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散点透视：当代随笔杂文大家与鲁迅传统
——以巴金、孙犁、邵燕祥等为中心
第一节 被规训的“鲁迅杂文”
散文（包括数量更多、影响深广的杂文）是鲁迅思想最直接、最集中的艺术存在方式。鲁迅散文、杂文的思想与艺术，无疑是鲁迅文学中最能泽被后世的传统。这一传统曾不断地在中国受到假吹捧而实封杀，又不断地在特定时空下成为话题，或附着于某些个体上而“显灵”——如《药》中的那只乌鸦一样。
延安时期开始，鲁迅杂文的存在意义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相同的话题共和国初年又一次出现，如何继承鲁迅杂文传统，怎样写杂文，写什么样的杂文，成为1949年以后散文界最先出现的讨论，此后知识分子不断讨论杂文的生存，是真正感到了“小品文的危机”。1950年4月4日，前国统区记者、杂文家黄裳在《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复兴》一文，认为新中国杂文可以用“含着浓烈的热情的讥讽”来区别于那种对敌人无情打击式杂文，提出具有积极性和建设性的论点来纠正工作错失，改变工作现状。“报刊上不仅提倡过杂文，讨论过杂文，也发表过精彩的杂文，虽然不算多，但在沉寂中更显得难能可贵，应该给予足够的评价，指出它在当代杂文史上应有的地位。”
他认为“杂文是和时代结合的最密切的武器，那么，跟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型式自然得变。过去的说话绕弯子，是不得已的事。不过杂文的最重要成功，还不是隐晦曲折，而是在它的锋锐，能一笔下去可以刺着时弊的要点”。黄裳维护杂文的“讽刺”特质，但已经兼容延安时期所反复强调的对同一战线上战友的批评这类杂文。可是，即便收敛了杂文的锋芒，所谓热情的批评、同一阵线的战友等限定，终未能获得支持。包括曾与鲁迅关系亲密的冯雪峰，也以《谈谈杂文》一文，将“杂文”性质进行了新划定：我们今天还是需要杂文的，问题是需要什么样的杂文呢？如果“只把鲁迅的杂文或者鲁迅式的杂文，才看成杂文”，那是“一种偏见和一种狭隘的心情”。忠厚而诚笃的冯雪峰认为，鲁迅笔法的“曲折”“隐晦”“反语”，那些“弯弯曲曲、隐隐晦晦的杂文，是的确应该过去了，因为那样的时代是已经过去了”。这显然不是为了纠正人们对鲁迅杂文的狭隘认识，而是质疑新时代里鲁迅式杂文有无存在的必要，“我们今天仍旧需要杂文，就是必须适合于今天人民所需要的那种形式、内容和精神的杂文，如毛主席所说”，“新的杂文，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却完全不需要隐晦曲折了。也不许讽刺的乱用，自然并非一般地废除讽刺”。这与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所说的“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因而要抱着“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热情态度去批评去创作，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随后，孔罗荪《关于杂文》、夏衍《谈小品文》等文章，无非既强调鲜明的政治立场，又结合各自创作经验而得出某些文体认识，如提出新中国杂文要有新的语言，要清除过去杂文中“‘伊索寓言式’的奴隶的语言”，强调作家的幽默与讽刺能力，将杂文作为武器，“对我们自己队伍里的这种政治上的麻痹和冷淡，展开剧烈的斗争”等等，多半是似是而非的自说自话。共和国初年一下子展开的关于“杂文复兴”的讨论，意味深长，想发表独立的思想与见解的，仍然向往着鲁迅风杂文威力的知识分子终于坐实了鲁迅式杂文在新社会不合时宜的事实。
黄裳来自国统区，他的发问之文，显得“幼稚”而不合时宜。冯雪峰的立场和态度，却是代表着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对于“时代、社会与鲁迅杂文”这一重要命题的认识。几乎在与上述讨论同时，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茅盾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很快引起来自国统区作家的严重不满，胡风与他的老朋友们虽然敏感，但面对新鲜而又陌生的新政权与新事物，大都沉醉在胜利的辉煌、解放的幸福、革命的伟大等抽象的情绪里，对自己日后可能的遭遇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考虑。吴中杰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中也提到，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用唯物史观来改造自己的社会观、学术观和文艺观的热情是非常高尚的。为了学习苏联的经验和苏联出版的马列主义书籍，许多老学者和青年人一起学习俄语，其认真程度，可爱情景，有如光绪年间那些老新党们硬着舌头学英语。努力转换思维和笔调的，还有冰心、巴金、老舍、曹禺等。这种情形下，人们心中的鲁迅杂文确乎成为过时的经典了。
小品文的生机再次出现的时候，已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诸多报刊纷纷开辟“小品文”栏目，使批评性杂文数量从谷底升至峰顶，挟雷带电，颇见尖锐与激情。茅盾、巴金、吴祖光、叶圣陶、唐弢、马铁丁、舒芜、邓拓、徐懋庸、邵燕祥等作家，有的是三四十年代杂文高手，有的一向带着率直的自由主义思想气息，在一度宽松的政治气氛和相对自由的思想空气里重新活动筋骨、伸展手脚。在这样的政治时刻，那些带着锐利的思想与艺术的笔墨的散文杂文家，多半是把鲁迅当成自己的“导师”的人。如唐弢，他不满于学术的因袭与懒惰，发出“我们现在也需要有一把火，它的名称是：独立思考”。如著名杂文家徐懋庸，以《小品文的新危机》《不要怕民主》等文章，肯定“小品文在今天的社会里还有存在理由”，为杂文辩护。而此阶段，出现了最有鲁迅风气质的杂文家，他是“景仰的作家是鲁迅和罗曼·罗兰”“的确存在着克利斯朵夫式的人生态度”的黄秋耘。在黄秋耘看来，批评、指责和限制、束缚作家创作的情况固然普遍存在，但更可怕的是作家们的精神状态出现了危机，他一连发表了《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犬儒的刺》《刺在哪里》等堪称1956年、1957年间最有思想锋芒和语言锋芒的杂文，直言“仅仅满足于表面的歌颂和空虚的赞美”“虚假的美，装腔作势的美”的艺术品，犬儒式随波逐流的文人作家，“锈损了灵魂”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只能叫人恶心！”。在那个短暂的“春天”里，没有哪位杂文家，像黄秋耘那样，不写无关痛痒的文字，不发不咸不淡的牢骚，不为浅薄的乐观主义所迷惑，下笔就奔涌出鲁迅的执拗、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30年代左翼杂文家的真诚与勇猛，其底色却又分明透露出超越阶级的人道主义特色：作为一个有着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在现实生活面前，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的。
黄秋耘的杂文足以留在当代杂文史上。其他，也无非是议论式随笔，多摆事实、讲圆道理、谈谈知之美与趣，即使有批评，往往也只是涉及日常生活中体制内的各种缺点问题，如官员与大众之间的等级鲜明、徒有形式的学习讨论会、公费赴上海养病的干部，以及一些“愈是不关心别人的人，愈是关心自己”的现象等等“新式杂文”。随笔杂文数量一度井喷，随后右派数量也达到同样的峰值。杂文家后来的命运，证明了杂文随笔既是“百家争鸣”的急先锋，也是“万马齐喑”的晴雨表。1958年1月26日，《文艺报》将丁玲、王实味等人40年代延安时期的杂文重新整理配发“编者按”，共和国杂文随笔的第一次小阳春就此结束。
杂文在起起伏伏中，短暂地复兴，又陷入长期沉寂。与此同时，鲁迅的形象反被拔离人间，高高悬在众人头上，成为“神”。巴金后来写道：“我还记得在乌云盖天的日子，在人兽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鲁迅先生奉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现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在香火烧得很旺、咒语念得很响的时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动权威’，做了先生的‘死敌’，连纪念先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而1949年以后便不写新诗与杂文的聂绀弩被打倒，他转而顺应时势，偷偷写起了旧体诗。邵燕祥因政治讽刺诗而被打成右派。王小波那时还是一个迷恋逻辑思维的孩子。
在这样的文学史面前，重新探讨鲁迅思想与文学传统对当代为数不多的，成就卓著、独具一格的散文家的影响，多少是冒险的。当然，此一论题可以扩展为一个更大的名单，如巴金、孙犁、邵燕祥、张承志、残雪等，甚至包括把杂文写入“散宜生诗”、以阿Q之气为精神依靠的聂绀弩，都可纳入研究视野。由于所经历的时代不同、个人秉性不同，代际有别，这里只能做散点透视，探讨的作家或与鲁迅是同时代人，鲁迅留在他们的文学记忆中难以淡去；或者，从历史的荒谬情境中走来，发现杂文才是自由言语的最直接的工具，而鲁迅给予他们以创作的源泉和写作的参照。当然，能够自成一家风格的，往往不是表面的亦步亦趋，鲁迅本身无法复制。他们只是一个个有意味的个案，观其神，辨其形，探其源，择其意，便可发现鲁迅在场或不在场、显或隐、明或暗、直接或曲折的呈现，找寻到鲁迅因子在文学创作中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文体的角度，发现当代思想文化与文学的变迁之径，发现作家们如何经由鲁迅文学传统而抵达新的路口，且带着自己的负重重新出发。在此，鲁迅并非“标准和尺度”，论文的意图也不在于进行“鲁迅与某某作家”的比较研究，而是将散点纳入透视镜中，检视鲁迅在当代文学中的真正意义以及师承鲁迅者的创造性转化。
