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叙事研究 - 第1章绪论

1.1 有着多个名字的乔治·艾略特

1.1.1 从外省走出来的“女莎士比亚”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世界文化名人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原名玛丽·安·伊文思（Mary Ann Evans），又名玛丽安·伊文思和玛丽·安·克罗斯。她是一个有着多个名字的女人，每个名字代表着不同的人生阶段。她出生在华里克郡，与维多利亚女王同年出生，经历了19世纪中间的60年。1841年，玛丽·安·伊文思和父亲搬到考文垂，结识意欲建构反中产阶级文化的知识先锋布雷夫妇和汉内尔夫妇等人。他们受到不信国教者的一些先进思想的影响，科学地看待文化和生活。她在与思想激进的外省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触的过程中，很快失去宗教信仰，并对知识生活充满向往。但在那个时代失去信仰让她的生活变得复杂，她需要对宗教、对人类、对社会拿出一系列假设和态度，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把名字改成玛丽安，标志着她从此步入知识求索之旅。她在翻译作品的过程中受到重要思想家观点的浸染。德国神学家和《圣经》批评家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人文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A.Feuerbach）、法国哲学家和人本宗教的缔造者孔德（Auguste Comte）的重要思想对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1849年她父亲逝世后，玛丽·安在瑞士作出人生中的重大决定———到伦敦去写作和谋生。《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助理编辑的身份使她有机会和大都市知识精英交流，其中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的思想对她产生了重大影响。刘易斯则成了她终身伴侣、文学导师和知音。1857年，38岁的她取笔名为乔治·艾略特，据说取自乔治·桑和刘易斯之名，而姓至今还是一个谜。

这位生活在男权主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外省女子通晓7种文字：英语、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翻译过神学、伦理学和哲学书籍，担任过主流期刊《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编辑。她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哲学杂志《思想》创刊人萨利（James Sully）1879年在刊物发表《乔治·艾略特的艺术》，第一次把文学家名字写进标题。而在麦克多纳（Josephine McDonagh）眼中，艾略特受到全世界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高度评价。当年，屠格涅夫称她是“健在的最伟大的小说家”；詹姆斯（Henry James）回忆1869年与她初遇时就“爱上她”；读者以书、鲜花、游戏器具相赠。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在1885年的文章中谈到她在公众心中的地位时，称她是“历史上所知女性当中最伟大的天才”。她取得了卓越的文学成就，享有极高的道德声望。《伟大的传统》的作者利维斯（F.R.Leavis）称她为体现“伟大传统”的出色的小说家，认为其作品中蕴含着英国式的优秀道德判断和人道观，冠之以“托尔斯泰式的思想高度”，崇拜者称其为“女莎士比亚”（female Shakespeare）。1993年，贝尔瑞杰（Alan Bellringer）的评论回荡着利维斯的声音，要是艾略特多活一些年，她将把英国从“世纪末横扫英国文化的堕落，沙文主义”等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她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不愧为道德和文化救星。伯纳德·塞迈尔在《乔治·艾略特和国家继承的政治学》（1994）中提到，艾略特生前在宗教和社会观念变化时期逐渐占据了受人尊敬的道德导师的地位。艾略特的著作从道德上救赎世人，提出了安全的道德价值，这一点在她的评论中占显著位置，她因而被尊为19世纪末的道德导师。现在，在伦敦西敏寺诗人角可以看到一块方石，上面刻着乔治·艾略特和玛丽·安·伊文思两个名字，还有她的生卒年、安葬地信息。方石从上方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在四侧刻着她的小说《珍妮特的忏悔》中的一句话：“人类之善的首要条件是去爱，其次是去敬畏。”

在她生活的年代，科学改变了人类生存环境，铁路网建立起来了，1839年《统一四便士邮政法案》的出台让交流革命化，在她生命的最后年月，电话第一次在伦敦投入使用。工业革命带来煤炭和钢铁工业的繁荣，英国作为帝国中心和世界工厂名扬天下。社会充满活力，工业发展导致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议会通过的《1832年改革法案》（以下简称《改革法案》）渐渐延伸到选举权，但是妇女直到20世纪才有权选举。艾略特的文学创作环境难以简单地概述清楚，与她同时代的诗人有丁尼生、布朗宁、阿诺德，小说家有勃朗特姐妹、萨克雷、狄更斯、特罗普和梅瑞狄斯。当时，狄更斯和萨克雷已经成名了，艾略特和特罗普才开始写小说，那时她37岁。

艾略特的译著有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846）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1854）等。她的重要小说包括：《教区生活场景》（Scenes of Clerical Life，1856－1858）、《亚当·比德》（Adam Bede，1859）、《撩起的面纱》（The Lifted Veil，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1860）、《织工马南传》（Silas Marner，1861）、《罗慕拉》（Romola，1862－1863）、《雅各布哥哥》（Brother Jacob，1864）、《费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the Radical，1866）、《米德尔马契：外省生活研究》（Middlemarch：A Study ofProvincial Life，1871－1872）和《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1876）。其中，《米德尔马契：外省生活研究》（以下简称《米德尔马契》）被尊为现实主义杰作，1993年英国广播公司推出同名电视连续剧。艾略特还有散文集《西奥弗拉斯特斯·萨奇的印象》（The Impressions of Theophrastus Such，1879）；诗集《西班牙吉卜赛人》（The Spanish Gypsy，1868）、《朱巴尔传奇诗集》（The Legend ofJubal and Other Poems，1874）。此外，艾略特身后还留下许多笔记和大量信件，其中蕴含着她的艺术思想。

