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葛浩文对莫言的推介与翻译

一、引言

葛浩文最喜欢的当代作家是莫言，因此莫言的小说他翻译最多，推介也最用心。莫言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莫言逐渐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每当他充满生命能量的小说出版，都会吸引众多读者的关注。当时他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华人，但也有个例外——那就是葛浩文。葛浩文是美籍犹太人，当时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刚转行的中文教授。和大多数读者一样，葛浩文对《天堂蒜薹之歌》一见钟情，但他和普通读者不同的是，没有唏嘘赞叹一番就算了，而是决定做点什么。他立刻付诸行动。他虽然对莫言的作品感兴趣，但跟莫言一点儿不熟悉，更不知道莫言的联系方式。但他没有因此放弃，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莫言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主动提出要将这部小说翻译成英语。信封上的收信人是“莫言”，但地址只有“北京”二字。上天不负有心人，莫言收到了他的来信，两个人的合作就这样开始了。葛浩文翻译案头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以及丰富的感情投入，最终不仅成就了作者——莫言小说从此开始走进英语世界，也成就了自己，成为莫言小说翻译“第一人”乃至中国当代小说英译本的接生婆。

莫言无疑是新时期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不仅在国内赢得了大批读者、得到多项文学大奖，还通过葛浩文等人的翻译，推疆拓土，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跨进全世界最辉煌的文学圣殿。

莫言的成功，葛浩文功莫大焉。的确，莫言的翻译者分布在世界各地，葛浩文并不是莫言唯一的译者。除了葛浩文，世界各地有一群人在翻译莫言的小说。在日本，有藤井省三，一位著名的日本学者，很早就开始推介莫言；在意大利，有个女翻译家，翻译起莫言小说总是比葛浩文的速度还快；在法国，有一对夫妇，几乎把莫言的每一部小说都翻译了；在瑞典陈安娜的翻译就更不必说了。但是，在翻译和推介莫言小说方面，如果说葛浩文的影响最大，应该不会有人反对。这首先跟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有关，毕竟英语译本可以吸引的读者群体是最大的。事实上，在那些缺乏汉语译者的国家，译者不是以汉语原文，而是以葛浩文的英译本为底本进行翻译的，比如以色列、西班牙、葡萄牙等。另外，最重要的是，葛浩文在汉学界的学术影响以及他在译文中的生花妙笔也帮助作品吸引了读者、扩大了影响。“生死疲劳”译莫言，葛浩文在翻译和推介莫言小说方面付出了爱和艰辛。

在本章中，笔者首先概述葛浩文在翻译和推介莫言小说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然后结合具体的译文，对葛浩文翻译莫言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进行分析。

二、葛浩文在英语世界对莫言小说的翻译与推介

葛浩文是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积极不懈的翻译者和推介者。莫言小说的英文翻译，除了短篇小说集《爆炸》（Explosion and Other Stories，Renditions Press，1993）由Janice Wickeri和Duncan Hewitt翻译之外，其余的作品几乎都由葛浩文一人完成。到目前为止，莫言有9部长篇小说和1部短篇小说集由葛浩文翻译成英文出版，这还不包括发表在期刊上、选集里的作品。按照单行本的出版顺序，葛译莫言小说有：《红高粱》（Red Sorghum，Viking，1993；Penguin Books，1994）、《天堂蒜薹之歌》（The Garlic Ballads，Viking，1995；Arcade Publishing，2012）、《酒国》（The Republic of Wine，Arcade Publishing（US）and Hamish Hamilton（UK），2000）、《师傅越来越幽默》（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Arcade Publishing，2001）、《丰乳肥臀》（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Arcade Publishing，2004）、《生死疲劳》（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Arcade Publishing，2008；2012）、《变》（Change，Seagull Books，2010）、《四十一炮》（Pow！，Seagull Books，2012）、《檀香刑》（Sandalwood Death，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2013）和《蛙》（Frog，Penguin Group，2015）。其中，《师傅越来越幽默》是一个短篇小说集，以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Hunger and Loneliness：My Muses）为序，收入《师傅越来越幽默》（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人与兽》（“Man and Beast”）、《翱翔》（“Soaring”）、《铁孩》（“Iron Child”）、《灵药》（“The Cure”）、《初恋》（“Love Story”）、《沈园》（“Shen Garden”）、《弃婴》（“Abandoned Child”）七篇。

