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半吴半楚（1864—1897）

1　先祖石林，吴县迁湘

叶德辉，字凤梧，号瑍彬，行一，年二十一岁。湖南长沙府湘潭县学附生，民籍。原籍江苏苏州府吴县洞庭西山，肄业岳麓书院。

以上为光绪十一年（1885）叶德辉参加湖南乡试时填报《家庭成员表》时的文字。叶德辉究竟是长沙人还是湘潭人？且其本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吴县人，曾经还想恢复吴县的县籍。追本溯源，这个半吴半楚之人，还得从其祖籍说起。

按叶德辉主编的《吴中叶氏族谱》，其始祖为春秋末期的楚庄王重孙沈诸梁。因其封地在楚国南阳郡叶邑（今河南省南阳、平顶山叶县一带），故后人称沈诸梁为叶公，即成语“叶公好龙”的主角，其后代以叶为姓。但因叶氏族谱中多代缺失，其可信度有待考证。叶氏迁吴始祖乃南唐叶逵，其后裔石林公叶梦得移居江苏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是为东山叶氏之始。梦得次子桯，隐居碧螺峰下，被奉为支祖。自叶桯以下，子孙繁衍，支系繁多，发展为湖头、后巷、支头岭、茅园、蒋湾等二十四派系。叶德辉乃出自茅园（亦称茆园）支派，世居江苏吴县洞庭西山。始迁祖茅园三十二世，叶应凤，字舜仪，由洞庭东山杨湾迁洞庭西山之莘村湾（消夏湾）。娶劳氏，旌表节孝，入祀吴县石公山节孝祠。茅园三十三世，叶芳蓁，字荗宗，应凤长子，德辉太高祖。子三：如松、如柏、允贤。茅园三十四世，叶如松，字万新。生三子：国良、国泰、国明。叶如柏（1728—1763），字廷芳，无子。如松次子国泰过继给如柏为子，故如松为德辉本高祖，如柏为德辉高祖。茅园三十五世，叶国泰（1763—1810），字芳玉，谱名奕泰，德辉曾祖。诰赠资政大夫。娶劳氏（1772—1855），诰赠夫人。子二：绍成、绍业。女二。茅园三十六世，叶绍业（1802—1856），字颐泉，号肯堂。国泰次子，谱名世业。德辉祖。诰赠资政大夫。娶金氏俊章女（1814—1861），诰赠夫人。子二：浚兰、庭兰。

茅园三十七世，叶浚兰（1837—1912），字涤贤，号雨村。太学生，候选州同（均为捐资所得虚衔）。绍业长子，谱名肇浚。德辉父。寿七十六，诰封资政大夫。娶马氏竟臣公长女（1839—1924），寿八十六，诰封夫人。子四：德辉、德耀、德炯、德煌，女四：德贞、德芳、德钰、德宜。次子德耀因叔父庭兰无子，过继庭兰为子。

青年叶德辉参加乡试时，曾把南宋哲学家叶適当作本族始祖，说明其当时对先祖并不十分了解。[1]不过，叶氏先祖也非等闲之辈。叶逵乃南唐刑部侍郎。叶梦得，号石林居士，乃宋代词人、文学家，翰林学士、户部尚书。但若论叶德辉所在茅园支派，除三十一世的叶廷琯为咸丰、同治年间吴县贡生外，到三十八世的叶德辉考取进士，再无功名显赫之人。并非叶德辉笔下所谓祖上乃“诗书世家，世代簪缨”之说。

据叶德辉所述，其高祖叶廷芳豪侠好义，喜藏书。其居峻宇雕墙，极宫室之美。所交多名流，轩斋匾额皆沈德潜、王鸣盛、钱大昕所题。

道光末年，洞庭山濒湖土匪劫掠，叶德辉曾祖叶国泰挈全部家眷避乱迁湘。“除衣箱外，皆书簏，大抵均江浙乾嘉诸儒先之书。”[2]叶家最早迁往湖南的是叶国泰，但后人奉叶绍业为迁居湖南的支祖。因过去写族谱的规矩，只能以次子作为支系的开支族祖。

曾祖叶国泰由江苏迁长沙，复迁湘潭。祖父叶绍业始居长沙。其时叶家居无定所。这是因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长沙并非繁华都市，远不如湘江上游的湘潭县。当时的湘潭因水运发达，码头林立，成为湘江沿岸最繁华的商贸中心，时有“小南京”之称。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赵尔巽宣布长沙开埠通商，尤其是铁路和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其优势直接冲击了水运交通，长沙城的湘江东岸一带逐渐繁华起来，毕竟是州府所在地，不久便取代湘潭，成为湘江沿岸最大的商贸中心。

叶德辉祖父叶绍业小时候随父母生活在湘潭，后来搬迁到了长沙或善化[3]。叶德辉父叶浚兰生于1837年，出生地不详。叶绍业去世时，叶浚兰年始弱冠，只得弃学从商，因不善经营，负债累累。幸得蒋姓乡人资助，得以重振家业。咸丰九年（1859），叶浚兰时年二十三岁，娶马氏为妻。马氏时年二十一岁，与叶氏同为吴县洞庭山人。道光中，因匪乱，马氏父母避地湖湘，生马氏于湘潭县。叶浚兰曾回吴县以“种植枇杷，贩卖水果”为生。[4]咸丰十年（1860），此时吴县战乱不断，太平军攻占苏州。叶浚兰带着妻子马氏和刚生下不久的女儿德贞回到湖南，常往来于长沙、湘潭两地，最终选择在长沙安家落户。

旧时文人耻于言商，叶德辉极少记述父亲从商的此类文字，故只有些简略的轨迹。叶家最初在长沙坡子街开公和染坊，光绪中期在湘潭十六总正街设分店。后在长沙小西门正街与人合伙开设玉和糟坊（酱园）。积资渐丰后，得其同乡姻亲劳家（九芝堂药房老板）资助，与钱姓商人合伙经营黑茶生意。时逢左宗棠平新疆，湘人多运销茶叶至甘肃、新疆一带，数年后所获甚丰。其后，在樊西巷、坡子街开设德昌和钱铺与怡和百货号。以资本和营业税规模而论，叶家的这些作坊、商铺在长沙不算一流的殷实字号，但因叶浚兰勤俭刻苦、精心经营，很快积累家资至万金以上。加上当时其子叶德辉声名日盛，乃得跻身于当时坡子街八大家[5]之一。叶浚兰在长沙商界做了两件有影响的事。其一，叶浚兰联络坡子街八大家集资修复坡子街火宫殿；其二，因过去商铺多为木结构建筑，极易引起火灾，叶浚兰联络坡子街八大家成立消防队，并配置水池、“水龙”（手压唧筒式喷水机）、云梯、水管等消防设施。叶浚兰除经营城内商铺外，还要经营湘潭、长沙等地的田产租赁，叶氏后人记述先祖（叶浚兰）“待耕农尤有恩，营田三十年，无催租败兴事”，下乡收租时与轿夫同宿同餐，“见者忘其为富贵人”。至1882年左右，叶浚兰生活安定富足，具体事宜交由管家和雇工、雇农打理，闲暇时间开始种植花草，或危坐东塾，吟诗读书。早晨步行至西门湘江东岸，观赏西岸岳麓山的四时景色。并花大笔银子捐得“太学生”“候选直隶州知州，二品封典”等官职虚衔。

叶德辉嗜书当受父亲影响。叶浚兰平生嗜好书史及金石、古泉币。其藏书有康、雍、乾、嘉江浙诸经师之书，阮文达所刻《经解》，以及元和惠氏祖孙、阳湖庄氏父子诸经说、文集等古籍善本。从叶氏高祖叶廷芳喜藏书至其父叶浚兰嗜书，可谓“书香世家”传承有序。

2　入籍湘潭，少年科第

同治三年（1864）甲子正月十四日寅时（即凌晨三点到五点），叶德辉生于长沙下坡子街公和染坊中。二十七岁的叶浚兰得长子，大喜，“是日有鹊盈千，飞翔屋前后，竟日始散”[6]。因次日为上元灯节，祖父绍业命小名曰“庆”。

是年，清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终结。时局平和，百姓始安居乐业，百物殷昌，省城商贾云集。叶浚兰本不善经商，因遭遇发达好时机，勤奋经营田租和商铺，家境渐丰。

同治五年（1866），叶德辉三岁，因生痘疮（即“天花”）差点丢了性命，后经医师调养服鹿茸而愈。叶德辉因此脸上留下痘痕，便是其后“叶麻子”称谓的来由。同治七年（1868），叶德辉五岁，从塾师冯先生读书。一开始是学习儒家经典，继而遵父命学习诸子和史书。“予得天之悟，终卷了了。顾性好侮长，无论其为亲，为师，皆侮之。”[7]据叶德辉本人回忆，冯先生常抚摸着他的头顶说：“‘斯儿小时了了，长未必佳。’予深识之。”二弟德耀生而慧敏，四岁识字逾千文。同治九年（1870），叶德辉七岁，父亲教其识字。以《十三经不二字》，先择其笔画少者日课四五字，并择字形相类者同时课之，以学会分别异同。一年后，识字已达一千八百字。叶德辉对此识字方法十分赞赏：认为“识字之易，未有善于此者”。到夜间灯下，母亲马氏则分别教其《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三本蒙学读物。叶德辉从《三字经》中悟知识之事，应有尽有；从《千字文》中识数字及联句对偶之法。

