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艺术感觉

2010年4月7日

对于曹文轩，我最近几年关注比较多了，原因是，在当今学院体制下，曹先生身上兼容着学者、作家与批评家三重角色，这自然是当今大学所稀缺的。在北大中文系，大文化的研究已经有遮蔽纯粹文学研究的趋势。这个时候，坚守文学性的“文学内部研究”就很有必要重提一下。

仔细听了曹文轩的讲课，认真阅读了曹先生的学术性著作《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和随笔散文《追随永恒》《阅读是一种宗教》，以及长篇小说《天瓢》等。

我向爱好写作的朋友每每推荐曹先生的《阅读是一种宗教》，提醒他们培养文学的感觉。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对于作家的鉴赏，曹先生创造了一种“曹文轩式的解读”。不管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你都必须承认，曹先生是懂文学的。他坚持文学有恒定基本面，承认有一贯文学性的人，不太欣赏“文学性是一种历史叙事”的相对主义说法；文学的基本，并未改变。我对此也很认同。

我唯一的看法就是，曹先生似乎过于拘泥于审美了，而削弱了思想的深度。个别长篇小说，比如《天瓢》，略带理念的痕迹。不过，从积极方面来看，曹先生借鉴以契诃夫、屠格涅夫到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中外作家作品中的古典形态。在充斥着欲望的文坛追求一种“净洁”的美感，试图开拓现代意象的诗性空间。这种探索是有益的。

曹文轩认为，如果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角度考察，则“深刻”从未作为文学标准的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强调的，是意境、情趣、灵性、智慧……鲁迅放弃小说创作，而改以大量创作杂文抨击时政，正是鲁迅意识到“知识分子”与“作家”两种不同身份的结果。对此，我觉得不应该简单看待鲁迅，也不应该将“深刻”与“意境”等古典文学审美传统割裂开来。毕竟，当下中国文学的超越之路必须是借鉴中西文学传统的基础上的。鲁迅在创作杂文与小说时，分别安置不同的内容，并不存在“知识分子”与“作家”两种不同身份的冲突。我很纳闷，为什么一提“深刻”曹先生就出来质疑呢？我觉得，曹先生此举主要是为自己的小说辩护。

首先谈谈敏锐的艺术感觉。

曹文轩是个有着敏锐细腻艺术感觉的学者型作家。不仅表现在创作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研究方面。阅读他的系列著作，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比如他的小说、散文和评论，你可以感受到他对景物、事物或情绪的描绘中，对存在的感受方面，保持着一种很出色的能力。

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当代作家的艺术感觉一直不太好。曹先生认为，一个作家的感觉能力好不好，并不体现在他对重大事物的感受上，而是体现在他对细微事物的感受上。因为最容易被感觉到的是那些体积粗大、形象突兀的事物，而那些微小、平淡的东西则不容易被感觉到。若是无形的事物，如情感，最容易被感觉到的则是那些沉重的、明快的情感，像悲痛、快乐、愤怒等，而淡淡的忧伤、隐隐约约的惆怅之类的情感，就不容易被感觉到（即使是感觉到也不容易被说出来）。粗大、突兀、沉重、明快的事物，在力上是强烈的，我们容易受其震动，因此容易形成心理印象，而微小、平淡的事物在力上是细弱的，我们不容易受其震动，因此也不容易形成心理印象。

为了论证这个观点，曹先生举了很多例子。有些作家确实倾向于去感应历史、时代和一些重大的存在命题，但他们的功夫恰恰是显示在他们能够感觉到细微之物与写出细微之感觉上，如加缪、鲁迅等。至于一些惯写小调作品的作家，如俄国蒲宁、中国的沈从文与废名，自然更细腻地感应了这个世界。

印象最深的是，曹先生特地举了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和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

《棋王》对生活的真切而细致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又用了承载能力极好的语言惟妙惟肖地表达了出来。“冬日的阳光斜射过来，冷清地照在北边儿众多的屁股上”，“王一生走进屋子，灯光下那个身影被拉长了，投在墙上，灯光摇晃起来时，那身影也摇晃了起来”……这些细致入微的句子，实在使人觉得久违了。他使我们忽然意识到：从前，我们把这个世界所呈现给我们的绝大部分形象都忽略掉了。对王一生将茶几上跳动的干米粒捉进嘴中，随之喉结一动一动的细节的描绘，使我们惊喜地领略到了一种入木三分的观察能力。

《透明的红萝卜》则把当代文学的感觉意识强化了。这部小说给人强烈的印象便是作者的感觉。他用“透明的”的红萝卜和落在水中“发出玻璃声响”的红萝卜，给人们的视觉与听觉带来了莫大的快感。这篇作品之后的《爆炸》《红高粱》等作品，则把他的追求漫无节制地“挥霍”出来。

自阿城、莫言以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可以从杨争光、格非、苏童、余华等许多作家对事物或情绪的描绘中看到，他们在对存在的感受方面，依然保持着一种很出色的能力，并且在质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曹先生也反思了一些作家的“玩弄感觉”。玩弄感觉的风气起于80年代中期，后渐甚，至90年代则大盛。所谓玩弄感觉就是人为地而不是自然地利用语言的活性制造出一些句子，一些意象，这些句子和意象毫无审美的和认识上的价值，充其量只能刺激人的生物感官或使人在心理上产生不良反应。比起小说界来，诗歌界的情况似乎要严重一些。不少诗歌，完全放逐意义，放逐美感，而一门心思沉浸于感觉，沉浸于由感觉的玩弄而产生的只有自己才能领略的快感。有一些诗作者，大概连自己也未能获得玩弄的快感。他们的玩弄，只是一种扬名的策略罢了。

其次谈终极追问和哲学根底。

曹文轩不仅关注语言、叙述、结构、人称等内部因素，同样也关注悲剧精神、神秘主义、终极追问、哲学根底和历史人性诸外部因素，论述起来，深刻而又不乏思辨色彩。

中国当代文学有很多缺憾，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哲学根底。曹先生说：

这里的所谓“哲理性”，显然不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哲理性，它并没有显示出作者对存在、人生、生活、生命、文化、历史的深刻的哲学思考。所谓“哲学根底”，是指统帅作品全局的灵魂，而且，它沉入作品的最底部，通过结构、情节、主题、人物、语言等散射出它的智光。阅读者并不能一下子看清和捕捉住它，却又分明感到它富有生命力的存在。它支撑着整个作品，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张力和诱人思索的魅力。作品因为有了它而变得凝重。这种哲理不是对生活的某一局部的解释，而是作者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它显示了作者对自然、社会、人类本质揭示的企图。

没有哲学的文学是贫血的。过去，我们缺少气度恢宏、深邃旷达的作品。我们拘泥于日常生活，不能自拔，作品不是过实，就是精神单薄。这原因是我们不能宏观把握世界，没有宇宙意识。

曹文轩以新时期作家为例子，指出作家们正在高扬人文精神进行“哲学根底”的探寻。他以西方作家为例说：

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背后无一不蕴藏着哲学。事实上，西方任何一个现代文学流派的出现，都是起因于某种哲学思潮。那些力作，更是深刻、独到的哲学思考后的产物。卡夫卡的《城堡》表现了人对他所追求的目标的无可奈何，人不可逃脱地被一些无形的力量所掣肘。《地洞》的底部无疑藏着这样的意念：人类，在茫茫的宇宙中，只能永远处在深刻的不安和焦虑的心理状态之中。《变形记》使人产生暗淡、焦躁、压抑的情绪。这种情绪体验，促使人思考被社会变异了的人类的心绪。《等待戈多》《局外人》等，也都含着令人深思的哲学主题。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无疑是哲学时空观的形象化。萨特的《苍蝇》《恶心》等，哲学意识更是清楚不过。西方的文学艺术总含有某种哲学动机。这里，我们还不包括那些诗化哲学和哲学小说（如郭尔凯戈尔的《人生大道上的驿站》，摩勒的《一个丹麦大学生的遭遇》，尼采的哲学诗）。

曹文轩集教授、作家、学者于一身，这在北大实属凤毛麟角。对于文学和写作，他有自己独到的体验，能说到点子上。他对文学和人的关系，文学对人性和诗性培养的重要意义，写作对于人的精神发展的意义，都有精辟的阐释。他认为，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悲悯情怀，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文学进入现代，过分注重了认识价值，放弃了审美价值。认识价值过分注重真实，将现实作无机的处理，将丑陋也写进作品，他认为这是文学观的一个误区。

作为一个作家，曹先生认为，文学就是一种用来书写个人经验的形式。一个人必须写经验，这些经验与你血肉相连，而不是后来人为观察出来的东西。作品的创作最重要的是与作者的命运联结在一起。

曹先生特别强调，文学为人类提供人性基础。如果这样定义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良好的人性基础究竟包括什么样的内容，也就是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维度？我想第一点肯定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道义感。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作为一种精神形式，当初就是因为人们发现它能够有利于人性的改造与净化，那么人类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样一部文学史，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样一些文学家，因为文学从开始到现在，对人性的改造与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人类的精神世界里边，有许多光彩夺目、精美绝伦的东西是文学给予的。在我们人类今天诸多的美妙的品性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所以说没有文学就没有今日之世界，就没有今日之人类——我觉得这个话不算是一个大话。

最后，反思一下曹文轩的古典美的追求。为了方便，联系沈从文。沈从文笔下只有美没有丑，而把审美和现实混淆。既然是现代社会，就要讲一个人的生存权利。因此，我从沈从文的小说里读出了“心惊的残酷”，而这不能仅仅被说成“淡淡的悲哀”。生命高于审美，只有美没有丑是荒谬的，川端康成和芥川龙之介就是个例子。文学不只是纯文学，文学孤立到只是文学的地步还是文学吗？文学与其他学科（哲学、宗教、历史、伦理）只能互相包容。族群的自负、文化的自负使审美的意义更为复杂，如何评价审美？这是一个问题，再者，文化相对主义会不会成为文化虚无主义？曹文轩也是，假若把古典美拔高到一定程度从而高过生命的生存权利，肯定是荒谬的。有一节课的内容是“心灵的风景”，曹先生饶有意味地大谈什么“美的浸润”“格调和情调”“抒情法”，谈“凄清孤独之美”，谈枯山、老水、废墟和旷野……于是，他又举例说明美与丑的不和谐，比如“一个时髦年轻女子抠鼻屎”，“老女人的耳朵就像夏天枯萎卷起来的叶子”，直到把许多学生讲出笑声还不停下来。

