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吕碧城三姊妹文学研究 作者:徐新韵 著



PREFACE

介于清王朝与共和国之间的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旧的色彩不断地剥蚀褪去,新的思想因子也在持续地积聚化合。在这样一个敏感甚至锐感的时代,新旧相摹相荡,稍有风云激变,便可吹皱一池春水。“吕家三女一世奇,各树坫坛称女师。”一个才女闯荡世界,已足称奇,何况一门三女?何况三女各擅其长,介入文学、教育、商业、政治、佛学各界,且并有声誉?从这一意义来说,章行严的“淮南三吕,天下知名”之叹,应该不只是他一人之叹,也是当时一世之叹。

所谓“淮南三吕”,即吕惠如、吕美荪、吕碧城三姊妹。这三姊妹既各怀异禀,又承清芬之后。其父为光绪丁丑年进士吕凤岐。吕凤岐为官的一面且略过,难得他秉性淡泊,无意仕进,五十之年便辞官隐退,在六安兴建了长恩精舍,坐拥数万卷藏书,读书吟诗,以书画游览自娱,女儿们也因此早早得到诗文天赋的启蒙。其母为清代著名女诗人沈善宝之外孙女,沈善宝著有《鸿雪楼诗文集》,她“以诗文考婿,应者甚众”正是清代一桩广为流传的雅事,吕母能诗也就不意外了,《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即收录其两首诗歌。三姊妹得此学缘,再加上民国这一容易引发兴奋、堆积梦想、驰骋想象的特殊时代,遂姊妹三人各自演绎了一场或绮丽或飘逸或悲情的人生传奇。

然而,花开花落总无语,旧事前尘两飘絮。当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之后,似乎只有吕碧城一人,至今仍时常出没于文人学者的笔下。但在我而言,对三姊妹最初关注并引发我兴趣的却是老二吕美荪。其《林畏庐》一文有云:“审阅福建林纾畏庐所译各种小说,慕其译述驯雅,语敛之曰:‘窈窕其笔,必风雅其人。’”吕美荪直觉文笔如此窈窕的林纾,颜值一定也高,可惜囊中羞涩,无法赴京亲睹偶像的风采,后得英敛之赞助,才一遂其愿。至于见后的感觉,吕美荪没有写在文章中,但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吕美荪趁着年轻任性了一回,便已是人生一段精彩的记忆了。我一直觉得,过于任性的人,会令人生畏;但从不任性的人生,似乎也未免板滞过甚。因这一风雅其事的任性,我记住了“吕美荪”这个名字。

但平心而论,若论三姊妹个性之异和天赋之高,仍不得不首推吕碧城。“任人嘲笑是清狂,痛惜群生忧患长。无量河沙无量劫,阿谁捷足上慈航。”这样的诗最见吕碧城的性格与气度。这虽是吕碧城晚年参佛之诗,但文气之锐利与其早期文风仍是一脉相承。当然,这样的文风与其为人之特立独行是分不开的。因为禀赋卓异,加上一生跌宕多变,吕碧城的性格也与一般温雅柔和的女子不同,骨子里带着一股自负甚至放诞之气。她的老师严复在给何纫兰的信中即说:“碧城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她一生未婚,她意想中的夫婿应是梁任公一类的人物,但如梁任公这样男神级的才子,举世能有几人?故吕碧城的内心其实是万分寂寞的,而她排遣寂寞的方式便是行为、装束上的放诞不端。对吕碧城一时之毁誉也多因此而起。据说吕碧城居沪时,蓄养一犬,出入以汽车代步,她自己也说“余尚奢华,挥金甚巨”。偶尔穿着晚礼服出席聚会,在当时,那种袒胸露背的奇异装束,肯定吸引着周边惊诧的眼神,再加上她在舞池里翩翩旋转的身姿,绝对时尚得令人睁不开眼睛。吕碧城这种另类的生活方式,不用说,必定会引起种种议论,但我行我素正是吕碧城的个性所在。

吕氏姐妹的出名,在当时更多的是仰仗女学方面的声望。吕碧城是幸运的,她在短暂出任天津《大公报》主笔之后,即得英敛之、傅增湘等相助而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吕惠如、吕美荪随后也任教于女学。三姊妹联手,从事的又是新潮的女学,其受到广泛的关注,几乎是必然的。吕碧城也因此被誉为“北洋女学界之哥伦布”。吕碧城创办女学,其宗旨当然是为了开启民智。她在《女界近况杂谈》一文中说:“夫中国之大患在全体民智之不开,实业之不振,不患发号施令、玩弄政权之乏人。譬如钟表然,内部机轮全属窳朽而外面之指示针则多而乱动,终自败坏而已。世之大政治家,其成名集事,皆由内部多种机轮托运以行,故得无为而治。中国则反是,舍本齐末,时髦学子之目的,皆欲为钟表之指示针,此所以政局扰攘,迄无宁岁。女界且从而参加之,愈极光怪陆离之致。近年女子参政运动屡以相协,予不敢附和者,职是故也。”由此可见吕碧城对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的使命感。

