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书信，是人类文明生活中出现极早、流行极广的一种实用性文体。

关于书信的起源，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最早的说法是刘勰所谓“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文心雕龙·书记》）。清人姚鼐则认为，书之为体，始于周公之告君奭（《古文辞类纂·序目》）。自20世纪以来，随着郭沫若、于省吾等学者对甲骨文及殷代驲传制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书信之源起，当提前至商代。如果说，最早的书信仅用于“传报”（郭沫若《卜辞通纂》。参见拙文《书信的文化源起与历史流变》，刊于《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并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8期），而后又作为游说辞令的书面体现或列国之间外交活动中的“国书”，那么，从《诗经·郑风·子衿》“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中，实际上传达出了这样的消息：其时包括书面形式在内的音讯传递已开始同时成为民间交往中的一个常因，它的功能性意义亦已趋向复杂化起来。

书之为体，起于实用，它一开始就显示出其固有的特征：对象性、叙诉性和传递性。书，古字作書，《说文》：“箸也。”凡著于简册，上报下命、往来声问之文字，原先通称为“书”。在最早的关于“书”的概念中，不分上下而唯见彼此。这一点，刘勰说得很明白：“战国以前，君臣同书。”如《乐毅报燕王书》，实是乐毅“使人献书报燕王”（《战国策·燕策》）的一封回信，所以历来学者多将其归于书信之列。秦汉定制立仪，乃专以“上书”为表奏。上书者，上呈之书也。其时即便专于朝政按劾的奏议，往往在习惯上也还是称作“书”。而邹阳《上梁王书》，则纯属为个人辩诬的书信，在内容和意义上与一般朝奏自是不同。从“上书”二字使用之泛，可见在书信定体之初，往往显示出书、奏同源的文化关联。由“书”的功能的广泛性和意义的普泛性所致，后世也就把写给家长或上级长官的书信称之为“上……书”。

刘勰在比较了春秋时期郑子家、巫臣等“四书”的“辞若对面”后说：“及七国献书，诡丽辐凑；汉来笔札，辞气纷纭。”明吴讷也说：“若乐生、司马子长诸书，敷陈明白，辨难恳到。”（《文章辨体》）这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书信之滥觞。“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从关于“舒”的指认中，刘勰将书信的本质属性界定为“尽言”，他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怪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文心雕龙·书记》）写信的目的，在于把“心声”传达给对方。这体现了对于古代“言志”传统的深度理解和书信表情功能的真切体悟。而真正使书信从文牍中完全脱离出来，成为“朋旧之间”交流“心声”的工具，那是在汉代。史迁之报任安、扬恽之酬会宗、马援之诫兄子等等，或悲慨淋漓、抑扬寸心，或谆谆告诫、语重心长，已显露出书信体在表情达意方面的独到之处。书至汉代，其体备矣。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陵夷，玄风大炽，士人多“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谈议为尚。思想的解放，推动了书信体的发展。这时，涌现出一批书牍名家，有“号称翩翩”的阮瑀、“半简必录”的孔融、“留意词翰”的应璩，还有曹丕、曹植、陈琳、嵇康等等。他们的身份与遭际不尽相同，而各以其历逢乱世的独特体验，或议政，或论学，或谈玄，或述趣，或叙离，或记游，扩大和丰富了书信文的题材内容，增强了抒情的色彩。在交流思想、传达情意的同时，他们率性任气，天才艳发，往往假书信以骋才华、托风采，辞胜事繁，体调清华，所写多情文并茂之作。如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孔融《论盛孝章书》等，虽以论文、论政为旨，却写来情意浓郁、婉转动人。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意在劝降，晓以义、动以情、戒以史，然又移情理于景，“暮春三月”四句，直是摇人心魄，成为传世名句。六朝时骈风盛行，而如吴均、陶弘景等人的骈体小简，却全无一般骈文辞靡语滞的弊病，亦能以其文藻之新巧、意境之超迈而取胜。

唐宋两代崇尚古文。在新的文学风气的影响下，书牍之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容更切实际，笔法更趋平易，往往于议政、论学之际，叙说遭遇，慨叹人生，语多出自肺腑，出现了不少既有政治、学术价值，又十分亲切感人的颇具文学价值的书信体名篇。这在“八大家”中尤为多见。相比之下，宋人的书信之作似更多方正平直之气，盖与其作者同时多为政治家以及文化复古运动之愈趋深入有关。还有一些书信，则是落笔于眼前、当境，即事而议，述乎小而发乎大，因情而叙，言乎志而明乎理。柳宗元贺失火书，可谓奇文奇论，妙笔惊人。他如王维、李翱、李商隐等人的书札，亦多于寻常间着笔，摅怀而出，发引性灵，颇有翩翩可喜之处。此外，有唐一代人才辈出，对于恃才傲物的唐才子们来说，最大的人生危机莫过于怀才不遇，因之，上书以行干谒，在他们实是司空见惯之举。如李白、韩愈等辈诸书，旨在干谒而无意乞怜，吐辞恳切而不失清高，读此，亦可见其一代之风气、一代之才人。在这里，书信的尽言以抒怀的功能性意义，已体现为抒怀以求进的功利性内容。承前代呈奏陈请之余义，求荐信从其更为切近现实人生的文化层面上应运而生，成为士子们试图沟通仕途、步入朝堂的行为之征。唐、宋乃至以后，此类书信自成一气，亦自可观。

