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无论是撰写文学史，还是各种作品选，似乎都存在厚古薄今的状况，即愈是历时久远的作品，读得愈多，选得也愈多，而时隔仅一个世纪的近代文学，特别是近代的诗、词、散文，却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被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想当然的看法所否定。不过这种很少听到异议的现象，却不能因此被看作是一个不屑一顾的问题。鄙薄近代文学者，并不乏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时代前进的步伐，但这种进步并不意味着文学艺术也在一起迈进。就艺术语言而言，唐诗宋词，依然是不可逾越的巅峰。但人类文化和自然界一样，需要无限丰富的多样性，才能构成一个缤纷多彩的艺术世界。更何况近代文学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中，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如果说《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是源的话，那么近代文学就是尾，是中国古典文学一个虽不能誉之为光辉，但也不应妄加菲薄的结束。仅凭这一点，近代文学就有重视的必要、阅读的必要、研究的必要。事实上，现代人少编、少选近代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对此读得太少的缘故。选编了三大本《近代诗钞》的钱仲联先生，早年断言诗学之盛，极于晚清，并有近代词集词学大成的说法，与鄙薄近代文学者迥然不同。近代文学的真正价值，似乎还可以从下面一个假设中推出：如果取一首不知名的诗或词，点明它是近代人的作品，就很难从理论上得到充分肯定；但若说它是唐诗，或宋词，也许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甚至意想不到的赞美。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近代诗文中有大量作品并未树立鲜明的个性和特色，还没有资格成为代表时代的文学形式；二是近代诗文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又确有不逊于前人的可取之处。如果仅用于吟咏消遣的话，某些近代诗词，在某些方面，还有胜过唐诗宋词之处。

近代诗流派家数之多，为前代所罕见。汪国垣据地域将近代诗人分为湖湘、闽赣、河北、江左、岭南、西蜀六派。钟仲联则根据诗风，分为宗尚宋诗（包括前期的宋诗派和后期的同光体，同光体中又包括赣、闽、浙三派）、注重选体（如湖湘派）、兼采唐宋、诗界革命（可上溯龚、魏）诸大派，另外还有南社、西昆体派等。

若从大处着眼，近代诗史，始终存在着两大流派，一派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强调艺术创新。这派以龚自珍、魏源开其端，姚燮、贝青乔、金和等人继之。龚自珍是开一代风气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人物，也可说是近代诗界革命的先行者。他的作品，气势沉雄，辞采瑰丽，飞扬腾踔，奇境独辟，笔呈箫心剑态，读之荡气回肠，柳亚子誉之为“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论诗三绝句·定庵集》）。魏源诗除反映现实以外，多山水之作，徐世昌说他“雕镌造化，捶险凿幽之笔，能使山无遁形，水无匿响”（《晚清簃诗汇》）。近代另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林则徐，虽不以诗名世，但其后期作品，笔力苍劲，含思凄婉，品格甚高。姚燮多才多艺，但一生潦倒，作品颇能反映民生疾苦，有些纪事诗写得哀婉动人，酷似杜甫《三吏》、《三别》，世称诗史。贝青乔曾投笔从戎，目睹军中种种咄咄怪事，一付与诗，振聋发聩，传诵一时。当时被视为“振奇人”的金和，工乐府诗和纪事诗，写了大量反映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诗篇，梁启超称其“格律无一不轨于古，而意境、气象、魄力，求之有清一代，未睹其偶”（《秋蟪吟馆诗钞序》）。贝、金二人之诗，亦无愧诗史之誉。

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丘逢甲等人，正式举起诗界革命的大旗。黄遵宪当时被誉为“诗界哥伦布”（丘逢甲《人境庐诗草跋》），他主张“我手写我口”，开古人未辟之境，能用前人所未有的生动、鲜明的形象，将当时出现的一些重要事件和新生事物及时写入诗中，用梁启超的话说，“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饮冰室诗话》）。康有为自视甚高，以“新诗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自许。其实他的长处并不在异境、新声，而是元气淋漓，挥斥八极，颇有大家风度。谭嗣同诗如其人，恢宏豪迈，借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致刘淞芙书》）的气概。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旗手，他的诗直写胸臆，意气风发，清新浏亮，不拘一格。丘逢甲在台湾沦陷后所作的诗，慷慨悲歌，愤悒不平，有陆游遗风，黄遵宪称之为“真天下健者”（《与梁启超书》）。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诗人，政治态度虽和维新派大相径庭，但就诗歌创作而言却颇有相通之处。激昂慷慨，晓畅明白，是南社诗人共同的长处。南社诗人中，苏曼殊和南社创作宗旨相距最远，但最引人注目。中国文学史中，真能称得上不失赤子之心者，词人有李煜、晏几道、纳兰性德，诗人似乎只有一个苏曼殊。他的诗大多为七绝，清丽绵邈，秀隽绝伦。在当时的革命诗人中，不曾参加南社的秋瑾，有着特殊的魅力。这不仅是因为她堪称20世纪（或许还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性之一，还在于她的诗词热情奔放、英姿飒爽，足以使众多须眉俯首生愧。还有一个不曾参加南社，但又能凌驾南社的革命诗人金天羽，所作诗才调纵横，奇崛豪宕，可谓龚自珍流亚。