品尼（Thomas Pinney）在《乔治·艾略特小说中过去的权威》一文中对艾略特作品不同的分类方法作了回顾。利维斯把回忆个人体验的小说《教区生活场景》《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织工马南传》称为情感类小说，而把《罗慕拉》《费利克斯·霍尔特》《米德尔马契》《丹尼尔·德龙达》称为知识类小说。前者在质量上优于后者。后来的评论紧跟利维斯，默认这两种分类，但审美判断却正好相反，认为情感类小说在成熟度上不及知识类小说。后来，阿洛特（Miriam Allott）提出三分法：《织工马南传》般清新自然类的小说，《罗慕拉》和《费利克斯·霍尔特》类的晦涩小说，《米德尔马契》和《丹尼尔·德龙达》般的成熟之作。此外，还有更多的分类法，比如，根据人物类型划分，前四部用非英雄式人物，其他小说不再根据难以言说的不完美人物建构悲剧，而是研究更复杂的人物，在多萝西娅和格温德琳的塑造上达到高峰。还有根据作品对社会弊端的态度进行划分，《亚当·比德》和《织工马南传》有乐观假定，《米德尔马契》和《丹尼尔·德龙达》有忧郁情怀。而品尼个人认为，《丹尼尔·德龙达》属于单独一个单独的类型。

艾略特小说中故事发生地大都在英国，除了《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和卡苏朋在罗马短暂停留、《罗慕拉》的背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长诗《西班牙吉卜赛人》不在英国、《丹尼尔·德龙达》的人物在英国和大陆之间流连（最后，丹尼尔和妻子米拉、她的哥哥莫德采前往耶路撒冷建立犹太国度）。这是人们把她看成英国式作家的原因。她的小说故事时间一般设定在写作时间之前40～60年，批评家因此给她作品打上怀旧或者因循守旧的标签，但他们却“低估其作品以更加肯定和分析的方式审视社区或国家的社会文化变迁程度，而不是拔高甚至哀悼过去的程度”。她的作品回望过去，但中心议题是应对社会文化的变迁：变化的机制是什么？变化如何发生？变化如何融入人的生活？虽然她的作品以过去为背景，但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毫无变化的过去。她选择“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比如商业机构、法律、科技发展变化之时，或者国家政治结构即将发生改变的当口，来集中反映这种变化。第一次《改革法案》通过是《费利克斯·霍尔特》和《米德尔马契》以第一次《改革法案》为故事背景；《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发生在灌溉技术变化时刻；《罗慕拉》故事发生在西方文化草创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丹尼尔·德龙达》以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民族斗争为时代背景，那时欧洲新国度开始形成，美国发生内战。艾略特小说讲述“变化中的社会”。她往往聚焦社会不均匀的发展过程，表现科技进步或者教育促成的个人发展，个人理想和当时社会现实的冲突和抵触。不难看出，克罗斯所写传记把艾略特描绘成因循守旧、保守、怀旧和英国外省价值观的守护者，事实上“低估了她对社会进步的有节有度的支撑”。艾略特认为科学发现和技术知识能够而且应该对社会改良发挥作用。由此可见，她传统思想中不乏现代性的因子。

艾略特思想受到不可知论影响，其作品在思想维度上一方面显得保守，另一方面又流露出革新倾向。《费利克斯·霍尔特》和《米德尔马契》直指《改革法案》，但小说赞成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是复古的，比如《丹尼尔·德龙达》中的犹太复国主义。《米德尔马契》中生命有机体相互依赖的原则是利德盖特先进的科学思想的基础，是科学研究中的新观念，但用来考量社会不免导致普泛的保守主义。情感所产生的力量推动人去从善，这一重要原则和道德基础一起构成艾略特的文心。而尽义务所遵循的法则，就是要选择合理的道德立场，这种立场需要和情感保持一致。

艾略特在西方文坛一直是一个难解的符号。西方学界对其人其作的研究已经积淀了140多年历史，而中国刚刚涉猎该领域。若非把她放到世界性的文学、历史和文化的三维空间来研究，我们不可能完全走进这位百年文化名人博大的小说世界，或者去领受她留给英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以及中国文学无法穷尽的美学遗产和精神资源。她何以集翻译家、编辑、作家、杂文家和思想家于一身，何以在有生之年用笔名“乔治·艾略特”书写一百多部文类各异的作品？这种知识生活本身就是一部女性史诗和传奇。但是她不信奉宗教，不是基督徒，与文学家、批评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乔治·亨利·刘易斯的费尔巴哈式自由结合的婚姻模式在当时备受非议。即或如此，她却能在信仰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用书卷文字为普罗大众从道德上进行救赎，让漂泊无依的精神栖居在“人文宗教”的家园里。

