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然而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一挥手之间了。

童年的河

童年的记忆，隐藏在脑海的最深层。一个老人，到了弥留之际，出现在眼前的也许还是童年的往事、童年的朋友。

童年的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在形成性格的过程中，童年的一些特殊经历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想一想童年的往事吧，它们曾经怎样有声有色地丰富过你幼小的生命，滋润过你稚嫩的感情。

有一条河流，陪伴着我的童年。这条河的名字是苏州河，它在江南的土地上蜿蜒流淌，哺育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从前，它曾经叫吴淞江，上海人把它称作母亲河。

小时候，我的家离苏州河不远，我常常走到苏州河桥上看风景。天上的云彩落到河里，随着水波的漾动斑斓如梦幻。最有趣的，当然是河里的木船了。我喜欢倚靠在苏州河的桥栏上看从桥洞里穿过的木船。一艘木船，往往就是一家人。摇船的，总是船上的女人和小孩。男人站在船边，手持一根长长的竹篙，不慌不忙点拨着河水。有时水流很急，木船穿过桥洞时，船上的人便有点忙碌。男人站在船头，奋力将竹篙点在桥墩上，改变着船行的方向。他们一面手忙脚乱地与河水搏斗，一面互相大声喊着，喊些什么我听不清楚，但那种紧张的气氛却让人难忘，我也由此认识了船民的艰辛。后来看到宋人画的《清明上河图》，图中也有木船过桥洞的画面，和我在苏州河桥上看到的景象很有几分相似。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没有机会和船上的人说过一句话，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想象着他们的生活。我常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生活在船上的孩子，船上有一条狗，温顺地蹲在我的脚边。我也和父母一起，奋力地摇橹，驾驭着木船在急流中穿过桥洞。

记忆中的苏州河常常有清澈的时候。涨潮时，河水并不太混浊，黄中泛出一点淡绿，还能看到鱼儿在河里游动。那时苏州河里常常有孩子游泳。胆子大的从高高的水泥桥栏上跳到河里，胆子小一点的，沿着河岸的铁梯走到河里。孩子在河里游泳的景象多么美妙，小小的脑袋在起伏的水面上浮动，像一些黑色的花朵正在快乐地开放。他们常常放开喉咙在喊叫，急促的声音带着一些惊奇，也带着一些紧张，在水面上跳动回旋。这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声音。先是羡慕那些在河里游泳的孩子，他们游泳的姿态，他们在水面发出的欢声。我很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有一天，在苏州河边上，我见到了可怕的景象。一个孩子在河里淹死了，被人拉到岸上，躺在栏杆边的地上。这是一个瘦弱的孩子，上身赤裸，下身穿着一条破烂的裤衩。看样子，这孩子是在河里游泳时溺水而死。他侧着身子躺在地上，脸色蜡黄。他曾经在河里快乐地游着，快乐地喊叫着，他曾经是我羡慕的对象。但是他小小的生命已经结束，在这条日夜流动着的活泼的苏州河水里，他走完了他的短短的人生之路。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一个死去的人，但是这溺水的孩子并没有使我对死亡和河流感到恐惧。几年后，我也常常跳进苏州河里游泳，在和流水的搏斗中体会生命的快乐。我从高高的桥头跳入河中，顺流畅游，一直游到苏州河和黄浦江交汇的水面。那时，同龄的孩子没有几个有这样的胆量，他们捧着我的衣服，在岸上跟着我，为我加油。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勇敢的人。其实，在波浪汹涌地向我压过来时，我也曾产生过恐惧，也曾想起那个溺水而亡的少年，我在想：我会不会像他一样被淹死呢？不过这只是瞬间的念头，在清凉的河流中游泳的快乐胜过了对死亡的恐惧。

我上的第一所小学就在苏州河边上。在我们上音乐课的顶层教室里，站在窗前能俯瞰苏州河的流水。学校的后门，就开在苏州河岸边。离学校后门不远的河岸边，有一个垃圾码头。说是码头，其实就是一个大铁皮翻斗，平时铁皮翻斗被天天从它身上滑下的垃圾磨得雪亮。这铁皮翻斗，使我想起古时城门前的吊桥，平时翻斗是升起的，运送垃圾时，翻斗放下，成为一个传送滑道，卡车上的垃圾直接从翻斗上滑到停泊在岸边的木船船舱中。这垃圾码头，也曾是我们的游戏场所。我们常常攀上铁皮翻斗，站在翻斗边沿，探出脑袋，俯视河水从翻斗下哗哗地流过。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很有冒险色彩的奇妙经历。

一天早晨，经过垃圾码头时，我发现码头边围着很多人，而那个曾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吊桥，翻进了河里——系住翻斗的两根钢索断了一根。这是一场悲剧留下的痕迹。就在前一天傍晚，一群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攀到翻斗上玩，他们正欢天喜地在翻斗上蹦跳时，系翻斗的钢绳突然断了，翻斗下坠，翻斗上的孩子全部都被倒进了苏州河。欢声笑语一下子变成了救命的呼喊，那时苏州河边人不多，是河上的船民赶过来救起了落水的孩子们。但是，死神已经守候在这座曾给孩子们带来欢乐的吊桥边上，据说淹死了好几个孩子。几天后，还看到孩子的父母在苏州河边哭泣。而那个肇事的铁皮翻斗，被铁栅栏围了起来。这场悲剧，似乎向人们预示着生活中的乐极生悲和人生的无常。苏州河依然如昔日一般流淌，但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去垃圾码头玩了。

那时，苏州河边上多的是仓库和码头，少的是树林。在苏州河边难得见到飞鸟。不过有一只在苏州河边出现的鸟使我无法忘记。那是在无法吃饱饭的年代。一天早晨，我从苏州河边走过，看见一只喜鹊从河面上飞过来，停落在河边的水泥栏杆上。这是一只有着黑白相间的花翅膀的黑喜鹊，它在水泥栏杆上悠闲地踱步，还不时左顾右盼，好像在寻找它的伙伴。我天生对鸟有好感，只要是天上的飞鸟，都是可爱的，哪怕是猫头鹰。在热闹的城市里会出现喜鹊，这实在稀奇。我停住脚步，注视着水泥栏杆上的喜鹊，觉得它美极了。它是那么自由，那么优雅。在苏州河边，难得看到这样的景象。就在我欣赏那只喜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一个头发蓬乱、瘦骨嶙峋的女人，突然从停泊在河边的木船上窜出来，扑上栏杆，把那只毫无防备的喜鹊抓在了手中。那女人一只手将喜鹊握住，另一只手以极快的速度拔光了喜鹊身上的羽毛，大概不到两分钟，那只羽毛丰满的美丽的喜鹊，竟变成了一团蠕动的粉红色肉团。它的嘴里发出惊恐尖厉的鸣叫，拍动的翅膀因为失去了羽翼而显得很可笑。它的羽毛飘落在周围的地上，空中也飞舞着细小的绒毛。那女人的动作之迅疾，简直让人惊诧，她的目光也令人难忘，那是一个饿极了的人看到食物时的表情，目光中喷射出贪婪和急迫。这个木船上的女人，她捕捉这只喜鹊，当然是为了吃，为了充饥，为了让饥饿的生命得以延续。我没有看到她最后如何处置那只喜鹊，被她吃进肚子里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怎么煮怎么吃，我不想知道。我想在记忆中保留喜鹊在苏州河栏杆上优雅踱步的形象，但浮现在眼前的，却总是那个被拔光了羽毛的粉红色肉团，还有飘舞在空中的羽毛。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它挣扎尖叫的可怜样子。

苏州河边的邮政大楼顶上，有一组石头的雕像。那是几个坐着的外国人像，站在地上看不见它们的表情，远远地看去，也只能看出个大概的轮廓，但它们优雅的身体姿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小时候在苏州河里游泳的时候，有一次躺在水面上仰望那些雕像，居然看清了雕像们的脸，那是一些神秘的表情，安静、悠闲，它们在天上俯瞰人间，目光中含着淡然的期待，也隐藏着深深的哀怨。“文革”初期，那一组雕像不见了，据说是被人打碎了。那座有着绿色圆顶的大楼，从此就变得单调，抬头仰望时，常常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前几年，那个古老的绿色圆顶下面，又出现了一组雕像，是不是当年的那组雕像，我不知道。不过仰望它们时，再没有出现童年时看它们的那种感觉。

2003年1月14日于四步斋

水迹的故事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艺术曾经是一种不能多谈的奢侈品。这两个字和一般人似乎并无关系，只是艺术家们的事情。其实生活中的情形并非如此，艺术像一个面目随和、态度亲切的朋友，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她突然就可能出现在你的身边，使你知道她原来是那么平易近人。只要你喜欢她，追求她，她总是会向你展示动人的微笑，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她都会翩然而至，给枯燥乏味的生活带来些许生机。

小时候，我曾经做过当艺术家的梦，音乐、绘画、雕塑，这些都是我神往的目标。我可以面对一幅我喜欢的油画呆呆地遐想半天，也会因为听到一段美妙的旋律而激动不已。然而那时看画展、听音乐会的机会毕竟很少，周围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人和物体，而且大多色彩黯淡。不过这也不妨碍我走进艺术的奇妙境界。

童年时代，曾经住在一个顶棚漏水的阁楼上。简陋的居所，也可以为我提供遐想的天地。晚上睡觉时，头顶上那布满水迹的天花板就是我展开想象翅膀的天空。在这些水迹中，我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山、树、云，还有飞禽走兽、妖魔鬼怪，当然，也有三教九流的人物，有《西游记》、《水浒》和《封神榜》中种种神奇的场面。我经常看着天花板在床上编织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睡着以后，梦境也是异常地缤纷。

有一天下大雨，屋顶上漏得厉害，大人们手忙脚乱地忙着接水，一个个抱怨不迭，我却暗自心喜。因为我知道，晚上睡到床上时，天花板上一定会出现新的风景和故事。那天夜里，天花板上果然出现了许多奇形怪状的水迹。新鲜的水迹颜色很丰富，有褐色，也有土黄，还有绛红色。我在这些斑驳的色块和杂乱无序的线条中发现了惊人的画面。那是海里的一个荒岛，岛上有巨大的热带植物，还有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头部特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一个和真人一样大小的侧面头像，那印第安人有着红色的脸膛，浓眉紧蹙，目光里流露出忧郁和愤怒。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极大的羽毛头冠，是很典型的印第安人的装束。看着天花板上的这些图画，我记忆中所有有关印第安人的故事都涌到了眼前。那时刚刚读过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小说中那些使我感到神秘的“土人”，此刻都出现在我眼前的天花板上，栩栩如生地对我挤眉弄眼。在睡眼蒙眬之中，我仿佛变成了流落孤岛的鲁滨孙……

看天花板上的水迹，是我儿时秘密的快乐，是白天生活和阅读的一种补充。谁能体会一个孩子凝视着水迹斑斑的天花板而产生的美妙遐想呢？现在，当我躺在整洁的卧室里，看着一片洁白的天花板，很自然地会想起童年时的那一份快乐。这快乐，现在已经很难得了。于是，在淡淡的惆怅之后，我总是会想，人的长大，是不是都要以牺牲天真的憧憬和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作为代价呢？

1993年5月10日于四步斋

城中天籁

在城里住久了，有时感觉自己是笼中之鸟，天地如此狭窄，视线总是被冰冷的水泥墙阻断，耳畔的声音不外乎车笛和人声。走在街上，成为汹涌人流中的一滴水，成为喧嚣市声中的一个音符，脑海中那些清净的念头，一时失去了依存的所在。

我在城中寻找天籁。她像一个顽皮的孩童，在水泥的森林里和我捉迷藏。我听见她在喧嚣中发出幽远的微声：只要你用心寻找，静心倾听，我无处不在。我就在你周围无微不至地悄然成长着，蔓延着，你相信吗？

