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　地主、雇农、逃户、贫农（唐玄宗朝民歌七首）

第七篇　富饶田舍儿

富饶田舍儿①，
论请（情）实好事：
度（多）种如（屯）田②，
宅舍青烟起；
槽人饲肥马③，
仍更卖奴婢④；
牛羊共成郡（群），
满（圈）养（豚）子⑤。
窖内多埋谷，
寻常愿米贵⑥！

里正追（追）役来⑦，
坐着南厅（里）。
广设好饮食，
多须劝遣醉⑧。
追车即与车，
须马即与马，
须钱便与钱，
和市亦不避⑨：
索面驴駞送，
续后更有有（衍文，删）雉（之），
官人应须物，
当家皆具备⑩。
县官与（余）恩宅⑪，
曹司一家事⑫，
纵有重差科⑬，
有钱不怕你。

〔考释〕

①“富饶田舍儿”

唐时，称农户、农家为“田舍”。“田舍儿”，意为庄户人；有时作“田舍子”。

王维《偶然作六首》其二：

“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门里。”

杜甫《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

《旧唐书》许敬宗传：

“许敬宗……妄言曰：‘田舍子胜收十斛麦，尚欲更故妇。’”

“富饶田舍儿”，意为家财丰富的庄户人——地主。

②“多种如屯田”

“屯田”是封建朝廷的官营田地。唐前期，全国有九百九十二屯，每屯占田三十顷或五十顷不等。开元时，玄宗又增置百余屯，大“屯”占田达二百余顷。屯田原是由军工耕种，但往往也招农民佃耕或雇工耕作。

《新唐书》食货志三：

“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十）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

杜佑《通典》食货二：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

《新唐书》姜师度传：

“（姜师度）徙同州刺史……收弃地二千顷为上田，置十余屯。”

由此可知，所谓“屯田”乃是数十百顷的大块耕地。诗中描写“富饶田舍儿”、“多种如屯田”：显然，这位“田舍儿”是个大地主。

根据唐代的“田制”看来，这位“田舍儿”是玄宗开元、天宝时代的大地主。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唐初期实行“授田制”（又称“均田制”）：“占田不得过限”，“禁卖永业、口分田”。但到了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授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日益剧烈，这时乡村中才普遍的出现了大地主和无田的佃农。

《新唐书》宇文融传：

“时天下户版刓隐，……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

食货志二：

“自开元以后……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

《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五：

“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

《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二：

“开元后，……豪猾兼并，强者以财力相窘，弱者以侵渔失业。”

杜佑《通典》食货二：

“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土地兼并）之弊，有逾（超过）汉成（帝）哀（帝）之间。”

由此证明，本篇民歌当是开元、天宝时代的作品。

③“槽人饲肥马”

“槽”是马槽。“槽人”是养马夫（马倌）。饲马用专人，可见这位“田舍儿”养马之多。

从诗中看来，“富饶田舍儿”的“肥马”和其“奴婢”、“牛羊”、“豚子”、“窖谷”一样，是准备出售的商品。

据史载，唐玄宗开元初年，国内缺马，马价很高，朝廷曾奖励民间养马。

《新唐书》兵志：

“马者，兵之用也。……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诲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九年（721），诏：……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官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

由此可知，本诗正是反映这时的情景。

当时，“劣驴”一匹值二贯；“壮驴”一匹值五贯；平常的马一匹则值三十贯；打球用的“骏马”一匹能卖到四千贯（见《河东记》、《剧谈记》、《集异记》、《广异记》所载）。如以开元末天宝初的物价折合计算的话，则一匹值三十贯的马等于二百三十石米。显然，当时养马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富饶田舍儿”饲养“肥马”，待贾而沽。

④“仍更卖奴婢”

唐朝继承北朝的旧制，将战争俘虏和反逆犯家属没官，作为“官奴婢”，由司农寺管辖。有时朝廷将“官奴婢”赏赐给王公功臣为家奴，供驱使，名为“赐口”。

此外，官僚地主家中还有“私奴婢”（私口），私奴婢大多是作为商品买来的。虽然，唐朝曾以法律明文规定，严禁略人卖奴婢，如：

《唐律疏议》卷二十：

“诸略人（平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绞死）”，“诸略卖奴婢者，以强盗论；和诱者，以盗窃论。”（同书：“略人者，谓设方略以取之”，“不和为略”。）

但这只是空文。事实上，整个唐代不仅存在着人口买卖，而且政府里也设有管理人口买卖的机构，并规定：凡买卖人口，必须由政府检看，发证券（身契）、抽税（交易税）。

《唐六典》卷二十：

“凡卖买奴婢、牛马，用（由）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

《唐大诏令》卷五：

“旧格：买卖奴婢皆须两京市署出公券，仍经本县长吏引验正身，谓之‘过贱’（由平人过为贱人）。”

《新唐书》崔从传：

“凡交易赀产奴婢，有贯率钱（即根据交易数额，每贯中抽若干钱为税）。”

张廷珪传：

“（武后）诏市河南河北牛马、荆益奴婢，置监（税监）登莱，以广军资。”

由此可见，贩卖人口是一项公开的被政府认可的交易。

市场上奴婢的来源有三，分述如下。

一是掠卖。当时官吏、奸豪、地主商人往往掠卖贫农子女为奴婢。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九：

“荆、益等州和市奴婢，多是国家户口，奸豪掠来，一入于官，永无雪理。”

《唐语林》卷二：

“郭尚书元振始为梓州射洪尉（县尉，从九品小官，管理县内监察、牢狱），征求无厌，至掠部人（治下人民）卖为奴婢者甚众。”

《唐摭言》卷四：

“代公（郭元振）为通泉（即射洪）县尉，掠卖千余人，以供过客。天后（武则天）异之，召见。”

《旧唐书》郭元振传：

“郭元振，魏州贵乡人，举进士，授通泉尉。任侠使气，不以细务介意，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百姓苦之。则天闻其名，召见，与语，甚奇之。……授元振右武卫铠曹（参军）。”（案：郭元振于睿宗景云二年及玄宗开元元年两次为宰相，封代国公，是一代“名臣”。）