乔治·艾略特的身份悖论是知识分子求知过程中对内心世界和外部物质世界的悬殊而进行的无奈中和：她以虚构作品为平台，把雅俗声音加以融通，搭建一个大论坛，把人类之爱、同情与同胞情谊像福音般带给世人；而在现实中，宗教、宗法、道德、法律和人言的合力把宗教和婚姻上的越范者排挤到边缘地带。她创作成就的背后，掩藏着社会给她造成的精神创伤，这让她成为一名思考者，在追忆过往时思考人类面对苦难所显示的悲悯情怀和团结友爱的精神力量。因此，阅读她的小说，就是在与一部部心灵史，或者说，人物精神成长的故事相遇，经历一场漫长而喜悦的美学旅行。在以前的文学批评家眼中，叙事文观点多容易毁灭“展示”（showing）笔法特有的客观性。但是，她的作品是思想观点的狂欢，或者说是百科全书，政治、宗教、哲学、科学、性别等重大议题自然地依附在人物故事中得以探析。她的叙事技巧在不断解读中得以发掘和理解。

在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中，乔治·艾略特独特的身份及其作品是一个热点。詹姆斯称她为评论家；斯蒂芬（Leslie Stephen）赞赏她的社会广角、处理宗教和哲学问题显示出的广博知识面、不朽的人物形象塑造方式、细致的心理分析、激发读者同情崇高生活品质的伦理指向。伍尔芙在《普通读者》（1925）中高度评价艾略特小说涵纳的广泛社会关系、纯知识、个人记忆资源、激发“过去的罗曼司”的能力、对日常生活的同情心和原创人物。“伍尔芙首次发出了女性主义对乔治·艾略特女性人物感兴趣的强音。”乔治·艾略特，是一个拥有许多名字的神秘女人，一个在个人信仰、婚姻方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圣斗士”（holy warrior）。当作家的成功给她带来盛名，而不合法的婚姻又给她造成心灵创伤。于是她在虚构的层面和现实生活层面共同演绎做一个好女人的生命程式，我们从中可以感知一个大彻大悟的灵魂的搏动和普通女人的身份诉求，在虚构作品和现实中同时演绎“化缘”还愿的生命程式。可以说，艾略特在现实与虚构作品中都表现出对女作家身份的焦虑与迷茫：我是谁？我在为谁说话？

过去，一些批评家认为她是一个“有问题的”作家。时过境迁，今天，她的这些“问题”反映了女性在父权社会生存的艰难状态，恰恰拓宽了女权主义评释与发掘的空间。年轻时，她拒绝上教堂，放弃了英国国教，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父亲心力交瘁。进入文化界之后，又跟所谓“有妇之夫”乔治·亨利·刘易斯有了不合法婚姻，但他们终身相濡以沫，有思想、有个性的她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堕落女人”（fallen woman）。她公开反抗世俗的行为在当时男权主宰的社会环境下不免过于激进，被迫远走他乡。但她用责任和爱心默默经营她的家庭和书写她的作品，尽好女人的义务，履行作家的使命。乔治·艾略特就是乔治·艾略特，一个随“夫”姓的女作家———玛丽·安·克罗斯（Mary Ann Cross）。人们把她葬于伦敦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刘易斯的陵墓旁，她的墓碑上刻印着这两个身份。如果没有乔治·亨利·刘易斯，就不会有痛苦而伟大的女作家乔治·艾略特。

艾略特辉煌的文学成就离不开同居25年的伴侣刘易斯的支持、指导和关怀。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屈居艾略特背后的刘易斯。王卫新等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现实主义”术语是刘易斯1855年首创的，用以衡量作品反映现实的自然程度。申丹等在《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一书中梳理英国19世纪中期小说叙事理论时，专门用一节介绍了刘易斯的小说叙事观。刘易斯是狄更斯小说评论家，欣赏其故事的生动感人，但批判其缺乏思想深度。他推崇奥斯汀的戏剧性表现手法，让艾略特观摩和体会。1865年，刘易斯成为《双周评论》主编，发表了大量论文，集成《文学成功要略》一书。他提出了真善美三大创作原则，还有文学的三大功能———教育人、启发人和愉悦人。他用有机体作为小说艺术的判断标准，简练、连贯、高潮和多变是其对叙事的基本要求。从中可知，他的文学理论对艾略特产生了深刻影响。马建军教授在研究大量的文献后指出，从艾略特1857年发表第一个故事到1878年刘易斯去世，刘易斯一直是她作品的“第一读者”“参谋”和“经纪人”，负责出版事宜，每天阅读艾略特作品评论，防止负面评论伤害她。不论艾略特是创作顺利还是在创作困境中，刘易斯都陪伴和关照着她。她的小说创作达到顶峰与刘易斯背后的支持密不可分。

那为什么到了生命的最后8个月，垂垂老矣的她还和年轻的银行家约翰·克罗斯正式结婚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抓住时机进行身份突围，成为一名正式的妻子，在现实中演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麦琪、《亚当·比德》中的黛娜和《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这些生命完整和道德崇高的女性形象。她名字的改变记载着她身份演变的过程。