想起了陶渊明的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在人海中“结庐”，又能躲避车马喧嚣，可能吗？诗人自答：“心远地自偏。”只要精神上远离了人间喧嚣倾轧，周围的环境自会变得清静。这首诗，接下来就是无人不晓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的住宅周围没有篱笆，也无菊可采，抬头所见，只有不远处的水泥颜色和邻人的窗户。

我书房门外走廊的东窗外，一缕绿荫在风中飘动。

我身居闹市，住在四层公寓的三楼，这是大半个世纪前建造的老房子。这里的四栋公寓从前曾被人称为“绿房子”，因为，这四栋楼房的墙面，被绿色的爬山虎覆盖，除了窗户，外墙上遍布绿色的藤蔓和枝叶。在灰色的水泥建筑群中，这几栋爬满青藤的小楼，就像一片青翠的树林凌空而起，让人感觉大自然还在这个人声喧嚣的都市里静静地成长。我当年选择搬来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爬山虎。

搬进这套公寓时，是初冬，墙面上的爬山虎早已褪尽绿色，只剩下无叶的藤蔓，蚯蚓般密布墙面。住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我一直心存担忧，这些枯萎的藤蔓，会不会从此不再泛青。我看不见自己窗外的墙面，只能观察对面房子墙上的藤蔓。整个冬天，这些藤蔓没有任何变化，在凌厉的寒风中，它们看上去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了。

寒冬过去，风开始转暖，然而墙上的爬山虎藤蔓依然不见动静。每天早晨，我站在走廊里，用望远镜观察东窗对面墙上的藤蔓，希望能看到生命复苏的景象。终于，那些看似干枯的藤蔓开始发生变化，一些暗红色的芽苞，仿佛是一夜间长成，起初只是米粒大小，密密麻麻，每日见大，不到一个星期，芽苞便纷纷绽开，吐出淡绿色的嫩叶。僵卧了一冬的藤蔓，在春风里活过来，新生的绿色茎须在墙上爬动，它们不动声色地向上攀缘，小小的嫩叶日长夜大，犹如无数绿色的小手掌，在风中挥舞摇动，永不知疲倦。春天的脚步，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在水泥墙面上奔逐行走。没有多少日子，墙上已是一片青绿。而我家里的那几扇东窗，成了名副其实的绿窗。窗框上，不时有绿得近乎透明的卷须和嫩叶探头探脑，日子久了，竟长成轻盈的窗帘，随风飘动。透过这绿帘望去，窗外的绿色层层叠叠，影影绰绰，变幻不定，心里的烦躁和不安仿佛都被悄然过滤。在我眼里，窗外那一片绿色，是青山，是碧水，是森林，是草原，是无边无际的田野。此时，很自然地想起陶渊明的诗，改几个字，正好表达我喜悦的心情：“觅春东窗下，悠然见青山。”

有绿叶生长，必定有生灵来访。爬山虎的枝叶间，时常可以看到蝴蝶翩跹，能听到蜜蜂的嗡嗡欢鸣，蜻蜓晶莹的翅膀在叶梢闪烁，还有不知名的小甲虫，背着黑红相间的甲壳，不慌不忙在晃动的茎须上散步。也有壁虎悄悄出没，那银灰色的腹部在绿叶间一闪而过，犹如神秘的闪电。对这些自由生灵来说，这墙上绿荫，就是它们辽阔浩瀚的原野山林。

爬山虎其实和森林里的落叶乔木一样，一年四季经历着生命盛衰的轮回，也让我见识了生命的坚忍。爬山虎的叶柄处有脚爪，是这些小小的脚爪抓住了墙面，使藤蔓得以攀缘而上，用表情丰富的生命色彩彻底改变了僵硬冰冷的水泥墙。爬山虎的枝叶到底有多少色彩，我一时还说不清楚。春天的嫩红浅绿，夏日的青翠墨绿，让人赏心悦目。爬山虎也开花，初夏时分，浓绿的枝叶间出现点点金黄，有点像桂花。它们的香气，我闻不到，蝴蝶和蜜蜂们闻到了，所以它们结伴而来，在藤蔓间上上下下忙个不停。爬山虎的花开花落，没有一点张扬，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花开之后也结果，那是隐藏在绿叶间的小小浆果，呈奇异的蓝黑色。这些浆果，竟引来飞鸟啄食。麻雀、绣眼、白头翁、灰喜鹊，拍着翅膀从我窗前飞过，停栖在爬山虎的枝叶间，觅食那些小小的浆果。彩色的羽翼和欢快的鸣叫，掠过葳蕤的绿叶柔曼的藤须，在我的窗外融合成生命的交响诗。

秋风起时，爬山虎的枝叶由绿色变成橙红色，又渐渐转为金黄，这真是大自然奇妙的表演。秋日黄昏，金红的落霞映照着窗外的红叶，使我想起色彩斑斓的秋山秋林，也想起古人咏秋的诗句，尽管景象不同，但却有相似意境，“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一天，一位对植物很有研究的朋友来看我。他看着窗外的绿荫，赞叹了一番，突然回头问我：“你知道，爬山虎还有什么名字？”我茫然。朋友笑笑，自答道：“它还有很多名字呢，常青藤，红丝草，爬墙虎，红葛，地锦，捆石龙，飞天蜈蚣，小虫儿卧草……”他滔滔不绝说出一长串名字，让我目瞪口呆，却也心生共鸣。这些名字，一定都是细心观察过爬山虎生长的人创造的。朋友细数了爬山虎的好处，它们是理想的垂直绿化，既能美化环境，调节空气，又能降低室温。它们还能吸收噪音，吸附飞扬的尘土。爬山虎对建筑物，没有任何伤害，只起保护作用。潮湿的天气，它们能吸去墙上的水分，干燥的时候，它们能为墙面保持湿度。朋友叹道：“你的住所，能被这些常青藤覆盖，是福气啊。”

我从前曾在家里种过一些绿叶植物，譬如橡皮树、绿萝、龟背竹，却总是好景不长。也许是我浇水过了头，它们渐渐显出萎靡之态，先是根烂，然后枝叶开始枯黄。目睹着这些绿色的生命一日日衰弱，走向死亡，却无力挽救它们，实在是一件苦恼的事情。而窗外的爬山虎，无须我照顾，却长得蓬勃茁壮，热风冷雨，炎阳雷电，都无法破坏它们的自由成长。

爬山虎在我的窗外生长了五个春秋，我以为它们会一直蔓延在我的视野里，让我感受大自然无所不在的神奇。也曾想把我的“四步斋”改名为“青藤斋”。谁知这竟成为我的一个梦想。

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风和日丽。我无意中发现，挂在我窗外的绿色藤蔓，似乎有点干枯，藤蔓上的绿叶蔫头蔫脑，失去了平日的光泽。窗子对面楼墙上那一大片绿色，也显得比平时黯淡。这是什么原因？我研究了半天，无法弄明白。第二天早晨，窗外的爬山虎依然没有恢复应有的生机。经过一天烈日的晒烤，到傍晚时，满墙的绿叶都呈萎缩之态。会不会是病虫之患？我仔细察看那些萎缩的叶瓣，没有发现被虫蛀咬的痕迹。第三天早晨起来，希望看到窗外有生命的奇迹出现，拉开窗帘，竟是满眼惨败之相。那些挂在窗台上的藤蔓，已经没有一点湿润的绿意，就像晾在风中的咸菜干。而墙面上的绿叶，都已经枯黄。这些生命力如此旺盛的植物，究竟遭遇了什么灾难？

我走出书房，到楼下查看，在墙沿的花坛里，看到了触目惊心的景象：碗口粗的爬山虎藤，竟被人用刀斧在根部齐齐切断！四栋公寓楼下的爬山虎，遭遇了相同的厄运。这样的行为，无异于一场残忍的谋杀。生长了几十年的青藤，可以抵挡大自然的风雨雷电，却无法抵挡人类的刀斧。后来我才知道，砍伐者的理由很简单，老公寓的外墙要粉刷，爬山虎妨碍施工。他们认为，新的粉墙，要比爬满青藤的绿墙美观。未经宣判，这些美妙的生命，便惨遭杀戮。

断了根的爬山虎还在墙上挣扎喘息。绿叶靠着藤中的汁液，在烈日下又坚持了几天，一周后，满墙绿叶都变成了枯叶。不久，枯叶落尽，只留下绝望的藤蔓，蚯蚓般密布墙面，如同神秘的天书，也像是抗议的符号。这些坚忍的藤蔓，至死都不愿意离弃水泥墙，直到粉墙的施工者用刀铲将它们铲除。

“绿房子”从此消失。这四栋公寓楼，改头换面，消失了灵气和个性，成了奶黄色的新建筑，混迹于周围的楼群中。也许是居民们的抗议，有人在楼下的花坛里补种了几株紫藤。也是柔韧的藤蔓，也是摇曳的绿叶和嫩须，一天天，沿着水泥墙向上攀爬……

紫藤，你们能代替死去的爬山虎吗？

2010年10月6日于四步斋

躲进书里

不管人世如何喧嚣拥挤，动荡不安，有一个好所在永远可以成为你的避风港，成为一间与尘嚣隔绝的小屋。你可以躲进去，独自面对一个丰富有趣的世界，把烦恼和焦躁忘记得干干净净。

这个好所在便是书。

小时候，一读书便忘记了一切，自己完全成了书中的主人。或忧或怒，或喜或悲，都是情不自禁。有时读着读着，会忍不住笑出声来；有时被书中的情景感动，泪水不知不觉就滴落在书页上。七八岁的时候读《西游记》，总觉得自己就是孙悟空，常常是边读边手舞足蹈，恨不得立时就学会七十二变，变成一只鸟飞到云里去，或者一个筋斗翻出十万八千里，见识一下遥远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再大一些读《水浒》，读《三国演义》，读《东周列国志》，这些书要比课本上学的历史有趣得多。小时候也翻过《红楼梦》，觉得没劲。喜欢《红楼梦》是中学时代的事，一喜欢就读得入痴入迷，一边读一边奇怪：人世间男男女女的感情纠葛，为什么这样复杂？小时候读书从来不管时间场合，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读，走路读，吃饭读，睡觉读，上厕所也读……于是旁人便觉得这捧着书忘乎所以的小子有点痴。常常是大人的一声叫喊把我从痴梦中惊醒……

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读书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读书人几乎都成了革命的对象，非批即斗，一个个被整得灵魂出窍，惶惶不可终日。记得有一次，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上，看见一群造反队员斗一位大学教授。教授书房里的书籍全都被扔到街上，堆得像一座小山。教授头上戴着一顶高帽子站在书山上，造反队员将书一本一本撕烂了朝教授头上扔。可怜的教授几乎被埋在书堆中。后来造反队员大概觉得这样还不够痛快，又开始烧书，马路顿时成为一条火龙。教授畏缩在路边的围墙下，呆呆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书在火光中化为灰烬，脸上老泪纵横……这情景使我想起以前在电影里看到过的镜头：日本强盗在中国放火焚烧民宅，民宅的主人眼睁睁看着烈火吞噬自己的家院，来不及逃走的亲人正在火海中惨叫，然而却无法去救……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事情更残酷呢？那时烧书似乎成了一种革命的象征，抄家者烧，藏书者自己也烧，街上到处可以看见火光，看见在青烟中飘扬的纸灰。人们把书一捆一捆投到火堆里，看火舌舔着书页，看书籍们化为美丽的火焰，然后变成灰色的蝴蝶，漫天飞舞……这也使人想起办丧事时为死者烧的纸钱，也是这样的火花，也是这样的飞灰……