《旧唐书》罗让传：

“有以女奴遗让者，让问其所因，（女奴）曰：‘本某等，家人兄姊九人，皆为官所卖，其留者，唯老母耳！’”

《唐会要》卷八十六：

“岭南、黔中、福建等处百姓……多罹掠夺之虞。……缘公私掠卖奴婢，……以良口（平民）饷遗贩易，及将（带往）诸处博易。又有求利之徒，以良口博（换）马。”

柳宗元《童区寄传》：

“童寄者，彬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墟（乡村集市），卖之。”

抢夺人口、掠卖人口并不限于唐的边远地带，连唐的京城附近有时也有掠卖奴婢之事发生。

《唐大诏令》卷五：

“关畿（关中、京畿）之内，掠夺颇多，遂令黔首（平民），徒被丹书之辱。”（案：“丹书”即红契。《辍耕录》：“奴婢……有红契，立券投税者是也。”丹书或红契是奴婢卖身契。）

二是质押或典贴。当时，富商地主以高利贷盘剥贫民，并以贫民的子女为抵押品。如贫民到期不能交纳本利，则将贫民子女作为奴婢卖到远方；或者典当贫民子女，如到期不赎，则将其出卖。

《新唐书》柳宗元传：

“越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

《韩愈文集》卷四十《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

“右准律不许典贴良人作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袁州界内得（奴婢）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负债，遂相典贴，渐以成风，名目遂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

三是贩卖人口。当时，地主富商利用农民的贫困贩卖农民子女以牟利。

《唐大诏令》卷一百九：

“岭南诸州居民……水耕火耨，昼乏夜饥，迫于征税，则货卖男女。奸人乘之，倍讨其利，以齿之幼壮，定沽（价）之高低。窘迫求售，号哭逾时。为吏者……因亦自利。遂使居人男女与犀象杂货俱为货财。”

《唐会要》卷八十六：

“诸州货卖男女，奸人乘之……潜出券书，暗过州县……将出外界。”

孙樵《读开元杂报》：

“自关以东（函谷关或潼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役者。”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这位“富饶田舍儿”正是一位“略卖奴婢”的“富豪”、“奸人”。他不仅出售“肥马”，而且“仍更卖奴婢”。他不仅“多种如屯田”，剥削农民的血汗，而且“略卖”农民的子女——将农民的亲骨肉换成钱。

⑤“满圈养子”

“”是“屯”字的俗写。“屯子”是“子”的误书。“子”即“豚子”，意为猪娃子。屯、、豚音全同。

《广韵》：

“屯、徒浑切。豚、豕子；、豚、并同上。”

《俗务要名林》：

“、猪子也，徒昆反。”（《敦煌掇琐》）

⑥“寻常愿米贵”

“寻常”，平常、平时。“愿米贵”，希望米价上涨。这说明，“富饶田舍儿”因为自己“窖内多埋谷”，因此盼望荒年，希望歉收，企图在粮价上涨时以高价将藏谷抛出，从而谋取暴利。这是一般地主的内心打算。

徐铉《稽神录》：

“戊子岁旱，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既而米价稍贱，昌裔乃为文祷神冈庙，祈更一月不雨。”

⑦“里正追役来”

“里正”，地方上的小吏。其职约同于旧社会的保长，掌管“催驱赋役”（考释见第六篇《生时同毡被》注③）。

“里正追役来”，意为里正“催驱赋役”而来。

⑧“多须劝遣醉”

“多须”，唐宋口语中，“须”有时作“是”解。

王安石《见鹦鹉戏作》：

“直须强学人间语，举世无人解鸟言。”

《永乐大典》戏文《小孙屠》：

“他须烟花泼妓，水性从来怎由己。”

“多须”即“多是”、“都是”。

“遣”，意为“遣送”、“发遣”、“打发”。“劝遣”，古时俗语，意为“以好言打发”。

蔡邕《胡夫人赞序》：

“孤颢……以议郎出为济阴太守。是时夫人寝疾未薨，……夫人乃自矜清禀气力，俯起若愈，以劝遣颢。”

“多须劝遣醉”，意为“多是以好言打发里正吃饱喝醉”。

⑨“和市亦不避”

“和市”，“和”意为公平，“市”意为购买。唐代，官府以官定价钱征购民间货物，号称“和市”。

《唐六典》卷三：

“凡和市、和籴，皆量其贵贱，均天下之货以利于人。”

唐官府以“和市”名义所征购的货物，种类甚多，有米、面、牛、羊、菜、犬、杏仁、鸡子、朱砂、柴等。同时，官府“和市”购得的货物，须由卖主运送至指定地点，官府不付运费；如运输中有耗折损失，则由卖主补偿。诗中所说的“和市亦不避，索面駞驴送，续后更有之，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便是描述地主支应“和市”的情形。

在唐代，“和市”制度曾改变三次。唐初期，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时代，全国盛行“和市”。当时，官府“和市”的价格低于市价；“和市”所征购的货物数额，由各户分摊（名为“率户和市”）。因此，当时的“和市”是一种变相的赋税。

《全唐文》卷一百四十：

“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间，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时为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九：

“窃见国家于河南北和市牛羊……和市递送，所在骚然，公私繁费，不可胜计。……今河南牛疾甚处，十不存一，……今虽和市，甚于抑夺百姓之望，是牛再疫而农重伤，此则有损无利一也。顷者诸州虽定估价，既缘并市，则虽（难）平准，如其简择，事须贿求。侵刻之端，从此而出。”（时为长安四年，公元704年）

《唐会要》卷六十二：

“臣奉使幽州，途经卫、相等州，知河北和市牛。……闻之官人百姓，当土牛少，市数又多，官估已屈于时价，众户又私相赔贴。……河北百姓，尤少牛犊，贱市抑养，夺取无异。”