高远东：精谨缜密

2008年5月6日

这节鲁迅研究课上，高远东请来了交响乐演奏家王西麟现场用音乐来演绎鲁迅的作品。王先生经历坎坷，富有激情，他分别播放了三首自己谱写的纪念鲁迅的音乐：《黑衣人》歌里，古老、蛮荒、神秘、恐怖；《过客》的配乐，凄风苦雨，毛骨悚然；《第五交响曲》，深情、愤懑、追思。

欣赏王先生的音乐，时时感受到一种抗争和冲突，在这个处处和谐了的时代，用他的话来说是“大鬼的哭泣”，特别是《铸剑》中殊死搏斗的精神。

……

高远东给我的感觉，就是“严”而认真。

他身上有传统士大夫的品质，也不缺乏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过他从不以过度张扬的知识分子姿态出现，而是以一种严谨的学者和思想者的形象面世。在一些学术前沿问题上，他通常讲出别人所体味不出来的真知灼见。他像王瑶、严家炎、孙玉石这些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一样，不是那种见风使舵、逢迎权势的人，而是以他的全部生命和心血，投入培养学生的教育事业。他以高度认真的精神对待教学，备课非常认真，他的讲稿，每次都写得特别细心、工整，而且是亲自将大纲打印出来，发放给学生。这在多媒体普及的北大，估计也只有他这样认真的学者能做到了。他的字又写得好，板书工整，像是漂亮的书法珍品。

高先生有个看法，鲁迅是大家，沈从文是名家。沈从文对人、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态度，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方向正好相反。沈对“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有自己的看法，其思想的“原点”不在“五四”的现代性里。因此，沈从文的“现代性”是抗“五四”的现代性。与“五四”相反，沈从文认为，中国自从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人的生活和价值观都出了问题，传统的美德都没有了。虽然解放了人性，但人也因此苦恼，找不到可以肯定的东西去追求，丧失了古老文明的延续。沈从文来自民间，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对于中国社会、生活和人性的看法不同于“五四”以来的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美好的自然和质朴的人性保留着怀恋。高先生重点阐释了沈从文小说的“湘西世界”，沈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人的理想、风土人情和奇异的世界以及对于生命自然的看法与儒教文明统治下的看法不一样。

旁听过高远东的鲁迅研究、周作人问题研究、大学语文等，也算是囫囵吞枣吧，一直在消化他的课，深感先生为人温朴，治学严谨。他跟那些热衷云山雾罩的所谓研究相比，大概属于肯在基本功上用心的研究者。他对鲁迅、周作人的整体把握，对于鲁迅与传统儒、道、墨三家的研究，以及他对鲁迅研究史的梳理，都是很深刻的。这种质朴无华、大智若愚的研究，我口慕心追，难以企及。

高远东惜墨如金，著书一部，名《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该书写作横跨时间很久，足见先生追求真理精谨缜密。书中认真解决了几个颇为重要的问题，比如鲁迅对于儒、墨、道三家的批判与承担，鲁迅与中国现代性问题，鲁迅的“自由”观问题，鲁迅思想中“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历史发掘，鲁迅的小说及其他。高先生从鲁迅、丸山升们的存在里，得出教益和启示：“在当代中国，我们需要自由主义，但也需要提升、完善自由主义；我们需要左翼思想，但更需要深化、发展左翼思想，而鲁迅、丸山升们的存在，就可同时在两个方面和两个方向给我们以教益和启示。”

作为思想者，高远东是严肃的。他在本书的后记里说，“实在惭愧，本论集算我的‘书’了，却总觉得不如仍旧把它抹杀为好：一是因为我自己仍旧没弄清楚这个问题，即，真理如果不被说出，是否它就不存在？思想如果不表达出来，是否就等于子虚乌有？我总是恍惚觉得，即使全体人类消灭，宇宙的天道也会一仍旧轨，支配着它的运动。真理即使始终埋没，依然会在自然和人类社会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思想即使没表达出来，或许会以语言之外的其他形式自行说话也说不定。何况自己所写，只是一己之得的‘意见’，不仅够不着‘真理’的级别，连次一级的‘学问’的边儿也还差得远呢！此外，庄子说过，‘大道默默，小道切切’——既然切切者为小道，而自己连微小道、细毛道都不及，为何也装个大道的样子，正事不作，整日默默，扮酷唬人呢？算计下来，这样做其实也并不吃亏。”从悟道的角度来，很多鲁迅研究学者确实没有开悟。连鲁迅悟道否还没弄明白，更不用说超越鲁迅——仅仅能够理解一些，也许已经十分不错了。看看那些催促高先生出书的善良人们，真不知说什么为好，或许是躁郁时代的一种悲哀吧。

2007年以后，我在北京工作之余，经常去北大中文系听课。高远东给本科生、留学生和研究生讲授“大学语文”“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周作人问题研究”等专题课。只要能有时间，我都会听听。这样，在将近几年多的时间里，我同高先生的接触就多起来了。我一次一次系统地聆听了高先生那些充满魅力的讲授。他总是用他那亲切缓慢的山西口音，慢条斯理地讲着他对鲁迅和作家的独到的理解。有些道理当时未必一下子就能接受，但是听课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能由此更深地悟出先生所讲的道理来。高远东是个诚挚、朴素、严谨、低调、缜密的人，他讲课的时候，不靠哗众取宠，取悦于学生，更不会在课堂上向学生炫耀知识和故弄噱头。其实，真理是朴素的，假若在课堂上煽情炫耀，固然可以赢得学生的喝彩，但是，如果把握不好界限，这样一来通常离道很远。

之前，读过高远东2000年发表的随笔《读鲁迅》，从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才情与思辨。依笔者在北大旁听的感受，高先生的精彩见解还有不少，可惜除了这本专著以外，没有留下更多文字。我想，高远东这样严谨的学者，如果写些学术随笔，肯定与一般人不一样。一般而言，中文系出身的人，写文章才情有余，思辨不足，高先生显然不属于此列。

高远东的问题意识、辨析能力、思想能力都让我深受启发。他的鲁迅研究直接启发了我，特别是他关于鲁迅与先秦儒、道、墨三家文化内在关联的研究，在我最初思考转型的时候启发了我。文学为我带来了丰富的情感、审美的体验、敏锐的感觉，可是也给我带来了痛苦。有文学思维的人非常感性，观察细腻，这对于某些事情也是极有好处的，但是，在思考人生终极的问题上，我明显感觉到文学的局限。在我思考转型时，高远东高屋建瓴提出中和之法和整合之法，这些都很有见地。他让我意识到，如果要想更深入认识鲁迅，必须要在知识结构上完善自己。此后，我重点去哲学系、宗教学系、历史系听课。

何怀宏：文学与伦理

2010年5月7日

一

何怀宏在北大讲授“文学与伦理”专题课，语速特慢，似乎总沉浸在思考的状态之中。何先生有一头柔软的淡棕色头发，有些乱，举手投足之间，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庄重。

“文学与伦理”专题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探讨文学与人生伦理，重点是近现代文学及其中反映出来的现代人的道德困境和选择，尤其是从有关生命原则的命案小说中反映出来的复杂人性和底线伦理。

何怀宏说，伟大的文学作品能形象和鲜明地反映人的处境、性格、命运以及社会道德的冲突和个人精神的状态，生动体现人们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理想的探求，展示人性的复杂性和深度，故而与现实人生和社会伦理有一种深刻而紧密的联系，很值得进行一种哲学伦理学的分析和挖掘。

何怀宏的课，注重精选文本的阅读和分析，通过分析这些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点，使同学们在阅读这些作品中不仅有审美的感知，也获得道德和人生哲学的一些感悟，了解人性和伦理的一些基本内容，从而丰富和深化自身一种能够自律自主的精神世界。

对于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何怀宏概括说，“这一文学传统的核心是一种对于人的灵魂与精神、人的处境与命运的深深关注，是对道德与上帝、自我与社会、时代与民族诸多重大问题的紧张探索，而它又有一种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与之偕行……所以，即便在20世纪这片大地上的文学最受政治钳制的年代里，不仅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一些对现实的批判反省和纯洁的人道主义关怀，更有直承这一传统的潜流不绝如缕，对精神、上帝和永恒事物的寻求依然隐藏在一些孤独的灵魂中，而一旦展露就是一道洪流。”

印象深刻的是，何怀宏对于俄罗斯文学的见解，特别是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所包含的伦理意蕴，对我颇有启发。何先生是在20世纪90年代着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突然打动他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他久久不得其解、很困惑的问题，比如意志、精神和社会的问题，陀氏已经在小说里深入思考了，还有自由、人性，使他非常震撼。显然，类似的作家，中国现代作家确实少有。

何先生引用一个说法，高中生应该读《罪与罚》，大学生读《群魔》，到了研究生或者研究生以后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因为《罪与罚》相对来说特别紧凑，在情节和故事人物方面很吸引人。另外他确确实实提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个人如何立身。这个不是简单的道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道德永远和灵魂，和最深的东西在一起。所以他记得读《罪与罚》，最感动的就是一个凶手和一个妓女，两个人在一个灯下看一本最神圣的书——《圣经》，当时他眼泪不禁就流出来了。一个凶手，一个妓女，在那个灯下看最神圣的一本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面，最低的永远和最高的联系在一起，好像最表层的永远和最深邃的联系在一起，所以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检验我们心灵是否足够深邃，是否足够强劲。

何先生特意提到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神学家的著作不一样。如何从陀氏那得到最多或者是最深的东西？何先生认为，就是把某些新的阅读法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的和心灵的，政治和上帝，或者道德和上帝，这两者在他那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陀氏不是只有一个方面。我们读一些神学家的著作，他们好像仅仅是关注灵魂，他们说的语言好像是陌生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这样的，他永远好像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他是紧密地将社会、政治和时代联系在一起，永恒和时代联系在一起，最低的和最高的，最浅的和最深的都联系在一起。他其他的小说也是这样的。他永远非常强烈关注时代和社会，包括他总说他是时代的儿子，也是民族的儿子，但是他也永远有一个灵魂的向往，就是追求永恒，渴望永恒。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把人的现实和理想发挥到极致。