然而书的吸引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无数代哲人和智者在书中描绘创造的那些博大的世界，不可能被几堆愚昧的火烧毁。从好书中流露出的感情，闪烁着的思想，会像墨彩一样浸染你的心胸，会像子弹一样射中你的灵魂，这样的色彩和弹痕留在心灵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消失，它们已经和你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没有任何力量能驱除它们。中学时代我很喜欢两本散文诗集，一本是泰戈尔的《飞鸟集》，另一本是鲁迅的《野草》。读这样的书犹如欣赏韵味无穷的音乐，其中的每一段旋律，都可以让你反复回味，时时能品出新的韵味来。那时觉得这两本书很优美，也很神秘。越是神秘，越是想读，直读到能背出其中的许多段落来。“文化大革命”中，《飞鸟集》和大部分文学名著一样，成了应该投到火堆中去的禁书。而《野草》却是极难得的一个例外，因为它的作者是鲁迅。即便是当着那些臂戴红袖章的造反好汉们，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读《野草》。《野草》中的一些文字，甚至成了当时流行的革命语录。譬如：“地火在地下运行，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不过我还是很难将《野草》和那些激昂的政治口号连在一起。这时读《野草》，竟生出许多先前未有过的感想来。我在鲁迅那些优美的文字里，读到的是一个痛苦的、迷茫的、充满幻想的灵魂在苦苦思索……我常常想，倘若鲁迅先生没有那厚厚的十几本著作，只有这一本薄薄的《野草》，他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作家。

到农村“插队落户”时，几乎没有什么书可带，行囊里寥寥几本印刷品中，有一本是《野草》。很多小说往往只能读一遍，看一个故事而已，第一遍觉得新鲜，第二遍便无味了。《野草》这样的书却可以一遍一遍读下去。所以我当时颇有点阿Q地想：我这是“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有一次，生产队里开批判大会，我怀揣着那本《野草》，坐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听得无聊，便从怀里拿出《野草》来读。一读进去，周围的喧嚣世界仿佛就不存在了。我再也听不见批判会在开些什么，会场里一阵阵海潮般的口号声也不能把我从书中拽出来。我的耳边只有鲁迅的声音，那是带着浓重绍兴腔的普通话，忧伤的声音，低沉的声音，描绘出一幅幅黯淡却又美妙离奇的画，使我迷醉。我读着《影的告别》，读着《雪》，读着《死火》，读着《死后》，从那些文字中散发出来的情绪，轻轻地拨动着我的心弦。我听见那忧伤而低沉的声音正音乐般地在说：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里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听着这样的声音，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突然，有一只大手在我背上重击了一下，于是我猛醒，一下子从书中被揪回到现实之中。现实还是批判会，是一阵口号之后的间歇，会场上出奇地静，静得有些不自然。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周围农民注意的中心，无数双眼睛正默默地瞪着我，就像在瞪着一个怪物。原来，会议主持人刚刚点了我的名。开批判会竟敢开小差，而且是在看一本发了黄的旧书，那还了得！我连忙结结巴巴地声明：

“这……这是《野草》！”

“野草？什么野草？大概是毒草吧！”

“这是鲁迅的书！鲁迅先生！”我不顾一切地大喊道，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的咆哮。

“哦，鲁迅先生，是鲁迅先生？那……那你要向鲁迅先生学习啊！”

主持人的表情一下子缓和下来。尽管我周围的农民们未必知道鲁迅，但是主持人知道。是鲁迅先生救了我！

身边只允许有一本《野草》的文化荒年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现在，可供选择的好书就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多得叫人眼花缭乱。你尽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读任何一本书，不会有一个人来干涉你。不过，真的要找到一本能让我躲进去、沉醉其中而忘记一切的书，就像当年读的《野草》那样的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十年前，读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和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时，我依稀又重温到当年读《飞鸟集》和《野草》时的情景。《渴望生活》是画家凡·高的传记，写得充满激情和诗意。画家的命运坎坷而黯淡，然而那种渴求创造的强烈欲望和追寻艺术的执着激情，却使人激动不已。《瓦尔登湖》是一本散文集，书中流露出的那种恬淡，那种对大自然的陶醉，对人生的静静的思索，无不拨动着我的心弦。《渴望生活》是当时的畅销书之一，喜欢的人很多；《瓦尔登湖》知道的人并不多，也许不是人人都有耐心读完它，然而我喜欢。

那时我住在浦东，每天要坐汽车经过黄浦江隧道，费很长的时间到市区上班。在车上的时间特别难熬，车窗外每天重复着同样的风景，尤其是遇到交通堵塞，心里就更加焦躁。这时，倘若有一本好书在手中，便能把漫长的时光化为愉快的瞬间。在公共汽车上读书，只要真的读进去，就能旁若无人，就像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一样。任何噪声都不可能干扰我的情绪，有人挤我，有人推我，有人踩我的脚，我都可以木然无知。《瓦尔登湖》就使我在拥挤喧闹的公共汽车上有了一个美妙的藏身之处。有一次，汽车在幽暗的隧道里被堵住了，前面的障碍怎么也排除不了。车窗外，只能看见灰暗毛糙的隧道壁，车厢里，空气混浊，一片抱怨之声。这时，我便从包里拿出那本《瓦尔登湖》来。随手翻开，是那篇《声》。《声》里描绘的是一个极为宁静的世界，那里有山谷，有森林，有飞着的或是唱着的禽鸟，有乡间公路上马车的辚辚声，有“宇宙七弦琴上的微音”似的教堂钟声，有“游唱诗人歌喉”似的牛叫声……当这些声音和每一张叶子和每一枝松针寒暄过以后，回声便接过了这旋律，给它转了一个调，又从一个山谷，传给了另一个山谷……“回声，不仅把值得重复一遍的钟声重复，还重复了山林中的一部分声音，犹如一个林中女妖所唱出的一些微语和乐音……”《瓦尔登湖》中的这些声音，就这样奇妙地在我心里回旋，使我也仿佛成了在瓦尔登湖畔流连忘返、沉醉于美丽天籁中的农夫……《声》之后是《寂寞》，瓦尔登湖畔的寂寞并不是那种可怕的闭塞和孤独，而是一种安闲，一种宁静，一种远离尘嚣的超然。作者在山林湖泊之间独自思索着，“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他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康健，这么多的欢乐！对我们人类这样的同情，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黯淡了，风像活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泪雨，树木到仲夏脱落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们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和青菜的泥土吗……”这样的寂寞，是一种令人神往的寂寞。对于整天在喧嚣和拥挤中忙忙碌碌的现代城市人来说，这样的寂寞是多么难能可贵！寂寞之后是《访客》，于是我又和梭罗一起，在他的林中小木房里，接待许多有趣的人物。我们的客人是淳朴而又聪明的伐木者，是渔夫和猎人，是隐居山林的智者，是一些没有被都市尘嚣污染的健康的人……和这些有趣的人围着红彤彤的炉火，谈天说地，道古论今，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就在我兴致勃勃漫步于瓦尔登湖畔时，汽车已经驶出黑暗的隧道，车窗外日光灿烂，周围乘客脸上的愁容已经消失。听到人们的议论时我才知道，刚才，汽车竟在隧道里滞留了整整一个小时！而我居然什么也不知道，只是躲进书里做了一次愉快的旅行。如果没有《瓦尔登湖》，这黑暗的一个小时将会多么漫长……

我想，今后我的生活内容大概还会有很多变化，然而一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读书。现在，我已有了七八个书橱，大概有好几千册书吧。要想把所有的书都读一遍，几乎不可能。于是我常常站在书橱前，慢慢地扫视着那一排排五彩斑驳的书脊，心里在想：今天，我能躲进哪一本书中去呢？

1993年春

母亲和书

又出了一本新书。第一本要送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最关注我的，是她老人家。

母亲的职业是医生。年轻的时候，母亲是个美人，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她年轻时独有的那种美质。儿时，我最喜欢看母亲少女时代的老照片，她穿着旗袍，脸上含着文雅的微笑，比旧社会留下来的年历牌上那些美女漂亮得多，就是三四十年代上海滩那几个最有名的电影明星，也没有母亲美。母亲小时候上的是教会的学校，受过很严格的教育。她是一个受到病人称赞的好医生。看到她为病人开处方时随手写出的那些流利的拉丁文，我由衷地钦佩母亲。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是个严肃的人，她似乎很少对孩子们做出亲昵的举动。而父亲则不一样，他整天微笑着，从来不发脾气，更不要说动手打孩子。因为母亲不苟言笑，有时候也要发火训人，我们都有点怕她。记得母亲打过我一次，那是在我七岁的时候。那天，我在楼下的邻居家里顽皮，打碎了一张清代红木方桌的大理石桌面，邻居上楼来告状，母亲生气了，当着邻居的面用巴掌在我的身上拍了几下，虽然声音很响，但一点也不痛。我从小就自尊心强，母亲打我，而且当着外人的面，我觉得很丢面子。尽管那几下打得不重，我却好几天不愿意和她说话，你可以说我骂我，为什么要打人？后来父亲悄悄地告诉我一个秘密：“你不要记恨你妈妈，那几下，她是打给楼下告状的人看的，她才不会真的打你呢！”我这才原谅了母亲。

我后来发现，母亲其实和父亲一样爱我，只是她比父亲含蓄。上学后，我成了一个书迷，天天捧着一本书，吃饭看，上厕所也看，晚上睡觉，常常躺在床上看到半夜。对读书这件事，父亲从来不干涉，我读书时，他有时还会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而母亲却常常限制我，对我正在读的书，她总是要拿去翻一下，觉得没有问题，才还给我。如果看到我吃饭读书，她一定会拿掉我面前的书。一天吃饭时，我老习惯难改，一边吃饭一边翻一本书。母亲放下碗筷，板着脸伸手抢过我的书，说：“这样下去，以后不许你再看书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你现在这样读法，会把自己的眼睛毁了，将来想读书也没法读。”她以一个医生的看法，对我读书的坏习惯做了分析，她说：“如果你觉得眼睛坏了也无所谓，你就这样读下去吧，将来变成个瞎子，后悔来不及。”我觉得母亲是在小题大做，并不当一回事。

其实，母亲并不反对我读书，她真的是怕我读坏了眼睛。虽然嘴里唠叨，可她还是常常从单位里借书回来给我读。《水浒传》、《说岳全传》、《万花楼》、《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格林童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书，就是她最早借来给我读的。我过八岁生日时，母亲照惯例给我煮了两个鸡蛋，还买了一本书送给我，那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在50年代，哪个孩子生日能得到母亲送的书呢？

中学毕业后，我经历了不少人生的坎坷，成了一个作家。在我从前的印象中，父亲最在乎我的创作。那时我刚刚开始发表作品，知道哪家报刊上有我的文章，父亲可以走遍全上海的邮局和书报摊买那一期报刊。我有新书出来，父亲总是会问我要。我在书店签名售书，父亲总要跑来看热闹，他把因儿子的成功而生出的喜悦和骄傲全都写在脸上。而母亲，却从来不在我面前议论文学，从来不夸耀我的成功。我甚至不知道母亲是否读我写的书。有一次，父亲在我面前对我的创作问长问短，母亲笑他说：“看你这得意的样子，好像全世界只有你儿子一个人是作家。”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下子变得很衰老。为了让母亲从悲伤沉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我们一家三口带着母亲出门旅行，还出国旅游了一次。和母亲在一起，谈话的话题很广，却从不涉及文学，从不谈我的书。我怕谈这话题会使母亲尴尬，她也许会无话可说。

去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套自选集，四厚本，一百数十万字，字印得很小。我想，这样的书，母亲不会去读，便没有想到送给她。一次我去看母亲，她告诉我，前几天，她去书店了。我问她去干什么，母亲笑着说：“我想买一套《赵丽宏自选集》。”我一愣，问道：“你买这书干什么？”母亲回答：“读啊。”看我不相信的脸色，母亲又淡淡地说：“我读过你写的每一本书。”说着，她走到房间角落里，那里有一个被帘子遮着的暗道。母亲拉开帘子，里面是一个书橱。“你看，你写的书，一本也不少，都在这里。”我过去一看，不禁吃了一惊，书橱里，我这二十年中出版的几十本书都在那里，按出版的年份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本也不少，有几本，还精心包着书皮。其中的好几本书，我自己也找不到了。我想，这大概是全世界收藏我的著作最完整的地方。

看着母亲的书橱，我感到眼睛发热，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她收集我的每一本书，却从不向人炫耀，只是自己一个人读。其实，把我的书读得最仔细的，是母亲。母亲，你了解自己的儿子，而儿子却不懂得你！我感到羞愧。

