真高兴,得着两个新鲜的意思,让我对于生活的方法,能触类旁通的思索一回。

黄远生在《东方杂志》上曾写过一篇《国民之公毒》,说中国人思想笼统的弊病。他举小说里的例,文的必是琴棋书画无所不晓,武的必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我想,他若举《野叟曝言》里的文素臣,《九尾龟》里的章秋谷,当更适宜,因为这两个都是文武全才!好一个文武“全”才!这“全”字儿竟成了“国民之公毒”!我们自古就有那“博学无所成名”的“大成至圣先师”,又有“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传统的教训,还有那“谈天雕龙”的邹衍之流,所以流风余韵,扇播至今;大家变本加厉,以为凡是大好老必“上知天文,下识地理”,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这大好老的另一面。“笼统”固然是“全”,“钩通”“调和”也正是“全”呀!“全”来“全”去,“全”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你瞧西洋人便聪明多了,他们悄悄的将“全知”“全能”送给上帝,决不想自居“全”名;所以处处“算账”,刀刀见血,一点儿不含糊!——他们不懂得那八面玲珑的劲儿!

但是王尔德也说过一句话,貌似我们的公毒而实非;他要“吃尽地球花园里的果子”!他要享乐,他要尽量的享乐!他甚么都不管!可是他是“人”,不像文素臣、章秋谷辈是妖怪;他是呆子,不像钩通中西者流是滑头。总之,他是反传统的。他的话虽不免夸大,但不如中国传统思想之甚;因为只说地而不说天。况且他只是“要”而不是“能”,和文素臣辈又是有别:“要”在人情之中,“能”便出人情之外了!“全知”,“全能”,或者真只有上帝一个;但“全”的要求是谁都有权利的——有此要求,才成其为“人生”!——还有易卜生“全或无”的“全”,那却是一把锋利的钢刀;因为是另一方面的,不具论。

但王尔德的要求专属于感觉的世界,我总以为太单调了。人生如万花筒,因时地的殊异,变化不穷,我们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参加,才有真趣可言;古人所谓“胸襟”,“襟怀”,“襟度”,略近乎此。但“多方面”只是概括的要求:究竟能有若干方面,却因人的才力而异——我们只希望多多益善而已!这与传统的“求全”不同,“便是暗中摸索,也可知道吧”。这种胸襟——用此二字所能有的最广义——若要具体的形容,我想最好不过是采用我那两位新同事所说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我将这两个兼词用在积极的意义上,或者更对得起它们些。——“古今中外”原是骂人的话,初见于《新青年》上,是钱玄同(?)先生造作的。后来周作人先生有一篇杂感,却用它的积极的意义,大概是论知识上的宽容的;但这是两三年前的事了,我于那篇文的内容已模糊了。

法朗士在他的《灵魂之探险》里说:

人之永不能跳出己身以外,实一真理,而亦即吾人最大苦恼之一。苟能用一八方观察之苍蝇视线,观览宇宙,或能用一粗鲁而简单之猿猴的脑筋,领悟自然,虽仅一瞬,吾人何所惜而不为?乃于此而竟不能焉。……吾人被锢于一身之内,不啻被锢于永远监禁之中。

(据杨袁昌英女士译文,见《太平洋》四卷四号。)

蔼理斯在他的《感想录》中《自己中心》一则里也说:

我们显然都从自己中心的观点去看宇宙,看重我们自己所演的脚色。

(见《语丝》第十三期。)

这两种“说数”,我们可总称为“我执”——却与佛法里的“我执”不同。一个人有他的身心,与众人各异;而身心所从来,又有遗传,时代,周围,教育等等,尤其五花八门,千差万别。这些合而织成一个“我”,正如密密的魔术的网一样;虽是无形,而实在是清清楚楚,不易或竟不可逾越的界。于是好的劣的,乖的蠢的,村的俏的,长的短的,肥的瘦的,各有各的样儿,都来了,都来了。“把戏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正因各人变各人的把戏,才有了这大千世界呀。说到各人只会变自己的一套把戏,而且只自以为巧妙,自然有些:“可怜而可气”:“谓天盖高”,“谓地盖厚”,区区的“我”,真是何等区区呢!但是——哎呀,且住!亏得尚有“巧妙不同”一句注脚,还可上下其手一番;这“不同”二字正是灵丹妙药,千万不可忽略过去!我们的“我执”,是由命运所决定,其实无法挽回;只有一层,“我”决不是由一架机器铸出来的,决不是从一副印板刷下来的,这其间有种种的不同,上文已约略又约略的拈出了——现在再要拈出一种不同:“我”之广狭是悬殊的!“我执”谁也免不了,也无须免得了,但所执有大有小,有深有浅,这其间却大有文章;所谓上下其手,正指此一关而言。

你想“顶天立地”是一套把戏,是一个“我”,“局天蹐地”,或说“局促如辕下驹”,如井底蛙,如磨坊里的驴子,也是一套把戏,也是一个“我”!这两者之间,相差有多少远呢?说得简截些,一是天,一是地;说得噜苏些,一是九霄,一是九渊;说得新鲜些,一是太阳,一是地球!世界上有些人读破万卷书,有些人游遍万里地,乃至达尔文之创进化说,恩斯坦之创相对原理;但也有些人伏处穷山僻壤,一生只关在家里,亲族邻里之外,不曾见过人,自己方言之外,不曾听过话——天球,地球,固然与他们无干,英国,德国,皇帝,总统,金镜,银洋,也与他们丝毫无涉!他们之所以异于磨坊的驴子者,真是“几希”!也只是蒙着眼,整天儿在屋里绕弯儿,日行千里,足不出户而已。你可以说,这两种人也只是一样,横直跳不出如来佛——“自己!”——的掌心;他们都坐在“自己”的监里,盘算着“自己”的重要呢!是的,但你知道这两种人决不会一样!你我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孙悟空也跳不出他老人家的掌心;但你我能翻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么?若说不能,这就不一样了!“不能”尽管“不能”,“不同”仍旧“不同”呀。你想天地是怎样怎样的广大,怎样怎样的悠久!若用数字计算起来,只怕你画一整天的圈儿,也未必能将数目里所有的圈儿都画完哩!在这样的天地的全局里,地球已若一微尘,人更数不上了,只好算微尘之微尘吧!人是这样小,无怪乎只能在“自己”里绕圈儿。但是能知道“自己”的小,便是大了;最要紧是在小中求大!长子里的矮子到了矮子中,便是长子了,这便是小中之大。我们要做矮子中的长子,我们要尽其所能的扩大我们自己!我们还是变自己的把戏,但不仅自以为巧妙,还须自以为“比别人”巧妙;我们不但可在内地开一班小杂货铺,我们要到上海去开先施公司!

“我”有两方面,深的和广的。“自己中心”可说是深的一面;哲学家说的“自知”(“Knowest thyself”),道德学家说的“自私”——“利己”,也都可算入这一面。如何使得我的身子好?如何使得我的脑子好?我懂得些甚么?我喜爱些甚么?我做出些甚么?我要些甚么?怎样得到我所要的?怎样使我成为他们之中一个最重要的脚色?这一大串儿的疑问号,总可将深的“我”的面貌的轮廓说给你了;你再“自个儿”去内省一番,就有八九分数了。但你马上也就会发见,这深深的“我”并非独自个儿待着,它还有个亲亲儿的,热热儿的伴儿哩。它俩你搂着我,我搂着你;不知谁给它们缚上了两只脚!就像三足竞走一样,它俩这样永远的难解难分!你若要开玩笑,就说它俩“狼狈为奸”,它俩亦无法自辩的。——可又来!究竟这伴儿是谁呢?这就是那广的“我”呀!我不是说过么?知道世界之大,才知道自己之小!所以“自知”必先要“知他”。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以旁证此理。原来“我”即在世界中;世界是一张无大不大(8)的大网,“我”只是一个极微极微的结子;一发尚且会牵动全身,全网难道倒不能牵动一个细小的结子么?实际上,“我”是“极天下之赜”的!“自知”而不先“知他”,只是聚在方隅,老死不相往来的办法;只是“不可以语冰”的“夏虫”,井底蛙,磨坊里的驴子之流而已。能够“知他”,才真有“自知之明”;正如铁扇公主的扇子一样,要能放才能收呀。所知愈多,所接愈广;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的渐渐渐渐的认出“自己”的真面目呀。俗语说:“把你烧成了灰,我都认得你!”我们正要这样想:先将这个“我”一拳打碎了,碎得成了灰,然后随风飏举,或飘茵席之上,或堕溷厕之中(9),或落在老鹰的背上,或跳在珊瑚树的梢上,或藏在爱人的鬓边,或沾在关云长的胡子里,……然后再收灰入掌,抟灰成形,自然便须眉毕现,光采照人,不似初时“浑沌初开”的情景了!所以深的“我”即在广的“我”中,而无深的“我”,广的“我”亦无从立脚;这是不做矮子,也不吹牛的道地老实话,所谓有限的无穷也。

在有限中求无穷,便是我们所能有的自由。这或者是“野马以被骑乘的自由为更多”(10)的自由,或者是“和猪有飞的自由一样”(11);但自由总和不自由不同,管他是白的,是黑的!说“猪有飞的自由”,在半世纪前,正和说“人有飞的自由”一样。但半世纪后的我们,已可见着自由飞着的人了,虽然还是要在飞机或飞艇里。你或者冷笑着说,有所待而然!有所待而然!至多仍旧是“被骑乘的自由”罢了!但这算甚么呢?鸟也要靠翼翅的呀!况且还有将来呢,还有将来的将来呢!就如上文所引法朗士的话:“倘若我们能够一刹那间用了苍蝇的多面的眼睛去观察天地……”(12)目下诚然是做不到的,但竟有人去企图了!我曾见过一册日本文的书,——记得是《童谣·缀方》,卷首有一幅彩图,下面题着《苍蝇眼中的世界》(大意)。图中所有,极其光怪陆离;虽明知苍蝇眼中未必即是如此,而颇信其如此——自己仿佛飘飘然也成了一匹小小的苍蝇,陶醉在那奇异的世界中了!这样前去,谁能说法朗士的“倘若”永不会变成“果然”呢!——“语丝”拉得太长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们只是要变比别人巧妙的把戏,只是要到上海去开先施公司;这便是我们所能有的自由。“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种或者稍嫌旧式的了;那么,来个新的,“看世界面上”(13),我们来做个“世界民”吧——“世界民”(Cosmopolitan)者,据我的字典里说,是“无定居之人”,又有“弥漫全世界”,“世界一家”等义;虽是极简单的解释,我想也就够用,恕不再翻那笨重的大字典了。

我“海阔天空”或“古今中外”了九张稿纸;尽绕着圈儿,你或者有些“头痛”吧?“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你将疑心开宗明义第一节所说的“生活的方法”,我竟不曾“思索”过,只冤着你,“青山隐隐水迢迢”的逗着你玩儿!不!别着急,这就来了也。既说“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又要说甚么“方法”,实在有些儿像左手望外推,右手又赶着望里拉,岂不可笑!但古语说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我正可老着脸借此解嘲;况且一落言诠,总有边际,你又何苦斤斤较量呢?况且“方法”虽小,其中也未尝无大;这也是所谓“有限的无穷”也。说到“无穷”,真使我为难!方法也正是千头万绪,比“一部十七史”更难得多多;虽说“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但究竟从何处下手,却着实费我踌踌!——有了!我且学着那李逵,从黑松林里跳了出来,挥动板斧,随手劈他一番便了!我就是这个主意!李逵决非吴用;当然不足语于丝丝入扣的谨严的论理的!但我所说的方法,原非斗胆为大家开方案,只是将我所喜欢用的东西,献给大家看看而已。这只是我的“到自由之路”,自然只是从我的趣味中寻出来的;而在大宇长宙之中,无量数的“我”之内,区区的我,真是何等区区呢?而且我“本人”既在企图自己的放大,则他日之趣味,是否即今日之趣味,也殊未可知。所以此文也只是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但倘若看了之后,能自己去思索一番,想出真个巧妙的方法,去做个“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的人,那时我虽觉着自己更是狭窄,非另打主意不可,然而总很高兴了;我将仰天大笑,到草帽从头上落下为止。

其实关于所谓“方法”,我已露过些口风了:“我们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参加,才有真趣可言。”

我现在做着教书匠。我做了五年教书匠了,真个腻得慌!黑板总是那样黑,粉笔总是那样白,我总是那样的我!成天儿浑淘淘的,有时对于自己的活着,也会惊诧。我想我们这条生命原像一湾流水,可以随意变成种种的花样;现在却筑起了堰,截断它的流,使它怎能不变成浑淘淘呢?所以一个人老做一种职业,老只觉着是“一种”职业,那真是一条死路!说来可笑,我是常常在想改业的;正如未来派剧本说的“换个丈夫吧”(14),我也不时的提着自己,“换个行当(15)吧!”我不想做官,但很想知道官是怎样做的。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官场现形记》所形容的究竟太可笑了!况且现在又换了世界!《努力周刊》的记者在王内阁时代曾引汤尔和——当时的教育总长——的话:“你们所论的未尝无理;但我到政府里去看看,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大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可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于是想做个秘书,去看看官到底是怎样做的?因秘书而想到文书科科员:我想一个人赚了大钱,成了资本家,不知究竟是怎样活着的?最要紧,他是怎样想的?我们只晓得他有汽车,有高大的洋房,有姨太太,那是不够的。——由资本家而至于小伙计,他们又怎样度他们的岁月?银行的行员尽爱买马票,当铺的朝奉尽爱在夏天打赤膊——其余的,其余的我便有些茫茫了!我们初到上海,总要到大世界去一回。但上海有个五光十色的商世界,我们怎可不去逛逛呢?我于是想做个甚么公司里的文书科科员,尝些商味儿。上海不但有个商世界,还有个新闻世界。我又想做个新闻记者,可以多看些稀奇古怪的人,稀奇古怪的事。此外我想做的事还多!戴着龌龊的便帽,穿着蓝布衫裤的工人,拖着黄泥腿,衔着旱烟管的农人,扛着枪的军人,我都想做做他们的生活看。可是谈何容易;我不是上帝,究竟是没有把握的!这些都是非分的妄想,岂不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样!——话虽如此:“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嘲的办法。况且退一万步讲,能够这样想想,也未尝没有淡淡的味儿,和“加力克”香烟一样的味儿。况且我们的上帝万一真个吝惜他的机会,我也想过了:我从今日今时起,努力要在“黑白生涯”中找寻些味儿,不像往日随随便便的上课下课,想来也是可以的!意大利Amicis的《爱的教育》里说有一位先生,在一个小学校里做了六十年的先生;年老退职之后,还时时追忆从前的事情:一闭了眼,就像有许多的孩子,许多的班级在眼前;偶然听到小孩的书声,便悲伤起来,说:“我已没有学校没有孩子了!”可见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但我一面羡慕这位可爱的先生,一面总还打不断那些妄想;我的心不是一条清静的荫道,而是十字街头呀!

我的妄想还可以减价;自己从不能做“诸色人等”,却可以结交“诸色人等”的朋友。从他们的生活里,我也可以分甘共苦,多领略些人味儿;虽然到底不如亲自出马的好。《爱的教育》里说:“只在一阶级中交际的人,恰和只读一册书籍的学生一样。”真是“有理呀有理”!现在的青年,都喜欢结识几个女朋友;一面固由于性的吸引,一面也正是要润泽这干枯而单调的生活。我的一位先生曾经和我们说:他有一位朋友,新从外国回到北京;待了一个多月,总觉有一件事使他心里不舒畅,却又说不出是甚么事。后来有一天,不知怎样,竟被他发见了:原来北京的街上太缺乏女人!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干燥无味!但单是女朋友,我觉得还是不够;我又常想结识些小孩子,做我的小朋友。有人说和孩子们作伴,和孩子们共同生活,会使自己也变成一个孩子,一个大孩子;所以小学教师是不容易老的。这话颇有趣,使我相信。我去年上半年和一位有着童心的朋友,曾约了附近一所小学校的学生,开过几回同乐会;大家说笑话,讲故事,拍七,吃糖果,看画片,都很高兴的。后来暑假期到了,他们还抄了我们的地址,说要和我们通信呢。不但学龄儿童可以做我的朋友,便是幼稚园里的也可以的,而且更加有趣哩。且请看这一段:

终于,母亲逃出了庭间了。小孩们追到栏栅旁,脸挡住了栅缝,把小手伸出,纷纷的递出面包呀,苹果片呀,牛油块等东西来。一齐叫说:“再会,再会!明天再来,再请过来!”

(见《爱的教育》译本第七卷内《幼儿院》中。)

倘若我有这样的小朋友,我情愿天天去呀!此外,农人,工人,也要相与些才好。我现在住在乡下,常和邻近的农人谈天,又曾和他们喝过酒,觉得另有些趣味。我又晓得在北京,上海的我的朋友的朋友,每天总找几个工人去谈天;我且不管他们谈的甚么,只觉每天换几个人谈谈,是很使人新鲜的。若再能交结几个外国朋友,那是更别致了。从前上海中华世界语学会教人学世界语,说可以和各国人通信;后来有人非议他们,说世界语的价值岂就是如此的!非议诚然不错。但与各国人通信,到底是一件有趣的事呀!——还有一件,自己的妻和子女,若在别一方面作为朋友看时,也可得着新的启示的。不信么?试试看!

