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陈代文学研究 - 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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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陈代文学生成的文化背景

陈代文学与梁末动荡的社会现实、陈宣帝北伐及士庶地位的变化等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由梁入陈的众多文士构成了陈代文学创作的强大阵容，梁代文学的创作观念、创作风格、创作方法等对陈代文学具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陈代文学在创作内容、创作成就上也显现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特点，这就决定了陈代文学成为独立研究课题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节陈代文学生成的历史文化环境

陈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与陈代历史文化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诸如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都对其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梁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及其影响

梁太清元年（547）二月，梁武帝不顾朝臣反对，接纳侯景入梁，并封其为河南王。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暗中勾结野心篡位的梁武帝之侄萧正德作内应发动叛乱，领兵南下，“寇王城”、“围天阙”。梁朝统治者颇不得人心，梁末以来，“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有梁之季，政刑废缺，条纲弛紊，僭盗荐兴，役赋征徭，尤为烦刻”。侯景军队逼近建康之时，梁朝“户口徒众，不见死战之士；宠遇虽多，宁有报恩之士”，太子萧纲受命募军，数日之内竟然“莫有应募者”。因此，侯景军队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易若转圜，万里靡沸，四方瓦解”。

侯景之乱持续长达四年，不久后又发生了江陵之陷，这些都极大破坏了萧梁政权，成为南朝社会发展的分水岭。陈寅恪先生说：“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上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侯景之乱削弱了南朝的军事实力，严重损害了其经济社会发展。《梁书·侯景传》曰：“景又攻东府城，设百尺楼车，钩城堞尽落，城遂陷。景使其仪同卢晖略率数千人，持长刀夹城门，悉驱城内文武裸身而出，贼交兵杀之，死者二千余人”，“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百姓不敢藏隐，并出从之，旬日之间，众至数万。”在侯景军与援军对峙时，“城中疾疫，死者大半”，致使“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魏书·岛夷萧衍传》曰：“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

侯景之乱使得江左政权“疆土愈蹙”。《隋书·地理志》曰：“逮于陈氏，土宇弥蹙，西亡蜀、汉，北丧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扬之域。”《廿二史札记》卷十二“南朝陈地最小”条曰：“按三国时孙吴之地，初只江东六郡，渐及闽、粤，后取荆州，始有江陵、长沙、武陵、桂阳等地，而夔府以西属蜀也，其江北之地亦只有濡须坞，其余则皆属魏。陈地略与之相似，而荆州旧统内江陵又为后梁所占，是其地又小于孙吴时。”陈朝只剩下江左以南和淮南江北的一些地方了，是南朝疆域面积最小的时期。侯景之乱后，很多衣冠士人辗转逃往江陵，西魏破江陵之后，阖城被虏入关。《周书·文帝纪》曰：“辛亥，进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周书·于谨传》亦曰：“虏其男女十余万人。”

梁末动荡的社会现实使得“溥天之下，斯文尽丧”，对文士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侯景之乱造成“百僚奔散”，“衣冠士族，四出奔散”，萧悫、袁奭、朱才、颜之推等相继入北齐，而徐陵、江旰等则是因出使北方而被拘留不遣的。留守在江南的文士或避难崎岖，流寓他乡，如江总“避难崎岖，累年至会稽郡，憩于龙华寺”，“流寓岭南积岁”，张讥“崎岖避难”，谢岐“流寓东阳”；或归隐乡里，如刘之遴“避难还乡”，陆琼“携母避地于县之西乡”，岑之敬“乃与众辞诀，归乡里”。而江陵之陷使得梁朝文士如王褒、宗懔、殷不害、王克、刘钰、颜之仪、刘臻、沈炯等被掳至长安，造成了南方文士的大迁徙。《周书·王褒传》曰：“褒与王克、刘瑴、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太祖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庾信则因江陵之陷而被拘不遣。

梁末动荡的社会境况使得入陈后的文士每念及此痛心不已。如阴铿《游巴陵空寺诗》：“日宫朝绝磬，月殿夕无扉。网交双树叶，轮断七灯辉。香尽奁犹馥，幡尘画渐微。借问将何见，风气动天衣。”是他入陈后游历破败之迹时的无限悲怆之感。《登武昌岸望诗》：“荒城高仞落，古柳细条疏。烟芜遂若此，当不为能居。”是他入陈后登临武昌江岸时对侯景乱军破坏武昌城的悲凉慨叹。沈炯《长安还至方山怆然自伤诗》虽为南归后所作，“犹疑屯虏骑，尚畏值胡兵。空村余拱木，废邑有颓城”表现了作者心有余悸、恍若隔世之感。贺力牧《乱后别苏州人诗》同样抒写了侯景之乱后诗人的泣血悲走之苦，诗作中“徘徊睇阊阖，怅望极姑苏”，“慨矣嗟荒运，悲哉惜霸图”，“言离已惆怅，念别更踟蹰”等真切描述了作者乱后离别时徘徊、怅茫的无限苦痛。

