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在当今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领域，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所有翻译家中的翘楚，其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他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论文，编写并组织翻译过多部中国文学选集，翻译出版了五十几部现当代中国小说。直到今天，葛浩文仍然不断推出译著，用译作等身、汗牛充栋来形容他的翻译成就一点都不为过。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说过，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几乎是葛浩文一个人在包打天下。他翻译的作品被刊载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以及《纽约客》上，《浮躁》《荒人手记》《生死疲劳》《狼图腾》《河岸》《玉米》都因为他的翻译而获得国际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离不开葛浩文多年以来的积极译介和出色翻译。他的译文使西方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学的魅力，使他们认识到，在中国也有可以和昆德拉（Milan Kundera）、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相提并论的作家。在笔者看来，葛浩文已经成为一种现象，非常值得研究。在本书中，笔者的考察思路和研究内容是这样的：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译介篇，用三章的篇幅从宏观的角度介绍葛浩文为了架设理解、沟通之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所进行的研究、推介与翻译工作。第一章介绍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推介。葛浩文无疑是个非常成功的翻译家，但是葛浩文的成功不仅仅简单地体现在他的翻译成就上，首先体现在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推介上，是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热爱、研究、推介，促发了他对这些作品的翻译。接下来第二章介绍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对新时期小说）的翻译。他的翻译对象不限于小说，也有散文和诗歌，但小说翻译无疑是主打。在现代作家中，他主要译介的是萧红、端木蕻良、萧军、老舍、巴金等。而在当代小说家中，他译介的作家既有大陆的，也有台湾和香港的，而他最喜欢、翻译最多、译介最成功的当属莫言。鉴于葛浩文在帮助莫言及其作品进入英语世界获得国际声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本书第三章将专门讨论葛浩文对莫言的推介和翻译。

接下来的第二大部分——译艺篇，是对葛浩文文学翻译的实证研究，对《青衣》《狼图腾》《骆驼祥子》《玉米》《手机》等译本进行文本比较研究，结合具体的译本，考察葛浩文对于原文中信息内容是如何传达的、对中国文化专有项是如何处理的，对小说中的文学性表达是如何再现的、再现的效果如何，全面总结葛浩文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这些研究或许可以算是共时研究，但只有共时研究是不够的，因为葛浩文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在其漫长的翻译历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他开始翻译到现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在这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其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有何改变？葛浩文于1979年翻译出版了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两部小说的合集Two Novels by Hsiao Hung：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 Tales of Huanlan River，这是他最早的译作之一。2012年底和2013年初，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翻译的莫言小说《四十一炮》和《檀香刑》先后出版，而《檀香刑》是他到目前为止比较新的译作。从《呼兰河传》到《檀香刑》，译者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是否相同？在本书第九章，笔者通过考察这两部译作对于小说人物“声音”的再传递，对葛浩文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进行历时研究，从动态的角度研究葛浩文翻译手法的演变。第十章，笔者尝试以《手机》译文为研究案例，考察葛浩文在翻译中对原作的改动情况，试图结合具体的译例分析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存在“连译带改”的现象，对所谓的葛浩文式翻译——连译带改进行考察，在文本对比的基础上做出判断，我们到底是否能够用“连译带改”来概括葛浩文的翻译风格。本部分的最后一章——第十一章尝试通过具体的例证，研究和总结葛浩文的翻译风格。

第三大部分——译道篇，主要探讨葛浩文的翻译思想和葛浩文颇受诟病的“东方主义”文学翻译观问题。首先，笔者结合葛浩文发表的学术论文总结葛浩文的翻译思想。然后，着重探讨后面的问题。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葛浩文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作为翻译主体所做出的选择，但这也跟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脱不了干系。有学者认为，他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其实并非是一种自主的翻译，他一直都没有摆脱“东方主义”的禁锢。这样的评价是否公允？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葛浩文的中国文学翻译？难道我们一直被他漂亮的英语译文所迷惑，一直被国外的奖项所蒙蔽，而没有看到他译文中的“东方主义”的倾向与企图？我们到底能否给葛浩文的翻译观贴上“东方主义”的标签？笔者不希望轻易给出结论。我们应该首先对葛浩文的翻译活动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结合具体的译本及其学术论文、译序等准翻译文本，研究葛浩文在翻译选材、翻译方法、翻译策略方面的特点，研究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动机，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最后，笔者认为，葛浩文研究有助于我们管中窥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接受现状形成较为清楚的认识和把握，同时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的“走出去”战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有益的参考。

1. John Updike，见Updike 2005年5月9日发表在The New Yorker上面的书评“Bitter Bamboo：Two novels from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