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彦坤

友生张大英博士的专著《欧美＜说文＞学研究》即将出版，这是很值得庆贺的事。大英的这本书，是在她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作为导师，我深知大英为撰写此书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是极不容易的。大英读博之前学的是英语专业，而跟我学的却是佶屈艰涩、令人生畏的训诂学，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好在大英对训诂学抱着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对许慎《说文解字》的喜爱，已经到了入迷的程度。记得大英入学后第一次到家里来看望我，中间便拿出一份《＜说文＞言部字研究》的论文提纲，并告诉我她此前曾看过一些关于《说文》学的论著，希望学位论文就作这一方面的研究。当时看着这个来自山东沂蒙山区的脸庞红扑扑、神情真挚憨厚的姑娘，心中不禁一阵惊喜。大英的学位论文最后定题为“欧美《说文》学研究”，这主要是从大英的知识结构考虑，以期扬长避短，而且这也是一个应该做而前人未及做的很有价值的题目。现在看来，这一选题是选对了，而且大英也不负所望，把论文写得相当漂亮，受到学位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这当然要归功于她的辛勤与努力。

可以说，《欧美＜说文＞学研究》的出版，填补了国外《说文》学研究的一块空白。即便从清初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的《说文》索隐研究算起，欧美学者的《说文》研究也已经有300余年的时间，可谓源远流长，而至今方兴未艾。其历史、因由、动态、得失、走向等，都很有研究的必要。然而，正如大英在“绪论”中所言，“研究外语的很少关注《说文》研究，而研究《说文》的往往外语水平不够高，或者觉得国外《说文》研究不值得一提”，以至于大英此书出版以前，竟没有人就国外《说文》学研究之历史和现状，作过稍为全面的考察。

《欧美＜说文＞学研究》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欧美学者的《说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特点与得失，作了认真的考察与探讨。全书评介的欧美学者，自最早接触《说文》的明末来华传教士直至当代研究《说文》的专家，分别来自15个国家，89人，其中设立专门章节作重点介绍者就有十多位。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大量来自外文的资料，内容丰富多彩而又真实可信。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并不限于对欧美学者研究《说文》的情况作描述性的介绍，而往往兼及原因之分析、特点之总结、得失之评判。作者之评判相当平实，然而却颇为客观，时能有所发明而给人以启示。如，评介英国学者骆克的《＜说文通训定声＞评介》时说：“骆克没有对《定声》作高深研究，只是很浅显地进行了译介……其学术研究性不浓，主要目的就是向西方读者介绍《定声》这本著作，但是也显示出了一些特点。首先，在清朝众多的《说文》著作中，骆克选择《定声》进行介绍，我们认为这种对《定声》的特别关注不是偶然的，背后有很深的渊源，表明了欧美学者对语音研究的敏感。西方语言的表音性，让欧美学者特别注重语音方面的研究。其次，骆克在对《定声》的译介中特别给出了索引表，显示了欧美学者注重实用性的特点。”又如，作者说：“顾立雅对许慎六书系统的严肃批评，有学者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人。我们认为重点不在于顾立雅是不是第一个提出系统批评，而是他作为外国学者没有历史的包袱，不受体制的限制，批评起来比国内学者更为彻底。”“戴遂良的《汉字》中的观点在今天看虽然显得有点过时，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末西方学者们对《说文》的某些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仍然可以算是欧美《说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正如中国对西学的研究，很难摆脱ˊ中国中心主义”一样，欧美的《说文》学要做到不“西方中心主义”也很难。由于无法克服自身的立场局限，有可能产生误读，但这未必是一件坏事，有时他们的误读对我们也是一种启发，因此我们要以辩证的心态来对待欧美《说文》学。”这些观点都相当辩证，很有见地，从而也使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欧美＜说文＞学研究》还存在些许遗憾，那就是若干重要的法文、德文参考资料，作者并未获见原文或完整译文，而只能依赖第三方的简介，这无疑影响到研究的尽善尽美。然而瑕不掩瑜，由于该研究课题涉及的语种既多，文献尤繁，无论难度还是工作量都相当大，能做到这样已属不易，作为第一部系统评介国外学者《说文》研究的专著，筚路蓝缕，不能苛求。大英于卷末特辟“进一步研究之空间”一节，这是她对如何进一步研究国外《说文》学的深入思考，似乎也可以看作她今后努力的方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大英此方面的新论著，我相信那时大英一定会做得更好。

2015年2月18日

时值甲午除夕之日

于暨南园无名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