杜佑《通典》食货七：

“顷年国家和市，所由以刻剥为公；虽以和市为名，而实抑夺其价。”（时为景云二年，公元717年，玄宗即位前一年）

但到玄宗开元年间时，唐朝廷改变了旧的“和市”法：改变了“配户和市”或“率户散科”（按户分摊）的办法，重新规定，“一切和市令出储蓄之家”、“州县和市配于富有之家”。从此，在各州县中出现了供应和市的“供应户”。当然，“供应户”是由富豪地主充当。

《旧唐书》裴耀卿传：

“裴耀卿……开元初累迁长安令。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储蓄之家，预给其直，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

《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四：

“年支和市，合出有处（富有之处）。官既酬钱，无要率户（按户分配）。如闻州县不配有家（富有之家），率户散科（按户分摊），费损尤甚。……宜令所司，更申明格，所有和市，各就出处。”

《全唐文》卷九百六十八：

“所在物产，自有时价；官人买卖，合准时宜。近日相承皆置供应户，既资影庇，多是富豪，州县科差，尽归贫下，不均害理，为弊颇深。”

从以上史料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本诗所反映“和市”只符合开元后的“和市”情况。因为：开元前的“和市”，“低于时价”、“甚于抑夺”、“众户私相赔贴”，而开元后的“和市”则“预给其值”（贷款定购）、根据“时价”；开元前是“配户和市”、“抑夺其价”，“百姓苦之”，而开元后的“和市”则配于“富豪”“储蓄之家”（供应户）。富豪支应“和市”后，“既资影庇”，又可减少“科役”。不难想见，开元后，地主富豪是乐意充当“供应户”支应“和市”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因此本篇民歌中的“富饶田舍儿”不仅“和市亦不避”，而且希望继续供应“和市”货物：“续后更有之。”不仅“索面駞驴送”，而且希望扩大“和市”范围：“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显然，这位“田舍儿”，是开元后支应和市的“供应户”。本篇民歌当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据史载，天宝后，“和市”减少。到德宗时（玄宗后二十五年），只有宫内厨料和诸陵祭物，尚以“和市”名义在京兆附近征购。即此，不久也被禁止。

《全唐文》卷五十二：

“其司农寺供宫内及诸司厨冬藏菜，并委本寺自供，……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其诸陵……寒食杏仁、鸡子，……便于本户税钱内克折，不得更令和市。”（案：文宗时又禁止一次。）

据此，则本篇民歌当是开元、天宝时的作品。

⑩“当家皆具备”

“当”，读作平声。“当家”，主持家务的一家之主。以后成为世俗对财主、妻对夫的尊称：“当家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

“百姓当家，则力农工。”

其次，在唐宋时，“当家”又可作“自家”解。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当家，犹云自家。……杨万里《寄题福帅张子仪尚书禊游堂诗》：‘不要外人来作记，当家自有笔如椽。’序云：‘子仪帅吴，自作记以书此事。’此犹云自家也。”

据《唐韵》：醉、备在六至；食、事在七志；贵在八未。因此本篇民歌韵脚的婢、贵、醉、备与事、起、子、里、食、避、之、事、你通押。

⑪“县官余恩宅”

“恩宅”是由“恩门”套袭来的称谓。唐代，登第进士称考官为“恩门”，自称“门生”。所谓“恩门”，意为“恩之所自者”之门。

柳宗元《与顾十郎书》：

“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

“朝廷较艺为择贤，或臣下收恩……时论以贡举官（考官）为‘恩门’及以登第（者）为‘门生’。门生者，门弟子也。”

当时，下司称上司为恩相、恩官，故吏称长官为恩公。一般的富人地主既非官吏，也非士人，但往往也投拜在地方官门下，于是称地方官为“恩宅”。所以用“宅”相称，是由于富人地主以地方官的“宅内厮养”自居。当然，这样的称谓也意味着与官府的亲近。

《水浒传》中的“镇关西郑屠”投拜在“经略相公府”下为“肉户铺”，即此类。

本诗中的“富饶田舍儿”之所以骄傲的宣称“县官余恩宅”，正表明他与县官之间有着密切的交结。

⑫“曹司一家事”

“曹司”犹如近世的局科，是州县衙门中分设的机构。唐代州府中设有六曹或六司。六曹为：功曹（管理礼乐、学校、考课）、仓曹（管理财政、仓库、交易）、户曹（管理户口、籍帐、赋税）、兵曹（管理军防、门禁、驿站）、法曹（管理司法诉讼）、士曹（管理交通）。每曹（司）设参军一员管理该曹（司）事务。

杜佑《通典》职官十五：

“大唐州府……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参军。在府为曹，在州为司。”

州的诸曹参军是从七品下或从八品下的小官。

此外，州属县中也设有“司户”、“司法”二职，由县吏主管，无官品，犹同明清时的“钱房师爷”和“刑房师爷”。县的司户和司法也可称“曹司”。本诗中所说的“曹司”，当是指县曹司而言。

“曹司一家事”意为“曹司与我犹如一家”，不分彼此。

⑬“纵有重差科”

“差科”是差使和赋役的综称（考释见第十篇《夫妇生五男》注①）。

第八篇　贫穷田舍汉

贫穷田舍汉①，
庵（俺）子（自）（真）孤栖（凄），
两共前生种，
今世作夫妻②。
妇即客舂祷（擣）③，
夫即客扶犁④，
黄昏到家里，
无米复无柴，
男女空饿肚⑤，
状似一食斋⑥。
里正追庸调⑦，
村头相催□（迫？）。（原文此处为□）
（襆）头巾子路（露）⑧，
衫（角）（衫）皮（裨）开⑨，
体上无褌袴⑩，
足下复无鞋。

〔考释〕

①“贫穷田舍汉”

“汉”即“汉子”。“田舍汉”犹同“庄家汉”，是劳动人民间的称谓，与前首诗中的“田舍儿”，在语义和语气上有些不同。

唐宋时代，农民或市民往往互以“汉子”相称，妻子有时也称丈夫为“汉子”。

但由于官僚文人和地主老爷对农民的轻视，因此在他们口中，这一称谓却成了表示轻蔑的骂人话。

刘餗《国史异纂》：

“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可耐杀人田舍汉！’”