若你以为阶级的障壁不容易打破,人心的隔膜不容易揭开;你于是皱着眉,咂着嘴,说:“要这样的交朋友,真是千难万难!”是的;但是——你太小看自己了,那里就这样的不济事!也罢,我还有一套便宜些的变给你瞧瞧;这就叫做“知人”呀。交不着朋友是没法的,但晓得些别人的“闲事”,总可以的;只须不尽着去自扫门前雪,而能多管些一般人所谓“闲事”,就行了。我所谓“多管闲事”,其实只是“参加”的别名。譬如前次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我以为是要去参加的;或者帮助他们,或者只看看那激昂的实况,都无不可。总之,多少知道了他们,使自己与他们间多少有了关系,这就得了。又如我的学生和报馆打官司,我便要到法庭里去听审;这样就可知道法官和被告是怎样的人了。又如吴稚晖先生,我本不认识的;但听过他的讲演,读过他的书,我便能约略晓得他了。——读书真是巧算盘!不但可以知今人,且可以知古人;不但可以知中国人,且可以知洋人。同样的巧算盘便是看报!看报可以遇着许多新鲜的问题,引起新鲜的思索。譬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究竟是利用呢,还是联合作战呢?孙中山先生若死在“段执政”自己夸诩的“革命”之前,曹锟当国的时候,一班大人,老爷,绅士乃至平民,会不会(姑不说“敢不敢”)这样“热诚的”追悼呢?黄色的班禅在京在沪,为甚么也会受着那样“热诚的”欢迎呢?英国退还庚子赔款,始而说“用于教育的目的”,继而说“用于相互有益之目的”,——于是有该国的各工业联合会建议,痛斥中国教育之无效,主张用此款筑路——继而又说用于中等教育;真令人目迷五色,到底他们甚么葫芦里卖甚么药呢?德国新总统为甚么会举出兴登堡将军,后事又如何呢?还有,“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新性道德”究竟是一是二呢?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到底是不是提倡东方道德呢?——这一大篇帐都是从报上“过”过来的,毫不稀奇;但可以证明,看报的确是最便宜的办法,可以知道许多许多的把戏。

旅行也是刷新自己的一帖清凉剂。我曾做过一个设计:四川有三峡的幽峭,有栈道的蜿蜒,有峨嵋的雄伟,我是最向慕的!广东我也想去得长久了。乘了香港的上山电车,可以“上天”(16);而广州的市政,长堤,珠江的繁华,也使我心痒痒的!由此而北,蒙古的风沙,的牛羊,的天幕,又在招邀着我!至于红墙黄土的北平,六朝烟水气的南京,先施公司的上海,我总算领略过了。这样游了中国以后,便跨出国门:到日本看她的樱花,看她的富士;到俄国看列宁的墓,看第三国际的开会;到德国访康德的故居,听《月光曲》的演奏;到美国瞻仰巍巍的自由神和世界第一的大望远镜。再到南美洲去看看那莽莽的大平原,到南非洲去看看那茫茫的大沙漠,到南洋群岛去看看那郁郁的大森林——于是浩然归国;若有机缘,再到北极去探一回险,看看冰天雪海,到底如何,那更妙了!梁绍文说得有理:

我们不赞成别人整世的关在一个地方而不出来和世界别一部分相接触,倘若如此,简直将数万里的地球缩小到数英哩,关在那数英哩的圈子内就算过了一生,这未免太不值得!所以我们主张:能够遍游全世界,将世界上的事事物物都放在脑筋里的炽炉中锻炼一过,然后才能成为一种正确的经验,才算有世界的眼光。

(《南洋旅行漫记》上册二五三页。)

但在一钱不名的穷措大如我辈者,这种设计恐终于只是“过屠门而大嚼”而已;又怎样办呢?我说正可学胡,梁二先生开国学书目的办法,不妨随时酌量核减;只看能力如何。便是真个不名一钱,也非全无法想。听说日本的谁,因无钱旅行,便在室中绕着圈儿,口里只是叫着,某站到啦,某埠到啦;这样也便过了瘾。这正和孩子们搀瞎子一样:一个蒙了眼做瞎子,一个在前面用竹棒引着他,在室中绕行;这引路的尽喊着到某处啦,到某处啦的口号,彼此便都满足。正是,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这种人却决非磨坊里的驴子;他们的足虽不出户,他们的心尽会日行千里的!

说到心的旅行,我想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的: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17)神思之谓也。……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罗素论“哲学的价值”,也说:

伯特兰·罗素(1872—1970),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保存宇宙内的思辨(玄想)之兴趣,……总是哲学事业的一部。

或者它的最要之价值,就是它所潜思的对象之伟大,结果,便解脱了偏狭的和个人的目的。

哲学的生活是幽静的,自由的。

本能利益的私世界是一个小的世界,搁在一个大而有力的世界中间,迟早必把我们私的世界,磨成粉碎。

我们若不扩大自己的利益,汇涵那外面的整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兵卒困在炮台里边,知道敌人不准逃跑,投降是不可避免的一样。

哲学的潜思就是逃脱的一种法门。

(摘抄黄凌霜译《哲学问题》第十五章)

所谓神思,所谓玄想之兴味,所谓潜思,我以为只是三位一体,只是大规模的心的旅行。心的旅行决不以现有的地球为限!到火星去的不是很多么?到太阳去的不也有么?到太阳系外,和我们隔着三十万光年的星上去的不也有么?这三十万光年,是美国南加州威尔逊山绝顶上,口径百吋之最大反射望远镜所能观测的世界之最远距离。“换言之,现在吾人一目之下所望见之世界,不仅现在之世界而已,三十余万年之大过去以来,所有年代均同时见之。历史家尝谓吾人由书籍而知过去,直忘却吾人能直接而见过去耳。”吾人固然能直接而见过去,由书籍而见过去,还能由岩石地层等而见过去,由骨殖化石等而见过去。目下我们所能见的过去,真是悠久,真是伟大!将现在和它相比,真是大海里一根针而已!姑举一例:德国的谁假定地球的历史为二十四点钟,而人类有历史的时期仅为十分钟;人类有历史已五千年了,一千年只等于二分钟而已!一百年只等于十二秒钟而已!十年只等于一又十分之二秒而已!这还是就区区的地球而论呢。若和全宇宙的历史(人能知道么?)相较量,那简直是不配!又怎样办呢?但毫不要紧!心尽可以旅行到未曾凝结的星云里,到大爬虫的中生代,到类人猿的脑筋里;心究竟是有些儿自由的。不过旅行要有向导;我觉《最近物理学概观》,《科学大纲》,《古生物学》,《人的研究》等书都很能胜任的。

心的旅行又不以表面的物质世界为限!它用实实在在的一支钢笔,在实实在在的白瑞典纸簿上一张张写着日记;它马上就能看出钢笔与白纸只是若干若干的微点,叫做电子的——各电子间有许多的空隙,比各电子的总积还大。这正像一张“有结而无线的网”,只是这么空空的;其实说不上甚么“一支”与“一张张”的!这么看时,心便旅行到物质的内院,电子的世界了。而老的物质世界只有三根台柱子(三次元),现在新的却添上了一根(四次元);心也要去逛逛的。心的旅行并且不以物质世界为限!精神世界是它的老家,不用说是常常光顾的。意识的河流里,它是常常驶着一只小船的。但这个年头儿,世界是越过越多了。用了坐标轴作地基,竖起方程式的柱子,架上方程式的梁,盖上几何形体的瓦,围上几何形体的墙,这是数学的世界。将各种“性质的共相”(如“白”“头”等概念)分门别类的陈列在一个极大的弯弯曲曲,层层叠叠的场上;在它们之间,再点缀着各种“关系的共相”(如“大”“类似”“等于”等概念)。这是论理的世界。将善人善事的模型和恶人恶事的分门别类陈列着的,是道德的世界。但所谓“模型”,却和城隍庙所塑“二十四孝”的像与十王殿的像绝不相同。模型又称规范,如“正义”,“仁爱”,“奸邪”等是——只是善恶的度量衡也;道德世界里,全摆着大大小小的这种度量衡。还是艺术的世界,东边是音乐的旋律,西边是跳舞的曲线,南边是绘画的形色,北边是诗歌的情韵。——心若是好奇的,它必像唐三藏经过三十六国(18)一样,一一经过这些国土的。

更进一步说,心的旅行也不以存在的世界为限!上帝的乐园,它是要去的;阎罗的十殿,它也是要去的。爱神的弓箭,它是要看看的;孙行者的金箍棒,它也要看看的。总之,神话的世界,它要穿上梦的鞋去走一趟。它从神话的世界回来时,便道又可游玩童话的世界。在那里有苍蝇目中的天地,有永远不去的春天;在那里鸟能唱歌,水也能唱歌,风也能唱歌;在那里有着靴的猫,有在背心里掏出表来的兔子;在那里有水晶的宫殿,带着小白翼子的天使。童话的世界的那边,还有许多邻国,叫做乌托邦,它也可迂道一往观的。姑举一二给你看看。你知道吴稚晖先生是崇拜物质文明的,他的乌托邦自然也是物质文明的。他说,将来大同世界实现时,街上都该铺大红缎子。他在春晖中学校讲演时,曾指着“电灯开关”说:

科学发达了,我们讲完的时候,啤啼叭哒几声,要到房里去的就到了房里,要到宁波的就到了宁波,要到杭州的就到了杭州:这也算不来甚么奇事。

(见《春晖》二十九期。)

呀!啤啼叭哒几声,心已到了铺着大红缎子的街上了!——若容我借了法朗士的话来说,这些正是“灵魂的冒险”呀。

上面说的都是“大头天话”,现在要说些小玩意儿,新新耳目,所谓能放能收也。我曾说书籍可作心的旅行的向导,现在就谈读书吧。周作人先生说他目下只想无事时喝点茶,读点新书。喝茶我是无可无不可,读新书却很高兴!读新书有如幼时看西洋景,一页一页都有活鲜鲜的意思;又如到一个新地方,见一个新朋友。读新出版的杂志,也正是如此,或者更闹热些。读新书如吃时鲜鲥鱼,读新杂志如到惠罗公司去看新到的货色。我还喜欢读冷僻的书。冷僻的书因为冷僻的缘故,在我觉着和新书一样;仿佛旁人都不熟悉,只我有此眼福,便高兴了。我之所以喜欢搜阅各种笔记,就是这个缘故。尺牍,日记等,也是我所爱读的;因为原是随随便便,老老实实的写来,不露咬牙切齿的样子,便更加亲切,不知不觉将人招了入内。同样的理由,我爱读野史和逸事;在它们里,我见着活泼泼的真实的人。——它们所记,虽只一言一动之微,却包蕴着全个的性格;最要紧的,包蕴着与众不同的趣味。旧有的《世说新语》,新出的《欧美逸话》,都曾给我满足。我又爱读游记;这也是穷措大替代旅行之一法,从前的雅人叫做“卧游”的便是。从游记里,至少可以“知道”些异域的风土人情;好一些,还可以培养些异域的情调。前年在温州师范学校图书馆中,翻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的目录,里面全(?)是游记,虽然已是过时货,却颇引起我的向往之诚。“这许多好东西哟!”尽这般地想着;但终于没有勇气去借来细看,真是很可恨的!后来《徐霞客游记》石印出版,我的朋友买了一部,我又欲读不能!近顷《南洋旅行漫记》和《山野掇拾》出来了,我便赶紧买得,复仇似的读完,这才舒服了。我因为好奇,看报看杂志,也有特别的脾气。看报我总是先看封面广告的。一面是要找些新书,一面是要找些新闻;广告里的新闻,虽然是不正式的,或者算不得新闻,也未可知,但都是第一身第二身的,有时比第三身的正文还值得注意呢。譬如那回中华制糖公司董事的互讦,我看得真是热闹煞了!又如“印送安士全书”的广告,“读报至此,请念三声阿弥陀佛”的广告,真是“好聪明的糊涂法子”!看杂志我是先查补白,好寻着些轻松而隽永的东西:或名人的趣语,或当世的珍闻,零金碎玉,更见异彩!——请看“二千年前玉门关外一封情书”,“时新旦角戏”等标题便知分晓。

我不是曾恭维看报么?假如要参加种种趣味的聚会,那也非看报不可。譬如前一两星期,报上登着世界短跑家要在上海试跑;我若在上海,一定要去看看跑是如何短法?又如本月十六日上海北四川路有洋狗展览会,说有四百头之多;想到那高低不齐的个儿,松密互映,纯驳争辉的毛片,或嘤嘤或呜呜或汪汪的吠声,我也极愿意去的。又我记得在《上海七日刊》(?)上见过一幅法国儿童同乐会的摄影。摄影中济济一堂的满是儿童——这其间自然还有些抱着的母亲,领着的父亲,但不过二三人,容我用了四舍五入法,将他们略去吧。那前面的几个,丰腴圆润的庞儿,覆额的短发,精赤的小腿,我现在还记着呢。最可笑的,高高的房子,塞满了这些儿童,还空着大半截,大半截;若塞满了我们,空气一定是没有那么舒服的,便宜了空气了!这种聚会不用说是极使我高兴的!只是我便在上海,也未必能去;说来可恨恨!这里却要引起我别的感慨,我不说了。此外如音乐会,绘画展览会,我都乐于赴会的。四年前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曾到上海市政厅去听“中西音乐大会”;那几支广东小调唱得真入神,靡靡是靡靡到了极点,令人欢喜赞叹!而歌者隐身幕内,不露一丝色相,尤动人无穷之思!绘画展览会,我在北京,上海也曾看过几回。但都像走马看花似的,不能自知冷暖——我真是太外行了,只好慢慢来吧。我却最爱看跳舞。五六年前的正月初三的夜里,我看了一个意大利女子的跳舞:黄昏的电灯光映着她裸露的微红的两臂,和游泳衣似的粉红的舞装;那腰真软得可怜,和麦粉搓成的一般。她两手擎着小小的钹,钱孔里拖着深红布的提头;她舞时两臂不住的向各方扇动,两足不住的来往跳跃,钹声便不住的清脆的响着——她舞得如飞一样,全身的曲线真是瞬息万变,转转不穷,如闪电吐舌,如星星眨眼;使人目眩心摇,不能自主。我看过了,恍然若失!从此我便喜欢跳舞。前年暑假时,我到上海,刚碰着卡尔登影戏院开演跳舞片的末一晚,我没有能去一看。次日写信去“特烦”,却如泥牛入海;至今引为憾事!我在北京读书时,又颇爱听旧戏;因为究竟是“外江”人,更爱听旦角戏,尤爱听尚小云的戏,——但你别疑猜,我却不曾用这支笔去捧过谁。我并不懂戏词,甚至连情节也不甚仔细,只爱那宛转凄凉的音调和楚楚可怜的情韵。我在理论上也左袒新戏,但那时的北京实在没有可称为新戏的新戏给我看;我的心也就渐渐冷了。南归以后,新戏固然和北京是“一丘之貉”,旧戏也就每况愈下,毫无足观。我也看过一回机关戏,但只足以广见闻,无深长的趣味可言。直到去年,上海戏剧协社演《少奶奶的翁子》,朋友们都说颇有些意思——在所曾寓目的新戏中,这是得未曾有的。又实验剧社演《葡萄仙子》,也极负时誉;黎明辉女士所唱“可怜的秋香”一句,真是脍炙人口——便是不曾看过这戏的我,听人说了此句,也会有“一种薄醉似的感觉,超乎平常所谓舒适以上”(19)。——《少奶奶的扇子》,我也还无一面之缘——真非到上海去开先施公司不可!上海的朋友们又常向我称述影戏;但我之于影戏,还是“猪八戒吃人参果”(20)呢!也只好慢慢来吧。说起先施公司,我总想起惠罗公司。我常在报纸的后幅看见他家的广告,满幅画着新货色的图样,真是日本书店里所谓“诱惑状”(21)了。我想若常去看看新货色,也是一乐。最好能让我自由的鉴赏的看一回;心爱的也不一定买来,只须多多的,重重的看上几眼,便可权当占有了——朋友有新东西的时候,我常常把玩不肯释手,便是这个主意。

若目下不能到上海去开先施公司,或到上海而无本钱去开先施公司,则还有个经济的办法,我现在正用着呢。不过这种办法,便是开先施公司,也可同时采用的;因为我们原希望“多多益善”呀。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没有绘画展览会;但我和人家借了左一册右一册的摄影集,画片集,也可使我的眼睛饱餐一顿。我看见“群羊”,在那淡远的旷原中,披着乳一样白,丝一样软的羽衣的小东西,真和浮在浅浅的梦里的仙女一般。我看见“夕云”,地上是疏疏的树木,偃蹇欹侧作势,仿佛和天上的乱云负固似的;那云是层层叠叠的,错错落落的,斑斑驳驳的,使我觉得天是这样厚,这样厚的!我看见“五月雨”,是那般蒙蒙密密的一片,三个模糊的日本女子,正各张着有一道白圈儿的纸伞,在台阶上走着,走上一个甚么坛去呢;那边还有两个人,却只剩了影儿!

我看见“现在与未来”;这是一个人坐着,左手托着一个骷髅,两眼凝视着,右手正支颐默想着。这还是摄影呢,画片更是美不胜收了!弥爱的《晚祷》是世界的名作,不用说了。

意大利Gino的名画《跳舞》,满是跃着的腿儿,牵着的臂儿,并着的脸儿;红的,黄的,白的,蓝的,黑的,一片片地飞舞着——那边还攒动着无数的头呢。是夜的繁华哟!是肉的薰蒸哟!还有日本中泽弘光的《夕潮》:红红的落照轻轻的涂在玲珑的水阁上;阁之前浅蓝的潮里,伫立着白衣编发的少女,伴着两只夭矫的白鹤;她们因水光的映射,这时都微微的蓝了;她只扭转头凝视那斜阳的颜色。又椎冢猪知雄的《花》,三个样式不同,花色互异的精巧的瓶子,分插着红白各色的,大的小的鲜花,都丰丰满满的。另有一个细长的和一个荸荠样的瓶子,放在三个大瓶之前和之间;一高一矮,甚是别致,也都插着鲜花,只一瓶是小朵的,一瓶是大朵的。我说的已多了——还有图案画,有时带着野蛮人和儿童的风味,也是我所爱的。书籍中的插画,偶然也有很好的;如甚么书里有一幅画,显示惠士敏斯特大寺的里面,那是很伟大的——正如我在灵隐寺的高深的大殿里一般。而房龙《人类的故事》中的插画,尤其别有心思,马上可以引人到他所画的天地中去。

房龙(1882—1944),荷裔美国人,著名学者。1882年出生在荷兰,他是出色的通俗作家,在历史、文化、文明、科学等方面都有著作,而且读者众多。

我所在的地方,也没有音乐会。幸而有留声机,机片里中外歌曲乃至国语唱歌都有;我的双耳尚不至大寂寞的。我或向人借来自开自听,或到别人寓处去听,这也是“揩油”之一道了。大约借留声机,借画片,借书,总还算是雅事,不致像借钱一样,要看人家脸孔的(虽然也不免有例外);所以有时竟可大大方方的揩油。自然,自己的油有时也当大大方方的被别人揩的。关于留声机,北平有零卖一法。一个人背了话匣子(即留声机)和唱片,沿街叫卖;若要买的,就喊他进屋里,让他开唱几片,照定价给他铜子——唱完了,他仍旧将那话匣子等用蓝布包起,背了出门去。我们做学生时,每当冬夜无聊,常常破费几个铜子,买他几曲听听:虽然没有佳片,却也算消寒之一法。听说南方也有做这项生意的人。——我所在的地方,宁波是其一。宁波S中学现有无线电话收音机,我很想去听听大陆报馆的音乐。这比留声机又好了!不但声音更是亲切,且花样日日翻新;二者相差,何可以道里计呢!除此以外,朋友们的箫声与笛韵,也是很可过瘾的;但这看似易得而实难,因为好手甚少。我从前有一位朋友,吹箫极悲酸幽抑之致,我最不能忘怀!现在他从外国回来,我们久不见面,也未写信,不知他还能来一点儿否?