这个是特别吸引何先生，也使我们特别感动的地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面，很少发现自然描写，比如说像屠格涅夫那样的美丽的自然风景。他很少描写自然风景，甚至也很少描写爱情，比如说像我们看到托尔斯泰那里的爱情，如《战争与和平》，还有《安娜•卡列尼娜》的那个爱情描写是非常深入和动人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面很少这样的描写。他非常集中地关注、关心人本身，他关注所有的人，就是人的命运、处境。男的女的都不是很重要，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他的眼里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人和上帝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人脱离不了这个社会，人脱离不了时代。然后呢，他追求既是有限但又有个无限的一个存在，所以在这一点上非常特别。

何怀宏认为，单纯就文学的成就来说，他感觉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总体上不如托尔斯泰，但是在思想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超过了托尔斯泰。至于托尔斯泰，何怀宏觉得他最好的作品就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到了托尔斯泰的晚期，包括《复活》中有一些思想，依然很感人。但是呢，他的晚期作品在对人性的认识上，也包括人类的出路上，甚至可以说是他只能起到某个极端的片面的深刻的作用。他不是一个大道，这是说托尔斯泰。何怀宏在他的《道德•上帝与人》的修订版那本书里面专门增加有一个补编，大约有十万字，就是专门写托尔斯泰，说托尔斯泰的矛盾。

关于这一点，其实鲁迅是与之有些相似的，但鲁迅走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高度，原因是鲁迅缺乏一个厚重博大的基督教信仰的背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区别，有些像鲁迅和沈从文、废名的区别。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写人的复杂、阴森，但是他们内心最深的东西是温柔的，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何怀宏还比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观点精辟。

鲁迅是非常伟大的思想家。但第一个，他的文学成就不是世界性的，对日本或在亚洲有一些影响，对欧美几乎没有多少影响。另外，除了文学，他思想的成就体现在思想的深刻性上。鲁迅自己说，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也常常是难以忍受，废书不观。我们知道鲁迅是足够坚强的，但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深入了，没办法再忍受了，要逃出来。包括我们这些陀迷，也不可能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待在一起，也会想逃出来。但是如果你一生从来没有去读过他，没有进入过他的心灵世界，那是很遗憾的。比如说他揭示现代世界最明显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上帝死了，是否就什么都可以做？这个是现代性的特别突出的非常典型的标志。权威没有了，是不是人什么都可以做。这个问题太重大了，还有在《宗教大法官》中谈到人性，谈到自由，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自己的自由。自由不仅仅是一种享受，自由也是一种负担，是忍受，要承担。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他是残酷的天才，因为他会告诉你，人不是总那么理性，还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所以人间的天堂，社会的完美，有时是相当可笑的，尤其是以这样的理想来号召，比如说杀人，集体杀人，革命暴力，这是相当可笑的，这没有充分认识人的复杂性。我反复想，人可以自己自愿地从内心去试图永远不停步地去追寻上帝，但是试图把这个社会改造成一个人间天堂反而可能带来灾难。他永远让我们正视这一点，这个对人性的认识是托尔斯泰不可匹敌的，这里有一种曾经深入到人类和人性最底层，洞悉其全面性复杂性，而托尔斯泰终生都是个贵族。

以前在阅读钱理群的时候，觉得他很有思想，然而，只要读读上述何怀宏的观点，你会觉得他走得更远。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的局限就在于缺乏基督教信仰资源。鲁迅对于人类和人性最底层的全面性复杂性，还缺乏足够深入的理解，也正因为如此，他一度陷入“人道主义或个人主义”之间苦苦挣扎的苦恼。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充分认识到人的复杂性，甚至人全部的黑暗性阴森性，却也看到了他的洁白他的光明他的向善。这体现在他个人的生活，包括他和他妻子的关系，包括他对孩子的态度。他肯定也体会到非理性的一面，包括他自己也不可遏制地要去赌博。他由此认识到人性的很多东西。他写的《死屋手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在一个完全绝望的环境里，这是其他的俄罗斯作家没有经历过的。他的经历是最独特的，同时也是最苦难的，但是他没有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信心，也没有丧失文学的天赋。

何怀宏说，俄罗斯文学中有一种特殊的心灵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少的小说主人翁都是思想者，比如他的《少年》。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少年，在生活上，他还是一个思想者，他思考很多很根本很重大的问题。这个思想还是正在成长中的思想，没有成熟的思想，但是也有许多的各种各样的开放性。《白痴》里面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在某种意义上他是社会上很不成功的人，但很幸运的他也有遗产，过的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有人甚至认为这有点类似于耶稣。他已经考虑的不仅仅是我自己要怎么去寻求外在成功，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去寻求内在的生活，充实的意义，而且是一种善良，对所有人的宽容、谅解和爱，但是这条道路上爱的困惑始终存在。《战争与和平》里面的皮埃尔，他对其他很多事情都心不在焉，但是对灵魂的事情他确实很在意。如何在一种普通寻常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意义，确实在俄罗斯的文学里有明显的印证。

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作家与俄罗斯作家的差距所在。在接触了陀氏和基督教之后，我似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真挚和质朴、深度和广度，其乐感文化培育了不惧痛苦的本能。

二

那天晚上是何怀宏的课，他在半路上堵车了，助教只好先放电影《战争与和平》让大家欣赏。我埋下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一段，不禁陷入沉思之中。

“宗教大法官”一段似乎在证明这样一种道理，即不能用追求实物神秘和权威来代替善，假使驯服是用面包换来的，那还有什么自由呢？是的，一旦当历史理论开始质疑上帝的存在，人们因饥饿的肉体而放弃天上的面包时，问题就产生了。

于是，打着旗帜只不过要推翻重造世界的“多数”，不再相信“少数”，甚至也完全无视那个终极“少数”（上帝），于是在神性世界是“少数”所获得的优越感荡然无存，这是否反映了19到20世纪自由神学的困境和面对社会问题的乏力和无奈？是的，面包比信仰（道德）更诱惑人，好奇心胜过信仰，人类倾向于服从权力（力量）。宗教大法官是一个矛盾的化身，一个最虔诚渎神者。在他看来人不需要耶稣和拯救，不需要一个外来的帮助，人们只需要信仰自己心中的上帝，而非外在高高在上的神。这点倒十分像中国禅宗的创始人慧能，他认为佛就是自己的本性，只要能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就会觉悟了。问题是什么呢？人人都迷恋自己，就变成了自我中心。所以，要在本质中发现那个“上帝”，也困难重重。

什么是自由？自由的价值更在于精神的价值，拥有了自由，发扬了自由就可以很好地摆脱人自身存在的奴性，不再是迷茫的跟随者。宗教大法官并不否认自由的确在人存在中的重要性，但是“人类生来就比你想象得更软弱而且低贱”，对于那些脆弱的平庸的人来说，用面包换取自由也许是个最好的选择。只有少数人可以在饥饿、不毛的沙漠中忍受煎熬，背负着耶稣的十字架。不是上帝死了，而是我们饱含爱、善与真的心没了，是人类舍弃了对自由的追求，撕碎了一切美好的事物。

大众需要一种规训的信仰，在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无法满足时，对于上帝的背叛和质疑，自然顺理成章。基督许诺人们自由，不愿以面包来控制人心，但是人们更需要的显然是面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由不仅不能当面包吃，甚至还是一个难以承担的包袱。因为，自由只是一种价值，一种爱，一种责任，与功利无关。伊凡说他也愿意承认上帝，但却不能接受上帝创造的世界——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不能接受其中到处可以见到的罪恶和苦难，尤其是加于孩子的罪恶和苦难。有许多苦难是人为制造的，人不知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爱自己。这就又把谈话的路线从上帝引回到了人，引到人性的深处，但却仍然始终不离上帝，面对上帝！尽管人心中隐约具有沉溺于物质生活的不安，但人们还是软弱的，意志薄弱的，又是叛逆的。面对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大多数人只能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才去追求精神需求。而只有少数人可以忍受物质的不满足而追求精神需求。宗教大法官利用这一特点，把面包给了大多数人，因此，他就成了大多数人的领袖。

何先生的文字很耐读，也不晦涩，更重要的是，他不像某些成名学者，整天炒作自己那点有限的“思想”。他也出书，但是很有节制。比如，只要读一读《良心论》《道德•上帝与人》《渐行渐远渐无书》《比天空更广阔的》等书，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对思想十分认真负责的人。

何先生总是在质疑，他似乎对目前的思想界不满意。何先生认为，中国人更表现出一种智慧而不是思想。这智慧在某种意义上是重述的智慧，重就是重复，许多东西是述而不作，或者以述为作，很不容易创立新的概念。何先生举例子说，比如相对《左传》《尚书》，司马迁算是一个开创者，他用编年体写史，后人就学他，都是编年体，一直都没有变化，包括《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算是学术史，但基本上是文献按照编年的汇集。少数本来有开创能力的人，可能因此受到无形的束缚，因为形式、题材、时代的限制，没能开创新的格局，所以中国不容易出现很多种不同观点的而且是追根究底的思想家或学者。

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小说以后，我在纠结一个问题：如何面对人性中的兽性？如何看待这种不完美的缺陷？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何怀宏认为，兽性不完全是坏的，我们有兽性或者是动物性，其实我们的一些动物性非常可贵。如果没有动物性我们就没有活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如动物的一个地方是，动物永远不会那么恶意地，哪怕对自己没有任何利益时也去折磨别人，这是动物不会的。它也不会为自己伤害其他动物的行为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只有人，会有时候没有任何好处也想折磨别人，这个是人其实不如动物的地方。但是人如果仅仅满足动物性的话，人之为人，你的优势在哪里？你的特性在哪里？他肯定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人真正的进化在那里。这个就是俄罗斯文学依然有价值的意义所在。