陆游《老学庵笔记》：

“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

②“两共前生种，今世作夫妻”

佛教俗言：“二生种因，一生受果。”诗本此，故称“两共前生种，今世作夫妻”，意为“前两世共同种因，故今世配作夫妻”。

③“妇即客舂擣”

“客”是自“客作”衍出。“客作”即雇工，因为是给别人工作，故称“客作”。“客作”一词，由来已古。

《西京杂记》：

“匡衡家贫勤学，邑人大姓文不诀，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

《三国志》魏志：

“焦先，……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

《北史》邢邵传：

“刑家小儿常客作章表。”

《五行记》：

“谯郡县袁双，家贫客作。”

《辍耕录》：

“今人之指雇工者曰客作。”

“妻即客舂擣”，意为“田舍汉之妻作雇工给人舂米”。当时，贫穷妇女给人作雇工是很普遍的。

王仁裕《玉堂闲话》：

“齐州刘十郎……壮年时穷贱至极，与妻佣舂自给。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声，视之已中折矣。夫妇相顾愁叹，久之方寐。”

《广古今五行志》：

“长安中，……汝阳县妇人，年二十二三许，造一大家门曰：‘新妇不知所适；此须人养蚕，故来求客作。’”

《灵怪集》：

“郓州司法关某，有佣妇人姓钮。关给其衣食，以充驱使。”

《酉阳杂俎》：

“有一妇人，容色惨悴，服装雅素，方向灯纫缝。……曰：‘妾本秦人，姓张氏，……常造雨衣与胡氏佣作。’”

④“夫即客扶犁”

此句意为“贫穷田舍汉当雇工给人种地”。这说明，这位“田舍汉”是个失去“口分田”和“永业田”的雇农。

唐初实行授田制。封建国家授给十八岁以上的丁男田地一百亩，丁男则每年向国家交纳“租”若干、“调”若干，并服劳役若干日。

《新唐书》食货志一：

“（唐）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

这种“按口授田”的制度，被后人称作“均田制”。

武后时，由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到玄宗即位之后，这一制度已无法维持。就在开元、天宝年间在广大农村中出现了众多的大地主，而广大的贫苦农民失去田地，沦为雇农。

《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七：

“天下编户，贫弱者众，亦有佣力客作，以济糇粮。”（案：时为武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

《金唐文》卷三百一：

“国家……仓廪未实，流庸未返，俗困兼并。……寒而无衣，饥而无食，庸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案：时为开元元年，公元713年。）

唐玄宗《置劝农使诏》：

“百姓逃散，……旋被兼并，……积此艰危，遂成流转，或因人而止，或佣力自资。”

唐玄宗《绶逋赋诏》：

“贫下百姓有佣力买卖与富儿及王公已下者。”

唐玄宗《听逃户归首敕》：

“黎氓失业（产业），户口凋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佣赁取给，浮窳求生。”

本诗所描写的正是这时期的社会情况。

⑤“男女空饿肚”

“男女”，意为“孩子”、“儿女”（考释见第四篇《穷汉村》注①）。

⑥“状似一食斋”

佛教戒律：“不过中（中午）食，为斋。”上午的饭名叫“斋食”；上午吃毕，下午绝食，名叫“吃斋”。其用意，是为了防止和尚或尼姑饱暖思淫欲，所以戒律规定晌午之后便不许再吃食物，以免夜间想入非非不能收其放心焉。从而，和尚们用自我挨饿的手段，保证对如来的皈依。苦行僧则更变本加厉，不仅过午不食，而且一天只吃一顿饭，名为“奉行一食斋”。

《涅槃经》：

“菩萨当以苦行自诫其身，日食一胡麻。”

《翻译名义集》：

“今释氏以不过中食为斋，亦取其防邪讫欲。”“佛言曰中后不食有五福，一少淫，二少睡，三得一心，四无有下风，五身得安隐。”

《旧唐书》李憕传：

“憕子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斋戒……随僧一食，已五十年。”

牛肃《纪闻》：

“泾县尉马子云……逃于南陵僧寺中，常一食斋。天宝十年卒于泾县。”

《旧唐书》冯元常传：

“元淑，则天时为清漳令，……所乘马，午后则不与，云：‘令其作斋。’身及奴仆，每日一食而已。”

当然，诗中的“状似一食斋”，是形容雇农夫妇的儿女长年累月的在忍受饥饿。

⑦“里正追庸调”

“庸”、“调”是唐前期赋役的名目。唐前期，根据“授田制度”采用“租、庸、调”税法。

《新唐书》食货志一：

“（唐）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出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折合）为绢三尺，谓之庸。”

不难看出，所谓“租”（征粮）、“调”（征绢布）、“庸”（劳役代金），都是附隶于授田制上的，是据户口“籍帐”征收的。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渐剧烈和授田制的破坏，天宝十四年（755）之后，“租调庸”税法已无法推行。肃宗、代宗朝（756—779）官府另征新税，税名繁多，各地不一，正税有“亩税”、“青苗税”、“地头税”；杂税则不可胜计，甚至征茄子税。代宗广德元年（763），“始以亩定税”，到德宗建中元年（780），明令实行两税法。

《新唐书》食货志一：

“广德元年，……凡亩税二升，……又率户以给军粮。至大历元年（766），……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又诏，上都秋税分二等，……五年（770）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青苗钱，亩加一倍。”

《新唐书》食货志二：

“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易卖，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安禄山）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自代宗时（763）始以亩定税。”

《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五：

“天宝季岁，羯胡乱华，海内波摇，兆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赋役旧法，乃受圣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为便。兵兴之后，供亿不恒，乘急诛求，渐堕经制……扫庸调之成规，创两税之新制。”（案：陆贽，唐玄宗天宝十三载生，德宗时宰相。）

由此证明，天宝十四载之后，租庸调税法实际上已被废除。

本篇民歌所描写的“贫穷田舍汉”夫妇，已失去“口分田”和“永业田”，靠雇耕赁舂维持生活（这符合开元后的农村一般情况），却仍须交纳“租庸”：显然，这是天宝末期之前的旧税制。以此论断，本篇民歌当是玄宗开元、天宝时代的作品。