吕碧城特别强调:“女学之兴,有协力合群之效,有强国强种之益,有助于国家,无损于男子。”这种理性的声音,显然也是针对当时女学所面临的困境而言的。能够无惧困难,勇敢直行的人,总能引发我的敬重之心。现在专门的女学已是寥寥,那是因为女学已经不用通过“争”而早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而回到吕碧城的时代,当然是另外一番情形了。科学的女学思路与对男权社会的抗争,其实是需要同时面对的。

但回过头来说,当时女学即便办得再兴盛,也不免消失在苍茫的历史之中。吕氏三姊妹能在当世知名、身后不朽的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仍在文学一端。吕碧城以词驰名,吕美荪致力作诗,吕惠如则诗、词、文兼能。英敛之对三姊妹的看重也缘自她们出众的文学才华。他说:“吕氏三姊妹承渊源家学,值过渡时代,擅旧词华,具新理想,为吾国女学之先导,树吾国女界之标的。”并特别赞赏吕碧城:“人莫不诧为祥麟威凤,在闺阁中固今世之仅见者。”这种评价不免带着个人情感的因素,但三姊妹确实以其行动和文字证明了她们的不同流俗。

近年晚清民国诗词研究渐成热门,吕氏三姊妹也开始受到关注,但这种关注总体仍是相当薄弱的,而且在三姊妹之间,受关注的程度也是不平衡的。实际上三姊妹既同渊源家学,又曾联手合办女学,彼此之间诗词唱和亦多。所以,无论是从诗词本身,还是从女性文学的角度,将三姊妹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都是必要的。徐新韵的硕士论文即研究吕碧城的词,本书则由吕碧城一人扩大到姊妹三人,从文学扩大到教育、宗教等方面,从词之一体扩展到诗、词、文诸体,在考察她们的生平、交游、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对她们的文学和文学观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其收获自然也是多方面的。

吕碧城晚年在《晓珠词自跋》中特别提到“移情夺境,以词为最”。显然,词是最见其心志的地方。“算词人,生带愁来”“人间天上,一样韶华催晚。恨相逢、愁中病中,骞槎不恨星河远。怪吴郎、词笔凄馨,早识飘零怨。”“节到重阳已渐寒,愧无新句送秋残。西风人比黄花瘦,绝代消魂李易安”。时隔数十年后重温吕碧城这样的词句,依然可以触摸到她深隐低沉的脉搏和不绝如缕的愁怨。吕碧城虽然用“绝代消魂”来形容李清照,但实际上其词与纯为闺阁之词的易安词不同,“其艳冶凄馨之处,虽为易安所可颉颃,然碧城则生于海通之世,游屐及于瀛寰,以视易安,广狭不可同年而语”。就寻常语度入音律而言,吕碧城或许比不上李清照;但就词境之大小而言,吕碧城就非一闺阁可限了。

我注意到,新韵花了不少笔墨分析吕碧城晚年的信佛及渗透着佛学意趣的诗词,这是颇为敏锐而且重要的学术维度,因为民国佛学的辐射性和影响力确实堪称巨大。吕碧城于1930年在英国伦敦皈依佛门,自此便“守定心期,总持尘劫,万缘抛下”“拼叫郢苑阳春,换于梵音潮汐”“护手探花亦可哀,平身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这种重埋功绩的心愿,并不是她借着诗歌发牢骚,而是真的从此贯穿到生命的终点。这种从繁华中体会出来的哀情,从哀情中升华而至的通透,不仅需要信仰,更需要智慧。我总觉得,泛泛地说放下并没有多少意义,但作为一名曾经傲视同侪、所得丰厚的女性却能优雅转身、从容放下,也许会显示出更丰盈、更别样的神采。

我近年将主要学术兴趣放在晚清民国词学方面,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词学虽然是传统词学的最后一抹光辉,却也是孕育现代词学的丰厚土壤。类似吕碧城这样兼具新旧词学特点的词人,需要格外关注。新韵此书开疆拓宇,实启我良多。在这个蓬勃的学术领域,我愿与新韵等一起努力耕耘。

彭玉平

201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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