谈到中西文化的比较，何怀宏说，是文化的类型不太一样，很难去做一种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线性的比较。它们的内心很不一样，就是说很难作历史性的价值和进步的比较，而是类型的不同，也可能就是这一种生活方式是很好的，另外一种也是这样。追根究底来说，那肯定中国文化传统不像西方浮士德或者普罗米修斯的精神那样彻底和无限，但是也达到了足够的境界和高度，所以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研究的意义。

谈到鲁迅的“永不宽恕”，何怀宏说，鲁迅批判了梁实秋、顾颉刚、李四光等很多人，其实这些人，并不是坏人，但他依然不宽恕，这个显示了他很决绝的态度。鲁迅有这么一个特点，他是欣然于痛苦。像我们一般人跟别人搞坏了关系，伤害了别人得罪了别人我们心里不太舒服，而他不太在乎。因为他自己觉得别人伤害了我，我也不在乎，我能忍受得住，我能承受得起。但是别人不是都和你一样，有很多脆弱的人，人的脆弱性复杂性你能想到很多很多，性格不像你那么坚强，不像你那么强悍那么硬骨头。我觉得这个事情上一定要想到，不光是我自己，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所以，至少从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是必须考虑宽容的。

何先生在讲鲁迅的时候，特意把鲁迅与耶稣相比。鲁迅的这种唤醒是在人间层面的，是服从一种改造国民性、创造新人的尘世逻辑，而耶稣却是最终以彼岸为依归。他提出一个疑问，“在鲁迅那里，有一种对自身乃至一般的（包括他人的）痛苦的细细玩味乃至品尝。这也许使鲁迅达到了某种中国精神的最深处，但同时也可能意味着他不仅和耶稣，也和大众有某种永远的距离。鲁迅对自身的精神痛苦能够有一种极大的承担，但大多数人的天性都是趋乐避苦的，乃至主要是追求物质的安适的，如何对待他们？是要求他们上升到和自己一样，还是像耶稣一样去俯就他们？”

何先生认为鲁迅本质上是反快乐主义的。能承受精神的痛苦，特别能承受残酷的灵魂考验，这在中国作家之中是极其少见的。是的，我也认为鲁迅区别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就是能自觉承担痛苦，只有通过痛苦，他才真正能体会生命的真味。这点与苏格拉底、耶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些类似。当然，我也认同何先生的观点，即便自己有担当痛苦的能力，也不能拿这种能力要求别人。伦理是常人之理，就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喜欢快乐的。《伤逝》中的涓生告诉子君说他不再爱她，就等于把她推向死亡。追求真实是对的，于是，真实与生命相比孰轻孰重呢？鲁迅是独异的，也只能是个案。

鲁迅的绝望意识，最先也是最深地伤害了他自己。绝望意识是最高形态的虚无主义，然而鲁迅是苛刻的，执着的，他不肯为他保留任何一个虚假的精神安慰，不愿意在虚妄离奇的想象中得到解救。

鲁迅绝望意识的最终指向，是一个祈求得到解答的问题。任何一个鲁迅精神的真正的和健康的继承者，都应该真正地走向这个问题，而不是沉湎于鲁迅的绝望意识当中。鲁迅以他的悲剧生命证明了他的绝望意识的失败，所以我们这些后人，如欲真正走向鲁迅的问题，进入活生生的生存场景，就必须先告别鲁迅的绝望意识，走出那个由后来的鲁迅研究者所构建的虚幻的场景。

一位基督徒朋友读过我的文章后对我说：“从中感觉到你内心的焦灼和痛苦，希望你可以早日走出来，不再受罪的辖制。”几年以来，读鲁迅渐渐也有了这样一种心境，特别到了北京以后，这种感觉还要持续下去。

根据我现在的阅读感受，一个年轻人刚刚从学生时代上来，或者还没有脱离学生时代，很纯洁，也很天真，可塑性比较强，没有更多的社会经验和更为健全的心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阅读鲁迅，容易引起叛逆心理。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承受鲁迅精神重压的能力。一位朋友对我说，鲁迅的文字倾向于鼓励人建立一种并不完全的对世界的偏执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自我封闭的心理，进而在这种心理基础上进行道德（思想）的反身审美。而这是危险的，某种意义上说，是可怕的。鲁迅的性格和社会使命感，早早地将他驱入文化的批判与建设（以前者为主）的壕堑之中，对于人性的恶认识不清楚，加上少时天性良好，受了荼毒，所以在回击时有“绝望”“仇恨”“冷嘲”，这需要借助基督教文化资源加以审视。基督教文化对人“罪性”的认识是深刻的，比儒家的乐观看法清醒。

在西方思想史上，漫长的争论，没有休止。理性和上帝一直在苦苦地争夺对人类的控制权，或者说他们一直在强调它们才是人类的拯救者。人们在两者之间徘徊，无从做出明确的选择。舍斯托夫有感于人类在理性里过得时间太长，理性的统治在黑格尔等人的努力下已经走向僵化，他提出人类应该砸碎理性的机器，掐死心中那条该死的蛇，回到上帝的怀抱。在近现代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也同样如此，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观念，都是理性的产物。中国人也接受这些诱惑，认为这是拯救中国积贫积弱的良方。人们似乎过于关注了尼采对鲁迅的影响，而忽视了郭尔凯戈尔。这个理由就是郭尔凯戈尔的存在哲学，只有对伦理有着一种来自宗教的否定，一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否定，这个否定才更激烈更彻底。在《铸剑》里黑衣人的表述很有意味：

“你吗？你肯给我报仇吗，义士？”

“啊，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

“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侮辱的名称。”

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有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没有任何的伦理道德诉求，只是复仇。这些所谓的伦理道德已经不干净，是必须否定的。在清除这些之后，复仇就是复仇，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也不需要再来一个命名。鲁迅或许太不喜欢命名，他为这个精彩的复仇安排了一个可笑的尴尬结局。他自己也非常不喜欢别人给他的所谓的“青年导师”的命名，他将自己死后为自己命名的家伙比喻成一些在战士尸体上嗡嗡响的讨厌的苍蝇。在删除了命名之后，在清洗了伦理之后，鲁迅找不到方向。他自然对西方的上帝不亲近的，他所寻找的济世良方是没有的，他最先找西方的超人，找墨家的侠客，找魏晋的风度，都不能拯救中国人。他在做没有落脚点的飞翔，绝望而没有方向，最终他无奈地落到马克思主义上。可能他太累，想歇一歇，这时他的生命也已燃尽，终于死在路上。他不相信黄金世界的存在，狂人虽然类似超人，但始终不是。狂人似乎将一切的伦理道德都怀疑到了，但始终没有打破的勇气，但最终，就是这位狂人开始了本真的复仇，没有任何道德诉求的复仇。鲁迅似乎总是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孤独的抗争者的地位，他不想人们对他进行道德伦理的命名，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被人们大大地命名。这真是一个可笑的悖论。或许他坚强的反抗就是为了济世救人，这个命名大到可以将他当作救世主，但鲁迅明显不是，也不愿意充当这个角色，他对自己是时时刻刻都在怀疑批判的。鲁迅的思想明显来自于对郭尔凯戈尔的解读，当然也有尼采的一些想法。从理性里反抗出来的尼采将人类的理性已经打破，但没有砸碎，他运用的工具依然有理性的成分，而郭尔凯戈尔使用的工具是上帝，是比理性更加坚硬的上帝。

鲁迅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独异个体以一己之力尝试救赎的悲剧命运，这是无神语境下的荒诞英雄。站在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在通向伊甸园的大道上，最大的拦路虎就是蛇，最大的诱惑是理性。人类唯有摆脱蛇的诱惑，砸碎理性的机器，忏悔过往，回到上帝那里，让信仰成为生命之树，让它长成参天大树，成为拯救之路。

鲁迅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社会的洞察，对人性的批判，尤其是对自我的拷问，都值得基督徒学习。归信耶稣后的保罗还说过“我真是苦啊”，可见信仰耶稣后，仍然会有很多的挣扎，仍然会有内心的战斗。但是我感觉很多基督徒都没有认真面对自己的罪性问题，他们没有经过战斗，就已经早早得胜，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这些基督徒将信仰看得太容易，把人性看得太简单。以这种信仰基础去说服那些“战斗着”的人（如鲁迅），别人又怎么会接受。但鲁迅值得基督徒学习的，却不是他对社会的洞察和对人性的批判，因为在鲁迅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一个人或一个思想体系对社会和人性本质的洞察和揭露在深度和广度上可以与基督教思想体系相提并论！

鲁迅之所以值得（基督徒）钦敬，是因为他始终充满凛然的正义感，对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毫不妥协，对民众乃至民族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这与《圣经》的教导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合的。《圣经•旧约》中的《弥迦书》上说：“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基督徒在归信耶稣之后，仍然会有许多挣扎，许多“内心的战斗”，这是事实。但这种挣扎与未信之前及不信者的挣扎相比却有本质不同。未信和不信时的挣扎是看不到“彼岸”，找不到路径的挣扎，是迷惘、无助以至绝望的。信后的“挣扎”却是已经看到了“彼岸”而在通往彼岸的路径上遇到的试探和试炼，虽仍觉痛苦，却是充满平安和希望的，因为知道也相信神的应许。

《圣经•新约》中的《罗马书》中保罗说“我真是苦啊”，首先，这话是就未信之前说的，因为这里保罗一直在谈论的主题是（守）摩西律法，而已信的人不在摩西律法约束之下，所以，保罗接下来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其次，这里的“我”其实并非实指，即不是特指保罗本人，而是一个不确定的指代，好比“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中的“你（的）”。一个人归信基督教信仰，并不等于就到达极乐的彼岸，而只是开始了通往彼岸的艰难的“天路历程”。

换一个角度说，一个人归信基督教，也不等于就是成熟的圣徒，而只是开始了坎坷的成长之旅。（这个过程听起来似乎与某些宗教的“修炼”类似，其实却有本质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基督徒的天路历程有神亲自引导、保守。基督徒也不避世修炼）初信的基督徒往往热情而幼稚，网络上有不少这样的基督徒，有时容易造成某些负面的影响。但念及他们信仰的资历以及他们的真诚与善意，实在也无可厚非。倒是要留意某些反基督教者为败坏基督教而假冒基督徒的作为，并非凡自称“基督徒”的就是基督徒。一个没有（客观和终极性）信仰的人，虽深邃、睿智如鲁迅，也不免在深切的迷失与怅惘之中痛苦而无助地彷徨……