艾略特研究专家纽顿（K.M.Newton）在《乔治·艾略特的他者性》（2014）一文中指出，批评家对艾略特作者身份和作品的阐释左右着对其人其作的正确理解。这些观点包括：其一，关于她创作思想的不一致。在创作初期，她属于启蒙传统中的唯理论者，对自由、激进的观点表示同情；后来，她的思想趋于保守。其二，批评家指责她生活中的决定不连贯，前后自相矛盾，和她的思想也不相符；还指责她对女权主义议题热情不高。其三，批评家甚至从当下立场出发，认为她反对重要的政治改革；她关于阶级、种族的看法让人反感。纽顿认为，这些评释没有考虑乔治·艾略特作为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他者性，以及她和传统范式的不相容。

1.1.2 无神论者玛丽·安和知识分子玛丽安

现代文化、政治批评重视“他者”，但是在实际批评中难以操作，乔治·艾略特便是一个例子。批评家在解读艾略特的婚姻、个人关系，批判她的作品背离女权主义和社会、政治态度时，不考虑“他者”因素，这种态势亟待矫正。纽顿从艾略特非虚构性作品入手，在历史语境中还原艾略特个人生活中作出的选择，她在社会、政治上的思考，对犹太问题的立场……以此来反驳长期以来批评家对艾略特他者性的忽视，以及对她思想和行为的歪曲。只有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语境下重访艾略特生活和作品，才会发现艾略特和同时代或者其他时代的女作家是不一样的。在维多利亚女知识分子当中，她是一个他者，有文化，有主见，有勇气，敢作敢为，勇于担当，一往无前。她是一个有着许多名字的女人，这些名字都无一例外地代表着她的他者性和成长过程。艾略特作品中常用植物暗喻成长的连续性，人类个性像一棵树，支撑的根是早期经验，但只有通过记忆脉络把营养输送到最遥远的树枝，根才能起作用。当我们从年轻的艾略特的个人经验一直追溯到她的晚年生活，然后再一路回溯到她最早的个人选择，不难发现她一生中作出的诸多重要选择前后是一致的。如果把她的代表作《米德尔马契》中的女主角多萝西娅视为“他者”，她的婚姻选择和最终命运安排是自然而然的。

艾略特出生时名叫玛丽·安·伊文思，小名叫波莉（Polly），后来自称玛丽·安（Mary Ann），最后又名玛丽安（Marian），这些名字都是十足女性化的。其父罗伯特·伊文思（Robert Evans）是华里克郡的庄园代理人，颇受人尊敬；其母克里斯蒂安娜·皮尔森（Christiana Pearson）出生于本地殷实的农耕家庭。这个女儿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和最小的孩子，虽然接受的是普通学校的教育，却聪明过人，深得他们的喜爱。她在福音教牧师玛丽亚·刘易斯（Maria Lewes）的影响下，曾经专心致志地钻研《圣经》，探求一些基本的真理，特别是基督教的真谛。16岁时，她母亲过世，从此她和父亲相依为命，尽到做女儿的责任和孝心；同时，她广泛阅读有关神学和德国文学方面的书籍。

1841年期间，玛丽·安与父亲搬到了考文垂。在这里，她与外省知识分子布雷一家和汉内尔家族建立了深厚友谊。在翻译宗教、哲学、伦理学著作过程中，她接受了无神论思想和人文宗教。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她阅读了查尔斯·汉内尔（Charles Hennell）的《对基督教起源的调查》（Inquir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Christianity，1838）这本著作，它研究《圣经》福音书，探讨基督神迹（miracles）的可信度。汉内尔得出的结论是，耶稣超自然生活的叙述证据不足，所以他不接受基督教的仪式、教条和对来世的希望，但是他仍然相信上帝的存在和行善的生活。同年11月，她遇到了此书敬献的对象———汉内尔的姐姐卡瑞·布雷（Cara Bray）和姐夫查尔斯·布雷（Charles Bray），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查尔斯·布雷在外省的家是激进派、自由文人和改革家聚集地，他们的自由思想深深感染着玛丽·安，使她对虔诚的宗教信仰产生反省和怀疑。

1842年1月2日，玛丽·安拒绝上教堂，并中断和福音教牧师的联系。她后来称之为与父亲之间的“圣战”。父女之间的冷战持续了几个月，结果把父亲气得差点搬家离开这个地方，她到哥哥爱萨克（Isaac）的家住了几周。同年5月，她要求父亲允许她有选择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才回家陪父亲上教堂，让外人看到她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乍看起来，“圣战”是她对父亲的反叛，相当于与父亲观念决裂的独立宣言。事实上，她已经意识到“她的开诚布公将会遭到社会的误解和惩罚，她必须作出牺牲才能抵偿或者救赎反叛正统思维带来的后果”。

1849年，玛丽·安的父亲病逝后，她只身来到伦敦知识界闯荡。在布雷夫妇的联系下，她翻译的施特劳斯德文著作《耶稣传》（The Life ofJe-sus，Critically Examined）由出版商约翰·查普曼（John Chapman）出版，这让她第一次走进神学圈子。她对宗教议题和人类动机着迷，质疑正统基督教。耶稣受难的美丽故事让她感到恶心，于是她彻底放弃了宗教信仰。