内地虽没有惠罗公司,却总有古董店,尽可以对付一气。我们看看古瓷的细润秀美,古泉币的陆离斑驳,古玉的丰腴有泽,古印的肃肃有仪,胸襟也可豁然开朗。况内地更有好处,为五方杂处,众目具瞻的上海等处所不及的;如花木的趣味,盆栽的趣味便是。上海的匆忙使一般人想不到白鸽笼外还有天地;花是怎样美丽,树是怎样青青,他们似乎早已忘怀了!这是我的朋友郢君所常常不平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在上海人怕只是一场春梦吧!像我所在的乡间:芊芊的碧草踏在脚上软软的,正像吃樱花糖;花是只管开着,来了又去,来了又去——杨贵妃一般的木笔,红着脸的桃花,白着脸的绣球……好一个“香遍满,色遍满的花儿的都”(22)呀!上海是不容易有的!我所以虽向慕上海式的繁华,但也不舍我所在的白马湖的幽静。我爱白马湖的花木,我爱S家的盆栽——这其间有诗有画,我且说给你。一盆是小小的竹子,栽在方的小白石盆里;细细的干子疏疏的隔着,疏疏的叶子淡淡的撇着,更点缀上两三块小石头;颇有静远之意。上灯时,影子写在壁上,尤其清隽可亲。另一盆是棕竹,瘦削的干子亭亭的立着;下部是绿绿的,上部颇劲健的坼着几片长长的叶子,叶根有细极细极的棕丝网着。这像一个丰神俊朗而蓄着微须的少年。这种淡白的趣味,也自是天地间不可少的。

天地间还有一种不可少的趣味,也是简便易得到的,这是“谈天”。——普通话叫做“闲谈”;但我以“谈天”二字,更能说出那“闲旷”的味儿!傅孟真先生在《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一评里,引顾宁人的话,说南方之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之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说“到了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这评语仍然是活泼泼的”谈天”大概也只能算“不及义”的言;纵有“及义”的时候,也只是偶然碰到,并非立意如此。若立意要“及义”,那便不是“谈天”而是“讲茶”了。“讲茶”也有“讲茶”的意思,但非我所要说。“终日言不及义”,诚哉是无益之事;而且岂不疲倦?“舌敝唇焦”,也未免“穷斯滥矣”!不过偶尔“茶余酒后”,“月白风清”,约两个密友,吸着烟卷儿,尝着时新果子,促膝谈心,随兴趣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等到兴尽意阑,便各自回去睡觉;明早一觉醒来,再各奔前程,修持“胜业”,想也不致耽误的。或当公私交集,身心俱倦之后,约几个相知到公园里散散步,不愿散步时,便到绿荫下长椅上坐着;这时作无定向的谈话,也是极有意味的。至于“‘辟克匿克’来江边”,那更非“谈天”不可!我想这种“谈天”,无论如何,总不能算是大过吧。人家说清谈亡了晋朝,我觉得这未免是栽赃的办法。请问晋人的清谈,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且不说,我单觉得清谈也正是一种“生活之艺术”,只要有节制。有的如针尖的微触,有的如剪刀的一断;恰像吹皱一池春水,你的心便会这般这般了。

“谈天”本不想求其有用,但有时也有大用;英哲洛克(Locke)的名著《人间悟性论》中述他著书之由——说有一日,与朋友们谈天,端绪愈引而愈远,不知所从来,也不知所届;他忽然惊异:人知的界限在何处呢?这便是他的大作最初的启示了。——这是我的一位先生亲口告诉我的。

我说海说天,上下古今谈了一番,自然仍不曾跳出我佛世尊——自己——的掌心,现在我还是卷旗息鼓,“回到自己的灵魂”吧。自己有今日的自己,有昨日的自己,有北京时的自己,有南京时的自己,有在父母怀抱中的自己……乃至一分钟有一个自己,一秒钟有一个自己。每一个自己无论大的,小的,都各提挈着一个世界,正如旅客带着一只手提箱一样。各个世界,各个自己之不相同,正如旅客手提箱里所装的东西之不同一样。各个自己与它所提挈的世界是一个大大的联环,决不能拆开的。譬如去年十月,我正仆仆于轮船火车之中。我现在回想那时的我,第一不能忘记的,是江浙战争;第二便是国庆。因战争而写来的父亲的岳父的信,一页页在眼前翻过;因战争而搬家的人,一阵阵在面前走过;眼看学校一日日挨下去,直到关门为止。念头忽然转弯:林纾死了,法朗士死了;国际联盟第五届大会也闭幕了!……正如水的漪涟一样,一圈一圈的尽管晕开去,可以至于非常之多。只区区一个月的我,所提挈的已这样多,则积了三百几十个月的我,所提挈的当有无穷!要算起帐来,倒是“大笔头”(23)呢!若有那样细心,再把月化为日,日化为时,时化为分秒,我的世界当更不了不了!这其间有吃的,有睡的,有玩的,有笑的,有哭的,有糊涂的,有聪明的……若能将它们陈列起来,必大有意思;若能影戏片似的将它们摇过去,那更有意思了!人总有念旧之情的。我的一个朋友回到母校作教师的时候,偶然在故纸堆中翻到他十四岁时投考该校的一张相片,便爱它如儿子。我们对于过去的自己,大都像嚼橄榄一样,总有些儿甜的。我们依着时光老人的导引,一步步去温寻已失的自己;这走的便是“忆之路”。在“忆之路”上愈走得远,愈是有味;因苦味渐已蒸散而甜味却还留着的缘故。最远的地方是“儿时”,在那里只有一味极淡极淡的甜;所以许多人都惦记着那里。这“忆之路”是颇长的,也是世界上一条大路。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界民”,这条路不可不走走的。

我的把戏变完了——咳!多么贫呢!我总之羡慕齐天大圣;他虽也跳不出佛爷的掌心,但到底能翻十万八千里的筋斗,又有七十二变化的!

1925年5月9日。

扬州的夏日

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得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但在一个久住扬州像我的人,他却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幻想,他的憎恶也许掩住了他的爱好;他也许离开了三四年并不去想它。若是想呢,——你说他想甚么?女人;不错,这似乎也有名,但怕不是现在的女人吧?——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虽然与女人仍然不无关系的。

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诚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儿水,但太平衍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以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曼衍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杈杈桠桠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

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五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五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称;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黝的影子,小船悠然的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

船有三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可以挟妓或打牌。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着谋得利洋行的唱片。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划子”,真像一瓣西瓜,由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乘的人多了,便可雇两只,前后用小凳子跨着:这也可算得“方舟”了。后来又有一种“洋划”,比大船小,比“小划子”大,上支布篷,可以遮日遮雨。“洋划”渐渐的多,大船渐渐的少,然而“小划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它的伶俐。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的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划子”不行。“小划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啰。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胜;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尚不伤廉惠;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

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或一两种“小笼点心”,在河中喝着,吃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笼,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他们不怕你白吃。扬州的小笼点心实在不错:我离开扬州,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这其实是值得惦记的。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名字也颇有好的。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里面还有小池,丛竹,茅亭,景物最幽。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历落有致,迥非上海,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

“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念“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原载1929年12月11日《白华旬刊》第4期)

看花

生长在大江北岸一个城市里,那儿的园林本是著名的,但近来却很少;似乎自幼就不曾听见过“我们今天看花去”一类话,可见花事是不盛的。有些爱花的人,大都只是将花栽在盆里,一盆盆搁在架上;架子横放在院子里。院子照例是小小的,只够放下一个架子;架上至多搁二十多盆花罢了。有时院子里依墙筑起一座“花台”,台上种一株开花的树;也有在院子里地上种的。但这只是普通的点缀,不算是爱花。

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偶然和我们到“花房”里去过一两回。但我们住过一所房子,有一座小花园,是房东家的。那里有树,有花架(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有时掐下几朵花,也只是随意挼弄着,随意丢弃了。至于领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后的事:夏天的早晨,我们那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卖栀子花来。”栀子花不是甚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栀子花的香,浓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乐意的。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是花吧?”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已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论了。

在高小的一个春天,有人提议到城外F寺里吃桃子去,而且预备白吃;不让吃就闹一场,甚至打一架也不在乎。那时虽远在五四运动以前,但我们那里的中学生却常有打进戏园看白戏的事。中学生能白看戏,小学生为甚么不能白吃桃子呢?我们都这样想,便由那提议人纠合了十几个同学,浩浩荡荡向城外而去。到了F寺,气势不凡的呵叱着道人们(我们称寺里的工人为道人),立刻领我们向桃园里去。道人们踌躇着说:“现在桃树刚才开花呢。”但是谁信道人们的话?我们终于到了桃园里。大家都丧了气,原来花是真开着呢!这时提议人P君便去折花。道人们是一直步步跟着的,立刻上前劝阻,而且用起手来。但P君是我们中最不好惹的:“说时迟,那时快”,一眨眼,花在他的手里,道人已踉跄在一旁了。那一园子的桃花,想来总该有些可看;我们却谁也没有想着去看。只嚷着,“没有桃子,得沏茶喝!”道人们满肚子委屈的引我们到“方丈”里,大家各喝一大杯茶。这才平了气,谈谈笑笑的进城去。大概我那时还只懂得爱一朵朵的栀子花,对于开在树上的桃花,是并不了然的;所以眼前的机会,便从眼前错过了。

以后渐渐念了些看花的诗,觉得看花颇有些意思。但到北平读了几年书,却只到过崇效寺一次;而去得又嫌早些,那有名的一株绿牡丹还未开呢。北平看花的事很盛,看花的地方也很多;但那时热闹的似乎也只有一班诗人名士,其余还是不相干的。那正是新文学运动的起头,我们这些少年,对于旧诗和那一班诗人名士,实在有些不敬;而看花的地方又都远不可言,我是一个懒人,便干脆的断了那条心了。后来到杭州做事,遇见了Y君,他是新诗人兼旧诗人,看花的兴致很好。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花。孤山的梅花是古今有名的,但太少;又没有临水的,人也太多。有一回坐在放鹤亭上喝茶,来了一个方面有须,穿着花缎马褂的人,用湖南口音和人打招呼道,“梅花盛开嗒!”“盛”字说得特别重,使我吃了一惊;但我吃惊的也只是说在他嘴里“盛”这个声音罢了,花的盛不盛,在我倒并没有甚么的。

有一回,Y来说,灵峰寺有三百株梅花;寺在山里,去的人也少。我和Y,还有N君,从西湖边雇船到岳坟,从岳坟入山。曲曲折折走了好一会,又上了许多石级,才到山上寺里。寺甚小,梅花便在大殿西边园中。园也不大,东墙下有三间净室,最宜喝茶看花;北边有座小山,山上有亭,大约叫“望海亭”吧,望海是未必,但钱塘江与西湖是看得见的。梅树确是不少,密密的低低的整列着。那时已是黄昏,寺里只我们三个游人;梅花并没有开,但那珍珠似的繁星似的骨都儿,已经够可爱了;我们都觉得比孤山上盛开时有味。大殿上正做晚课,送来梵呗的声音,和着梅林中的暗香,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在园里徘徊了一会,又在屋里坐了一会,天是黑定了,又没有月色,我们向庙里要了一个旧灯笼,照着下山。路上几乎迷了道,又两次三番的狗咬;我们的Y诗人确有些窘了,但终于到了岳坟。船夫远远迎上来道:“你们来了,我想你们不会冤我呢!”在船上,我们还不离口的说着灵峰的梅花,直到湖边电灯光照到我们的眼。

Y回北平去了,我也到了白马湖。那边是乡下,只有沿湖与杨柳相间着种了一行小桃树,春天花发时,在风里娇媚的笑着。还有山里的杜鹃花也不少。这些日日在我们眼前,从没有人像煞有介事的提议,“我们看花去。”但有一位S君,却特别爱养花;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我们上他家去,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便是提着壶浇水。我们常乐意看着。他院子里一株紫薇花很好,我们在花旁喝酒,不知多少次。白马湖住了不过一年,我却传染了他那爱花的嗜好。但重到北平时,住在花事很盛的清华园里,接连过了三个春,却从未想到去看一回。只在第二年秋天,曾经和孙三先生在园里看过几次菊花。“清华园之菊”是著名的,孙三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画了好些画。但那种一盆一干一花的养法,花是好了,总觉没有天然的风趣。直到去年春天,有了些余闲,在花开前,先向人问了些花的名字。一个好朋友是从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恰好Y君也常来园中,我们一天三四趟地到那些花下去徘徊。今年Y君忙些,我便一个人去。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疏疏的高干子,英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运有两句词道:“只愁淡月朦胧影,难验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为了海棠,前两天在城里特地冒了大风到中山公园去,看花的人倒也不少;但不知怎的,却忘了畿辅先哲祠。Y告我那里的一株,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别处的都向上长,这一株却是横里伸张的。花的繁没有法说;海棠本无香,昔人常以为恨,这里花太繁了,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使人久闻不倦。Y告我,正是刮了一日还不息的狂风的晚上;他是前一天去的。他说他去时地上已有落花了,这一日一夜的风,准完了。他说北平看花,是要赶着看的:春光太短了,又晴的日子多;今年算是有阴的日子了,但狂风还是逃不了的。我说北平看花,比别处有意思,也正在此。这时候,我似乎不甚菲薄那一班诗人名士了。

1930年4月。

(原载1930年5月4日《清华周刊》第33卷第9期文艺专号)

我所见的叶圣陶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的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解放后,叶圣陶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于1988年2月16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甪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的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的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的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的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的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的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甚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甚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甚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甚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1930年7月,北平清华园。

论无话可说

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

在别处说过,我的“忆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甚么时候都“丁丁玲玲的”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

但是为甚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甚么自然,甚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力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都不惜郑重的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

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甚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说过的和并世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着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

这点简单的意思也还是到中年才觉出的;少年时多少有些热气,想不到这里。中年人无论怎样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开,却是可取的。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止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的捉摸,而愿剥开来细细的看。也知道剥开后便没了那跳跃着的力量,但他不在乎这个,他明白在冷静中有他所需要的。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决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不然就是,所剥开的是些甚么玩意。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得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特别是一个寻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寻常的人所难堪的,我说苦在话外,以此。

中年人若还打着少年人的调子,——姑不论调子的好坏——原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出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的到大庭广众里去卖弄一般,是殊可不必的了。

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废话,只要想一想咱们这年头。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如我辈者,倒可以将从前狂妄之罪减轻,而现在是更无话可说了。

但近来在戴译《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意。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

1931年3月。

给亡妇

谦,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这些个,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后若还有知,想来还如此的。告诉你,我夏天回家来着:迈儿长得结实极了,比我高一个头。闰儿父亲说是最乖,可是没有先前胖了。采芷和转子都好。五儿全家夸她长得好看;却在腿上生了湿疮,整天坐在竹床上不能下来,看了怪可怜的。六儿,我怎么说好,你明白,你临终时也和母亲谈过,这孩子是只可以养着玩儿的,他左挨右挨去年春天,到底没有挨过去。这孩子生了几个月,你的肺病就重起来了。我劝你少亲近他,只监督着老妈子照管就行。你总是忍不住,一会儿提,一会儿抱的。可是你病中为他操的那一份儿心也够瞧的。那一个夏天他病的时候多,你成天儿忙着,汤呀,药呀,冷呀,暖呀,连觉也没有好好儿睡过。那里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瞧着他硬朗点儿你就乐,干枯的笑容在黄蜡般的脸上,我只有暗中叹气而已。

从来想不到做母亲的要像你这样。从迈儿起,你总是自己喂乳,一连四个都这样。你起初不知道按钟点儿喂,后来知道了,却又弄不惯;孩子们每夜里几次将你哭醒了,特别是闷热的夏季。我瞧你的觉老没睡足。白天里还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儿。你的身子本来坏,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她。但孩子跟老妈子睡,你就没有放过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工夫一大就得过去看。十六年初,和你到北京来,将迈儿,转子留在家里;三年多还不能去接他们,可真把你惦记苦了。你并不常提,我却明白。你后来说你的病就是惦记出来的;那个自然也有份儿,不过大半还是养育孩子累的。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结婚生活,有十一年耗费在孩子们身上;而你一点不厌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毁灭为止。你对孩子一般儿爱,不问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甚么“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只拼命的爱去。你对于教育老实说有些外行,孩子们只要吃得好玩得好就成了。这也难怪你,你自己便是这样长大的。况且孩子们原都还小,吃和玩本来也要紧的。你病重的时候最放不下的还是孩子。病的只剩皮包着骨头了,总不信自己不会好;老说:“我死了,这一大群孩子可苦了。”后来说送你回家,你想着可以看见迈儿和转子,也愿意;你万不想到会一走不返的。我送车的时候,你忍不住哭了,说:“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可怜,你的心我知道,你满想着好好儿带着六个孩子回来见我的。谦,你那时一定这样想,一定的。

除了孩子,你心里只有我。不错,那时你父亲还在;可是你母亲死了,他另有个女人,你老早就觉得隔了一层似的。出嫁后第一年你虽还一心一意依恋着他老人家,到第二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将你的心占住,你再没有多少工夫惦记他了。你还记得第一年我在北京,你在家里。家里来信说你待不住,常回娘家去。我动气了,马上写信责备你。你教人写了一封覆信,说家里有事,不能不回去。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说第末次的抗议,我从此就没给你写信。暑假时带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见了面,看你一脸笑,也就拉倒了。打这时候起,你渐渐从你父亲的怀里跑到我这儿。你换了金镯子帮助我的学费,叫我以后还你;但直到你死,我没有还你。你在我家受了许多气,又因为我家的缘故受你家里的气,你都忍着。这全为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从家乡一个中学半途辞职出走。家里人讽你也走。那里走!只得硬着头皮往你家去。那时你家像个冰窖子,你们在窖里足足住了三个月。好容易我才将你们领出来了,一同上外省去。小家庭这样组织起来了。你虽不是甚么阔小姐,可也是自小娇生惯养的,做起主妇来,甚么都得干一两手;你居然做下去了,而且高高兴兴的做下去了。菜照例满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们;你至多夹上两三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坏,有一位老在行大大的夸奖过你。你洗衣服也不错,夏天我的绸大褂大概总是你亲自动手。你在家老不乐意闲着;坐前几个“月子”,老是四五天就起床,说是躺着家里事没条没理的。其实你起来也还不是没条理;咱们家那么多孩子,那儿来条理?在浙江住的时候,逃过两回兵难,我都在北平。真亏你领着母亲和一群孩子东藏西躲的;末一回还要走多少里路,翻一道大岭。这两回差不多只靠你一个人。你不但带了母亲和孩子们,还带了我一箱箱的书;你知道我是最爱书的。在短短的十二年里,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辈子还多;谦,你那样身子怎么经得住!你将我的责任一股脑儿担负了去,压死了你;我如何对得起你!