所以，读读何怀宏的著作，我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是北大教授中最具有思想家气质的人之一。能旁听何先生的课，是我的幸运。

与某些激烈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和纯粹书斋学者不同，何先生是一个思想者，而这样的人，即便在北大，也是很稀缺的。

眼下学者太多了，有开创能力的思想者很少。就鲁迅研究而言，集中了大量学者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鲁迅研究界鲜有学者“以鲁迅为方法”建构自己的体系，大多都是重复，更重要的是，这种对鲁迅思想偏解的重复已经出现负面影响。我喜欢何先生，是他温和的气质——这种气质在以激烈蛊惑人心为满足的知识分子那里，自然被误解成“保守”，可是何先生考虑的是另一种平衡。针对激烈、偏激的言论，他在《让温和成为中坚的力量》一文中写道，“我相信许多激烈者的态度是气质或处境使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无法不如此，这也是使人觉得情有可原之处。他们渴望燃烧地表现自己。而在一个有些沉沉欲睡甚至死水一潭的社会，我们也希望听到一些激越的声音……但是，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平衡，另一种中和，即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同一个群体中所体现的中和。社会激烈的左右摇摆或互相攻击常常代价太大，甚至有时动摇‘国本’。而且，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它是从一个激烈动荡的二十世纪过来……所以，我们得考虑我们更需要借重一种中间力量、中间态度。也就是说，应当有意识地让温和成为一种中坚力量，尤其是作为主要的建设性力量。”

当下中国，尤其需要何怀宏这样温和、清醒和理性的学者矫正那些激烈、偏激的言论，让温和成为一种力量！

如今的北大，缺乏这样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痛感体验，对中国思想界现状的清醒认识，用焦灼的灵魂去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不知疲倦，执着探索，拒绝安逸，拒绝蜕变，拒绝拷贝，永远在流浪。

这样的知识分子意味着边缘，边缘意味着独立和质疑。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拒绝附和从属，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或许，何怀宏就是这样的人！

李扬：爱上《大话西游》

2008年4月9日

晚上，李扬讲周星驰的“搞笑”哲学。他从网上下载了2008年周星驰专业研究生的入学试题，——向学生提问，很有意思。前些年的课堂上，李扬给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讲《北方的河》时，自己十分感动，学生很难被感动。对此，他感到不解，就问学生。一名学生建议他看《大话西游》，还说：“如果你能被《大话西游》感动，我也能被《北方的河》感动。”回去之后，李扬就买来《大话西游》，关上门来看，感觉太闹太吵心情煎熬，实在看不下去。第二天，李扬走进教室时，学生们都用满怀期待的眼光看着他，有名学生问：“李老师，《大话西游》看了吗？”李扬答道：“看不下去，都是搞笑的……”这名学生十分失望，终于他忍不住了，说了一句：“老师，你不觉得你很搞笑吗？”李扬内心被震惊了，他称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几年以后，当他回忆这个故事，说了一句话：“搞笑是一种生存状态真实的写照，经历了内心的分裂以后，人便会发现这种状态。”他又列举了尤奈斯库、加缪、余华和卡夫卡的例子，以此来说明人与这个时代的关系，那就是人的存在充满陌生感、孤独感和灾难感，置身一个荒谬的境遇里，每个人都是脆弱的。加缪说过，在人生中间知道荒诞的人才不荒诞，不知道或不承认荒诞的人才荒诞。

《大话西游》不是简单的喜剧电影，是一种掺和了正剧因素的无厘头电影。周星驰电影里的主人翁都是一些有着缺点的小人物，而且言语粗鄙，表现手法多为时空倒错和戏仿，通过两种方式对现有规则进行消解，对世界重新诠释。《大话西游》1995年在内地公映，票房很少，被认为是一部失败之作。1996年电影进入学院时，开始热了。真正的热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BBS论坛上，1996年和1997年该片的VCD热卖，当年去美国留学的学生疯狂购买，海淀区一带音像店的VCD被买一空。然后，学术界推波助澜，李欧梵与周星驰展开对谈，更是让该片进入学术视野。据闻，周星驰已是国内五所重点高校的客座教授。

在S城工作时曾看过此片，当时感觉太闹，看不下去。2005年重看此片，特别是看到片尾孙悟空吃着半截香蕉时，内心好像被什么揪了一下，隐隐不快。今年，在北大又连续看了两遍，感觉不悲不喜，进入一种难言的孤独和隐痛之中。

影片编剧构思精巧，主要讲了两个故事，即紫霞和至尊宝的爱情故事，但是，这不是简单的爱情故事，是一个关于放弃的故事，是对人类境遇的深刻隐喻。想想看吧，片中的至尊宝、白晶晶、紫霞、牛魔王、孙悟空、唐僧都能从生活中找到原型。年轻女孩谁没有紫霞飞蛾扑火的纯真之爱？年轻男孩哪个没有至尊宝的创痛的缺憾？当至尊宝头上戴上紧箍咒时我们难道能不为命运残酷而痛苦吗？那个快乐的至尊宝渐渐远去……当我终于能看懂《大话西游》时，发觉自己衰老了许多，下一步就是怆然泪下了吧？真正看懂《大话西游》，是在李扬的课上。这部影片传达了一些人生永恒的东西，那就是时空的渺茫，个体的孤独，快乐的短暂，爱情的无奈，命运的无法抗拒，深入心灵的悲哀、寂寞和苍凉……有的时候，我真的困惑，在天意面前，人真的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和坚韧获得属于自己的天空吗？我很怀疑。问题就在于此，至尊宝和紫霞一样，都不过是至尊手掌里的宝物而已，不管他们如何反抗，他从来不属于自己……你我又何尝不在这样的命运之狱中？小人物，到底该怎么对付命运的安排呢？那就是反抗，对现行秩序的破坏和不遵守，但是，反抗又如何？人无法反抗自己的命运，无边的网，越反抗越清楚也就被困得越紧。浮生若梦，个人、自由和尊严，在天地之间真的是这么渺小吗？皈依后的至尊宝懂得了一切之后，天意已经铸成，他永远错过了自己最真实的爱情。分辨清楚又能如何呢？能悟空又能如何？分辨清楚是痛苦的注定。鲁迅也是能悟空的人，他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反抗无意义，蔑视诸神，向死而生。我不是鲁迅，我想做我自己。

人在天意面前，也许就是条可怜的狗，不过是轮回中的细沙一颗罢了。可我不愿意选择彻悟后的无奈，所以皈依基督，而不是佛法——因为，我不愿意太透彻。我选择面对苦难的世界，而不是黯然地背对……然而，诚如袁剑先生所说，如果可能，我愿意匍匐在主的脚下，任其主宰和驱策，成为他的一部分，并最终达到对生命和世界的全部理解。但是我知道，主的门不会向我打开。因为我们是异教徒，理性主义早已经将我们放逐到了不能返回的地方。事实上，自启蒙时代以来，我们就被所有的确定性放逐了，它任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可能性中游荡、飘浮，像一群孤魂野鬼。然而我了解，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钱理群：“冻灭”和“烧完”

2009年4月19日

一

下午，赶到国家图书馆学津堂，聆听钱理群讲《对鲁迅的再认识及其在当代的意义》。很多人挨着墙根坐下来，准备好的笔记本放在膝盖上。放眼望去，果见老钱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声如洪钟、激情依旧。

在“冻灭”和“烧完”之间，钱理群选择了烧完。冻灭，一辈子什么事儿不干，生命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光影，这是一个生命的空壳。烧完，结果一样，但他燃烧的那个瞬间是发出灿烂光辉的。这实际上是钱理群的生命哲学，他认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当年王瑶先生也曾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因为垂死挣扎有一种挣扎之美。

回顾他的学思历程，可以说有一种精神的挣扎。于是，我们在阅读钱理群的文集时，就不能不在为他的精到的学术见解所折服的同时，更关注于他的著作所显示的生命轨迹，一位追求真理的学者在现代中国所走过的坎坷之路。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在个性纷呈的鲁迅研究界，钱理群的文章以其独特的魅力越来越引起读者的关注。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便是注重生命体验，思想亦因体验而深刻。据听过钱先生鲁迅研究课的学生反映，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启迪。大学的众多课程都只是为研究而开设，而不是为人生而开设，于是弄得十分枯燥，偏僻而毫无意义。钱先生课程中加入了很多丰富的生命体验，使听课者的人生观念、知识结构、审美心态、思维方法，乃至文字水平都发生良性变化，从而得到共鸣与回应。正如一位北大学生所说的，钱理群是在用全身心去感知鲁迅，融化鲁迅，在相互的阐释中，发现或重新发现自我。他在对鲁迅的把握中倾注了如此多的激情，从而他的情感力量和充分的自信产生毋庸置疑的征服力。

有论者用“心灵的碰撞与对话”，来概括钱理群的鲁迅研究特色，这是很有见地的。我则用“心”“把自己烧在里面”来概括。从《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走近当代的鲁迅》《拒绝遗忘》《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传》等著作中，可以获得这么一个判断。钱理群在阐释鲁迅的时候，不由得进入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和绝望。他说：“一生目睹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对中国的国情、民性、人心，有着较为深切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也有着同样丰富的民生体验。正是这些‘丰富的痛苦’帮助我逐渐接近与认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并且化作了自己的血肉。”他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用自己的灵魂来感受鲁迅，体验鲁迅的心灵世界，感悟鲁迅的人格力量、精神魅力及思想的生命力。靠近鲁迅成为他摆脱心灵的奴化与盲从，重新返回独立的自我，重建自我反省的独立人格的精神途径。这种意义特别值得强调。但是，鲁迅是异常复杂的存在，钱理群注定伴随着思想者的痛苦。他曾说，鲁迅在粉碎“普遍、永久、完全”的乌托邦时，也粉碎了关于“自我”的“完美”“不朽”的一切神话。但是，鲁迅对于宗教、民间信仰并不否认。再说，他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基，而这正是钱理群的短板所在。