1986年葛浩文开始接触到莫言作品。根据葛浩文2005年在香港公开大学的演讲，他看到莫言的《爆炸》后，产生的第一反应是：“天呐，这可是少见的好货啊！”一个老朋友告诉他，说是自己刚签了四个作家，打算为他们出作品集。这四个作家是韩少功、张承志、郑万龙和莫言。葛浩文就说：“你留三个，给我一个。”对方问留哪个给他，他说：“莫言。”（葛浩文，2005）

其后，葛浩文有一个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朋友，给他寄了一份刊物，上面登载着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告诉他这部作品非常值得关注。“我就开始看，我很惊讶，莫言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河西，2008）。《天堂蒜薹之歌》让葛浩文大为震撼。“那是我当时读到过的最了不起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那部小说有25万还是30万字，我记不清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一个月内完成的，我记得他说是二十三四天。当时他是个非常愤怒的年轻人，目睹了他的乡亲们因为被蛊惑而遭受的种种严重伤害，这才有了他这部伟大的小说。有人说这是他最有意识形态特征的小说，我说这是他最有激情的小说，至少在当时是。”（葛浩文，2005）“我就写信转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河西，2008）就这样，1988年，葛浩文和莫言之间的合作开始了，这份合作最终会产生的结果估计是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

如果说《爆炸》《天堂蒜薹之歌》让葛浩文对莫言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红高粱家族》更是让葛浩文“一见钟情”。本来要翻译《天堂蒜薹之歌》的，读到《红高粱家族》后，他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才是我想翻译的东西！”（河西，2008）。“很明显，对于中国来说，那是一部突破性的小说。我写信给他，‘之前的约定取消，我想先翻译《红高粱》好吗？’”（葛浩文，2005）

得到莫言的许可后，葛浩文开始着手翻译《红高粱家族》。他翻译了前八章，投到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社接受了，并且愿意支付他高出平常四倍的版税。1993年，《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在美英两国同时出版。

Red Sorghum（《红高粱家族》）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成功的原因，离不开小说自身的魅力和译者高超的水平，同时与电影《红高粱》在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熊大奖也不无关系。美国文学评论杂志World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世界文学》），将《红高粱家族》评价为1993年最佳外文小说。“World Literature Today在美国是一份很专业的、深受欢迎和尊敬的文学杂志，它主要刊载散文，还有全世界的书评，每一期都有上百个书评，他们已经出版75年了，每年都要出一辑特刊，选出当年最优秀的一部小说，上过榜的有加缪、卡夫卡、福克纳、索尔仁尼琴、马尔克斯，这些人的作品都被选上过，而1993年的年度小说是《红高粱家族》（Red Sorghum），该杂志认为Red Sorghum是1993年度全球最佳小说。这本小说确实太棒了，即便经过我的翻译之后，也还是很棒，我想那是能说明问题的。”（葛浩文，2005）。翻译《红高粱家族》之前，葛浩文“只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一位新转行的、不为人知的中文教授”（葛浩文，2013），译文出版之后，莫言开始引起英语读者的关注，成为莫言作品进入英语市场的一个开始，而Red Sorghum也成为葛浩文翻译事业的里程碑，作为翻译家的他开始有了名气，其翻译家的地位从此得以确立。

1994年，《红高粱家族》又由“企鹅现代经典丛书”（Penguin Modern Classics）出版。这一版的封底引用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话：“莫言的声音将传入美国读者的心房，如同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到2012年为止，根据企鹅出版集团的统计，《红高粱家族》在美国就发行了将近五万册。（Nordstrom，2012）