二陈代的政局与陈宣帝的北伐

柏杨先生《中国人史纲》曰：“陈帝国是南北朝唯一没有出过暴君的政权。”陈霸先内有梁代残遗力量割据，外有北齐的威逼，面对此境，他提出“务在廉平”的主张。文帝陈蒨“起自艰难，知百姓疾苦”，诏令：“维雕镂淫饰，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他整顿吏治，注重农桑，使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国势也比较强盛。《陈书》魏徵论曰：“世祖天姿睿哲，清明在躬，早预经纶，知民疾苦，思择令典，庶几至治。德刑并用，戡济艰虞，群凶授首，强邻震慑。”宣帝陈顼继位后，“亲耕籍田”，“旰食早衣”，鼓励农业生产，曾多次发布诏令“蠲其徭赋”，减免赋税、劝课农桑，社会经济得到了比较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南史》史臣论曰：“陈宣帝器度弘厚，有人君之量。”经过文帝、宣帝两朝的治理，江南经济又呈现出“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的勃勃生机，一时形成了“十余年间，江东狭小，遂称全盛”的局面。陈后主固然昏庸，但从其执政形式、方式来看，他绝不是个暴君，只是一个“荒于酒色，不恤政事”的昏君，他最大的问题是“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使得陈代“政刑日紊，尸素盈朝”，“上下相蒙，众叛亲离”，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

同时，文宣两帝又是具有一定作为和开拓意识的君主。文帝永定三年（559）即位后，命侯瑱、侯安都在建康、芜湖讨伐萧庄、王琳势力，致使支持王琳的北齐“军士溺死者十二三，余皆弃船登岸，为陈军所杀殆尽”，王琳、萧庄兵败后逃往北齐。此后，文帝又先后削平了豫章、临川、东阳、晋安等地方势力，取得了江南各地的社会稳定。宣帝太建元年（569）即位后，励精图治想有一番作为，“受脤兴戎”，“无忘武备”。经过几年的准备，太建五年（573）三月，陈宣帝“分命众军北伐”，开启了旷日持久的太建北伐战争。大将吴明彻兵分两路向北齐展开攻势，先克历阳、秦郡，之后攻占合肥、寿阳等地，太建七年，进攻彭城，军至吕梁，齐援兵彭城“前后至者数万，明彻又大破之”，至此陈军尽复江北、淮泗之地。魏徵论曰：“（陈宣帝）扬旆分麾，风行电扫，辟土千里，奄有淮、泗，战胜攻取之势，近古未之有也。”太建九年十月，会周氏灭齐，陈宣帝即乘机争夺徐、兖之地，诏明彻进军北伐，“明彻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率众拒战，明彻频破之，因退兵守城，不复敢出”。

陈军以无比强劲之势一路北上，所向披靡，捷报频传，举国上下欢娱庆贺。《陈书·宣帝纪》载，太建六年正月壬戌，诏曰：“王者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一物乖方，夕惕犹厉，六合未混，旰食弥忧。朕嗣纂鸿基，思弘经略，上符景宿，下叶人谋，命将兴师，大拯沦溺。灰琯未周，凯捷相继，拓地数千，连城将百。”太建七年闰九月壬辰，吴明彻大破齐军于吕梁，“丁未，舆驾幸乐游苑，采甘露，宴群臣”。太建八年四月甲寅，又诏曰：“元戎凯旋，群师振旅，旌功策赏，宜有飨宴。今月十七日，可幸乐游苑，设丝竹之乐，大会文武。”

陈代的北伐战争使得国内“千金日损，府帑未充，民疲征赋”，面对此境，陈宣帝没有采取“安民保境，寝兵复约，然后广募英奇，顺时而动”的建议，继续强势北伐。太建十年二月甲子，“北讨众军败绩于吕梁，司空吴明彻及将卒已下，并为周军所获”，以致“陈人通国上下摇心”。此后，陈宣帝“分命众军以备周”，实行守势战略，周朝则乘胜反击，太建十一年，在北周的屡屡攻取之下，陈之“南北兖、晋三州、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历阳、沛、北谯、南梁等九州，并自拔还京师。谯、北徐州又陷。自是淮南之地尽没于周矣”。太建十四年正月陈宣帝去世时，陈“众军并缘江防守”，自此之后，陈朝撤军江南，采取守势策略。

