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葛浩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

一、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如前文所述，葛浩文对古代文学有所涉猎，但他的翻译对象则是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本章首先集中梳理和研究葛浩文对中国现代作家的译介情况。葛浩文译介的现代作家中最有名的是朱自清、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老舍和巴金。

葛浩文对朱自清的散文翻译始于1974年，最早发表的是《给亡妇》（“To My Departed Wife”），后来又翻译了《朱自清散文选》《匆匆》《春》《背影》和《荷塘月色》，其英译文分别发表在中国台湾的《笔会季刊》（The Chinese PEN）夏季号和ASPAC Quarterly（《亚太季刊》）第5卷第4期上。

1975年，葛浩文在Renditions（《译丛》）第4期上发表了他翻译的萧军作品《羊》；1980年，葛浩文又翻译了萧军的《献工大竞赛》（The Great Work Contest），译文收入许芥昱编选的《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

现代作家中，最吸引葛浩文的是萧红。用葛浩文的话说，“她是我的缪斯。我写了很多关于她的文章，还翻译了她的好几本小说。”（葛浩文，参见Orbach，2012）根据葛浩文自己的说法，他研究萧红纯属偶然，“我上大学时读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觉得挺好，就去图书馆找他的其他作品来读，结果一本也没有。但在隔壁书架上有一本书也是萧姓的作家写的，作品的题目是《呼兰河传》，我就带回家看，那两天看得爱不释手。慢慢地，我开始看萧红其他的作品，《生死场》、《商市街》等。”（参见史国强，2013：106）他对萧红作品的评价是：“萧红的文字简单朴素，不华丽，但她却是一个好‘画家’，读她的作品闭着眼睛能看到那个地方，她是用文字绘画的好作家。”（参见史国强，2013：106）

葛浩文由此开始对萧红展开研究和翻译，萧红也由此成为他的博士论文的选题。1974年，他的博士论文A Literary Biography of Hsiao Hung（19111942）获得通过。1976年，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的英文版专著Hsiao Hung由Twayne出版社出版。其实从1975年开始，也就是被授予博士学位的第二年，葛浩文就开始着手翻译萧红的作品了。

葛浩文的翻译以小说为主，除了朱自清的散文，他还零星做了一些诗歌翻译，主要是萧红小说中的诗歌。1979年，他翻译的萧红诗歌在《现代中国文学通讯》第5卷1至2期发表。与此同时，萧红的两部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英译本的合集Two Novels by Hsiao Hung：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Tales of Hulan River也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呼兰河传》本来各章没有标题，译者在英译本中添加了标题，但小说的最后两章略去未译。多年之后，葛浩文曾经说过，“我很希望有机会重新翻译《呼兰河传》，这部优秀的作品应该有个新版的翻译。格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每隔20年左右就需要有新的译文。”（参见史国强，2014：41）其实，需要重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原译有删节。另外，译文对小说中文学性表达的再现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小说中原有的复调效果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这一点在后文中我们会有更加具体的讨论。

就《生死场》的翻译而言，译者对一些段落进行了调整，对话前的不少说明性文字也有所删减，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忠实的。葛浩文在本书中详细记述了萧红写作《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过程以及萧红的生平，其中引用了萧红自作的小传，介绍她与萧军、鲁迅和端木蕻良的关系。

