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与诗学译丛》编者前言

自从20世纪初西方出现“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已成为哲学、诗学、美学以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前沿问题，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从语言学、语言哲学角度研究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诗学”亦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中的重要领域。尽管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转向，但并没有使“语言学转向”成为历史的遗音，相反，这各种各样的转向都可以从语言学转向找到根据，并使语言学转向在更为深广、更为基础的层面上继续发挥作用。人们对语言问题之所以会有如此持久的热情和兴趣，不仅在于20世纪初西方哲学领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这一重要的思想事件，而且亦由语言本身的性质和地位所致。我们知道，语言既是我们生存的空气又是我们存在的方式，既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又是最基本的文化载体，既是构成文学的最基本元素，又是文学最直接的存在方式，语言无论什么时候都理应是文学、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雅各布森在《语言学与诗学》中曾经说：“一个对语言的诗性功能充耳不闻的语言学家，和一个对语言学问题漠不关心、对语言学方法所知甚少的文学研究者都同样是不能容忍的不合时宜之人”。雅各布森的这一陈述虽然是在50年前做出的，但时至今日，仍对我们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们知道，西方文学理论学界，自从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把语言学与诗学研究相结合以来，历经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和后结构主义，以至今天盛行于英美和欧陆各国的文体学、叙事学研究，把语言与文学，语言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结合起来的努力一直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1980年，“国际诗学与语言学协会”（简称PALA）在英国成立，其宗旨就是要推动语言学与诗学的交叉研究。这个学会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学术活动，每年举办一次年会，并拥有一份国际性的专业刊物《语言与文学》（Language and Literature）。除《语言与文学》这一会刊外，1972年，由伊顿·特雷弗（Trevor Eaton）创办的《文学语义学》（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也旨在推进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交叉研究和探索。而近些年来在西方欧美学界兴起的语言与文学、文化之间“界面”研究（Interface Studies），也是运行在这一理路上的。

与国际上语言学与诗学研究的繁荣局面相比，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译介则显得冷清得多。虽然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刘勰《文心雕龙》），“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孙复《答张洞书》），都认为“语言”是诗文得以“成”“立”的根据，都认识到语言与文学、文化甚至文明的关系；虽然中国学界也有不少学者从事文学语言学或语言学诗学方面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有分量的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学术队伍来说，相比于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和语言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来说，我们在这一领域投入的力量还显然不足。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些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方面的文论选，并且陆续有一些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方面的译作问世，对推动当时的中国文学理论界对语言学诗学的关注，以及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的革新无疑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对于这个在西方文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并且今天仍在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学研究领域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正是鉴于国内学术界在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和译介方面的这一状况，我们主持编选“语言学与诗学译丛”，以使这一未竟的事业得以持续、深化和发展。

本译丛从翻译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方面的经典理论家的经典作品开始，再逐步向涵盖更广的、当今时代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领域的优秀作品延伸。所遴选的篇目涵盖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文学阐释学这几个与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中的经典或优秀之作。通过这套译丛，希望能对国内学界“尚未完成”的语言学转向，尚未充分展开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有所推进或助益，并能对更深入地理解当今的一些文学、文化研究现象提供可能的语言学路径。

我们知道，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在西方学界又出现了“文化转向”、“空间转向”等等多种转向，但这些转向并非意味着“语言学转向”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已经失去当下意义。文化转向、空间转向都是与语言观念的诗化、审美化转向相联系的，它实际上也可看作语言学转向的深化、扩展和延续。西方传统的哲学语言观强调语言的逻辑和语法本质，如果从逻辑的角度看语言，文学与非文学，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就势必成为不同的东西。但随着语言观的诗化、审美化的转向，人们逐渐抛却了往日的对于语法和逻辑的虚妄信念，不再从逻辑和语法，而是从诗、文学、艺术或修辞解释语言的本质。如果一切语言都具有修辞本性，都是诗，是文学，文学将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将与所有用语言写成的文化文本交织汇融在一起。文学既然失去了明确的边界，文学研究自然也疆界难守，并从而拓展成了一种宽泛的文化研究。这便是“文化转向”得以发生的内在语言逻辑。同时，在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对于语言的逻辑和语法本质的强调又是与一种线性时间观相联系的，反对语言的逻辑和语法本质，势必又导致对于线性时间观的批判和质疑，从时间化向空间化的转向也就顺理成章了。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空间研究等都不是对语言研究的摈弃，而是一种“内化”或“转化”而已。这也使得，当人们从语言学角度切入这些研究领域时，便会更有效地切中问题的内在机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套“语言学与诗学译丛”中的“语言学”不是在严格的学科意义上使用的，它既包括“语言学”，也包括“语言哲学”。“语言学与诗学”研究也因此是“语言学、语言哲学与文学理论”的交叉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显然不是一个封闭的王国，也不是形式主义研究的代名词，相反，它是一种开放的、具有极强辐射力和增生力的研究领域，语言与哪些现象有关系，“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就与哪些现象有关系。如语言与心理、语言与存在、语言与符号、语言与修辞、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决定了语言学与诗学研究关涉这些领域。同时，对于语言学与诗学研究来说，西方学者一方面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或对文学语言进行专门研究，从而生成一种“原生性”的“语言学诗学”理论，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另一方面也对这些“原生性”的语言学诗学进行“继发性”研究，从而形成一种“继发性”的“语言学诗学”，如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等。无论是“原生性”还是“继发性”的语言学与诗学研究，都可能由于他们所依据的语言学、语言哲学基础或选取的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研究谱系，如语言形式诗学、语言文化诗学、语言存在论诗学、言语行为诗学研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我们清楚地看出语言学与诗学研究的增生性、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也决定了我们这一“语言学与诗学译丛”不是完成式的，而是开放性的。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译丛的筹划离不开南京大学周宪教授的关心、鼓励和支持。从译丛的最初提议，到篇目的最后选定，再到出版社的联系，周老师都给予了大量的无私帮助，译丛出版之际，特别向周老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译丛的编选还得到编者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访学时的合作导师迈克·图兰（Michael Toolan）教授的帮助和指导，在这里也向图兰教授表示衷心感谢！与编者一起访学的学友，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赵明珠博士，也为译丛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也一并表示感谢！同时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也感谢各位译者积极参与译丛的翻译工作，没有他们辛苦的劳动，该译丛的面世也是不可想象的。

赵奎英
2015年4月17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