你为我的捞什子书也费了不少神;第一回让你父亲的男佣人从家乡捎到上海去。他说了几句闲话,你气得在你父亲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带着逃难,别人都说你傻子。你有你的想头:“没有书怎么教书?况且他又爱这个玩意儿。”其实你没有晓得,那些书丢了也并不可惜;不过教你怎么晓得,我平常从来没和你谈过这些个!总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感谢的。这十二年里你为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我们在一起住,算来也还不到五个年头。无论日子怎么坏,无论是离是合,你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连一句怨言也没有。——别说怨我,就是怨命也没有过。老实说,我的脾气可不大好,迁怒的事儿有的是。那些时候你往往抽噎着流眼泪,从不回嘴,也不号啕。不过我也只信得过你一个人,有些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因为世界上只你一个人真关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为我吃苦,更为我分苦;我之有我现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给我培养着的。这些年来我很少生病。但我最不耐烦生病,生了病就呻吟不绝,闹那伺候病的人。你是领教过一回的,那回只一两点钟,可是也够麻烦了。你常生病,却总不开口,挣扎着起来;一来怕搅我,二来怕没人做你那份儿事。我有一个坏脾气,怕听人生病,也是真的。后来你天天发烧,自己还以为南方带来的疟疾,一直瞒着我。明明躺着,听见我的脚步,一骨碌就坐起来。我渐渐有些奇怪,让大夫一瞧,这可糟了,你的一个肺已烂了一个大窟窿了!大夫劝你到西山去静养,你丢不下孩子,又舍不得钱;劝你在家里躺着,你也丢不下那份儿家务。越看越不行了,这才送你回去。明知凶多吉少,想不到只一个月工夫你就完了!本来盼望还见得着你,这一来可拉倒了。你也何尝想到这个?父亲告诉我,你回家独住着一所小住宅,还嫌没有客厅,怕我回去不便那。

前年夏天回家,上你坟上去了。你睡在祖父母的下首,想来还不孤单的。只是当年祖父母的坟太小了,你正睡在圹底下。这叫做“抗圹”,在生人看来是不安心的;等着想办法那。那时圹上圹下密密的长着青草,朝露浸湿了我的布鞋。你刚埋了半年多,只有圹下多出一块土,别的全然看不出新坟的样子。我和隐今夏回去,本想到你的坟上来;因为她病了没来成。我们想告诉你,五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让他们对得起死了的母亲——你!谦,好好儿放心安睡吧,你。

1932年10月11日作。

(原载1933年1月1日《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

1948年朱自清夫妇与小女儿。

你我

现在受过新式教育的人,见了无论生熟朋友,往往喜欢你我相称。这不是旧来的习惯而是外国语与翻译品的影响。这风气并未十分通行;一般社会还不愿意采纳这种办法——所谓粗人一向你呀我的,却当别论。有一位中等学校校长告诉人,一个旧学生去看他,左一个“你”,右一个“你”,仿佛用指头点着他鼻子,真有些受不了。在他想,只有长辈该称他“你”,只有太太和老朋友配称他“你”。够不上这个份儿,也来“你”呀“你”的,倒像对当差老妈子说话一般,岂不可恼!可不是,从前小说里“弟兄相呼,你我相称”,也得够上那份儿交情才成。而俗语说的“你我不错”,“你我还这样那样”,也是托熟的口气,指出彼此的依赖与信任。

同辈你我相称,言下只有你我两个,旁若无人;虽然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视他们的,指他们的,管不着。杨震在你我相对的时候,会想到你我之外的“天知地知”,真是一个玄远的托辞,亏他想得出。常人说话称你我,却只是你说给我,我说给你;别人听见也罢,不听见也罢,反正说话的一点儿没有想着他们那些不相干的。自然也有时候“取瑟而歌”,也有时候“指桑骂槐”,但那是话外的话或话里的话,论口气却只对着那一个“你”。这么着,一说你看,你我便从一群人里除外,单独地相对着。离群是可怕又可怜的,只要想想大野里的独行,黑夜里的独处就明白。你我既甘心离群,彼此便非难解难分不可;否则岂不要吃亏?难解难分就是亲昵;骨肉是亲昵,结交也是个亲昵,所以说只有长辈该称“你”,只有太太和老朋友配称“你”。你我相称者,你我相亲而已。然而我们对家里当差老妈子也称“你”,对街上的洋车夫也称“你”,却不是一个味儿。古来以“尔汝”为轻贱之称;就指的这一类。但轻贱与亲昵有时候也难分,譬如叫孩子为“狗儿”,叫情人为“心肝”,明明将人比物,却正是亲昵之至。而长辈称晚辈为“你”,也夹杂着这两种味道——那些亲谊疏远的称“你”,有时候简直毫无亲昵的意思,只显得辈分高罢了。大概轻贱与亲昵有一点相同;就是,都可以随随便便,甚至于动手动脚。

生人相见不称“你”。通称是“先生”,有带姓不带姓之分;不带姓好像来者是自己老师,特别客气,用得少些。北平人称“某爷”,“某几爷”,如“冯爷”,“吴二爷”,也是通称,可比“某先生”亲昵些。但不能单称“爷”,与“先生”不同。“先生”原是老师,“爷”却是“父亲”;尊人为师犹之可,尊人为父未免吃亏太甚。(听说前清的太监有称人为“爷”的时候,那是刑余之人,只算例外。)至于“老爷”,多一个“老”字,就不会与父亲相混,所以仆役用以单称他的主人,旧式太太用以单称她的丈夫。女的通称“小姐”,“太太”,“师母”,却都带姓:“太太”,“师母”更其如此。因为单称“太太”,自己似乎就是老爷,单称“师母”,自己似乎就是门生,所以非带姓不可。“太太”是北方的通称,南方人却嫌官僚气:“师母”是南方的通称,北方人却嫌头巾气。女人麻烦多,真是无法奈何。比“先生”亲近些是“某某先生”,“某某兄”,“某某”是号或名字;称“兄”取其仿佛一家人。再进一步就以号相称,同时也可称“你”。在正式的聚会里,有时候得称职衔,如“张部长”,“王经理”;也可以不带姓,和“先生”一样;偶尔还得加上一个“贵”字,如“贵公使”。下属对上司也得称职衔。但像科员等小脚色却不便称衔,只好屈居在“先生”一辈里。

仆役对主人称“老爷”,“太太”,或“先生”,“师母”;与同辈分别的,一律不带姓。他们在同一时期内大概只有一个老爷,太太,或先生,师母,是他们衣食的靠山;不带姓正所以表示只有这一对儿才是他们的主人。对于主人的客,却得一律带姓;即使主人的本家,也得带上号码儿,如“三老爷”,“五太太”。——大家庭用的人或两家合用的人例外。“先生”本可不带姓,“老爷”本是下对上的称呼,也常不带姓;女仆称“老爷”,虽和旧式太太称丈夫一样,但身分声调既然各别,也就不要紧。仆役称“师母”,决无门生之嫌,不怕尊敬过分;女仆称“太太”,毫无疑义,男仆称“太太”,与女仆称“老爷”同例。晚辈称长辈,有“爸爸”,“妈妈”,“伯伯”,“叔叔”等称。自家人和近亲不带姓,但有时候带号码儿;远亲和父执,母执,都带姓;干亲带“干”字,如“干娘”;父亲的盟兄弟,母亲的盟姊妹,有些人也以自家人论。

这种种称呼,按刘半农先生说,是“名词替代创词”,但也可说是他称替代对称。不称“你”而称“某先生”,是将分明对面的你变成一个别人;于是乎对你说的话,都不过是关于“他”的。这么着,你我间就有了适当的距离,彼此好提防着;生人间说话提防着些,没有错儿。再则一般人都可以称你“某先生”,我也跟着称“某先生”,正见得和他们一块儿,并没有单独挨近你身边去。所以“某先生”一来,就对面无你,旁边有人。这种替代法的效用,因所代的他称广狭而转移。譬如“某先生”,谁对谁都可称,用以代“你”,是十分“敬而远之”;又如“某部长”,只是僚属对同官与长官之称,“老爷”只是仆役对主人之称,敬意过于前者,远意却不及;至于“爸爸”“妈妈”,只是弟兄姊妹对父母的称,不像前几个名字可以移用在别人身上,所以虽不用“你”,还觉得亲昵,但敬远的意味总免不了有一些;在老人家前头要像在太太或老朋友前头那么自由自在,到底是办不到的。

北方话里有个“您”字,是“你”的尊称,不论亲疏贵贱全可用,方便之至。这个字比那拐弯抹角的替代法干脆多了,只是南方人听不进去,他们觉得和“你”也差不多少。这个字本是闭口音,指众数:“你们”两字就从此出。南方人多用“你们”代“你”。用众数表尊称,原是语言常例。指的既非一个,你旁边便仿佛还有些别人和你亲近的,与说话的相对着;说话的天然不敢侵犯你,也不敢妄想亲近你。这也还是个“敬而远之”。湖北人尊称人为“你家”,“家”字也表众数,如“人家”“大家”可见。

此外还有个方便的法子,就是利用呼位,将他称与对称拉在一块儿。说话的时候先叫声“某先生”或别的,接着再说“你怎样怎样”;这么着好像“你”字儿都是对你以外的“某先生”说的,你自己就不会觉得唐突了。这个办法上下一律通行。在上海,有些不三不四的人问路,常叫一声“朋友”,再说“你”;北平老妈子彼此说话,也常叫声“某姐”,再“你”下去——她们觉得这么称呼倒比说“您”亲昵些。但若说“这是兄弟你的事”,“这是他爸爸你的责任”,“兄弟”“你”,“他爸爸”“你”简直连成一串儿,与用呼位的大不一样。这种口气只能用于亲近的人。第一例的他称意在加重全句的力量,表示虽与你亲如弟兄,这件事却得你自己办,不能推给别人。第二例因“他”而及“你”,用他称意在提醒你的身分,也是加重那个句子;好像说你我虽亲近,这件事却该由做他爸爸的你,而不由做自己的朋友的你负责任;所以也不能推给别人。又有对称在前他称在后的;但除了“你先生”,“你老兄”还有敬远之意以外,别的如“你太太”,“你小姐”,“你张三”,“你这个人”,“你这家伙”,“你这位先生”,“你这该死的”,“你这没良心的东西”,却都是些亲口埋怨或破口大骂的话。“你先生”,“你老兄”的“你”不重读,别的“你”都是重读的。“你张三”直呼姓名,好像听话的是个远哉遥遥的生人,因为只有毫无关系的人,才能直呼姓名;可是加上“你”字,却变了亲昵与轻贱两可之间。近指形容词“这”,加上量词“个”成为“这个”,都兼指人与物;说“这个人”和说“这个碟子”,一样地带些无视的神气在指点着。加上“该死的”,“没良心的”,“家伙”,“东西”,无视的神气更足。只有“你这位先生”稍稍客气些;不但因为那“先生”,并且因为那量词“位”字。“位”指“地位”,用以称人,指那有某种地位的,就与常人有别。至于“你老”,“你老人家”,“老人家”是众数,“老”是敬辞——老人常受人尊重。但“你老”用得少些。

最后还有省去对称的办法,却并不如文法书里所说,只限于祈使语气,也不限于上辈对下辈的问语或答语,或熟人间偶然的问答语:如“去吗”,“不去”之类。有人曾遇见一位颇有名望的省议会议长,随意谈天儿。那议长的说话老是这样的:

去过北京吗?

在那儿住?

觉得北京怎么样?

几时回来的?

始终没有用一个对称,也没有用一个呼位的他称,仿佛说到一个不知是谁的人。那听话的觉得自己没有了,只看见俨然的议长。可是偶然要敷衍一两句话,而忘了对面人的姓,单称“先生”又觉不值得的时候,这么办却也可以救眼前之急。

生人相见也不多称“我”。但是单称“我”只不过傲慢,仿佛有点儿瞧不起人,却没有那过分亲昵的味儿,与称你我的时候不一样。所以自称比对称麻烦少些。若是不随便称“你”,“我”字尽可麻麻糊糊通用;不过要留心声调与姿态,别显出拍胸脯指鼻尖的神儿。若是还要谨慎些,在北京可以说“咱”,说“俺”,在南方可以说“我们”:“咱”和“俺”原来也都是闭口音,与“我们”同是众数。自称用众数,表示听话的也在内,“我”说话,像是你和我或你我他联合宣言;这么着,我的责任就有人分担,谁也不能说我自以为是了。也有说“自己”的,如“只怪自己不好”,“自己没主意,怨谁!”但同样的句子用来指你我也成。至于说“我自己”,那却是加重的语气,与这个不同。又有说“某人”,“某某人”的;如张三说,“他们老疑心这是某人做的,其实我一点也不知道。”

这个“某人”就是张三,但得随手用“我”字点明。若说“张某人岂是那样的人!”却容易明白。又有说“人”,“别人”,“人家”,“别人家”的;如,“这可叫人怎么办?”“也不管人家死活。”指你我也成。这些都是用他称(单数与众数)替代自称,将自己说成别人;但都不是明确的替代,要靠上下文,加上声调姿态,才能显出作用,不像替代对称那样。而其中如“自己”,“某人”,能替代“我”的时候也不多,可见自称在我的关系多,在人的关系少,老老实实用“我”字也无妨;所以历来并不十分费心思去找替代的名词。

演说称“兄弟”,“鄙人”,“个人”或自己名字,会议称“本席”,也是他称替代自称,却一听就明白。因为这几个名词,除“兄弟”代“我”,平常谈话里还偶然用得着之外,别的差不多都已成了向公众说话专用的自称。“兄弟”,“鄙人”全是谦词,“兄弟”亲昵些:“个人”就是“自己”;称名字不带姓,好像对尊长说话。——称名字的还有仆役与幼儿。仆役称名字兼带姓,如“张顺不敢”。幼儿自称乳名,却因为自我观念还未十分发达,听见人家称自己乳名,也就如法炮制,可教大人听着乐,为的是“像煞有介事”。——“本席”指“本席的人”,原来也该是谦称;但以此自称的人往往有一种施施然的声调姿态,所以反觉得傲慢了。这大约是“本”字作怪,从“本总司令”到“本县长”,虽也是以他称替代自称,可都是告诫下属的口气,意在显出自己的身分,让他们知所敬畏。这种自称用的机会却不多。对同辈也偶然有要自称职衔的时候,可不用“本”字而用“敝”字。但“司令”可“敝”,“县长”可“敝”,“人”却“敝”不得:“敝人”是凉薄之人,自己骂得未免太苦了些。同辈间也可用“本”字,是在开玩笑的当儿,如“本科员”,“本书记”,“本教员”,取其气昂昂的,有俯视一切的样子。

他称比“我”更显得傲慢的还有;如“老子”,“咱老子”,“大爷我”,“我某几爷”,“我某某某”。老子本非同辈相称之词,虽然加上众数的“咱”,似乎只是壮声威,并不为的分责任。“大爷”,“某几爷”也都是尊称,加在“我”上,是增加“我”的气焰的。对同辈自称姓名,表示自己完全是个无关系的陌生人;本不如此,偏取了如此态度,将听话的远远的推开去,再加上“我”,更是神气。这些“我”字都是重读的。但除了“我某某某”,那几个别的称呼大概是丘八流氓用得多。他称也有比“我”显得亲昵的。如对儿女自称“爸爸”,“妈”,说“爸爸疼你”,“妈在这儿,别害怕”。对他们称“我”的太多了,对他们称“爸爸”,“妈”的却只有两个人,他们最亲昵的两个人。所以他们听起来,“爸爸”,“妈”比“我”鲜明得多。幼儿更是这样;他们既然还不甚懂得甚么是“我”,用“爸爸”,“妈”就更要鲜明些。听了这两个名字,不用捉摸,立刻知道是谁而得着安慰;特别在他们正专心一件事或者快要睡觉的时候。若加上“你”,说“你爸爸”“你妈”,没有“我”,只有“你的”,让大些的孩子听了,亲昵的意味更多。对同辈自称“老某”,如“老张”,或“兄弟我”,如“交给兄弟我办吧,没错儿”,也是亲昵的口气。“老某”本是称人之词。单称姓,表示彼此非常之熟,一提到姓就会想起你,再不用别的;同姓的虽然无数,而提到这一姓,却偏偏只想起你。“老”字本是敬辞,但平常说笑惯了的人,忽然敬他一下,只是惊他以取乐罢了;姓上加“老”字,原来怕不过是个玩笑,正和“你老先生”,“你老人家”有时候用作滑稽的敬语一种。日子久了,不觉得,反变成“熟得很”的意思。于是自称“老张”,就是“你熟得很的张”,不用说,顶亲昵的。“我”在“兄弟”之下,指的是做兄弟的“我”,当然比平常的“我”客气些;但既有他称,还用自称,特别着重那个“我”,多少免不了自负的味儿。这个“我”字也是重读的。用“兄弟我”的也以江湖气的人为多。自称常可省去;或因叙述的方便,或因答语的方便,或因避免那傲慢的字。

“他”字也须因人而施,不能随便用。先得看“他”在不在旁边儿。还得看“他”与说话的和听话的关系如何——是长辈,同辈,晚辈,还是不相干的,不相识的?北平有个“怹”字,用以指在旁边的别人与不在旁边的尊长;别人既在旁边听着,用个敬词,自然合式些。这个字本来也是闭口音,与“您”字同是众数,是“他们”所从出。可是不常听见人说;常说的还是“某先生”。也有称职衔,行业,身分,行次,姓名号的。“他”和“你”“我”情形不同,在旁边的还可指认,不在旁边的必得有个前词才明白。前词也不外乎这五样儿。职衔如“部长”,“经理”。行业如店主叫“掌柜的”,手艺人叫“某师傅”,是通称;做衣服的叫“裁缝”,做饭的叫“厨子”,是特称。身分如妻称夫为“六斤的爸爸”,洋车夫称坐车人为“坐儿”,主人称女仆为“张妈”,“李嫂”。——“妈”,“嫂”,“师傅”都是尊长之称,却用于既非尊长,又非同辈的人,也许称“张妈”是借用自己孩子们的口气,称“师傅”是借用他徒弟的口气,只有称“嫂”才是自己的口气,用意都是要亲昵些。借用别人口气表示亲昵的,如媳妇跟着他孩子称婆婆为“奶奶”,自己矮下一辈儿;又如跟着熟朋友用同样的称呼称他亲戚,如“舅母”,“外婆”等,自己近走一步儿;只有“爸爸”,“妈”,假借得极少。对于地位同的既可如此假借,对于地位低的当然更可随便些;反正谁也明白,这些不过说得好听罢了。——行次如称朋友或儿女用“老大”,“老二”;称男仆也常用“张二”,“李三”。称号在亲子间,夫妇间,朋友间最多,近亲与师长也常这么称。称姓名往往是不相干的人。有一回政府不让报上直称当局姓名,说应该称衔带姓,想来就是恨这个不相干的劲儿。又有指点似地说“这个人”“那个人”的,本是疏远或轻贱之称。可是有时候不愿,不便,或不好意思说出一个人的身分或姓名,也用“那个人”;这里头却有很亲昵的,如要好的男人或女人,都可称“那个人”。至于“这东西”,“这家伙”,“那小子”,是更进一步;爱憎同辞,只看怎么说出。又有用泛称的,如“别怪人”,“别怪人家”,“一个人别太不知足”,“人到底是人”。但既是泛称,指你我也未尝不可。又有用虚称的,如“他说某人不好,某人不好”:“某人”虽确有其人,却不定是谁,而两个“某人”所指也非一人。还有“有人”就是“或人”。用这个称呼有四种意思:一是不知其人,如“听说有人译这本书”。二是知其人而不愿明言,如“有人说怎样怎样”,这个人许是个大人物,自己不愿举出他的名字,以免矜夸之嫌。这个人许是个不甚知名的脚色,提起来听话的未必知道,乐得不提省事。又如“有人说你的闲话”,却大大不同。三是知其人而不屑明言,如“有人在一家报纸上骂我”。四是其人或他的关系人就在一旁,故意“使子闻之”;如,“有人不乐意,我知道。”“我知道,有人恨我,我不怕。”——这么着简直是挑战的态度了。又有前词与“他”字连文的,如“你爸爸他辛苦了一辈子,真是何苦来?”是加重的语气。

