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文学史”的现代书写传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至今已经历一个世纪。但有关“文学史”这种书写活动的本质和意义，或者对相关成果的检讨，却还是晚近时期才比较成熟。早期编制的“文学史”，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等，很多时候会在“例言”、“概论”部分，讨论“文学”或者“文学史”的定义，或者批评前人之作的不足；以专著形式探讨有关问题的早期论著，我们见到的有朱星元（1911—1982）写于1935年的《中国文学史外论》（东方学术社出版；朱星元又有《中国文学史通论》之作，天津利华印务局1939年印行，是《外论》的修订改写），其中有《文学史方法论》、《文学史写法》、《中国文学史编法》、《中国文学史的起源与其进展》、《中国文学史读法》等章节，看来思虑很周全，可惜内容深度未能配合，对我们探讨相关问题的帮助不大。

近年有关“文学史”书写的研究，多能从比较宏大的框架出发，如陶东风《文学史哲学》（1994），林继中《文学史新视野》（2000）等，都能启发人思。尤其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1999）中几篇重头文章、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等，对“中国文学史”与“学术政治”、“知识秩序”之间关系的理解，都有深辟的开发，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创获。据悉董乃斌与陈伯海正带领一项“文学史学”的大型研究计划，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研究成果陆续面世。

本书的进路与上述的研究有同有异。分别的地方是，本书主要以个别的“文学史”书写文本为对象。简言之，也就是朱星元所提的“写法”和“读法”的进路。本书各章略依时序讨论：由晚清京师大学堂《章程》与现代“文学”学科观念的建立，以至与“文学史”草创期书写的关系开始，到“五四”前后胡适以“白话文学运动”建构影响深远的文学史观，再到40年代林庚以“诗心”唤起“惊异”的《中国文学史》，转到由中原南迁的柳存仁和司马长风在50年代及70年代香港进行的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史书写，最后以两种“进行中”的书写活动为对象，看“中国文学史”要添加“香港文学”部分时，或者“香港文学”要进入“文学史”的过程中，所要应付的各种书写问题。时间上，由晚清到今日；空间上，由中原到边陲。所论是个别、具体，但思考的问题却不限于一隅。本书要探索的问题，与选定要讨论的“文学史”著作有关。有关“文学史写法”，以柳存仁一本适用一时的“教科书”，探讨“文学史”的“叙事”与“再现”问题，以林庚的“诗性书写”叩问“文学史”有没有可能靠近文学的经验，以京师大学堂《章程》及林传甲的“国文讲义”看早期“文学”与“文学史”观念的模塑或者错置，以叶辉代表的“文学批评”进路，观察当前的、在地的，另一次“文学史”书写草创期的现象。本书各章还试图透过各个文本间的相应或对照关系——如“五四”时期以胡适为代表所开创的文学史观，在柳存仁、司马长风于殖民地香港的书写中产生的不同作用；又如梁启超、张百熙、张之洞等在构思大学的“文学教育”时，林庚在放弃“诗性逻辑”时，“中国文学史”要把“香港”写入时，所面临的种种抉择——探析“文学史”书写与“文化政治”在不同层次的交缠纠结。至于本书“附编”三章，《文学史的探索》是个人有关“文学史”思考的一些初步见解，《文学·结构·接受史》、《文学结构与文学演化进程》两章，是透过对“布拉格学派”的阅读，帮助自己建立有关议题的思辨基础。附载于此，作为个人对“文学史”问题学习的一些纪录。

本书的目标，是提出问题以供进一步思考；而思考的过程，或者就是学术探索兴味最深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