近代诗的另一流派注重作品的表现形式，主张有所师承。这派前有以郑珍、何绍基、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宋诗派，后有以陈三立、郑孝胥、陈宝琛、陈衍、沈曾植、袁昶等人为代表的同光体。曾国藩诗不如文，但他对晚清宋诗运动的影响很大。何绍基诗学东坡，为写生高手，其摹山范水之作，往往触境而发，生动可喜。宋诗派的代表人物是郑珍，他作诗宗宋而不废唐，转益多师，内容广泛，风格兼有奇崛奥衍和平易流畅两种。陈衍认为他能“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状，学杜、韩而非模仿杜、韩”（《石遗室诗话》）；胡先骕更称他为“清代诗人之冠”（《读郑珍巢经巢诗钞跋》），可谓推崇备至。他的诗，对陈三立、范当世、郑孝胥、沈曾植等人影响甚大。

同光体诗人承袭郑珍、何绍基开导了先河的宗尚宋诗的风尚。陈三立不仅是同光体赣派的代表，也是同光体的领袖人物，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予之以“都头领天魁星宋江”之席。作诗求生、新、奇、崛、僻、雅，避恶熟、媚俗，浓深俊微，自成馨逸。梁启超、郑孝胥、陈衍等新旧诗派首领，对他的诗都极为倾倒。陈三立诸子，也都能诗。次子陈隆恪，诗风酷似其父。长子陈衡恪，为人情深，诗有深情，陈衍认为真挚处实过乃父。郑孝胥诗清苍幽峭，骨遒句秀，在当时与陈三立并称近世两大诗人。陈衍谓“近来诗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奥衍，学诗者不此即彼矣”（《石遗室诗话》）。陈宝琛与郑孝胥同为同光体闽派的代表，其诗属对工整，风调蕴藉，神理自超，趣味隽永。沈曾植学识渊博，近代罕睹其匹，作诗聱牙钩棘，艰深古奥，为同光体浙派的代表，也是学人诗的代表。虽非同光体首领，但足以傲视时贤的是范当世，其诗沉郁劲健，浑浩流转，兼有苏、黄雄放凝练之长。此外，俞明震诗能得江山之助，所写塞外风光，开唐人未辟之境。陈曾寿诗能于陈三立、郑孝胥诗体之外，别树一帜，立意深邃，不落凡近，陈三立甚至有“比世有仁先（陈曾寿字），遂使余与太夷（郑孝胥字）之诗或皆不免为伧父”之叹（《苍虬阁诗序》）。相对唐诗宋词，近代诗词本来就有隔与不隔之别。与南社正相反，同光体诗一般都注重锤炼，意旨曲折，辞采华赡。由此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既比同时代其他诗人更隔一层，也使其作品更耐咀嚼；既不易一见动心，也不会让人很快生厌。

除同光体外，当时诗坛还有以王闿运为代表的宗尚汉魏六朝的湖湘派。王闿运为诗坛元老，负有重望，誉之者谓其牢笼一世，但贬之者说他墨守古法，缺乏真意。张之洞为唐宋派首领，论诗主张融宋意入唐格，别开雍容闲雅之风，清末达官工诗者，以其为最。樊增祥、易顺鼎均出其门。樊诗富丽，风姿绰约，人称“樊美人”。易顺鼎才高一世，个性分明，尤工写景，所作诗瑰玮奇丽，惊艳绝伦，但也不乏清新平易之作。樊易并称，樊实不如易。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多沉博绝丽之作，与李希圣、汪荣宝同为清末西昆体的代表作家。

此外，还有一些游离于上述流派之外，而又颇有建树的诗人。如独创坛坫、孤吟无和的吴中诗人江湜，以清丽峭拔之笔，力矫浓艳艰涩之弊，兴味盎然，颇得杨万里“活法”精髓。江南才子冯煦，兼工诗词，尤长七绝，清新流丽，趣味隽永。释敬安（八指头陀）为近代著名诗僧，吐词属句，清空灵妙，超然物外，确非俗人所能企及。杨圻有大家之才，兼擅众体，尤以歌行体享有盛名。其诗气魄沉雄，音节浏亮，有唐诗流风，在以同光体为主流的近代诗坛，独树一帜。

近代词虽不像诗那样派别分明，但同样作者林立，藻采纷呈。邓廷桢和林则徐一样，于余暇作词，沉着慷慨，不同凡响。龚自珍词如其诗，恃才任气，跌宕飞扬。项鸿祚中年谢世，一生不第，所作词哀感顽艳，凄婉清切，和纳兰性德堪称前后双璧。蒋春霖词感慨深沉，属词隽快，与项鸿祚风格不同，但谭献将他和纳兰性德、项鸿祚并提，称为“词人之词”，“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箧中词》）。庄棫和谭献为常州派后劲，且有青出于蓝之势，所作词不落言诠，品格甚高。最能体现晚清词时代特色和艺术成就的，当数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五人。相比较而言，王鹏运词气势宏阔，富奇情壮采，有稼轩词风。文廷式词风骨遒劲，浑脱浏漓，沉雄俊爽，上追东坡，无愧一代射雕手。郑文焯词兼取浙西、常州两派之长，体洁旨远，格高韵美，朱祖谋誉为仙才。朱祖谋词气息浑厚，笔力恣肆，富丽精工，海内归宗，为近代词集大成作家。王国维称况周颐为人真挚，作词沉痛。况词虽无王鹏运、文廷式、朱祖谋雄踞一世的气概，但深情绵邈，自有其长。王国维自视甚高，尤长小令，在晚清词坛，吹进一股清新气息。