第二节 巴金：抉心自食与伤逝
在巴金（1904—2005）的研究中，鲁迅之于他的影响很少被高估，并不总是被看作带来巴金文学成就的最重要的部分。人们讨论巴金思想，更多地探讨他与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关系、与俄罗斯革命党人的关系，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进入晚年，以《随想录》《再思录》而取得其思想意义与文学地位的巴金，鲁迅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不能绕过去的。巴金是鲁迅的同时代人，早年的小说主题与鲁迅个人文学或思想关系不大。直到1934年后，他与鲁迅才有直接接触。《悼念茅盾同志》中说：“我还记得三十年代中在上海文学社安排的几次会晤，有时鲁迅先生和茅盾同志都在座，在没有人打扰的旅社房间里，听他们谈文学界的现状和我们前进的道路，我只是注意地听着，今天我还想念这种难得的学习机会。”鲁迅去世后巴金所写的回忆文章数量不少，既包括巴金与吴朗西共同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后，向鲁迅寻求支持，得到鲁迅先生大力支持与关怀等事实，也写到了鲁迅晚年著译全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包办出版的回忆；鲁迅日记和文章里也谈及巴金。因此，1980年代后，“鲁迅与巴金”这一主题不断出现在学界。
下文所引巴金晚年所写的《怀念鲁迅先生》，是一篇寓意深微的文字，仅从题目来看，人们会将它归入忆旧文章。然而，正像当年巴金在巴黎卢梭像前的自我反思一样，这篇冠着“怀念”之题的文章却暗含怀疑、讽刺、愤怒、深沉等多种情感。回忆当年与鲁迅交往的故实，巴金并非下笔就“怀着崇敬的心情”，与其他怀念鲁迅之文很不相同，巴金竟是从自己对鲁迅的陌生和疏离写起，他被迫接受劳动改造，而鲁迅则是他劳动的园地里抬头即见的“塑像”，作为“神”被高高祭起。这个鲁迅，当然不是他当年认识的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在这样的情形下，被高高祭起的“神”与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正是那个颠倒世界的真实写照：
在作协分会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经常在园子里劳动，拔野草，通阴沟。一个窄小的“煤气间”充当我们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挤在一起写“交代”。我有时写不出什么，就放下笔空想。我没有权利拜神，可是我会想到我所接触过的鲁迅先生。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别。我同七、八千群众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苍茫中我看见覆盖着“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里。在“牛棚”的一个角落，我又看见了他，他并没有改变，还是那样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
只有在“空想”中，鲁迅才来到这个牛棚的“角落”，成为“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是导师，也是朋友。先生升得很“高”时，“我”被贬至尘土，高低上下，看似反差极大，然而无论是谁，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被派作了木偶和工具的角色，如此，“先生”与“我”被打压与被掌控的命运有什么不一样呢？无论是什么“神”，都不应拜。拜神者，正出自被鲁迅先生无数次批判的奴才心理。奴性起于何方？巴金说，“我”唯有忆起鲁迅当年的嘱咐，“忘掉我”。然而此前几十年“我”真的忘掉了鲁迅，忘掉鲁迅意味着丢失了自己。巴金简朴的文字里含着深奥，将可能有的回忆中的抒情全部节制了，暗示与象征，赋予文章沉甸甸的思想含量。
经由曲折深幽的内在逻辑，巴金才能重新将鲁迅与自己一生思想上与精神上的导师相提并论，与鲁迅并置于前的，有“勇士丹柯”，有卢梭，在这几位精神导师的引领下，“我听见火热的语言：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一篇不长的回忆文字，富于思想力与穿透力，无情地解剖个人奴性心理的政治成因与文化成因。
鲁迅之于巴金的意义，或正在于此。1978年12月至1986年8月，八年间凡一百五十篇的《随想录》文章中反复出现的一些主题，是学界不断地将巴金的晚年思想与鲁迅思想相联系的原因，或称之为鲁迅之后的现代散文又一座高峰，或称为思想意义远远超过文学价值的作品，或用鲁迅的“思想界的战士”来指称晚年的巴金：“如果说，鲁迅的杂文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文学界一位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言说，那么，巴金晚年散文则是我国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时期文学界一位杰出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言说了。”
“精神界战士”的意义，体现在巴金提倡的“说真话”，这发挥了鲁迅对“瞒与骗”文化的反抗精神。“瞒与骗”文化养成了中国人的奴才性。作为“文革”后最执拗的、最具有韧性精神的作家，无论回顾过去还是针砭当下，巴金用笔如椽，体现出对民族毒瘤坏疽决不姑息妥协的强大精神。他把“十年文革”比作但丁《神曲》中的“地狱”“活墓葬”；他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以存放这人间地狱的重重惨状；他借鉴鲁迅那寥寥几笔而神情毕现的文学笔法，用高度概括的形象化语言来揭示非人世界的荒谬与可怖，“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的兽性。巴金笔下是乌托邦的愿景与愚昧封建的图像的交织重叠，“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把‘知识’当作罪恶尾巴”；鲁迅杂文中具有高度概括力的“变戏法”意象，更具体地变成了个人崇拜与狂热迷信的“催眠术”“魔法”“迷魂汤”，他甚至用上了“烧香念咒”等词来形容阴魂不散之鬼，把被剥夺了自由思想、自动放弃自由思想的人，概括成了极具形象性的“奴”“木偶”和“机器人”。
巴金对“文革博物馆”的疾呼，直指这个民族的“健忘”痼疾，而“健忘”是鲁迅杂文曾反复批判的国民性特征。巴金反复说“牢牢记住”：“正因为我又记起先生，我才有勇气活下去。正因为我过去忘记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的种种的不幸。我会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当年巴金写信给三联书店主编范用说：“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可见说真话之不易，而他无法在一场刚刚过去的民族的黑色浩劫前选择遗忘。巴金的写作目的，既是“为了认清自己”、“不得不解剖自己”、重新“铸造自己”，也是为十年惨痛“做总结”，他的“随想”与“再思”在思想与语言的意义上，引领了80年代散文“说真话”的潮流。从思想的层面上，巴金悲悼怀人与历史反思、个人忏悔融合为一，在世纪末交上了一份极有思想分量的知识分子反思录。从语言的层面上，无论病痛、焦灼、失眠、死亡还是黑夜的恐惧，或忆友人“黄金般的心”，都以最质朴直白的“真话”贯穿始终，根本否定了前几十年“说着他人的话”的奴性文字。巴金晚年充满焦虑，原因在于“终于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就是“在荆棘丛中开出了一条小路。我已经看到了面前的那座大楼，‘文革博物馆’”，而构建这座大楼的砖、瓦和基石，就是他的一支笔，“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用笔墨所建立起的“文革博物馆”，正是一种不仅赋予散文意义而且是真正的磨砺意志的行动。
晚年巴金杂文有浓厚的忏悔，忏悔既得自卢梭，也可以与鲁迅式的抉心自食的执着与痛楚相提并论。鲁迅在《野草》中的“抉心自食”，是思想中那些明明暗暗的光影下的投射，而巴金的《随想录》《再思录》是一部知识分子狂热、虔信、受难而后痛定思痛的心史。巴金作为当代鲁迅式的“精神界之战士”，对社会与现实的批判，用力处主要不在当下，而是“十年文革”，借此他反观自身，直面强权世界与奴性文化的遗留。或显或隐，或大或小，意在为当代、为后人总结深刻的历史教训。巴金对“文革”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在写作中真实的自我颠覆与自我救赎，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史、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真实而具洞察力的概括。从中年到老年，他一步步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荒诞、虚妄中警醒过来，从此开始毫不苟且地、如堂吉诃德般一次次地与“人吃人”“非人生活”搏斗，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反省人性遗忘、背叛与疯狂的根源，重建理性的清明与道德的完善。