1851年，她应邀当上了查普曼麾下英国激进党喉舌刊物《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助理编辑，并改名为玛丽安。由于查普曼生意繁忙，《威斯敏斯特评论》编辑的工作基本上由玛丽安一人打理。她没有薪水，住在查普曼家，靠父亲给她留下的2 000英镑遗产利息为生。在一年之内，她就提升了杂志的水平和知名度。当杂志编辑的经历，给了她浸染当代思想和文学的机会，还有进入伦敦知识精英圈子的机会。查普曼家几乎每周都举行社交晚会，她应邀参加，女王的医生克拉克爵士（Sir James Clark）喜爱她，还邀请她上他家吃饭。她的才智、灰眼睛、优美的声音无比动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她拥有“安静、严肃的灵魂”。

玛丽安崇拜思想深邃的男性文人，先后与圣经学者布拉邦特（Dr.Brabant）、查普曼和斯宾塞传出绯闻。由于害怕玛丽安介入，查普曼的妻子和情人（即他孩子的家庭教师）同仇敌忾地撵走了她。诸多传记都称由于她长得不好看，无法吸引布拉邦特和斯宾塞。她在当编辑期间，遇到在《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当编辑的同龄人斯宾塞，他就住在查普曼家对面。二人才智超人，都喜爱科学、哲学、音乐，一起看歌剧、看戏、听音乐会。斯宾塞只是喜欢她的学识，把她当成了谈话的对象，为了不让她误解他们普通朋友的关系，直接对她讲他不爱她。过后，斯宾塞怕他的话伤害她，便写信道歉。她在回信中自贬一番：“你不应该如此有把握地猜测我能发觉，我一贯的心态远远难以想象有人会爱上我。我感到失望，而不是‘受伤’。”她要求陪伴在斯宾塞身边，不求回报。斯宾塞感到内疚，仍把她当朋友。而小说家、戏剧评论家、《领袖》（The Leader）杂志编辑乔治·亨利·刘易斯就是通过他认识了玛丽安。

美国学者罗斯（Phyllis Rose）的《文人列传：维多利亚时代的五段婚恋》利用女权主义和文学的双重视野，审视卡莱尔（Thomas Carlyle）、罗斯金、穆勒（John Stuart Mill）、狄更斯和艾略特的婚姻，展示其婚姻的不同和相似之处，深刻解读了刘易斯的婚姻和伦理困境，分析了他和玛丽安的幸福生活。书中宣称他们是最幸福美满的一对。刘易斯是一个婚姻名存实亡而又离不了婚的男人，是在推行激进的婚姻观过程中引火烧身的受害者。当时，刘易斯和亨特（Thornton Leigh Hunt）创建激进周刊《领袖》杂志，亨特撰写政治栏目，刘易斯负责戏剧、音乐和书评栏目。刘易斯1841年和安格尼斯（Agnes Jervis）结婚，刘易斯夫妇和亨特三人的性爱观在当时显得自由、激进和放荡不羁。他们因袭18世纪顽固的理性传统，主张开放性婚姻。刘易斯夫妇认为，只有爱可以维系婚姻，法律或者宗教无权将没有感情的人约束在一起。从法律上讲，女人婚后身体属于丈夫，但他俩认为女人的身体是自己的，女人有选择和谁在一起的权利。刘易斯走高度理智路线，对夫人的不忠不生气。但当夫人为亨特生了三个孩子后，他对婚姻彻底失望了。在1857年《婚姻法案》（The Matrimonial Causes of Act）颁布之前，男人可以和通奸的妻子离婚，但手续麻烦，费用高昂。而根据法律，刘易斯认可了三个私生子随他姓，等于放弃离婚权。

刘易斯身材矮小，形象邋遢，给人一种轻浮的感觉，他还有六个孩子，因此初次见面并没有给玛丽安留下好印象。1853年，玛丽安改变了对刘易斯的看法，觉得他温暖而有趣，轻薄表象之下有良知。刘易斯带她去剧场、音乐厅消遣，告知她自己的婚姻状况。

玛丽安1853年10月搬出查普曼家，住到剑桥街。刘易斯生病，他们计划去欧洲养病。在去德国之前，玛丽安对《简·爱》这部女性成长小说作过消极的回应：有妇之夫罗切斯特，太太是阁楼上的那个疯女人，还试图与简结婚，搞一夫二妻，这是确切的社会问题。人们认为罗切斯特的婚姻困境是作者贝尔（Currer Bell），即萨克雷家中的女教师描绘的。他太太是疯子，但又无法离婚，这本书是鼓励萨克雷的。罗斯说：“如果从法律上讲，罗切斯特和阁楼上的疯女人是婚姻，如果法律认为刘易斯在安格尼斯和别人生了三个孩子后婚姻还在，那么法律，用狄更斯笔下班布尔先生的话说，就是扯淡！”

