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鸦片战争爆发后至新中国成立之欧美《说文》学

第一节 鸦片战争爆发后至新中国成立欧美《说文》学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政府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西方更多的传教士、外交官、旅行家和商人涌入中国，他们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语言文字障碍，因此就比前一段时期更有可能注意到有助于识字的《说文》。实际上这一时期欧美学者对《说文》已经不再陌生，学者们不但对其学习了解，还积极利用和译介，比如1832—1851年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1858—1948年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Royal Asiatic Society）和1872—1901年的《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上面都载有欧美学者写的涉及《说文》的文章。下面我们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介绍一下这一时期欧美学者对《说文》的关注和研究情况。

一、以《说文》为主题的著述

我们这里所说以《说文》为主题，是指著作题目中含有《说文》，或者题目中虽无《说文》但主要内容和《说文》有关。这一时期欧美以《说文》为主题的著述较前有所增加，我们以以下四位学者为例，作一个基本介绍。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作为美国第一批赴华传教士，1830年来到中国，他熟悉中文，精通中国历史文化，是美国人研究中国的先驱者。他于1832年创办了《中国丛报》，既是主编，又是主要撰稿人，先后在该刊上发表文章350余篇，其中包括一些涉及《说文》的文章。比如，1848年9月第17卷9期篇一，文章根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译介其中小学书目，包括著作218种^[2]，而以《说文》为主题的有《说文解字》《说文系传》《说文系传考异》《说文解字篆韵谱》《说文字原》《六书正讹》《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等，列出中文书名和作者以及出版年代，将其翻译成英语，并介绍其卷数，但没有内容提要。再如，发表于1849年9月第18卷9期篇二的文章在探讨中国字书编纂者、诗人、历史学家以及普通民众眼里“风”字的不同意义和用法时，引证《说文》，显示出其对《说文》的一些认识。他称许慎为“博学的作者”（Learned Author）^[3]，称《说文》为“无价的词源词典”（invaluable etymologicon）^[4]。

裨治文发表于《中国丛报》1850年4月第19卷4期篇一的文章是对《说文解字徐氏系传》四十卷（The Etymologicon［of Hü Shin］with a Supplementary Commentary by Sū，in forty sections）的译介，这是美国学者较早以《说文》为主题的文章，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署名菲洛（Philo）。^[5]裨治文撰写该文的目的是让读者对《说文系传》有个总体了解。全文一共分六部分：总体概述［人物注释［翻译陈銮推荐性的叙［翻译祁寯藻的《重刊影宋本说文系传叙》［翻译徐锴的系述［翻译许叔重的原叙。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最值得关注，显示出裨治文的观点和看法，后面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部分是对《说文系传》原文的英译。因裨治文译介《说文系传》颇具特色，今择要介绍如下：

首先，切分原文，以便理解。裨治文为了使西方读者便于理解，对《说文系传》整部书分八部分（volumes）作了总体介绍^[6]：第一部分是陈銮和祁寯藻的两篇《叙》。主体部分是第二至六部分，包括1—29卷，第七部分30—40卷以及两三个短的序文。第八部分是承培元等以附录的形式对前面四十卷述评的《说文解字系传校勘记》。另外，在翻译许慎的原《叙》时，为了翻译和理解的方便，他将《叙》分成23段进行翻译，而许慎原文并没有分段。

其次，择要介绍，突出重点。《说文系传》的内容很多，一一进行介绍，在一篇文章的篇幅内很难进行，为了让西方读者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裨治文有选择性地把陈銮的《叙》、祁寯藻的《重刊影宋本说文系传叙》、徐锴的《系述》一卷、许慎的原《叙》翻译成了英语，这些内容基本可以让不了解《说文系传》的读者知道该书的来龙去脉。

最后，为读者着想，通俗易懂。裨治文认为《说文》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现存的中国语言和文献发展的完整历史的最好的材料。裨治文的读者是西方人，不了解这些历史，因此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后面所要翻译的内容，裨治文有选择地介绍了16位人物，他们是庖牺或者叫伏羲、神农氏、黄帝、仓颉、宣王、史籀、秦始皇、李斯、赵高、胡母敬、许慎、许冲、徐铉、徐锴、祁寯藻、陈銮。裨治文对这些人物的介绍，完全站在西方读者的立场考虑，文字通俗简单易懂，如他把秦始皇比作“奥古斯都大帝”（Augustus the First）——罗马的第一个皇帝，这是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秦始皇这个人物。又如，他介绍人物时全部采用西元纪年法，而没有采用中国的纪年法，这样符合西方人的理解习惯。又比如，介绍许慎时，说许慎出生肯定早于基督降临，这容易让西方读者印象深刻。