《随想录》《再思录》里有一股悲哀而愤怒的调子，也往往让人联系起鲁迅文学中深沉的情感之文。巴金写于80年代初期的一批散文，在回忆、叙事中夹杂议论与抒情，大多冠以“怀念”之题，所怀之人多是“文革”期间被迫害离世的亲人和朋友，包括妻子萧珊、文艺界艺术家、文学界成就斐然的作家朋友，作家直抒胸臆，真诚坦率，真挚而一往情深。巴金的抒情个性早在1930年代的小说中就有明显的体现，但《随想录》中的怀念之文，却是用文字建成的哀乐低沉环绕的灵堂，巴金在那里怀念着一个个冤屈的灵魂。众人所最熟悉的《怀念萧珊》，堪称当代散文中的《伤逝》。鲁迅的《伤逝》是涓生写给子君的“手记”，《怀念萧珊》是巴金写给亡妻的“手记”。《伤逝》中涓生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种沉郁顿挫的歌哭与忏悔，同样出现在巴金的文章里。在萧珊去世的六年间，“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长达六年的沉默，更为沉郁悲苦。与涓生时时沉入记忆的深处一样，巴金也用看似平淡的笔墨，琐琐记下二人在“文革”中“挨打”“日子难过”“叹气”“无助”“担心”和“张皇失措”的日子。子君在婚后无聊的生活里挨着精神上的空虚，萧珊在日夜为家人的担心中，忍受病体的病痛。子君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而无所畏惧，而萧珊不能不在“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嘲笑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时“不断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巴金反复描写着萧珊的叹息和愁容，难得的欢颜与孤单踽踽的脚步，笔意纠结而无奈；他的眼睛紧紧跟随萧珊的身影，有时放大，有时特写，展现萧珊生命中最后一程的无助、不舍与牵挂，以及“我”的被动与怯懦。巴金最终定格了病危时萧珊那双很大很亮很美的眼睛，留给读者极深的印象和感动，也正如鲁迅对子君的眼神的细描：“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尽管文体不同，但两篇文字都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和情感的力量，将两位女性的不同悲剧，留在文学史中。对于巴金来说，能够以最无修饰的笔墨写出内心的绝望、悲愤、自责与悔恨，正是真话的力量。巴金去世后，与他素有交往的黄裳也写下一篇忆悼文字，题目就叫《伤逝》。同是回忆，《再忆萧珊》的写法又很是不同。巴金因眼前的病房和病体而忆起当年萧珊的病房与病体，深夜的寂静与巴金的难以安寝构成动静对比，直到满怀委屈、负着疼痛的萧珊出现在“我”的病床前。散文写着梦里梦外、似睡似醒、阴阳幽冥之间“我”的想象、“我”的情绪、“我”的梦、“我”的挣扎，既是情致悱恻，一往逾深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也表明对噩梦般的过往，终究无从解脱、无法释然。
散文艺术中所说的无技巧，仍然应该置于“真”的或伦理的美学范畴内认识。巴金晚年散文不复年轻时那般有激情又清新健朴，他擅长的多姿多彩、含义显豁的意象以及文学性修饰手法也极少再用，但我们很难用“老年文体”“老人话语”来概括他的杂文随笔。与一批晚年文字淡泊从容节制的作家不同，巴金依然如年轻时峻急、焦灼，没有走向与历史认同后的“平和”，反而陷入更为深切宽广的忧虑。1949年前的巴金，恨不得用一把火烧毁整个旧世界，他的那种浪漫主义激情与探索中国未来之路的思想者气质，曾经不断地化作文学中南国的榕、“海上的日出”、“激流”以及“日”“月”“星”“灯”等代表希望与光明的意象，无处不在的丰沛的思绪与湍急的语言，从语言中可以看到作家内在的紧张与矛盾、诗意与激情。四十年后巴金再写《随想录》，却是作为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既是算账，就难能心平气和。因此，人们评价《随想录》作为“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实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学范畴”。如何理解“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这样的评价？有研究者认为，巴金晚年散文所达到的“震撼力、穿透力和启发力”，与他晚年散文的言说风格和艺术高度有直接关系，即发扬了中国特色的“春秋笔法”，具体特点是：“史家大胆无畏的秉笔直书的‘实录’原则”；“一字褒贬、劝善惩恶的‘诛心之论’”；“隐微曲折语言中所包含的意义深远的‘微言大义’”。散文中所有摇曳笔墨的花招都洗练一净，只余下思想的尖锐批判与自省性的精神力量。十年的创伤与剧痛如同磨石，将巴金原本热烈的文字磨砺成平实、简劲却有个人思想锋芒的投枪，“春秋笔法”成为他晚年自己使用的武器库，这也与现实政治环境对杂文采取的明松暗紧的钳制有关。从这点看，他的散文杂文在艺术上的翻越腾挪的能力或远不及鲁迅，但“本性情，限辞语”的散文追求，从另一方面证明巴金更看重像鲁迅杂文那种强有力的“行动性”，而非愉悦的文学性。
巴金晚年散文杂文也是以鲁迅的思想作为参照系，试图建构个人道德、人格风范与历史文化反思的综合体，与此同时，他借助其他的人格榜样，走出他自己的而非完全重复鲁迅式杂文的思想与艺术之路。影响他晚年写作的文体与表达的，有他阅读并翻译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卷），赫尔岑一生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的俄国，坚持个性自由与人的权利的思想核心，政治著作中浪漫主义激情与雄辩、智慧的广度、智性的深度以及历史直觉的精深，曾给予年轻的巴金以深刻影响。渡尽劫波的巴金，应该说主要在这部宏大作品上，寻找到了心仪的写作榜样。《往事与随想》一书，少有赫氏一贯的雄辩色彩，它更像是一部与读者和朋友的交谈之书；对读者来说，最具有吸引力的是赫尔岑思想上的自由与有目共睹的真诚。在俄国文学史家眼中，这部皇皇大作“是对19世纪上半期俄国社会史和文化史最广阔、最真实、最具洞察力的概括。它们构成一部伟大的历史经典”。或许，在早年创作中，巴金未必具备赫尔岑那样一个思想家精深的历史直觉，但到晚年，“思想上的自由”与“有目共睹的真诚”成为《随想录》《再思录》等散文随笔的思想与艺术的精华所在，这是巴金对“文革”十年的社会史、文化史与心灵史的最广阔、最真实、最具洞察力的概括。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一度批评巴金的情绪患着“热和乱”之症，因为他“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他认为巴金的封闭性阅读完全脱离了真正的中国现实生活和实际，因狂热和偏执而发生种种所谓革命的幻象，造成作家“感情的浪费”。沈从文理想中伟大的文学人格，应该是对世间的人事处以哀静的理性心理，而巴金显然是在追求“高超伟大的理想”，他渴望雷电式的美丽炫目的人生瞬间和瞬间过后全新天地的出现，甚至希望法国大革命在中国重演，这是不切实际的“游侠者的感情”。知识分子到底是做烈火雷电还是一盏静静地在时间的长河中长久照明的灯？沈从文当年所取之譬，将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对于人类“理想”及其实现途径的不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认识表达得泾渭分明又颇有意味。不过，有了《随想录》式文字，巴金可能实现沈从文所期许的，做一盏在人类的思想长河中燃烧的长明灯。在这个意义上，巴金从表面上或许与鲁迅的文学气质很不一样，但在“迫切的回应现实，简劲锐利，其文学趣味部分正来源于它对既定的文学品味本身的反思与抗拒，它容许‘有破绽’”这一点上，是实实在在、唯一一位承继了鲁迅杂文之“力”、杂文之“行动性”的当代文学大家。
第三节 孙犁：芸斋琐谈与耕堂文章
鲁迅传统之于孙犁，很难从一般的形式或内容去探讨表现的相似。鲁迅传统之于孙犁，化为血脉与无形。这也是孙犁可以在晚年成就其散文大家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也可能是人们在此方面的研究始终无从走向深入的一个原因。
孙犁是巴金的后一代人，几乎不能算是鲁迅的同时代人，但他可能比任何一个声称是鲁迅弟子的作家，更有偷师学艺的笨办法与发展自己的天才的勇气。那些声称鲁迅的弟子、亲炙于鲁迅的人，倒可能离鲁迅很远。孙犁与鲁迅的联系是文学血缘的关系，鲁迅读什么书，他读什么书，这或许是孙犁最终成为一个“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的真正原因。同时，这也是孙犁走出自己清新明净的抒情小说而成就耕堂文体的原因。孙犁晚年杂文中的鲁迅因子，呈隐性特征，有这样一种悖论存在于孙犁与鲁迅的文学关系中：一方面，他是鲁迅最忠实的学生，从学生时代起即痴迷于鲁迅的作品，随手翻阅。1949年后大量搜集文史古籍，搜书指南就是鲁迅日记中的各种书账。到了晚年，厚积薄发。另一方面，他盗来火种，却没有成为鲁迅文学的模仿者，鲁迅的文化、文学精神沦肌浃髓地渗透着他，令孙犁浴火重生，铸造了他个人的文学灵魂。最明显的相似或成为最不重要的特点，而隐于深处的可能才是那最核心的部分。