陈代北伐失败后，周人把疆界全线推展到了长江北岸，使得陈代的疆界又回复到了开国之初的状态。《陈书·宣帝纪》曰：“（宣帝）享国十余年，志大意逸，吕梁覆军，大丧师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陈代北伐失败后，使得士人们残存的一些自信彻底丧失。陈后主继位后，“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裒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堕废，祸生邻国”，陈代被颓丧之气所笼罩，以致亡国。

三士族地位的急剧衰退与庶族地位的逐步崛起

门阀士族阶层自东汉起历经魏晋不断强化，形成了比较典型的门阀政治，迅速演变成了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庶族几乎没有仕进的机会。然而，自从刘宋之后，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衰落，庶族阶层的权势得到一步步加强。陈寅恪先生说：“梁末之乱，为永嘉南渡后的一大结局。”侯景之乱“推动了南朝奴隶解放运动和南朝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造成了南朝后期统治集团民族成分与士庶阶层数量比重的变化”。

侯景之乱使得江南士族受到重大打击，门阀士族力量急剧衰减。《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纪》曰：“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争尚豪华，粮无半年之储，常资四方委输。自景作乱，道路断绝，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侯景之乱前百姓竞相豪奢，侯景之乱导致建康城百姓的日常之用枯竭，豪门大族饿死沟壑者不可胜数。《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纪》又曰：“时江南连年旱蝗，江、扬尤甚，百姓流亡，相与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叶、菱芡而食之，所在皆尽，死者蔽野。”天灾人祸使得江南门阀士族的命运产生了巨变。侯景之乱前“朝野欢娱，池台钟鼓”，士族“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沉湎于歌舞升平、安逸享乐之中。侯景之乱致使宽松优裕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随之灰飞烟灭，昔日的优游荣耀已成为过眼云烟，国危、世乱、民苦的局面对士族阶层造成了强烈冲击。《颜氏家训·涉务》曰：“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侯景之乱造成了梁末陈初文士命运的巨大变迁。《北齐书·颜之推传》曰：“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这场变故使得南迁的王、谢二姓及江南的朱、张、顾、陆等高门士族的地位急剧下降，在学术和文艺上都不再具有重要地位，南朝200余年的士族政治到此结束。

与此同时，出身低微的地方豪族势力在战争中逐步崛起，成为统御陈代的主体力量。《陈书》卷三十五末史臣曰：“梁末之灾沴，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他们或“率兵入援建邺，因而坐拥大兵”，或“势力强迫，取代其位”。据朱大渭先生统计，梁末陈初，通过侯景之乱进入统治阶层的庶族当权者，少数民族豪绅有十五人，汉族出身的庶族地主有十一人，汉族出身的平民八人，共计三十四人，而高门世族地主出身者仅十二人。到此，士庶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陈寅恪先生认为：“梁陈之交，是南朝政治史上的一个大变化的时代，楚子集团的时期结束了，士族的历史结束了，原来默默无闻的南方蛮族中的土豪洞主，纷纷登上了政治舞台。陈朝便是依恃南方土著的豪族建立的。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的大变动。”庶族们多聚敛文士以附庸风雅，他们以文会友，互相交流、唱和，对于陈代文学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曹道衡先生认为：“这些人物的出现不但标志着学术和文艺逐渐脱离了高门士族独占的局面，而且作家籍贯及作品描写的景色也有所扩大。”

第二节梁代文学对陈代文学的影响

马积高先生认为：“一个王朝开始建立和巩固的一段时间内，其文风多沿袭前朝，这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学发展中带规律性的现象。”梁陈时代相近，在文学主张、创作观念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形成了诸多一致性的一面，显现出陈代文学对梁代文学的积极继承。