同治十年（1871），叶德辉八岁，父亲正式命名“德辉”。其与六岁的二弟德耀同时入学，就读于长沙樊西巷徐姓家塾，师从徐棻圃先生。塾中共有六七个学生。因有家学识字的基础，叶德辉学习《论语》便能朗朗上口。叶德辉性洁而孤，突然脱离慈母的看护，心肝若摧，一日必哭数次。平日家中往来亲眷彬彬儒雅可亲，如今每日面对戴铜框眼镜，黄唇黑眼，手执戒尺的威严之师，若庙宇中之可怖偶神，加之顽童环坐，于是产生厌学之心。“盖此时以为天下至苦之事，莫读书若矣！”[8]叶德辉九岁仍从徐先生，就读于洪家井朱姓家塾附学。读完《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的经典，接读《孝经》和《诗经》。十岁，徐先生自启私塾于樊西巷。叶德辉与二弟德耀继续就读。德耀读书善悟，刚入学时虽不如哥哥德辉识字多，然日诵四五百字，背诵如流，绝无脱误。某日描红习字课，影写“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字佳作仁可知礼”摹本，德耀突然停笔问先生：“此二十四字出于何书？有何取义？”先生无以答对。德耀回家后告诉哥哥，前几日他在家藏先祖叶盛的《水东日记》里看到其事，今日故意考一考先生。[9]叶德辉学完《诗经》后，学《易经》。每日私塾归来，父亲便于灯下教德辉识篆书，用《说文解字》，先教以部首，后课以散字。间日轮讲司马光《资治通鉴》一则，朱子《名臣言行录》一二则，至十六岁时，叶德辉在朱学方面已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叶父雨村曾从长沙沈清泉（瀣）先生游。沈瀣为善化理学家唐鉴的弟子，故叶雨村于宋学亦略有渊源。同治十三年（1874），叶德辉十一岁，在樊西巷徐姓家塾师从湘阴黄敦堂先生。读《易经》《礼记》《尔雅》，以及《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选》。十二月，同治崩，光绪立。

光绪元年（1875），叶德辉十二岁，在路边井徐姓家塾师从浏阳焦璧莹先生。读《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父亲出《事类赋》《子史精华》二书，命叶德辉每日抄记典故一二条。遇内容较长的文章则予删节，存其要。此类功课为其后作诗、赋及骈体文的丰富取材奠定了基础。叶德辉十三岁在福源巷私塾师从长沙陈春楼先生，与三弟德炯一同入学。读《榖梁传》，始学作时文及六韵试帖诗。十四岁仍从陈先生读《周礼》。此时叶德辉记性极迟钝，昨日授课，今日辄忘记。加上父亲督课甚严，常遭体罚，厌学更甚。光绪四年（1878），叶德辉十五岁，在下坡子街刘姓家塾师从善化唐馥田（森寅）先生。因其厌学，正月后，叶德辉离开私塾入公和染坊店学习经营商贾。未出三个月，某夜，叶德辉仰卧在床忽然觉得脑子开窍了，回想起所读之书，皆理解熟悉，试作文亦成章段。于是重新入学，渐能作八股试帖。学完《仪礼》后，至此，十三经全部读毕。过去塾师讲经只选可能出考题的内容讲，叶父则不然，他经常嘱咐塾师勿删节，以读全经为重。这或许是叶德辉学习不同旁人之处。叶德辉十六岁，仍在下坡子街刘姓家塾，改师从宁乡刘荔田先生，始作律赋，作八韵诗。

光绪六年（1880），叶德辉十七岁，易师宁乡刘暖堂先生，始学作古文，取法于《唐宋八大家文钞》。是年，入岳麓书院就读，每月有三次官师课。叶德辉以假名参与官课考试，获膏火银奖励颇丰，他将这些奖励得来的银子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本年，叶德辉姐德贞嫁湘潭何大纶。何家亦移民湖南之江苏人，即所谓“长沙苏帮”。其时长沙苏帮有劳、叶、何、蔡等几大家族，互相通婚。其中劳家开药店，叶家开染坊，何家卖茶叶，蔡家开钱庄。叶德辉十八岁，就读岳麓书院，师从刘树瑚（佩衡）先生。刘先生工于时文，当时盛行管韫山之《韫山堂稿》，人人揣摩。刘先生对叶德辉说：“学管韫山不如学方望溪，韫山本学望溪者，所谓取法乎上，而后得力于中也。”继而又推荐《百二十家名文》，所录王安石、陈傅良等皆为古文名家，谓：“时文即古文”“明乎此中消息，时文安有不工者耶”？叶德辉认为其作文盖得力于刘先生所云“取法乎上”是也。本年，二弟德耀十六岁，改习经商。每日研习九章术，不得其故，某夜乃默坐苦思，至次日清晨豁然开朗，此后再见家藏古书皆能理解其原理。

光绪八年（1882），叶德辉十九岁，师从宁乡崔识（家量）先生学解经文字。崔先生教以阅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叶德辉发现与幼时所习汲古阁本《说文解字》比较，段注删改之处甚多。崔先生因此命其参阅《文字蒙求》《说文句读》《释例》三书，从而知两家得失。之后，获武昌官书局刻本桂馥的《说文义证》，逐字参考，遂通训诂之学。于是，叶德辉翻遍先祖所遗藏书，如《日知录》《九经古义》《养新录》等，触类旁通，受益匪浅。是为叶氏治汉学之始。见孙渊如（星衍）《问字堂集》中有《释人》一篇，因取沈彤《释骨》一篇，两相校正，为之疏证，于冬十一月起草，十二月完稿。后至壬寅年（1902）始校补付刊《释人疏证》。

是年，潍县曹仲铭（鸿勋）中丞督学湖南，下车例行观风卷[10]，叶德辉获内府童卷第一，曹督学阅后评曰：“此生尚属英年，诸艺如出己作，他日当以诗文名世。”叶德辉认为曹督学乃平生第一知己。本年，四弟德煌八岁入学，塾师授以四子书，过目成诵，教之大义，能答复其意八九。每日朝夕随三弟德炯偕行，步趋不乱，时得大人们称赞。

光绪九年（1883），叶德辉及冠，其父请唐先生命字，曰焕彬。师从湘潭徐子筠（之甲）先生，徐先生亦为原籍吴县入籍湘潭县学者。叶德辉原拟回江苏吴县原籍参加童试，经徐先生介绍，捐湘潭县学宫二百金遂入湘潭县籍。当时清制规定，寄居入户学童参加官学考试，需由生员作保或学官为介，取得寄居地户籍，无籍者不得参加考试。纳捐为寄居学童取得户籍的基本途径。据《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八《户律》，迁入人户按田亩如数纳税二十年后可获得寄居地户籍。而叶家此时为德辉捐得湘潭县籍，可知之前其父亲，乃至其祖父均未曾办理过户籍入湘的手续。至于为何叶家要入湘潭县籍，而不是长沙或善化县籍？推测缘由有二：其一，可能与生员录取名额有关，即湘潭县生员名额较宽裕，而长沙和善化县生员名额紧缺。其二，叶家主要产业在湘潭县境，且一直在湘潭县纳税，故只能归湘潭县籍。待叶德辉县籍问题解决，考试时限已过，只能等来年报考。

当时，徐先生正在湖南督粮道夏芝岑（献云）府中任家塾师傅。省城每月官师轮课二次，叶德辉同时应制艺、诂经等课，师从新建夏芝岑先生。每次考试叶均名列前茅，获奖颇多。即使叶易名考试，夏先生亦能认出叶之试卷。“师官粮道，宏奖后进，真贤有师也。”[11]

光绪十年（1884）二月，叶德辉参加湘潭县试，知县洪秋帆（锡绶）拔置前列第七。五月府试，知府高抟九（万鹏）拔置前列第三。录送院试。传见之日，十二县前列百余人围坐，高知府问：“谁是湘潭叶德辉？”德辉起立应答。高知府说叶某五场时文、诗赋皆好，本拟得第一，因考虑考生许某年过四十，文笔简洁而少光焰，恐其院试不利，故将第一给了许某。谓叶年轻有才，前程远大，不要在小考的名次上斤斤计较。高知府说话时注意到叶德辉年少气盛的表情，因告诫说：“读书人不可蹈轻佻习气。”叶德辉院试以第三名取入湘潭县学附生，时年二十一岁。