亲近的及不在旁边的人才用“他”字;但这个字可带有指点的神儿,仿佛说到的就在眼前一样。自然有些古怪,在眼前的尽管用“怹”或别的向远处推;不在的却又向近处拉。其实推是为说到的人听着痛快;他既在一旁,听话的当然看得亲切,口头上虽向远处推无妨。拉却是为听话人听着亲切,让他听而如见。因此“他”字虽指你我以外的别人,也有亲昵与轻贱两种情调,并不含汉糊糊的“等量齐观”。最亲昵的“他”,用不着前词;如流行甚广的“看见她”歌谣里的“她”字——一个多情多义的“她”字。这还是在眼前的。新婚少妇谈到不在眼前的丈夫,也往往没头没脑的说“他如何如何”,一面还红着脸儿。但如“管他,你走你的好了”,“他——他只比死人多口气”,就是轻贱的“他”了。不过这种轻贱的神儿若“他”不在一旁却只能从上下文看出;不像说“你”的时候永远可以从听话的一边直接看出。“他”字除人以外,也能用在别的生物及无生物身上;但只在孩子们的话里如此。指猫指狗用“他”是常事;指桌椅指树木也有用“他”的时候。譬如孩子让椅子绊了一交,哇的哭了;大人可以将椅子打一下,说“别哭。是他不好。我打他”。孩子真会相信,回嗔作喜,甚至于也捏着小拳头帮着捶两下。孩子想着甚么都是活的,所以随随便便的“他”呀“他”的,大人可就不成。大人说“他”,十回九回指人;别的只称名字,或说“这个”,“那个”,“这东西”,“这件事”,“那种道理”。但也有例外,像“听他去吧”,“管他成不成,我就是这么办”。这种“他”有时候指事不指人。还有个“彼”字,口语里已废而不用,除了说“不分彼此”,“彼此都是一样”。这个“彼”字不是“他”而是与“这个”相对的“那个”,已经在“人称”之外。“他”字不能省略,一省就与你我相混;只除了在直截的答语里。

代词的三称都可用名词替代,三称的单数都可用众数替代,作用是“敬而远之”。但三称还可互代;如“大难临头,不分你我”,“他们你看我,我看你,一句话不说”,“你”“我”就是“彼”“此”。又如“此公人弃我取”,“我”是“自己”。又如论别人,“其实你去不去与人无干,我们只是尽朋友之道罢了。”“你”实指“他”而言。因为要说得活灵活现,才将三人间变为二人间,让听话的更觉得亲切些。意思既指别人,所以直呼“你”“我”,无需避忌。这都以自称对称替代他称。又如自己责备自己说:“咳,你真糊涂!”这是化一身为两人。又如批评别人,“凭你说干了嘴唇皮,他听你一句才怪!”“你”就是“我”,是让你设身处地替自己想。又如,“你只管不动声色的干下去,他们知道我怎么办?”“我”就是“你”;是自己设身处地替对面人想。这都是着急的口气:我的事要你设想,让你同情我;你的事我代设想,让你亲信我。可不一定亲昵,只在说话当时见得彼此十二分关切就是了。只有“他”字,却不能替代“你”“我”,因为那么着反把话说远了。

众数指的是一人与一人,一人与众人,或众人与众人,彼此间距离本远,避忌较少。但是也有分别;名词替代,还用得着。如“各位”,“诸位”,“诸位先生”,都是“你们”的敬词:“各位”是逐指,虽非众数而作用相同。代词名词连文,也用得着。如“你们这些人”,“你们这班东西”,轻重不一样,却都是责备的口吻。又如发牢骚的时候不说“我们”而说“这些人”,“我们这些人”,表示多多少少,是与众不同的人。

但替代“我们”的名词似乎没有。又如不说“他们”而说“人家”,“那些位”,“这班东西”,“那班东西”,或“他们这些人”。三称众数的对峙,不像单数那样明白的鼎足而三。“我们”,“你们”,“他们”相对的时候并不多;说“我们”,常只与“你们”,“他们”二者之一相对着。这儿的“你们”包括“他们”,“他们”也包括“你们”;所以说“我们”的时候,实在只有两边儿。所谓“你们”,有时候不必全都对面,只是与对面的在某些点上相似的人;所谓“我们”,也不一定全在身旁,只是与说话的在某些点上相似的人。所以“你们”,“我们”之中,都有“他们”在内。“他们”之近于“你们”的,就收编在“你们”里:“他们”之近于“我们”的,就收编在“我们”里;于是“他们”就没有了。“我们”与“你们”也有相似的时候,“我们”可以包括“你们”,“你们”就没有了;只剩下“他们”和“我们”相对着。演说的时候,对听众可以说“你们”,也可以说“我们”。说“你们”显得自己高出他们之上,在教训着;说“我们”,自己就只在他们之中,在彼此勉励着。听众无疑的是愿意听“我们”的。只有“我们”,永远存在,不会让人家收编了去;因为没有“我们”,就没有了说话的人。“我们”包罗最广,可以指全人类,而与一切生物无生物对峙着。“你们”,“他们”都只能指人类的一部分;而“他们”除了特别情形,只能指不在眼前的人,所以更狭窄些。

北平自称的众数有“咱们”,“我们”两个。第一个发见这两个自称的分别的是赵元任先生。他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凡例里说:

“咱们”是对他们说的,听话的人也在内的。

“我们”是对你们或他们说的,听话的人不在内的。

赵先生的意思也许说,“我们”是对你们或(你们和)他们说的。这么着“咱们”就收编了“你们”,“我们”就收编了“他们”——不能收编的时候,“我们”就与“你们”,“他们”成鼎足之势。这个分别并非必需,但有了也好玩儿;因为说“咱们”亲昵些,说“我们”疏远些,又多一个花样。北平还有个“俩”字,只能两个,“咱们俩”,“你们俩”,“他们俩”,无非显得两个人更亲昵些;不带“们”字也成。还有“大家”是同辈相称或上称下之词,可用在“我们”,“你们”,“他们”之下。单用是所有相关的人都在内;加“我们”拉得近些,加“你们”推得远些,加“他们”更远些。至于“诸位大家”,当然是个笑话。

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人。1929年6月底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

代词三称的领位,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生人间还是得用替代,如称自己丈夫为“我们老爷”,称朋友夫人为“你们太太”,称别人父亲为“某先生的父亲”。但向来还有一种简便的尊称与谦称,如“令尊”,“令堂”,“尊夫人”,“令弟”,“令郎”,以及“家父”,“家母”,“内人”,“舍弟”,“小儿”等等。“令”字用得最广,不拘那一辈儿都加得上,“尊”字太重,用处就少,“家”字只用于长辈同辈,“舍”字,“小”字只用于晚辈。熟人也有用通称而省去领位的,如自称父母为“老人家”,——长辈对晚辈说他父母,也这么称——称朋友家里人为“老太爷”,“老太太”,“太太”,“少爷”,“小姐”;可是没有称人家丈夫为“老爷”或“先生”的,只能称“某先生”,“你们先生”。此外有称“老伯”,“伯母”,“尊夫人”的,为的亲昵些;所省去的却非“你的”而是“我的”。更熟的人可称“我父亲”,“我弟弟”,“你学生”,“你姑娘”,却并不大用“的”字。“我的”往往只用于呼位:如“我的妈呀!”“我的儿呀!”“我的天呀!”被领位若不是人而是事物,却可随便些。“的”字还用于独用的领位,如“你的就是我的”,“去他的”。领位有了“的”字,显得特别亲昵似的。也许“的”字是齐齿音,听了觉得挨挤着,紧缩着,才有此感。平常领位,所领的若是人,而也用“的”字,就好像有些过火;“我的朋友”差不多成了一句嘲讽的话,一半怕就是为了那个“的”字。众数的领位也少用“的”字。其实真正众数的领位用的机会也少;用的大多是替代单数的。“我家”,“你家”,“他家”有时候也可当众数的领位用,如“你家孩子真懂事”,“你家厨子走了”,“我家运气不好”。北平还有一种特别称呼,也是关于自称领位的。譬如女的向人说:“你兄弟这样长那样短。”“你兄弟”却是她丈夫;男的向人说:“你侄儿这样短,那样长。”“你侄儿”却是他儿子。这也算对称替代自称,可是大规模的;用意可以说是“敬而近之”。因为“近”,才直称“你”。被领位若是事物,领位除可用替代外,也有用“尊”字的,如“尊行”(行次),“尊寓”,但少极;带滑稽味而上“尊”号的却多,如“尊口”,“尊须”,“尊靴”,“尊帽”等等。

外国的影响引我们抄近路,只用“你”,“我”,“他”,“我们”,“你们”,“他们”,倒也是干脆的办法;好在声调姿态变化是无穷的。“他”分为三,在纸上也还有用,口头上却用不着;读“她”为“|”,“它”或“牠”为“ㄊㄜ”,大可不必,也行不开去。“它”或“牠”用得也太洋味儿,真蹩扭,有些实在可用“这个”“那个”。再说代词用得太多,好些重复是不必要的;而领位“的”字也用得太滥点儿(24)

1933年8月25日作。

(原载1933年10月10日《文学》第1卷第4号)

谈抽烟

有人说,“抽烟有甚么好处?还不如吃点口香糖,甜甜的,倒不错。”不用说,你知道这准是外行。口香糖也许不错,可是喜欢的怕是女人孩子居多;男人很少赏识这种玩意儿的;除非在美国,那儿怕有些个例外。一块口香糖得咀嚼老半天,还是嚼不完,凭你怎么斯文,那朵颐的样子,总遮掩不住,总有点儿不雅相。这其实不像抽烟,倒像衔橄榄。你见过衔着橄榄的人?腮帮子上凸出一块,嘴里不时的滋儿滋儿的。抽烟可用不着这么费劲;烟卷儿尤其省事,随便一叼上,悠然的就吸起来,谁也不来注意你。抽烟说不上是甚么味道;勉强说,也许有点儿苦吧。但抽烟的不稀罕那“苦”而稀罕那“有点儿”。他的嘴太闷了,或者太闲了,就要这么点儿来凑个热闹,让他觉得嘴还是他的。嚼一块口香糖可就太多,甜甜的,够多腻味;而且有了糖也许便忘记了“我”。

抽烟其实是个玩意儿。就说抽卷烟吧,你打开匣子或罐子,抽出烟来,在桌上顿几下,衔上,擦洋火,点上。这其间每一个动作都带股劲儿,像做戏一般。自己也许不觉得,但到没有烟抽的时候,便觉得了。那时候你必然闲得无聊;特别是两只手,简直没放处。再说那吐出的烟,袅袅地缭绕着,也够你一回两回的捉摸;它可以领你走到顶远的地方去。——即便在百忙当中,也可以让你轻松一忽儿。所以老于抽烟的人,一叼上烟,真能悠然遐想。他霎时间是个自由自在的身子,无论他是靠在沙发上的绅士,还是蹲在台阶上的瓦匠。有时候他还能够叼着烟和人说闲话;自然有些含含糊糊的,但是可喜的是那满不在乎的神气。这些大概也算是游戏三昧吧。

好些人抽烟,为的有个伴儿。譬如说一个人单身住在北平,和朋友在一块儿,倒是有说有笑的,回家来,空屋子像水一样。这时候他可以摸出一支烟抽起来,借点儿暖气。黄昏来了,屋子里的东西只剩些轮廓,暂时懒得开灯,也可以点上一支烟,看烟头上的火一闪一闪的,像亲密的低语,只有自己听得出。要是生气,也不妨迁怒一下,使劲儿吸他十来口。客来了,若你倦了说不得话,或者找不出可说的,干坐着岂不着急?这时候最好拈起一支烟将嘴堵上等你对面的人。若是他也这么办,便尽时间在烟子里爬过去。各人抓着一个新伴儿,大可以盘桓一会的。

从前抽水烟旱烟,不过一种不伤大雅的嗜好,现在抽烟却成了派头。抽烟卷儿指头黄了,由它去。用烟嘴不独麻烦,也小气,又跟烟隔得那么老远的。今儿大褂上一个窟窿,明儿坎肩上一个,由他去。一支烟里的尼古丁可以毒死一个小麻雀,也由它去。总之,蹩蹩扭扭的,其实也还是个“满不在乎”罢了。烟有好有坏,味有浓有淡,能够辨味的是内行,不择烟而抽的是大方之家。

1933年10月11日作(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6期)

冬天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锅”(铝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洋炉子”(煤油不打气炉)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的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的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又是冬天,记得是阴历十一月十六晚上,跟S君P君在西湖里坐小划子。S君刚到杭州教书,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本来前一晚是“月当头”;也许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那时九点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那一溜儿反光,像新砑的银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S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我渐渐的快睡着了。P君“喂”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见他在微笑。船夫问要不要上净寺去;是阿弥陀佛生日,那边蛮热闹的。到了寺里,殿上灯烛辉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好像醒了一场梦。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S君还常常通着信,P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了,以后便没有消息。

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个山城,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只有一条二里长的大街。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晚上一片漆黑。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还有走路的拿着的火把;但那是少极了。我们住在山脚下。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夏末到那里,春初便走,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我们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路上有人说话,可以清清楚楚的听见。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间或有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们是外路人,除上学校去之外,常只在家里坐着。妻也惯了那寂寞,只和我们爷儿们守着。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的挨着她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的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那时是民国十年,妻刚从家里出来,满自在。现在她死了快四年了,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

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

(原载1933年12月1日《中学生》第40号)

择偶记

自己是长子长孙,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那时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是曾祖母娘家人,在江苏北部一个小县份的乡下住着。家里人都在那里住过很久,大概也带着我;只是太笨了,记忆里没有留下一点影子。祖母常常躺在烟榻上讲那边的事,提着这个那个乡下人的名字。起初一切都像只在那白腾腾的烟气里。日子久了,不知不觉熟悉起来了,亲昵起来了。除了住的地方,当时觉得那叫做“花园庄”的乡下实在是最有趣的地方了。因此听说媳妇就定在那里,倒也仿佛理所当然,毫无意见。每年那边田上有人来,蓝布短打扮,衔着旱烟管,带好些大麦粉,白薯干儿之类。他们偶然也和家里人提到那位小姐,大概比我大四岁,个儿高,小脚;但是那时我热心的其实还是那些大麦粉和白薯干儿。

记得是十二岁上,那边捎信来,说小姐痨病死了。家里并没有人叹惜;大约他们看见她时她还小,年代一多,也就想不清是怎样一个人了。父亲其时在外省做官,母亲颇为我亲事着急,便托了常来做衣服的裁缝做媒。为的是裁缝走的人家多,而且可以看见太太小姐。主意并没有错,裁缝来说一家人家,有钱,两位小姐,一位是姨太太生的;他给说的是正太太生的大小姐。他说那边要相亲。母亲答应了,定下日子,由裁缝带我上茶馆。记得那是冬天,到日子母亲让我穿上枣红宁绸袍子,黑宁绸马褂,戴上红帽结儿的黑缎瓜皮小帽,又叮嘱自己留心些。茶馆里遇见那位相亲的先生,方面大耳,同我现在年纪差不多,布袍布马褂,像是给谁穿着孝。这个人倒是慈祥的样子,不住的打量我,也问了些念甚么书一类的话。回来裁缝说人家看得很细:说我的“人中”长,不是短寿的样子,又看我走路,怕脚上有毛病。总算让人家看中了,该我们看人家了。母亲派亲信的老妈子去。老妈子的报告是,大小姐个儿比我大得多,坐下去满满一圈椅;二小姐倒苗苗条条的,母亲说胖了不能生育,像亲戚里谁谁谁;教裁缝说二小姐。那边似乎生了气,不答应,事情就摧了。

母亲在牌桌上遇见一位太太,她有个女儿,透着聪明伶俐。母亲有了心,回家说那姑娘和我同年,跳来跳去的,还是个孩子。隔了些日子,便托人探探那边口气。那边做的官似乎比父亲的更小,那时正是光复的前年,还讲究这些,所以他们乐意做这门亲。事情已到九成九,忽然出了岔子。本家叔祖母用的一个寡妇老妈子熟悉这家子的事,不知怎么教母亲打听着了。叫她来问,她的话遮遮掩掩的。到底问出来了,原来那小姑娘是抱来的,可是她一家很宠她,和亲生的一样。母亲心冷了。过了两年,听说她已生了痨病,吸上鸦片烟了。母亲说,幸亏当时没有定下来。我已懂得一些事了,也这么想着。

光复那年,父亲生伤寒病,请了许多医生看。最后请着一位武先生,那便是我后来的岳父。有一天,常去请医生的听差回来说,医生家有位小姐。父亲既然病着,母亲自然更该担心我的事。一听这话,便追问下去。听差原只顺口谈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母亲便在医生来时,教人问他轿夫,那位小姐是不是他家的。轿夫说是的。母亲便和父亲商量,托舅舅问医生的意思。那天我正在父亲病榻旁,听见他们的对话。舅舅问明了小姐还没有人家,便说,像×翁这样人家怎么样?医生说,很好呀。话到此为止,接着便是相亲;还是母亲那个亲信的老妈子去。这回报告不坏,说就是脚大些。事情这样定局,母亲教轿夫回去说,让小姐裹上点儿脚。妻嫁过来后,说相亲的时候早躲开了,看见的是另一个人。至于轿夫捎的信儿,却引起了一段小小风波。岳父对岳母说,早教你给她裹脚,你不信;瞧,人家怎么说来着!岳母说,偏偏不裹,看他家怎么样!可是到底采取了折衷的办法,直到妻嫁过来的时候。

1934年3月作。

(原载1934年《女青年》第13卷第3期)

说扬州(25)

在第十期上看到曹聚仁先生的《闲话扬州》,比那本出名的书有味多了。不过那本书将扬州说得太坏,曹先生又未免说得太好;也不是说得太好,他没有去过那里,所说的只是从诗赋中,历史上得来的印象。这些自然也是扬州的一面,不过已然过去,现在的扬州却不能再给我们那种美梦。

自己从七岁到扬州,一住十三年,才出来念书。家里是客籍,父亲又是在外省当差事的时候多,所以与当地贤豪长者并无来往。他们的雅事,如访胜,吟诗,赌酒,书画名家,烹调佳味,我那时全没有份,也全不在行。因此虽住了那么多年,并不能做扬州通,是很遗憾的。记得的只是光复的时候,父亲正病着,让一个高等流氓凭了军政府的名字,敲了一竹杠;还有,在中学的几年里,眼见所谓“甩子团”横行无忌。“甩子”是扬州方言,有时候指那些“怯”的人,有时候指那些满不在乎的人。“甩子团”不用说是后一类;他们多数是绅宦家子弟,仗着家里或者“帮”里的势力,在各公共场所闹标劲,如看戏不买票,起哄等等,也有包揽词讼,调戏妇女的。更可怪的,大乡绅的仆人可以指挥警察区区长,可以大模大样招摇过市——这都是民国五六年的事,并非前清君主专制时代。自己当时血气方刚,看了一肚子气;可是人微言轻,也只好让那口气憋着罢了。

从前扬州是个大地方,如曹先生那文所说;现在盐务不行了,简直就算个没“落儿”的小城。

可是一般人还忘其所以的耍气派,自以为美,几乎不知天多高地多厚。这真是所谓“夜郎自大”了。扬州人有“扬虚子”的名字;这个“虚子”有两种意思,一是大惊小怪,二是以少报多,总而言之,不离乎虚张声势的毛病。他们还有个“扬盘”的名字,譬如东西买贵了,人家可以笑话你是“扬盘”;又如店家价钱要的太贵,你可以诘问他,“把我当扬盘看么?”盘是捧出来给别人看的,正好形容耍气派的扬州人。又有所谓“商派”,讥笑那些仿效盐商的奢侈生活的人,那更是气派中之气派了。但是这里只就一般情形说,刻苦诚笃的君子自然也有;我所敬爱的朋友中,便不缺乏扬州人。