一由梁入陈文士是陈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

由梁入陈的众多文士构成了陈代文学创作的强大阵容，为陈代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必要的前提条件。《陈书·儒林传》曰：“高祖创业开基，承前代离乱，衣冠殄尽，寇贼未宁，既日不暇给，弗遑劝课。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今之采缀，盖亦梁之遗儒云。”由梁入陈的文士在梁陈政治文化生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陈书·儒林传》为例，共载有十五人，除沈德威、贺德基外，沈文阿、沈洙、戚衮、郑灼、张崖、陆诩、全缓、张讥、顾越、沈不害、王元规、龚孟舒、陆庆等均载有其仕梁、仕陈的记录。以《陈书·文学传》为例，共载有十七人，其中杜之伟、颜晃、江德藻、庾持、许亨、岑之敬、何之元、徐伯阳、张正见、阴铿等十人皆出仕梁朝，而陆琰（540）、陆瑜（541）、陆玠（539）、陆琛（542）、蔡凝（543）、阮卓（531）、褚玠（529）等则在梁代已是成人或近是成人。因此，从文士的仕历情况来看，《儒林传》、《文学传》中所载文士在梁代时已有比较成熟的创作经验或相对稳定的创作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萧纲、萧绎文学群体的许多成员亦由梁入陈，并成为陈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其可考者有以下几人：

江总，曾出仕梁、陈、隋三代，“历任清显，备位朝列”，在梁时“迁太子洗马，又出为临安令，还为中军宣城王府限内录事参军，转太子中舍人”。后主之世，常伴其左右，谓为狎客，是陈代宫体诗的重要代表人物。

徐陵，普通二年（521）“晋安王为平西将军、宁蛮校尉，父摛为王咨议，王又引陵参宁蛮府军事”，及萧纲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入陈后，颇受重视，“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尝诋诃作者”。

王元规，《陈书·王元规传》曰：“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经》、《论语》、《丧服》。梁中大通元年，诏策《春秋》，举高第，时名儒咸称赏之。起家湘东王国左常侍，转员外散骑侍郎。简文之在东宫，引为宾客，每令讲论，甚见优礼……后主在东宫，引为学士，亲受《礼记》、《左传》、《丧服》等义，赏赐优厚。”

徐伯阳，为梁东宫学士，陈太建初，“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民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之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之士也。游宴赋诗，勒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太建十一年春，“皇太子幸太学，诏新安王于辟雍发《论语》题，仍命伯阳为《辟雍颂》，甚见佳赏”。

周弘正，“晋安王为丹阳尹，引为主簿”，因善玄言而被称誉为“梁末为玄宗之冠”和“一代之国师”，太建五年，“敕侍东宫讲《论语》、《孝经》。太子以弘正朝廷旧臣，德望素重，于是降情屈礼，横经请益，有师资之敬焉”。

张正见，“幼好学，有清才”，13岁得梁东宫太子萧纲赏识，“每自升座说经，正见尝预讲筵，请决疑义，吐纳和顺，进退详雅，四座咸属目焉”。入陈后，创作了大量宫体诗，是陈代宫体诗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阴铿，《陈书·阴铿传》曰：“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释褐梁湘东王法曹参军。”梁亡后入陈。

沈文阿，“少习父业，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兴并通经术，而文阿颇传之。又博采先儒异同，自为义疏。治《三礼》、《三传》。察孝廉，为梁临川王国侍郎，累迁兼国子助教、《五经》博士。梁简文在东宫，引为学士，深相礼遇”。梁亡后入陈。

沈洙，“治《三礼》、《春秋左氏传》。精识强记，《五经》章句，诸子史书，问无不答。解巾梁湘东王国左常侍，转中军宣城王限内参军，板仁威临贺王记室参军，迁尚书祠部郎中”。梁亡后入陈。

沈众，“好学，颇有文词”，“除镇南湘东王记室参军”。梁亡后入陈。

江德藻，“好学，善属文”，“迁安西湘东王府外兵参军”。梁亡后入陈。

周弘直，“解褐梁太学博士，稍迁西中郎湘东王外兵记室参军”。梁亡后入陈。

萧纲、萧绎积极接纳文士，时常与他们宴集赋诗。《梁书·简文帝纪》曰：“（萧纲）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据《梁书·刘缓传》载，萧绎在“西府盛集文学”。以萧纲、萧绎为中心的文学群体唱和赋诗，影响了一代文坛风尚，由梁入陈的徐陵、江总、阴铿、张正见等均是他们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徐陵是梁代宫体诗作的开创者，也是萧纲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徐摛、徐陵父子与庾肩吾、庾信父子“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其早期诗作多为“奉和”、“应令”、“侍宴”、“咏物”之作，如《咏美人》、《咏美人自看画应令》、《咏主人少姬应教》咏及女子头髻饰物、面部妆抹和全身时装，诗作艳丽缠绵，脂粉气十足。江总在梁时“迁太子洗马，又出为临安令，还为中军宣城王府限内录事参军，转太子中舍人”，是萧纲文学群体的重要成员。曹道衡先生认为，侯景之乱前他的诗文可以说受梁中叶以后萧纲、萧绎等人的影响较深，他的创作辞藻华美，着意于学习萧纲、萧绎及“徐庾体”的文风。阴铿是萧绎文学集团的成员，曾“释褐湘东王法曹参军”，诗作“风格流丽”。如《和〈登百花亭怀荆楚〉》是和湘东王萧绎《登江州百花亭怀荆楚》所作，“阳台可忆处，唯有暮将朝”是替萧绎表现思念李桃儿的情思的，“落花轻未下，飞丝断易飘”等句善于构建华美绮艳的外饰之美。张正见在梁时亦曾陪侍在简文帝身边，《陈书·张正见传》曰：“梁简文在东宫，正见年十三，献颂，简文深赞赏之。”