从玛丽安对《简·爱》的评论可知，她力主对婚姻关系进行重新界定。就像她对《简·爱》的发问：一切牺牲都是好的，但是法律把一个男人的身体拴在一具腐尸上，难道不能追求比这更伟大的事业吗？实质上，婚姻的自然法则与法律原则是相抵触和冲突的。

肖沃尔特认为是人际环境或者人脉关系造就了艾略特传奇。当编辑的玛丽安在伦敦的文人圈子结交了很多朋友。海特（Gordon S.Haight）的《乔治·艾略特传记》从出版到现在一直被公认是对艾略特生活最权威的叙述，突出她在知识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让人们在当时的知识、文化、政治问题语境下重新评价其作品。该传记呈现出维多利亚时代大都市文化丰富详尽的图画。艾略特的知识生活直接影响其个人生活，她的观点、信仰和知识兴趣直接决定了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职业。承认艾略特在博大文化中的地位是海特的《乔治·艾略特传记》对她学术研究的积极贡献之一。后来，刘易斯成为艾略特的经纪人，专注而慷慨的布莱克伍德（William Blackwood）做她的出版商，最后还有爱恋她的年轻银行家丈夫克罗斯，于是她不愁赚钱，环境工作无与伦比。19世纪大多数女作家不由得对她表示敬佩和嫉妒。

1.1.3 作为作家的乔治·艾略特和作为妻子的玛丽·安·克罗斯

1854年7月，乔治·亨利·刘易斯和玛丽安离开英国，私奔到德国魏玛、柏林。从这一年开始直到刘易斯去世，玛丽安和有妇之夫刘易斯一直同居。由于刘易斯本人也是私生子，出生时就被父亲抛弃，所以不忍看到悲惨的事情再现，就原谅了妻子的偷情和背叛，接纳了别的男人的孩子。这种仁道的做法留下了无法根除的隐患，根据当时的法律，他不可能解除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也造成他的终身伴侣艾略特背了无德的黑锅一辈子。从1854年直至1878年刘易斯去世这25年的时间里，艾略特其实就是他“名副其实但不合法的妻子”。这段感情正好跟家庭“圣战”相反，由于法律形式上不符合规范，外界的唾骂声震耳欲聋，“堕落女人”的罪名落在她身上，婚姻“圣斗士”身败名裂，这成为她心灵的伤疤和老茧。身体弱不禁风的两个人只得离开所谓的英国体面社会，到欧洲游历、写作和流放。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玛丽安在现实婚姻中越范，与有妇之夫刘易斯公开生活25年，他们的婚姻组合是一个两极悖反：于体面家庭可谓窘迫尴尬，而于知识求索可谓珠联璧合。在德国期间，二人志趣相投，刘易斯对科学感兴趣，他们一起养蝌蚪。那时，刘易斯写《歌德传》（Life ofGoe-the），玛丽安翻译斯宾洛萨著作，但从未出版。他们拼命地写作赚钱，因为刘易斯要奉养法律上的妻子。两人为1855年6月16日的《领袖》副刊撰写了半数文章。玛丽安评论《米兰德和希腊喜剧》，刘易斯论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艾萨克·纽顿（Isaac Newton）、欧文·梅雷狄斯（Owen Meredith），并评论法国人论长寿的书。

玛丽安和刘易斯的婚姻状态，是伦理与法的较量，他们根据自己的信条而生活。玛丽安把她和刘易斯同居的事情写信告诉布雷夫妇，让他们知道刘易斯仍然和他太太保持联系，并在经济上支持他太太和孩子们。卡莱尔把私奔归咎于有主见的女人玛丽安，刘易斯回信否认，于是卡莱尔再也不理他了。颅相学家康博（George Combe）是布雷的老师，他认为玛丽安疯了，乃至怀疑她整个家族都有神经病，称她这种做法使她自己和整体女性蒙羞。他认为刘易斯、玛丽安和亨特对宗教自由造成极大损失，决定取消向《领袖》杂志投稿。布雷用自然法则为玛丽安进行辩护。而玛丽安为自己自豪，她可以依照其原则行事，有勇气蔑视传统行为、传统回报和传统认同。她和刘易斯的结合是“自然道德准则面对荒唐而残暴的法律的胜利”。只有理解她对道德行为的重新界定，才能理解她的婚姻选择。

以前，玛丽安曾要求布雷请颅相学家为她占卜，颅相学家说她不适合单独行事，必须有人依靠。她和布拉邦特、查普曼和斯宾塞等人的关系给人一种假象，使人误认为她神经质似地依恋他们。但罗斯否定这些看法，她在传记中说：“我们是把一个最强大的女作家看成是神经质般地依靠男人，还是敢于为自己获得她所需要的东西？”这是两码事。她眼中的玛丽安，天性充满激情，在有限的机会中努力寻找爱情；她有别于一般的女人，对她想追求的男性文人，她的追求方式激进，近乎“捕猎式的”，紧追不舍。卡莱尔虽然狂热地相信新时代需要新制度，但是他认为玛丽安和刘易斯生活在罪恶中，显然他对婚姻制度的态度是古板的。