钱理群把文学的研究规定为“毫无伪饰地揭示人的生存困境与分裂”，把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作为“自我解脱，自我拯救，生命力的自我证实”的一种方式时，他的学术写作就与生命有了一种本质上的相通。

钱理群的这些话语也许并无新鲜之处，但却给文学界以震撼，给评论界以震撼。因为，他在关心文学研究文学的时候，首先关心的是人，研究的是人。这和那些不知思想和体验为何物，操持着一种学术话语，言说着不痛不痒的文字的学院学者来比，相差何其悬殊！正如郭春梅所说：“读他的著作，我们分明能够触摸到他内心深处的苍凉与苦痛、柔情与悲悯。那是一种不相信彼岸世界却又真诚地追寻彼岸世界的鲁迅式的‘绝望的反抗’，是一种用博大的历史热情烛照现实存在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而这，正是钱理群的魅力所在。”

二

2007年以前我在S城生活时，由于环境的逼仄，受钱先生影响很深，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一种“心结”，到了不摆脱钱先生就不能独立思考的地步，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反观了。2007年以后，我离开S城来到北京大学听课，对于钱先生有了深入反思。

钱先生的绝大多数著作，有十多部，我都购买阅读了。一直以来，在我内心纠结一种矛盾：一方面，我觉得这个社会需要有人做些启蒙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又质疑钱理群式的启蒙。这是因为，钱先生的话语方式给了人以激情与力量，对于困境里的人是一种鼓舞，但是这很有可能让那些并没有多少学问思想与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和青年人受到蛊惑与误导。我本人，以及曾经认识的几个朋友，或许有更多，都是受了钱先生的“鼓舞”以后，思想出现认知的偏差。鲁迅曾在自我解剖时说，自己是制作醉虾的帮凶。醉虾是什么呢？就是遭到迫害的觉醒的青年。由于先生让青年觉醒了，反而使折磨他们的人获得更大的快感。因此，先生“终于觉得无话可说”。但是，钱先生对此却很乐观。他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言外之意就是，唤醒了青年以后，就不是他的事了。一般人能够唤醒青年已经沾沾自喜，俨然青年朋友的“导师”，而能看到醉虾之灾并感到无比沉痛的则只有先生一人。鲁迅看这个世界实在太清楚了，于是在一些问题上屡屡落得“无话可说”。

钱理群先生不仅缺乏鲁迅庞大深邃的精神结构，也缺乏鲁迅的沉痛、清醒与悲观。乐观的钱理群，永远被笼罩在鲁迅的身影里。

对于鲁迅的思想，最好别渲染过度，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防止绝对化以免造成遮蔽。对于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一上来就鼓励他“自由思想”“独立批判”，捍卫“人”的尊严，他能有什么能力“自由”与“思想”啊？！我注意到，钱先生退休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书。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启蒙意义上的普及鲁迅思想的著作。看了以后，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不禁生出一种疑问：置身当下这样一个多元的消费主义的时代，钱先生还在一天到晚重复着鲁迅，重复着那些说来说去雷同的“思想”，钱先生对于自己的“启蒙”真的就那么乐观吗？几年以前，就有人曾经提醒说不要把鲁迅讲得过多，如今，我觉得应该重视这种意见了。读钱先生的书，就可以知道他永远都在谈鲁迅，尽管他也说鲁迅不是导师，可是实际上钱先生一直在把鲁迅当导师，而这其实正是鲁迅极力要破除的“我执”。鲁迅当时所做的不过是“破执”与清理，而钱先生却执于鲁迅，岂不荒谬？是我太悲观，深味人情凉薄世事艰难，还是钱先生太简单乐观？谁能告诉我？

经过几年以来的思考，我觉得对鲁迅不要讲得太过分。对于社会总是持批判态度，反而失却了一种冷静的思考。对于青年学生来说，首先要先进入社会，认识社会，生存下来，而不是置身社会以外进行批判。根据实际经验，遇到困境，倘若没有可靠的人加以指点，也不要错误相信钱先生一类的“导师”，哪怕是看些励志成功学一类的书，也总比看一些“精神界战士”的书要强。青年人在遭遇困境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杂七杂八的烦心事儿，令你非常郁闷。在这个时候，千万要记住稳住阵脚，并在同时苦练内功，静待时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过一段时间就会峰回路转，这时我们再奋勇前进。一个人的格局和务实程度，最终决定着他在事业上的发展高度，如果处于困境，因为读了鲁迅的或是钱理群的书因而整日“恨恨不平”的话，几乎没用，只会更加消极，待到几年以后，即使再想踏踏实实去做事情，也已经没有机会了，最后只能向专业的“愤青”方向发展。

任晓红：禅与园林艺术

2013年3月23日

任晓红老师的“禅与园林艺术”，是北大外语学院开设的通选课，旁听后才知，该课对禅宗的梳理要比哲学系的老师还要细致。更重要的是，任老师是文学博士，带着文学和审美的眼光带领学生进入禅意的世界，一股艺术的灵气扑面而来。

禅塑造了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

园林作为极为生动的文化信息载体，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游憩物化着园林的观念与情趣。不同环境的建筑意境，融入了禅的精神和美学追求，人与自然多变多样的空间组合，将禅与建筑的某些特性契合无间地汇聚在了一处。

禅的关键点“悟”，从禅的文化心态到东西方寺庙，再到园林的意境，最终深入到文人园林，分析禅与园林意趣的关系，探讨园林审美的内在意蕴、意境和禅味。

任老师对西方宗教研究积累深厚，能够在对宗教性建筑对比到文化含义对比的大背景下，从中国的寺庙园林分析到文人园林，还时不时跨越到西方园林对比一番，从中阐述禅趣与园林审美和文化理想，揭示了园林艺术与禅的关系，显得结论很有高度。《禅宗公案妙语录》最大的特点是从禅宗修证的角度而不是从语义学的角度收集的禅宗公案，在每段公案的后面加上作者自己的解悟，使读者对公案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任老师的课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那就是：舶自西方的“新文化”，在为现代世界带来愈益舒适的生活方式（汽车、洋房、电讯等）外，在解决人生问题上，有没有根本缺陷？

承继了基督教文化绝对一元传统的现代西方文化，正以其模式向世界各种文化展开所谓“全球一体化”的强大同化攻势。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竞争优势，确实又使许多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将实现以西方价值尺度为标准的“全球一体化”进程，视为为国家和公众带来最大效益的理性目标。而正是这种越来越普遍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利益增长的崇拜，越来越严重地危及不符合西方价值尺度的世界多元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现实存在。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不论是我们所要介绍的“禅”抑或是古典“园林”，如果按五四以来的文化标准划分，都属于“旧文化”。而“旧文化”在我们这个追求日新月异的西方文化心态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里，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境地。既然如此，它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吗？答案当然是有。

传统中国文化缺乏把自然当成对手或者臣仆的概念，缺乏征服自然的欲望。人和自然被理解为处于“天人合一”的交流感应之中的一种辅车相连、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反观西方文化呢，恰恰相反，人与自然是相互对立的两个范畴：文艺复兴时代高举人的欲望；启蒙时代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理论中弱肉强食的嗜血掠夺是合理的；机械唯物论则强调人与自然的本质区别，人独立于自然，而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商人和技术官僚手里，所有的自然创造物都被变成了资产：水里的鱼，天上的鸟，地上的产物。这些传统观念对不同社会阶段和地域曾经和还将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观念中，在永远高等和永远正确的形象里，人俨然成了君临大地的主宰者，人可以战天斗地为所欲为，自然界就成了人类心安理得的奴役对象。这些问题恰恰是由占世界文化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造成的，也恰恰是它自身所不能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禅文化或许可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

禅，若说有法与人，便落狂禅；若说无法与人，便会断佛种子。

禅，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禅，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不失本性，当下即佛。

禅，自修自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禅，以无门为法门。山河大地，尽皆佛门。

禅，平常心是道。

临济义玄：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心。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功夫，总是痴顽汉。”

禅者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禅宗在即心即佛的本体观中强调了心性的作用，把清净本心放到了生命本原的位置上，而一切物象人事都不过是如日月星辰呈现于太空中一样，是心性所能涵纳的有限幻象——心想则有，心不想则无。

万象浑化的生命境界在禅宗这里完全变成了心灵的作用，是心境所在。心冥空无，“无相”“无念”“无住”，——即于相不着相，念念相续而不着一念，无所执着；这种空灵的心境中不再有物我、善恶等一切区别、对立。以这种浑然自在、澄明空寂的心境接人待物，就能够无往不适，随时随处拥有安宁、淡远的情怀，达到永恒的和谐。

禅的核心精神就是不要人受具体事相的束缚，不要人向“外”寻觅，而要向“内”体悟自己的生命本性；只要心中无执，在内心超越一切分别、取舍，达到一如之境，则行住坐卧的平常生活无不中道。禅学，属于士大夫雅文化的范围，与士大夫的生活关系密切，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乃至审美趣味，也表现在文人园林的美感特征上面。庄玄开启了中国文化中崇尚自然的精神，与庄玄有着血肉联系的禅学，则更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精神。禅学中同样包含着崇尚自然的精神，不过，这一精神在禅宗那里有它自己的独特内涵，比之庄玄，也可以说是有发展的。

禅理的核心在于“明心见性”。所谓明心见性，实质上就是破除种种尘俗欲念、计较和规范的束缚，回归生命的本然天性（本性清净）。这在六祖《坛经》中表达得很清楚。只要人能够“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达到“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的精神状态是不执迷于任何事物、思想，自然清静，自在泰然的。禅宗在历史上素有“无心合道”之说。“无心”才能“明心见性”。这是很微妙很深刻的。禅理的核心在于“明心见性”。所谓明心见性，实质上就是破除种种尘俗欲念、计较和规范的束缚，回归生命的本然天性（本性清净）。

“公案”本是指官方衙门的文牍。禅家古德们为了破学人之执，启人明悟心性而说的一些话，采取的一些行动，有不少精彩的、有警策意义的流传了下来，被后人当作典范，这些古德的言行就被称作“公案”。“公案”的独特神韵大体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的暗示性；二是它的奇特性或反常性；三是它的相外之义。