《隋书·经籍志》集部叙曰：“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由梁入陈文士曾一度主导着陈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对陈代文学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梁代“摛艳藻之辞”的文学创作风尚的影响下，他们极力追求形式的华美，以繁富细巧的笔致描写女子的形态神貌乃至生活环境中所使用的器物等。以上诸人如江总、徐陵、王元规、徐伯阳、周弘正等此后又进入了陈叔宝文学群体之中，成为其宫体诗创作的主要成员，一旦有宫体诗生成的文化环境，他们就会乐此不疲地追求绮艳文风。

二梁代文学在创作观念上对陈代文学的影响

隋代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说：“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指出了齐梁文学中片面追求形式华美，忽视思想内容的倾向。《隋书·文学传序》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萧纲被立为太子后，以其为代表的新变派占据了梁代文坛，他大胆提出了立德修身与文学创作相分离的观点，其《诫当阳公大心书》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他强调文学的特点，使得文章与立身割裂，认为生活中应克制的“性情”可以在文章中得到放纵，这种主张使得其文学群体敢于大胆描写情欲和女性之美。萧纲之作“辞藻艳发，博综群言”，其《答渝侯和诗书》推崇华艳诗风，提倡抒写女性姿色，赞叹那三首和诗“性情卓绝，新致英奇”。其《劝医论》“丽辞方吐，逸韵乃生”，《庶子王规墓志铭》“文雅与绮縠相宣，逸气并云霞俱远”，《临安公主集序》“文同积玉，韵比风飞”等要求文章应辞藻华美，韵趣高远。《梁书·敬帝纪》评曰：“太宗聪睿过人，神彩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诗镜总论》亦曰：“简文诗多滞色腻情，读之如半醉憨情，恹恹欲倦。”萧纲最有创作特色的是描写妇女动作和体态的诗，据罗宗强先生统计，萧纲294首诗中描写妇女或男女情怀的诗有112首之多。如《咏内人昼眠》、《戏赠丽人》、《和人爱妾换马》等或表达女性体态之美或表现女子细腻婉致的内心世界，多有轻艳绮靡之风。

湘东王萧绎追同萧纲的新变理论，其《金楼子·立言》曰：“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他注重文学的外在形式之美，表现出追求“绮”、“艳”的独特审美趣味。其诗歌如《和林下作妓应令》、《寒闺》、《代旧姬有怨》、《夕出通波阁下观妓》等皆抒写女子情愁，诗风“婉丽多情”。因此，强调求新、求异，追求华艳绮丽的新变诗风在萧纲、萧绎的文学群体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梁代后期的文学就是按照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理论指导和创作实践中逐步发展成长的。

陈代文学承继梁代文学而来，在创作观念上颇受梁代文学的影响。首先，陈代君主和梁代一样重视、提倡文学，身体力行、积极从事文学创作，这是促进文风兴盛的重要动因。特别是陈叔宝时期，他们聚在一起“或玩新花，时观落叶，既听春鸟，又聆秋雁，未尝不促膝举觞，连情发藻，且代琢磨，间以嘲谑，俱怡耳目，并留情致”。这些赏乐、宴饮、赋诗、观景等活动促使他们感荡情致，抒发情思。《陈书·后主纪》评陈后主曰：“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其次，从文士的创作实践中亦可看出陈代在创作观念上对梁代的继承。如《陈书》评江总曰：“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多有侧篇，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评姚察曰：“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尤好研核古今，諟正文字，精采流赡，虽老不衰”，“所撰寺塔及众僧文章，特为绮密。”评傅縡曰：“为文典丽，性又敏速，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沉思者亦无以加焉，甚为后主所重。”