八月，叶家移居樊西巷弥罗阁对过，租钮姓屋。十一月，叶德辉娶善化劳德扬（祖庆）次女为妻，劳氏生于同治二年（1863），时年二十二岁，比德辉长一岁。身材丰满，性极勤俭，极受叶母喜爱，但与叶德辉性情不投，因出身富家，固有小姐脾气，十日有九日会发生争吵。劳德扬乃省城著名药号九芝堂经理，名气和规模远在叶氏公和染坊之上。劳家与叶家从德辉曾祖国泰至伯父庭兰均有姻缘。劳氏原与叶氏同为吴县洞庭人，其迁湘祖劳澂（字在兹）在吴三桂反侧时，卖药来到长沙，遂入善化籍。劳氏世居洞庭西山劳家桥，桥有双老桂，其根忽生灵芝九枚，劳澂善画，手绘《九芝双桂图》以记。其后药店牌称“九芝”便源自此图。

光绪十一年（1885），叶家移居粮道衙门东口南门正街。此时的叶德辉酷好《说文》之学，对段、王、桂三家注本均不满意，开始寻思仿经注集解方法，搜集魏晋以上文字古义，以桂氏《义证》为底本，存其精要而去其泛引，补充校勘拾遗；对旧说两歧采用不辨是非并存的方式，以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目的，从而编辑出版一本具有叶氏理想的《说文故训》。时有湘潭同乡陈梅根（名鼎）携其小字本宋刻《说文》至省城求售，索价四百金。叶德辉无力购买，乃借阅十日，校勘于江苏浦氏刻本《说文》之上，知悉孙刻本即据此本重雕。

八月，叶德辉应本省乡试，湖南乡试考场设在长沙城内贡院（今长沙市教育街省农业厅院内）。乡试主考官陈芸敏（琇莹），副考官谢南川（隽杭），同考官宁乡知县富平景（天相）和岳麓书院山长徐棻（字芸渠）（1811—1896）。徐棻于叶德辉试卷上写有批语，多有褒扬。[12]榜发，叶德辉中式第五十九名举人，时年二十二岁。湘潭赵启霖、长沙孔宪教同榜中举。

叶德辉的老师多达十余人，其中对其影响最深的有五人，作《五先生咏》云：

五先生者，余平生受知师也。余于受业、受知多不记录，以受业者每视束脩丰俭为去留，是以利合，非以义合；受知出于暗中摸索，不过一日文字之缘，其于经师人师之道，固漠然未之闻也。惟五先生于余有特知情分，逾恒感恩非浅，谨述往事以示子孙。余虽垂老无成，当日师门期望之殷，是固终身所不能忘者也。

咏洪秋帆知县：洪锡绶，字秋帆。浙江钱塘人，湖南候补同知，署湘潭县知县，以忤某上司被劾，隐居长沙。

弱冠应童试，受知于洪公。五试四前列，拔之千人中。……公子官桂林，卓有循吏风。治谱出家学，口碑众所同。……追怀数知己，第一思文翁。[13]

咏高抟九知府：高万鹏，字抟九。陕西城固人。清咸丰五年（1855）中举。同治七年（1868）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升詹事府赞善，迁侍读学士，补常德知府，调长沙知府，后升顺天府尹，官至湖南布政使，未到任卒。

勉之以国器，所重非文章。今日为桃李，他日为栋梁。……世乱思良吏，去思民勿忘。岂惟感知己，茇舍留甘棠。[14]

咏曹仲铭督学：曹鸿勋（1846—1910），字仲铭，又字竹铭，号兰生。山东潍县人。光绪二年（1876）状元。历任修撰、湖南学政提督、江南正考官、云南永昌知府，调云南府，擢贵州按察使，官至陕西巡抚，为官有政声，兴洋务。任上开办延长油厂，打出中国陆地中第一口油井，史称“老一井”。有《益坚斋诗文》《校经堂初集》。长于书法间画竹兰，学欧体，工汉隶。

时余少年狂，下笔驰风雨。……甲申举乡贤，谒见犹称许。……追念知己深，大儒出东鲁。[15]

咏夏芝岑粮使：夏献云，字芝岑，江西新建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官至湖南提刑按察使。工诗。著有《清啸阁诗集》《岳游草》。

写榜见题名，捷报驰飞骑。谓是假门生，逢人道名字。以此感深知，遂列弟子记。……愧余负师门，仕学无一遂。回思立雪初，临风时洒泪。[16]

咏谢南川太守：谢隽杭（1841—1916），字澹卿，号南川。山东福山（今烟台）人。光绪六年（1880）与同乡王懿荣、王乘燮同为庚辰科进士，又同入翰林院。一县同科三翰林，令福山人倍感荣耀。历任记名御史、湖南乡试副考官、山西乡试正考官。后任湖广道、福建道监察御史，补授云南曲靖知府。著有《槐荫书屋文集》《退思斋诗集》，其书法刚劲，行楷皆优。

福山鲁名邑，近有两巨儒。忠节重文敏，谢师圣人徒。……吾师典湘试，侯官与之俱。入场万人试，中额防滥竽。榜出尽名下，沧海无遗珠。[17]

3　藏书起步，收卧雪庐藏

光绪十二年（1886），叶德辉二十三岁。一月初，身为举人的他第一次远离长沙，北上京师参加会试。正月初六抵汉口，转乘轮船赴上海，沿长江出海，越东海至天津，正月底到达北京。住隆福寺、琉璃厂附近。三月会试，报罢落第。居京期间，叶德辉最大的乐趣便是淘书。一次逛书肆，见通志堂《三礼图》初印本卷末有“宋人刻书缘起”数行，后印本已削去。书肆老板坚持认为有“刻书缘起”者必是真宋本。叶德辉与其争辩，并取初印、后印同册各一，寻其墨栏精细、字画肥瘦之处比较，书肆老板不得不服。叶德辉此次购得杨继振家藏《淳化秘阁法帖考正》《淳化阁帖释文》，及朱彝尊《曝书亭词稿》。其中杨继振，字幼云，汉军镶黄旗人，工部郎中，收藏金石拓本、古泉币甚富。其家藏书帖久已散出，这次得杨家之书叶德辉甚为满足。叶德辉除搜书外，另一爱好便是听戏。居京期间，充分领略了京都京剧盛况。其时燕伶时小福、余紫云、陈紫仙、田际云、侯青山等年纪皆二十或三十开外，声名大噪，无论贵族布衣，皆为倾倒。

六月，叶德辉将其所收近儒治《说文》之书数十种，捆载南返长沙，在学校担任教职补贴家用。

自光绪初年，湘潭著名藏书家袁漱六（芳瑛）的卧雪楼藏书陆续散出，叶德辉本年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相继收获袁芳瑛之旧藏47种。袁芳瑛（1814—1859），字漱六，湖南湘潭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至松江知府。工文，善书法，大小楷书力透纸背。嗜蓄书，在翰林编修任上，日以搜求古籍为事，有秘籍必设法得之，藏书多来自于兰陵孙星衍的“孙氏祠堂”藏书，还有洪亮吉、郁松年、黄丕烈、陈鳣、汪士钟等家的旧藏，收有杭州故家流散之书，加上得之官修之书十之四五。咸丰四年（1854）官至苏州知府，七年（1857）迁任松江知府。不久袁芳瑛被罢官，由松江返回湖南，运载书籍的船只达数十艘之多。回到长沙府第，袁芳瑛对藏书进行清理，但直到临终之际，尚未清理就绪。其藏书储于长沙崎头湾，起楼五间，藏书楼曰“漱蠹圃”“卧雪庐”，一作“卧雪楼”。咸丰九年（1859），袁芳瑛重新出山在江浙做官时，不幸死于任上。赠正二品资政大夫。其夫人将丈夫收自东南的善本藏书，“长舸巨艑，载入湘中，宝物因之免劫，其为功德无量”。此后，号称“天下第一”的袁氏卧雪庐藏书，就在省城长沙安了家。袁氏藏书珍本较多，有《蠹圃书目》20卷。袁芳瑛精于版本之学，对同书的不同版本，有则必藏。如《史记》一书，收藏明代以前的版本多达30余部，《汉书》宋元刻本多至10余部。与朱学勤、丁日昌并称为咸丰时三大藏书家。藏书之富足与瞿绍基恬裕斋、陆心源皕宋楼、杨以增海源阁相匹敌。曾编有家藏书目《卧雪庐藏书簿》4册，著录宋本22种，元刊本8种，明本91种，清刊本11种，抄本、稿本83种。儒家经典、正史稗史、诸子百家、集部诗赋，无不兼备，缪荃孙对此“钦羡不已”。学者黄再同曾目睹其书目，叶德辉也评论说，“袁氏所藏两宋元明旧椠名抄，皆荟萃南北藏书家整册残篇而自成一派”。叶昌炽曾观其藏书，遂有“为之心醉”之语。晚清著名学者、藏书家李盛铎称袁氏藏书之盛为“二百年来所未有”，号为近代第一。