⑧“襆头巾子露”

“襆”应作“幞”。“幞头巾子”是包头布。

刘肃《大唐新语·厘堇》：

“用全幅皁向后幞发，谓之幞头，周武帝才为四脚，武德（唐高祖年号）以来，始加巾子。”

赵彦卫《云麓漫钞》：

“幞头之制，本曰巾，古亦曰折，以三尺皂绢向后裹发。晋宗曰幕后。后周武帝遂裁出四脚，名曰幞头，逐日就头裹之。又名折上巾，唐马周（太宗时相）请以罗代绢。”

俞琰《席上腐谈》：

“幞头起于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幞头。幞字（音伏），与幞被之幞同，今讹为仆。”

《集韵》：

“幞，帕也。幞头即帊首，即今包头。”

唐时，一般劳动人民也扎“幞头巾子”。

《唐六典》卷六：

“丁奴（二十以上六十以下男奴），春，（发给）头巾一。”

《梦溪笔谈》：

“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

“幞头巾子露”，意为“包头布破露”。

⑨“衫角衫裨开”

唐时，人民夏穿“衫”冬穿“袄”。当时的衫近似后世的袍，帷较短，长仅掩膝。唐朝“服制”规定：劳动人民穿白布做的“四袴衫”，前后左右各开一直缝，以便于劳作。

《新唐书》车服志：

“太宗时，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有深衣，请加襴、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骻，名缺骻衫，庶人服之。’即今之四袴衫也，盖自马周始。”

《新唐书》车服志：

“太宗时，……一命以黄，再命以黑，三命以，四命以绿，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

《新唐书》车服志：

“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

韩愈《赛神》：

“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人。”

“衫角”即衫下摆。“衫裨”即布衫的接连缝合处。

唐时庶人布衫本已有四袴（四个开缝），当“衫角衫裨开”之后，已无衫的形状，成了布条流苏。这是形容“贫穷田舍汉”衣服的褴褛。

⑩“体上无褌袴”

“褌”是有裆的裤子。“袴”是套裤，只有裤腿，无裤裆，无裤腰。

第九篇　贫穷实可怜

贫穷实可怜，
饥寒肚露地，
户役一概差①，
不辨（办）棒下死②。
宁可出头坐（走），
谁肯被鞭耻（笞）③；
何为（拋）宅走？
良由不得止（已）④。

〔考释〕

①“户役一概差”

“户役”，按户派的赋役。唐时，户分九等，按等分派赋役名为“户役”。

《唐会要》卷八十五：

“武德九年（625），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有差科，先从高等。”

《唐律疏议》第十三：

“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

但实际上，定户等第是不均平的。开元时，地主及富商大多与官府交结（考释见本类第七篇《富饶田舍儿》），被定为下等户；而贫户反而成为赋役的主要负担者。

《唐会要》卷八十五：

“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天下户，等第未平，升降须实。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

由此可知，唐玄宗时，户口籍帐不实，富人定下等，而穷人却定高等。因此，虽然诗作者已贫穷到“饥寒肚露地”的地步，但仍要担负“户役一概差”。

②“不办棒下死”

“办”为“承办”、“承担”。“不办棒下死”，意为“如不能承担户役一概差，则免不了死于官府的大棒之下”。

“棒”即“杆棒”、“棍”，古时称作“殳”，汉时又名“金吾”（两端有铜箍的杆棒），原是兵器之一种。

《诗经·伯兮》：

“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传：“殳长丈二而无刃。”（案：古之丈二约合于今之七尺二寸。）

《说文解字》：

“殳，以杸殊人也。……建于兵车，车旅贲以先驱。”

崔豹《古今注舆服》：

“汉朝执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铜为之，黄金涂两末，谓之金吾。”

《三国志》钟会传：

“会已作大坑、白棓数千，欲悉呼外兵入……以次棒杀。”

《周书》王罴传：

“（王罴）镇华州。（齐神武派人袭城，罴不觉，闻外有声）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

《抱朴子》：

“昔吴遣贺将军讨山贼……乃多作劲木白棒，选异力精卒五千人……”

《新唐书》李嗣业传：

“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嗣业每持大棒冲击，贼众披靡，所向无敌。”

《宋史》张威传：

“（威）临阵战酣，则精采愈奋，两眼皆赤，时号‘张红眼’。……每战不操他兵（器），有木棒号‘紫大虫’，圜而不刃，长不六尺，挥之掠阵，敌皆靡。”

由此可知，古之“棒”乃是兵器，并非“刑具”。但从魏晋之后，各朝统治阶级本于“乱世用严刑”，往往用军用棒拷打人民。隋初，文帝曾下诏禁止官府使用“棒罚”。唐太宗所制定的“五刑”为“笞、杖、徒、流、死”，其中并无“棒刑”。虽然如此，但自则天朝之后，贪官酷吏仍常常使用“大棒”拷打人民。

《三国志》武帝纪注：

“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

《隋书》刑法志：

“军国多事，政刑不一，决狱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谓之变法从事。……文宣于是令守宰各设棒，以诛属请之使。后都官郎中宋轨奏曰：‘昔曹操悬棒，威于乱时，今施之太平，未见其可！’”

“自前代相承，有司讯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之属，楚毒备至，多所诬伏。……至是尽除苛惨之法。”

《唐律疏议》卷一：

“五刑：笞、杖、徒、流、死。”（案：笞刑，古用竹，唐时用荊条；杖刑，即汉时之鞭刑，隋唐时改用荊木。）

卷二十九

“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杖粗细长短不依法者，罪亦如之”。“〔疏〕议曰：……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杖长短粗细不依令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朝野佥载》：

“周侍御史侯思止，凡推勘，杀戮甚众，……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胜数。”