裨治文对《说文》有关著作的简介、对《说文系传》的译介、对许慎《说文解字叙》的翻译，在欧美《说文》学历史上都是比较早的，尤其是对《说文解字叙》的翻译作于 1850年，要比西方学者经常参考的沈康（Kenneth L.Thern）1966年的英译本早一百多年，是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中完整英译《说文解字叙》的第一位学者。

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英国来华传教士，写有不少和《说文》有关的论著，对《说文》词源、汉字结构、六书、转注等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值得关注。由于比较典型，后面我们将拿出一节专门对其进行介绍。

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法国来华传教士。1881年来华，在直隶东南耶稣会任教职，在河间府传教，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献县。1899年，戴遂良正式出版了所撰的《说文》的法文选译本《汉字》（Caractéres Chinois）一书，该书模仿《说文》的体例，对一百多个最基本的汉字部首作了字形、字义和文化背景的解释。后面我们也将拿出一节专门讨论戴遂良这一基于《说文》的著述。

骆克（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7]，英国驻华外交官，曾经在香港和威海卫任职，今天位于香港湾仔的骆克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1879年来华，1921年回英国，在华超过40年。骆克1883年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12卷第2期上发表的《〈说文通训定声〉评介》（The“Phonetic Shwoh Wan”）一文，是对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的译介。此文虽以《说文》为主题，但内容比较简单，全文一共14页，分三部分：开始1页是对朱骏声的简介［中间12页是主要部分，内容是对《说文通训定声》的索引表［最后1页介绍《说文通训定声》中所用的某些术语。

骆克对朱骏声的简介引自湛约翰从《说文通训定声》前言中拣选出来的内容^[8]，所有的介绍全部加引号。而《说文通训定声》“索引”部分18韵部，骆克指出其与由理雅各所译《三字经》前言第108页给出的段玉裁的韵部“大体上差不多”^[9]，他列了一个表对比了段玉裁17韵部与朱骏声的18韵部之后，说明“通过这个表可看出朱骏声和段玉裁著作中的韵部顺序是如何不同的”^[10]。文章的主体部分给出了《说文通训定声》索引表，以《康熙字典》214部首为序，每个字对应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表示该字属于《说文通训定声》18韵中的哪一韵，第二个数字表示该字所在的页码。如下表所示：

（续上表）

（续上表）

文中骆克没有给出术语介绍选择标准，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选择性，这些都是西方人较难理解的术语。骆克比较注意解释的通俗易懂性，并重视举例说明。

整篇文章，骆克没有对《说文通训定声》作高深研究，只是很浅显地进行了译介，在译介的过程中也比较善于借鉴参考其他学者的成果，其学术研究性不浓，主要目的就是向西方读者介绍《说文通训定声》这本著作，但是也显示出了一些特点。首先，在清朝众多的《说文》著作中，骆克选择《说文通训定声》进行介绍，我们认为这种对《说文通训定声》的特别关注不是偶然的，背后有很深的渊源，表明了欧美学者对语音研究的敏感。西方语言的表音性，让欧美学者特别注重语音方面的研究。其次，骆克在对《说文通训定声》的译介中特别给出了索引表，显示了欧美学者注重实用性的特点。骆克认为《说文通训定声》虽然很有价值，但是“没有索引的帮助很难找到里面的字，因此煞费苦心编了一个，希望对学习汉语的学生有帮助”^[11]。西方读者面对厚厚的一本《说文通训定声》，往往感到无从下手，有一个索引表来指引他们如何使用该书，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骆克这种对索引的重视，是由实际需要决定的。

总之，骆克的《〈说文通训定声〉评介》这篇文章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学者朱骏声及其《说文》研究成果，最实用的是提供了一个索引表，并且介绍了其中的一些术语，这对西方读者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它写于1883年（朱骏声的著作完成于1833年），作为《说文通训定声》一书较早的关注者，骆克积极向西方介绍此书，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二、涉及《说文》的著述

这一时期涉及《说文》的著述较前一时期也有所增加，从事研究的人数较多，下面分几个方面来介绍。

（一）汉语汉字研究方面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兼外交官，1833年10月26日抵达广州，1876年返美，在华共43年。他一生汉学著作甚多，曾撰《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在“十一章最后介绍了《说文解字》以及对马礼逊编写字典的作用”^[12]。其《汉英韵府》（1874）一书^[13]，在“前言”部分“对《说文》中给出的汉字分类进行了重述”^[14]。另外，此书每个汉字下都有词源、词义、组词和词语释义的内容。其中“词源”部分有一些直接或间接引用了《说文》。英国学者湛约翰指出他在此书中有一些理解或翻译错误，比如“音”字，《说文》称“从言含一”，湛约翰认为直译就是“it follows 言holding 一in its mouth”，而卫三畏的翻译为“From 言words placed over含 to hold in the mouth，both contracted to their present form”！^[15]这里译成汉语便成“来自‘言’（词语）字放在‘含’（衔在口里）字上，二者都简省成现在的形式”，这和《说文》原意相差太远。