从此，莫言小说的英译成为葛浩文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再复的描述从一个侧面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葛浩文对莫言作品喜爱到何种程度：“……葛浩文，罢黜百家，独尊莫言。他不仅翻译莫言作品，而且整天念着莫言的名字，像和尚天天念经，于是，我也跟着念，跟着注视莫言的文学步伐。”（刘再复，2013：93）刘再复还写道：“葛浩文特别推荐莫言，他的代表作，几乎每部都译……我到科罗拉多大学‘客座’多年，感到老葛口里最积极的词汇便是‘莫言’二字。其对莫言的爱超过了萧红。”（刘再复，2013：13）。“……和他见面时如果听不见‘莫言’，一定是身体出了毛病了。莫言的小说他一概翻译。”（刘再复，2013：17）

除了翻译，葛浩文还通过译者序、学术论文、演讲、文学奖提名等各种渠道，不遗余力地向英语读者介绍莫言。其推介之功与其翻译之功相比毫不逊色，作用不可小觑。

笔者在这里首先介绍葛浩文在译者序里对莫言的推介。在《酒国》的译者序里，葛浩文指出，“对中国读者来说，《酒国》是一部很‘有劲’的作品，……没有几部当代作品能够像这部具有爆炸性的小说这样，用风趣而辛辣的笔触暴露、讽刺中国人对于食物恒久不变的痴迷。而结构之新颖独特，更鲜有能望其项背者

在《丰乳肥臀》的译者序里，葛浩文写道：“在我们最近的记忆中，在中国历史空间的想象以及中国社会的重新评价方面，莫言的贡献是任何作家都无法比拟的。他的《红高粱家族》在1987年出版时改变了当时的文学景观，亦成为首部在西方叫好又叫座的中国电影。在探索中国官方或民间神话以及中国社会某些黑暗角落的过程中，莫言成了中国最具争议的作家，既深受许多外国读者的喜爱，亦在国内受到过激烈的批评，但在作品风行于海外之后态度也渐趋温和。”（Goldblatt，in Mo Yan，2004：vii）

从上面两篇译者序可以看出，葛浩文是个出色的推销员，他一方面指出莫言小说在结构上的艺术性，另一方面则强调莫言小说的颠覆性、批判性和争议性，以此来吸引读者的兴趣。

葛浩文还发表过多篇论文探讨莫言小说，通过将莫言与西方读者熟悉的作家相提并论，帮助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莫言小说，从而逐步确立莫言作为小说家在国际文坛上应有的地位。2000年，葛浩文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发表了题为“The‘Saturnicon’：forbidden food of Mo Yan”（《莫言的禁忌佳肴》）的论文。该论文的关键词和切入点是cannibalism——吃人。西方文学中涉及到“吃人”问题的情况不胜枚举，而且有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作者首先对cannibalism一词进行了定义和分类，然后探讨了英国作家Jonathan Swift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德国作家Patrick Süskind的《香水》和克罗地亚作家Slavenka Drakulic＇的《人的味道》等西方经典作品的“吃人”主题。接着，作者把目光转向中国，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现代作家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涉及到的“吃人”内容。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探讨了莫言小说在寓言和讽刺意义上所涉及的“吃人”问题，讨论的作品包括《十三步》《弃婴》《灵药》和《酒国》。在葛浩文看来，当代小说家中，余华、韩少功和莫言在小说中都涉及到“吃人”，但莫言是最有想象力的，也是最频繁涉及该主题的作家。（Goldblatt，2000）

葛浩文2009年在David Pong主编的Encyclopedia of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百科全书》）中发表了论文“Mo Yan，1955-［Prolific Writer］”介绍莫言的文学成就。

演讲是葛浩文推介莫言的另一个重要渠道。2005年，香港公开大学授予莫言荣誉博士学位，葛浩文亲临现场发表演讲，他说：“莫言不只是一个作家，他是一种现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必须要承认，无论是从读者的角度说，还是从译者的角度看，他都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实话跟你们讲，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莫言的文字，这太令人费解了。莫言的小说结构很好吗？可能算不上。莫言的小说紧凑吗？绝对没有斧凿的痕迹吗？永远都符合逻辑吗？答案永远都是否定的。但是，如果有人要问，莫言的小说有激情吗？有燃烧的火焰吗？我会用‘一向如此’来作出回答。”（葛浩文，2005）