三梁代文学在创作风格、创作方法上对陈代文学的影响

首先，由梁入陈文士的许多诗文风格与梁代一脉相承。曹道衡、沈玉成先生认为：“陈初诗人如徐陵、阴铿的创作生涯始于梁代，其诗风也和梁代某些诗人相近。如徐陵之作，与萧纲、萧绎同属一派。”徐陵是“徐庾体”的代表人物之一，《北史·庾信传》曰：“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书记。东海徐摛为右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其入陈后创作的《杂曲》词藻华美，描写精工细致，其诗曰：

倾城得意已无俦，洞房连阁未消愁。宫中本造鸳鸯殿，为谁新起凤凰楼？绿黛红颜两相发，千娇百念情无歇。舞衫回袖胜春风，歌扇当窗似秋月。碧玉宫妓自翩妍，绛树新声自可怜。张星旧在天河上，从来张姓本连天。二八年时不忧度，傍边得宠谁应妒。立春历日自当新，正月春幡底须故。流苏锦帐挂香囊，织成罗幌隐灯光。只应私将琥珀枕，暝暝来上珊瑚床。

诗作运用了正面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手法刻画了一位倾国倾城、美艳惊人的女子。“绿黛红颜两相发，千娇百念情无歇”句极言张贵妃千娇妖艳的容貌，“舞衫回袖胜春风，歌扇当窗似秋月。碧玉宫妓自翩妍，绛树新声最可怜”句描写其歌舞升平和淫奢享乐，作者最后通过流苏锦帐、香囊罗幌、琥珀枕、珊瑚床等床饰的描绘进一步点出了其新艳淫奢之致。诗作在语言的绮丽、新艳上与萧纲《倡妇怨情十二韵》的风格相同，显现出对梁代诗风的积极继承。

又如江总，在梁时迁太子洗马，又出为临安令，还为中军宣城王府限内录事参军，转太子中舍人，是萧纲文学群体的重要成员。据《陈书》本传，年少有名，甚得梁武帝及“高才硕学”之士王筠、刘之遴等“雅相推重”。曾预同梁武帝《述怀诗》，“帝深降嗟赏”。其诗文如《答王筠早朝守建阳门开诗》、《辞行李赋》曾着意于学习萧纲、萧绎及“徐庾体”的文风。入陈后“崇长淫纵”，通过艳丽辞藻的描摹来满足其文学群体游宴欢娱之需，诗作“丽藻时闻，语多新颖”，这些诗作所呈现出的纤靡艳冶、细事婉娈的创作旨趣、审美趋向与梁代文风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诗镜总论》曰：“江总自梁入陈，其诗犹有梁人余气。至陈之末，纤靡极矣。”纤靡是指诗风的纤巧柔弱，主要体现在诗句用词和情感的抒发上。如江总《梅花落》其一极力形容美女的盛装巧饰，“妖姬坠马髻，未插江南珰。转袖花纷落，春衣共有芳”句描绘了一位转袖摇动、春风拂衣、娇羞柔媚、妖艳动人的女子的动态之美。《长相思》“红罗斗帐里，绿绮清弦绝”，“暗开脂粉弄花枝，红楼千愁色，玉箸两行垂”句描绘出了相思时“愁思三秋结”，“望望何由知”的苦闷情态，“声调流畅圆美，情韵委婉缠绵，然而词语失之轻艳”。此外《长安道》“日暮延平客，风花拂舞衣”，《病妇行》“羞开翡翠帷，懒对蒲萄酒”，《七夕》“此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东飞伯劳歌》“年时二八新红脸，宜笑宜歌羞更敛”，《姬人怨》“寒灯作花羞夜短，霜雁多情恒结伴”等充斥着“风花”、“红妆”、“香气”、“脂粉”等香艳气息的字词和“羞”、“懒”、“转”、“拂”等纤细的情态描摹，使得诗作越发细密精巧、绮靡纤弱。

再如阴铿，曾释褐湘东王法曹参军，与宫体诗代表人物萧绎关系颇为密切，是其文学群体中的重要成员。明胡应麟《诗薮》曰：“阴惟解作丽语，当时以并仲言，后世以方太白，亦太过。”胡应麟所谓的阴铿“作丽语”指的是阴铿诗作用语的华艳而言，这显然受萧绎等人宫体诗风的影响。阴铿入陈后所作《侯司空宅咏妓》、《和侯司空登楼望乡》、《新成安乐宫》等也多绮语。如《新成安乐宫》曰：