葛路耐（W.P.Groeneveldt，1841—1915），荷兰学者，对汉字很有研究。在其1875年发表的《评卫三畏博士的字典》（Dr.Williams’Dictionary）一文中认为《说文》里面谈到的六书“不过是对现存汉字的经验性分类，不能称得上是对字源的描述，尤其是转注和假借更是和语源无关，只是汉字的运用”^[16]。他认为更正确的做法是把这个分类减少到四类：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前两类是最古老的［第三类晚一点儿，也比较古老［第四类是最晚的。四书之产生只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不能严格划分，至少前三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是截然分开的时期，相反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融合并行发展的。前三类都可以说是表意的，对这三类字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追溯到他们造字时的一些思想，但是要记住“一个字的形式或者其构成成分并不能总是描述它所表示词的本义，因此不能用作寻找词源的可靠线索”^[17]。也就是说葛路耐认为字源和词源不是一回事。第四类形声字，他认为纯粹表声的部分才是重要的部分，不但确定读音而且能通过表意过程描述本义，而作为部首的部分只是起区别意义的作用，因此表音的部分应翻译为“primitive”，而部首应翻译为“classifier”。他认为要着力研究“primitive”来寻找词源。作者在文末声称他对汉语词源的这种看法只是作为不成熟的想法提出，但是“这种语言研究一旦被引入正道，接下来的工作会延伸我们的知识，使我们更接近于完美，而且毫无疑问，条理将取代混乱，这门现在看来很难的语言会变得更加容易一些”^[18]。章太炎1913年的《文始》被看作汉语词源学的“初创之作”^[19]，而葛路耐作为外国学者在1875年就发表文章对汉语词源进行思考，还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字迪瑾，英国传教士和著名汉学家。他1848年来华，1905年于上海去世，在华57年^[20]，曾撰写过若干与汉字汉语有关的著作，其1876年出版的《汉字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一书对《说文》给予了比较公正的评价，他说：“《说文》一个很大的优点是它选了最好的汉字确定形式，给它们字源上的解释，把它们置入一个系统中”，还有“这些解释中的大多数都是《说文》的编纂者（许慎）做的，尽管如他后来的本土学者所表明的那样，他经常犯错，值得注意，但是对那些他不负责的解释，不应该归咎于他”。^[21]艾约瑟在《汉字入门》一书中还多处引用了《说文》，对此另一传教士湛约翰有精彩的点评。详见有关湛约翰一节，此不赘述。

瓦特斯（Thomas Watters，1840—1901）^[22]，英国驻华外交官，其1876年发表的《关于汉语语言的论文》（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一文简单介绍了《说文》，不过他对《说文》的评价不是很高。^[23]他认为：“《说文》把词归在一些简单的字即部首下，共有540部，第一个是简单的‘一’。它给出了一些派生词——经常是想象的和荒谬的意义与模糊的发音。总之，它本身没有什么太大价值，但是直到现在还被认为是很好的权威，现在被各种评注所丰富，使它成为一本有用的参考书。”^[24]也就是说他认为《说文》本身价值不太大，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各种评注使之丰富而已。

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1854—1952）^[25]，英国驻华外交官，汉学家。他1874年来华^[26]，是早期搜集殷墟甲骨的西方人之一，在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钱学研究方面具有一定造诣，发表了不少著述^[27]。他1881年出版了The Six Scripts一书^[28]，是对戴侗《六书故》的译介，里面谈到戴侗对《说文》的引用、评价以及改进，也有金璋自己的一些看法。金璋认为“会意”不应该理解为“读者通过字的构成而得知它的意义”，而应理解为“造字者通过抓住口说的词所暗含的概念，或者说通过分析它的意义，根据其对一个词含义的理解而获得一个合体字的造字意图”^[29]。美国学者司礼义（Paul L-M Serruys，1912—1999）评价说：“注意金璋是从口说的词被造字者赋予字形开始，这一点很有意思，已经接近‘会意字成分之选择应该表明这些成分和新词自身的词源联系’这个观点。这是研究会意字最有前途的方法，这会再一次把字和字形结构带回词本身——它的声音和它的意义。”^[30]这也体现了西方学者喜欢关注声音和意义之间联系的特点。

