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林家骊

陈代国祚三十三年，时间短暂，文学成就也稍显平庸，学者们通常把它只看作南朝文学的末尾，一直缺乏专门研究。毛振华同志的《南朝陈代文学研究》以陈代文学为独立研究对象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和分析，揭示出其既有延续齐梁文风，又有摆脱绮靡文风的影响、求新求变的多元化特征，这一发现是很有价值的，是对陈代文学研究的推进。

该论著立足于陈代文学研究的既有成果，把陈代文学作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分上下两编进行系统研究。上编重在探讨与陈代文学密切关联的政治、学术、社会、思想等问题；下编重在探讨陈代文学的创作成就，分析侯景之乱影响下的陈初诗风之变、文风之变、文学群体的文学创作、文体特色等。其中既有综合、整体的研究，如第三章对陈代文学的思想倾向的讨论，就从《玉台新咏》与陈代文学的通俗化、审美化倾向、陈代文学的娱情性特征、新变意识、思想局限，探究这些思想倾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第六章对陈代文学群体、文会与文学创作的讨论，又从文学群体以及文会活动对诗体写作影响的角度，讨论了在群体唱和中得到发展的“赋得”诗对唐宋科举“始专以古句命题”的影响。又有个案的分析与解读，如第七章对陈叔宝文学群体创作的讨论，通过对陈叔宝文学群体的文化生成环境和游宴赋诗活动的系统考察，探究其在宫体乐府诗、赋韵诗等方面的成就。既从社会史的角度讨论历史事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如第五章“侯景之乱与陈初诗风、文风之变”，也有立足于文学本体的关于文学思想与文体形式的讨论。与此同时，作者又把陈代文学纳入文学史视野中来讨论其地位与影响。这种在明确的文学史意识的主导下，从宏阔视野与整体观照出发，既有整体研究又有个案分析，立足本体研究又兼顾外围切入的研究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陈代文学发展的历史。

该论著在研究方法上着意于创新，一是突破以个案作家、体裁分类的传统研究方法，抓住对当时文学发展最具影响的因素：学术群体、侯景之乱、陈代文会活动、南北聘问等，采用专题论述方式，对相关文学现象和作品加以阐释或解读，辩证分析其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和文化价值，从而清晰地探究和揭示陈代文学发展的内在机制、文学特性和历史地位。二是灵活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从文学发展史的视角，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对比分析，将陈代文学放在南朝文学、南北朝隋唐文学发展的全局中系统考察，探究陈代文学对齐梁文学的继承与创新，隋唐以后对陈代文学的历史批判与理性接受，辩证分析陈代文学在诗风、文风上的转变，语言技巧、创作手法的日趋成熟，以及在促进古文运动、南北文风融合等方面的成就与价值，客观总结陈代文学在南北朝隋唐文学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推动和深化对南北朝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和研究。

作者能够准确地选取研究的角度，从实证出发，考论结合，围绕主要事件进行探究，取得了一系列让人比较信服的结论。一是从学术群体视角，对以吴兴沈氏为中心的儒学群体、以智法师为中心的佛学群体、以周弘正为中心的玄学群体的交游、学术活动及学术影响等进行系统考察，认为以吴兴沈氏家族为中心的儒学群体通过聚众讲学、注疏儒家经典、论辩宗法制度、参与制定礼仪之事等方式弘扬儒学；智法师得到陈朝上下的极力结好，他们或顶礼敬事，禀其戒法，或恭请讲说，或书信往还，为传播教义、弘扬佛理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力促进了陈代佛学中兴局面的形成；以周弘正为中心的玄学群体注疏“三玄”并组织了较大规模的玄学聚谈活动，其弟子及再传弟子代代相因，有力地推进了梁陈乃至隋唐玄学的发展。这些学术群体为陈代文学创作打下了三家思想的烙印，深化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描写与艺术构思。二是通过对“后三国”格局下南北聘使的文化与学术活动的系统考察，认为南北聘使在才辩问对、评点诗文、书籍往还、异域风情的传播等方面促进了南北文学的交流、借鉴，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统一，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为南北文学的大融合、大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首次全方位、多角度地对侯景之乱与陈代文学的关系进行深入综合研究，认为侯景之乱打破了“朝野欢娱”、“吟啸谈谑”的社会局面，改变了文士们的情志和文学创作，促使他们关注自我流离的命运，抒写侯景之乱后的凄怆之感、悲壮之情和深沉的乡关之思，一洗侯景之乱前的艳冶绮靡之风，为陈初文坛注入了一股悲凉浑厚之气。作者诗史并读，从而深刻揭示这一历史事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四是通过对陈代文学群体文人雅聚、赋诗唱和的系统考察，认为陈代文会活动极大地活跃了“赋得”诗的创作，陈代“赋得”诗突破了梁代巧构形似之言的创作形式，形成了以赋咏古人诗句、咏史为主的比较固定的诗题形式，艺术技巧和审美特征进一步增强；陈代文会活动使得《折杨柳》、《关山月》、《紫骝马》、《雨雪》等汉横吹曲拟作急剧增多，这些诗作往往按题取义，围绕“杨柳”、“月”、“马”、“雨雪”等意象铺写刻画，形成了意象描绘与家国之思的情感抒发相结合的创作范式，为隋唐以后边塞诗的创作奠定了基本主题和风格。五是在文体特点探究上，通过对陈代诗歌的平仄、粘对、对仗、句式情况的量化分析，认为陈代文会活动为五言诗的创作提供了良好条件，五言八句体式渐趋定型，五言诗之平仄、粘对、对偶等律化特征更趋成熟，基本符合五言律诗的声律标准，有力地推动了齐梁新体诗向唐人近体诗的转化；通过对史传文的散体形式、叙事与写人技巧的系统分析，认为陈代史传文借古朴晓畅的散体形式来记事、明理、达意，其所倡导的散体化写作于陈隋之际已启古文之风，在古文运动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2005年，振华经我的师弟徐正英教授推荐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很优秀。入学后关于博士论文的选题我们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讨论，我一直引导博士生作某一段时期文学的研究，着意于深挖“一口井”，也就掌握了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振华博士论文的选题是“侯景乱后梁陈文学研究”，重在以侯景之乱为南朝文学后期的分界进行探讨。博士论文答辩后，我们对这一选题又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振华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有的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有的学术观点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并被多次引用。振华为人忠厚诚恳，学习勤奋刻苦，曾获得浙江大学层次很高的南都一等奖学金、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优秀成果奖。振华参加工作后，我们交往甚密，时常听到他的好消息。今又请为写序，我很高兴，祝愿振华取得更好的学术成绩。

2016年4月于浙江大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