提起扬州这地名,许多人想到的是出女人的地方。但是我长到那么大,从来不曾在街上见过一个出色的女人,也许那时女人还少出街吧?不过从前人所谓“出女人”,实在指姨太太与妓女而言;那个“出”字就和出羊毛,出苹果的“出”字一样。《陶庵梦忆》里有“扬州瘦马”一节,就记的这类事;但是我毫无所知。不过纳妾与狎妓的风气渐渐衰了,“出女人”那句话怕迟早会失掉意义的吧。

另有许多人想,扬州是吃得好的地方。这个保你没错儿。北平寻常提到江苏菜,总想着是甜甜的腻腻的。现在有了淮扬菜,才知道江苏菜也有不甜的;但还以为油重,和山东菜的清淡不同。其实真正油重的是镇江菜,上桌子常教你腻得无可奈何。扬州菜若是让盐商家的厨子做起来,虽不到山东菜的清淡,却也滋润,利落,决不腻嘴腻舌。不但味道鲜美,颜色也清丽悦目。扬州又以面馆著名。好在汤味醇美,是所谓白汤,由种种出汤的东西如鸡鸭鱼肉等熬成,好在它的厚,和啖熊掌一般。也有清汤,就是一味鸡汤,倒并不出奇。内行的人吃面要“大煮”;普通将面挑在碗里,浇上汤,“大煮”是将面在汤里煮一会,更能入味些。

扬州最著名的是茶馆;早上去下午去都是满满的。吃的花样最多。坐定了沏上茶,便有卖零碎的来兜揽,手臂上挽着一个黯淡的柳条筐,筐子里摆满了一些小蒲包分放着瓜子花生炒盐豆之类。又有炒白果的,在担子上铁锅爆着白果,一片铲子的声音。得先告诉他,才给你炒。炒得壳子爆了,露出黄亮的仁儿,铲在铁丝罩里送过来,又热又香。还有卖五香牛肉的,让他抓一些,摊在干荷叶上;叫茶房拿点好麻酱油来,拌上慢慢的吃,也可向卖零碎的买些白酒——扬州普通都喝白酒——喝着。这才叫茶房烫干丝。北平现在吃干丝,都是所谓煮干丝;那是很浓的,当菜很好,当点心却未必合式。烫干丝先将一大块方的白豆腐干飞快的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放在小碗里,用开水一浇,干丝便熟了;逼去了水,抟成圆锥似的,再倒上麻酱油,搁一撮虾米和干笋丝在尖儿,就成。说时迟,那时快,刚瞧着在切豆腐干,一眨眼已端来了。烫干丝就是清得好,不妨碍你吃别的。接着该要小笼点心。北平淮扬馆子出卖的汤包,诚哉是好,在扬州却少见;那实在是淮阴的名字,扬州不该掠美。扬州的小笼点心,肉馅儿的,蟹肉馅儿的,笋肉馅儿的且不用说,最可口的是菜包子菜烧卖,还有干菜包子。菜选那最嫩的,剁成泥,加一点儿糖一点儿油,蒸得白生生的,热腾腾的,到口轻松的化去,留下一丝儿余味。干菜也是切碎,也是加一点儿糖和油,燥湿恰到好处;细细的咬嚼,可以嚼出一点橄榄般的回味来。这么着每样吃点儿也并不太多。要是有饭局,还尽可以从容的去。但是要老资格的茶客才能这样有分寸;偶尔上一回茶馆的本地人外地人,却总忍不住狼吞虎咽,到了儿捧着肚子走出。

二十四桥

扬州游览以水为主,以船为主,已另有文记过,此处从略。城里城外古迹很多,如“文选楼”,“天保城”,“雷塘”,“二十四桥”等,却很少人留意;大家常去的只是史可法的“梅花岭”罢了。倘若有相当的假期,邀上两三个人去寻幽访古倒有意思;自然,得带点花生米,五香牛肉,白酒。

1934年10月14日作。

(原载1934年11月20日《人间世》第16期)

南京

南京是值得留连的地方,虽然我只是来来去去,而且又都在夏天。也想夸说夸说,可惜知道的太少;现在所写的,只是一个旅行人的印象罢了。

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这些也许只是老调子,不过经过自家一番体贴,便不同了。所以我劝你上鸡鸣寺去,最好选一个微雨天或月夜。在朦胧里,才酝酿着那一缕幽幽的古味。你坐在一排明窗的豁蒙楼上,吃一碗茶,看面前苍然蜿蜒着的台城。台城外明净荒寒的玄武湖就像大涤子的画。豁蒙楼一排窗子安排得最有心思,让你看的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寺后有一口灌园的井,可不是那陈后主和张丽华躲在一堆儿的“胭脂井”。那口胭脂井不在路边,得破费点工夫寻觅。井栏也不在井上;要看,得老远的上明故宫遗址的古物保存所去。

从寺后的园地,拣着路上台城;没有垛子,真像平台一样。踏在茸茸的草上,说不出的静。夏天白昼有成群的黑蝴蝶,在微风里飞;这些黑蝴蝶上下旋转的飞,远看像一根粗的圆柱子。城上可以望南京的每一角。这时候若有个熟悉历代形势的人,给你指点,隋兵是从这角进来的,湘军是从那角进来的,你可以想象异样装束的队伍,打着异样的旗帜,拿着异样的武器,汹汹涌涌的进来,远远仿佛还有哭喊之声。假如你记得一些金陵怀古的诗词,趁这时候暗诵几回,也可印证印证,许更能领略作者当日的情思。

从前可以从台城爬出去,在玄武湖边;若是月夜,两三个人,两三个零落的影子,歪歪斜斜的挪移下去,够多好。现在可不成了,得出寺,下山,绕着大弯儿出城。七八年前,湖里几乎长满了苇子,一味地荒寒,虽有好月光,也不大能照到水上;船又窄,又小,又漏,教人逛着愁着。这几年大不同了,一出城,看见湖,就有烟水苍茫之意;船也大多了,有藤椅子可以躺着。水中岸上都光光的;亏得湖里有五个洲子点缀着,不然便一览无余了。这里的水是白的,又有波澜,俨然长江大河的气势,与西湖的静绿不同,最宜于看月,一片空蒙,无边无界。若在微醺之后,迎着小风,似睡非睡的躺在藤椅上,听着船底汩汩的波响与不知何方来的箫声,真会教你忘却身在那里。五个洲子似乎都局促无可看,但长堤宛转相通,却值得走走。湖上的樱桃最出名。据说樱桃熟时,游人在树下现买,现摘,现吃,谈着笑着,多热闹的。

清凉山在一个角落里,似乎人迹不多。扫叶楼的安排与豁蒙楼相仿佛,但窗外的景象不同。这里是滴绿的山环抱着,山下一片滴绿的树;那绿色真是扑到人眉宇上来。若许我再用画来比,这怕像王石谷的手笔了。在豁蒙楼上不容易坐得久,你至少要上台城去看看。在扫叶楼上却不想走;窗外的光景好像满为这座楼而设,一上楼便甚么都有了。夏天去确有一股“清凉”味。这里与豁蒙楼全有素面吃,又可口,又贱。

莫愁湖在华严庵里。

莫愁湖

湖不大,又不能泛舟,夏天却有荷花荷叶,临湖一带屋子,凭栏眺望,也颇有远情。莫愁小像,在胜棋楼下,不知谁画的,大约不很古吧;但脸子开得秀逸之至,衣褶也柔活之至,大有“挥袖凌虚翔”的意思;若让我题,我将毫不踌躇地写上“仙乎仙乎”四字。另有石刻的画像,也在这里,想来许是那一幅画所从出;但生气反而差得多。这里虽也临湖,因为屋子深,显得阴暗些;可是古色古香,阴暗得好。诗文联语当然多,只记得王湘绮的半联云:“莫轻他北地胭脂,看艇子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气概很不错。所谓胜棋楼,相传是明太祖与徐达下棋,徐达胜了,太祖便赐给他这一所屋子。太祖那样人,居然也会做出这种雅事来了。左手临湖的小阁却敞亮得多,也敞亮得好。有曾国藩画像,忘记是谁横题着“江天小阁坐人豪”一句。我喜欢这个题句,“江天”与“坐人豪”,景象阔大,使得这屋子更加开朗起来。

秦淮河我已另有记。但那文里所说的情形,现在已大变了。从前读《桃花扇》《板桥杂记》一类书,颇有沧桑之感;现在想到自己十多年前身历的情形,怕也会有沧桑之感了。前年看见夫子庙前旧日的画舫,那样狼狈的样子,又在老万全酒栈看秦淮河水,差不多全黑了,加上巴掌大,透不出气的所谓秦淮小公园,简直有些厌恶,再别提做甚么梦了。贡院原也在秦淮河上,现在早拆得只剩一点儿了。民国五年父亲带我去看过,已经荒凉不堪,号舍里草都长满了。父亲曾经办过江南闱差,熟悉考场的情形,说来头头是道。他说考生入场时,都有送场的,人很多,门口闹嚷嚷的。天不亮就点名,搜夹带。大家都归号。似乎直到晚上,头场题才出来,写在灯牌上,由号军扛着在各号里走。所谓“号”,就是一条狭长的胡同,两旁排列着号舍,口儿上写着甚么天字号,地字号等等的。每一号舍之大,恰好容一个人坐着;从前人说是像轿子,真不错。几天里吃饭,睡觉,做文章,都在这轿子里;坐的伏的各有一块硬板,如是而已。官号稍好一些,是给达官贵人的子弟预备的,但得补褂朝珠的入场,那时是夏秋之交,天还热,也够受的。父亲又说,乡试时场外有兵巡逻,防备通关节。场内也竖起黑幡,叫鬼魂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我听到这里,有点毛骨悚然。现在贡院已变成碎石路;在路上走的人,怕很少想起这些事情的了吧?

明故宫只是一片瓦砾场,在斜阳里看,只感到李太白《忆秦娥》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二语的妙。午门还残存着,遥遥直对洪武门的城楼,有万千气象。古物保存所便在这里,可惜规模太小,陈列得也无甚次序。明孝陵道上的石人石马,虽然残缺零乱,还可见泱泱大风;享殿并不巍峨,只陵下的隧道,阴森袭人,夏天在里面待着,凉风沁人肌骨。这陵大概是开国时草创的规模,所以简朴得很;比起长陵,差得真太远了。然而简朴得好。

雨花台的石子,人人皆知;但现在怕也捡不着甚么了。那地方毫无可看。记得刘后村的诗云:“昔年讲师何处在,高台犹以‘雨花’名。有时宝向泥寻得,一片山无草敢生。”我所感的至多也只如此。还有,前些年南京枪决囚人都在雨花台下,所以洋车夫遇见别的车夫和他争先时,常说,“忙甚么!赶雨花台去!”这和从前北京车夫说“赶菜市口儿”一样。现在时移势异,这种话渐渐听不见了。

燕子矶在长江里看,一片绝壁,危亭翼然,的确惊心动魄。但到了上边,逼窄污秽,毫无可以盘桓之处。燕山十二洞,去过三个。只三台洞层层折折,由幽入明,别有匠心,可是也年久失修了。

南京的新名胜,不用说,首推中山陵。中山陵全用青白两色,以象征青天白日,与帝王陵寝用红墙黄瓦的不同。假如红墙黄瓦有富贵气,那青琉璃瓦的享堂,青琉璃瓦的碑亭却有名贵气。从陵门上享堂,白石台阶不知多少级,但爬得够累的;然而你远看,决想不到会有这么多的台阶儿。这是设计的妙处。德国波慈达姆无愁宫前的石阶,也同此妙。享堂进去也不小;可是远处看,简直小得可以,和那白石的飞阶不相称,一点儿压不住,仿佛高个儿戴着小尖帽。近处山角里一座阵亡将士纪念塔,粗粗的,矮矮的,正当着一个青青的小山峰,让两边儿的山紧紧抱着,静极,稳极。——谭墓没去过,听说颇有点丘壑。中央运动场也在中山陵近处,全仿外洋的样子。全国运动会时,也不知有多少照相与描写登在报上;现在是时髦的游泳的地方。

若要看旧书,可以上江苏省立图书馆去。这在汉西门龙蟠里,也是一个角落里。这原是江南图书馆,以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为底子;词曲的书特别多。此外中央大学图书馆近年来也颇有不少书。中央大学是个散步的好地方。宽大,干净,有树木;黄昏时去兜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儿,最有意思。后面有个梅庵,是那会写字的清道人的遗迹。这里只是随宜的用树枝搭成的小小的屋子。庵前有一株六朝松,但据说实在是六朝桧;桧荫遮住了小院子,真是不染一尘。

南京茶馆里干丝很为人所称道。但这些人必没有到过镇江,扬州,那儿的干丝比南京细得多,又从来不那么甜。我倒是觉得芝麻烧饼好,一种长圆的,刚出炉,既香,且酥,又白,大概各茶馆都有。咸板鸭才是南京的名产,要热吃,也是香得好;肉要肥要厚,才有咬嚼。但南京人都说盐水鸭更好,大约取其嫩,其鲜;那是冷吃的,我可不知怎样,老觉得不大得劲儿。

1934年8月12日作。

(原载1934年10月1日《中学生》第48号)

潭柘寺 戒坛寺

早就知道潭柘寺,戒坛寺。在商务印书馆的《北平指南》上,见过潭柘的铜图,小小的一块,模模糊糊的,看了一点没有想去的意思。后来不断的听人说起这两座庙;有时候说路上不平静,有时候说路上红叶好。说红叶好的劝我秋天去;但也有人劝我夏天去。有一回骑驴上八大处,赶驴的问逛过潭柘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潭柘风景好,那儿满是老道,他去过,离八大处七八十里地,坐轿骑驴都成。我不大喜欢老道的装束,尤其是那满蓄着的长头发,看上去啰里啰唆,龌里龌龊的。更不想骑驴走七八十里地,因为我知道驴子与我都受不了。真打动我的倒是“潭柘寺”这个名字。不懂不是?就是不懂的妙。躲懒的人念成“潭拓寺”,那更莫名其妙了。这怕是中国文法的花样;要是来个欧化,说是“潭和柘的寺”,那就用不着咬嚼或吟味了。还有在一部诗话里看见近人咏戒台松的七古,诗腾挪夭矫,想来松也如此。所以去。但是在夏秋之前的春天,而且是早春;北平的早春是没有花的。

这才认真打听去过的人。有的说住潭柘好,有的说住戒坛好。有的人说路太难走,走到了筋疲力尽,再没兴致玩儿;有人说走路有意思。又有人说,去时坐了轿子,半路上前后两个轿夫吵起来,把轿子搁下,直说不抬了。于是心中暗自决定,不坐轿,也不走路;取中道,骑驴子。又按普通说法,总是潭柘寺在前,戒坛寺在后,想着戒坛寺一定远些;于是决定住潭柘,因为一天回不来,必得住。门头沟下车时,想着人多,怕雇不着许多驴,但是并不然——雇驴的时候,才知道戒坛去便宜一半,那就是说近一半。这时候自己忽然逞起能来,要走路。走吧。

这一段路可够瞧的。像是河床,怎么也挑不出没有石子的地方,脚底下老是绊来绊去的,教人心烦。又没有树木,甚至于没有一根草。这一带原是煤窑,拉煤的大车往来不绝,尘土里饱和着煤屑,变成黯淡的深灰色,教人看了透不出气来。走一点钟光景。自己觉得已经有点办不了,怕没有走到便筋疲力尽;幸而山上下来一条驴,如获至宝似的雇下,骑上去。这一天东风特别大。平常骑驴就不稳,风一大真是祸不单行。山上东西都有路,很窄,下面是斜坡;本来从西边走,驴夫看风势太猛,将驴拉上东路。就这么着,有一回还几乎让风将驴吹倒;若走西边,没有准儿会驴我同归那。想起从前人画风雪骑驴图,极是雅事;大概那不是上潭柘寺去的。驴背上照例该有些诗意,但是我,下有驴子,上有帽子眼镜,都要照管;又有迎风下泪的毛病,常要掏手巾擦干。当其时真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来才好。

东边山峰渐起,风是过不来了;可是驴也骑不得了,说是坎儿多。坎儿可真多。这时候精神倒好起来了:崎岖的路正可以练腰脚,处处要眼到心到脚到,不像平地上。人多更有点竞赛的心理,总想走上最前头去,再则这儿的山势虽然说不上险,可是突兀,丑怪,巉刻的地方有的是。我们说这才有点儿山的意思;老像八大处那样,真教人气闷闷的。于是一直走到潭柘寺后门;这段坎儿路比风里走过的长一半,小驴毫无用处,驴夫说:“咳,这不过给您做个伴儿!”

