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搜寻行动

我们向来以为每项探索都有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起源。然而，即便到了现在，我还是无法为自己的这趟探索找出一个好的理由。

容我说明清楚：我不是探险家，也不是冒险狂。我不爬山，不打猎，甚至也不喜欢露营。我身高不满一米七五，年纪已将近四十，我的腰围不断扩大，一头黑发则日渐稀疏。我患有锥形角膜病变——这是一种眼睛的退化疾病，让我在夜里看东西变得吃力。我的方向感很差，搭乘地铁时，常因不知身在何处而错过在布鲁克林区该下车的站。我喜欢读报纸、吃外带餐点、看体育精华剪辑（录在TiVo上的），也喜欢把冷气开到最大。我的住处可以爬上两段阶梯抵达，也可以搭乘电梯，而我总是选择搭电梯。

不过，我在追查报道的时候，情形就不一样了。我从小就对神秘故事与冒险故事深感着迷，哈葛德把这种故事称为“扣人心弦”。我记得自己最早听到的是我祖父蒙亚（Mon-ya）的故事。当时我们住在康涅狄格州威斯波特，七十多岁的祖父罹患帕金森氏症，经常浑身颤抖地坐在门廊，眼神空洞地望着地平线。这时候，我祖母则会讲述他年轻时的冒险经历。她告诉我说，祖父曾是俄国毛皮商，也是《国家地理杂志》的特约摄影师，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少数获准进入中国部分地区的西方摄影师。（有些亲戚怀疑他是间谍，但我们从没找到足以支持这项臆测的证据。）祖母回忆，就在他们结婚之前不久，蒙亚到印度采购顶级毛皮，好几个礼拜都没有他的消息。后来终于来了一个信封皱巴巴的邮件，打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脏污的照片：画面中可看到蒙亚血色苍白，扭曲着身体躺在蚊帐里，深受疟疾的折磨。他最终还是回到家了，但因为还没完全康复，所以婚礼便移到医院举行。“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上了贼船。”祖母说。她告诉我，蒙亚后来成为职业摩托车选手，由于我露出质疑的表情，她随即摊开一条手帕，把包在里面的金质奖章拿给我看。有一次，蒙亚在阿富汗采购毛皮，他骑摩托车载着一位坐在边车里的朋友穿越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结果刹车突然失灵。“当摩托车速度愈来愈快失去控制时，你祖父对他朋友说了再见，”祖母回忆：“然后，蒙亚发现路旁有人在施工，他们身边堆了一丘泥土，于是他径直朝着那里驶去。你祖父和他朋友摔进泥土堆里，除了几根骨头断掉，没受到更严重的伤。当然，你祖父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就不再骑车。”

对我来说，这些冒险当中最令人惊奇的就是故事主角。我认识祖父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个连路都不太走得动的老人。祖母对于他年轻时代的经历讲得愈多，我就愈想知道更多细节，以便更进一步了解他。尽管如此，他身上却似乎还是有连我祖母都难以理解的特质。“蒙亚就是这样。”她常常挥手这么说道。

当我成为记者之后，也总是着迷于“扣人心弦”的事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期间，我担任国会特派员，却一再分心调查诈骗人士、帮派分子与间谍的故事。我的大部分报道文章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但都有着一个相同的要素：执迷。这些故事都是关于平凡人在执迷的驱使下，做出大多数人永远不敢做的非凡事。他们总是先在心中萌生一股念头，然后渴望愈来愈强烈，终至全副心思彻底为执迷消耗殆尽。

我向来认为自己对这些人的兴趣，只是纯粹出于职业需求：他们是绝佳的报道对象。不过，有时候我也不禁纳闷自己和这些人的相似程度，是不是比我以为的还高。从事报道工作必须不断挖掘事件的细节，盼望从中发现某些不为人知的真相。我每次一开始追查报道，就会对其他一切事物恍若未闻，让我太太恼怒不已。在这种时候，我常会忘记缴账单，忘记刮胡子，同一套衣服一穿就是好几天。我甚至会冒起平常绝不可能冒的险，例如：跟人称挖沙工的隧道挖掘工人，一同在曼哈顿街道底下数十公尺深的地底匍匐爬行，或是在暴风雨中和巨鱿渔夫搭乘小艇出海。那次出海归来后，我母亲说：“你知道吗，你让我想起你祖父。”

二〇〇四年，为了调查一名柯南·道尔暨福尔摩斯专家的离奇死亡案件，我无意间看到一份文献，指出福塞特是柯南·道尔撰写《失落的世界》的灵感来源。我对福塞特了解得愈多，就愈受Z城传说的吸引——亚马逊丛林里竟可能存在一个有雄伟建筑物的先进文明？我猜我和其他人一样，对于亚马逊地区的印象，就是一群群散居于丛林里的部族，至今仍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这种观点不只源自冒险故事和好莱坞电影，也可见于学术报告当中。