伊斯特莱克（Frank Warrington Eastlake，1858—1905），美国人，在日本和中国香港长大，在德国柏林大学读书，后去巴黎学习法律，然后又回德国学习医学、语言学和哲学。^[31]其《论“笙”》（1882）一文中，引用了《说文》对“笙”的解释^[32]，还把《尔雅》对“笙”的解释和《说文》的解释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尔雅》的解释和《说文》稍有不同，但差别不大。

方法敛（Frank H.Chalfant，1862—1914），美国来华传教士。1887年他刚结婚便赴中国传教，来到潍县乐道院担任道学教授。他酷爱中国文化。起初，他以收藏和研究中国古钱币闻名，到20世纪初发现甲骨文后，又以极大的热情转向甲骨文的收藏研究，被誉为西方研究和传播甲骨文字的第一人。1906年方法敛在美国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早期汉字》（Early Chinese Writing），该文的主要内容分三部分^[33]，其中第二部分专门讨论《说文》。全文出现《说文》一百多处，有引用，有介绍，还给出了二十张含有439个《说文》部首字及其现代书写形式的图片。^[34]值得关注的是方法敛对《说文》的评价。他指出《说文》540部中很多部首里的字之间没有联系［还有的和部首的意义无关，如尸部的字就极少和死亡有关系。他又批评《说文》的主要目标本应是寻求词源，而作者许慎却把自己的观点当作一个词的“本义”，对其衍生义经常进行猜测，而且对其发音只是偶尔给出一些提议。方法敛对许慎540部首的批评有两点：第一，顺序好像没有逻辑性，而且分部太多。这个系统的缺陷在后来很快显示出来，所以后来的辞书编纂者把它们缩减到214部。第二，这些部首没有包括构字中某些早就用过的古字。方法敛也评价了六书，认为虽然总的概念很好，但是其代表性的字却有可能属于不止一类。他认为《说文》中的定义和溯源并不总给人理性和真理，许多都只是作者的猜测。不过他也承认是有可能由于其作者掌握一些现在已经丢失的信息，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的观点可能是对的。

George Owen（?—?），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他于1910年10月4日在《中国汉字演化》（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Writing：The Inaugural Lecture of the Michaelmas Term of the School of Chinese）中提到《说文解字》（Shuo Wen Chieh Tsz）2次，提到《说文》（Shuo Wen）2次，我们从他的措辞“现存最古老的字典”“古老的字源字典”“汉语中最古老的字典，有名的”“根据《说文》作者”中^[35]，可以看出《说文》在他心目中的权威性。

万卓志（George Durand Wilder，1869—1946），美国来华传教士，1894—1939年在中国传教。他与另一传教士盈亨利（James Henry Ingram，1858—1934）合作，于1922年用英文出版了《汉字分析》（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s）一书^[36]，主要目的是帮助外国人学习汉字。全书用英文分析了 1 002 个汉字的构成。此书主要参考了戴遂良基于《说文》的《汉字》，大部分解释都来自戴书，但也不限于此，《说文》原书和方法敛、湛约翰及其他学者的著作也时常被引用到。此书“前言”部分谈到尽管著名的《汉英字典》的编者翟理斯先生对《说文》词源很轻视，但是“湛约翰、方法敛和戴遂良及其他学者却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给我们最有趣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如此令人信服，因此我们在教汉字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运用了这些中国最早的词源学家所给出的原则”^[37]。这是西方学者较早对西方《说文》研究的总结和评价，值得关注。此书作者自己也有对《说文》的看法，认为：“《说文》词源虽然幼稚且充满幻想，也要比那些外国学生发明的来帮助记忆几千汉字的各种记忆法强很多”^[38]，因为“这是中国人想象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会吸引那些研究中国人思想的学生。而且它们看起来充满幻想，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产生这些想法的古代风俗传统、书中所描绘的器具形状以及各种方言的语音变体”^[39]。作者认为学习《说文》词源知识有助于学习汉字，因为“这是第一本真正考古学的词源研究著作……是现在我们214部首的源头”^[40]。

Raymond B.Blakney（1895—1970），美国人，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曾在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教书，对学习汉语汉字很有热情，在他1926年出版的著作《汉字研究》（A Course in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s）一书中提到该书中的信息以及字源直接来自中文资料诸如《说文》《六书通》《尔雅》《康熙字典》和《辞源》。^[41]该书还对《说文》作了简介，里面谈到《说文》的性质及其作用，并认为《说文》是汉字历史上尤其重要的一部著作^[42]。