1981年，葛浩文所译的萧红的文章《回忆鲁迅先生》（“A Remembrance of Lu Xun”）发表在《译丛》第15卷上。第二年，他翻译的《萧红短篇小说选》作为“熊猫丛书”的一部分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萧红《商市街》的英译本Market Street：A Chinese Woman in Harbin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5年，葛浩文又翻译了《染布匠的女儿——萧红短篇小说选》（The Dyer's Daughter：Selected Stories of Xiao Hong），译作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关于端木蕻良，葛浩文在Hsiao Hung中曾经站在萧红的角度，对其进行过直截了当的批评。1980年到北京的时候，他还是去拜见了后者，因为端木不仅是在萧红最后日子里和她共同生活了4年的人，对于研究萧红来说必不可少，他本身也是一位作家。1988年，葛浩文翻译了端木蕻良的《红夜》（Red Night），是“熊猫丛书”系列中的一部。2007年，葛浩文又与孔海立合译了端木蕻良的《鸶鹭湖的忧郁》（The Sorrows of Egret Lake：Selected Stories by Duanmu Hongliang），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葛浩文一直对老舍的作品非常喜欢，1999年，他编选了老舍的一个作品集Blades of grass：the stories of Lao She，译者是威廉·莱尔（William A.Lyell）和陈伟明（Wei-ming Chen），其中收录短篇小说11篇，随笔3篇，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翻译老舍的《骆驼祥子》是比较近的事情。在葛浩文翻译老舍的《骆驼祥子》之前，已经有了三个译本，一个是外文出版社施晓菁译的，依据原文有删节，所以显得不完整，另一个译本是1945年Evan King翻的，老舍原著的结尾是个悲剧，但是他把小说翻成了喜剧。原著中的小福子死了，英文版里的小福子不仅活着，还高高兴兴地跑起来，原来的悲剧结尾变成了喜剧，歪曲了老舍的本意。第三个是夏威夷的一个美国人珍·詹姆斯（Jean M.James）翻译的，对原文的理解有时不够准确，译文也比较生硬。葛浩文很佩服老舍，因此翻译了《骆驼祥子》，推出了自己的译本Rickshaw Boy，2010年，由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下文当中，笔者会把这一译本与其他三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看葛浩文译本是否超越前译。

葛浩文和一个学生合译过巴金的《第四病室》（Ward Four：A Novel of Wartime China），赶在巴金过世前翻译此书，并将其付梓出版。

不难看出，对于现代作家，葛浩文翻译最多的是作家萧红、端木蕻良、萧军以及老舍。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葛浩文开始关注新时期作家的译介。

二、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中国的当代文学史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1949到1966年的“十七年文学”、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文学”、1976年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新时期”应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始于1978年。但事实上，春江水暖鸭先知，1976年底，随着“四人帮”的下台以及新的政治氛围的出现，新的文学就已经开始萌动了。

葛浩文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翻译其实确切地说都是对新时期大陆小说的翻译，对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葛浩文从一开始就是密切关注的。1978年6月，葛浩文在加州发表讲演，题为“中国文革后的异议文学：导言”（Post-Cultural Revolutionary Dissent Literature in China：An Introduction）。1979年，葛浩文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发表了“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Wenyi Bao”（《当代中国文学和新〈文艺报〉》），通过《文艺报》在1978年7月复刊一事，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他看来，十年“文革”导致中国的文学园地一片荒芜。《文艺报》的复刊，预示着文学艺术领域的思想解放，标志着文学创作的新生（Goldblatt，1979）。从此，他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文坛，对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明察秋毫、洞若观火，他为之奋斗终身的翻译事业也由此逐渐走向正轨。

在下表中，笔者按照时间的顺序列举葛浩文翻译、出版的当代作家作品，给出了一些相关的出版信息，比如这些作品的出版社、出版年份、作者的归属地，使读者能够非常直观地了解到三十多年来葛浩文的当代中国文学翻译情况。这里列举的是译作的单行本和作品集，没有涵盖期刊中发表的译作。

从上面的列表可以看出，葛浩文是一位非常勤奋、多产的译者，上面统计的是他翻译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如果算上萧红、老舍、端木蕻良、巴金等现代作家，已经完成译著近60部，几乎每年都有译著出版，有时甚至有多部译著在同一年先后出版。