孙犁生命中也有一段类似辛亥革命后的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蛰居“沉默”的时期。五六十年代孙犁小说受到批判，而他又正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长年的“幽忧之疾”既是身体病症，也与他对新中国成立后接二连三的思想政治运动严重不适有关。“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的二十年间，他披经阅典、沉入古籍，由此寻找到一条不与人同之路：“与其拆烂污，不如岩穴孤处”“黄卷青灯，寂寥有加”“闭户整书，以俟天命”。进而形成人生的“残破”心态，这是一条看起来无奈实际上是自我选择的人生与文学之路。
孙犁晚年散文的魅力不在于他的理性反思有多么严峻与深刻，他甚至很少“直面惨淡的人生”，他有创伤回忆，却把回忆推至更远处，让秀露之晶莹与短暂、远芳侵古道的意境、天荒地老或曲终人散的沧桑笼罩文章，人生之哀感与孤独超越了个人的遭际与现实的荒诞，终于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成为接续中国现代抒情传统一脉、有着强烈的个人美学特征的散文家。与沈从文、废名等原本是自由派抒情作家却努力融入革命队伍相反，他日渐隐退，退向主流政治文化的边缘，只留下越来越远的孤寂背影。《曲终集》有离群索居、向世界告别之意。孙犁晚年散文文体大体上以往事回忆、读书随笔、议论性杂文为主，疏离与萧索中有微温悯人的情韵，格调有时低回清逸，有时孤峭峻拔，借用钟惺在《诗归·序》中评竟陵派诗文所说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也很恰当；孙犁晚年文章语言或是清淡素静的白话，或是简约古朴的文言，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致。
在经由鲁迅“书目”所引导阅读的中国古籍中浸染多年后，孙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章标准与文章趣味。他提出散文的美感要求是：“我以为中国散文之规律有二：一曰感发。所谓感发，即作者心中有所郁积，无可告语。遇有景物，触而发之，形成文字。韩柳欧苏之散文名作，无不如此。然人之遭遇不同，性格各异，对事物的看法不同，因之虽都是感发，其方面，其深浅，其情调，自不能相同，因之才有各式各样的风格。二曰含蓄。人有所欲言，然碍于环境，多不能畅所欲言；或能畅所欲言，作者愿所读有哲理，能启发。故历来散文，多尚含蓄，不能一语道破，一揭到底。”感发与含蓄的散文美学，一方面来自中国文章学的滋养，一方面来自他对当代散文的反思。他批评一个朋友写人记事时滥用“彩笔”，以为这种虚饰矫情的写法，总归难以描出真相。因此，倘若有人要记他写他，那么“我想得到的，只是一幅朴素的，真实的，恰如其分的炭笔素描”。叙事体散文《亡人逸事》，是孙犁为亡妻画的“炭笔素描”，他们的夫妻情分，只是偶然的“天作之合”，聚少离多，患难无数，情意是在漫长的艰辛岁月里不知不觉地生长。“我”为家付出甚少，妻子却“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文章回忆的是岁月中最平常的往事，琐琐道来，重细节少夸饰。作家厌倦那种“重复那些表面光彩的词句或形象”的散文，认为：“人越到晚年，他的文字越趋简朴，这不只与文字修养有关，也与把握现实、洞察世情有关。”孙犁的“感发”与“情调”，落实到自己的写作中，就是在一篇散文里，将真实的历史叙述、史笔式议论和含蓄深隐的情感抒发三者融合在一起，这种错综本身并非刻意于形式，反而体现出文章的本色与简朴。
孙犁的往事回忆少有欢言而多人生无奈，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晚年萌生的人生残破感：“我的一生，残破印象太多了，残破意识太浓了。大的如九一八以后的国土山河的残破，战争年代的城市村庄的残破。‘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残破，道德残破。个人的故园残破，亲情残破，爱情残破。”因此，“司马迁引老子之言：美好者不祥之器。我曾以为是哲学之至道，美学的大纲”。原本是精美的古董却变成“残瓷”，令他由“物哀”到哀人生：“瓦全玉碎，天道难凭。未委泥沙，已成古董。茫茫一生，与磁器同。”但孙犁向来“不语怪力乱神”，这保证了他在残破人生中，正视历史本身的荒谬，对一切浮夸虚妄话语保持警觉与排拒。在“文革”期间，鲁迅的绝望可能也使孙犁在现实前希望走向幻灭，他甚至曾走到自杀的边缘，但他的性情决定了他不取鲁迅那种“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决绝，对于无力拒绝却又明知无意义的“残破”，只能勉力“修修补补”。老一代作家纷纷“解放”“归来”后，文坛的“伤悼”“怀人”显得有些空浮飘虚时，孙犁的《芸斋小说》以及相当数量的怀念故人与回忆往事，迥异于他人的地方，就是现实那种美破灭而丑无处不在的幻灭。当然，他仍然记下了一些真情，他们大多是生命中一些“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他自陈写作宗旨，“我的文章，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也不是组织部给他们做的结论，甚至也不是一时舆论的归结或摘要”，在为这些普通人“饱含泪水”“以寄哀思”的同时，传达出人生苍凉的况味，虽然所写“只是大天地里的一处小天地，却反映着大天地脉搏的一些波动”。《悼曼晴》《记邹明》等散文，“与其说是记朋友，不如说是记我本人”。同事邹明，为人处世并不聪明圆滑，与作者关系不算亲近，一辈子官运不亨，但“文革”中“也没有发见他在别的地方，用别的方式对我进行侮辱攻击。这就很不容易，值得纪念的了”。文章中，他为包括自己在内的邹明式软弱、不传奇、不容易的人生做了这样的总结：“我们的一生，这样短暂，却充满了风雨、冰雹、雷电，经历了哀伤、凄楚、挣扎，看到了那么多的卑鄙、无耻和丑恶，这是一场无可奈何的人生大梦，它的觉醒，常常在瞑目临终之时。”孙犁与笔下友人或亲人互为镜像，志隐味深，自然真诚。
孙犁显然如鲁迅一样，不惮于抒写最深处的情感。然而，鲁迅所具有的暗夜的幽深与火与冰的极致情感，在孙犁的抒情之文中却变得情韵幽长，而缺少大开大阖的气势。在抒情的文章里，那是一种类似文人词式的抒情，他的个人情感在文中郁郁苍苍，文中的抒情主体，沉静、诚挚、恋旧、卑以自牧。在表现个人情意的委曲细微时，多以淡淡闲笔出之，波澜不惊，又盈然动人，回转间蕴藏丝丝情意，又有无限的人生况味。他擅长在深切精微的情思与事理间辨析寻觅，文章因事抒感、叙议结合，十分耐读。他不止在一篇文章里记载过一段“中年的情欲”，如《病期经历》，回忆60年代赴青岛疗养时出现在他孤寂空虚生活中的一个女孩子，她“长得也不俊，面孔却白皙，眼神和说话，都给人以妩媚，叫人喜欢”，且有一股“到了一定场合，嘴也来得，手也来得”的难得的灵巧。寒冬里乡下女孩没有棉袄，却带着母亲亲手绣的“鞋垫”，母亲的意思是，叫她送给要好的“首长们”——年过七十的孙犁，回忆这段“情意”时发出慨叹：“女孩子的青春，无价之宝，遇到机会，真是可以飞上天的。”底层出身的孙犁不只是感叹一位乡村女孩对于生活本能的向上的欲望，更是深深地悯惜乡村百姓要打破城乡壁垒、改变命运之不易。孙犁看世情的眼光，或时有几丝黯然情伤，却纯净坦诚，因为了解人性的弱点而带着同情与温情。这为他的散文添加了哲理的隽永。他这样看待世间一切的“萍水相逢”：“萍水相逢，就是当水停滞的时候，萍也需要水，水也离不开萍。水一流动，一切都成为过去了。”水已过去，但留下淡淡的痕迹。飘萍与水，是人世间多少相逢的真相，虽然无奈，但仍是有情文字。他在情与理间不断地析理回旋，真挚而不避讳自己的胆小退缩：“蛛网淡如烟，蚊蚋赴之；灯光小如豆，飞蛾投之。这可说是不知或不察。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年纪，陷入这样的情欲之网，应该及时觉悟和解脱。我把她送我的一张半身照片，还有她给我的一幅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捡了一块石头，包裹在一起，站在岩石上，用力向太湖的深处抛去。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苦闷，所有的思念纠缠和忏悔的痛苦，统统扔了出去。情意的线，却不是那么好一刀两断的。夜里决定了的事，白天可能又起变化。断了的蛛丝，遇到什么风，可能又吹在一起，衔接上了。”对情的渴望，一点点地化成忧郁和惆怅。写萍水之情，究疏离之理，是孙犁晚年散文珍惜人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里的，仍是彩云。莺歌远去了，留在耳边的还是莺歌。”老年孙犁有双人人惊叹的明亮的眼睛，他回眸曾擦肩而过的女性，纪念匆匆逝去的生命，将自己犹豫、胆怯、被动、自闭的个性以及求爱若渴的情之悸动一一写来，多半淡影微痕，意长语约，有不言之妙。这些散文的语言和格调，如冬日的荷花淀，寒烟轻笼，水波不惊，那些出人意表的感叹、曲折斡旋的情思，隐约闪现出“五四”时代那种“自我表现”、内心探索的幽光与风姿。这是孙犁与鲁迅很不一样的情感特征与情感表现。