至明代，书信之流行更广，内容已涉乎社会人生、思想学术、个人经历、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黄宗羲所编《明文海》中，“书”凡列为“经学”、“论文”、“民事”、“出处”等二十五目，其包罗之广，于兹可见。明代学派纷呈，文人的思想十分活跃，于书信中论诗文、谈学问者颇多，如李梦阳《答周子书》、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唐顺之《与茅鹿门主事书》等。笔调风格，也往往与其文学主张相应，如“前七子”中徐祯卿的《重与献吉书》，通篇作览游之叙，无一字旁午，然字对句偶，铺张汪洋，实有楚辞汉赋之风致。而在“七子”中名属不显的宗臣，却无意拟古，其《报刘一丈书》，以犀利之笔写尽世态炎凉，成为传世佳作。此外，如李贽、袁宏道等人书信之篇，或以文字泼辣、揭露深刻取胜，或以任性而发、直率自然见长，亦均可体现其思想与风范。

清初开朴学之风，“则以与书一门，为辨析学问之用，洒洒千言，多半考订为务。文家沿用其体，凡言所不宣者，恒于与书中倾吐”。（《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书说类上》）可见书至清代，其用又专与学问者相关。顾炎武有一组《与人书》，其中多为此例。他如魏禧、袁枚、章学诚、方东树等，清代学者中，擅以书信论学论文者比比皆是。这当与其时“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张维屏）的风气以及清人为文之重“立言”、尚“因时”（梅曾亮）有关。即如洪亮吉《与孙季逑书》、林则徐《又复苏鳌石书》，作为朋友间通常往来的书信，叙如促膝对语，言属推心置腹，然所述亦必涉乎学问、时政。而把对天下之事的关切表现为自我生命意义上的一种极致，又从天下之爱的情感中流溢出至真至切的儿女情愫的，那就是林觉民的《与妻书》。此外，以郑燮十六封“家书”为代表，所叙虽为日常琐事，但情感真挚，文字朴实，信笔所至，却往往“言近指远”，以小及大，因而亦成为清人书信文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作为文章一体的古代书信，有其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过程。由其原始状态就具有的实用性、叙诉性、对象性和传递性所决定，其内容因人因时因事而异，而其呈示方式亦相应而多样可变，即以其名称而言，在“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的相对“近世”（吴讷《文章辨体》），总名而外，又以所用之工具，而称为简、笺、札、牍或尺牍、尺素、尺翰、帛书，以及因陈言时跪地表敬而称为启，传递时使用封套而称为函等等。在古典散文中，书信以其内容之广泛而见殊，是凡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巨至君国大事，细若日常所感，皆可入书。书信在写法上极为灵活，它特别讲求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表述方式，叙事、说理、抒情无所不可，骈散长短，各式俱宜。这就是被刘勰肯定为“百封各意”、“亲疏得宜”的“尺牍之偏才（一技之长）”。

然而书信又有其固有的格式。最早的书信，因与奏报相关联，故往往以“臣闻”发言。这就使书信在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内，都是写信人具名并标时间于前，而信尾或再重复署名以表礼敬。大约到唐宋，始有置对方尊号于信前者。明清以后，方逐步变为今天所见之样式。在古代书信中，还常能见到不少套语。这些套语，一概出于卑抑自己、尊事对方的原则，有谦辞、敬辞之分，用于称谓、礼语及表述等各个方面，对叙说情事、表达意旨亦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书信之所以历来被用作人际交往方面一个重要的媒介手段，关键在于它的因事随意的“尽言”的特性。所谓尽言达意，说到底，全在一个“情”字。好的书信散文，往往心意真挚，情溢于辞，正如林纾所言，“大抵与书一定之体……或叙离悰，或抒积愫，所贵情挚而语驯……会心者自能深造之也。”（《古文辞类纂》）所以，较诸其他一般文章，书信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更真实，体现的个人色彩更强烈。因而读古代文人的书信，“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鲁迅《孔令境〈当代文人尺牍钞〉序》，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本书在选篇上，因而着眼于选取可读性较强、艺术表现优美、风格轻松活泼的篇章，既广罗名篇，又旁搜其余，得凡56篇。在兼顾各代的情况下，侧重魏晋、唐宋，于所选则尽可能求其内容与风格之多样，以期使读者对书信一体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与成就有个大致了解。鉴于此套丛书所分八册中另有哲理、议论、游记等诸卷，而又要求所选文章“字数不宜过多”，因而在选录时对某些文章作了割舍。

本书对每篇的作者简介和作品评议，力求抓住重点，要言不烦。为阅读之方便考虑，各篇注释一般不用互见之法，不避繁复，依篇出注；且注重追本求原，对篇中有关人名、名物、典故等及生僻难懂或古今、异体、通假之字词，均作详注明解，对历来有歧义者，或一予列出，或据义取舍，对古今地名有变迁者，经详细考核并对照现今版图，予以说明。译文则刻求切直，以尽可能体现原文的风格特色。

古来书信之作浩如星海，非一个卷本能尽显其风貌，又限于选注者之水平与眼光，挂漏与不足，在所难免，诚请方家及广大读者指正。

黄维华

2008年10月于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