与唐宋作家相比，除少数人外，近代作家大多缺乏鲜明的创作个性，这在词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近代人的词，常常不是有意与古人相合，就是无意中和同时人相撞，即使一些著名作家，若将他们的某些诗词相混，常人也不易分辨。此外，近代词好用比兴，往往寄托太深、刻画太工、辞采太丽、着色太浓。多读一些，有时感觉反而更加模糊。就才学而言，近代人未必不如宋人，但其作品确实不能和宋词相比，其原因大概还得用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说来解释。

在散文领域，桐城派长期被看作近代古文的正宗。不过桐城派古文的实际成就，并不能与其声望相符。身为晚清桐城派名家的吴汝纶也说：“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与姚仲实书》）从方苞起，桐城派作家就有一种才薄力微的先天不足。桐城派古文的地位和影响，与曾国藩的极力揄扬有很大关系。这倒不仅在曾国藩的地位，还在他的文章，笔力雄健，确有大家风度。曾国藩的四大弟子，相比较而言，年龄最大的张裕钊似乎要略胜一筹。林纾作为翻译家的声望，要远远高于古文家，其实在桐城派，他是可与姚鼐、曾国藩鼎足而立的优秀作家。林纾的古文，字字琳琅，无论词句、情韵，都极优美。通常被看作桐城派作家，但自己却不承认的吴敏树，其文意境高旷，风致淡远，在语言艺术上，有独到之处。

龚自珍是近代文学中的一个奇才，他的散文，同样表现出瑰丽多姿、奇境独辟的特色。除龚自珍外，李慈铭、王闿运也都是兼工诗文的文学全才，不过就才情而言，显然都远不如龚，无论诗文，都未达到出类拔萃的地步。桐城派古文以唐宋八大家为宗，王闿运诗文却以魏晋为楷模，继之而起的还有章炳麟、黄侃，文字凝练古雅，颇费斟酌。不过，这类文章既不及桐城派古文清真雅洁，易于上口，更不如梁启超开创的新文体热情磅礴，富于感染力。近代散文的最大成就，应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政论文。康有为作文，大笔淋漓，波澜壮阔。严复文逻辑谨严，文字典雅。特别是梁启超的文章，纵横恣肆，挥洒自如，笔端含情，别有魔力，破旧学罗网，开白话先河，震力之大、应声之远，均无与伦比。

虽然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说明对近代诗文应该了解，值得一读，但是相对铺天盖地的唐诗、宋词、古文八大家选本，近代诗文的选本实在少得可怜。不过当笔者在多年前奉徐先生之命，冒冒失失开始编选时，很快就发现接受这个任务，实在有些不自量力。近代诗文选本最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其最难选的缘故。选近代诗、词、文，至少有两难：一是作者太多。从村塾的落第秀才，到朝廷的得意公卿，从潜心经史的硕师魁儒，到激扬时政的风云人物，几乎人人能诗，家家作文，而且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如曹植所言：“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与杨德祖书》）有些人确实写过一些好诗，但今天已湮没不彰。由于笔者所知极为有限，力不从心，势必遗珠。二是作品太多。尽管古时已有“三不朽”之说，但通过作品扬名后世的欲望，愈往后变得愈强烈。近代文集之多、集中所收作品之多，均前无古人。近代人热衷于在世时就为自己编集，经过一番选择修改的功夫，草率的东西固然被淘汰了，但留下的作品也因此失去了特色。近代人集中的作品，似乎篇篇可读，但又少见那种让人一见心动的出类拔萃的佳作。由于这“二多”，对近代人的作品，非大学者，不可能直接从文集中选录，势必要借助一些现成的材料，当然，其中也包含着选编者自身的爱好和标准。

如前所述，近代文学中存在着或注重社会功用、或偏重形式表现的倾向。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学界一直人为地突出前者，贬责后者，但近年来又出现了某些故意反其道而行的逆反现象。其实两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虽好恶由己，但不因偏废。由于重要作家的作品相对说比较好选，故一些选本，总是偏重于几个代表作家，外加几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对那些不太知名的人和作品，就不够注意。为了让读者对近代文学有更广泛的了解，本书的编选企图改变这种状况，兼顾近代文学的多样性，尽可能作多方面的择录。本书所选作者甚多，但每个人入选的作品却比较少，大多数人仅一二篇而已。每位作者入选篇目的多少，一般根据其本身的地位和成就酌定，同时也包含着编选者的爱好。

本书由黄明负责诗词部分的注释，黄珅负责选定全书篇目和散文部分的注释。

黄珅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