母亲微笑着凝视我，目光里流露出无限的慈爱和关怀。母亲老了，脸上皱纹密布，年轻时的美貌已经遥远得找不到踪影。然而在我的眼里，母亲却比任何时候都美。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母爱更美丽更深沉呢？

2000年4月

亲婆

人的记忆是一个魔匣，它可以无穷无尽地装入，却不会丢失。你不打开这个魔匣，记忆都安安分分地在里面待着，不会来打搅你，也不会溜走。可是，只要你一打开它，往事就会像流水，像风，像变幻不定的音乐，从里面流出来，涌出来，你无法阻挡它们。

这几天，我突然想起了我的亲婆。亲婆，是我父亲的母亲，也就是祖母。我们家乡的习惯，都把祖母叫作亲婆。

亲婆去世的时候，我刚过十岁。我和她相处，不过几年，而且是在尚未开蒙的幼年，可是，直到今天，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亲婆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还是那么清晰。她挪动着一双小脚，晃动着一头白发，微笑着向我走过来，一如我童年时。

亲婆是个很普通的老人，她的一生中大概没有任何惊心动魄的事件，我记忆中的故事和场景，也都平平常常，但我却无法忘记它们。我想，人间的亲情，大概就是这样。

她头上有只猫

我六岁之前，亲婆住在乡下，在崇明岛。我和亲婆之间，隔着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我觉得她离我很远。

五岁那年，我乘船到乡下去玩。第一次看到亲婆时，我吓了一跳。亲婆的头上，竟然有一只大花猫！那只花猫亲昵地蹲在亲婆的肩头，把两只前爪搭在亲婆的头顶上。那时，我怕猫，尤其是那种有着虎皮斑纹的花猫，它们看上去阴险而凶猛，当它们大睁着绿色的眼睛瞪着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它们的脑子里有很多狡猾残酷的念头，它们把我当作了老鼠，随时会向我扑过来。趴在亲婆头顶上的就是这样一只花猫。这只凶猛的花猫竟不怕我的矮小瘦弱的老亲婆，这实在使我感到吃惊。亲婆看着我，笑着站起来，那只花猫便从她的肩头跳下来，弓着身冲我怪叫一声，消失在阴暗的屋角里。

开始时，我觉得亲婆不可亲近，原因就是那只可怕的花猫。亲婆亲热地伸手摸我的脸时，我本能地往后躲。我想，她喜欢和这么吓人的猫亲热，为什么还要来和我亲热，我甚至觉得她的脸也有点像猫。

亲婆问我：“你怕我？”

我点点头。

亲婆觉得很奇怪，又问：“你为什么怕我？”

我回答：“我看见猫爬在你头上。”

亲婆笑起来，她说：“哦，我的孙子不喜欢猫爬到他亲婆的头上。”

后来，我发现那只花猫其实一点也不凶，第二天，它就和我熟悉了，看见我，它不再躲开，还会用它那毛茸茸的身体蹭我的脚。

随着那只猫在我心目中形象的渐渐改变，亲婆也慢慢变得可亲起来。

一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除了第一次见到亲婆那一次，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只花猫爬到她的头上。也许，亲婆知道我不喜欢看到那猫爬到她头上后，就再也不许猫在自己身上乱爬了。

她的小脚

亲婆年纪要比我大将近七十岁，她的脚却比我的还要小，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亲婆的小脚，就是从前女人的那种“三寸金莲”。

那时，我在城里也看到过缠过足的老太太，人们把她们称作“小脚老太婆”。她们走路的样子很奇怪，尤其是疾步快跑的时候，摇摇摆摆，使人觉得她们随时会摔倒在地。我一直感到奇怪，老太太们的脚，怎么会这样小。对于我没有弄清楚的事情，我喜欢发问。现在，有了一个小脚的亲婆，我可以问个究竟了。“你的脚怎么这样小？”我问亲婆。

亲婆正坐着拣菜，我的问题使她有点不知所措。她不愿意解释，又不想被五岁的孙子问倒，就笑着敷衍说：“乡下的女人，生下来就是小脚。”

这样的回答显然很荒谬，因为，站在边上的乡下女孩，脚就比她的还大。

我不满意了，大喊起来：“亲婆骗人！亲婆骗人！”

见我这么喊，亲婆急了，她把我按到板凳上，开始告诉我，从前的女人怎样缠足。她甚至从箱子底下找出了一条长长的缠足布，比画给我看，当年的女人怎样缠足。

这个话题，对亲婆绝不是一个愉快的话题，但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她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解着。

我问她缠足痛不痛。她皱了皱眉头，好像被人打了一下。

“痛不痛啊？”我追着问。

“痛。痛得差点要了我的命。”

“缠小脚又痛又难看，你为什么不把那布条扔掉呢？”我紧追不舍地问她。

“唉，”亲婆叹了口气，“那时我还是个小孩，是大人逼着这样做，没办法的。我偷偷把布条解开过，被打了一顿，布条又被绑上去，还绑得更紧，痛得我死去活来。做女人苦哇……”

我后来才知道，亲婆小时候是“童养媳”，吃了很多苦。回想我小时候这样追问亲婆，逼着她回忆痛苦的往事，真是有点残酷。

在药店门口

我回上海去的前一天，亲婆带我到镇上去。走过一家中药店时，她说要进去买一点好吃的给我带回去。我不喜欢药店，药店的坛坛罐罐里，放着晒干的树叶草根，还有许多奇怪的切成碎片的怪东西。它们怎么会好吃呢？我觉得亲婆是糊弄我，噘着嘴不肯进去。亲婆说：“好，你在这里玩，我去一去就来。”

药店边上有一堵断墙，我躲在墙后面，心里想，你不给我买好吃的，我就让你找不到我。过了一会儿，只见亲婆急急忙忙地从药店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她站在药店门口，东张西望了一阵，看不到我的影子，便喊了两声，我偷偷地笑着，不发出声音来。她急了，颠动着一双小脚，朝相反的方向跑去。眼看她走得很远了，我才从断墙后走出来，大声喊：“亲婆，我在这里。”

她转过身来，以极快的步子向我奔过来。走到我身边时，路上的一块石头绊了她一下，她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我迎上去一步，扶住了亲婆。她一把拽住我的手，气喘吁吁地说：“你到哪里去了？把我的老命也急出来了。”看到她这么着急，我觉得很好玩。我好好地在这里，她这么急干吗？

她打开纸包，里面包的不是药草，而是一种做成小方块，在火上烤熟的米糕。她塞了一块在我的嘴里，这米糕又脆又甜，好吃极了。

我这才知道，亲婆没有骗我。我也知道了，世界上原来还有卖这样美味食品的中药店。

她到上海来了

有一天，父亲问我：“我要把亲婆接到上海来住，你高兴不高兴？”

“亲婆来我们家？”

父亲点点头。

“好啊，亲婆来啦！”我高兴得跳起来。

亲婆来上海，是我家的一件大事。那天下午，阳光灿烂，我和妹妹跟着父亲，到码头上去接亲婆。

亲婆从船上走下来的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晰。午后的阳光照在亲婆的脸上，一头白发变得银光闪闪。她眯缝着眼睛，满脸微笑，老远向我们招手。我的两个姐姐一左一右扶着她，慢慢地走出码头。她嫌姐姐走得太慢，甩开了她们的手，三步并作两步向我们奔过来……

出码头后，父亲要了两辆三轮车，他和两个姐姐坐一辆在前面引路，我和妹妹跟亲婆坐后面一辆。我和妹妹一左一右坐在亲婆的两边，她伸手揽住我们的肩胛，笑着不断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了。”我和妹妹靠在她身上，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亲婆从她的小包裹里拿出两个纸包，我和妹妹一人一包。隔着纸包，我就闻到了烤米糕的香味。

三轮车经过外滩时，她仰头看着那些高大的建筑，嘴里喃喃地惊叹：“这么大的石头房子。”我后来才知道，亲婆以前从来没有到过上海。

“亲婆，以后我陪你来玩。”我拍着胸脯向亲婆许诺。

“我这个小脚老太婆，哪里也去不了。”亲婆拍拍我的肩胛，笑着说。

亲婆没有说错，到上海后，她整天在家里待着，几乎从不出门。外滩，她就见了这么一次。我的许诺，直到她去世也没有兑现。

有她的日子

天天有亲婆陪伴的日子，是多么美妙的日子。

在我的记忆里，亲婆像一尊慈祥的塑像。她坐在厨房里，午后的阳光柔和地照在她瘦削的肩头上。一只藤编的小匾篮，搁在她的膝盖上。小匾篮里，放着我们兄弟姐妹的破袜子。亲婆一针一线地为我们补着破袜子。那时，没有尼龙袜，我们穿的是纱袜，穿不了几天脚趾就会钻出来。在上海，我们兄弟姐妹一共有六个，我们的袜子每天都会有新的破洞出现，于是亲婆就有了干不完的活儿。我的每一双袜子上，都密密麻麻地缀满了亲婆缝的针线。补到后来，袜底层层叠叠，足有十几层厚，冬天穿在脚上，像一双暖和的棉袜套。

那时家里有一个烧饭的保姆，可有些事情亲婆一定要自己来做。她常常动手做一些家乡的小菜，我们全家都喜欢她做的菜。亲婆做菜，用的都是最平常的原料，可经她的手烹调，就有了特殊的鲜味。譬如，她常做一种汤，名叫“腌鸡豆瓣汤”，味道极其鲜美。所谓“腌鸡”，其实就是咸菜。父亲最爱吃这种汤，他告诉我，家乡的人这么评论这汤：“三天不吃腌鸡豆瓣汤，脚股郎里酥汪汪。”不吃这汤，脚也会发软。亲婆做这汤时，总是分派我剥豆壳。我们祖孙两人一起剥豆壳的时候，也是我缠着亲婆讲故事的时候。不过，亲婆不善讲故事。我知道，她年纪轻的时候，还是清朝，我问她清朝是什么样子，她只知道皇帝和长毛，还知道那时男人梳辫子，女人缠小脚。她的那对小脚就是清朝的遗物。

小时候我也是个淘气包，天天在外面玩得昏天黑地，回到家里，总是浑身大汗，脏手往脸上一抹，便成了大花脸。从外面回家，要经过一段黑洞洞的楼梯，只要我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亲婆就会走到楼梯口等我，喊我的小名。亲婆的声音，就是家的声音。从楼下进门，我嚷着口渴，亲婆总是在一个粗陶的茶缸里凉好了一缸开水，我可以咕嘟咕嘟连喝好几碗。我觉得，亲婆舀给我的凉开水，比什么都好喝。我在外面玩，亲婆从来不干涉我，只是叮嘱我不要闯祸。一次，帮我洗衣裳的保姆埋怨我太贪玩，衣服老是会脏。亲婆听见后，便说：“小孩子，应该玩，不像我小脚老太婆，没办法出门。小时候不玩，长大后就没有工夫玩了。不过要当心，不要闯祸。衣服弄脏，没关系。”她对保姆说：“你来不及洗，我来洗。”长辈里，只有亲婆这么说，她懂得孩子的心思。

一只苹果

床底下，飘出一阵又一阵诱人的苹果香味，使我忍不住趴到地上，向床底下窥探。

那是经济困难时期，食品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东西。糖果糕点都成了稀罕物。一天，一个亲戚来做客，送了一小篓苹果。又大又红的苹果，放在桌子上满屋子飘香。竹篓子用红线绑着，母亲不把红线拆开，苹果是不能吃的，这是家里的规矩。

母亲把苹果放在自己的床底下，可苹果的香气还是不断地从床底下散发出来，闻到香气，我就直咽口水。对一个不时被饥馑困扰的孩子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大诱惑。房间里没人的时候，我就趴在地上，把苹果篓拉出来，然后欣赏一阵，用鼻子凑上去闻闻它们的香味。那香味好像在用动听的声音对我说：“来呀，来吃我呀。不把我吃了，我会烂掉。”