禅宗所传之“心”是难以形迹求之的，要靠学人自己去悟。可毕竟是在“传”，有师徒间的授受，这便存在着矛盾。“公案”中的言行，因而也就具有了很独特的表达方式。

对禅家来说，心灵的清净一如的状态，亦即无分别、取舍，不执着于概念思索的自然状态，就是“无心”，也就是“明心见性”。马祖道一曾说过自心是佛，标榜不假修持之理；天皇道悟也说：“直下便是，拟思即差”，“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德山宣鉴云：“汝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圣名凡号，尽是虚声”。“无心合道”“不修之修”，成了禅家的至理。禅理中的“自然”，是立足于心性之中的自然，所谓“心外无法”，“不假外求”。以自在清净的“自然无事”之心对待人生和审美，则一切处无不是道场，一切人皆可宁静自得。关键在于心性是否自然，是否无执无缚。黄檗希运禅师曾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总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是汝自己。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虚空世界，皎皎地，无丝发许与汝作见解。”

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自然万象并无丝毫造作；有造作、见解的是人的心。心若虚空宁静，更有何物何事可束缚人？所以以“自然”之心才能获“自然”之境。

邵燕君：“大地上的苦难”

2008年4月28日

回到北京时，已是27日的早上六点。微凉的风，吹着我疲惫的身子。坐公交车回城的时候，透过车窗望着西客站前面人来人去匆忙的行人，忽然之间不再感伤。《新京报》上刊登着顾长卫导演的电影《立春》公映的消息，心里隐约有一种期待。之前，看过他导演的电影《孔雀》，觉得这是一部为小人物拍摄的电影，影片似乎在启示人们，成功并不是最重要的，奋斗的人生同样精彩。有时候觉得，书本上的许多东西实在并无益处，特别是那些教人厌世和出世的书，除了带给人麻木和颓唐以外，还能告诉人们什么呢？倒是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给了我温暖和有力的抚慰，它让我坚信，困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颗坚韧健康的灵魂。

第一次听邵燕君女士讲路遥，十分感动。很多学院所谓“批评家”，动辄站在“思想”的角度俯视作家（尤其是那些底层背景的朴实作家）的创作，而无法感知其中浸透着的鲜活的来自生命的体验。由此可见，学院学者与底层多么隔膜。许多人都认为，虽然《平凡的世界》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巨著，但当代文学早已前进了十万八千里，一部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已经不值得进入研究视野。果真如此吗？

自从路遥病逝以后，当代作家中有哪位创造出了类似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田晓霞这样的经典人物呢？贾平凹《浮躁》中的金狗，《废都》中的庄之蝶，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冯骥才《啊！》中的吴仲义，余华《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阎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等，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要么苍白，缺乏深入探讨人物的精神机制，要么就是显得脸谱化和简单化，无法给人以更为突出、强烈的印象，不具备深厚无穷的哲学意蕴与普泛无际的典型意义。相比这些作家，路遥笔下的孙少平光辉多了，他无愧于那个时代。路遥之后，缺乏属于这个时代的经典人物形象。我们不仅愧对鲁迅，也愧对路遥。我们的当代作家，都活得太轻飘了。

邵燕君女士说，从读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深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部作品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和主人公如孙少安、孙少平艰难奋进的个人经历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情感共鸣，那些如梦魇般的生活经历通过一个个精雕细镂的细节描写如“吃饭”的细节、“揽工”的细节、种种“活人”的细节等勾起有相似经历者刻骨铭心的记忆。尤为可贵的是，路遥在创作中始终要求自己“不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他不是像“民粹派”“启蒙者”那样“到民众中去”，而是“从民众中来”；他不是为民众“代言”，而是为他们“立言”，他自身的形象经常是与笔下的典型人物形象——浑身沾满黄土，但志向高远的“能人”“精人”合二为一。以“血统农民”的身份塑造出从中国农村底层走出来的个人奋斗的“当代英雄”，这是路遥对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邵燕君女士说，在那个文坛“一窝蜂”地乘坐“火箭”飞离公众的时代，他甘遭“遗弃”，忠心耿耿地为“读者上帝”写作，他以青春和生命写下的作品曾激励了那么多的处于逆境中的读者，而且还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温暖人心。

正如邵燕君女士的分析一样，由于精英文化标准的影响，《平凡的世界》被“学院派”忽视的状况就表现得更为彻底。路遥为什么遭到精英群体的遗弃？路遥不仅仅是唯一个案，此中原因值得探究。在2006年春天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当代中国文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丁东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傅国涌说：“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崔卫平说道：“包括思想界和文学界在内的各个人文学科携手并进，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一个传统，而这种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关心新的思想、关心社会进步、具有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情怀，可以说是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保持着比较强有力的势头，有着鲜明的整体形象，在这个整体内部各个领域之间、各个行当之间也保持了比较多的交流，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有一些共同关心的事情，而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或者作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更加深入、更加专业，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不正常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专业化的同时，许多人渐渐地对我们的关心社会、关注新思想的传统变得很淡漠。”（《南方都市周刊》2006年5月15日）由此可见，文学与文化精英真的已经分道扬镳了。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文学与文化精英炒作得很热闹的作品，读者并不买账；读者叫好的作品，文学与文化感觉并不觉得好。

路遥不仅书写了贫穷，更重要的是书写了贫穷中的尊严和高贵。他以“血统农民”的身份塑造出从中国农村底层走出来的个人奋斗的“当代英雄”，这是路遥对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路遥不是为了给底层人代言而写作，他本身就是底层人走出来的。当下的知识分子中，不缺少精英主义，也不缺少民粹主义，缺乏的是真诚。当下的许多作家，写作技巧上已超越了路遥，但是，已经很难写出打动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值得思考。写作《平凡的世界》时的路遥，对一种神话般的“黄金信仰”深信不疑，即聪明、勤劳、善良的人最终会丰衣足食、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更会有一种“七仙女式的爱情”。然而，以我十年的底层生命体验，不得不说，随着土地流失，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农村贫穷，以前那套美好的精神体系已经完全崩溃，个体重新面临困境。孙少平那样的人物如果生活在当下，还能保持尊严和高贵吗？恐怕不能了。而这不正是当代作家要解决的问题吗？可是，中国再无路遥这样的作家。

邵燕君女士是一位新锐批评家，我最先关注她是因为读了那篇《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该文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这些“三农小说”的作者，不是一直都不太“著名”的老作家，就是还没有“著名”起来的新作家，当今文坛上的那些当红的“著名作家”竟几乎“集体缺席”。在“三农问题”等“底层问题”已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背景下，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著名作家”哪儿去了？尤其是其中为数不少的乡土文学作家都在干些什么？

邵燕君在解剖阎连科从“现实”到“现代”的转型时，指出：

但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期，尚有大片的公共关怀的领域需要作家担当起知识分子的职责，尤其是正普遍面临严峻生存危机的广大农民，正需要从他们之中走出的“能拿笔杆”的人为他们代言。就拿河南来说，90年代中期兴起的“血浆经济”所导致的“血祸”（艾滋病感染），十年后正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大规模地爆发，这是继《受活》里所写的“铁灾”“大劫年”“黑灾”“红难”之后，又一场空前的灾难。是什么样的理想、欲望、疯狂、蒙昧导致了这样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中国社会，尤其在河南这片古老的中州大地上持续不断地发生？这些灾难既有各自的阶段性，又有连续的目的性，每一次灾难都以一种新的理想面目出现，它根植于什么样的人类共性、民族性和地域性？这些正是现实主义文学需要处理也有能力处理的命题。

事实上，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已经在相当的深度上揭示了这些命题，人们有理由期望他向“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方向继续迈进。可惜的是，《日光流年》之后，阎连科就开始了“自觉的转向”，从《坚硬如水》的改头换面，到《受活》的脱胎换骨，阎连科将最重、最实的命题作轻化和虚化的处理，夸张、变形、戏谑、荒诞，以及黑色幽默，虽令批评家的眼睛不断闪亮，却让普通读者感到缺乏最起码的现实可信性和现实参照性。面对正遭受着人类历史上又一场空前苦难的父老乡亲，《受活》能提供什么样的抚慰和解救？那些遭受“血祸”的艾滋病患者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可怜的残废人群，但是你到哪里去找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受活庄”去让他们“受活”？事实上，他们只能像《日光流年》里的那些活不到四十岁的人一样，在“圆全人”的世界里“活受”。对于他们而言，那个虚构的“自然乌托邦”简直像一个残忍的玩笑。面对这群活生生的人已长达十几年的死亡挣扎，掉过头去搞形式探索就是“自己和自己玩”，那种形而上的“超越”似乎更能逼近“问题的核心”，结果却是与大地上现实的苦难擦肩而过。

邵燕君不无惋惜地说：“作为血管里流着现实主义血液的优秀作家，看到现实主义传统堕落如斯，愤怒之余，最自然的选择难道不是重续真正的现实主义传统吗？为了丰富、深化现实主义，当然可以取他山之石，但何以非要改弦更张，否则自己的写作就难以继续、深入？再有，如果当前的社会现实已经复杂到‘任何一种主义、一种思想都无法概括’的地步，用自己熟悉擅长的现实主义笔法无法接近‘现实的核心’，用自己不擅长、不熟悉的非现实、超现实主义笔法就可以吗？”

读了这样的评论，我的心情是沉重的。许多当下的中国作家，尤其当红的作家，已经与“受苦人的绝境”隔膜了，谈何表现呢？难道仅仅是现实主义的失落这个单一问题造成的吗？与异域作家相比，除了精神深处缺乏根基缺乏信仰以外，还有一点，就是相当多的作家成名以后，逐渐远离底层甚至失去了对底层人痛苦的感受能力。正如邵燕君女士所说的，对于写苦难的作家而言，必须一直与广大“受苦人”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现实的痛苦有着感同身受的体验。这一点看似简单，但对于许多深陷于“名利场”的作家来说，却是“不现实”的要求。