袁芳瑛的儿子袁榆生（字榆笙，号星伯）不喜古书，堆置五间楼房，积年不问不管，任其尘埃滋生、白蚁累累可见。光绪初年，朱肯夫（逌然）督学湘中，任满离湘前，曾亲往袁家查看他们家从江浙收来的“东南文献菁华”，却见“两层自下至栋，皆为书所充塞，非由书丛踏过，莫移一步，以书纵横堆垛，即移亦无从编阅，惟随手翻之，辄是宋元佳椠而已，最可痛者白蚁累累可见，想其中虫蚀已自不少”。肯夫为爱书之人，查看卧雪楼藏书后忧心忡忡，当时李盛铎（木斋）[18]随父亲李明墀任湖南巡抚居湘。肯夫对李盛铎说：“东南文献菁华，盖在此五间楼中。听其残毁以尽，吾辈之罪也。吾力不及，时亦不许，子其善为谋之。”肯夫言恳意切，词类托孤。李盛铎遂往袁宅书楼中查验，果如肯夫所言。

袁榆生性豪迈，喜好饮酒和赌博，但手头并不宽裕。倘若以其藏书作抵押借钱给他，似有要挟之嫌。于是有人替李盛铎出主意，先让榆生的赌友请他喝酒赌钱，欠下钱后，则随其意借钱予他，时间一长，欠债已数千金。当榆生提出再借钱时，赌友则故意面露难色说：“你已经借很多钱了，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榆生不悦说：“还钱？我从哪里来钱呢？”赌友说：“你可以拿东西作抵押嘛！”榆生很丧气答道：“家中能抵押的早就抵完了。”赌友试探问：“听别人说你家有很多书？我一直不相信。”榆生突然原地跳起说：“难道书可易钱乎？”赌友故意答道：“可不可以，我也不清楚，找人问一下不就知道了。”第二天，赌友提着数十册旧书来到李盛铎的家中。这些书大多是康熙、乾隆时版本，没有特别好的书，于是按其价值折钱留下。榆生得知后大喜，至此时才发现他家藏书的价值。李盛铎提出要看袁氏藏书的《书目》，赌友携四大本《书目》至。目录以蝇头小楷书写，非精本且不录，一望便知为藏家老册，非榆生所新编。李盛铎将所需的书名列出，榆生因不熟悉藏书，亦不懂古籍，则胡乱运数箱来，任其随意挑选。如此反复，李盛铎获得袁氏佳藏不少。榆生尝到卖书的甜头，第二年，索性租来一条船，载数百箱书，运往武汉竞售，人们得悉为袁氏藏书，一时购者麇集，浙江丁氏亦在其列。李盛铎尽其所能求之，据其所言，此次行为意在与蠹鱼争胜，取天下之物还与天下共之已尔，前后所得不过袁氏藏书的十分之一二。然李氏毕竟为行家里手，精品逃不过他的法眼，其收藏中多名家校本。李盛铎据此勤加搜讨和研究，在版本学方面遂独步一时。

据说袁氏藏书流散的最后一宗，为抄本秘籍四大箱，售于易培基（寅村），得价近万元。袁芳瑛《卧雪楼藏书目》抄本四册则为叶德辉收藏，二弟德耀曾建议其刻印，尚未成议。最终《书目》下落不知所终。但叶德辉曾提及：“袁氏有《藏书簿》四册在余所，但记册本，不载版刻卷数，亦不详撰人，秘籍虽多，无从考定。”

从光绪初至二十五年，卧雪庐藏书陆续散出。李盛铎从中购得十分之一二，后来这些书藏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因收藏有湘潭袁家流出来的众多善本，至今被认为是中国古籍善本之亚。此时刚二十三岁的叶德辉因财力有限，只能眼睁睁看着珍贵的袁氏旧藏流入木樨轩主等藏家手中。不过，叶德辉还是收得了不少残本，或抄或配，得到了一些零散的袁氏藏书。嗜书者缪荃孙、曾纪纲、郭人漳、王礼培等都曾分得一胾。

袁榆生死后，袁家在长沙无法立足，于是自省城迁回湘潭老屋。当时袁家卧雪庐藏书尚有数橱柜。袁家第三代对这些最后的珍藏本深为爱惜，不许人进书屋。但老屋年久失修，雨水灌入书橱，很久才被发现。到农历六月初六晒书日，袁家才发现书页粘连不能揭开，竟将这些书籍全部焚烧。至此，近代第一藏书家袁芳瑛卧雪庐藏书烟消云散。

光绪十三年（1887），叶德辉长子启先出世。湘潭人袁益美开共赏书肆于长沙南门正街，专贩各省家刻及新印之旧版书籍、大部丛书等，系湖南首家。叶德辉自是常客，只要是喜欢的便尽量购买。湘潭同乡王启原（理安）亦好藏书，与叶德辉交往密切。如遇好书无力购买，必告知叶德辉购之。因书肆老板和他俩都是同乡，王启原便对叶德辉开玩笑说：“袁益美是湖南大开风气、有功士林之人，他日吾辈修邑志，不可不为立传。”十月，叶在一偏僻书摊购得毛晋刻本《三家宫词》《二家宫词》，兴奋异常，跋云：

幼时从家藏《全唐诗》中录出王建、花蕊两家宫词，为士女书聚头小扇，亦知有毛晋刻《三家宫词》《二家宫词》，坊间既无翻刻，故家亦难借钞，求之旧书店中，亦久不获。一日偶于冷摊获此二册，破烂不堪，幸未损纸裂字，因觅裱褙，以糊衬装。纸墨一新，如服返魂丹矣。

叶德辉与湘乡王礼培[19]因藏书、校书、撰文、写诗诸相同爱好而成为朋友。此后，两人均成为湖南著名的藏书家。湘潭杨钧称：“叶、王藏书至富，故版本之考究，为吾湘冠，两君之于版本，已不让人。”在湘有“叶氏藏书第一，王氏藏书第二”之称。

叶德辉曾诗题《王佩初》：

锦灰堆里破书堆，一去青蚨不复回。

五十头颅尚年少，酒边亲见玉山颓。

叶自注：“君少日有所眷，赋《雨丝丝曲》百首，颇得薄幸之名。乡举后，以开矿买书，故产荡尽。鼎革后，犹乐此不休，若不知有沧桑之变者。”

叶德辉在《岁暮长沙重晤湘乡王佩初孝廉礼培有赠》一诗中将王礼培和自己比喻为两只书虫：

僵卧残丛两蠹鱼，不成脉望为贪书。

买痴日见将田鬻，负债时常逼岁除。

架有三唐百家集，椽无皕宋一楼居。

玉泉街似慈仁寺，要访渔洋望敝车。

叶自注：“长沙售旧书者，多在玉泉街。”其中“买痴日见将田鬻，负债时常逼岁除”句真实记录了两书痴常因购书而陷负债之窘境。

然而朋友之间也会因为购书而生隙。湘潭黄氏听天命斋主人因矿事客死上海后，其所藏宋本郭璞注《山海经》有京厂书贾欲转卖日本，王礼培因资金有限劝叶德辉将此书购入，叶以手头已有一部《山海经》，且版本优于黄氏所藏而不愿购买。王礼培只得硬着头皮将其买下。叶德辉死后，王礼培乃作跋记其事，文中可感知王礼培对叶德辉的不满：

此本从泰兴季氏所藏宋本传抄，旧在湘潭黄氏听天命斋。黄氏藏书不足比于袁氏，而望衡对宇，颇争雄长修。原为仲谨先生子，有气节才干，以湘省矿事客死上海，所藏遂散出矣。余无力收集，劝焕彬收之，且言京厂贾人挟资睨视，将转鬻日本，我中土恐无副本，殊可惜也。焕彬答书言：我不能为中国办海防。余大愤，乃竭力簿之。一日，焕彬欲借一校，余反唇谓，倘不办海防，君安所得此书以校哉！今焕彬死于横暴之手，余亦以兵祸转鬻是书，为之窃叹，差本尚在中土耳。

叶德辉因在官学堂当老师，收入已能养家及供文房之需。其妻劳氏尚节俭，又能辅佐家中馈食供祭诸事，甚得叶母欢心。但受其家族田舍翁习俗，不喜欢文史，妯娌间时有妒言。叶德辉喜欢唐宋人诗词，因内室向南，光线充足宽敞，故时常在内室抄诗习字。每感疲倦出游夜归，劳氏已将笔砚搬至外室几案。叶德辉自然心中不悦，这种事情多次发生后，夫妻俩自然免不了要争吵起来，每次争吵叶母必然向着劳氏，责备叶德辉。

光绪十四年（1888），当时于省城北门外开福寺（今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东岸汽车北站附近）成立碧湖诗社，推湘潭王湘绮（闿运）[20]侍讲、湘阴郭筠仙（嵩焘）[21]侍郎递相主盟。同县寄禅和尚[22]邀叶德辉同往。叶德辉偶尔参加但未入社，认为其间多“斗方名士”[23]。时城南书院主讲王雁峰（楷）观察曾入社，有诗云：“长沙近事君知否，碧浪湖边多鲫鱼。”数年后，郭侍郎去世，王侍讲出游，诗社寂然。

六月，江标编《海源阁宋元抄本书目》刊刻于苏州，早于叶德辉所刻诸书目。

4　辞官归湘：“宦情本闲淡，归卧湘江东”