墙外先看见竹子,且不想进去。又密,又粗,虽然不够绿。北平看竹子,真不易。又想到八大处了,大悲庵殿前那一溜儿,薄得可怜,细得也可怜,比起这儿,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进去过一道角门,门旁突然亭亭的矗立着两竿粗竹子,在墙上紧紧的挨着;要用批文章的成语,这两竿竹子足称得起“天外飞来之笔”。

正殿屋角上两座琉璃瓦的鸱吻,在台阶下看,值得徘徊一下。神话说殿基本是青龙潭,一夕风雨,顿成平地,涌出两鸱吻。只可惜现在的两座太新鲜,与神话的朦胧幽秘的境界不相称。但是还值得看,为的是大得好,在太阳里嫩黄得好,闪亮得好;那拴着的四条黄铜链子也映衬得好。寺里殿很多,层层折折高上去,走起来已经不平凡,每殿大小又不一样,塑像摆设也各出心裁。看完了,还觉得无穷无尽似的。正殿下延清阁是待客的地方,远处群山像屏障似的。屋子结构甚巧,穿来穿去,不知有多少间,好像一所大宅子。可惜尘封不扫,我们住不着。话说回来,这种屋子原也不是预备给我们这么多人挤着住的。寺门前一道深沟,上有石桥;那时没有水,若是现在去,倚在桥上听潺潺的水声,倒也可以忘我忘世。过桥四株马尾松,枝枝覆盖,叶叶交通,另成一个境界。西边小山上有个古观音洞。洞无可看,但上去时在山坡上看潭柘的侧面,宛如仇十洲的《仙山楼阁图》;往下看是陡峭的沟岸,越显得深深无极,潭柘简直有海上蓬莱的意味了。寺以泉水著名,到处有石槽引水长流,倒也涓涓可爱。只是流觞亭雅得那样俗,在石地上楞刻着蚯蚓般的槽;那样流觞,怕只有孩子们愿意干。现在兰亭的“流觞曲水”也和这儿的一鼻孔出气,不过规模大些。晚上因为带的铺盖薄,冻得睁着眼,却听了一夜的泉声;心里想要不冻着,这泉声够多清雅啊!寺里并无一个老道,但那几个和尚,满身铜臭,满眼势利,教人老不能忘记,倒也麻烦的。

第二天清早,二十多人满雇了牲口,向戒坛而去,颇有浩浩荡荡之势。我的是一匹骡子,据说稳得多。这是第一回,高高兴兴骑上去。这一路要翻罗喉岭。只是土山,可是道儿窄,又曲折,虽不高,老那么凸凸凹凹的。许多处只容得一匹牲口过去。平心说,是险点儿。想起古来用兵,从间道袭敌人,许也是这种光景吧。

戒坛寺

戒坛在半山上,山门是向东的。一进去就觉得平旷;南面只有一道低低的砖栏,下边是一片平原,平原尽处才是山,与众山屏蔽的潭柘气象便不同。进二门,更觉得空阔疏朗,仰看正殿前的平台,仿佛汪洋千顷。这平台东西很长,是戒坛最胜处,眼界最宽,教人想起“振衣千仞冈”的诗句。三株名松都在这里。“卧龙松”与“抱塔松”同是偃仆的姿势,身躯奇伟,鳞甲苍然,有飞动之意。“九龙松”老干槎桠,如张牙舞爪一般。若在月光底下,森森然的松影当更有可看。此地最宜低徊流连,不是匆匆一览所可领略。潭柘以层折胜,戒坛以开朗胜;但潭柘似乎更幽静些。戒坛的和尚,春风满面,却远胜于潭柘的;我们之中颇有悔不该在潭柘的。戒坛后山上也有个观音洞。洞宽大而深,大家点了火把嚷嚷闹闹的下去;半里光景的洞满是油烟,满是声音。洞里有石虎,石龟,上天梯,海眼等等,无非是凑凑人的热闹而已。

还是骑骡子。回到长辛店的时候,两条腿几乎不是我的了。

1934年8月3日作。

(原载1934年8月6日《清华暑期周刊》第9卷第3、4合刊)

《忆》(26)

小燕子其实也无所爱,

只是沉浸在朦胧而飘忽的夏夜梦里罢了。

——《忆》第三十五首

人生若真如一场大梦,这个梦倒也很有趣的。在这个大梦里,一定还有长长短短,深深浅浅,肥肥瘦瘦,甜甜苦苦,无数无数的小梦。有些已经随着日影飞去;有些还远着哩。飞去的梦便是飞去的生命,所以常常留下十二分的惋惜,在人们心里。人们往往从“现在的梦”里走出,追寻旧梦的踪迹,正如追寻旧日的恋人一样;他越过了千重山,万重水,一直的追寻去。这便是“忆的路”。“忆的路”是愈过愈广阔的,是愈过愈平坦的;曲曲折折的路旁,隐现着几多的驿站,是行客们休止的地方。最后的驿站,在白板上写着朱红的大字:“儿时”。这便是“忆的路”的起点,平伯君所徘徊而不忍去的。

飞去的梦因为飞去的缘故,一律是甜蜜蜜而又酸溜溜的。这便合成了别一种滋味,就是所谓惆怅。而“儿时的梦”和现在差了一世界,那酝酿着的惆怅的味儿,更其肥腴得可以,真腻得人没法儿!你想那颗一丝不挂欲又爱着一切的童心,眼见得在那隐约的朝雾里,凭你怎样招着你的手儿,总是不回到腔子里来;这是多么“缺”呢?于是平伯君觉着闷得慌,便老老实实的,像春日的轻风在绿树间微语一般,低低的,密密的将他的可忆而不可捉的“儿时”诉给你。他虽然不能长住在那“儿时”里,但若能多招呼几个伴侣去徘徊几番,也可略减他的空虚之感,那惆怅的味儿,便不至老在他的舌本上腻着了。这是他的聊以解嘲的法门,我们都多少能默喻的。

在朦胧的他儿时的梦里,有像红蜡烛的光一跳一跳的,便是爱。他爱故事讲得好的姊姊,他爱唱沙软而重的眠歌的乳母,他爱流苏帽儿的她。他也爱翠竹丛里一万的金点子和小枕头边一双小红橘子;也爱红绿色的蜡泪和爸爸的顶大的斗篷;也爱翦啊翦啊的燕子和躲在杨柳里的月亮……他有着纯真的,烂漫的心;凡和他接触的,他都与他们稔熟,亲密——他一律的拥抱了他们。所以他是自然(人也在内)的真朋友!

他所爱的还有一件,也得给你提明的,便是黄昏与夜。他说他将像小燕子一样,沉浸在夏夜梦里,便是分明的自白。在他的“忆的路”上,在他的“儿时”里,满布着黄昏与夜的颜色。夏夜是银白色的,带着栀子花儿的香;秋夜是铁灰色的,有青色的油盏火的微芒;春夜最热闹的是上灯节,有各色灯的辉煌,小烛的摇荡;冬夜是数除夕了,红的,绿的,淡黄的颜色,便是年的衣裳。在这些夜里,他那生活的模样儿啊,短短儿的身材,肥肥儿的个儿,甜甜儿的面孔,有着浅浅的笑涡;这就是他的梦,也正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孩子!至于那黄昏,都笼罩着银红衫儿,流苏帽儿的她的朦胧影,自然也是可爱的!——但是,他为甚么爱夜呢?聪明的你得问了。我说夜是浑融的,夜是神秘的,夜张开了她无长不长的两臂,拥抱着所有的所有的,但你却瞅不着她的面目,摸不着她的下巴;这便因可惊而觉着十三分的可爱。堂堂的白日,界画分明的白日,分割了爱的白日,岂能如她的系着孩子的心呢?夜之国,梦之国,正是孩子的国呀,正是那时的平伯君的国呀!

平伯君说他的忆中所有的即使是薄薄的影,只要它们历历而可画,他便摇动了那风魔了的眷念。他说“历历而可画”,原是一句绮语;谁知后来真有为他“历历画出”的子恺君呢?他说“薄薄的影”,自是谦的话;但这一个“影”字却是以实道实,确切可靠的。子恺君便在影子上着了颜色——若根据平伯君的话推演起来,子恺君可说是厚其所薄了。影子上着了颜色,确乎格外分明——我们不但能用我们的心眼看见平伯君的梦,更能用我们的肉眼看见那些梦,于是更摇动了平伯君以外的我们的风魔了的眷念了。而梦的颜色加添了梦的滋味;便是平伯君自己,因这一画啊,只怕也要重落到那闷人的,腻腻的惆怅之中而难以自解了!至于我,我呢,在这双美之前,只能重复我的那句老话:“我的光荣啊,我若有光荣啊!”

我的儿时现在真只剩下“薄薄的影”。我的“忆的路”几乎是直如矢的;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惊的程度!这大约因为我的儿时实在太单调了;沙漠般展伸着,自然没有我的“依恋”回翔的余地了。平伯君有他的好时光,而以不能重行占领为恨;我是并没有好时光,说不上占领,我的空虚之感是两重的!但人生毕竟是可以相通的;平伯君诉给我们他的“儿时”,子恺君又画出了它的轮廓,我们深深领受的时候,就当是我们自己所有的好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岂止“感情聊胜无”呢?培根说:“读书使人充实”;在另一意义上,你容我说吧,这本小小的书确已使我充实了!

1924年8月17日,温州。

(原载《我们的六月》)

《山野掇拾》(27)

我最爱读游记。现在是初夏了;在游记里却可以看见烂漫的春花,舞秋风的落叶……——都是我惦记着,盼望着的!这儿是白马湖读游记的时候,我却能到神圣庄严的罗马城,纯朴幽静的Loisieux村——都是我羡慕着,想象着的!游记里满是梦:“后梦赶走了前梦,前梦又赶走了大前梦。”(28)这样的来了又去,来了又去;像树梢的新月,像山后的晚霞,像田间的萤火,像水上的箫声,像隔座的茶香,像记忆中的少女,这种种都是梦。我在中学时,便读了康更甡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实在只有(?)意大利游记——当时做了许多好梦;滂卑古城最是我低徊留恋而不忍去的!那时柳子厚的山水诸记,也常常引我入胜。后来得见《洛阳伽蓝记》,记诸寺的繁华壮丽,令我神往;又得见《水经注》,所记奇山异水,或令我惊心动魄,或让我游目骋怀。(我所谓“游记”,意义较通用者稍广,故将后两种也算在内。)这些或记风土人情,或记山川胜迹,或记“美好的昔日”,或记美好的今天,都有或浓或淡的彩色,或工或泼的风致。而我近来读《山野掇拾》,和这些又是不同:在这本书里,写着的只是“大陆的一角”,“法国的一区”,并非特著的胜地,脍炙人口的名所;所以一空依傍,所有的好处都只是作者自己的发见!前举几散种中,只有柳子厚的诸作也是如此写出的;文卷但柳氏仅记风物,此书却兼记文化——如Vicard序中所言。所谓“文化”,也并非在我们平日意想中的庞然巨物,只是人情之美;而书中写Loisieux村的文化,实较风物为更多:这又有以异乎人。而书中写Loisieux村的文化,实在也非写Loisieux村的文化,只是作者孙福熙先生暗暗的巧巧的告诉我们他的哲学,他的人生哲学。所以写的是“法国的一区”,写的也就是他自己!他自己说得好:

我本想尽量掇拾山野风味的,不知不觉的掇拾了许多掇拾者自己。

(原书261页。)

但可爱的正是这个“自己”,可贵的也正是这个“自己”!

孙先生自己说这本书是记述“人类的大生命分配于他的式样”的,我们且来看看他的生命究竟是甚么式样?世界上原有两种人:一种是大刀阔斧的人,一种是细针密线的人。前一种人真是一把“刀”,一把斩乱麻的快刀!甚么纠纷,甚么葛藤,到了他手里,都是一刀两断!——正眼也不去瞧,不用说靠他理纷解结了!他行事只看准几条大干,其余的万千枝叶,都一扫个精光;所谓“擒贼必擒王”,也所谓“以不了了之”!英雄豪杰是如此办法:他们所图远大,是不屑也无暇顾念那些琐细的节目!蠢汉笨伯也是如此办法,他们却只图省事!他们的思力不足,不足剖析入微,鞭辟入里;如两个小儿争闹,做父亲的更不思索,便照例每人给一个耳光!这真是“不亦快哉”!但你我若既不能为英雄豪杰,又不甘做蠢汉笨伯,便自然而然只能企图做后一种人。这种人凡事要问底细:“打破沙缸问到底!还要问沙缸从那里起?”他们于一言一动之微,一沙一石之细,都不轻轻放过!从前人将桃核雕成一只船,船上有苏东坡,黄鲁直,佛印等;或于元旦在一粒芝麻上写“天下太平”四字,以验目力:便是这种脾气的一面。他们不注重一千一万,而注意一毫一厘;他们觉得这一毫一厘便是那一千一万的具体而微——只要将这一毫一厘看得透彻,正和照相的放大一样,其余也可想见了。他们所以于每事每物,必要拆开来看,拆穿来看;无论锱铢之别,淄渑之辨,总要看出而后已,正如显微镜一样。这样可以辨出许多新异的滋味,乃是他们独得的秘密!总之,他们对于怎样微渺的事物,都觉吃惊;而常人则熟视无睹!故他们是常人而又有以异乎常人。这两种人——孙先生,画家,若容我用中国画来比,我将说前者是“泼笔”,后者是“工笔”。孙先生自己是“工笔”,是后一种人。他的朋友号他为“细磨细琢的春台”,真不错,他的全部都在这儿了!他纪念他的姑母和父亲,他说他们以细磨细琢的工夫传授给他,然而他远不如他们了。从他的父亲那里,他“知道一句话中,除字面上的意思之外,还有别的话在这里边,只听字面,还远不能听懂说话音的意思哩”。这本书的长处,也就在“别的话”这一点;乍看岂不是淡淡的?缓缓咀嚼一番,便会有浓密的滋味从口角流出!你若看过瀼瀼的朝露,皱皱的水波,茫茫的冷月:薄薄的女衫,你若吃过上好的皮丝,鲜嫩的毛笋,新制的龙井茶:你一定懂得我的话。

我最觉得有味的是孙先生的机智。孙先生收藏的本领真好!他收藏着怎样多的虽微末却珍异的材料,就如慈母收藏果饵一样;偶然拈出一两件来,令人惊异他的富有!其实东西本不稀奇,经他一收拾,便觉不凡了。他于人们忽略的地方,加倍的描写,使你于平常身历之境,也会有惊异之感。他的选择的工夫又高明;那分析的描写与精彩的对话,足以显出他敏锐的观察力。所以他的书既富于自己的个性,一面也富于他人的个性,无怪乎他自己也会觉得他的富有了。他的分析的描写含有论理的美,就是精严与圆密;像一个扎缚停当的少年武士,英姿飒爽而又妩媚可人!又像医生用的小解剖刀,银光一闪,骨肉判然!你或者觉得太琐屑了,太腻烦了;但这不是腻烦和琐屑,这乃是悠闲(I_dle)。悠闲也是人生的一面,其必要正和不悠闲一样!他的对话的精彩,也正在悠闲这一面!这才真是Loisieux村人的话,因为真的乡村生活是悠闲的。他在这些对话中,介绍我们面晤一个个活泼泼的Loi_sieux村人!总之,我们读这本书,往往能由几个字或一句话里,窥见事的全部,人的全性;这便是我所谓“孙先生的机智”了。孙先生是画家。他从前有过一篇游记,以“画”名文,题为《赴法途中漫画》;篇首有说明,深以作文不能如作画为恨。其实他只是自谦;他的文几乎全是画,他的作文便是以文字作画!他叙事,抒情,写景,固然是画;就是说理,也还是画。人家说“诗中有画”,孙先生是文中有画;不但文中有画,画中还有诗,诗中还有哲学。

我说过孙先生的画工,现在再来说他的诗意——画本是“无声诗”呀。他这本书是写民间乐趣的;但他有些甚么乐趣呢?采葡萄的落后是一;画风柳,纸为风吹,画瀑布,纸为水溅是二;与绿的蚱蜢,黑的蚂蚁等“合画”是三。这些是他已经说出的,但重要的是那未经说出的“别的话”;他爱村人的性格,那纯朴,温厚,乐天,勤劳的性格。他们“反直不想与人相打”;他们不畏缩,不鄙夷,爱人而又自私,藏匿而又坦白;他们只是作工,只是太作工,“真的不要自己的性命!”——非为衣食,也非不为衣食,只是浑然的一种趣味。这些正都是他们健全的地方!你或者要笑他们没有理想,如书中R君夫妇之笑他们雇来的工人;但“没有理想”的可笑,不见得比“有理想”的可笑更甚——在现在的我们,“原始的”与“文化的”实觉得一般可爱。而这也并非全为了对比的趣味,“原始的”实是更近于我们所常读的诗,实是“别有系人心处”!譬如我读这本书,就常常觉得是在读面熟得很的诗!“村人的性格”还有一个“联号”,便是“自然的风物”,孙先生是画家,他之爱自然的风物,是不用说的;而自然的风物便是自然的诗,也似乎不用说的。孙先生是画家,他更爱自然的动象,说也是一种社会的变幻。他爱风吹不绝的柳树,他爱水珠飞溅的瀑布,他爱绿的蚱蜢,黑的蚂蚁,赭褐的六足四翼不曾相识的东西;它们虽怎样的困苦他,但却是活的画,生命的诗!——在人们里,他最爱老年人和小孩子。他敬爱辛苦一生至今扶杖也不能行了的老年人,他更羡慕见火车而抖的小孩子。是的,老年人如已熟的果树,满垂着沉沉的果实,任你去摘了吃;你只要眼睛亮,手法好,必能果腹而回!小孩子则如刚打朵儿的花,蕴藏着无穷的允许:这其间有红的,绿的,有浓的,淡的,有小的,大的,有单瓣的,重瓣的,有香的,有不香的,有努力开花的,有努力结实的——结女人脸的苹果,黄金的梨子,珠子般的红樱桃,璎珞般的紫葡萄……而小姑娘尤为可爱!——读了这本书的,谁不爱那叫喊尖利的“啊”的小姑娘呢?其实胸怀润朗的人,甚么于他都是朋友:他觉得一切东西里都有些意思,在习俗的衣裳底下,躲藏着新鲜的身体。凭着这点意思去发展自己的生活,便是诗的生活。“孙先生的诗意”,也便在这儿。

在这种生活的河里伏流着的,便是孙先生的哲学了。他是个含忍与自制的人,是个中和的(Moderate)人;他不能脱离自己,同时却也理会他人。他要“尽量的理会他人的苦乐,——或苦中之乐,或乐中之苦,——免得眼睛生在额上的鄙夷他人,或胁肩谄笑的阿谀他人”。因此他论城市与乡村,男子与女子,团体与个人,都能寻出他们各自的长处与短处。但他也非一味宽容的人,像“烂面朝盆”一样;他是不要阶级的,他同情于一切——便是牛也非例外!他说:

我们住在宇宙的大乡土中,一切孩儿都在我们的心中;没有一个乡土不是我的乡土,没有一个孩儿不是我的孩儿!

(原书64页。)

这是最大的“宽容”,但是只有一条路的“宽容”——其实已不能叫做“宽容”了。在这“未完的草稿”的世界之中,他虽还免不了疑虑与鄙夷,他虽鄙夷人间的争闹,以为和三个小虫的权利问题一样;但他到底能从他的“泪珠的镜中照见自己以至于一切大千世界的将来的笑影了”。他相信大生命是有希望的;他相信便是那“没有果实,也没有花”的老苹果树,那“只有折断而且曾经枯萎的老干上所生的稀少的枝叶”的老苹果树,“也预备来年开得比以前更繁荣的花,结得更香美的果!”在他的头脑里,世界是不会陈旧的,因为他能够常常从新做起;他并不长吁短叹,叫着不足,他只尽他的力做就是了。他教中国人不必自馁;真的,他真是个不自馁的人!他写出这本书是不自馁,他别的生活也必能不自馁的!或者有人说他的思想近乎“圆通”,但他的本意只是“中和”,并无容得下“调和”的余地;他既“从来不会做所谓漂亮及出风头的事”,自然只能这样缓缓的锲而不舍的去开垦他的乐土!这和他的画笔,诗情,同为他的“细磨细琢的功夫”的表现。

书中有孙先生的几幅画。我最爱《在夕阳的抚弄中的湖景》一幅;那是色彩的世界!而本书的装饰与安排,正如湖景之因夕阳抚弄而可爱,也因孙先生抚弄(若我猜得不错)而可爱!在这些里,我们又可以看见“细磨细琢的春台”呢。

925年6月9日。

(原载《我们的六月》1)

《子恺漫画》(29)代序

子恺兄:

知道你的漫画将出版,正中下怀,满心欢喜。

你总该记得,有一个黄昏,白马湖上的黄昏,在你那间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的,一颗骰子似的客厅里,你和我读着竹久梦二的漫画集。你告诉我那篇序做得有趣,并将其大意译给我听。我对于画,你最明白,彻头彻尾是一条门外汉。但对于漫画,却常常要像煞有介事的点头或摇头;而点头的时候总比摇头的时候多——虽没有统计,我肚里有数。那一天我自然也乱点了一回头。

点头之余,我想起初看到一本漫画,也是日本人画的。里面有一幅,题目似乎是《□□子爵の泪》(上两字已忘记),画

着一个微侧的半身像:他严肃的脸上戴着眼镜,有三五颗双钩的泪珠儿,滴滴答答历历落落的从眼睛里掉下来。我同时感到伟大的压迫和轻松的愉悦,一个奇怪的矛盾!梦二的画有一幅——大约就是那画集里的第一幅——也使我有类似的感觉。那幅的题目和内容,我的记性真不争气,已经模糊得很。只记得画幅下方的左角或右角里,并排的画着极粗极肥又极短的一个“!”和一个“?”。可惜我不记得他们哥儿俩谁站在上风,谁站在下风。我明白(自己要脸)他们俩就是整个儿的人生的谜;同时又觉着像是那儿常常见着的两个胖孩子。我心眼里又是糖浆,又是姜汁,说不上是甚么味儿。无论如何,我总得惊异;涂呀抹的几笔,便造起个小世界,使你又要叹气又要笑。叹气虽是轻轻的,笑虽是微微的,似一把锋利的裁纸刀,戳到喉咙里去,便可要你的命。而且同时要笑又要叹气,真是不当人子,闹着玩儿!