玛丽安虽然放弃了宗教，但是她仍然不忘上帝、永恒和责任———她心中的三位一体。她相信，美德源自心中的神灵，即人性中的善，而不是宗教在形式上的标榜。刘易斯亲生的三个孩子尊敬她，后来都来他们家居住。她实际上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大儿子和他们相处最为融洽，如同朋友一般。但是，社会注重的是形式上的合法，不是现实中的合情与和谐。

这种结合让玛丽安被社会排斥，但刘易斯还能受到宴请。不被体面社会接受造成的孤寂倒是给了玛丽安更大的创作空间。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在为1985年版的《米德尔马契》写的导读中指出，艾略特视野广阔，了解世界，细节准确，驰骋历史。这些成就得益于她享受到了其他女作家没有的自由，能够集中注意力，能够到处游历和走动，并且免于家庭义务。思想开明的刘易斯使她破除了传统女性的桎梏，让她成为那个时代成功的女性：有一百多部著作，有多种知识身份，有丰厚的收入，有豪华房舍和沙龙。

他们从欧洲回国后，住在泰晤士河南岸郊区。刘易斯已经很成功了，但他更希望玛丽安成功，在背后支持她从编辑成为自由撰稿人。其实，在德国时她就大胆地告诉刘易斯她想把早年写的故事片段写成小说。刘易斯知道她想赚钱，就美言几句，哄劝她写下去。但他指出玛丽安的故事爱分析而缺乏戏剧性表现。1856年，玛丽安开始了小说《教区生活场景》第一个故事《阿莫斯·巴顿牧师的悲惨命运》（The Sad Fortunes ofthe Reverend Amos Barton）的创作。刘易斯把故事送到爱丁堡《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代为联系出版事宜，告知出版商布莱克伍德先生故事的作者是自己的牧师朋友“乔治·艾略特”。布莱克伍德先生以为作者是男人，是牧师。有人说，采用男性笔名，是获得权威性的策略，也有人说这笔名是玛丽·安·伊文思和刘易斯“特别幸福结合的孩子”。这仅仅是文字游戏吗？罗斯认为取名乔治·艾略特意味着重生，检验了“创造性和性爱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性”。她的创造力发自内心，而不是外部。1857年2月4日，崭露头角的38岁小说家玛丽安开始使用这个男性笔名投稿，以便“在好奇的质问下转移人们的视线”。她在1857年的信中谈到她用此笔名的个中原因：一是确保评论家根据小说优长作出判断，二是保持自己和家庭的地位，三是小说的优劣不应按作者性别来判断。评论家波登海默（Rosemarie Bodenheimer）指出：从其书信、日记、论文、诗歌、小说可知，“乔治·艾略特”代表的是女作家知识和理想的大获全胜。而吉尔伯特和古巴对艾略特的笔名有意见，指责她避免性别认同。但这种指责过于偏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女作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对出版商布莱克伍德来说，文学标准不是影响其商业方面的考虑的唯一原因，女作家丑闻缠身也不可忽视。玛丽·安·伊文思与有妇之夫乔治·亨利·刘易斯非法同居，体面社会对两人唯恐避之不及。他害怕人们知道了女作家的真实身份和不合法的婚姻状况，可能从商业角度对他的杂志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更有甚者，由于艾略特不便公开身份，居然有人趁机冒充作者达两年之久。早在1857年6月，“刘易斯夫妇”就被一个名叫约瑟夫·里金斯（Joseph Liggins）的陌生人敲诈，他大言不惭地让人们相信他就是乔治·艾略特。敲诈者并不希望揭穿有利用价值的秘密，而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别人保密的需要来浑水摸鱼。里金斯达到了欺世盗名的目的，他坐享了作家带来的名利。他公开承认写了《教区生活场景》和《亚当·比德》，但是“没有从出版商那里收到稿酬”，一些人蒙在鼓里，打算为他募集善款。1859年4月，里金斯的故事甚至刊登到了《时代》杂志上。这等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于作家本人、刘易斯和出版商都是始料未及的。刘易斯致信《时代》杂志：“请问，一个男人是不是出了书，就可以全然不顾绅士风度和礼节？”两个月后，正在写作《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艾略特决定澄清事实真相。假作者，假婚姻，孰轻孰重？布莱克伍德与她找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精明的出版商承诺他将继续承认出版书时所用的“乔治·艾略特”的名字，但不承认《布莱克伍德杂志》上的那个“乔治·艾略特”。有一位评论家在读了约翰·克罗斯撰写的《乔治·艾略特信札》（George Eliot's Life as Related in Her Letters and Journals，1885）后一语双关：“《亚当·比德》的作者不是里金斯先生，也不是刘易斯夫人。”

维多利亚女王喜欢弥漫着乡土气息的《亚当·比德》，特地请来画家选取书中情节绘制了两幅水彩画：一幅是黛娜在布道；另一幅是赫蒂在做黄油，亚瑟在一旁看着。女王觉得小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人性知识和极其真实的人物性格”。艾略特其实是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力主婚姻忠诚，堪称道德大师。但是绅士拜访她沙龙时，还是常让其妻子待在家里而不带她们去。

