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精神的印记

鲁迅小说中的两类女性

在鲁迅学史上，对鲁迅与外国作家、思想家的比较研究，与同时代作家思想家的比较研究，与中国古代作家思想家的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版了不少这几方面的学术专著，这些以鲁迅外围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标志着鲁迅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拓展。但在鲁迅本体之内，也有一个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的问题，如鲁迅自己的作品之间（小说之间、杂文之间、人物之间等）或思想观点之间等，也是可以作为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案例的。这里以鲁迅小说中的两类女性形象——《祝福》中的祥林嫂和《伤逝》中的子君为例，来探讨这两个人物形象之间的异同，并由此了解鲁迅当时的女性观和创作动因。

《祝福》写于1924年，《伤逝》写于1925年，两篇小说都是鲁迅“彷徨”时期的作品。其中的主人公祥林嫂和子君，虽然个人地位不同，经历各异，但细心分析观察，不难看出她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她们都是中国皇权专制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都有着共同的悲惨命运和相似的奴隶性格，以及方式相似而程度不同的反抗意识和举动。

一 共同的奴隶命运

鲁迅小说中，遭受不幸的妇女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无论是底层劳动妇女祥林嫂，还是作为知识女性的子君，她们是这些悲剧主人公的典型代表。

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说：“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1]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百姓常常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2]这也正是祥林嫂和子君命运的真实写照。因为她们都经历了出走家庭—暂时做稳了奴隶—想做奴隶而不得，最后在人们的冷眼和社会的逼迫下悲惨死去的人生三部曲。

封建的婚姻制度使祥林嫂嫁给一个比她小10岁的丈夫，而且上有严厉的婆婆牵制着，本身就处于奴隶地位。但命运偏偏捉弄她，丈夫早逝，婆婆百般虐待，逼得她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工。到鲁家的境遇是否改变了呢？没有。你看她第一次到鲁家做工时，低眉顺眼，从不计较繁重的劳动，“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这不就是为奴隶主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奴隶生活吗？因此，这时的祥林嫂，逃出了虎口，又进了狼窝，并没有争到独立的“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

作为五四时期受过一点新式教育、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青年知识女性，子君不愿再做封建礼教的奴隶，毅然冲出家庭，和自己相爱的涓生结合。这样的选择，总该在社会上、家庭中有立足之地，争得独立的“人的价格”吧！但是，正如鲁迅所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没有坚决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3]正因如此，加之子君所处的险恶环境，才使她很难摆脱奴隶地位。婚后的子君为了“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疏忽了”，只是一心一意搞好小家庭，自告奋勇地把全部家务劳动挑起来，为煮饭、蒸馒头、喂油鸡、饲阿随而“倾注全力”，以至于“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的粗糙起来”。这分明是把自己完全置于家务奴隶的地位了。因为在这个新家中，她没有独立的工作，独立的经济支配权，只是为涓生服务，看涓生眼色行事，这就决定她一切从属于涓生。离开旧家出走的初衷，是不做旧家庭的奴隶，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现在却又作茧自缚地成了新式奴隶。所以在新家中，子君实际上并未挣到真正独立的“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处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地位。

所以，祥林嫂和子君，一个逃出婆家，一个冲出旧家，都没有挣到“人的价格”，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为什么是“暂时”？因为当时的现实和舆论环境（传统的表述是封建的政权、夫权、神权、族权），不允许她们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奴隶，因而给她们以种种打击，使她们每每“下于奴隶”，“想做奴隶而不得”。

祥林嫂婆婆带人抢走祥林嫂并逼她改嫁贺老六，首先剥夺了她这种“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权利。接着天灾人祸（贺老六病死、儿子遭难）以至精神摧残（神权的无形压力、世态炎凉、人情冷漠）终至剥夺了她想做奴隶的一切可能性，使她沦为乞丐，终于在阔人祝福的时候悄然死去。

子君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经济上的打击（涓生失业）以至精神上的痛苦（由失业引起的怯弱、颓唐，以及和涓生间的冲突，世人的冷嘲热讽）使她很难再安于这种奴隶地位，最后还是回到了曾经与之决裂的旧家，被缚上生活和精神的双重绳索。此后即在“父亲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最后走进“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和祥林嫂一样，无声无息地死去。