从原作者的属地看，海峡两岸和香港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作家葛浩文都有所涉猎。香港的作者最少，台湾稍多，大陆作者最多。而在所有当代作家中，从目前已经发表的单行本看，最受葛浩文重视的是莫言（十部）、苏童（四部），但绝不局限于这两位作家，除了莫言、苏童之外，在中国文坛引起反响的当代作家葛浩文多有涉及，所译作家数量之多，其他所有译者都只能望其项背。他的翻译在海外文学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确立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作者的性别来看，如果把诗歌集、论文集和多位小说合集刨除不算的话，所选当代作家共27位，其中女性作者有9人，占所有作者的三分之一。译者觉得中国女性作家在心理描写方面更加细腻，他翻译的当代女性作家主要有：陈若曦、杨绛、张洁、艾蓓、朱天文、朱天心、虹影、李昂、春树等。这些都是作品出了英语单行本的作家，其实葛浩文还翻译了王安忆的《富萍》以及中国香港作家西西、钟晓阳等人的作品，刊登在中国文学选集里，或发表在文学期刊上。

就作品的题材而言，他自己的兴趣以及美国读者的喜好是葛浩文在选材时的重要考量。

葛浩文说过，“我只译我喜欢的小说。”（洛阳日报，2013），这是不能违背的原则。那么他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呢？“我是悲观的人，喜欢严肃的，讽刺的作品……”（葛浩文，参见曹雪萍、金煜，2008）。

葛浩文另一个翻译选材的出发点是读者的喜好。美国读者喜欢什么样的小说？葛浩文指出，美国读者喜欢的小说，“一种是sex（性爱）多一点的，第二种是politics（政治）多一点的……”（季进，2009：45-56）

莫言和苏童的小说之所以受到葛浩文的青睐，关键在于这两位作者的小说既符合译者个人的口味，也能够吸引读者的兴趣。他们的小说都是严肃的作品，都有对人性的挖掘与探索以及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与译者个人的喜好相吻合，而且都有性爱和政治因素——可以吸引普通读者的兴趣。

在英语世界，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译者不多，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几乎成了葛浩文一个人的工作，其结果是，他在翻译选材方面的偏好或许给英语世界的读者留下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中国文学存在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都写黑暗的、矛盾的、人与人之间冲突的主题。葛浩文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他说其实中国文学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一个良好的现状，在这一点上我要负起责任来”（Goldblatt，in Dale 2004：218），在他看来，中国作品进入西方文学主流面临的一个障碍就是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的数量非常有限：“如果没有建立起一个题材宽、代表性强的小说和诗歌的翻译库供读者阅读，中国的书籍就不能对西方作家产生很大的艺术影响。”（Goldblatt，in Dale 2004：218）。

每个译者在选材上都有自己的偏好和原则，葛浩文也是如此。作为译者，葛浩文有权选择他喜欢的小说进行翻译，他的翻译已经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我们不能再苛求译者。到目前为止，翻译到英语世界的中国当代小说还很有限，因为主要靠葛浩文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翻译作品在选材上和风格上的倾向性或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要改变这一状况，有效的办法或许是要争取吸引更多像葛浩文那样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爱心放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上的高水平译者，把我们多姿多彩、百花齐放的中国当代文学呈现给英语世界的广大读者。

参考文献

［1］曹雪萍、金煜.“葛浩文：低调翻译家”，《新京报》，2008年3月23日.

［2］河西.葛浩文与他的汉译之旅［J］.新民周刊，2008年4月9日.

［3］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9（6）：45-56.

［4］吕敏宏.葛浩文小说翻译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5］史国强.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J］.东吴学术，2013（5）.

［6］史国强.我行我素：葛浩文与浩文葛［J］.中国比较文学，2014（1）.

［7］Orbach，Michael.“H.Goldblatt：the foremost Chinese-English translator in the world”［OL］http://site.douban.com/106369/widget/notes/134616/note/252321086/.

［8］Dale，Corinne H.ed.Chinese 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A Reader［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4.

［9］Goldblatt，Howard.“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Wenyi Bao”［J］.World Literature Today，Vol.53.No.4（Autumn，1979），pp.617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