由此可知，所谓“棒打”乃是“法外酷刑”；诗所说“棒下死”，意为“非刑拷打致死”。

据“大唐律令”，“户役课税之物违限不克者”，“户主笞四十”。“笞刑”是“五刑”中最轻的刑；“笞四十”是“笞刑五等”中的第四等。

《唐律疏议》卷十三：

“输课税之物，违期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一分加一等。〔疏〕议曰：‘输课税之物’谓租、调及庸，地租，杂税之类。物有头数，输有期限，而违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假有当里之内，征百石物，十斛不充笞四十，每十斛加一等，全违期不入者徒二年。”

由此看来，“不办”“户役一概差”也并不是犯了什么大罪。然而本诗却说“户役一概差，不办棒下死”。

据“大唐律令”，州县官员断罪皆须遵循律令正文，“违者笞三十”；如“因公事捶人致死”，则从“过失杀人罪”。此外，“大唐律”明文规定，严禁“用棒拷打”人犯，官员违者“杖一百”；“致人死者，徒二年”。

《唐律疏议》卷二十九：

“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

“〔疏〕议曰：‘临统案验之官，情不挟私，因公事……自以杖捶人致死’，……各依过失杀人法，各征铜一百二十斤入死家。”

“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以故致死者，徒二年。〔疏〕议曰：‘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谓拷囚于法杖（笞与杖）之外，或以绳悬缚，或用棒拷打……犯者合杖一百……致死者，徒二年。”

不难看出，虽然“大唐律”中规定的条文很严格，文字明确并无“但书”，但当时官僚却并未受到约束。本篇民歌反映了这点：当时官僚并不“遵循律令格式正文断罪”，该处“笞刑”的，却施用“非刑拷打”；该处轻刑“笞四十”的，却用“棒拷打致死”，“擅自捶杀人命”。

由此可知，本篇民歌揭露了唐封建社会法律的伪善，可供那些称赞“大唐律”的“法学家”参考。

③“谁肯被鞭笞”

“笞”是唐时“五刑”之一。

唐前期“税制”是与“授田制”结合并行的。这就是“有丁即有田，有丁口即有户籍，有户籍即有赋役”，但到玄宗即位前后，由于土地兼并，情况大变。

《新唐书》食货志二：

“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

由此可知，自开元以后，富升贫降，贫苦农民失去田地，但由于“户籍久未更造”，因此户籍“籍帐”上仍挂有丁名，仍须向官家交纳“庸调”。

《文献通考》卷三：

“（唐）中叶以后，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买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按籍（户籍计帐）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

籍帐有名而无地的农民无法完纳赋税，于是从武则天朝之后，官府便以鞭笞酷刑“比限催科”。

《新唐书》狄仁杰传：

“调发烦重，伤破家产，剔屋卖田。……又官吏侵渔，州县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八：

“自数年已来，公私俱竭，户口减耗，……猛吏淫威奋其毒，暴征急政破其资。……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

《旧唐书》食货志上：

“杨崇礼（开元中）为太府卿，清严善勾剥，分寸锱铢，躬亲不厌。转输纳欠，折沽渍损，必令征送。天下州县征财帛，四时不止。”

本篇所写的便是一个贫穷农民，他没有生产资料（田地），但户籍计帐上却有名，因此不得不负担“户役一概差”。他无力应付，便要“被鞭笞”，甚至“棒下死”。于是，“宁可出头走”，他不得不“拋宅”逃亡。所谓“抛宅走”，也正说明他已无田地，只有“宅”可抛了。

不论贫富和有无田地，只根据户籍计帐上的丁额征派赋役，是开元、天宝时的暴政之一。杜甫《咏怀五百字》中所说的“鞭挞有夫家，聚敛贡城阙”，也正是指没有田产只挂丁名（有夫家）的贫穷人而言。

天宝之后，唐朝廷不得不改变税法，废除以“户籍”、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税法，改行田亩所得税（两税制）：“人无（不论）丁中（壮丁、中男），以贫富为差。”

④“何为拋宅走，良由不得已”

武后朝后期，人民已经不断逃亡。到玄宗即位之后，逃亡日益严重，“禁逃亡”和“招逃户”成为当时官府的主要工作，并将这一工作作为官员考课的主要项目。

《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二：

“开元后，赋役繁重，豪猾兼并，……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杂于居人间，十一二矣（十分之一、二）：盖汉魏以来浮户流人之类也。（天宝时）……客户倍于往时。”

据史载，开元十二年前后，全国户数为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户，其中逃户有八十余万户。这说明，当时近八分之一的人在逃亡。从当时人柳芳的记述中看来，开元十二年以来，逃亡不是减少，而是逐渐增加。

本诗所反映的正是这个时代。

第十篇　夫妇生五男

夫妇生五男，
并（并）有一双女；
儿大须取（娶）妻，
女大须家（嫁）处（出）。
户役差耕（科）来①，
弆（弃）拋我夫妇②；
妻即（子）无裙袚（复）③，
夫体无褌袴。

〔考释〕

①“户役差科来”

“户役”，按户派的赋役（见本类第九篇《贫穷实可怜》考释①）。

“差科”，是差使和赋税的综称。

《唐会要》卷八十五：

“天宝四载三月敕：……委太守详覆定后，明立簿书，每有差科，先从高等。”

②“弃拋我夫妇”

此句意为“儿子为了逃避户役差科，弃拋父母，逃亡在外”。

唐玄宗开元、天宝时，逃亡农民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考释见《贫苦实可怜》注③）。据史载，当时有很多农民离家逃亡或与父母分地居住。

《唐会要》卷八十五：

“如闻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

《全唐文》卷二十九：

“人离邦去里，……致令父不保子，兄不宁弟。井邑有流离之怨，道路有吁嗟之声。”

本篇民歌所反映的正是这时期农村的一般现象。

③“妻子无裙袚”

“袚”是错字，当是“祓”之误。“祓”则是“複”的谐音借用字。据《广韵》，祓在物韵，複在屋韵，同为入声。

“複”是夹衣或絮棉的冬衣。

《广韵》：

“複，重衣。”（同《说文解字》）

《释名》：

“有里曰複，无里曰禅（单衣）。”

钱绎《方言笺疏》：

“複，衣之有絮而短者。”

汉诗《孤儿行》：

“冬无複襦，夏无单衣。”