光绪十四年年末冬腊月，叶德辉二次进京赶考。

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七日抵京，住南城椿树上三条七号长沙会馆。次日于厂肆翰文斋购得袁州本《郡斋读书志》。夜归灯下跋数语：“他日若得衢州本并藏，则无遗恨矣。”半月后，果真于厂肆得汪氏艺芸书舍所刊衢州本《郡斋读书志》。

三月参加会试不第。由于光绪大婚新政，同年举行恩科，第二年有恩科会试，为免南北往返劳顿，叶德辉决定留京过夏。叶德辉与长沙徐稚衡（景涛）合租内城观音寺街（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西街）宗室文某宅。徐稚衡工骈偶文，亦好旧书，常与叶德辉同出城至厂肆，然后各自挟书而归。时有安丘宋兰修（至言）藏书忽散出，叶德辉择其精刻及家刻初印本百余种收藏，以说部、诗文集居多。徐稚衡除藏书外，亦好古刀币、历代古钱，叶德辉受其影响，亦开始收藏古币。四弟德煌（默安）甚好古泉币，此后叶德辉将其所得全部送给德煌。德煌编有《泉币图录》十六册。

时有商丘宋荦纬萧草堂、曲阜孔继涵红榈书屋藏书散出，叶德辉均有所获。某日，叶德辉在琉璃厂肆忽见元版《画像搜神广记》，图像极精神，字体确为元时旧刻，因价格未能谈妥，几日后遂不见踪迹。为此“怅恨久之。然当时虽匆匆一阅，其全书体式，固至今在胸臆也”。此后这一心结，直至叶氏从缪荃孙处借得是书明影元版，为之重刊，方为了结。

七月初七，次子启倬（尚农）出生。

叶德辉与琉璃厂会文斋主人何厚甫（培元）交往极其投缘。谓何厚甫收藏与过眼颇多，均有存目。于所见古书必详记其行格序跋，积十余册。叶德辉“尝手批《书目答问》以赠，书问往还不绝”。其《书林清话》卷五《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明人刻书之精品》各引征何厚甫《培元经眼书目》一条。

在京期间，叶德辉再次领略京都演剧之盛以及艺人应召陪酒之风。雏伶周顺龄、孙怡云、周子龄（即小桂风）等或以声腔，或以演技在酒楼应召，如惊鸿一瞥。

光绪十六年（1890）一月初，于修文堂偶遇明成化大字本《贞观政要》，实为明清两朝内府藏书，以三十金购得。二月，三试礼闱不第。四月将所购书捆载南归，五月抵家。

安化罗文僖（绕典）家中书散出，佳本不多，但书法名画，元明以来名家的极多。如明朝沈石田（周）、文衡山（徵明）、唐子畏（寅）、仇十洲（英）等，清朝王西庐（时敏）、王廉州（鉴）、王石谷（翚）、王麓台（原祁）、吴渔山（历）、恽南田（寿平）等，多为湘潭江西萧姓盐商贱价收去。叶德辉亦有所获，仅为捡漏而已。其每得一书一画，必识数语，于是有《郋园书画题跋记》四卷、《寓目记》三卷之作，稿存未刊。

十一月，叶德辉前往湖南安化江南坪王世珍茶行联系贸易。客居无聊时，则从笥中取出所借陈伯弢（锐）《孙祠书目》进行抄录，以此解闷。此时正是叶家产业大规模发展期，叶德辉亦忙于贸易，四处奔波。1850年代，伊犁、塔城开放，运茶进新疆（转运俄罗斯）者以山西茶商为主。1860年代中期，新疆反清事起，继而左宗棠平复新疆，扶持湖南茶商取代山西茶商。湖南靠贩茶叶起家者，以叶德辉、余金声、朱昌琳三人最著名，后皆成巨富。20世纪后，茶叶出口锐减，湖南茶商式微。叶德辉二弟德耀曾从事茶叶贸易，“损七千金，犹不得脱”。

叶德辉一日从袁秉桢（榆生）笥中见活字本《韦苏州集》。叶作跋曰：“是书为县人袁漱六太守芳瑛卧雪庐旧藏，书面太守手书‘韦苏州集五本（今衬钉十本。）北宋胶泥活字本’十三字，序首半叶钤虞山钱遵王、季沧苇、扬州马氏丛书楼诸家藏书印记，太守则钤卧雪庐印记一方。庚寅见之太守嗣君瑜生观察笥中。”叶德辉终于在两年后购得此书。

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十九日，三子叶启慕出生。未满月，七月七日，夫人劳氏以痧症（即产褥热）去世，时年仅二十九岁，葬善化南城外烂泥冲金庭公山。叶德辉丧偶后未续弦纳妾。叶在《六十自叙》中如此表述：“余虽恸悼之，深以此后少室家儿女之累为幸。自是誓不再娶。”

是年，湘潭刘肇隅（字廉生）、刘楚金（字宝森）兄弟师从叶德辉。刘肇隅时年十七岁，是为叶氏首位入室弟子，其弟楚金六年后去世。除制艺[24]外，主要讲授《说文解字》《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提要》等，并要求每日必作句读四五页。

光绪十八年（1892）三月，叶氏抵京第四次参加会试，居京都湘潭馆寓。其临考心态平和，照样逛书肆购书，并从友人处借得乾隆刻本《归愚诗文全集》，“影抄所缺二卷，遂成完璧。晴窗展视，岂不胜于攒眉脱腕，写三馆俗书快心十倍耶？光绪十八年壬辰岁三月上巳日，长沙叶德辉识于都门湘潭馆寓”。

会试。是科总裁翁同龢、祁世长、霍穆欢、李端棻。九日，第一场，入第十五房。房师徐仁铸。会试朱卷《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斯礼也达乎诸侯》《井田九百亩其中为公田》，试帖诗《赋得柳拂旌旗露未干得春字》（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壬辰科会试第十五号房同门朱卷》线装一册）。四月榜发，叶德辉中式第九名贡士。保和殿复试，一等第六十一名。二十一日殿试，二十五日传胪。以二甲第九十五名得赐进士出身。时年二十九岁。夏孙桐、唐文治、张元济、蔡元培，及湘潭赵启霖，宗室宝熙、耆龄等同榜。

二十八日朝考，二等。钦点吏部主事，正六品。签分吏部验封司行走，兼文选司行走。因湖南吏部无人二十余年，同乡同年皆向叶德辉祝贺，叶德辉却不以为然。时吏部下设文选、验封、考功、稽勋四司。验封司全称验封清吏司，设郎中二人，员外郎三人，主事分满、蒙、汉各一人，叶德辉为汉主事，主管文官封爵、议恤，兼管土官职位审核。文选司行走，主管现任文职官员例行考试。但当时部吏弄权弊习已久，部胥盘踞，久把持案例，尤轻视新曹官。叶德辉对此深恶痛绝，竟以掌击其面颊。“一日乘其倨慢，怒批其颊，盖柯权倒置之弊，已愤慨于中矣。”[25]

五月，叶长子启先六岁而殇。在京为官期间，叶德辉对孙星衍《释人》发生兴趣，欲为疏证，时时与同乡同年官刑部者往还请教，广泛阅读医家方家之书。此外，叶德辉鉴别书画似有天赋，实因学力所致。在京当差期间，曾与宗室伯羲（盛昱）、福山王文敏（懿荣）、江阴缪荃孙交往密切，偶尔拿出书画，共相品鉴。一日，伯羲拿出绢本方幅王维画《伏生授经图》，叶德辉一看便说：“此不仅非王维画，而亦非唐人画。”伯羲忙问缘由，德辉说：“伏生手持书卷，唐无此式，且汉初犹用竹简。篇者，竹简。若帛纸则称卷，维虽陋，决不至此。况线装并不出于唐制乎？”众人皆称佩。朱莼卿藏有晋荀勖《山水卷》，听说者都笑其必为伪作。叶德辉见后惊叹曰：“此亦不敢定其为荀勖，但确非六朝唐人所作。”以其墨气浓厚，笔阵方严，有汉武帝梁祠石室画像遗意，决非近代法也。

六月，叶德辉做了一个其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请求辞职回家奉养父母。叶德辉对吏部任职经历绝少提及，乞养回籍的缘由亦未提及。后人推测有多种原因：其一，不适官场；其二，主事月薪只有七两银子，按叶家每月收入这七两银子恐怕只能当个零头而已，经济上缺乏吸引力；其三，叶父年迈，叶家产业正是兴盛发展亟需主事者之时；其四，长子早殇，旧以中年丧子为天警，叶德辉认命。总之，叶德辉是个懂得取舍、个性鲜明、决策果断之人。如叶德辉当年娶劳氏后夫妻生活并不幸福，劳氏去世后，叶德辉权衡利弊不愿再受家庭之累，宁肯独身也不再娶。同样，叶德辉在乞养回籍的问题上，他也反复权衡利弊。他已得到了吏部官衔的荣耀，同时官场的尔虞我诈以及微薄的俸禄也有切身体验，与其所厌恶的官场和渺茫的升迁相比，叶氏家族产业的发展更加实在和重要，而且他弃官后可以更专注于他的藏书和研究爱好。如此分析就不难理解叶德辉的决定了。