一次，我和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先生聊到这个问题时说，路遥去世这么多年了，假设孙少平活在当下，他就必须直面社会转型的残酷和无信仰的痛苦和焦虑，如何面对这种困境？这也是对当代作家的拷问。可惜的是，现今的作家都十分聪明，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能接过路遥，写出一部沉重厚实打动人精神世界的作品。

正是因为读了这篇《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我记住了邵燕君这个名字。

邵燕君开设的“当代最新作家作品解读”，属于封闭讨论课，无法去听，也只能听她在大学语文课堂上富有洞察力的演讲了。记得，有一次我请教她一个问题：“如何获得对苦难的穿越？”她说：“这个得到北大哲学系听课，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如今，我已经在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听了几年课程，对于人类苦难的认识在加深，但是，在另一方面，自己在获得了精神深度以后，是否会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呢？这是一个沉重的拷问，我必须要面对。因为，阎连科的小说世界距离我曾经生活过的S城并不遥远，甚至S城就在我的内心，它如影随形——我一直没有放弃走出它的阴影的笼罩。

孙玉石：诗美追求

2012年4月14日

约一朋友出来，相聚于北大校园。穿过湖边一道幽静的小路，两边古树森凉，天色暗了下来，起了凉风，洋槐花悠悠飘落，撒在草丛里，混入星星点点的野花中。没有了往昔的焦灼，内心中的空旷一下闪了出来。送走朋友，尚停留在无边的思绪中。

上午，和友人一起听孙玉石“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

孙玉石通读《野草》，重点解读了鲁迅作品那种隐藏的深邃的哲理性和传达的象征性，阐释了鲁迅的三种哲学：第一就是韧性战斗的哲学，第二就是反抗绝望的哲学，第三就是向麻木复仇的哲学。这些人生生命体验的哲学，构成了鲁迅在《野草》中孤军奋战的一个启蒙思想家那种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

在解读鲁迅的《过客》时，孙玉石鲜明地指出：某些学者在挖掘鲁迅《野草》的思想的时候，常常强调他哲学的一面，而且强调到超越现实、超越人生、超越鲁迅个人存在主义的哲学层面。这个哲学，那个哲学，他觉得好多东西都是在玄学的层面上运行。孙先生认为，这不是一种对鲁迅本人正确的理解。他进而指出：鲁迅的反抗绝望的韧性的哲学，它不是一种离开现实而产生的抽象的哲理思考，而是根据现实的，这就是他的现实。那个我来自的世界绝不回去，因为那里是什么，他讲了“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虚伪的皮面的笑容，没有真爱的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绝不回去。”这就是鲁迅。所以散文诗《过客》的价值不在它的最终结果，而在它的寻求人生道路的过程；不在于它回答最后我走到哪里去，而在于这种走的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价值的选择。

孙玉石不似陈平原先生那般学术，也不似钱理群先生沉重单调，更不像张颐武、陈晓明满嘴时髦洋词汇，而是兼容历史、审美、文化三者。阅读其文字，可以感受到先生的朴素、潜心、细腻、委婉、自然、深情、恳挚。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在他的散文随笔里，我与一批注重人格操守的优秀知识分子相遇：王瑶、吴组缃、林庚、唐弢、丸山升、丸尾常喜、皮杰……可以想象得出，孙先生所执教的80年代的北大是何等神圣。漫步此时的北大，我常常怀念那个年代，为没有在那样的时代于北大听课而遗憾。私下想来，孙先生也一定与这些人一样，想必朴实、恳挚、耿直不阿、治学严谨。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富于人文激情的时代，一批志于爱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学者登陆北大讲坛。这其中就有孙玉石。

孙玉石出生于1935年11月，辽宁海城人，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北大未名湖畔，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旅和精神之旅。1955年，对于这年能顺利考上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真是幸运。这些学生当中就有孙玉石。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院系调整，中文系名师云集。那时，给他们上课的都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这些人当中，有诗人、学者林庚，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专家王瑶，作家、学者吴组缃，作家、评论家杨晦，文学史家、近代文学专家季镇淮，语言学家王力、徐通铿，古音韵学、文献专家周祖谟，古汉语研究专家林焘等，同时还有在北大任教的也是学界比较有水准的学者。置身在这样的学术和文化氛围中，自然受到浓郁的熏陶。尤其是林庚、王瑶和吴组缃三位先生，对于孙玉石治学、思想和性格方面的影响很深。

林庚身上那种诗人气质、传统士大夫与新型知识分子完美结合的风骨和魅力，深深吸引了他的学生。孙玉石说：“他的学术，是他诗的情怀与眼光的理性体现，他的诗歌，是他生命人格与学术精神绝美的外化。他是真正将诗化了的人格，诗化了的学术，诗化了的人生融为一体的一个人。虽然可能不是唯一的，但也是最完美的代表之一。”王瑶外表冷峻，内心炽热，对学生要求极严，他要求学生踏实读书，了解时代风气，督促写读书笔记、读书报告，然后定期检查，提醒注重史料，科学客观，深入研究，反对轻率。吴组缃兼具作家和学者的气质，他以丰厚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素养，体味作品和人物，进行深入的历史和审美的分析，常常讲出别人不能道出的真知灼见。

林庚具有诗人气质，吴组缃具有艺术素养，王瑶是严格治史的“史家”。我觉得，孙玉石身上兼顾着林庚、吴组缃和王瑶三位先生的优点。他在研究诗歌和鲁迅时，既注重对于作品艺术的感悟和体味，然后进行历史和审美的分析，也严格以文学史家的眼光，重视对于作家、诗人创作与文学现象史料的收集和归纳，在宏观上把握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作家、诗人作品的历史把握与评述。

2007年，笔者在北大听课时，发觉中文系已经离“文学”很远了。

印象中很深的是，某些教授开口“德里达”闭口“福科”，概念满天飞，生吞活剥西方理论，缺乏生命体验。听了这些课程，我对文学产生了疏远。他们的概念术语纯粹依赖西方的学术体系，不仅跟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经验无关，而且跟当下的文学经验完全脱节。于是，文学批评话语越来越晦涩，越来越艰深，新词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几个月不读书便感觉跟不上批评的步伐。真不知道，他们写出来的批评文字是给北大的博士生读还是给普通文学爱好者读的？是文学批评家死了还是文学死了？

遥想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严家炎讲“鲁迅的复调小说”，吴福辉讲“海派作家”，钱理群讲“周氏兄弟思想研究”，赵园讲“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凌宇讲“沈从文小说”，温儒敏讲“老舍与郁达夫研究”，尽管每人风格各异，但是，像某些国产博士专讲洋人理论却食洋不化的学者的，确实还不多见。一次，北大中文系教授韩毓海说，北大中文系是制定文学规范的。孔庆东也反复说，北大中文系是西方理论的实验田。两位教授说得明白，北大不培养作家。一些搞理论的，认为研究创作不够有学问。理论和文本的分离，造成中文系距离文学越来越远了。文学研究生往往先是被灌输了一脑子的这种那种理论，然后要求用这种那种理论来解释或阐释某些文学作品，经常会有一手捧作品，一手捧理论的情况。在许多人的学术文章或论文中对着文学作品生搬硬套理论解释或理论方法的比比皆是。文学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在这种训练模式下，读了四年大学中文系以后，只知道一些文学史知识，也会用一些理论套式分析文学，但就是没有文学的感受力，谈不上对于文学的爱好。已经有人尖锐地指出，有创作经验才有体会，才不会说外行话。现在，中文系之所以没落，正是研究与创作的分离造成的。现在中文系相当多的教授忙着经营理论，不屑于创作或者做批评家。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朱自清、冰心、闻一多、林庚、吴组缃……以前，这些人既是学者更是作家，难道不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吗？我觉得北大中文系，应该是一个开发审美心智和培植人灵性的地方，北大教授应该避免学究学问的路数，将人生经验和生命体验揉进学术活动之中，这样的学术才可能是一种自我生命的创造。比如鲁迅，他作为一个作家所特有的艺术品质，一般是不太被人关注。为什么呢？这是鲁迅研究学者在潜意识中只将鲁迅看成是一个思想家所导致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曾撰文，专门谈到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包括学科的“边缘化”与“汉学心态”“思想史热”现象，“泛文化”研究，以及“现代性”的过度阐释，等等。笔者也在北大哲学系、宗教学系、历史系旁听过，个人觉得，与哲学系、历史系、社会学系等系科相比，中文系出来的学生应当有文学的感悟和艺术审美能力。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北大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其中70％～80％的学生都保送读研究生了，其余的学生也都自己早早就把工作找好了，谁还有心思创作呢？说白了，读中文系的学生也是为了拿学分和就业，学生越来越失去了一种从容的“文学气质”了。

我在北大校园里的椅子上坐下来，陷入久久的失落之中，看着眼前走来走去的学生，有一种失落感。那时，我很怀念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最近购阅孙玉石先生文集，难掩自己的喜悦。

孙玉石具有诗人气质。1952年夏，他考入鞍山一中。早在读中学时，这种才能就已经展现。孙先生喜欢写诗，后来走上诗歌研究的道路，这与中学老师皮杰的影响有关。他在《一缕温馨与痛楚的回忆》一文中回忆说：

一次，课堂自我阅读，我看的是从哥哥的书里找到的一本伪满洲国作家的小诗集。皮杰先生看到了，拿起书翻了翻，又放下，他轻轻地跟我说，这种书，不要去看了，应该读一些更好的书。在他的介绍与鼓励下，我偷偷地学着写诗。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艾青、郭沫若、闻一多的作品，自己涂鸦的习作，有时也大着胆子，羞怯地拿给他看，他认真地给我提出意见，告诉我怎样努力。……

后来，他向我推荐一些外国作品，要我读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狄康卡近乡夜话》，读屠格涅夫的《木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罪与罚》和《地下室手记》，读契诃夫的《醋栗》和《套中人》里许多灰色的小人物，读梅里美《嘉尔曼》里那些描写吉卜赛女人的优美文笔，读《约翰•克利斯托夫》《高老头》和《安娜•卡列妮娜》……这些阅读，使我开始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懂得了人生的价值与追求，懂得了个人奋斗的意志和艰辛；同时，也都是在告诉我，要了解文学，必须要了解人，了解不同的人的性格和他们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我后来的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和迷恋，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