唐时民间妇女，夏天上穿衫，下扎单裙；冬天上穿“襦複”，下穿袴。

《唐六典》卷六：

“官婢，春给裙、衫各一，……冬给襦、複袴各一。”

“妻子无裙複，夫体无褌袴”，意为“这曾生过五男二女的老夫妇，一年四季都没有衣服穿，几乎在赤身露体”。

第十一篇　人间养儿女

人间养儿女，
直成鸟养儿：
长大毛衣好，
各自觅高飞，
女嫁他将去，
儿心（行）死不归。
夫妻一个死，
喻如黄擘（檗）皮，
重重被剥削，
独苦自身知①。

〔考释〕

①“喻如黄檗皮，重重被剥削，独苦自身知。”

“黄檗”即黄木，俗写作黄柏。黄檗是芸香科落叶乔木，生于山地。

《说文解字》：

“檗，黄木也。”

《广韵》：

“檗，博厄切，黄檗也。俗作蘗。”

李时珍《本草纲目》：

“黄檗，俗称黄柏，省写之谬也。”

黄檗的茎干内皮色深黄，剥下后可以作染料。

鲍照《拟行路难》：

“剉蘖染黄丝。”

陈善《窗间纪闻》：

“古人写书，皆用黄纸，以檗染之，所以避蠧，故曰黄卷。”

因此，本篇诗作者以黄檗自比，说明自己“重重被剥削”。

其次，黄檗的果实皮叶都具有苦味。因此，在汉魏以后的民歌或诗人诗作中，往往以黄檗譬喻内心的痛苦。

《子夜四时歌》：

“黄檗向春生，苦心随日长。”

《石城乐》：

“风吹黄檗藩，恶闻苦篱（叶离）声。”

权德舆《黄蘖馆》：

“青枫浦上魂以销，黄蘗馆前心自苦。”

白居易《和晨兴因报问龟儿》：

“谁谓荼檗苦，茶檗甘如饴。”

李商隐《房中曲》：

“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檗。愁到天池翻，相看不相识。”

高明《琵琶记》：

“正是，哑子漫尝黄柏（檗）味，难将苦口向人言。”

翟灏《通俗编》：

“今市俗谚语：黄檗树下弹琴，苦中作乐。”

同样，本篇诗作者也是以黄檗譬喻自己的内心痛苦。

第十二篇　父母是冤家

父母是冤家，
生一五（忤）逆子①，
养大长成人，
元来不得使，
身役不肯料②，
逃走皆（害）家里，
阿耶（爷）替役身③，
阿孃（娘）气病死。
腹中怀恶来，
自生煞（杀）人子。

〔考释〕

①“生一忤逆子”

“忤”同“牾”，意为牴牾。“逆”，意为不顺。俗称对父母不孝顺为“忤逆”。

②“身役不肯料”

“身”，意为“自身”、“自家”。

《史记》项羽本纪：

“宋义……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

《三国志》张飞传：

“张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

戎昱《苦哉行》：

“身是最小女，偏得浑家怜。”

“料”，意为“料理”、“安排”、“办理”。

《齐民要术》：

“拾取耕出者，……料理如常法。”

《世说新语》：

“卫展在寻阳，有知旧人投之，都不料理。”

《梁书》五行志：

“童谣曰：黄尘涴人衣，皁荚相料理。”

杜甫《江南独步寻花七绝句》：

“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

敦煌发现《切韵》残文：

“料、料理。”

“身役不肯料”，意为“自家的劳役不肯料理”。

③“阿爷替役身”

古时民间称父为“阿爷”或“爷”。今淮河流域仍有此称谓。

《木兰辞》：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卢仝《示添丁》：

“气力龙钟头欲白，凭仗添丁莫恼爷。”

李商隐《骄儿诗》：

“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

程大昌《演繁露》：

“今人不以贵贱，皆呼父为耶。盖传袭已久矣。”

“替役身”，意为“替代应服役者正身，代服劳役”。

第十三篇　门前见债主

门前见债主①，
入户见贫妻，
舍漏儿啼哭，
重ク（重）逢苦哉。

〔考释〕

①“门前见债主”

“债主”，债权人，放债者。

唐时，高利贷剥削遍及通都大邑偏乡僻村。官吏、地主、商人、和尚大多兼营放贷，以高利重息盘剥人民。

《旧唐书》杜亚传：

“检校吏部尚书杜亚……取军中杂钱举息（放债生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收敛百姓所得菽粟……。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

《太平广记》：

“苏州海盐县有戴文进者，家富性贪，每乡人举债，必须收利数倍，有邻人与之交利，剥刻至多。乡人积恨。”

王仁裕《玉堂闲话》：

“陇右水门村有店人（商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箧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

《太平广记》：

“并州盂县竹永通，曾贷寺家粟六十石，……遂还粟百石于寺。”

这种高利贷剥削是受到唐封建政府的保护的。同时，唐封建政府本身也正是高利贷的最大的放贷者。

据历史所载，唐初，皇朝政府曾拨给各衙门一笔款项作为“高利贷基金”，名之为“公廨钱”，又称作“食利本钱”。然后由各衙门将这笔钱摊贷给人民，并以高利率收利息。收来的利息作为修建衙舍、置办什物、购买办公纸笔的“经费”。这就是说，唐皇朝各级政府的“修建费”、“经常办公费”全是依靠高利贷剥削来筹办的。

据历史所载，唐初官僚的“月俸”（薪金）和“月料”（食料、伙食费）也都是从“公廨钱”（高利贷基金）的利钱中开支。

杜佑《通典》职官十七：

“贞观十五年，以府库尚虚，敕在京诸司，依旧置‘公廨（钱）’，给钱充本，……回易纳利（利钱），以充官人俸（俸钱）。”

《唐会要》卷九十三：

“开元十八年，……籍百姓一年税钱充本（本钱）……随月取利（利钱），将供官人料钱（伙食钱）。”

“御史台奏：秘书省等三十二司，见在食利本钱，应见征纳及续举放（放债），所收利钱，准勅并充添修廨宇、什物及令史驱使（官仆）官厨料（食料）等用。”