叶慈（Walter Perceval Yetts，1878—1957），英国学者，曾经就《说文》转注定义的模糊性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个模糊性也许不是许慎造成的，而是有可能由于众所周知的现存《说文》某些地方文本不清楚。另一方面，许慎也有可能自己对传统术语‘转注’误解，这个词语就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43]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44]，也是中国学者最熟悉的汉学家，是西方汉学领域的泰斗。高本汉并不专门研究《说文》，但他对《说文》非常重视，著作中频频出现“《说文》”。在其1923年出版的《中国语与中国文》（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一书中有一段话讨论了《说文》的影响^[45]，可以总结成三条：一是引起学者对字源学与正字学上的兴趣［二是把毁坏字体的趋势遏制住了［三是使一般文字历史的研究得到激励。在《汉文典》（Grammata Serica）^[46]一书中“几乎每页都参考《说文》”^[47]，其《汉文典》中对《说文》的评价如下：

数百年来，中国学者一般都认为许慎在《说文》中已经注明每个字的本义，古文字学家都把他的解释奉为经典。但是许慎怎么可能知道每个字的本义呢?有许多字，如“目”“口”“马”，他是能做到的，但还有许多字，他是绝无办法注出本义的。“菁”字，他注为“韭华也”，这个解释有点道理——因为这是一个有文献可稽的古义，而且字的形符是草，看起来很保险。但是该字还释作“芜菁”“茅”，还有——甚至在《诗经》中！——释作“茂盛”，所有这些都跟字的形符相合，其中每一个都可能是该字所由产生的本义。我们怎么能仅据一本出版于公元100年的字典，就肯定“韭华”是本义呢?当然不行。此外，还有一些字义，是许慎依据字形自己推测的，从未得到典籍的证实。如“幺”“癶”等等。所以，要确定一个字的本义，许慎不是一个可靠的指导。

那么，现代语文学家是否做得好一些呢?在某种情况下，我们确实可以纠正许慎的明显的错误。但在大多数模棱两可的地方，我们并不比他做得更好。^[48]

从上述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高本汉对《说文》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有学者指出“高本汉认为中国的古文字学家对待《说文解字》中的各种定义，就像外国人对待《圣经》中的语言一样。在对许慎的语言学著作进行过分析的其他西方语言学家中，再没有像高本汉一样将《说文解字》说得这么神圣的了”^[49]。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高本汉并没有把《说文》神圣化。高本汉非常重视用其他的典籍来印证词义，并不仅以《说文》为依据。他认为《说文》《尔雅》中的许多字并不见于以前任何一本典籍，其是一种危险的材料，猜测它们的字义是一种冒险的事，简短的字典释义常常会使人误入歧途。他举例说：“‘务’字，《说文》释作‘趣’，意思是‘跑’。如果我们不求诸典籍，一味跟从《说文》，当然会把‘务’解释作‘跑’——这绝对是错误的。《说文》的解释来自下面的引申义：‘趣’的意思是‘跑’，引申为‘追逐，争取，趋向’，‘务’的意思是‘致力于’，引申为‘专心于，趋向于’。”^[50]高本汉深刻认识到单凭字典释义之危险，因此坚持这样的原则：《汉文典》只收录见于先秦典籍的字，少数特殊场合，也收录见于汉初典籍的字。因此，在《汉文典》中，某些字如果《说文》中有此词义而没有书证，就特别标明。比如：“丏，隐藏。见《说文》，无书证。”^[51]

另外，高本汉认为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很“出色”^[52]，其《汉文典》“正文”部分还仿照《说文通训定声》，以形声字之主谐字为纲，依次排列相关的形声字。此外，“高本汉撰《汉字分析字典》《汉字谐声谱》都是用的这种编排法”^[53]［高本汉的《先秦典籍通假字典》（Loan Characters in pre-HanTexts），房建昌认为也是对“《通训》的扩大和发展”^[54]。