我终于无法忍受苹果的诱惑。竹篓子的网眼很大，不必把红线拆掉，我从网眼中挖出一个苹果来，一个人躲到晒台上美餐了一顿。

两天后，母亲想起了床底下的苹果。晚饭后，母亲拿出苹果，她拆开红线，打开竹篓一看，发现少了一个。母亲的脸沉下来，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问：“是谁嘴这么馋，偷吃了一个苹果？”

哥哥姐姐和妹妹都说没吃，我想承认，但又怕受到母亲的斥责。母亲见没人承认，光火了：“难道苹果自己跑掉了？今天非得弄个水落石出！”见母亲发这么大的火，我更不敢承认了。

见没有人出来承认，母亲的火气越来越大，她把苹果篓收了起来，说：“这件事情不弄清楚，谁也不要想吃苹果。”

这时，发生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一直在一边默默地听着的亲婆突然站了出来，她笑着对母亲说：“那只苹果是我吃掉的。你就把剩下的苹果分给小囡吃吧。”

亲婆吃了一个苹果，母亲当然无话可说。她不再追问，打开竹篓，一声不响地分给我们每人一个苹果。分到亲婆时，苹果已经没有了。亲婆说：“我已经吃过了，不要再分给我了。”我手里捧着一个苹果，心里很难过。我知道，亲婆没有吃过苹果，可她为什么这么说呢？

等房间里没有人时，我走到亲婆面前，把苹果塞到她手里，轻轻地说：“亲婆，这个苹果，应该你吃。”亲婆摸摸我的头，把苹果放回到我的手中。

“小孩子想吃苹果没什么不对。吃吧。”

我不敢抬头看亲婆，我知道，亲婆心里什么都明白。

这次“苹果事件”，以后再也没有人问过，只有我和亲婆知道其中的秘密。不过，我一直没有向她坦白。直到现在，想起这件事情，我还会觉得歉疚。

她和，疯老太"

我闯祸了！

我拼命奔跑着，一个怒气冲冲的老太婆挥舞着一根木棍在我身后紧追不舍。

这老太婆是一个孩子们见了都怕的女人，她身体粗壮，面貌丑陋，说话粗声大气，像一个凶恶的女巫。孩子们在背后都叫她“疯老太”。那天，我在弄堂里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玩耍，“疯老太”在弄堂口午睡，她躺在一张破席子上，大声地打着呼噜。

有人调唆我：“你敢不敢用西瓜皮扔她？”为了表现我的大胆，我捡起地上的两块西瓜皮，向“疯老太”扔去一块。西瓜皮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疯老太”的脸上。“疯老太”从梦中被惊醒，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来，她摸着被西瓜皮打湿的脸，怒不可遏地大叫：“哪个赤佬想寻死？”我赶紧扔掉手里的另外一块西瓜皮，“疯老太”发现了，大喝一声：“是你！今天我要打死你！”一边喊着，一边猛地向我扑过来。

我无路可逃，只能往家里跑。我奔进门，踏上楼梯，只听见后面的脚步声紧随着咚咚咚跟了上来。

我奔进楼梯边的亭子间，亲婆一个人坐在屋里补袜子。见我这么惊慌，亲婆忙问：“什么事？”然而我已经没有时间解释了，楼梯上传来了“疯老太”的叫骂声：“小赤佬，看你逃到哪里去，今天我要打死你！”

亲婆放下手里的针线，一把将我推到门背后，低声关照我：“站着别出声！”然后又坐到原来的位子上，拿起针线做补袜子状。

这时，“疯老太”已经追到亭子间门口，她站在门口，大声问亲婆：“那个小赤佬呢？你看见他了吗？”

我躲在门背后，紧张得不敢出气。此刻，我和“疯老太”距离不到一尺，能听到她急促的喘气声。站在门背后，我能看到亲婆，只见她很镇静地坐在那里，不动声色地回答“疯老太”：“没有看见。”

“疯老太”在门口站了片刻，骂骂咧咧地下楼去了。

我从门背后走出来，还吓得直发抖。亲婆问清了事发的缘由，把我说了几句。她要带我去向“疯老太”道歉。我一听，慌了：“那怎么行，她是疯子，要打人的！”

“我看她不疯。你们这样作弄她，她才生气。你不要害怕，我和你一起去找她。”

亲婆到上海后，很少出门，也不怎么和邻居交往。可这次，她却一反常态，一定要我带她去找“疯老太”。我知道自己理亏，可我怕被“疯老太”打，赖着不肯去。亲婆生气了，板着脸说：“你不带我去找她，不向她去认个错，以后就不要叫我亲婆。”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亲婆这样生气，心里有点害怕，就答应了她。

第二天傍晚，亲婆牵着我的手，在苏州河边上找到了“疯老太”。我非常紧张，怕“疯老太”会扑上来打我，想不到，“疯老太”已经不记得我了。亲婆走到“疯老太”面前，说：“上次，是我的孙子用西瓜皮扔了你，我带他来向你认错。”说着，她把我拉到“疯老太”跟前。我对“疯老太”说了声“对不起”，她愣了一下，笑起来。“疯老太”原来并不可怕。她眨了眨那双泪汪汪的红肿的眼睛，挥了挥手，大声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小孩子，以后不要干坏事，干坏事，要吃苦头的！”

以后，“疯老太”看到我，总是对我笑。

死和生

亲婆的死，在我童年的经历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这一年，我上二年级。

那天晚上，我在一个同学家里做功课，只觉得眼皮跳个不停，听大人说过，眼皮跳，总有什么倒霉的事情会发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眼皮越跳越厉害，跳得我心烦意乱。功课还没有做完，有一个同学从外面跑来找我，告诉我家里出了事情。

“你家有老人从楼梯上摔下来，你快回家去！”

我家的老人，一定是亲婆！我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我一路奔跑着回到家里。走过那一段黑洞洞的楼梯时，我突然听到亲婆在叫我的小名。平时我放学回家时，亲婆总是站在楼梯口这样叫我。我心里一松，亲婆能叫我，大概没有什么事情。

可是亲婆不在楼梯口。楼梯口，围着不少人，都是平时不常来我家的邻居。他们见我回来，赶紧让出路来。我发现，他们的目光异样，似乎是同情，又好像是可怜。我走进房间，只见父母和哥哥姐姐都站在亲婆的床边。

亲婆躺在床上，半边的脸都肿了。她从楼梯上摔下去，头撞在地板上，被人背上来时，神志依然清醒。我扑到她身边，流着泪大声喊她。她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吃力地咧开嘴笑了笑，从喉咙里吐出几个含糊不清的字：“不要哭，我七十八岁了……”

我回家后不到十分钟，亲婆就断了气。断气时，父亲紧紧地抱着她。我听到父亲像孩子一样哭着喊妈妈。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而且哭得如此悲恸。我跟着父亲一起大哭，一边哭，一边喊亲婆。我觉得亲婆是不会这么死去的，我拼命摇着她的身体，希望她睁开眼睛，然而她再也不会醒来了。

我用蒙眬的泪眼凝视着亲婆平静安详的脸，往事一幕一幕重现在眼前，它们都已经过去，永远不会在我的生活中重演。以后的日子，我将失去亲婆的关怀和爱。我曾经答应过她，长大后，要买最好吃的东西来孝敬她，现在没有机会了。想到这些，我泪如泉涌……

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亲人离去的悲痛。

在亲婆去世的哀哭声中，我感到自己突然长大了许多。

我从记忆的匣子里倒出这些零星的往事，亲婆的形象，又像当年那样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记忆使时光倒流，记忆也使亲人死而复生。

1998年3月于四步斋

挥手——怀念我的父亲

深夜，似睡似醒，耳畔嘚嘚有声，仿佛是一支手杖点地，由远而近……父亲，是你来了吗？骤然醒来，万籁俱寂，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打开台灯，父亲在温暖的灯光中向我微笑。那是一张照片，是去年陪他去杭州时我为他拍的，他站在西湖边上，花影和湖光衬托着他平和的微笑。照片上的父亲，怎么也看不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为他拍的最后一张照片！6月15日，父亲突然去世。那天母亲来电话，说父亲气急，情况不好，让我快去。这时，正有一个不速之客坐在我的书房里，是从西安来约稿的一个编辑。我赶紧请他走，但还是耽误了五六分钟。送走那不速之客后，我便拼命骑车去父亲家，平时需要骑半个小时的路程，只用了十几分钟，也不知这十几里路是怎么骑的。然而我还是晚到了一步。父亲在我回家前十分钟停止了呼吸。一口痰，堵住了他的气管，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两声：“我透不过气来……”便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救护车在我之前赶到，医生对垂危的父亲进行了抢救，终于无功而返。我赶到父亲身边时，他平静地躺着，没有痛苦的表情，脸上似乎略带着微笑，就像睡着了一样。他再也不会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再也不会向我倾诉他的病痛，再也不会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和创作，再也不会拄着拐杖跑到书店和邮局，去买我的书和发表有我文章的报纸和杂志，再也不会在电话中笑声朗朗地和孙子聊天……父亲！

因为父亲走得突然，子女们都没能送他。父亲停止呼吸后，我是第一个赶回到他身边的。我把父亲的遗体抱回到他的床上，为他擦洗了身体，刮了胡子，换上了干净的衣裤。这样的事情，父亲生前我很少为他做，他生病时，都是母亲一个人照顾他。小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到浴室里洗澡，他在热气蒸腾的浴池里为我洗脸擦背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想不到，我有机会为父亲做这些事情时，他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父亲，你能感觉到我的拥抱和抚摸吗？

父亲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脸上总是含着宽厚的微笑。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一句，更没有打过我一下，对其他孩子也是这样。我也从来没有见到他和什么人吵过架。父亲生于1912年，是清王朝覆灭的第二年。祖父为他取名鸿才，希望他能够改变家庭的窘境，光宗耀祖。他的一生中，有过成功，但更多的是失败。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家乡的传奇人物：一个贫穷的佃户的儿子，靠着自己的奋斗，竟然开起了好几家兴旺的商店，买了几十间房子，成了使很多人羡慕的成功者。家乡的老人说起父亲，至今依旧肃然起敬。年轻时他也曾冒过一点风险，抗日战争初期，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枪口的封锁下，他摇着小船从外地把老百姓需要的货物运回家乡，既为父老乡亲做了好事，也因此发了一点小财。抗战结束后，为了使他的店铺里的职员们能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父亲放弃了家乡的店铺，力不从心地到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纺织厂。他本想学那些叱咤风云的民族资本家，也来个“实业救国”，想不到这就是他在事业上衰败的开始。在汪洋一般的大上海，父亲的小厂是微乎其微的小虾米，再加上他没有多少搞实业和管理工厂的经验，这小虾米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大鱼和螃蟹们的美餐。他的工厂从一开始就亏损，到解放的时候，这工厂其实已经倒闭，但父亲要面子，不愿意承认失败的现实，靠借债勉强维持着企业。到公私合营的时候，他那点资产正好够得上当一个资本家。为了维持企业，他带头削减自己的工资，减到比一般的工人还低。他还把自己到上海后造的一幢楼房捐献给了公私合营后的工厂，致使我们全家失去了存身之处，不得不借宿在亲戚家里，过了好久才租到几间石库门里弄中的房子。于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资本家，而这一顶帽子，也使我们全家消受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童年时代，家里一直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记得我小时候身上穿的总是用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改做的旧衣服，上学后，每次开学前付学费时，都要申请分期付款。对于贫穷，父亲淡然而又坦然，他说：“穷不要紧，要紧的是做一个正派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们从未因贫穷而感到耻辱和窘困，这和父亲的态度有关。“文革”中，父亲工厂里的“造反队”也到我们家里来抄家，可厂里的老工人知道我们的家底，除了看得见的家具摆设，家里不可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来抄家的人说：“有什么金银财宝，自己交出来就可以了。”记得父亲和母亲耳语了几句，母亲便打开五斗橱抽屉，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根失去光泽的细细的金项链，交到了“造反队员”的手中。后来我才知道，这根项链，还是母亲当年的嫁妆。这是我们家里唯一的“金银财宝”……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天夜晚，“造反队”闯到我们家带走了父亲。和我们告别时，父亲非常平静，毫无恐惧之色，他安慰我们说：“我没有做过亏心事，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当时，我感到父亲很坚强，不是一个懦夫。在“文革”中，父亲作为“黑七类”，自然度日如年。但就在气氛最紧张的日子里，仍有厂里的老工人偷偷地跑来看父亲，还悄悄地塞钱接济我们家。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我由此了解了父亲的为人，也懂得了人与人之间未必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父亲一直说：“我最骄傲的事业，就是我的子女，个个都是好样的。”我想，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些作为，和父亲的为人、和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