从杂文创作的个性来看，孙犁不可能不受到鲁迅杂文的深刻影响。以他个人的脾性，他极推崇“方正削利，很有风骨”的欧书，显然有其外柔内刚的一面。他多从一生所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里去反思乖戾的政治对人性、对生命的无情。因此，他的“芸斋琐谈”“风烛庵文学杂记”，多包含丰富的杂论杂议、历史批评与现实观察的因子，即使是读书随笔，也借历史来烛照现实。这与当代文学作家总与政治脱不了干系的身份、血统和经历有关。20世纪80年代以后，孙犁杂文中的狷介与孤傲日益显露，对社会或文艺界不良风气的针砭，犀利而富有力量，以至于“友朋常有以多过激，失平和相责者”。这是他师承鲁迅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杂文传统的表现。由于读书日渐驳杂，思考更趋深刻，他更多的杂文偏向以古鉴今、在历史中发现中国思想史与政治史中的幽暗与野蛮，尤其是各类文史札记，无不带着“远离尘世，既不可能，把心沉到渺不可寻的残碑断碣之中，如同徜徉在荒山野寺，求得一时的解脱与安宁”的心情，这里，似乎正暗示着与鲁迅的境遇和思想的相通。
孙犁通过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量阅读而重建了自己的知识结构、美学结构和历史观察角度，他将个人的人生况味融入历史观照，使文章中的反思远较一般作家的“反右”或“文革”记忆更具有深度。比如，阅读政治家文集，看历代朋党之争，他感慨“岂人之一生，穷极潦倒之时，则与道近；而气势焰盛之时，则与道远乎！”。《读〈棠阴比事〉》后的“耕堂曰”，他引司马迁言，引鲁迅言，再引“乡谚”，秉笔直书：“此为过去人民对政法之印象。法本为民而立，而民与之隔阂，畏而远之。疑狱多而难明，由来久矣！”在《芸斋小说》中，他思考能保有革命“初志”者寥寥无几，背离革命初衷者是多数，葛覃那样的人“他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士，他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他的行为，是符合他参加革命时的初志的。白洋淀的那个小村庄，不会忘记他，即使他日后长眠在那里，白洋淀的烟水，也会永远笼罩他的坟墓。人之一生，那怕是异乡的水土所记忆、所怀念，也就算不错了”。他细数“革命”与“政治”带来的人性之乖谬，如老赵的“沉沦枯萎”、小D的小人得志、王婉的“一步登天”，统统都是“失去的灵魂”。
孙犁师承了鲁迅对文学性的高度自觉，他的每一种类型的写作都有着同时期散文家并不多见的语言与文体的自觉，且主要取鉴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孙犁关于散文各种文体的认识相当多，杂文、随笔、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乃至散文的抒情与哲理问题，以及如何认识与继承古文传统等等。比如，他认为杂文是一种包容极广的文体：“杂文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文体。它的动向，不只有纵的开发，还有横的渗透。把一些原有自己疆土的文体，变化归纳在自己的版图之内。”实际上认可的是中国传统的“杂文学”。因此，他认为现代杂文的写法，“绝非鲁迅一家”，如果以为杂文只有一种鲁迅式笔法，既是对鲁迅杂文的误解，也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文章传统和“包罗万象，运用自如”的杂文文体的无知。这与他个人在中国杂文学传统中酝酿蓄积，沉浸而不轻发的漫长积累过程有关。因为不拘一格，他的文体实践杂多而丰富，如数量不菲的随笔，体式多样但因为有文体意识而并不散漫不拘。在他看来，“其实随笔最不易写好，它需要经验、见解、文字，都要达到高水平。而且极需严肃。流俗之辈，以为下笔即可换钱，只是对随笔的亵渎”。这一认识，与1983年欧洲随笔奖的获得者让·斯塔罗宾斯基在《可以定义随笔吗？》一文中提出的随笔并非随便轻率之作的要求很相似。在《耕堂劫后十种》中，孙犁曾按照芸斋小说、书衣文录、乡里旧闻、怀人忆旧、文学杂记、文林谈屑、读书随笔、购书记、日记、书简、自传、文学批评等多种体式来创作或编辑文章，形式丰富驳杂却又条目清晰，无须深究，就能看出他的散文随笔均非“随意”而作，每一文集中由此形成相对固定的“有意味的形式”。以新时期开始甫一发表就引人注目的《芸斋小说》来说，冠以小说之名曾引发争议，按孙犁的说法，题为“小说”但实为小品：“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芸斋小说》中“纪事”“实录”不虚构，写人，记其品行、言谈、性格、命运；写事，依照个人生活经历去观照时代的某些面相。这里有刘义庆《世说新语》和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影子，也有了笔记与小说界限不分的文体传统。孙犁曾在文章中，引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世说新语》的评价，鲁迅说，“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孙犁更具体地落实到《世说新语》的文体上：“虽是小品，有时像诗句，有时像小说梗概，有时像戏剧情节。三言两语，意味无尽。这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文体，一种文史结合，互相生发的艺术表现形式。”于是在《芸斋小说》中仿之用之，此其一。其二，《芸斋小说》末尾，附有“芸斋主人曰”，或褒贬或嗟叹，前叙后议，这当然来是传统的“史赞”体式。
传统史书中的“史赞”，虽然历代风格各异，但多半通过体例、笔法，来传达作者的褒贬、好恶，这以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影响最大，故后世文论家称司马迁“以其己意而寄之编简，或借往事以吐其胸中之磊落，是为奇伟”。孙犁在《与友人论传记》中，大加赞赏司马迁“寓褒贬于行文用字之中”的“春秋笔法”，尤其推崇史家在正文之后的“太史公曰”：“有‘太史公曰’一小段文字，谈他对这一人物的印象和评价，也是在若即若离之间，游刃于褒贬爱憎之外。又有时谈一些与评价无关的逸闻琐事，给文字增加无穷余韵，真是高妙极了。”孙犁对司马迁《史记》的极高评价，与鲁迅有关。鲁迅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绝妙断语以及鲁迅杂文“不平则鸣”的气质，可以说，从作家的风骨与诗史追求上，给孙犁以极大启示。因此，他学来《史记》在正文以史笔叙忆人事，在文后采用“太史公曰”等中国史书论赞的形式，抑或借来叙议古文常见的篇末点题、议论的形式，完成了他的“芸斋曰”或“耕堂曰”。在这个形式内，月旦人物，褒贬世情，品评诗文，抒情感发，真正在语言上达到精简纯粹、深刻透辟、简洁遒劲，突出了与古人、与鲁迅一样自觉的史家角色，可谓文质俱佳，当然，也能产生鲁迅所说的“映带本文，增其隽永”之作用。这些文章也成为耕堂文章中的标志性文体。
“书衣文话”是耕堂文体中的别裁，数量很多。传统藏书家、治学者得到珍籍后常在书衣上写下各种关于书的识见，正是书话的一种形式。孙犁爱书成癖，常为辛苦搜集购买来的书细心包上“书衣”，那些写在“书衣”上的文字，就是孙犁的书话小品。“书衣文录”记下日常心情、读书偶得、得书经历、版本装帧、书文评点、批评议论等，“其间片言只语固多，皆系当时当地文字。情景毕在，非回忆文章，所能追觅”。这种或文或白的残简短章，形式长短不拘，用热奈特的理论来看，也可视作书的“副文本”。同是藏书家和版本学家的黄裳也有这一癖好，他曾总结中国传统的“书话”“书跋”：“书跋曾经有过种种样式：经生的考订，史家的辩证，目录家罗列版本源流，收藏家赏析纸墨优劣，古董家历数流传端绪，掠贩家夸说宝货难求，……花样多得很。”黄裳有文章忆及“五石居士邓之诚”时谈到“邓先生晚年努力搜集清初人的别集，得到了几百种，读者所得随时写为‘书衣杂识’”，这些“书衣杂识”后来辑成处处有自己独立见解的诗人“小传”。而孙犁的书衣文录类似黄裳所说的另外一种：“此外还有一种，或记卷册遇合因缘，或说身边种种琐屑，偶发感慨，却往往文情俱胜，于书籍本身倒并无多大关联，但当做文章看却每每令人难忘。这一类题跋，过去尤其不为人重，但要写得好却极难。”这倒与唐弢书话比较相似，可见作家书话与学者书话有不同特点。孙犁从70年代开始累月经年在“书衣”上写文字，内容各异，但多半记载难以排解的孤寂、人际关系的摩擦以及不可名状的抑郁，与世纪末文坛的喧哗与热闹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与他其他的杂文随笔、乡间植物笔记、往事与故人回忆等，大体同调，是一个不断向后回望的老作家与现实无法和解的心灵表征。
借助孙犁，我们实际上看到了杂文大家生成的另一种可能性。
第四节 从邵燕祥到王小波：互为镜像的意义
邵燕祥（1933年生）对鲁迅的模仿，与他作为“十七年”文学时期出现的热情诗人，对鲁迅杂文遗产最直接的认知有关。与巴金写散文杂文的热情一直受着法国和俄国的革命党人影响以及孙犁由现代散文传统转向全面接受中国文章学体系不同，邵燕祥对杂文的最初认识，正是“十七年”那种被不断规训的鲁迅杂文传统。在1957年的思想运动中，年轻诗人的心性不受拘束，终因诗而获罪。1979年以后，“开始在写诗的同时大写杂文随笔，后者数量上超过前者。80年代是作品‘遍地开花’的时期”。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类作品集达80余种，数量惊人。诗人邵燕祥亲身经历过他这一代人如何因杂文而遭到灭顶之灾，但八九十年代依然要重整旗鼓，以复兴、继承鲁迅式杂文为己任，把强烈的启蒙理性与直面历史、干预社会、针砭时弊的批判，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这在《忧乐百篇》、《会思想的芦苇》、《当代杂文选萃·邵燕祥之卷》、三卷本《邵燕祥文抄》以及随笔集《沉船》《邵燕祥杂文自选集》等几十种文集中，非常明确。人们一眼就可看出他的杂文与鲁迅的相似度，“就品类说，相当于鲁迅的《伪自由书》和‘且介亭系列’，其一重现实生活，是社会批评；一为文史随笔，是文明批评”。奠定了他作为世纪末最重要的杂文家之一的地位。而杂文的题旨也非常集中：其一，贯穿对当代政治（反右与“文革”、历史记忆与遗忘、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等）的反思；其二，对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种种丑陋与荒诞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其三，致力建设民主与自由的启蒙理性。