卜弼德（Peter Alexis Boodberg，1903—1972）是俄裔美国汉学家，除了精通俄文、中文、英文之外，还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日文甚至梵文和各式样的阿尔泰文字。他1930年起就在柏克莱（Berkeley）讲授汉学，学生众多，在美国汉学界甚至形成所谓的“卜派（Boodbergian）汉学”^[55]。他研究汉字常用多种文字进行阐释，并说：“三千年的中国文字传统，含函深远博大，唯有用整个欧洲文明的三千年文字传统方能注解清楚。”^[56]卜弼德认为《说文》是权威性的资料，“尽管现在有很多新发现，《说文》还是作为我们穿越曲折汉字迷宫的主要指导”^[57]。卜弼德对许慎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许慎是“伟大的中国语言学创始人”，在其杰出的字典书名“说文解字”中就很精彩地把“文”与“字”的区分明确表达出来：“言说文（独体字）和分析字（合体字）。”^[58]他在《关于中国边境历史的两点注释》（1936）^[59]、《关于上古汉语进化的预期评价》（1937）^[60]、《老子第一章语言学注释》（1957）^[61]等文章中都引用到《说文》。其1940年发表的《作为纪年的中国生肖名》一文，则根据《说文》中鳣、鲤两字互训^[62]，而且早期中国人认为鲤鱼可以变成龙，推测孔子弟子梁鳣（又叫梁鲤^[63]）出生于龙年。在该文中，卜弼德还注意到“在《说文》中保存的为数不多的孔子评论汉字结构的话中，有两条是关于狗的：一条是关于‘犬’字的象形性质，另一条是解释‘狗’字的读音与叩相同”^[64]，即“犬，狗之有县蹄者也。象形。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狗，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据此，他认为孔子很关心狗，并认为这可能与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该年为狗年有关。不过，根据马宗霍《说文解字引群书考》（1959）的研究，《说文》中共引“孔子曰”12条，其中10条可能取自纬书，只有璠、羌二字所引可以确定是孔子之语，日本学者阿辻哲次也持此说。^[65]也就是说这里卜弼德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许慎所引的“孔子曰”不一定是孔子说的，有可能是伪造的，因此他的结论的可信度要打折扣。

顾立雅（Herrlee G.Creel，1905—1994），是“美国学术界最早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作精深研究的一位启蒙大师，也是西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权威汉学家”^[66]。在汉字研究方面，他非常强调汉字的表意性质。顾立雅比较注重《说文》，在其编制的一套被西方各大学普遍采用的《归纳法中文文言课本》（Literary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中^[67]，曾经系统地运用《说文》解释书中汉字^[68]。在《申不害：公元前400年中国的政治哲学家》一书中，也运用到《说文解字诂林》中的文字学论据。^[69]顾立雅认为：“《说文》的作者许慎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的作品毫无疑问是我们所拥有的汉字历史上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资料。……它的材料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这些材料，现代研究者们无法纠正其错误。这本书必须得到我们的欣赏。”^[70]

但是顾立雅也指出：“欣赏是一回事，盲目跟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中西学者都有盲目跟随的情况。”^[71]在其1936年《论表意汉字的性质》（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Ideography）一文中，顾立雅认为许慎的六书系统错误很多，最主要的是“转注和假借太模糊，以至于中国学者几乎两千年的讨论都还不能达成统一意见”^[72]。他说：“在实际应用中，这两类字包含不同类型的汉字，结果堆在一起，没有进行合适的区分。”^[73]

对于转注，在顾立雅看来，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许多研究过转注的汉语词源学家都没有正确地理解它，还没有外国学者是按照《说文解字叙》的作者所说的意思对它进行处理。就算戴遂良的解释是正确的，也只是部分正确。段玉裁举了很多例子来阐述自己的看法，在顾立雅看来段氏的论证很难理解，而且也是不正确的。顾立雅觉得“也可以质疑一下许慎自己在这方面是否完全清楚”^[74]。顾立雅分析：转注字在许慎看来像是想要包括从一个简单的母字中进化出来、接近原意的字。许慎给出的例子是“老”和“考”，但《说文》解释“考”字：“老也。从老省，丂声。”这是由一个表意部分和一个表音部分构成的形声字，即使段玉裁在他的注中也没有提到这个字是属于转注的。

对于假借，顾立雅认为西方学者们有时把它翻译为“虚假的借用”（false borrowing）是不合理的。他说，“假”“借”两个字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表示“借用”（to borrow），合在一起使用通常也是这个意思。《说文解字叙》里的上下文并没有证据显示出“假借”中有“虚假的借用”这个附加的意义。对于《说文》“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的说解，顾立雅批评许慎的解释“让人糊涂得无可救药”^[75]。一方面，许慎告诉我们这些字是借音，借来表示口语中以前没有书写形式的同音异形字。但是他给出的例子看起来更像字的引申义，而根本不是借音。

对于会意，顾立雅认为还可以再作细分。他根据构字成分间之关系将会意字分成如下几类：构字成分合在一起强调其共同特点的会意字，比如“明”和“鲜”［构字成分之间有具体相互关系的会意字比如“好”字［构字成分具有位置关系的会意字，比如“东（東）”（日在木后）、“杲”（日在木上）、“杳”（日在木下）等［通过语义衍生构成的会意字，比如“侠”字［通过减省构成的会意字，比如“集”字（原来是三只鸟在树上，减成一只鸟在树上）等。