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

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时，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沉重。中学很远，坐了两部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有心思欣赏。我才十四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一路上，父亲很少说话，只是面带微笑默默地看着我。当公共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疾驰时，父亲望着窗外绿色的田野，表情变得很开朗。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却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惑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做生意的时候，只有十二岁，比你还小两岁。”父亲说话时，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两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儿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并不是一个深沉的人，但谈起遥远往事的时候，尽管他微笑着，我却感到了他的深沉。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我报到，又陪我找到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我要把他送到校门口。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口，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十几米远时，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自己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

父亲第二次送我，是“文化大革命”中了。那次，是出远门，我要去农村“插队落户”。当时，父亲是“有问题”的人，不能随便走动，他只能送我到离家不远的车站。那天，是我自己提着行李，父亲默默地走在我身边。快分手时，他才讷讷地说：“你自己当心了。有空常写信回家。”我上了车，父亲站在车站上看着我。他的脸上没有露出别离的伤感，而是带着他常有的那种温和的微笑，只是有一点勉强。我知道，父亲心里并不好受，他是怕我难过，所以尽量不流露出伤感的情绪。车开动了，父亲一边随着车的方向往前走，一边向我挥着手。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父亲第三次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这已经是1978年春天。父亲早已退休，快七十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决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这次父亲送我的路程比前两次短得多，但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慢下来了。回头一看，我有些吃惊，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以前送我，他都没有这样动感情，和前几次相比，这次离家，我的前景应该是最光明的一次，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我是去上大学，是好事情啊，你干吗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为什么总是我送你离开家呢？我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得多，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过的皱纹。父亲是有点老了。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儿女的长大，总是以父母青春的流逝乃至衰老为代价的，这过程，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进行，没有人能够阻挡这样的过程。

父亲中年时代身体很不好，严重的肺结核几乎夺去他的生命。曾有算命先生为他算命，说他五十七岁是“骑马过竹桥”，凶多吉少，如果能过这一关，就能长寿。五十七岁时，父亲果真大病一场，但他总算摇摇晃晃地走过了命运的竹桥。过六十岁后，父亲的身体便越来越好，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几二十岁。曾经有人误认为我们父子是兄弟。八十岁之前，他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的人，说话、走路都没有老态。几年前，父亲常常一个人突然地就走到我家来，只要楼梯上响起他缓慢而沉稳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他来了，门还没开，门外就已经漾起他含笑的喊声……四年前，父亲摔断了胫股骨，在医院动了手术，换了一个金属的人工关节。此后，他便一直被病痛折磨着，一下子老了许多，再也没有恢复以前那种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他的手上多了一根拐杖，走路比以前慢得多，出门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只要遇到精神好的时候，他还会拄着拐杖来我家。

在我的所有读者中，对我的文章和书最在乎的人，是父亲。从很多年前我刚发表作品开始，只要知道哪家报纸和杂志刊登有我的文字，他总是不嫌其烦地跑到书店或者邮局里去寻找，这一家店里没有，他再跑下一家，直到买到为止。为做这件事情，他不知走了多少路。我很惭愧，觉得我那些文字无论如何不值得父亲去走这么多路。然而再和他说也没用，他总是用欣赏的目光读我的文字，尽管不当我的面称赞，也很少提意见，但从他阅读时的表情，我知道他很为自己的儿子骄傲。对我的成就，他总是比我自己还兴奋。这种兴奋，有时我觉得过分了，就笑着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的儿子很一般，你不要太得意。”他也不反驳我，只是开心地一笑，像个顽皮的孩子。在他晚年体弱时，这种兴奋竟然一如数十年前。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在南京路的新华书店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因为这家大书店离我的老家不远。我再三关照他，书店里人多，很挤，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欣慰地想，还好父亲没有来，要不，他拄着拐杖在人群中可就麻烦了。于是我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唉，父亲，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我无法想象他是怎样拄着拐杖穿过拥挤的人群上楼来的。见我抬头，他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

去年春天，我们全家陪着我的父母去杭州，在西湖边上住了几天。每天傍晚，我们一起在湖畔散步，父亲的拐杖在白堤和苏堤上留下了轻轻的回声。走得累了，我们便在湖畔的长椅上休息，父亲看着孙子不知疲倦地在他身边蹦跳，微笑着自言自语：“唉，年轻一点多好……”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雨果说它是“最伟大的平等，最伟大的自由”，这是对死者而言，对失去了亲人的生者们来说，这永远是难以接受的事实。父亲逝世前的两个月，病魔一直折磨着他，但这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是一种叫“带状疱疹”的奇怪的病，父亲天天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寝食不安。因为看父亲走着去医院检查身体实在太累，我为父亲送去一辆轮椅，那晚在他身边坐了很久，他有些感冒，舌苔红肿，说话很吃力，很少开口，只是微笑着听我们说话。临走时，父亲用一种幽远怅惘的目光看着我，几乎是乞求似的对我说：“你要走？再坐一会儿吧。”离开他时，我心里很难过，我想以后一定要多来看望父亲，多和他说说话。我绝没有想到，再也不会有什么“以后”了，这天晚上竟是我们父子间的永别。两天后，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父亲去世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和他通过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明天去看他，他说：“你忙，不必来。”其实，他希望我每天都在他身边，和他说话，这我是知道的，但我却没有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陪着他！记得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自己多保重。”父亲，你自己病痛在身，却还想着要我保重。你最后对我说的话，将无穷无尽回响在我的耳边，回响在我的心里，使我的生命永远沉浸在你的慈爱和关怀之中。父亲！

在父亲去世后的日子里，我一个人静下心来，眼前总会出现父亲的形象。他像往常一样，对着我微笑。他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向我挥手，就像许多年前他送我时在路上回过头来向我挥手一样，就像前几年在书店里站在人群外面向我挥手一样……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然而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一挥手之间了。

1994年7月15日至9月14日于四步斋

热爱生命

父亲老了，七十有三了，年轻时那一头乌黑柔软的头发变得斑白而又稀疏。大概是天天在一起的缘故，真不知这头发是怎么白起来，怎么稀起来的。

有些人能返老还童，这话确实有道理。七十三岁的父亲，竟越来越像个孩子，对小虫小草之类的玩意儿的兴趣越来越浓。起初，是养金蛉子。乡下的亲戚用塑料盒子装了一只金蛉子，带给读小学的小外甥，却让他“扣”下来了。“小囡，迷上了小虫子，读书就没有心思了。”他一边微笑着申述理由，一边凑近透明的塑料盒子，仔细看那关在盒子里的小虫子。“听，它叫了！”他压低了声音，惊喜地告诉我，并且要我来看。盒子里的金蛉子果然在叫，声音幽幽的，但极清脆，仿佛一根银弦在很远的地方颤动。金蛉子形似蟋蟀，但比蟋蟀小得多，只有米粒大小，背脊上亮晶晶地披着一对精巧的翅膀，叫的时候那对翅膀便高高地竖起来，像两面透明的金色小旗在飘……

金蛉子成了他的宝贝了。他把塑料盒子带在身边，形影不离，有空的时候，就拿出盒子来看，一看就出神，旁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知道。时间长了，他仿佛和盒子里的金蛉子有了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交流。那幽幽的叫声响起来的时候，他便微笑着陷入沉思，表情完全像个孩子。一次，他把塑料盒放在掌心里，屏息静气地谛视了好久。见我进屋来，他神秘地一笑，喜滋滋地说：“相信么，我能懂得金蛉子的意思呢！”

我当然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于是他把我拉到身边，要我和他一起盯着盒子里的金蛉子看。“我要它叫，它就会叫。”他很自信，也很认真。米粒大小的金蛉子稳稳地站在盒子中央，两根蛛丝般的触须悠然晃动着，像是在和人打招呼。看了一会儿，他突然轻轻地叫了起来：

“听着，它马上就要叫了！听着！”

果然，他的话音刚落，金蛉子背上两片亮晶晶的翅膀便一下子竖了起来，那幽泉般的鸣叫声便如歌如诉地在我的耳畔回旋……

“它马上要停了，你听着！”

金蛉子叫得正欢，父亲突然又轻轻推了我一下，用耳语急促地告诉我。他的话音未落，金蛉子果真停止了鸣叫。

这事情真有些奇了。我问父亲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他笑了，并不是得意扬扬的笑，而是浅浅的淡淡的一笑。他说：“其实呒啥稀奇的，看得多了，摸到它的规律了。不过，这小生命确实有灵性呢，小时候，我就喜欢听它们叫，这叫声比什么歌子都好听。有些孩子爱看它们格斗，把它们关在小盒子里，它们也会像蟋蟀一样开牙厮咬，可这有啥意思呢，人间互相残杀得还不够，还要看这些小生灵互相残杀取乐！小时候，我就喜欢听它们唱歌……”

他沉浸在童年的回忆中，绘声绘色地讲起了童年乡下的琐事，讲他怎样在草丛里捉金蛉子，怎样趁着月色和小伙伴一起去地主的瓜田里偷西瓜。在玉米田里，在那无边无际的青纱帐中，孩子们用拳头砸开西瓜吃个饱，然后便躺在田垄上，看着天上的月牙、星星和银河，静静地听田野里无数小生命的大合唱。织布娘娘、纺纱童子、蟋蟀、油葫芦，以及许许多多无法叫出名字的小虫子，都在用不同的声音唱着自己的歌，它们的歌声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使黯淡的夏夜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宁静的气息……

“最好听的，还是金蛉子。”说起金蛉子，父亲兴致特别浓，“金蛉子里，有地金蛉和天金蛉。天金蛉爬在桃树上，个儿比地金蛉大得多，翅膀金赤银亮，像一面小镜子，叫起来声音也响，像是弹琴，可天金蛉少得很，难找，它们是属于天上的。地金蛉才是属于我们的。别看地金蛉个儿小，叫声幽，那声音可了不起，大地上所有好听的声音，都能在地金蛉的叫声里找到。不信，你来听听。”

盒子里的金蛉子又叫起来了。父亲侧着头，听得专注而又出神，脸上又露出孩子般的微笑……

秋深了。风一阵凉似一阵。橘黄的梧桐叶在窗外飞旋，跳着寂寞的舞蹈。塑料盒里的金蛉子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了，越来越难得听到它的鸣叫。父亲急起来，常常凝视着塑料盒子发呆。盒子里的金蛉子也有些呆了，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那一对小小的响翅似乎也失去了亮晶晶的光泽。

“你把它放在贴身的衣袋里试试，用体温暖着它，兴许还能过冬呢！”母亲见父亲愁眉不展，笑着提了一个建议。

父亲真把塑料盒藏进了贴身的衬衣口袋。金蛉子活下来了，并且又像以前那样叫起来。不过金蛉子的歌声旁人是很难听见了，它只是属于父亲的，只要看到他老人家一动不动地站着或者坐着微笑沉思，我就知道是金蛉子在叫了。有时候，隐隐约约能听见金蛉子鸣唱，幽幽的声音是从父亲的身上，从他的胸口里飘出来的。这声音仿佛一缕缕透明无形的烟雾，奇妙地把微笑着的父亲包裹起来。这烟雾里，有故乡的月色，有父亲儿时伙伴的笑声和脚步声……