言必称鲁迅，这是邵燕祥杂文的最醒目的标签。《夜读偶记》《三谈骂人》《假如阿Q还活着》《避席畏闻篇——读书札记：关于文字狱的传统》《关于苍蝇的联想》《也是“可怕的现象”》等，仅从题目上就可看出无不是拿鲁迅的旧题或旧文为武器，或从鲁迅杂文的意旨出发，不断地以鲁迅杂文作为思想的来源与精神的动力，切入现代社会弊端与文化痼疾，“杂文是无用的，但我们在杂文之外能做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的追问，大概可以窥得他杂文写作的出发点。建立“文革学”、当代中国的文字狱、“为新权威主义补充几条论据”、“为巴金一辩”、“知识分子的‘有用’与‘听话’”等带着政治敏感的杂文主题，表明邵燕祥所受到的泛政治社会结构对个人精神与心理的无处不在的影响，杂文是他对于这些无处不在的影响的强烈“反弹”：对于历史上官方无处不在的修改历史的行径，杂文家不能避而不见，只能不断地发出对历史的质疑：“我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但是对有史以来的官修的历史越来越发地怀疑了。我知道曾有董狐之笔，太史之简，不畏斧钺，秉笔直书的故事，每个朝代都有；唯其这样的故事传为美谈，传为佳话，显出物以稀为贵，才见得能舍身求实的人历来属于少数，而多的是假话和伪证了。”
正是深感“鲁迅式杂文”半个多世纪来的曲折和坎坷，邵燕祥不断地长文探讨杂文的当代命运。《赵超构话延安》是作者重新查找阅读1944年赵超构的延安访问记《延安一月》后的心得。他披露难得一见的史料，目的则是梳理当年的访问者对鲁迅杂文在延安的一种记录：“但我要说几句公道话，延安文艺界并非不尊崇鲁迅”，“然而在目前的延安却不到鲁迅的武器”，“这就决定了延安文坛对鲁迅的态度，不免有些‘敬而远之’”。强调用真实的史料说话，他的征引显然表明了兴趣所向，为鲁迅杂文与中共红色政权的关系找到更多实证材料。正因为“鲁迅的杂文和‘鲁迅式杂文’的‘残痕’是清洗不掉的，因写杂文而获罪罹难的如王实味、邓拓以至吴晗、萧军、徐懋庸等的血痕泪痕也是冲淡不了的”，他的《趣味逻辑》反驳以鲁迅式杂文作为对立面的所谓“新基调杂文”，而《批判精神与杂文的命运》的副标题是“关于杂文史和当代杂文研究的一些思考”，历时性地全面梳理延安时期杂文家的命运，目的是以历史来谈现实，语言不可谓不烈：“直到80年代以来，在杂文领域还有人鼓吹‘警惕和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要‘清洗’‘鲁迅式杂文基调的残痕’之论，正是对遥远年代的圣谕的‘为我所用’的回声。”
鲁迅式杂文不断受到清洗与挑战，带来邵燕祥杂文写作的焦虑，他接着鲁迅所留下的一个个话题继续讲下去，目的是让这个“健忘”的民族，多些自己的思考，跟着鲁迅精神前行。如此，作者对90年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状态便带着强烈的忧惧与批判。《呜呼！冷漠、苟安与自欺》是他重读鲁迅《“题未定”草》，借评周作人的“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批评知识分子对世情的凉薄态度的重要文章。邵燕祥在杂文中不断反思自己的“人生败笔”，不断地“找灵魂”，具有与巴金相似的自剖勇气。1988年的《梦醒后的启蒙》，是针对80年代的启蒙话语而作，在噩梦醒后，他认为只能“自我启蒙”：“谁启蒙？启谁的蒙？所有意识到启蒙的意义的人，都既是启蒙者，又是被启蒙者。不是少数自称‘精英’的人充当启蒙说教者，连这些自称‘精英’其实也同整个知识界一样身上带着老传统和新传统深深浅浅的戳记的人们，也要跟‘非精英’们一起接受时代的启蒙。”因为有着痛切的个人经验，才不断强调启蒙的意义。
邵燕祥的杂文笔法，有理趣的一面，但他显然更长于论理：“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在杂文的思维逻辑上，他走“直”路，即抓住曾经流行的政治语汇，直奔主旨，无情解剖，锐利率直，少有鲁迅式层层深入的智性与反讽，或周作人式的绵里藏针。《人是有尾巴的吗？》以5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最熟悉的“翘尾巴”“夹尾巴”以及“脱了裤子割尾巴”等粗暴语汇，揭示几十年来知识分子人格尊严消失殆尽的本质原因：“那动辄指责别人‘翘尾巴’者，正是自认为我翘则可，你翘则不可；动辄训斥别人‘夹尾巴’者，正是自命有常‘翘’不‘夹’的特权”；动辄勒令别人“割尾巴”，“其实可能恰恰忽视了自己拖着一条长长的封建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尾巴”。反其道而治其身，也是典型的杂文议论的理性思维方式。1980年《切不可巴望“好皇帝”》是杂文重启其“启蒙”声音的重要文章：当人们寄托希望于“好皇帝”，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人们以为好专制胜过坏专制，恰恰表明专制与奴性的根深蒂固，民主意识与公民意识的缺失。结论是不要在“好皇帝”和“坏皇帝”之间进行选择，应该在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之间做选择。在另一篇杂文中接着发挥，盼望好皇帝的，自然地带上了“臣性”：“臣性悠悠，不绝如缕。”“有愚昧的地方，就有臣性，就有人要过皇帝瘾，也还真有‘臣民’匍匐捧场呢。呜呼！”与那些历经政治风浪而圆滑避世的老作家不同，与要把鲁迅这块“又老又臭”的石头搬开的一些年轻作家不同，邵燕祥的杂文几乎随时引用鲁迅文章，那些鲁迅的语言、杂文的片段，置于邵燕祥的文章中而推动了杂文的力量以及思想的深刻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要不断重复，以达到警省的目的，也要以不断引用，达到以发扬鲁迅杂文传统为己任的目的。
邵燕祥与鲁迅一样，无所不谈的同时，从不惮于“谈政治”。这种把锋芒深入到政治的深水禁区，揭开某些看似合理实则荒谬的逻辑，也源于鲁迅杂文。当他自豪地称自己的杂文是诗也是史，此与鲁迅同；他抨击奴性、臣性，与鲁迅同；他身为诗人，在杂文中文字坦诚、富有思想的激情，也与鲁迅相近。甚至散文诗一样的断片文字，警钟格言，往往能看出仿鲁迅的痕迹：“损着别人的牙眼，而行若无事，并且主张忘却的人，万万再勿和他接近。”“人之贵有思想，乃因思想是独立的、自由的；独立思想来自独立的而不是依附的扭曲的人格，自由思想，来自自由的而不是被禁锢的奴役的精神。为了能够思想，哪怕会像脆弱的芦苇一样折断，也应是在所不惜。思想会使人的如芦苇一样脆弱的生命变得有力。面对‘凶手’而高于‘凶手’，面对死亡而超越死亡。”在“思想”与“自由”间反复回旋着诗的韵律。邵燕祥杂文与同时期的严秀、陈四益、鄢烈山、王蒙等杂文家有相似之处，持“五四”以后的启蒙立场，批判新中国成立后无休止的运动，尤其是“文革”所造成的政治伦理的缺失、人祸的贻害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心理创伤，而邵燕祥的诗人气质，使他的杂文既以感性经验和理性思路，努力拆解几十年来为杂文而设定的种种围墙与藩篱，包括自己为自己设定的安全界限，又时带激情与悲愤。80年代思想解放思潮的奔突躁进以及极左造成的“梦想破灭”的历史经历带给了这批阅历深厚的杂文家深广的思维利器。
当邵燕祥90年代中后期仍然不断地高速地推出他写的数量可观的杂文随笔时，所能够带来的影响已经与80年代的巴金、孙犁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也有《嫖客有福了》《红袖章》《谈“姑隐其名”》等大量在90年代散文家中非常盛行的世态讽刺小品，加上更多长长短短的及时反映现实、带着鲁迅那种“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特征的匕首与投枪，但是读者大众对于杂文的要求，尤其要求文学语言与思想观念的更新，是更多的年轻读者选择阅读王小波杂文的原因。这到现今仍然是个值得继续观察与深入思考的问题。
杂文文体本身并没有问题，也并不存在鲁迅杂文会不会过时或过气的问题，思想的自由与深度、表述思想的艺术性、理趣与思想如何相得益彰等，可能才是杂文生存的命门。而王小波的温和说理、嘲谑反讽、善用寓言、爱讲故事，在话语方式上以独特的批判理性与智性幽默区别于鲁迅风式杂文的犀利峭拔，带着与他所秉承的古典自由主义气息相匹配的成熟舒展的文风，这种文风对于90年代读者来说是一种相对陌生化的阅读体验。在讨论王小波杂文的精神来源时，许纪霖认为：“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谱系上，王小波似乎是某种异数；不仅其文学风格无法归类，而且这个人也难以理喻。从年龄来说，王小波属于红卫兵一代人，但偏偏缺乏红卫兵的狂热激情，反过来倒多了一份英国式的清明理性；从思想脉络来说，他似乎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但又不似胡适、陈源那样带着自命清高的绅士气。我们很难想象在中国文化的内部，会有王小波这样的人出现，但其人其书又分明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王小波散文并不是鲁迅式杂文阅读群体的竞争者，反倒可能成为读者重新迈向鲁迅文学前的一次自由集结。