话说远了。现在只问老兄,那一天我和你说甚么来着?——你觉得这句话有些

丰子恺(1898—1975),曾用名丰润、丰仁、婴行,号子恺,字仁。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他的文章风格雍容恬静,漫画多以儿童作为题材,幽默风趣,反映社会现象。

儿来势汹汹,不易招架么?不要紧,且看下文——我说:“你可和梦二一样,将来也印一本。”你大约不曾说甚么;是的,你老是不说甚么的。我之说这句话,也并非信口开河,我是真的那么盼望着的。况且那时你的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早已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的稿;微风穿过它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我说的话,便更有把握。现在将要出版的《子恺漫画》,他可以证明我不曾说谎话。

你这本集子里的画,我猜想十有八九是我见过的。我在南方和北方与几个朋友空口白嚼的时候,有时也嚼到你的漫画。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的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花生米不满足》使我们回到惫懒的儿时,《黄昏》使我们沉入悠然的静默。你到上海后的画,却又不同。你那和平愉悦的诗意,不免要搀上了胡椒末;在你的小小的画幅里,便有了人生的鞭痕。我看了《病车》,叹气比笑更多,正和那天看梦二的画时一样。但是,老兄,真有你的,上海到底不曾太委屈你,瞧你那《买粽子》的劲儿!你的画里也有我不爱的:如那幅《楼上黄昏,马上黄昏》,楼上与马上的实在隔得太近了。你画过的《忆》里的小孩子,他也不赞成。

今晚起了大风。北方的风可不比南方的风,使我心里扰乱;我不再写下去了。

1926年11月2日,北平。

(原载1926年11月23日《语丝》第54期)

《燕知草》(30)

“想当年”一例是要有多少感慨或惋惜的,这本书也正如此。《燕知草》的名字是从作者的诗句“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而来;这两句话以平淡的面目,遮掩着那一往的深情,明眼人自会看出。书中所写,全是杭州的事;你若到过杭州,只看了目录,也便可约略知道的。

杭州是历史上的名都,西湖更为古今中外所称道;画意诗情,差不多俯拾即是。所以这本书若可以说有多少的诗味,那也是很自然的。西湖这地方,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风晨月夜,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味儿,取之不竭,受用不穷;加上绵延起伏的群山,错落隐现的胜迹,足够教你流连忘返。

难怪平伯会在大洋里想着,会在睡梦里惦着!但“杭州城里”,在我们看,除了吴山,竟没有一毫可留恋的地方。像清河坊,城站,终日是喧闻的市声,想起来只会头晕罢了;居然也能引出平伯的那样怅惘的文字来,乍看真有些不可思议似的。

其实也并不奇,你若细味全书,便知他处处在写杭州,而所着眼的处处不是杭州。不错,他惦着杭州;但为甚么与众不同的那样粘着的惦着?他在《清河坊》中也曾约略说起;这正因杭州而外,他意中还有几个人在——大半因了这几个人,杭州才觉可爱的。好风景固然可以打动人心,但若得几个情投意合的人,相与徜徉其间,那才真有味;这时候风景觉得更好。——老实说,就是风景不大好或竟是不好的地方,只要一度有过同心人的踪迹,他们也会老那么惦记着的。他们还能出人意表的说出这种地方的好处;像书中《杭州城站》,《清河坊》一类文字,便是如此。再说我在杭州,也待了不少日子,和平伯差不多同时,他去过的地方,我大半也去过;现在就只有淡淡的影像,没有他那迷劲儿。这自然有许多因由,但最重要的,怕还是同在的人的不同吧?这种人并不在多,也不会多。你看这书里所写的,几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平伯夫人也在内;就这几个人,给他一种温暖浓郁的氛围气。他依恋杭州的根源在此,他写这本书的感兴,其实也在此。就是那《塔砖歌》与《陀罗尼经歌》,虽像在发挥着“历史癖与考据癖”,也还是以H君为中心的。

近来有人和我论起平伯,说他的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谓“明朝人”,是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这一派人的特征,我惭愧还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现在流行的话,大约可以说是“以趣味为主”的吧?他们只要自己好好的受用,甚么礼法,甚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平伯究竟像这班明朝人不像,我虽不甚知道,但有几件事可以给他说明,你看《梦游》的跋里,岂不是说有两位先生猜那篇文像明朝人做的?平伯的高兴,从字里行间露出。这是自画的供招,可为铁证。标点《陶庵梦忆》,及在那篇跋里对于张岱的向往,可为旁证。而周启明先生《杂拌儿》序里,将现在散文与明朝人的文章,相提并论,也是有力的参考。但我知道平伯并不曾着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性习有些相近,便尔暗合罢了;他自己起初是并未以此自期的;若先存了模仿的心,便只有因袭的气氛,没有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至于这种名士风是好是坏,合时宜不合时宜,要看你如何着眼;所谓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像《冬晚的别》,《卖信纸》,我就觉得太“感伤”些。平伯原不管那些,我们也不必管;只从这点上去了解他的为人,他的文字,尤其是这本书便好。

这本书有诗,有谣,有曲,有散文,可称五光十色。一个人在一个题目上,这样用了各体的文字抒写,怕还是第一遭吧?我见过一本《水上》,是以西湖为题材的新诗集,但只是新诗一体罢了;这本书才是古怪的综合呢。书中文字颇有浓淡之别。《雪晚归船》以后之作,和《湖楼小撷》《芝田留梦记》等,显然是两个境界。平伯有描写的才力,但向不重视描写。虽不重视,却也不至厌倦,所以还有《湖楼小撷》一类文字。近年来他觉得描写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简直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素朴的趣味。《雪晚归船》一类东西便是以这种意态写下来的。这种“夹叙夹议”的体制,却并没有堕入理障中去;因为说得干脆,说得亲切,既不“隔靴搔痒”,又非“悬空八只脚”。这种说理,实也是抒情的一法;我们知道,“抽象”,“具体”的标准,有时是不够用的。至于我的欢喜,倒颇难确说,用杭州的事打个比方罢:书中前一类文字,好像昭贤寺的玉佛,雕琢工细,光润洁白;后一类呢,恕我拟于不伦,像吴山四景园驰名的油酥饼——那饼是入口即化,不留渣滓的,而那茶店,据说是“明朝”就有的。

《重过西园码头》这一篇,大约可以当得“奇文”之名。平伯虽是我的老朋友,而赵心馀却决不是,所以无从知其为人。他的文真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所好者,能从万里外一个筋斗翻了回来:“赵”之与“孙”,相去只一间,这倒不足为奇的。所奇者,他的文笔,竟和平伯一样;别是他的私淑弟子罢?其实不但“一样”,他那洞达名理,委曲述怀的地方,有时竟是出蓝胜蓝呢。最奇者,他那些经历,有多少也和平伯雷同!这的的括括可以说是天地间的“无独有偶”了。

呜呼!我们怎能起赵君于九原而细细的问他呢?

1928年12月19日晚,北平清华园。

(原载1928年9月3日《语丝》第4卷第36期)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圣陶谈到他作小说的态度,常喜欢说:我只是如实的写。这是作者的自白,我们应该相信。但他初期的创作,在“如实的”取材与描写之外,确还有些别的,我们称为理想,这种理想有相当的一致,不能逃过细心的读者的眼目。后来经历渐渐多了,思想渐渐结实了,手法也渐渐老练了,这才有真个“如实的写”的作品。仿佛有人说过,法国的写实主义到俄国就变了味,这就是加进了理想的色彩。假使这句话不错,圣陶初期的作风可以说是近于俄国的,而后期可以说是近于法国的。

圣陶的身世和对于文艺的见解,顾颉刚先生在《隔膜》序里说得极详。我所见他的生活,也已具于另一文。这里只须指出他是生长在一个古风的城市——苏州——中的人,后来又在一个乡镇——甪直——里住了四五年,一径是做着小学教师;最后才到中国工商业中心的上海市,做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直至现在。这二十年来时代的大变动,自然也给他不少的影响;辛亥革命,他在苏州;五四运动,他在甪直;五卅运动与国民革命,却是他在上海亲见亲闻的。这几行简短的历史,暗示着他思想变迁的轨迹,他小说里所表现的思想变迁的轨迹。

因为是“如实的写”,所以是客观的。他的小说取材于自己及家庭的极少,又不大用第一身,笔锋也不常带情感。但他有他的理想,在人物的对话及作者关于人物散或事件的解释里,往往出现,特别在初期文卷的作品中。《不快之感》或《啼声》是两个极端的例子。这是理智的表现。圣陶的静默,是我们朋友里所仅有;他的“爱智”,不是偶然的。

爱与自由的理想是他初期小说的两块基石。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开始时的思潮;但他能用艺术表现,便较一般人为深入。他从母爱性爱一直写到儿童送一个小蚬回家,真算得博大周详。母爱的力量在牺牲自己;顾颉刚先生最爱读的《潜隐的爱》(见顾先生《火灾》序),是一篇极好的代表。一个孤独的蠢笨的乡下妇人用她全部的心与力,偷偷摸摸去爱一个邻家的孩子。这是透过一层的表现。性爱的理想似乎是夫妇一体,《隔膜》与《未厌集》中两篇《小病》,可以算相当的实例。但这个理想是不容易达到的;有时不免来点儿“说谎的艺术”(看《火灾》中《云翳》篇),有时母爱分了性爱的力量,不免觉得“两样”;夫妇不能一体时,有时更免不了离婚。离婚是近年常有的现象。但圣陶在《双影》里所写的是女的和男的离了婚,另嫁了一个气味相投的人;后来却又舍不得那男的。这是一个怪思想,是对夫妇一体论的嘲笑。圣陶在这问题上,也许终于是个“怀疑派”罢?至于广泛的爱人爱动物,圣陶以为只有孩子们行;成人是只有隔膜与冷酷罢了。《隔膜》,《游泳》(《线下》中),《晨》便写的这一类情形。他又写了些没有爱的人的苦闷,如《归宿》里的青年,《春光不是她的了》里被离弃的妇人,《孤独》里的“老先生”都是的。而《被忘却的》(《火灾》中)里田女士与童女士的同性爱,也正是这种苦闷的另一样写法。

自由的一面是解放,还有一面是尊重个性。圣陶特别着眼在妇女与儿童身上。他写出被压迫的妇女,如农妇,童养媳,歌女,妓女等的悲哀;《隔膜》第一篇《一生》便是写一个农妇的。对于中等家庭的主妇的服从与苦辛,他也有哀矜之意。《春游》(《隔膜》中)里已透露出一些反抗的消息;《两封回信》里说得更是明白:女子不是“笼子里的画眉,花盆里的蕙兰”,也不是“超人”;她“只是和一切人类平等的一个‘人’”。他后来在《未厌集》里还有两篇小说(《遗腹子》,《小妹妹》),写重男轻女的传统对于女子压迫的力量。圣陶做过多年小学教师,他最懂得儿童,也最关心儿童。他以为儿童不是供我们游戏和消遣的,也不是给我们防老的,他们应有他们自己的地位。他们有他们的权利与生活,我们不应嫌恶他们,也不应将他们当作我们的具体而微看。《啼声》(《火灾》中)是用了一个女婴口吻的激烈的抗议;在圣陶的作品中,这是一篇仅见的激昂的文字。但写得好的是《低能儿》,《一课》,《义儿》,《风潮》等篇;前两篇写儿童的爱好自然,后两篇写教师以成人看待儿童,以致有种种的不幸。其中《低能儿》是早经著名的。此外,他还写了些被榨取着的农人,那些都是被田租的重负压得不能喘气的。他憧憬着“艺术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是自由的,发展个性的;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却都被揿在些一定的模型或方式里。圣陶极厌恶这些模型或方式;在这些方式之下,他“只觉一个虚幻的自己包围在广大的虚幻里”(见《隔膜》中《不快之感》)。

圣陶小说的另一面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假如上文所举各例大体上可说是理想的正面或负面的单纯表现,这种便是复杂的纠纷的表现。如《祖母的心》(《火灾》中)写亲子之爱与礼教的冲突,结果那一对新人物妥协了;这是现代一个极普遍极葛藤的现象。《平常的故事》里,理想被现实所蚕食,几至一些无余;这正是理想主义者烦闷的表白。《前途》与此篇调子相类,但写的是另一面。《城中》写腐败社会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疑忌与阴谋;而他是还在准备抗争。《校长》与《搭班子》里两个校长正在高高兴兴的计划他们的新事业,却来了旧势力的侵蚀;一个妥协了,一个却似乎准备抗争一下。但《城中》与《搭班子》只说到“准备”而止,以后怎样呢?是成功?失败?还是终于妥协呢?据作品里的空气推测,成功是不会的;《城中》的主人公大概要失败,《搭班子》里的大概会妥协吧?圣陶在这里只指出这种冲突的存在与自然的进展,并没有暗示解决的方法或者出路。到写《桥上》与《抗争》,他似乎才进一步的追求了。《桥上》还不免是个人的“浪漫”的行动,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全部的故事;《抗争》却有“集团”的意义,但结果是失败了,那领导者做了祭坛前的牺牲。圣陶所显示给我们的,至此而止。还有《在民间》是冲突的别一式。

圣陶后期作品(大概可以说从《线下》后半部起)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便是写实主义手法的完成。别人论这些作品,总侧重在题材方面;他们称赞他的“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描写”。这是并不错的。圣陶的生活与时代都在变动着,他的眼从村镇转到城市,从儿童与女人转到战争与革命的侧面的一些事件了。他写城市中失业的知识工人(《城中》里的《病夫》)和教师的苦闷;他写战争时“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与一部分村镇人物的利己主义,提心吊胆,琐屑等(如茅盾先生最爱的《潘先生在难中》,及《外国旗》)。他又写战争时兵士的生活(《金耳环》);又写“白色的恐怖。”(如《夜》,《冥世别》——《大江月刊》三期)和“目前政治的黑暗”(如《某城纪事》)。他还有一篇写“工人阶级的生活”的《夏夜》(《未厌集》)(看钱杏邨先生《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见《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二卷)。他这样“描写了广阔的世间”;茅盾先生说他作《倪焕之》时才“第一次描写了广阔的世间”,似乎是不对的(看《读<倪焕之>》,附录在《倪焕之》后面)。他诚然“长于表现城市小资产阶级”(钱语),但他并不是只长于这一种表现,更不是专表现这一种人物,或侧重于表现这一种人物,即使在他后期的作品里。这时期圣陶的一贯的态度,似乎只是“如实的写”一点;他的取材只是选择他所熟悉的,与一般写实主义者一样,并没有显明的“有意的”目的。他的长篇作品《倪焕之》,茅盾先生论为“有意为之的小说”,我也有同感;但他在《作者自记》里还说:“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的写”,这可见他所信守的是甚么了。这时期中的作品,大抵都有着充分的客观的冷静(初期作品如《饭》也如此,但不多),文字也越发精炼,写实主义的手法至此才成熟了;《晨》这一篇最可代表,是我所最爱的。——只有《冥世别》是个例外;但正如鲁迅先生写不好《不周山》一样,圣陶是不适于那种表现法的。日本藏原惟人《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林伯修译)里说写实主义有三种。圣陶的应属于第二种,所谓“小布尔乔亚写实主义”;在这一点上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我可以承认。

我们的短篇小说,“即兴”而成的最多,注意结构的实在没有几个人;鲁迅先生与圣陶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他们的作品都很多,但大部分都有谨严而不单调的布局。圣陶的后期作品更胜于初期的。初期里有些别体,《隔膜》自颇紧凑,但《不快之感》及《啼声》,就没有多少精彩;又《晓行》,《旅路的伴侣》两篇(《火灾》中),虽穿插颇费苦心,究竟嫌破碎些(《悲哀的重载》却较好)。这些时候,圣陶爱用抽象观念的比喻,如“失望之渊”,“烦闷之渊”等,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陈旧或浮浅了。他又爱用骈句,有时使文字失去自然的风味。而各篇中作者出面解释的地方,往往太正经,又太多。如《苦菜》(《隔膜》中)固是第一身的叙述,但后面那一个公式与其说明,也太煞风景了。圣陶写对话似不顶擅长。各篇中对话往往嫌平板,有时说教气太重;这便在后期作品中也不免。圣陶写作最快,但决非不经心;他在《倪焕之》的《自记》里说:“斟酌字句的癖习越来越深”,我们可以知道他平日的态度。他最擅长的是结尾,他的作品的结尾,几乎没有一篇不波俏的。他自己曾戏以此自诩;钱杏邨先生也说他的小说,“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尽之感。”

1930年7月,北平清华园。

【按语】《你我》是朱自清著名的散文集,193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1925年至1934年秋所作的29篇文章,分甲乙两辑,甲辑共13篇,本书全收;乙辑为书评序跋集,共16篇。本书只收《<忆>跋》,《<山野掇拾>》,《<子恺漫画>代序》,《<燕知草>序》,《叶圣陶的短篇小说》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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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细雨如牛毛,扬州称为“毛雨”。

(2)原诗是,“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子,为了自己的妻才爱女人”,见《雪朝》第48页。

(3)画题,系旧句。

(4)山名,瑞安的胜迹。

(5)原注:“一块儿”也。

(6)英文,素描。

(7)此文原载在《清华周刊》上,所以用了向清华人说话的语气。

(8)这是一句土话,“极大”之意。

(9)范缜语:用在此处,与他的原意不尽同。

(10)《西还》158页。

(11)见《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译本。

(12)此处用周作人先生译文,见《自己的园地》181页。

(13)《金瓶梅》中的此语,此处只取其辞。

(14)宋春舫译的《换个丈夫罢》,曾载《东方杂志》。

(15)职业。

(16)刘半农《登香港太平山》诗中述他的“稚儿”的话:“今日啊爹,携我上天。”见《新青年》八卷二号。

(17)见《庄子》。

(18)据《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19)见叶圣陶《泪的徘徊》中。

(20)食而不知其味也。

(21)即新到书籍广告。

(22)俞平伯诗。

(23)此是宁波方言,本系记账术语,“多”也:引申作“甚”之意。这里用作双关语。

(24)二十二年暑中看《马氏文通》,杨遇夫先生《高等国文法》,刘半农先生《中国文法讲话》,胡适之先生《文存》里的《尔汝篇》,对于人称代名词有些不成系统的意见,略加整理,写成此篇。但所论只现代口语所用为限,作文写信用的,以及念古书时所遇见的,都不在内。

(25)作者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后来要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现按作者愿意,仍将此文收入《你我》。

(26)俞平伯的第三本诗集。

(27)孙福熙的游记集。

(28)唐俟先生诗句。

(29)丰子恺的漫画集。

(30)俞平伯的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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