于是，我想起屠格涅夫那篇题为《老人》的散文诗来：

……那么，你感到憋闷时，请追溯往事，回到自己的记忆中去吧——在那儿，深深地、深深地，在百思交集的心灵深处，你往日可以理解的生活会重现在你的眼前，为你闪耀着光辉，发出自己的芬芳，依然饱孕着新绿和春天的媚与力量！

1984年8月12日于上海

我的坐骑

我的坐骑当然不是古老的牛和马，也不是现代化的摩托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半机械化交通工具——自行车。自行车，也许可以看作是中国的一种象征。没有人能统计中国人拥有多少辆自行车。在西方，人们骑自行车只是为了健身或者消遣，而且大多只是儿童的玩意儿。中国人骑自行车是为了赶路，这是正儿八经的交通工具。从前，一个家庭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它往往就是全家最贵重的财产。现在，自行车早已算不得什么，谁家没有二三辆自行车？一辆自行车的价格甚至还不够时髦男女们买一双进口名牌皮鞋。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种标志吧。然而自行车的职能却没有变化，它依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交通工具。在一个交通拥挤的城市里，小巧灵活的自行车有时候比轿车的速度还快。这种说法有点儿“阿Q”，却是事实。

我骑自行车的历史已将近三十年。“文革”期间在乡下“插队落户”时，曾做过一段时间的乡村邮递员，天天在狭窄而泥泞的乡间田埂上骑着一辆旧车来来去去送报递信，使我练得车技不俗，不过那时骑的是别人的车。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还是后来上了大学以后。那是70年代末，我花了五十元钱从寄售商店买了一辆旧的没有商标的男式轻便自行车。为什么要买旧车？原因有两条：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对我这样一个没有薪水的穷学生，这旧车的价格还合适；另外，我认为旧车也有优点，随便丢在哪儿都不会使偷儿为之心动，所以不必为它操心。这辆车实在太暗淡太寒酸，一位在工厂当机修工的朋友看不过去，硬是把它骑回厂里，花工夫整修了一番，换了一些零件，又用绿油漆漆了一遍。还给我时，这辆旧车看上去居然颇有几分新意了。更重要的好处是，这辆车骑起来很省力气。

对这辆旧自行车来说，我并不是一个好主人。我每天骑它，却从来不保养，停在街头日晒雨淋对它来说是家常便饭。有时候，我还使我的坐骑横遭磨难。我有一个不太妙的习惯，喜欢边骑车边思考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似乎可以一心两用，大脑尽管遐想联翩，小脑则凭本能指挥手脚操纵自行车。也有失灵失控的时候，有时候被别人的自行车撞倒，有时候自己摔倒在路上。最狼狈的一次，是猛然撞到一辆停在路边的公共汽车尾部，不仅把公共汽车撞出一个凹陷，自己的额头也碰出一个大包。而我的坐骑更惨，钢圈扁了，车身也撞得拱了起来……我那位工人朋友花在它身上的一片苦心不久便失去了踪影，它又恢复了那种灰驳落拓、锈迹斑斑的模样。只要还能骑，对它的外表我不在乎，而且我确实不用担心它会被人偷走，有时放在马路边忘了上锁，过几个小时它依然安安稳稳停在那里。谁也不会多看它一眼。

不过，我也越来越频繁地尝到了坐骑给我带来的麻烦。这麻烦，便是车子常常会突然出故障，骑到半路上，有时断了链条，有时坏了刹车，更多的是轮胎打炮。我只能一次一次狼狈地推着车子在路上找修车摊。我想，这大概也是我虐待坐骑而遭到的报应吧。

大学毕业，结婚成家，理应换一辆新车，但是旧车还能凑合着骑，也就一直没有换。那时住在偏僻的浦东，这辆旧车常常成为我们全家的“自备轿车”。儿子在襁褓中时，妻子抱着儿子坐在后面；儿子稍大一些，妻子坐在后面，儿子坐在前面的车架上。一天晚上，带着妻儿骑车回家，儿子突然从车架上滑下来，我慌忙去拉儿子，龙头一歪，顷刻人仰马翻，一家三口都摔倒在马路中间，幸好夜间路上车辆极少，三个人都安然无恙。寂静无人的路上回荡着儿子惊惶的哭声。从地上爬起来，我才发现自行车折断了一个踏脚板。在儿子的哭声和妻子的埋怨声里，我想，我的这辆老爷车，大概是该退休了。这辆旧车我整整骑了十年，后来送给了一个乡间的老裁缝。老裁缝不嫌它破旧，说还可以骑着它外出干活。我呢，当然又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次是一辆新的“凤凰”牌单车，骑着出门自然比从前风光得多。然而我还是老习惯，一如当初对待那辆旧车，对新车也一视同仁，从不保养，骑到哪里扔到哪里，而且经常忘记上锁。这辆新车我骑了不到两年。有一次回家时将自行车停在门口忘了上锁，不过十分钟光景，车子已经无影无踪。如果这辆车破旧一点，大概不会有如此下场。这大概也是新车的短处吧。

以后我又换了好几辆自行车。有时候难免怀念最初曾经属于我的那两辆自行车，就像怀念两个和我形影相随多年的老朋友。它们此刻的处境如何呢？那辆旧车，是不是还在乡间的小路上颠簸着？那辆新车，是被偷儿肢解了，还是被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骑着在城里到处乱转？……我不知道。

我现在的坐骑，仍然是一辆旧车。

1992年

天上和人间

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我身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国际书展，新书如斑斓秋叶，在眼帘中缤纷闪烁。我被人簇拥着漫步在争奇斗艳的书柜之间，有点惶然失措，不知看什么书才好。那些用我不认识的文字印成的书籍，对我来说好比天书，看不懂。而这个国际书展上，也有我的一本小书要首发，这是一本被翻译成塞尔维亚文的诗集《天上的船》。我跟着这本诗集的译者，塞尔维亚前文化部长、诗人德拉根先生，穿行在书海和人流中。要在茫茫书海中找到为我举办首发式的场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走过一排书柜时，我似乎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地下传来：“Mr．Zhao！Mr．Zhao！”这声音细微而清晰，仿佛是来自很深的地底下。“Mr．Zhao”，难道是在和我打招呼？周围并没有熟悉的人。那声音不停地从地下传来，竟然还是我的名字。

我循声低头看去，不禁吃了一惊。在一个书柜下面，有一位佝偻成一团的女士，坐在一辆贴地而行的扁平轮椅上，正仰面和我打招呼呢。

这是一个高位截肢的残疾妇女，她没有双腿，小小的躯干举着一颗大大的脑袋，还有一双挥动的手。她费力地抬头看着我，瘦削的脸上，两只深陷的眼睛中闪烁着清亮的光芒，这目光使她的表情显得快乐而开朗。她看到我注意她，咧开嘴笑了笑，随后吐出一连串我听不懂的语言。看她激动兴奋的样子，我感到莫名其妙。她在对我说些什么？

站在我身边的德拉根先生却跟着这位女士一起激动起来。他告诉我：“这是一位诗歌爱好者，她从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你，她祝贺你在斯梅德雷沃获得金钥匙国际诗歌奖呢。她说，她听到你用中文朗诵诗歌了，很动人。她很高兴是一个中国诗人获得这个奖，她全家人都为此高兴。”

德拉根为我翻译时，她还在继续说着。德拉根俯身问了她几句，抬头对我说：“她说，她正在读你的诗呢。”

我低头凝视这位没有双腿的女士，看着她真挚的微笑和兴致勃勃的表情，她的声音如同从地下涌出的喷泉，在我的耳畔溅起晶莹的水花。我无法用言语描述我的惊奇和感动。这位活得如此艰辛的残疾女士，居然还有兴致关心诗歌，居然还能从人群中认出我这个外国人，并呼叫出我的名字，实在不可思议。只见她从轮椅边挂着的一个小包中拿出一本书，蓝色的封面上，海浪汹涌，白云飞扬，这正是我在这里刚刚出版的诗集《天上的船》。

她请我为她签名。我俯下身子，在诗集的扉页上写下“宁静致远”四个字。她看着这些她并不认识的汉字，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

我们离开时，她的声音继续从后面的地下传过来。我不忍回头看她。德拉根叹了口气，感慨道：“她在为你祝福呢。”

我在人海中往前走着，去寻找举办诗集首发式的场地。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有点沉重。她的模样和声音，在我的眼前晃动……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不知道她为什么原因残疾，不知道她的生活状况，不知道她如何面对残酷的现实。她的生存，也许是一个传奇，也许是一个辛酸的人间悲剧。然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她在为诗而迷醉的时候，生命在她的眸子里燃烧出奇异的光芒。

诗集的首发式，来了不少人。我站在人群前面，目光情不自禁地投向地面，但是没有看到她。首发式很热闹，有人朗诵，有人提问，也有人索要签名……而我的眼前，依然晃动着她残缺的身体，还有那双闪烁着清亮光芒的眼睛。我的耳畔，久久回旋着她来自地下的声音，我想，这样的声音，和很多不同的声音混合，交织着人间的悲喜忧乐。这是人间的声音。

诗人可以坐上飞翔的船，去逐云追月，自由翱翔于奇思妙想的天空，然而不可能飞离人间。和心灵联系的，应该是脚下的大地，是生活着的人间。来自人间的声音，才是诗的灵魂和根。

2013年12月7日于四步斋

夕照中的等待

下午四点钟，阳光乏力地照到新居的窗上，像一幅懒洋洋的窗帘，感觉到它缓慢无声的飘动，却无法将它掀起，无法随手将它收拢。

阳光由亮而暗，由金黄而橘红，这些细微却不可逆转的变化，正是我所期待的。

没有阳光的日子，窗外是一片灰蒙蒙的天。我似乎另有期待……

“笃，笃，笃，笃……”

门外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清晰而沉着的声音。好像是有人拄着拐杖从楼上下来，经过我的门口，又缓缓下楼。这声音节奏实在慢得可以，那笃笃之声由上而下，由重而轻，在我耳畔回旋老半天，依然余音袅袅。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那声音复又从楼下响起，慢慢又响上楼去。这声音节奏更慢，更为浊重。

刚搬进新居那几天，从早到晚杂乱的脚步声不断，听到那笃笃之声时，我只是闪过这样的念头：大概是一个老人，或者是一个病人。

一天天过去，那声音天天在四点钟光景响起，从不间断。于是我生出了好奇之心。有一天那声音响过我的门口时，我轻轻地打开门。门外的景象震撼了我的心——

那是一个身材高大却骨瘦如柴的老人，他佝偻着身子，一手扶着楼梯栏杆，一手撑着拐杖，艰难地从楼上走下来，每走一步，浑身都会发出一阵颤抖。听到我开门的声音时，他抬头笑了一笑，嘴里发出一阵含糊不清的声音，很显然，他在和我打招呼，而且很友好。他那灰黄的脸上呈露的笑容有些骇人，布满老年斑的皮肤下凹凸着头骨的轮廓。

如果把生命比作一支蜡烛的话，这老人的生命之火大概已快燃到了尽头。他为什么每天这时候都要走上走下？那一百八十级楼梯对他简直就是一场艰苦而又漫长的马拉松。我无法解开心中的疑团，情不自禁地便跟着他走下楼去。

老人双手拄着拐杖，坐在门口的一个花坛边上，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那空无一人的路，沐浴在温暖而凄凉的光芒中，像一尊苍老的雕塑。注意到他的眼睛时，我不觉怦然心动。这是一双充满渴望的生机勃勃的眼睛，那渴望犹如平静的池塘深处涌动着巨大的漩流。

我在路上慢慢地走，迎面遇到了骑自行车过来的邮递员。这是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因为我的邮件特别多，而且知道我以写作为生，所以见到我很客气，但也从不啰唆。他从邮包中掏出给我的信件和《新民晚报》，目光却越过我的肩膀注视着我的身后。