一个用杂文探讨常识、追求自由主义精神的人，能与鲁迅有多少不同呢？如果有，也只是侧重点不同。鲁迅走向暗处，直接面对着暗黑的闸门里的奴役、枷锁、瞒和骗、苟活、自欺欺人，而鲁迅引导人去往的是另一片光明的天地，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思维。而王小波却指向黑暗闸门的另一边，点指着什么才是值得人生追求的东西，那里有智慧、理性、尊严、艺术、科学和自由，有了自由，才能拥有思维的乐趣，这种自由，同样值得用生命去追求。它与鲁迅杂文传统，不妨视之为一枚币的双面，实为一体，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第五节 不是结语的结语
聂绀弩1980年在《聂绀弩杂文集》之“序”中写道：
鲁迅的杂文，其实已及身而绝了。不错，他发展了中国的杂文，把杂文推向了极致，也正因为如此，也结束了他所扬弃的中国杂文。在他的杂文中，中国旧有的那种摇笔即来的怀才不遇，恃才傲物，才子佳人，寻仙觅道，阿谀权门，粉饰现实，人生飘忽，兴尽悲来之类的东西，一扫而空。而代之以“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还有要活下去的人么，首先就要在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全是传统杂文中所不曾有过的东西。它所包含的思想和战斗精神，已溶化于优秀的诗人的诗歌中，优秀的小说家的小说中，优秀的剧作家的剧本中，优秀的理论家的论文中。杂文的形式，存在不存在，发扬不发扬，有人继承没有人继承，已经不是重要的事了。鲁迅，鲁迅的时代，遭遇，他的敌人和友人都发生了变化，也都因为他，因为他的杂文而发生了变化，他的杂文至少是很难再有了。
然而这不排斥与他同时代的人，他的后辈景仰他，学习他，学习他的思想，精神以及他的杂文，乃至模仿他的笔调之类。
但是，这部由他自己编定的杂文集中的压卷之作，却是1950年7月在香港九龙写的《论悲哀将不可想象》的杂文，今天看来，文章不仅有预言，且意味深长。在邵燕祥看来，那是一篇充满“天真的乐观主义和热烈的理想主义”的文章，因为作者坚信屈原、杨家将、岳飞以及有家难奔的有国难投的梁山英雄鲁智深、林冲、杨志所遭遇的悲哀，将来都不会有了，“将来是欢乐的时代，一切人都欢乐”，既如此，杂文又有何用呢？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聂绀弩用这篇文章，终结了自己这个被称作“鲁迅之后最好的杂文家”的杂文写作。数年后他陷入一场终将长达二十年的“悲哀”与冤案中，“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终以独具一格的“散宜生体”，度过幽暗的历史岁月。诗人在旧体诗中写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借历史典故与历史人物隐晦地议论兴衰，将熟稔的杂文笔法运用于旧体诗中，从而独步于当代旧体诗，翻出文体的新意。这些旧体诗随后被无数人传抄、珍惜、解读，恰是因为那些旧体诗，也有春秋笔法，也能实现对现实场景的讽刺，也能具备以古鉴今的史家眼光，以及在被主流政治抛弃后，发抒“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的鲁迅式热烈与冷隽。这是杂文之幸抑或不幸呢？
经历过思想规训的当代文学家，称学鲁迅者多，而成大家者少。论文选择巴金、孙犁、邵燕祥等几位散文杂文家作散点透视，可以说，虽然风格相差甚大，成就或也高低有别，但算得上是公认的、为数并不多的鲁迅思想、鲁迅文学、鲁迅个性的继承者、转化者、成大家者，从中还可以看出非常清晰、值得深入探讨的杂文写作思维方式上的代际有别。对于1949年以后鲁迅杂文影响因子的强弱变化，当然可以有各种判断的标准，现实中杂文随笔的发展也未必乐观，但这些或以“抉心自食”的思想深度，或“孤峭深广”“发愤抒情”的文体，或始终难弃的那流放世界的细草与风雷，或时时借来鲁迅杂文智慧诘问现实的作家，终将鲁迅的文学思想、情感、艺术、理趣汲取来，化作血液，从而实现了自己通往自由之路的艺术创造。尽管时代的锋利剪刀，时时剪去杂文的思想利爪，但鲁迅的文学传统却如幽灵，一段段地复活、更生、重现。
黄裳：《杂文复兴》，《文汇报》1950年4月4日。
黄裳：《杂文复兴》，《文汇报》1950年4月4日。
雪峰：《谈谈杂文》，《文艺报》（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1950年7月25日出版。
雪峰：《谈谈杂文》，《文艺报》（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1950年7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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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1945—1949》（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罗荪：《关于杂文》，《决裂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19页。
夏衍：《谈小品文》，《杂文与政论》，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第61—64页。
绿原：《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页。
唐弢：《孟德新书》，《唐弢文集》（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页。
徐懋庸：《小品文的新危机》，《人民日报》1957年4月11日，署名回春。
参见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8—83页。洪子诚认为黄秋耘（杂文）、刘宾雁（特写）、王蒙（小说）是“干预生活的理论与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位年轻作家。
黄秋耘：《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10页。
黄秋耘：《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10页。
巴金：《怀念鲁迅先生》，《收获》1981年第5期。
巴金：《悼念茅盾同志》，《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39页。
巴金：《怀念鲁迅先生》，《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99页。
巴金：《怀念鲁迅先生》，《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02页。
姚春树、江震龙：《世纪之交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言说—论巴金晚年散文创作》，《中国现代杂文散文杂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页。
巴金关于“人”与兽性的思考，可参见《人道主义》《我的日记》《“没什么可怕的了”》诸篇；又见《十年一梦》《纪念》等文章，《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巴金关于“人”与兽性的思考，可参见《人道主义》《我的日记》《“没什么可怕的了”》诸篇；又见《十年一梦》《纪念》等文章，《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巴金：《怀念鲁迅先生》，《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02页。
范用：《存牍辑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0页。
巴金：《随想录·合订本新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VI页。
巴金：《随想录·总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巴金：《怀念萧珊》，《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6页。
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巴金：《怀念萧珊》，《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页。
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巴金：《无题集·后记》，《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99页。
《随想录·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封底。
姚春树、江震龙：《世纪之交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言说—论巴金晚年散文创作》，《中国现代杂文散文杂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294、297页。
［俄］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页。
参见沈从文：《给某作家》，刘慧英编：《巴金：从炼狱走来》，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年版。