七月，叶德辉离京到上海，遇朋友章硕卿（寿康），阔别数月，相见甚欢，章硕卿将所藏钱大昕潜研堂抄本《中兴馆阁录》赠予叶德辉，叶德辉为表示感谢则报以番蚨[26]四十银元。

5　“名山之约”：长沙王、叶结知交

光绪十八年（1892）八月初，叶德辉经武昌归长沙。风尘未洗，门人忽报长沙王先谦（葵园）[27]阁学来访，叶德辉一下慌了神，嘱咐门人先应付一下，王先谦却已推门而入，叶德辉赶紧整理衣帽相迎，行小门生礼，尊称太老师。原来叶师谢隽杭在会试后曾向其房师王先谦书信推介叶德辉，没想到王先谦却先行登门造访。王先谦坐定后盛赞叶德辉才华出众和声名显贵，有雍、乾作家风范，然后询问叶德辉平日所读书治学，叶德辉毫无思想准备不敢随意回答。次日，叶德辉赶紧去王府拜见。王先谦着便服出，邀叶德辉至书房入座，说：“吾归田已四年，求一读书人与语不可得。今阁下归，余获一良友矣！”继而又问叶德辉于何书用功最深，叶德辉回答：“少承庭训，本习宋人书，以先祖楹书多江苏先哲遗书，藉诂经课，略知经学门径。留京三四年，居郡馆中于习大卷白折外，案有马国翰《玉函山房丛书》，见其中引据讹漏甚多，拟取原书逐卷校补，苦于分心举业，不竟其功。”王先谦说：“此著作事也，无怪闱墨书卷之气溢于行间，是故足觇根柢矣。”王先谦问其今后打算，叶德辉回答以长假养亲，不再出仕。王先谦说：“吾在江苏学政任内，成《皇清经解续编》千余卷，因是感触吾湘经学之陋，未免见笑外人。当编辑时，仅得船山诸书及魏默深《书》《诗》古微二种，犹未纯粹，乃以曾文正读书日记析其读经笔记，杂凑一家。而生存人如胡元仪、胡元玉所著书亦录入，盖不得已也。归田后，遂以提倡经学为己任。如阁下年力富强，任择一经为之，必远出前人上。吾观阁下会闱三艺，知必深于经学矣。今日同居一城，吾有书必就商，名山之约定于今日。”此次王叶交谈，对叶德辉影响极大。叶德辉认为王先谦叠秉文衡，东南名宿尽出于其门下，对我并无图谋，却如此看重、提掖、鼓励我，王公实乃“平生第二知己”也！

首先，王先谦继承了湖湘理学与经世并重的传统学风。自宋以来，周敦颐、王夫之揽宋明理学之始终。至近代，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崇理尤盛，自成一派学风，引全国侧目。王先谦也继承了这种学风，畅言义理，提倡“治心”“崇礼”，以理学为其治学指导思想。王先谦治学不外乎践履务实、经世致用这一主题，与湖湘经世致用学风一脉相承。但受湖湘理学风气的影响，他的学术中又洋溢着浓厚的君统、道统意识。这就是其学术表现为进步与保守并存，开明与顽固兼具的最深层的文化缘由。这也是19世纪后30年至20世纪初湖湘士子乃至晚清知识分子亦新亦旧的学术道路和政治道路的共同文化渊源。王先谦有着沉甸甸的学术经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提倡学子走学术经世的道路，痛诋科举时文。他说，读书人应该“勿尚空谈”，治益世之学，“读有用之书”，尤其是“经、史、诸子、时务”等“无穷”而“有用之书”。

其次，王先谦继承了湖湘文化不守门户、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南宋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门户之见不深，具有海纳百川、融会众家的博大胸怀。这种博大精神，在王先谦那里，就主要表现为汉宋调和、古今宽容。王先谦主张“勿持门户之见”。他认为汉学与宋学均有其短长。他说：“理学之弊，宋明末流著于载记者，大略可睹。考据之弊，小生曲儒失之穿凿破碎者有之。至谓其为世道人心之忧，以理推之，决无是事。”而且，他对道咸以降学术走向嬗变为汉宋融合的潮流洞若观火。“道咸以降，两家议论渐平，界域渐泯，为学者各随其材质好尚，定趋向蕲于成而已，本无所用其辩争。”可见，王先谦是主张汉宋持平的，这与曾国藩、郭嵩焘的主张一致。王先谦对今古文的兼收并包，择善而从，体现了他博大开明的学风。

正因为王先谦兼具经世和包容的胸怀，以其任江苏学政的经历，当然明白三吴汉学的强盛和湖湘汉学的贫弱。这也是他为振兴湘学，忘其年辈，不惜屈尊枉驾，投谒叶德辉的缘由。

叶德辉一生以“半吴半楚之人”自居，对湖湘学术若即若离，与二王（王先谦、王闿运）之间也有程度不等的纷争，由此造成了叶德辉对于湘学的认同危机。然而，当叶德辉对湘学的批判与近代以来湖南本省人士的学术反思结合在一起之时，“湘学不知考据”就不仅仅是叶德辉作为一个外省人傲视湘学的理由，也是叶德辉作为湖南本省学人重建湘学的依据。在此过程中，叶德辉充当了重建湘学新传统的代表人物，不仅化解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危机，而且影响了近代湘学的发展走向。

湘学若要表明自己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就必须在主流的标准下，提供足够多的经学著作。因此回乡之后，王先谦以提倡经学为己任。所谓“三吴汉学入湖湘，求阙斋兼思益堂”，表彰曾国藩[28]、周寿昌[29]在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从曾国藩、郭嵩焘到王先谦，一脉相承，构成了湖湘学术传承的又一主线。王先谦继两公之后，“治经宗两汉，论事以救时为先。自思贤、城南移席岳麓，士之沐其教者，类多能文章、达时务，以蕲合于世用”。两公未竟之志，王先谦得以一一实现。王先谦不仅以忠君卫道、羽翼圣教为己任，力矫士风之浇薄，而且疏经注史，成为晚清汉学重镇，由此改变了湖南不知汉学为何物的形象。因此，在叶德辉看来，王先谦无疑是湘学领袖。

由于江苏吴县是清代汉学的发源地之一，叶德辉声明他“旧籍吴中”的外省人身份，暗示着他“得汉学之真传”。叶德辉在湘学发展中扮演了多重角色：既以一种外来者的身份审视湘学，又带着本省人的焦虑来改变湘学。他延续了自郭嵩焘、王先谦以来的思想主张，通过构建湖湘汉学知识谱系、建立湖湘新学术传统的方式来发展湘学。

叶德辉明确地提出了“湘学”概念，并通过对湘学传统的追溯，来维护湘学的纯正性。他说：“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迨乎乾嘉以后，吴越经学之盛，几于南北同宗，湘人乃笃守其乡风，怀抱其忠义。经世之作，开风气之先；讲学之儒，奏戡乱之绩。流风广衍，本不以考据为能。”

章太炎[30]对湘中名儒王闿运尤多批评，直言“三王[31]不识字，此公殆尤甚”。叶德辉多次援引章太炎此语，既是为了批驳王闿运，也是为了警醒乡党。在叶德辉的努力下，研习文字训诂、目录版本渐渐成为湘学新风尚。叶德辉弟子众多，均能笃学好古，昌衍其业，在文字训诂与目录版本方面有所成就。

1831年湖南巡抚吴荣光创立湘水校经堂，不仅改变了湘中不知古学、学术人材匮乏的局面，而且可以争胜于诂经精舍与学海堂，在全国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叶德辉表彰湘水校经堂的学术成就，借以凸显湘水校经堂确立的湖湘学术传统。直到1915年叶德辉设立湖南经学会之时，还以赓续湘水校经堂的经学传统自任。

王先谦以其繁富的著作丰富了近代湖湘文化的内容。同时，他创立思贤书局，积极搜集刊刻乡邦文献，意在弘扬湘楚文化，使之成为湖湘书籍和文化传播的中心，实有功于近代湖湘学风和湖湘文化的光大。王、叶之间，既有振兴湘学的共识，又有维护道统的默契，同时还有刻书传古的喜好，故而二人组成忘年搭档，成为湖湘文化史上两座绕不过的高峰。

此后，经王先谦引见，长沙名流黄自元[32]、孔宪教[33]、李辅耀[34]等皆与叶交，而张祖同[35]等为叶父辈友，亦日渐亲密。叶德辉向来性疏懒，不喜冠盖逢迎，喜潇洒悠闲、寂静。然关于地方利弊之事，有时必呈达地方官斟酌施行者，以前王先谦通常与张祖同、黄自元及李辅耀等人商议，此后王公以叶德辉决事明快，有事必坚邀其入议，于是其声名日显，登门拜访者日多，烦恼遂因之而生。同时这也是王、叶等人干预地方事务，叶德辉跻身湖南权绅集团的开始。