对于形声，顾立雅批评许慎“非常喜欢发现汉字里的表音成分，经常让他在这个方向走得过远”^[76]。对于《说文》9 353个汉字中有7 697个为形声字，占总字数的82%以上，顾立雅批评许慎言形声字过于随意，指出许慎所说的形声字里面有很多是会意字。他举了“降”“陟”和“诺”等例子，还引用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字形来说明。尤其是像“佑”“俚”等后加指示性形旁的字，被划为形声字，顾立雅认为这大大阻碍了人们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顾立雅对许慎六书系统的严肃批评，有学者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人^[77]。我们认为重点不在于顾立雅是不是第一个提出系统批评，而是他作为外国学者没有历史的包袱，不受体制的限制，批评起来比国内学者更为彻底。

（二）文化、文学、天文学、社会学等研究方面

文化、文学、天文学、社会学等研究方面涉及《说文》的学者众多，这里仅就所搜集的资料列举几位以窥全貌。

波乃耶（James Dyer Ball，1847—1919），英国传教士，其1892年出版的《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一书有介绍《说文》性质的内容^[78]。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英国外交官，汉学著作甚多。其《老子的遗产：重译》（1886）一文曾利用《说文》来证明《道德经》是一本伪书。^[79]其《三字经》英译本除了对每个汉字都注音、标调以外，还根据许慎的《说文》对每一个汉字的结构、意思、偏旁、部首进行了分析。^[80]他在《中国文学史》一书“汉朝”部分中^[81]，谈到了许慎《说文》“对写作规范化所起作用”^[82]。不过，总体上翟理斯对《说文》的词源说解评价并不高，他说：“《说文》里的很多词源说解都是极其幼稚的。”^[83]

查尔斯·古尔德（Charles Gould，1834—1893），英国地理学家，其1886年出版的《神话中的怪物》（Mythical Monsters）一书^[84]，在讨论麒麟、凤凰和龙时参考了《说文》的说解。

施莱格（Gustave Schelgel，1840—1903）^[85]，荷兰汉学家。1890年起他和法国的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合办了一本颇有影响的汉学期刊，名叫《通报》（T'oung Pao），到今天依然无间断地出版，被称作西方世界当今最具权威性的三份汉学学报之一。^[86]本书不少涉及《说文》的文章就是从《通报》上找到的（见后文“参考文献”部分）。另外，其一些非英语文章也涉及《说文》^[87]。

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法国著名汉学家，曾任《通报》主编，有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多次实地考察以及考古探险的经验，以译著五卷本的《史记》而闻名。其1906年发表的《突厥十二生肖纪年》（Le Cycle Turc des Douze Animaux）一文，谈到《说文》对“巳”与“亥”的说解，即“巳为它（蛇），象形”与“亥为豕，与豕同”，沙畹认为这种解释从词源本质上说是正确的，不过他怀疑有可能是一位熟悉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的学者想象出来而在公元100年确立的。^[88]

德莎素（Léopold de Saussure，1866—1925）^[89]，法国汉学家、天文学家、海军军官、航海家，是著名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弟弟。^[90]德莎素并不专门研究《说文》，但他曾经运用《说文》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其一系列文章如《中国天文学起源（续）》（1909）、《中国天文学起源：D.十二支（续）》（1910）、《中国天文学起源：E.十二生肖纪年（续）》（1910）、《中国天文学起源：F.摄提格（续）》（1911）、《中国天文学起源：G.岁星纪年（续）》（1914）等都运用到《说文》。^[91]这说明到20世纪初，欧洲汉学家已经把《说文》用于中国天文学研究，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师从沙畹，汉学研究精湛渊博，于我国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论著，尤其以敦煌研究最负盛名，曾任《通报》主编。他对《说文》研究之资料相当重视，比如1913年发表的《伯希和所集中国书目录上下卷》一文，便收录了《说文解字校录》《说文解字通释》《说文解字义证》《说文古籀补》《说文新附考》《说文通训定声》《说文通检》《说文引经考证》《王氏说文》《说文本经答问》等多种《说文》学著作。^[92]另外，伯希和还有不少法语文章在不同方面使用到《说文》^[93]。

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沙畹的学生，是因将社会学引进汉学研究而独树一帜的汉学家。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说文》进行分析。在1914年公开发表的报告《中国古代宗教研究纲要》中，葛兰言提出研究中国宗教三个有目的的步骤，把“分析中国最早的词书《说文解字》”作为第一步^[94]，他认为《说文》中“保留了许多民间的宗教观念和习俗，是研究中国宗教很重要的资料”^[95]。