演讲中，葛浩文还提到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发表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论文“Bitter Bamboo：Two novels from China”（《苦竹：谈两本中国小说》）。厄普代克不喜欢莫言，认为他的作品缺乏古典美。葛浩文针对这一点做出如下回应：“这一点我想我们倒是没有异议，但是谢天谢地，所谓古典美并不是优秀文学的唯一标准。显然，我们不希望小说家去写小说评论。好吧，让他们写去吧，尤其是像厄普代克这样过气的作家。不管怎么说，像莫言这样的小说家其作品能够得到广泛的尊敬，在欧洲也卖得不错，这是令人鼓舞的，他的作品值得几乎每一个人阅读。”（葛浩文，2005）

2008年，葛浩文向美国的纽曼华语文学委员会推荐了莫言的《生死疲劳》，帮助莫言在2009年成功获得第一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纽曼华语文学奖也被翻译为“华语新人文学奖”）。葛浩文撰写了提名宣言“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Nominating Statement for the 2009Newman Prize”（《生死疲劳译莫言——2009年纽曼华语文学奖的提名宣言》。莫言的提名代表作是《生死疲劳》，葛浩文于是在提名宣言的题目中借用了“生死疲劳”一词，取得了诙谐、幽默的效果。在提名宣言中，葛浩文简要介绍了莫言已经发表的几部重要小说，并高度评价莫言的文学成就。他首先指出，在大陆和台湾的优秀作家中，好几位作家都有条件获得纽曼华语文学奖，但是莫言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最有创造力的作家。他还把《红高粱》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提并论，因为在他看来，莫言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作品的质量和多元性，无论是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受欢迎的角度看，都是超乎寻常的。”同年，他为莫言所写的这篇纽曼华语文学奖的提名宣言发表在“七月—八月”一期的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Goldblatt，2009：29）

2013年，在美国普渡大学举行的第六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上，葛浩文作了主题发言。他说，“我相信在任何时候，莫言的写作都足以将他推入中国作家的顶级行列。对于那些“文革”之后的作家，在挖掘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不论是远古还是近代，他们心中总有一种重塑历史的使命感，几乎就是在寻求国家的拯救。在寻找答案过程中，一些崭露头角的年轻小说家深入到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研究民族性格之“根”。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批作家中最突出的一位就是莫言。”（葛浩文，2013）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在香港岭南大学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如果没有葛浩文的翻译，莫言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针对这一观点，葛浩文如此回应：“我第一个反应是他（顾彬）在胡扯。”（葛浩文，见李昶伟，2013）在葛浩文看来，诺奖评委中只有马悦然能阅读中文，评委的首选文本是瑞典语，也看法语、德语等的译本。他说，2002年凯尔泰斯·伊姆雷得奖，没有评委懂匈牙利语；而俄国诗人布罗茨基得奖，评委中也没有人懂俄文，全部都要靠译本。“我们当翻译的人有我们的贡献，毫无疑问，可是（成就）还要归到作者本人。”（葛浩文，2013）

其实清华大学王宁教授也提出过跟顾彬类似的观点。他2013年年初在《中国翻译》撰文指出：“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陈安娜（Anna Chen）将他（莫言）的主要作品译成优美的英文和瑞典文的话，莫言的获奖至少会延宕十年左右，或许他一生都有可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失之交臂。……中国当代作家中并不乏与莫言同样优秀的作家，但是莫言确实是十分幸运的，葛浩文的翻译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用英语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而且还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使其具有美感而能打动读者。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学翻译的巨大作用和功能。”（王宁，2013）可惜王宁教授没有进一步探讨葛浩文如何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也没有具体指出英语译文如何提升了原文的语言水平。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下文中针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三、呈现在英语读者面前的莫言小说

译者是否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译者是否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在本节中，笔者尝试考察呈现在英语读者面前的莫言小说与中文读者读到的莫言小说是否相同，研究除了语言媒介不同之外，译文和原文之间是否存在不对应的情况？风格上是否有所不同？