环保人士经常把亚马逊丛林描述为“处女林”，在遭到近代伐木工及非法侵入者摧残之前，完全没有受到人类的破坏。此外，许多考古学家与地理学家认为，亚马逊丛林的环境条件就像北极圈一样，根本不可能发展出大群人口的聚居，所以也不会存在具备分工制度与酋长、国王等政治阶层的复杂社会。史密森尼学会的梅格斯（Betty Meggers）大概是现代最具影响力的亚马逊考古学家。她在一九七一年提出一项著名的说法，把亚马逊地区称为“伪天堂”，因为那里虽有大量的动植物，却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大雨、洪水以及毒辣的太阳，导致土地里的关键养分流失，因此不可能从事大规模农业。她和其他科学家指出，在如此严酷的环境里，只有小型的游牧部落能够生存下来。梅格斯写道，由于土地的养分极少，就算部落居民克服了饥饿与疾病的问题，他们还是必须发展出控制人口的“文化替代条件”——包括杀害自己的族人。有些部落会杀害婴儿、把生病的族人抛弃在丛林里，或者从事血亲复仇及战争行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致力为亚马逊印第安人辩护的克劳迪欧·博厄斯（Clau-dio Villas Boas）向一名记者表示：“这里是丛林，杀害一个畸形的幼童，或是抛弃没有家人的人，可能是整个部落的生存关键。要不是如今丛林渐渐消失，导致丛林法则丧失意义，我们才不会对这样的行为感到震惊。”

正如美国新闻工作者曼恩（Charles Mann）在其著作《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中所指出，科学界以及一般通俗观点把亚马逊印第安人视为未开化的原始人，乃是人类学家霍姆博格（Allan R.Holmberg）协助促成的结果。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于玻利维亚研究了西里奥诺族（Sirionó）的成员之后，将他们称为“世界上文化程度最落后的民族之一”。他们的社会把全部心力投注在觅食上，完全没有发展出艺术、宗教、服装、动物豢养、坚固住宅、商业、道路，甚至没有能力数到三以上。“他们没有时间纪录，”霍姆博格说：“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历法。”西里奥诺族甚至没有“浪漫爱情的概念”。他的结论是西里奥诺族“处于未开化的自然状态”。根据梅格斯的说法，安第斯山脉上一个较为先进的文明迁移到了亚马逊河口的玛拉若岛，结果便慢慢地崩解直到消失。简而言之，亚马逊地区是文明的死地。

在探究Z城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群抱持修正主义观点的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逐渐开始挑战这些存在已久的看法，认为亚马逊丛林里其实有可能出现先进的文明。要言之，他们认为传统观点低估了文化与社会改变、超越自然环境的能力，就像现代人有办法在外层空间建造太空站，以及在以色列沙漠种植作物一样。有些人指称传统派的观念，仍旧带有歧视美洲原住民的种族偏见，这样的偏见充斥于早期简化的环境决定论中。另一方面，传统派则指控修正主义者是政治正确观点泛滥的产物，延续了将西方人幻想之虚构风景投射到亚马逊地区的长久历史。这场论争关乎我们对人类本质与远古时代的基本认知，于是对立的学者们纷纷猛烈驳斥对方。当我打电话给史密森尼学会的梅格斯时，她一口咬定亚马逊丛林里绝不可能有什么失落的文明。她说，有太多考古学家“还在找寻黄金之城”。

佛罗里达大学有一位考古学家，以驳斥把亚马逊视为“伪天堂”的传统论点而出名。这位学者名叫迈克尔·赫肯伯格（Michael Heckenberger），他在一般认为是福塞特失踪之处的辛古地区从事研究。几位人类学家告诉我，说他才是我应该找的人，但他们也告诉我，说他极少离开丛林且总是极力避免工作受到外界干扰。在二〇〇五年间担任佛蒙特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曾经训练过赫肯伯格的彼得森（James Pe-tersen）对我说：“迈克尔才智出众，也是走在亚马逊考古研究的先锋，但你恐怕找错人了。你要知道，他当过我的伴郎，可是现在不管我怎么联络都得不到他的回应。”

在佛罗里达大学的协助下，我终于通过卫星电话与赫肯伯格搭上了线。在静电干扰及听来像是丛林声响的杂音之下，他说他会待在辛古河畔的鸠古洛族村庄，而且还出乎意料地表示只要我到得了那里，他就愿意和我见面。后来，我搜集了愈来愈多关于Z城的资料，才发现那里正是詹姆斯·林奇一行人遭到绑架的地方。

“你要到亚马逊找一个在两百年前失踪的人？”我太太凯拉（Kyra）问道。那是二〇〇五年一月的某个晚上，她正站在我们公寓的厨房里，准备端出从湘园中餐厅买来的芝麻凉面。

“才八十年前而已。”

“所以你要去找一个八十年前失踪的人？”

“基本上是这样。”

“你怎么知道要从哪里找起？”

“那部分我还没搞定。”我太太是《六十分钟》（60 Mi-nutes）的节目制作人，头脑很聪明。她把盘子放在桌上，等着我进一步说明。“我又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我接着说：“早就有好几百个人去过了。”

“结果那些人都怎么了？”

我吃了一口面，迟疑了一会儿。“他们很多人都失踪了。”

她眼睛盯着我，过了好一阵子才说：“我希望你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我向她保证我绝不会直接闯到辛古河去，至少也会等到确定路线的起点之后再说。近年来绝大多数的搜寻行动，都采用《福塞特探险志》里记载的死马营区坐标。不过，有鉴于福塞特上校喜欢作弄玄虚，这座营地竟那么容易找到，不免启人疑窦。福塞特虽然对自己的探险行动做了详尽的笔记，但一般都认为其中最敏感的文件不是早已遗失，就是留在他家人的手中。不过，福塞特的部分信件，以及他历次探险队成员所写的日记，则是保存在英国国家档案当中。于是，在一头栽进丛林之前，我先到英国走了一趟，看看自己能否对福塞特极力保密的路线找到更多线索，并进一步认识这位在一九二五年人间蒸发的探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