新宫实壮哉！云里望楼台。迢递翔鹍仰，连翩贺燕来。重檐寒雾宿，丹井夏莲开。砌石披新锦，梁花画早梅。欲知安乐盛，歌管杂尘埃。

诗作前八句写安乐宫的雄伟壮丽，详尽描绘了安乐宫雕刻装饰之美，以及宫中的歌舞之盛，辞采富丽，语言流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此诗曰“鲜丽”。

其次，在创作方式上，陈代文学延续梁代传统，喜好游宴赋诗、集体唱和。据《陈书·世祖纪》，天嘉元年秋七月诏曰：“新安太守陆山才有启，荐梁前征西从事中郎萧策，梁前尚书中兵郎王暹，并世胄清华，羽仪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称，并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只要“文史足用”便可“擢以不次”，于是文士们纷纷投靠于陈代帝王或权贵门下，形成了以文帝、宣帝、陈叔宝以及侯安都、陈伯固、孙玚等显贵为中心的文学群体。

《北史·庾信传》曰：“时陈氏与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惜而不遣。”永定二年（558）十二月，陈武帝下诏曰：“梁时旧仕，乱离播越，始还朝廷，多未铨序。”于是随材擢用者五十余人。这两批文士很快就融入到了以帝王权贵为中心的文会活动之中。宣帝北伐成功后“大会文武”，侯安都等权贵数招聚文武之士游宴赋诗，后主举行的文会更是不胜枚举，他们聚合文士以附庸风雅，唱和盛况空前。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曰：“陈代开国之初，承梁季之乱，文学渐衰。然世祖以来，渐崇文学。后主在东宫，汲引文士，如恐不及。及践帝位，尤尚文章，故后妃宗室，莫不竞为文词。又开国功臣如侯安都、孙玚、徐敬成，均接纳文士。而李爽之流，以文会友，极一时之选。故文学复昌，迄于亡国。”

《陈书·文学·徐伯阳传》：“太建初，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民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之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之士也。游宴赋诗，勒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周弘让《与徐陵书荐方圆》：“但愿沐浴尧风，遨游舜日，安服饱食，以送于余齿。”以遨游娱兴作为自己的生活追求。虽然他们游宴赋诗的文集今已不存，但文会之盛为文学的发展和创作风格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陈代文章深受齐梁骈俪化文风影响。在“文笔说”和“永明声律论”的影响下，齐梁时期的文章开始分辨清浊四声，向雕琢字句的方向发展。陈代文章受此风尚影响，各种散文、论说文、章表、书牍等在整体风貌上更趋骈俪，而呈现出异常华丽典雅的风格。孙德谦《六朝丽指》曰：“凡君上诰敕、人臣奏章，以及军国檄移，与友朋往还书疏，无不袭用斯体……亦一时风尚，有以致此。”陈代骈文之风还影响到了历史和哲学著作，如傅縡《明道论》、何之元《梁典总论》等均用骈体，这些骈文辞丽韵谐，遣词以纤巧为尚，俨然是因袭齐梁之遗风。到梁陈之际的徐陵，其骈文创作达到了“此种文体的极高境界”，“成为骈体文上难以企及的千古宗师”。他如沈炯、陈叔宝、江总等文章皆属对工巧、韵律和谐。

第三节陈代文学在发展变化中的新特征

陈代文学既有自身所取得的独特成就，亦有不足之处，既有对梁代文学的继承，同时亦在创作成就、艺术技巧上显现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特征。

一在创作成就上的新特征

首先，陈初以悲为主的创作风尚改变了梁代绮靡的文风。陈初士人还笼罩在侯景之乱和江陵之陷的强烈冲击中，这场变乱使得梁朝以建康和江陵为中心的士人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使得“朝野欢娱”，“吟啸谈谑，讽咏辞赋”的文士们关注社会现实，他们“痛哉悯梁祚”，以痛楚而沉郁的笔调抒写了梁末陈初的悲郁气氛与时代精神，抒写侯景之乱后的凄怆之感、悲壮之情和深沉的乡关之思，表达了以悲为主的文学追求，一洗侯景乱前的艳冶绮靡之风，为南朝文学加入了一股悲凉浑厚之气。侯景之乱后，徐陵、沈炯的政治性文书虽为代言，但在接撰言辞时却能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在情感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它不仅一改绮靡之风，而且气魄恢宏，充满阳刚之气，起到鼓舞士气、壮大军威的效用，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鼓舞性。这些文书内容丰沛、缉裁巧密，体现了文士们求新、求变的鲜明艺术追求。钱志熙先生认为：“陈代前期之诗家，多为由齐入梁之秀士，其受君主王侯之礼接虽不如梁代，但同时统治者对诗歌创作风气的干预也大为减少，所以此期诗家，于艺术之追求更趋内在。其中的一些诗家，也表现出在野派独立自主的创作性格来，统治者与群体对诗歌的规范力，实为削弱。”