黄锦树：《论尝试文》，（台湾）麦田出版社2016年版，第394页。
参见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文革”结束后，孙犁先后编定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直至《曲终集》等十部散文集，即“耕堂劫后十种”。贾平凹在《孙犁的意义》中说：“孙犁敢把一生中写过的所有文字都收入书中，这是别人所不能的。”（《孙犁的意义》，见贾平凹：《倾听笔墨》，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
孙犁：《信稿（二）》，《晚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
孙犁：《文虑—文事琐谈之二》，《曲终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孙犁：《书衣文录·金陵琐事》，《孙犁选集·杂文、书信》，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孙犁：《〈书衣文录〉拾补》，《陋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1页。
孙犁：《散文的感发与含蓄—给谢大光同志的信》，《陋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135页。
孙犁：《朋友的彩笔》，《如云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页。
孙犁：《亡人逸事》，《尺泽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
孙犁对田间晚年的诗的批评，见《陋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孙犁：《芸斋琐谈·谈简要》，《老荒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孙犁：《残瓷人》，《曲终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9页。
孙犁：《芸斋小说·鸡缸》，《尺泽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孙犁：《近作散文的后记》，《晚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孙犁：《近作散文的后记》，《晚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孙犁：《病期经历·青岛》，《陋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孙犁：《记邹明》，《如云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42页。
孙犁：《病期经历·青岛》，《陋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7页。
孙犁：《病期经历·青岛》，《陋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7页。
孙犁：《病期经历·青岛》，《陋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7页。
孙犁：《病期经历·太湖》，《陋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孙犁：《鸡叫》，《无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孙犁：《旧抄新识小引》，《远道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
孙犁：《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无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
孙犁：《读〈李卫公会昌一品集〉》，《无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
孙犁：《读〈棠阴比事〉》，《无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页。
孙犁：《葛覃》，《老荒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孙犁：《谈杂文》，《无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孙犁：《理书续记·两般秋雨庵随笔》，《曲终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
孙犁：《读小说札记》，《老荒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孙犁：《买〈世说新语〉记》，《无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明］朱荃宰：《文通卷十二 史赞》，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三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7页。
孙犁：《与友人论传记》，《澹定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孙犁：《〈书衣文录〉拾补》，《陋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页。
黄裳：《翠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46页。
黄裳：《珠还记幸·五石居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55页。
黄裳：《翠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46页。
邵燕祥：《切不可巴望“好皇帝”》，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
林贤治：《中国散文五十年》，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邵燕祥：《大题小做》，《切不可巴望“好皇帝”》，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页。
邵燕祥：《杂文作坊（四）》，《切不可巴望“好皇帝”》，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28页。
邵燕祥：《赵超构话延安》，《切不可巴望“好皇帝”》，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页。
邵燕祥：《批判精神与杂文的命运—关于杂文史与当代杂文研究的一些思考》，《切不可巴望“好皇帝”》，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页。
邵燕祥：《批判精神与杂文的命运—关于杂文史与当代杂文研究的一些思考》，《切不可巴望“好皇帝”》，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32—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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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为陈小川杂文集作的序》，《梦也说梦》，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邵燕祥：《人是有尾巴的吗？》，《切不可巴望“好皇帝”》，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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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臣性》，《切不可巴望“好皇帝”》，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页。
邵燕祥：《审诗》，《旧时燕子》，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邵燕祥：《大题小做集·自序》，《大题小做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许纪霖：《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上海文学》1997年第12期。
聂绀弩：《〈聂绀弩杂文集〉序》，《聂绀弩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邵燕祥：《重读聂绀弩的诗》，《柔日读史》，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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