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逝者践诺

看过不少古今中外的名人、伟人们如何历尽艰难履行自己承诺的故事，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丰子恺当年对弘一法师的一次践诺。

1927年，弘一法师云游到上海，住在其早年的学生丰子恺家，两人朝夕相处两个月，丰子恺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向佛之心，决定拜大师为师，正式皈依佛门。这年秋天，这对师生商定了一个宣传仁爱的计划——编绘出版《护生画集》，由丰子恺作画50幅，弘一大师配诗并书写，“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为宗趣”，规劝人们戒杀护生、慈悲为怀。丰子恺特地将《护生画集》第一集安排在1929年2月出版，以庆祝弘一大师来年50岁的生日。10年后，丰子恺为庆贺弘一大师60岁大寿，作《护生画集》续集，绘了60幅画。看了这些画，弘一大师非常高兴，给丰子恺写信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其70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80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90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100幅。”丰子恺当即复信承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护生画集》续集由夏丏尊作序，弘一大师书文写跋出版。1949年是第三个10年，此时弘一大师已在7年前离开人世，丰子恺没有忘记老师的嘱托，用心绘制《护生画集》第三集。为了集中精力，丰子恺停止刊布润例，闭门谢客，在厦门一住三个月。绘稿完成，丰子恺特地到香港，请精通佛学的书法家叶恭绰书写诗文。其时，叶恭绰年迈体弱，只能抄写，不能作诗。丰子恺自己作了一些，还选了些古诗，画集终于如期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公务虽然繁忙，他却没有忘记绘制《护生画集》第四集。当时国内一些人将佛教视为封建迷信，绘护生画不便公开，画集也不可能在大陆出版，丰子恺随时选材作画，陆续寄到新加坡某友人处。第五集本应在1970年出版，但丰子恺担心中途出现变故，1965年就提前画好了。两册画集都由友人在海外募集资金出版。“文革”时，丰子恺失去了写作和作画的自由，《护生画集》护生画亦被列为“反动书刊”，然而，即使在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丰子恺依然牢牢记着自己当年对老师的承诺，他白天在“牛棚”受批挨斗，晚上拉严窗帘偷偷作画，终于在1973年完成了原计划在1980年才完成的《护生画集》第六集。

残酷的批斗摧毁了他的健康，丰子恺担心自己看不到画集出版，为了防止画集印制时顺序被搞错，他特地在每一幅画上都标明了页码。从1927年开始到1973年止，为承诺过老师的这套《护生画集》，丰子恺整整画了46年。面对这样的诚信佳话，就是千年顽石也一定会为之动容！

仔细一想，我们对别人的承诺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面对活人的，一是面对死人的。世人要兑现面对活人的承诺不难。被承诺者在世间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承诺者的一种提醒和催促，你有诺不践，肯定会遭到被承诺者和周围人的鄙夷。再说，一个人履行对活人的承诺不太可能完全没有回报，就算没有得到物质报答，至少你会得到被承诺者精神的嘉许。但兑现面对死人的承诺就不同了。被承诺者既然已经死去，你违诺，不会有人谴责你；你践诺，不会有人表扬你、奖励你，此时，你唯一需要过的坎只是个人的良心和自我的道德评价。而这种个人的良心和自我的道德评价，对一些人也许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对另一些人，则不过是一块随时准备用来丢弃的破抹布。正因为兑现对死人的诺言，我们依凭的只能是内心的力量，其难度自然也比兑现对活人的承诺大得多。

一个人不受利益支配只为内心安宁去兑现承诺的时候，其实也正是我们的生命大放异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