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九日，叶德辉到皮锡瑞[36]府上拜访，为皮、叶交往之始。皮锡瑞谓此前据王先谦引见，称叶好学，校刊、小学甚精。因两家相距不远，来往便利。双方交往几次，皮锡瑞对叶德辉颇有好感，称“其人藏书甚富，所见甚博，论学当守门户，不甚以二王（指王先谦、王闿运）为然，与予所见相同”。此后两人成为学术挚友，常在一起谈目录、考订、校刊之学。

蔡传奎于本年师从叶德辉，入室称弟子。亦为祖籍吴县迁湘，时年二十一岁。叶、蔡两家与劳家均有姻亲关系。

叶德辉得名贤手迹三种：一、阮文达《三家诗遗说》稿一册，二、沈宗伯《归愚诗文全集》，其细目均孔葓谷先生手抄，三、明刻黄正色本《御览》，后两种均为孔氏故物。三者合之可称三绝。叶德辉对《四库全书》所据版本产生兴趣，撰《四库全书版本考》一书，已成经、史、子一部，而集久未定，因滥登不可，割爱不能，一掷云霄，几将覆瓿。“吾书虽废于半途，藏书家固不患无考证也。”[37]

6　热衷刻书，公私兼顾

光绪十八年（1892），叶德辉刊刻首部图书《鬻子》二卷，周·鬻熊著，叶德辉辑。牌记“叶氏观古堂刊”，款署“壬辰正月”。其实叶德辉欲涉足出版行业蓄谋已久，亦是他心中的梦想。长期与书商和藏家交往，特意留心古书的翻印、流通、买卖事宜。其出版经营兴趣犹在购买收藏之上。但为什么叶德辉出版的第一部书是《鬻子》呢？

据史书记载，鬻熊曾为文王师，历事文、武、成三朝，周封为楚祖。楚人崇祀乡贤当以楚祖鬻子为首，故校辑《鬻子》，当为楚祖张帜。当然这其中还有另一个原因，叶姓人的祖先，是春秋时期楚国的贵族。春秋时期，楚庄王之孙沈尹戌与吴国作战时阵亡，于是楚庄王封他的儿子沈诸梁于叶，称为叶公。此后不久，楚国发生了白公胜叛乱一事，沈诸梁率众平定。其子孙后代世袭爵位，统治该地多年。叶公后人便以邑为氏，从此有了叶氏。秦汉以后姓氏合一，叶氏叶姓不分，叶氏即叶姓。如果按这个说法推理，叶氏的始祖就是楚祖鬻子无疑。叶德辉说：“余姓出于楚之叶公，世家南阳。自宋南渡迁越迁吴，号为望族，乃始封之地，子姓无多。且自宋以来，通德闻人，类皆著籍于吴越，楚则阒然无闻。然则数典忘祖，谁之咎也？”

叶氏初涉出版事，全靠博览强记、勤于翻检抄撮功夫，而恪守学术规矩。思贤讲舍两刻《世说新语》。两年前曾以清周心如欣纷阁为底本，讹谬百出。如今王先谦邀叶德辉据明袁褧刻本详校重刊本。叶德辉则举袁本与周本对勘。既不蹈汲古剜补之陋习，亦不类书帕谬种之相仍。此为叶德辉涉足长沙官方刻书之始。其后又参与多起王先谦主持出版书之校勘工作，逐渐熟悉长沙刻书工匠及刻书工序。是年，叶德辉刊刻《郭氏玄中记》二卷，晋郭璞著，叶德辉辑。牌记“郋园辑刊”。

光绪十九年（1893），吴大澂[38]任湖南巡抚期间，常邀叶德辉共赏字画古器，赞赏其才华，并提出让叶德辉回归吴县原籍。王先谦笑曰：“此我湖南之人才，岂可使我公夺去耶？”吴大澂平生酷爱金石字画，其家中彝器、古玉、秦汉瓦、镜、玺印，以及书画、古泉币、符节之属，充斥几案间，且极重视叶德辉审定之物的看法。叶与吴幕苏州名画师陆恢关系很好，并与何绍基之孙书画家何维朴（诗孙）、印人周铣诒（笠樵）多有来往。叶德辉曾说：“历任巡抚，惟吴公真为学人。”平生酷爱金石书画，僚属或以此投献，吴极所赏鉴之物，亦必坚忍却之。

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上旬，江标[39]接湖南学政印。叶德辉于小年夜诗赠江标：“佣书卖字总寒酸，太息沿门托钵难；散尽千金仍作客，更无书札到长安……奉题江郑堂先生募梓图即呈建霞先生郢政甲午小除夕长沙叶德辉。”斗方通篇楷书，几首诗甚是工整典雅。

1894年，王先谦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移交思贤书局事务与张祖同主理。叶德辉深爱出版印务，颇感失落。湖南官书局之名，约为同治十三年（1874）开始使用。其前身为尊经书局。改名官书局后，由尊经阁迁至荷花池求忠书院，归长沙府学管理，后隶属于湖南提学使司。光绪后期迁至府学。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宣统元年（1909）十月，清廷长期没有任命湖南提学使，湖南书局在管理上处于放任状态。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书局很少刊刻古籍，而主要翻印新设学堂的教科书和各种参考图籍。

王闿运居长沙营盘街中段，宅第名“湘绮楼”。叶与王往来不多，相互之间互不买账。叶德辉觉得王闿运功名不过举人而已，学识一般，却到处以尊者自居。王闿运则认为叶德辉得了个进士便年少轻狂，常口出狂言，缺乏修养。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一月九日，叶德辉至王闿运家，不知说了些什么，令王闿运极为不悦，其日记载：“叶麻子来，躁妄殊甚，湘潭派无此村野童生派。”

七月，陈宝箴[40]以直隶布政使迁湖南巡抚。其子陈三立（号散原）[41]为叶德辉旧识。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后以主事用，签分吏部考功司，因不满吏部积弊，数月后便请假回籍。其与叶德辉的经历和性格十分相似。

九月，叶德辉协助江标刊刻丁日昌《持静斋宋元抄本书目》，该书与《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目》和《海源阁宋元抄本书目》合称“江刻书目三种”。前者由湖南学政公署刻书处刊刻。十月，江标续刊《士礼居题跋记》，叶为校勘，刊成后江以红印本[42]赠叶。

十一月十一日，叶德辉至王先谦处赴宴，王壬秋、黄敬舆、李佐周、胡子威、朱次江、皮锡瑞等湖南名士皆在场，壬秋恢奇善谑，正滔滔不绝讲轶闻趣事。而江标本意是要借此机会请王闿运主持湘水校经书院，王顾左右而言他，始终未应允。

叶德辉与皮锡瑞交往日益频繁，多为学术研讨。叶德辉将其校刊之书《三家拾遗》《淮南鸿烈闲诂》《万毕术》《山海经图赞》等赠与皮锡瑞。皮锡瑞在叶家见到江学使所刊书极为精致，多为书目。其中江标著《红蕉词》或小楷，或北魏，刻工皆能得笔意，足见当时湖南刻工之佳。

十二月十九日，长沙书商李强之持旧书一单至叶家求售，叶以大钱四千收购数种，包括抄本《国榷》五册。同日，次子启倬（梓儿）入蒙塾。粟掞（谷青）[43]应邀为授句读。当晚，叶德辉邀同年汪诒书、胡矩贤、郑沅在书斋共饮，至二更始散。

叶德辉某日于装裱人家见周笠樵为人作楹联，其印章极工整，询其印人，乃识沅陵丁谷渠（可钧）[44]。叶德辉极力向吴中丞、江学使等推荐，丁可钧终获拔贡。篆刻家丁可钧精于刀法，但对秦汉玺印了解较少。叶德辉将其所藏前人印谱悉数拿出，与之谈印，加上丁可钧在吴中丞家亲见所藏之印逾万方，后治印技日精，名日噪。

艾作霖时为长沙名刻工。叶德辉认为：天下书板最好的，仍推金陵、苏、杭。此后，自废科举、办新学起，刻书之风移于湘、鄂，而湘尤在鄂先。同、光之交，零陵艾作霖曾为曹镜初校刻《曾文正公遗书》及释藏经典。撤局后，遂领思贤书局刻书事。其时，思贤书局为张祖同、王先谦和叶德辉三人主事，而三人之书大多出自艾手。自本年起，叶德辉除参与家族产业经营外，兼营个体出版事，逐渐成为长沙一大古籍出版商。最开始，叶德辉借用思贤讲舍、湖南学署两刻书处刻工，继而叶宅中专门辟有刻书印书工房，请刻工至家中刻板印刷。

叶德辉对家藏小字本《艺文类聚》特别爱惜，不时翻检。因大字本系从小字模糊本重刻，疑差错较多，特请湘潭刘雪樵（茂才）校改于大字本上方，四个月后方校改完成。刘雪樵学习勤奋，博览群书，叶德辉慨叹其“随手勘定，无不精核，非寻常校勘家比也”[45]。

二弟德耀中年好导引，购求释道二藏书参读，持三教同源之说。与粟掞、魏戫[46]狎游。长沙曹镜初因募刻释氏书，以翼化其乡俗。终日黄冠羽衣，坐蒲团，辟谷不火食。其弟子艾作霖、周寿眉与德耀一见投契。每次相聚，对坐若呓语，叶德辉听半天也不明白。家中宾客来往，德耀如佛摄魔，一无闻见，唯父母传呼，则立应。