由于重述故事而造成译文与原文不对应的情况是存在的。2004年9月，葛浩文在香港的《翻译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Blue Pencil Translating：Translator as Editor”的论文，集中讨论自己作为译者在翻译新时期中国小说过程中所扮演的一半是译者、一半是编辑的角色。在他看来，中国的编辑跟西方的编辑相比，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所做的往往只是挑出错别字，或是找出小说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因为他们没有被赋予足够的权力对作品大动干戈。（Goldblatt，2004：25）葛浩文认为莫言是个天生的讲故事高手，“但是，有的时候，他的故事走形了，或许是因为他对手头的小说已经失去兴趣，脑子里已经开始构思下一部小说，或许是因为他突发奇想，用一些无关的、脑子里临时冒出来的枝节来粉饰他的作品。如果他在中国碰上好编辑，我相信我的负担会大为减轻。”（Goldblatt，2004：25）

为了使译作能够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品味和阅读习惯，将译作以英语读者最容易接受的面容呈现出来，译者真是动了不少的脑筋，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一些修订。葛浩文说他明显删减的小说有四部，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姜戎的《狼图腾》和莫言的两部小说。（Ge Haowen，2011）莫言的两部小说是《天堂蒜薹之歌》和《丰乳肥臀》。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的时候，葛浩文和英文编辑都觉得小说的结尾太弱，于是葛浩文建议作者修订倒数第二章，重写最后一章，并提出了一两个修改想法供莫言参考。莫言接纳了他的意见，对十九章和二十章进行了改写。《天堂蒜薹之歌》中文版后来再版的时候，最后两章也都换成了跟英文版一样的写法。（Goldblatt，2004：25-26）

《丰乳肥臀》是另一个例子。该小说1996年由作家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稍后不久，台湾即出了繁体字版。2002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了一个缩减版。翻译时，因出版社觉得小说50万字的篇幅过长，所以采用的是由莫言本人提供、在工人出版社的版本基础上进一步精缩的版本。而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经莫言同意，译者和出版社又对原文做了改动、调整。结果，800多页的中文小说译成英文后，只有500多页。（Goldblatt，2004：26）

应该指出的是，葛浩文有时候的确会根据编辑的意见，在作者首肯的情况下对小说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动。除此之外，译者在字里行间的处理上也有增删和调整的情况。

《生死疲劳》被葛浩文翻译为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2008年由Arcade出版公司出版，2012再版。这部小说2009年获得第一届纽曼华语文学奖，得到了英语文坛的认可。笔者下面从中随机选取一些片断，考察译者具体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

这是我西门闹的女人啊，我的二姨太迎春，她原是我太太白氏陪嫁过来的丫头，原姓不详，随主姓白。民国三十五年春天被我收了房。（《生死疲劳》，P13）

She is mine，she's Ximen Nao's woman，my first concubine，Yingchun，brought into the family as a maidservant by my wife.Since we didn’t know her family name，she took the name of my wife，Bai.In the spring of 1946，she became my concubine.（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P14）

在本例中，“二姨太”被调整为“My first concubine”表面上似乎不对应，却是非常正确的：在中国文化中，妾在地位上算不上妻子，因此被称为“姨太”，跟妻子相比永远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因此即使是第一个妾也被称为“二姨太”，但英文表达可就不同了，就concubine来说，迎春是第一个，所以自然就是the first concubine。另外，“民国三十五年”如果照直翻译会增加读者的理解难度，毕竟大部分英语读者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直接调整为“1946”是很自然的选择。好的翻译从来都不是字对句应的机械转换，目标读者变了，调整是必须的。上面两处的处理就印证了这一点。

目标读者变了，译者还常常需要对原文中中国文化特有的表达方式（文化专有项）加入一些解释，否则目的语读者会感觉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比如下面的例子：

第二年初春她就为我生了龙凤胎，男名西门金龙，女名西门宝凤。（《生死疲劳》，P13）

The following spring she gave birth to a boy and a girl，what they call a dragon and phoenix birth.So we named the boy Ximen Jinlong，or Golden Dragon，and the girl Ximen Baofeng，Precious Phoenix.（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