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中枪”记

香江年来风雨急，金庸始终未开金口，以他智慧之高，或许冥冥中听到故交的忠言了吧？

假日闲览，偶然发现，2000这一年，武侠宗师金庸中了“两枪”，而挨了这两枪，他本人很有可能并不知道，更有趣的是，这两枪分别来自他的故交，一个是史学及汉学大家周策纵，另一个是哲学大家劳思光。这一“枪案”，来自《劳思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新编》)一书。

该书末尾，有一首诗，题为《庚辰秋，宏一以策纵近作<春迟>见示，读后辗然，戏作一绝，即柬策纵、宏一》，全诗如下：

理象随时未易知，他山曾笑牧斋迟。

岂期异代孙枝出，但解梅村赞佛诗。

《新编》对此诗写作背景与所涉典故注释甚详。他山，是金庸先祖、清代著名诗人查慎行的号。牧斋即钱谦益，明末清初诗人、学者与藏书家。清兵入关，牧斋降清，入贰臣传。查慎行曾过钱氏墓园，写下这样的诗句：“生不并时怜我晚，死无他恨惜公迟。”既对牧斋表达了钦慕之意，同时也对其晚节不保深致叹惋，认为如果牧斋死得早一点儿，也就不会大节有玷了。

接下来，金庸进入射程。查慎行深晓民族大义，但可惜，他的“孙枝”，也即子孙后代却没有继承这一气格，相反，“但解梅村赞佛诗”，也即颂扬异族统治者顺治皇帝那传说中并不靠谱的爱情。

梅村即吴伟业，也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赞佛诗”，指吴梅村所作《清凉山赞佛诗》，该诗影射清顺治帝在爱妃董鄂死去后悲莫能止，到五台山出家。本来，关于顺治帝是否因情出家，曾是清初所谓三大疑案之一，但一般认为，著名历史学家孟森通过严密考证，已在《心史丛刊》一书中将疑案告破，孟森的结论是，顺治帝既没有出家，而其爱妃董鄂也并非名妓董小宛。

然而，在《鹿鼎记》中，金庸还是采用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中的隐喻说法，写了顺治帝为情出家的故事。劳思光的这句“但解梅村赞佛诗”，显然指金庸在《鹿鼎记》中以赞赏的态度描写了顺治帝为董鄂而放弃一切的传说。

在题解中，对于劳思光此诗，注释者这样写道：“本诗乃讽刺查良镛赴大陆，介入当局太深一事。”本书的注释者为劳思光在台湾华梵大学的几个同事、追随者，他们为劳思光诗作笺注时，劳思光尚在世，料多有请益，故此诗讽刺金庸的立意，殆无异义。

在劳思光看来，金庸的先祖惋惜钱谦益晚节不保，是深明大义的表现，而金庸本人，却遗憾地没有继承这一宗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犯糊涂。潜台词是，金庸也就懂得按那些穿凿附会的传说，去编排一些滥情的故事。

劳氏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因战乱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后定居香港，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著有《中国文化要义》《历史的惩罚》等书，是一代哲学大家。在政治态度上，他始终坚持义不帝秦的壮怀激烈立场，反对一切专制主义，上个世纪80年代，蒋经国邀请劳氏到台湾任事，被劳氏坚拒，声明台湾不解禁，就决不踏上台湾土地。香港回归后，劳氏主要定居在台湾，执教于华梵大学。

劳氏的这一枪就说到这，该说另一枪了。

根据劳思光诗的题记，他的这首诗，其实是对周策纵诗的呼应，也就是说，打响第一枪的，实际上是史学及汉学大家周策纵。周诗题为《春迟》，全诗如下：

我共春来春去迟，香江寒意蝶先知；

故人每与蝶争艳，袖手无言便是诗。

字面上看非常简白，如果没有知晓本事的当事人，外人难解其奥。不过，既然了解内情的注释者已经挑明，劳、周两人的诗是指刺金庸“介入当局太深”，诗的含义也就不难理解了。故人，应指金庸，与蝶争艳，应指其太过抛头露面、太过热闹。

需要指出的是，劳思光与周策纵两人都是金庸故交，三人也都同为一代大家。常年生活在香江的劳思光，更是与金庸往来密切，据其学生讲，有一次劳思光与金庸一起打牌时，中间金庸叹道《天龙八部》写不下去了，劳氏还帮着出主意。至于周策纵，从1966年金庸创办《明报月刊》杂志开始，就长期是这份高品位杂志的撰稿人。

那么，200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两位故人在背地里对另一位故人“嘀嘀咕咕”，口诛笔伐呢？

沿着时光隧道，不难查到，这一年，在金庸与内地发生交集的新闻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他在浙江大学新闻学院的一番演讲。在这次演讲中，金庸石破天惊地说出了新闻工作者要同解放军一样听组织指挥之类的话。此言一出，举世大哗，许多人公开在网络上撰文批驳，并对这位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成长出来的新闻巨子表达失望之情。

金庸的言论，可以想见不为劳、周二氏所喜。而作为故人，他们只能在私下通过唱和的方式，表达一点失望的心情。

不过，尽管失望于故交，从劳、周二人的诗句中，看不到尖酸刻薄的语气，相反，毋宁说还有回头是岸的期待。劳氏诗中，未尝没有希望故交以先祖为榜样的意思，而周氏更直截了当地劝诫道，以金庸的声望，在滔滔浊世，能做到袖手无言，便是诗般人生境界了。

我猜想，金庸本人未必看到了两位故交的诗。但香江年来风雨急，金庸始终未开金口，以他智慧之高，或许冥冥中听到故交的忠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