是年，弟子刘肇隅应湘潭县试取第一名，长沙府试取第二名，院试取第一名。补湘潭县学庠生。一时声名鹊起。

7　“还朝”未果，官梦终结

光绪二十二年（1896），叶德辉极赞皮锡瑞所著《感生帝解》《驳俞理初公羊传及注论》为“湘中经学夺席”之作。

二月，汪颂年欲往汉口，约人同行，叶德辉拟取道江浙前往北京。易实甫请颂年、德辉、恪士、子大、棠孙、叔瑜等人看戏。二月二十五日，早饭后乘湘颿轮船出发。颂年、念恂、汪受明、皮锡瑞早早来到码头，叶德辉则姗姗来迟。其实本次出行，叶德辉作了很充分的准备，他欲重出江湖，在京城会典馆谋一官差。但他谁也没告诉，因为他心里也没有底。俞塙士、王莘田前来送行。轮船日行夜泊，良朋共济，谈论甚谐。二十七日，至汉口，众人将与叶德辉告别，叶德辉反怨船行太快。午时船上十分闷热，叶、汪又到船上告别。

三月初，叶到南京，寓章华（缦仙）家，因时常下雨无法出门，故将《楹书隅录》正、续校录一过。四日，叶德辉前往钟山书院拜谒缪荃孙[47]。突然发现缪公书架上有一套孔刻《北堂书抄》，因言客邸无书可读，深感寂寞无聊，提出借来一读。次日，缪荃孙约叶德辉、蒯礼卿、张季直相见。七日，缪荃孙约叶德辉、陈善馀家中小饮，叶德辉归还《北堂书抄》，并提出再借该书旧刻本。叶德辉饱览缪公的藏书，并求缪荃孙书一联：“百宋一廛，千元十驾；浮溪精舍，大云山房。”饱餐之后，叶德辉又提出要借抄《结一庐书目》。

著名的《书目答问》光绪二年刊成，署张之洞，实缪荃孙代撰。叶德辉与缪荃孙之间的书信往来较为频繁，二人于时政、学术、人物、生活无所不谈。

此后，叶德辉相继游览苏州和杭州，了却其“苏杭之游”的愿望。

六月初，至京师，寓宣武城南浏阳会馆。叶德辉曾送王懿荣、孙家鼐、徐仁铸书，意欲复官入会典馆。时张百熙[48]、瞿鸿禨[49]为会馆提调。张百熙对刘笏云说：“转嘱叶某销假赴部，此间留有分撰出缺，待其坐补。书成奏奖，以无论题、选、咨、留四字，升缺升补，得缺后，内迁外用，皆可任其所为。毋忽视也。”瞿鸿禨则对刘振愚说：“叶某到京，吾承望某入馆帮撰。书成，可捐同知，由同知保特旨知府，分省补缺。将来腾达未可限也。”叶德辉笑却之。最后，以善化萧文昭获荐。叶德辉此次“还朝”未果，对其官梦终结具有重大影响。

在京期间，他仍热衷观剧。所熟悉的旧时名角小福、紫云、紫仙等，已陆续淡出氍毹[50]。叶德辉遂萌生回长振兴湘剧之念头。

因与上海姚子梁（文栋）同居宣武城南北半截胡同，姚为驻日大臣随员，著名日本通。得闻日本有皇侃《论语义疏》。日本人根逊志曾将皇侃《论语义疏》改换版式重刻。叶德辉在琉璃厂翰文斋见连筠簃刻本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索价二百金，未购。8年后的1914年至京仍见此书于此店中。

八月初拜会叶昌炽[51]。叶德辉赠其所刻《沈下贤集》《阮氏三家诗补遗》及所辑许氏《淮南间诂》《淮南万毕术》等。因两人同为吴县叶氏，叶德辉便时常打听叶昌炽的家谱源流，并欲购叶昌炽藏《医心方》。叶昌炽则以唐代藏书家杜暹之典婉拒。杜氏所藏书卷末均题：“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两叶初次交往，叶德辉对古籍版本的熟悉以及不拘礼节的行为举止给叶昌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此后，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叶德辉乃获日本人所赠《医心方》。

在京期间，叶德辉于隆福寺、琉璃厂等地购藏古钱币五十二品，多为先秦货币，曰安邑、平阳、安阳、高阳诸地名，有些文字则无法辨认。以同嗜古钱币，结识杨锐[52]。因叶寓浏阳会馆，杨寓伏魔寺，相距不远，故两人经常在一起玩赏古钱币。杨曾以“大定二面文”赠叶，而叶则以“齐造邦长法化”六字刀及“周元背文龙凤”回赠。

戊戌政变，杨锐因康有为“谋逆案”株连，被杀于京都菜市口。叶德辉甚惜之，认为杨“株连被戮，天下冤之。盖君实不附和康者也”，并作诗悼之。

《壬戌感逝诗·杨叔峤舍人锐》：

不信长生是蜀才，无端平地起风雷。茹茅连拔酬知遇，玉石俱焚列罪魁。孤立亦遭朋党祸，洁身偏蹈浊流哀。覆盆冤待何人白？郁郁埋忧到夜台。

平生左传学专长，三箧书因祸作亡。蜀道难哉歌李白，广陵散已绝嵇康。临文每觉题糕窘[53]，起废难医卖饼忙。湘绮楼高曾入室，操戈吾亦笑公羊[54]。

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叶德辉购得道光汪氏刻本《从政录》。后此书为江标借去未还，带归苏州。1916年，叶竟于苏州书摊购回。

年末，花高价购得武英殿聚珍版《牧庵集》。叶德辉跋云：“此书仅此孤本。福建、江西、浙江外，聚珍版均未重刻。余求之十余年而始得，去值甚昂。都门购书，皆节衣缩食为之，吾辈如此，寒畯可知也。”

叶弟子刘肇隅因成绩优异，被江标选入湘水校经书院食廪[55]，师从杜贵墀、黄自元等。湘水校经书院初名湘水校经堂，为岳麓书院内一讲堂。道光十一年（1831）阮元弟子吴荣光创办，初无固定官费生额。光绪元年（1875）湖南学政朱逌然迁校经堂至城南天心阁旁，考选20名高才生肄业其中，始成官办独立书院。光绪十六年（1890）学政张亨嘉在长沙湘春门外另建新舍，拨盐捐充经费，改名“湘水校经书院”，增加学额至40名。光绪二十年（1894）江标任学政，首重校经书院学规改革，加强汉学，并重格物，造藏书楼，创设学会，刊印书籍，创办《湘学报》，即在书院内编刊。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巡抚赵尔巽将孝廉书院并入湘水校经书院，改为校士馆，校经书院得以变相延续。杜贵墀弟子周声溢，与叶德辉交往甚密，诗酒往还，曾为叶刊书题写封面。

刘肇隅弟刘楚金去世，江标为其作《棠华馆读书图》。此时其师叶德辉仍在京城，遂书信致哀曰：“楚金解经若有神功，讶其早成熟，知为不寿之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叶仍居京师浏阳会馆。购嘉庆仿宋刻本《复斋钟鼎款识》，借叶昌炽处新刻版对校后，叶德辉认为：签题“阮刻王复斋钟鼎款识”新印本，版藏上虞某氏，新印为洗版修补之本。因购书与国子监祭酒盛昱[56]龃龉。“是书原有三册，得之都门厂肆。因往他肆观望，为宗室伯兮祭酒持其一册以去。坐索不与。先是，余得元刻陆森《玉灵聚义》，已议值矣，为祭酒强得。又得宋赣州张之纲校刻《文选》七本，祭酒持去二本，余又以全册让之。祭酒嗜古有癖，而不近人情。……今祭酒已归道山，闻庚子之乱，家藏诸物半罹劫灰，□□□□□□欤？书此为吾子孙戒。”其中“□□□□□□欤”疑为恶言，为刘肇隅编校《读书志》时删除。

五月，叶德辉辑晋吏部尚书山涛[57]事迹及其议论人事文章，编为《山公启事》《山公佚事》。此书可视为叶德辉在京都吏部短暂为官后，对目前吏治问题思考的结果。其目的是以利后人考察古代考功、则例，对现有吏制进行改革和调整。山涛作为晋之重臣，执掌吏部尚书之要职。其所选之职，上至尚书，下至郡守县令；其所任之人，皆恪尽职守。雷悦曾为叶德辉制“非吏非隐”印。印文即出自东晋孙绰评山涛语：“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叶氏推重山涛，实乃将政治清明的希望寄托在进君子退小人之上。

六月初，家书催叶还家。叶德辉整理行装，准备南归长沙。检点行囊，尚有余钱，乃购买日本刻本《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等。月底，抵长沙，病月余。叶德辉本次苏杭、北京之行长达一年又三月，在京城待了一年时间。复官出山因被善化萧文昭取代，愿望彻底幻灭，顿觉官场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