总的来看，祥林嫂和子君的奴隶命运，形式虽不同，但实质一样。这就是，险恶的社会环境给她们以毁灭性的打击，造成她们精神上的痛苦和绝望。虽然在《伤逝》中，对外部环境和封建思想势力的直接描写较少，但从涓生和子君的生活过程中，从涓生内心的善恶交战中仍可看出封建思想环境的险恶。正是这险恶的社会思想环境，才造成了祥林嫂和子君最终的悲剧结局。

二 相似的奴隶性格

祥林嫂和子君不幸的命运，除了险恶的环境外，还有其自身性格上的原因，即沉默、麻木、愚昧，以及自我意识的缺失。

假如祥林嫂的婆婆不虐待她，即使比她小10岁的丈夫死去，祥林嫂也会默默忍受这种奴隶生活的，因为这毕竟能让她凭力气生存，更何况她还深受“一妇不从二夫”的贞节观的影响呢？但她毕竟还是逃出来了。作者写她到鲁镇做工的情形时这样说，她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象一个安分守己的人”，而且整日地干，任劳任怨，后来还因为能有资格端祭品而满足，“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可见她最初的离家出走，并没有什么摆脱奴隶生活的自觉意识，仅仅是为了求得生存。鲁迅曾深刻警醒地指出：“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予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4]的确，假如这种出着牛马力、吃着猪狗食的奴隶生活不受到破坏，她会老老实实地守寡，毫无遗憾地度过一生。

冲出封建家庭的子君又怎样呢？上面说过，她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庸庸碌碌、无所事事的家务奴隶。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她不仅安于这种奴隶地位，而且思想感情日益庸俗化，见识日益浅薄，什么理想、信念、追求，全被忘到脑后了，只专心在自己的小家庭中打转转，并自满自足，一无所求。而后来“竟也胖了起来，脸上也红活了”。一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家庭主妇的样子。连涓生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也“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神情麻木到如此地步，不只是个性解放不彻底的问题，更是一种自尊精神和独立人格的丧失和沉沦。鲁迅在指出中国人的自满自足、不思上进时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5]的确，假如没有什么意外变故的话，子君会和祥林嫂一样安于现状，做稳了奴隶，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的。

作为一个旧式农村劳动妇女，祥林嫂在旧家或逃出来到鲁家做工，意识不到自己所处的悲惨奴隶地位，因而不知道去抗争或如何抗争，是因为她无知无识，没有觉悟。而作为知识女性的子君，最初也不乏一定程度的觉悟。但她以后却安于家务奴隶的地位，幻想依靠丈夫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家庭主妇，从而意识不到争取和丈夫平等的经济支配权和独立谋生能力的重要性，更未表现出一丝一毫争取自食其力的平等自由的理想和信念。原因就在于她未脱尽传统思想的束缚，存在着“在家靠父母，出门依丈夫”的糊涂认识。正如列宁所说：“妇女在琐碎的工作上，在家务方面单调劳累而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工作上弄得疲惫不堪，她们的眼界因此变窄了，头脑迟钝了，心跳缓慢了，意志薄弱了。”^[6]鲁迅在1933年写的《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也说：“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痛苦。”^[7]并指出在妇女“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妇女“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的暂时的位置，而不断地为思想、经济而斗争。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8]这一切，子君都没有认识到。所以，她不仅没有进行“韧性战斗”，反而“苟安于目前的暂时的位置”。从这一点说，作为新女性的子君并不比祥林嫂有多少觉悟，她性格中的奴隶性因素同样很多。

那么在严酷的现实打击下，她们的奴隶性格是否就消除了呢？一点没有。祥林嫂在遭受一系列打击后，精神更加凄苦、沉默、麻木和绝望。对着嘲笑她的人“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在鲁家“整日紧闭了嘴唇……默默地跑街，扫地，洗菜，淘米”，甚而至于在封建的神权给她最后致命一击时，她还要去捐门槛，以为这样就能求得来世安稳的奴隶地位。子君在外遭打击、内心隔膜的情况下，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价值，只是企图以不断重温旧梦来修补已经出现的“隔膜”，这种自卑和麻木心理，正说明她已变得空虚、无聊、沉默、愚昧了。从她给家犬起的“阿随”的名字上，很可以看出她嫁鸡随鸡、夫唱妇随的思想反射来。只此一点就可知道，她对生活已经失去了信心，翅子再也不能扇动了。