“军器公廨本钱三千贯文，放在人上，取利充食料、纸笔杂用。”

“礼部尚书李齐运奏：当司（指礼部衙门）本钱至少，厨食阙绝，请赐……二千贯文，充本收利，以助公厨。可之。”

《新唐书》食货志五：

“天下置公廨本钱，以典史主之，收赢（利）十之七（收的利钱为本钱的十分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赋粟者（指不入流品无俸禄的衙吏、衙役）常食，余为百官俸（月俸）料（月料）。”

《旧唐书》职官二：

“州县官月料，皆分公廨本钱之利。”

《旧唐书》沈传师传：

“敕中书、门下两省（即内阁）……各准品秩给俸钱，廪饩（伙食费）、干力（卫兵、仆人）、什器、馆宇之设，以公钱为之本，收息以赡用。”

《全唐文》卷七十四：

“如闻尚书省（即内阁）丞郎官，入省日，每事缺供，须议添助，除旧赐本钱征利外，宜每月赐一百贯文本钱，任准前收利，添充给用。”

《唐会要》卷九十三：

“宰臣（宰相）李珏奏：堂厨食利钱一千五百贯，供宰相香油蜡烛。……堂食。”（案：这里所说的“堂”乃“政事堂”，宰相办公室。“堂厨”即宰相厨房。宰相会食名作“堂食”。）

由此可知，唐皇朝各级政府机构的“修建费”、“办公费”和官员吏人的“薪俸”、“伙食钱”全都是依靠着高利贷剥削，全都是从“公廨本钱”的利息中开支，甚至连宰相晚上点的“蜡烛”，白天吃的酒席也是用高利贷利钱置办的。

据史载，唐朝皇帝也是个吃“印子钱”的家伙。他的“尚食局”（御膳房）有一大宗“食利本钱”，举放生息；收来的利息钱为皇帝陛下改善伙食。此外，他的“内园”（御花园）和“教坊”（御用歌舞乐队）的“经费”也都是依靠高利贷来筹办。不仅如此，他所豢养的“五坊”鹰犬所需用的饲料和他列祖列宗所享用的祭品，也都是仰取于高利贷剥削。

《唐会要》卷九十三：

“殿中省（即宫内府）奏：尚食局（即御膳房）新旧本钱总九百八十贯文。伏以尚食（御膳）贫虚，更无羨余添给，伏乞圣慈，更赐本钱二千贯文，……收利支用，庶得不失公事。”

“赐内园本钱一万贯，……赐教坊钱五千贯，充本以收息利。”

“赐五坊使钱五千贯……以为食利。”

“乾元元年敕：长安万年两县，各备钱一万贯，每月收利，以充……祠祭。……二县置本钱，配纳质债户收息，以供费。”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的高利贷剥削盛行到何等程度。

从历史文献中看来，唐时官私所放的高利贷利率重得惊人。

《全唐文》卷三百四：

“顷以州县典吏，并捉官钱，收利……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收输，四千二百，兼算劳费，不啻五千，在于贫人，已为重赋。”

七分利息，已是“驴打滚”了！以后官府曾颁布过法令，对高利贷做过某些限制。

《唐会要》卷八十八：

“开元十六年二月十六日诏：比来公利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自今已后，公私负举，只宜取四分利；官本五分取利。”

《宋刑统》卷二十六：

“诸公私，每月取利不得六分，积日虽多，不得一倍。”

但这些法令不过只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并未执行：开元之后，纳利十倍以上者比比皆是。

《文苑英华》卷四百二十二：

“诸色本利钱，其主逃亡者，并正举纳利十倍以上；摊征邻保，纳利五倍以上，及辗转难保者，本利并皆宜放免。”

《全唐文》卷九百六十五：

“当台（指御史台）食利本钱，纳息利十倍以上者，二十五户；纳息利七倍以上者，一百五十六户；纳息利四倍以上者，一百六十八户。……纳息利年深，正身既殁，子孙又尽，移征亲族旁支；无支族，散征邻保。（案：《唐六典》：“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一保二十家。“散征邻保”即由二十家摊偿）保人（同邻保之人）逃死，或所繇（同邻保之人的子孙亲族旁支）代纳。”

由上引史料中，可以看出唐代高利贷利率之高：利息竟能超过本钱十倍以上。同时也可以看出唐代逼索债款的凶残情形：欠债人死亡，则追索其子孙；子孙死尽，则追索其亲族和远支本家；如无亲族或远支本家，则追索其同“邻保”的邻居；其邻居如逃亡或死尽，则追索其邻居的亲族和远支本家。这真是牵肠挂肚还不完的债！就是用这种穷凶极恶的手段，剥削阶级发家致富。

因此，唐代的官吏、地主、商人，都以高利贷的方式盘剥人民。

《唐会要》卷六十九：

“天宝九载十二月敕：郡县官僚，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征收，割剥黎庶。”

《全唐文》卷五百一十四：

“商贩富人，投身要司，依托官本，广求私利，……非理逼迫，为弊非一。”

《文苑英华》卷四百二十二：

“京城内私债，本因富饶之家，乘人急切，终令贫乏之辈，陷死逃亡。主、保（邻保）既亡，资产已竭。”

《全唐文》卷八十五：

“富饶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债，损陷饥贫（饥贫之人）。……致贫乏之人，日受其弊。”

据史载，当时积欠公私债款而无力偿还的欠债人，往往被官府拘押到牢狱里“追欠”。欠债人如囚死在狱中，则拘其妻子“顶押”，继续“追欠”。

《全唐文》卷六十二：

“俯念系绁……诸色所由人户及保人，有积欠钱物，或资产荡尽，未免禁身；或身已死亡，系其妻子。”

根据上述材料看来，唐时的高利贷者对人民的剥削、勒索、压迫是极其残酷的。李商隐在《义山杂纂》中所记的俗语“出门逢债主——闷损人”，正反映着当时债主的气焰和人民的畏惧。

了解了这样的历史情况，才可以懂得“门前见债主”诗的深刻意义，才懂得“重重逢苦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