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大学70周年校庆公告

（第一号）

七秩沧桑，砥砺文脉，书香翰墨，时代风华。2019年1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将迎来建校70华诞，应海内外广大校友与全体师生员工倡议，届时上海外国语大学将举行系列庆祝活动。

七十载筚路蓝缕，矢志创新。创建于1949年12月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是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进入国家“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从建校初期单一语种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迅速发展为多语种的上海外国语学院；从外语单科性的上海外国语学院，到改革开放后率先建设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引领，文、教、经、管、法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从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多科性外国语大学”到建设“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每一次更迭都体现着上外人自我革新、勇于探索的追求。

七十载岁月峥嵘，初心不改。从首任党委书记、校长姜椿芳提出“为人民的生活幸福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建校目标，到改革开放初期上外在全国率先实施“培养国家四化建设需要的外语复合型人才”战略，再到如今以“服务国家发展、服务人的全面成长、服务社会进步、服务中外人文交流”为新时代的办学使命，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始终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目标，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为己任。

七十载博学经世，桃李芬芳。方重、陆佩弦、岳扬烈、夏仲毅、徐仲年、王德春、李观仪、杨小石等众多名家大师荟萃于此，执教治学，开创并丰富着上外的人文传统；数万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毕业生活跃在国家对外开放的最前沿，足迹遍布全球，为我国的外交外事、国际传播、经济建设、文化繁荣和社会发展，为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做出了贡献。新时代的上外秉承“诠释世界，成就未来”的办学理念，致力于培养更多“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

历沧桑七十载，期继往而开来。70周年校庆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全体上外人汇聚光荣与梦想的盛事之典，更是凝聚发展力量、深化综合改革、推进“双一流”建设、谱写新时代篇章的崭新起点。

值此70周年校庆全面启动之际，谨向关心、爱护、支持上海外国语大学发展的各界贤达人士和海内外校友致敬，全校师生员工热忱期盼各界嘉宾莅临指导，畅叙情谊，共襄盛典！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联系电话：8621-35375661；联系人：毕老师

联系电话：8621-35372217；联系人：潘老师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年12月

[编者的话]

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Romer），以表彰他们在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方面的贡献。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五十周年之际，这样一个获奖的组合引人深思。我们知道，这两位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同一个经济学主题——经济增长。罗默关注的重点是增长从何而来，诺德豪斯研究的则主要是增长的限度以及如何突破这个限度。在诺德豪斯看来，影响这个限度的一个主要指标就是气候变化（尽管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并退出了巴黎协定），而面对气候变化的不作为必将使人类付出灾难性的高昂代价。由此可见，气候变化这个看似纯自然科学的主题正在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实际上，人文学者也已经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汤姆·科恩（Tom Cohen）教授早在21世纪初就于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成立了气候变化批判理论研究所，并且在英国开放人文出版社（Open Humanities Press）主编关于气候变化批判理论的系列丛书，著名批评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等人也都开始进行气候变化的理论思考和写作。的确，在这样一个“人类纪”（Anthropocene），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恐怕不再是人类彼此之间的差异——如形形色色的多元文化主义话语所高声倡导的那样，相反，我们应该返回作为人类整体的状态，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等等。人类之间的差异可能需要暂时悬置，应该从人类整体出发，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考量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命的极限，并重新思考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此次三篇学术访谈中，罗西·布拉伊多蒂教授、傅修延教授以及蒋承勇教授都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和学术历程出发，阐发了他们眼中文学的意义和作用，极具启迪性。汤姆·科恩则通过聚焦《麦克白》（Macbeth）中的“weird”一词，指出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在他的时代已经揭示了“人类纪”之人类的本性，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召唤《哈姆雷特》（Hamlet）中的幽灵以解读马克思与社会问题，却是通过遮蔽气候变化来接近这一主题。接着科恩以希区柯克的作品为例分析电影的幽灵属性，并在洞察技术与电子媒介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剖析人类的认知麻木状态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忽视，以此呼吁建立当今灭绝时代急需但却缺场的认识论批评理论。文学研究中从来不缺乏跨学科的视角，《戏剧观赏中的认知研究》一文的作者何辉斌指出，科学与人文的深度融合可以帮助避免戏剧研究中一些显而易见的硬伤，避开由于违背科学原理而惨遭淘汰的命运。文学中的经济因素近年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加拿大弗雷泽教授《<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政治经济学：范尼·普莱斯与大西洋的工人阶级》一文认为《曼斯菲尔德庄园》从劳工角度出发，对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成本进行了抨击。范尼的许多态度（譬如，她在朴次茅斯造船厂与亨利就资产管理进行的讨论）都反映了她的平民立场，而她在小说中最大胆的行为——拒绝亨利的求婚——代表了平民对社会互惠性的要求。总之，作者认为这部小说驳斥了玛利亚·埃奇沃思等人的作品对政治经济的鼓吹与宣传。在《友谊、金钱与政治：<雅典人泰门>的礼物经济》中，胡鹏从友谊、金钱与政治三个方面分析了莎士比亚时代礼物经济和交换模式的特征。

2018年10月，我们没能像往年一样迎来令人或激动或愤慨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缺席的一年。这并非是诺奖的第一次停发，由于战争的原因，1914年、1918年、1935年、1940年至1943年的诺奖都没有颁发，但去年诺奖停发的原因令人尴尬，也使得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个体之间的角力和摩擦，就像《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作者们的批评复调所演奏出来的一样，后殖民女性主义、现代性伦理、末日神话、家庭焦虑等等，每一篇论文都让我们看到了文学文本的艺术价值、审美特性，以及评论者与文本、文本所处的文化时代视阈之间的动态融合。就像气候变化研究这个自然科学的问题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被加冕，而且已经成为人文学者的关注热点一样，文学的评价和欣赏也很难单单在文学庙堂之内展开、上演，它们必然要跨越学科的界限，融入轰隆隆、热腾腾的社会和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