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荷兰外交家，热衷于搜集中国图书字画、古玩乐器，醉心于中国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他在写《长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时曾经利用过《说文》。^[96]其1940年所撰《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An Essay in Ch'in Ideology）一书参考了《说文》《六书精蕴》《说文解字笺》《说文解字诂林》《说文释例》等一系列《说文》学著作。高罗佩利用《说文》研究琴道独具匠心，也颇有心得，他提出了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是不同版本之《说文》字体存在差别，利用时应作综合考察。他认为小篆由秦始皇的丞相李斯于公元前213年拟定，尽管李斯用他所找到的古字作为基础，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全新的字体。而《说文》成书距离李斯的时代又隔了300多年，在此期间，字体又有一些变动。在后来的朝代里，《说文》又出了很多版本，加入了详细的注解。他指出：许慎的原文被忠实地重印，但是小篆的字体在重制时，不同的编纂者出于书法的考虑引进了不同的修改。我们必须不能忘记小篆已经变成了书法中的一个分支，由此这些字可能存在不同写法。因此几乎没有能够给汉字以完全相同小篆字体的两个版本的《说文》。^[97]因此他建议学习汉字古文最好尽可能多地参考不同版本的《说文》。他推荐了丁福保1928年出版的《说文解字诂林》，并说依靠它，这个工作强度就可以大大减轻。

二是考释汉字字义不能仅仅依靠《说文》本身，还应参考甲骨文和金文。比如“琴”字在《说文》中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部首，大家都认为其是一个象形字，象琴的形。明《六书精蕴》、清代徐灏的《说文解字笺》、王筠的《说文释例》对“琴”都有详尽的分析^[98]，然而高罗佩认为这些完全建立在小篆上的分析是没有价值的，要想作出更好的分析，还要参考更古老的字形古文。而他正是在参照金文和甲骨文之后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爆发至新中国成立（1841—1949）期间，是欧美学者对《说文》进一步译介研究和利用的阶段，有关《说文》的著述增多。他们较上一时期人数增加了不少，仅我们搜集到的就有三十多位，其中以《说文》为主题的学者有4位，其他涉及《说文》的关注领域也有所扩大。欧美学者认识到《说文》的价值，积极进行译介，并注意在一些领域加以运用，比如汉语汉字研究、文化、文学、天文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说文》的实用价值，尤其是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中的价值。从学者身份上来说是以驻华传教士和外交官对《说文》的关注为主，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来自不同领域专业学者的关注。随着对《说文》了解的增多，欧美本土学者的《说文》研究水平也大有提高。下面我们以专门章节介绍比较有代表性的湛约翰与《说文》有关的著作以及戴遂良基于《说文》的著述《汉字》，两位学者都是来华传教士。

第二节 英国湛约翰与《说文》相关的著作

湛约翰，出生于苏格兰，毕业于阿伯丁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是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到中国来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湛约翰1852年6月奉派前往香港，协助理雅各管理并教授于英华书院，在理雅各离任前曾协助他翻译过儒家经典，1859年赴广州设立会堂，寓居广州十余年，1879年返回香港，接替理雅各主持伦敦会香港分会教务。1879—1899年，二十年中他一直在香港做传教士。他的一生除了传教以外，还曾对中国文化史进行过广泛和深入的研究，编写字典、撰写论文、参与儒家经典和道家著作的翻译，是一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人物。不过不论是在介绍欧洲汉学还是专门介绍英国汉学的著作中，都很少有人提到他，即使提到，占用的篇幅也很少。湛约翰的传教经历和汉学贡献“似乎一直被他的同乡、传教士——汉学家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和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光环所遮蔽”^[99]。国内研究湛约翰的文章主要有段怀清的《〈中国评论〉时期的湛约翰及其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一文，该文对湛约翰学术成就评价很高，认为其“汉学研究涉及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政治乃至风俗习惯等诸多领域，而且其汉学贡献，也并不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介绍或者字典编纂”^[100]。有人认为：“湛约翰在汉学方面最好的著作，在于词源学方面，也就是他对《说文》的翻译阐释。”^[101]目前学术界关于湛约翰对《说文》的翻译阐释方面的研究还很少，下面我们将专门讨论他与《说文》相关的一些著作。

湛约翰和《说文》有关的著作主要有：①1877年发表在《中国评论》上的文章《汉语字源，附〈说文〉目录》（Chinese Etymology，with a List of Primitives and Key to Shwoh-Wan）［②1882年在伦敦出版的专著《三百个基本汉字结构分析：在100年的〈说文〉和1833年的〈说文通训定声〉之后》（An Account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under 300 Primary Forms；After the Shwoh-Wan，100，A.D.，and the Phonetic Shwoh-Wan，1833.）（以下简称《汉字结构分析》）［③1887年发表在《中国评论》上的文章《论汉字六书》（The Six Modes of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六书）［④1887年发表在《中国评论》上的文章《论汉字转注》（On the Term 转注Chuan Chu as Applied to Chinese Characters）。下面我们具体评介湛约翰与《说文》相关的著作。^[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