“怎么？你认识这位老人？”我诧异地问。

邮递员从邮包中抽出一份报纸，很平静地答道：“是的。他在等我，等《新民晚报》，每天都等。”说罢，他丢下我急匆匆奔向那老人。

老人笑着接过报纸，嘴里又发出一阵含糊不清的声音，这次我听清楚了，他是在道谢。

送报纸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走了。老人没有回身上楼，却又坐到花坛边上。他把拐杖搁在一边，双手捧着报纸读起来。他的手在颤抖，报纸便随着手的颤抖晃个不停。鼻尖几乎碰到报纸，眯缝着的眼睛里闪动着焦灼、激动、贪婪而满足的目光。

一张晚报，对他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这位老公公九十岁了，一张晚报是伊命根子，勿看见晚报，伊会在门口一直坐到天墨墨黑，侬讲滑稽勿滑稽？”说话的是底楼的一位孕妇，她腆着大肚子，站在门口一边打毛线，一边笑着告诉我。

老人已经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走进门去。于是，那“笃笃笃笃”的声音又在楼梯和走廊里久久地回响……

此后天天如此，不管阴晴雨雪，每到下午四点，那拐杖声便在楼梯上响起，仿佛已成为我们这栋楼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在读晚报的时候，很自然地便会想起老人那焦灼、激动、贪婪而满足的目光。晚报上的消息和文章大多平平淡淡，然而大上海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生活却展现其中。晚报打开了一扇窗口，为老人孤独寂寞的晚年吹送着清新的风。一张晚报，在他面前是一个广阔而又热闹的世界，埋头在报纸里的时候，他的感觉也许就像已置身在这个世界中一样了。

一天傍晚，我出门办事回来，看见老人已在门口坐着等邮递员了。他将下巴支在拐杖扶手上，目光紧盯着那条空无一人的路。不一会儿，天下起雨来，雨珠又大又密，很快就把黄昏的世界淋得透湿。这时，只见好几个人围着老人，底楼那位孕妇清脆的嗓音很远就能听见：

“老公公，今朝晚报勿会来了，侬还是回家去吧。天黑了，侬衣裳也淋湿了……”

接下来是一个中年男人不耐烦的声音：“爹，你何苦这样呢？每天跑上跑下，身体吃勿消。晚报看勿看有啥关系！”这大概是老人的儿子。我曾在楼梯上和他打过几次照面，是个衣冠楚楚的高个子男人。

“唉，真是烦死人！晚报晚报，断命格晚报，弄得一家人勿太平！勿看见晚报像要伊格命一样！我看啊，下个月索性停脱算了！”说话的肯定是老人的儿媳妇了，一个喜欢穿花衣花裤的满脸横肉的女人。

刚才发生的事情，不用解释我也明白了。晚报没有送来，老人一直在雨中等到现在，所以才引出麻烦来。

我走近门口，只见老人头上披着一张透明的塑料布，坐在花坛边上，神情木然，呆滞的目光流露出近乎绝望的悲哀。周围的人在说些什么，他似乎一句也没有听见。几位邻人面露恻隐之色，那孕妇打着一把雨伞站在老人的身边，显得手足无措；老人的儿子皱着眉头，显然，他已最大限度克制了自己的情绪；穿着花衫花裤的儿媳妇则满脸愠怒。眼见围观的人多起来，那一对愤怒的夫妇不由分说架起老人就往楼里拖，留下一群围观者在门口叹息：

“唉，作孽！作孽！”

“这老头子也有点儿怪，一天勿看晚报有啥关系，非要一直等下去。”

“伊活在世界上就剩下这一点点乐趣，侬哪能怪伊呢！”

“唉，到这样一把年纪，人活着也呒啥味道了。”

“……”

人们摇着头默默地散去。这一天的晚报终于没有送来。

第二天下午，我留心谛听门外的声音，拐杖声却始终没有出现。我下楼去取晚报，正好遇到那位年轻的邮递员。

“哎，老公公怎么今天不等我了？”邮递员一边往信箱里分发报纸一边问。

“他昨天淋在雨里等你到天黑。今天他大概不想再白白地等三个小时了。”站在门口的孕妇笑着和邮递员开玩笑。

邮递员愣了一愣，说：“昨天是印刷厂出毛病，我们也没办法。”说着，他把已经塞进六楼信箱的那份晚报又抽出来，转身噔噔噔地奔上楼去，几分钟后，小伙子脸色肃然，步履沉重地走下楼来。

“老公公怎么了？”我问。

“病了。”他只回答了两个字。

这以后，大约有一个星期没见老人下来。那笃笃笃的拐杖声从楼梯消失了。而六楼的那份晚报，竟也真的停了——老人儿媳妇的建议，大概被兑现了。

那天下午，黄昏的阳光又准时地照到了窗上。这时，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门外楼梯上，那消失了许多天的拐杖声音又响了。

“笃，笃笃，笃，笃笃笃……”

那声音和以前明显的不同，节奏极慢，毫无规律。从那慢而紊乱的声音里可以想象出老人举步维艰的样子。我开门往外看时，老人一手拄拐杖，一手扶楼梯把手，正弓着背站在楼梯拐弯处，大口大口地喘气。他的脸色灰白，目光呆呆地俯视着楼梯下面。这里离地面还有五层楼！

我走近老人，想扶他下楼。老人抬起头，咧开嘴朝我笑了一笑，慢慢地摇摇头，然后又开始往下走。他浑身颤抖着，脚每跨下一步都要花极大的力气，握拐杖的手显然已力不从心，拐杖毫无目的地在地面拖着……

十分钟以后，老人终于又坐到了门口的花坛边上。他像往常一样，将下巴支在拐杖把手上，凝视前方的依然是一双充满渴望的生机勃勃的眼睛。他家订的那份晚报已经停止，他难道不知道？

邮递员来了，还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老远就大喊：“哎，老公公！你好！”

老人的眉毛动了一动，双目炯炯生光。

小伙子在老人面前下了车，不假思索地从邮包中抽出一份晚报塞到他手里。

老人埋头在晚报中，再也不理会周围的一切。晚报遮住了他的脸，我无法观察到他的表情，只见他那双紧抓住晚报的手在颤抖。那双枯瘦痉挛的手使我联想起溺水者最后的挣扎。

老人在花坛边上一直坐到天黑，他的脸始终埋在晚报之中。他是怎么回到楼上的我不知道，因为我再没有听见拐杖声响过。

第二天早晨，听邻人说，六楼那位老公公死了，死在夜深人静时。他的儿子和媳妇发现他死的时候，老人已经僵硬，手里还紧攥着那张晚报。

“砰——叭！”

一个爆竹突然在空中炸响，打破了早晨的寂静。原来在底楼那位孕妇在同一天夜里顺利地生下一个六斤四两的儿子。

“砰——叭！”

清脆的爆炸声迎接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也送走了一个留恋人世的老人。

1988年7月12日

小偷

儿子知道“小偷”这个字眼，是在他四岁的时候。

那天下午，放在我家门口的一辆小自行车突然不见了。有人看见，是一个陌生人，上楼来大模大样地搬走了自行车。一个邻居甚至和那小偷在楼梯上打了照面，小偷居然面不改色，像熟人似的笑着和邻居点了点头，然后扛着自行车从容下楼，消失在林荫路上……

这是一辆新的自行车，小凡刚刚用它学会了骑车，兴趣正浓。自行车的被窃，使他感到沮丧，随之而来的是对小偷的怨恨。

“他为什么不自己到商店里去买，而要拿我的车？连说都不和我说一声！”

我告诉他，这是小偷之所为。所谓小偷，就是不打招呼拿走别人的东西，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

“他为什么要偷我的自行车？他是个大人，又不能骑这车，他把我的车扛回家去干吗？”

“他当然不是自己要骑，而是拿去换钱。”妻子在一边大声解释。

“换钱？换钱干吗？”他瞪大了眼睛问。

这么简单的问题，要给他一个满意准确的回答倒不太容易。因为他对钱这样东西还没有任何概念。于是，我便把话题引开，想说说别的什么。想不到他的脑子里只想着小偷的事情。

“爸爸，你说，偷车的人长得什么样？”他突然又问我。

这个问题我更无法回答。我说：“你管他的模样干什么？”

“知道了他的模样，下次看见他时我抓住他，叫他还我的车！”

见他纠缠不休，我便随便应付他说：“小偷肯定长着一对老鼠眼，看人眼睛滴溜溜打转；他的头发一定很乱，像个鸟窝。”

“哦，是这样。”他点着头，仿佛真的已经记住了小偷的样子。

以后带他一起上街，他总是东张西望，好像在寻找什么。我问他在找什么，他的表情挺严肃，依然大睁着眼睛在人群中寻觅，仿佛没有听到我的问题。我连着问了他几次，他才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我在找小偷！”

见我扑哧一声笑出来，他不满地问：“你为什么要笑？”

我说：“你这样，就能抓到小偷？”

“能！”他很肯定地回答，“只要给我发现，我就去抓住他！”

见他这么认真，我便不再说什么。我想，要不了多久，这抓小偷的情结就会从他心里渐渐淡化的。

一次在路上散步时，他拉拉我的手，轻轻地说：“爸爸，快看！”

听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紧张，我连忙问：“看什么？”

“看，小偷！”他指着迎面走来的一个青年，低声说。

我一看，不禁哑然失笑，迎面走来的这个青年有一头又长又乱的头发，额下长着一对小眼睛。这形象，正符合我向他描绘的小偷的形象。见我们在注意他，青年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惊奇地瞥了我们一眼，小凡紧张地抓紧了我的手。等那青年走过去后，我忍不住笑起来。

“怎么，他不是小偷？”他不解地问，“不是眼睛小小的，头发乱乱的吗？”

“他没偷别人东西，怎么能说他是小偷呢？”

“哦，他没偷东西。”他搔着自己的脑袋，也忍不住笑起来，“那么，下次我看到他拿别人的东西时再抓住他吧。”

时间稍长，大家差不多快把那辆童车被窃的事情忘了。我以为抓小偷的情结也已经在小凡的心里淡化了。时间能化解一切，对孩子大概也不例外。

一天，我带小凡出门。经过一家水果店时，小凡突然停住脚步，眼睛里闪出又严肃又警觉的亮光。水果店门口人很多，尤其是那个苹果摊前，围着好几个顾客，营业员根本照顾不过来。这有什么好看呢？我拉着他就走，可他却抓紧了我的手，怎么也不肯走。我问他干什么，他轻轻地告诉我：“爸爸，小偷！”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穿着入时的年轻女人，正在偷偷地把一个苹果塞进自己的手提包，塞了一个，见营业员没有发现，又塞了一个。果然是一个小偷！

小凡用眼色征询我的意见，问我该怎么办。我还没有做出回答，那个年轻女人已经收起提包，离开了水果摊。年轻女人迎面向我们走来，这下我们都看清楚了，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端正的五官，飘逸的波浪形长发，脸上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表情，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严肃的问题。看她的样子，简直是一个高傲的公主，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可她刚才的动作却是千真万确，那个时髦的皮包里，藏着那几个来路不明的苹果……也许她看见小凡正用惊讶而厌恶的目光注视她，有点心虚了，脸上便微微红了一下，脚步匆匆地从我们旁边擦身而过，留下一阵外国香水浓郁的气味。

我和小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愣了好一会儿。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惊奇和困惑。这个小偷，既没有滴溜溜转的老鼠眼，也没有鸟窝般乱蓬蓬的头发，而是一个颇有风度的漂亮女士，怎么能不让他惊奇呢。

“爸爸，你闻到什么味道了吗？”他突然问我。

“是香水吧。”我说。

“不！”他很肯定地说，“是臭味，是小偷的气味，真难闻！”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排解了心里的困惑。事后，他忍不住问我：“她为什么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小偷呢？”

于是，我很认真地纠正了以前对他说的关于小偷的外形的那些话。我说：“爸爸以前说的话是和你开玩笑的，谁也无法把小偷的样子画出来。他们可能长得很丑，也可能很漂亮。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句话，叫作‘人不可貌相’，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人的美和丑，并不在外表，而在内心，在他的行动。”

儿子默默地点着头，心思不知又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对小偷的认识，大概是他认识复杂人世的开始吧。

1994年1月15日于四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