其次，陈代文会活动促使“赋得”诗、边塞乐府诗创作取得新成就。在他们的群体唱和下，“赋得”诗以赋咏古人诗句、以咏史为主，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赋得”体的诗题形式，这些诗作工于写景、情景交融，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对唐宋科举“始专以古句命题”的试帖诗具有重要影响。边塞乐府诗创作主要集中在《折杨柳》、《关山月》、《紫骝马》、《雨雪》等汉横吹曲上，这些诗作往往按题取义，围绕“杨柳”、“月”、“马”、“雨雪”等意象铺写刻画，形成了物象描绘与家国之思的情感抒发相结合的创作范式，为隋唐以后边塞诗的创作奠定了基本主题和风格。

再次，陈叔宝文学群体的文学创作提升了“群相切磋”的诗艺技巧。陈叔宝为太子和继皇位后，宾礼诸公，昵近群小，以他为中心形成了庞大的文学群体。陈叔宝文学群体更为注重群体性游宴活动，他所倡导的集体赋韵诗使得其文学群体在“群相切磋”的诗歌创作中提高了艺术技巧，客观上促使他们在注重修辞和讲究形式上下功夫，满足了其文化和娱乐需求。其文学群体多采取模拟乐府古题的创作方式，把南朝乐府的曲调与宫体诗创作相结合，对宫体诗实施了进一步的新变，在美感形式、表现技巧等方面汲取了“齐梁体”以来的声律和艺术成果，诗体更加精练，语言更为平易明快，描摹越发细密精巧。其文学群体的文风受宫体诗风的影响而呈现出浮华侧艳之风和细腻婉约之致，受其诗歌创作的集体性、欢娱性的影响，其文风亦展现出滑稽娱情等特征。

最后，“后三国”格局促进南北文化的交融。陈代立国后所形成的陈、齐、周“后三国”格局使得相互间的聘问往来更加频繁，南北聘问成了沟通彼此的重要渠道，文化成了他们斗争的有力武器，成为得到对方礼遇和尊重的重要媒介。南北聘问在才辩问对、评点诗文、书籍往还、异域风情的传播等方面有力地促进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此同时，南方清绮之文逐渐为北人所崇尚，而北方贞刚之气也渐为南方士人所接受，他们为南北文学的大融合、大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在艺术技巧上的新特征

可以肯定的是，陈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同时在艺术技巧上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陈代文学中的战乱诗、边塞诗、山水诗等思想充沛、意境优美，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冲破了宫体诗的樊篱，把诗歌引向了宫廷之外。特别是陈代的政治性文书虽轨模齐梁文风，存在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形式而轻内容的现象，但其抒发的羁旅愁思、家国之悲改变了齐梁绮靡的文风，同时其骈赋技巧的日臻成熟也值得充分肯定。以上所举这些诗文都具有一定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从理论与创作实践等方面对齐梁文风进行了反拨，在创作成就、艺术技巧上具有新特征。

其次，陈代文学群体的文会活动为五、七言诗创作提供了良好条件。在五言八句体式上呈现出共性特征，五言诗之平仄、粘对、对偶等律化特征更趋成熟，基本符合五言律诗的声律标准。五、七言诗上承永明声律论和齐梁以来诗歌声律的追求而显现出更为精工的格律特征，推动了齐梁新体诗向唐人近代诗的转化。

再次，陈代史传文文字简洁，散体单行，文风质实，具有很强的叙事与写人能力，这与当时流行的骈丽化文风迥异。他们所倡导的散体化写作于陈隋之际已启古文之风，为这一时期的文坛注入了较多新鲜气息，在古文运动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最后，徐陵、沈炯、陈叔宝、江总等的文章骈对精工，四六句增多，创作出了对偶精工、用事繁富、音律谐美、词藻华丽的骈文典范，同时也显现出他们在写景、抒情、议论方面的表达能力。

总之，陈代文学在新的文体、新的表现方式等方面体现出了一些新特征和新主张，虽然这些文学创作和主张的力量并不强大，但它对陈代文学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使得波澜不惊的陈代文学显现出了相应的生机和活力，对陈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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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3922。
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166。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2581。
钱志熙著：《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