从上述比较分析，我们即可对二人的基本性格作一简单考察。祥林嫂有安于佣工生活的愚昧和麻木，有封建礼教毒害所表现出来的“一妇不从二夫”的贞节思想，但是她也曾有过反抗，如逃出家庭、抗拒抢婚等。子君有安于家务奴隶地位所表现出的自满自足、麻木不仁的奴隶性格，有遭受打击后的颓唐、沉沦，但是她也曾有过反抗：“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也曾有过为个性解放而蔑视一切邪恶的勇气。所以，对祥林嫂和子君，不能简单地认定她们的性格全是奴隶性格，只能说她们性格中有很多奴隶性的因素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奴隶性格。鲁迅深为这种奴隶性而痛心，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三 程度不同的反抗意识

在比较分析祥林嫂和子君的生活历程和性格特征时，提到了她们的反抗。笔者认为，她们的反抗程度差异很大。总起来说，祥林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子君则有明确的反抗意识，至少在与旧家决裂的时候如此。因此，祥林嫂的反抗，出于生存本能的因素多，思想自觉的因素少甚至没有；子君则相反。不能简单地将二者一视同仁。

祥林嫂的反抗仅仅是为了换一个好主子和好环境，是追求生存的本能表现，并没有明确的反抗意识，否则她到鲁家是不会有什么“笑影”的。曾有人认为祥林嫂逃出家庭是为了冲破族权、夫权的统治，追求自由，显然太过牵强，她没有那个觉悟。也有人认为，祥林嫂“捐门槛”的行为是一种反抗。但事实上，这正显示了她愚昧的一面，因为她捐门槛的目的是为了“赎罪”，以求来世平安无事，她是虔诚地期盼来世还做一个安稳的奴隶。从她一捐了门槛，便“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可以清楚地得到印证。因此，我们说，鲁迅以对祥林嫂的“反抗”的深刻描写，揭露了封建礼教思想和伦理道德像一把无形的刀子，残酷宰割着祥林嫂的精神和灵魂；更像细腰蜂的毒针，使人处在不死不活的麻痹状态。

子君则有明显不同，她是五四时代的新女性。那是一个新思想的曙光开始照亮和启蒙精神已经起航的时代，也是无数青年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时代。新思潮的光芒，争取人格独立的信念，曾一度激动着年轻子君的心。所以她冲出家庭，与涓生结合，分明是争取个性解放，并向世俗挑战，她不甘再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牺牲品。在“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妇；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9]的情况下，子君蔑视一切，无畏地走出旧家庭，斩断亲情的葛藤，在整个社会的讥讽和人们的冷眼中，和自己所爱的人结合，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但子君却我行我素，绝不后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起初子君个性解放的决心是坚强的，勇气可嘉。只是因为未能坚持当初的人格平等的理念，加之未能意识到经济自主权的重要，故未能真正彻底地从个人小圈子里走出来，最终动摇、颓唐而失败了。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比较分析，造成祥林嫂和子君的悲剧命运及性格的社会、思想、个人因素就很清楚了。这两类女性人物的塑造，是以形象的方式诠释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这一深刻命题的生动案例。由此，很自然地涉及对鲁迅创作这两篇小说的动因的理解和评价问题。

写作《祝福》《伤逝》时的鲁迅，曾痛苦、彷徨、悲观过。自述小说“技术虽比先前好一些”，但是“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10]但他并未颓唐、后退，而是不停地探索。到底怎样才能消除奴隶性，“改良这人生”，^[11]他不知道，单知道要“韧性的战斗”。^[12]这在他的一首诗中表现得很充分：“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13]思想上的矛盾反映在小说中，就使他“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4]鲁迅是十分关心妇女命运和解放的，他看到了她们身上的诸种弱点和造成这种弱点、悲剧的原因，因此形诸文字，希望以此昭示后人觉悟起来，不仅要挣脱旧礼教束缚，还要不断克服自身的奴隶性即国民劣根性。这样，祥林嫂和子君们才能不做奴隶，取得真正独立的人格，“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5]整个中华民族也才有希望。

[1]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12页。

[2]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13页。

[3] 鲁迅：《二心集·对于左联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35页。

[4]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11页。

[5]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11页。

[6] 德·蔡特金：《回忆列宁·笔记摘录》，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1957，第70页。

[7] 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98页。

[8] 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98页。

[9] 鲁迅：《坟·寡妇主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65页。

[10]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56页。

[11]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12页。

[12]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64页。

[13] 鲁迅：《集外集·题彷徨》，《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50页。

[14]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12页。

[15] 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