《米德尔马契》（1871—1872）从1871年12月开始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连载。小说的成功为作者带来了滚滚财源和极高声誉，成为乔治·艾略特命运的转折点。她成了英国读者眼中的“圣人”和“教母”。《米德尔马契》中人物众多，场面宏大，以两个外地来的有志青年利德盖特（Tertius Lydgate）和多萝西娅（Dorothea Brooke）的命运为主线，以外省小镇米德尔马契为切入点，全景式地展现1829—1832年间英国社会改革前夜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各种思潮。理想的幻灭，特别是女性英雄主义的碰壁是小说的焦点。艾略特用广阔的视角、扣人心弦的情节、丰富的语言和闪耀着哲理的思想彻底征服了读者。《米德尔马契》的成功，使伦敦“体面社会”重新接纳“刘易斯夫妇”。人们的视线已经从其婚姻丑闻转移到作家不断飙升的名气上。星期天下午，源源不断到访的客人迫不及待地来邀请他们参加社交活动；他们要到牛津、剑桥访友，跟作家座谈。有时，他们必须隐藏到静僻之处搞创作，来摆脱世俗的烦扰和阿谀奉承。

年轻人尤其崇拜艾略特的自由思想，艾略特跟他们交朋友，消除他们精神上的困惑。爱尔玛·斯图亚特（Elma Stuart）是艾略特迷，她觉得自己像大姑娘一样聆听着“母亲的教诲”。死后也埋在海格特公墓艾略特墓旁，保持和偶像永恒的近距离联系。另一个铁杆读者是亚历山大·梅恩（Alexander Main），他毛遂自荐，整理、出版了《乔治·艾略特妙语连珠》（Wise，Witty and Tender Sayings ofGeorge Eliot，1871）。伊迪思·西姆考克斯（Edith Simcox）是一位知识女性，是为女性权利奔走呼号的改革家，她在《衬衫女工日记》（Diary ofShirtmaker）中表达出对艾略特的强烈喜爱。后世读者从别人对她的评述中可以感悟艾略特的人格魅力。艾略特用才智和文笔让自己绝处逢生，冲淡了人们对她的不好记忆，并确立了知名作家的身份，拓宽了生存空间。

她的心情好转之后，开始接待来访者，有一位被她戏称为“侄子约翰尼”的约翰·W.克罗斯（John Walter Cross）常常来陪伴她。克罗斯的母亲是一家之主，在刘易斯死后不久谢世。克罗斯是年轻的银行家，比艾略特小20岁，是刘易斯和艾略特的朋友，为他们处理大量的投资，并熟知他们家的事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刘易斯逝世一年半后，艾略特与约翰·W.克罗斯于1880年5月6日在圣乔治教堂秘密举行婚礼仪式，成为有名分的玛丽·安·克罗斯。婚事只有克罗斯家族和查尔斯·刘易斯知道。为了避免以前与刘易斯私奔而引起的舆论，仪式后他们逃到了欧洲大陆去度蜜月。在威尼斯，克罗斯精神病发作，从旅店的阳台上跳进了运河，被人打捞起来。蜜月的大部分日程也因此而放弃。回国后，艾略特肾病复发，于1880年12月30日逝世。

事实上，二人的结合“符合感情逻辑和实际的考虑”。20多年来，伊文思家族因为这桩感情丑闻而中断与艾略特的联系。艾略特希望在死前成为合法而体面家庭中的一分子，以告慰亲人；还需要一个丈夫作为其财产的执行者及其文学遗产的监管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的哥哥爱萨克为她的婚礼写来贺信，原谅妹妹以前的行为。她死后，爱萨克亲自来参加她的葬礼。克罗斯以没有再婚来维护和捍卫艾略特的名声。他编辑出版了《乔治·艾略特信札》，将不利于艾略特的言论抹掉，让这位女作家变成维多利亚时代毫无瑕疵的偶像。

乔治·艾略特逝世后，有人想如她所愿将她下葬于西敏寺，但遭到她和刘易斯生前好友赫胥黎（T.X.Huxley）的极力反对。赫胥黎给出的理由是，西敏寺是基督教堂，不是万神殿。“乔治·艾略特不仅是闻名于世的伟大作家，而且是以其生活和观点反对基督教婚姻行为的臭名昭著之人。”他还写道：“一个人不能做了坏事，还要立牌坊。选择自由思想和行为的人不要追求回报。世人把回报给予那些忍受束缚的人们。”而在她逝世两年后，反基督的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却葬在了西敏寺。当时的文人认为，达尔文没有像艾略特一样公开生活在罪恶中。他们始终不饶恕她与刘易斯的不合法婚姻。这个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处于强势地位的男权文化对反叛女性的残酷打击。

接下来，约翰·W.克罗斯精心打造的偶像形象在19世纪末纷纷倒塌。艾略特的名声再次大起大落。就连著名的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和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也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艾略特作品的价值。只有社会进步了，女性整体强大了，艾略特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1919年是艾略特百年诞辰，伍尔芙（Virginia Woolf）通读了她所有著作，撰文赞扬它们“可读性极强”“健康向上”，并称《米德尔马契》是“一本奇书，一本为成年人写的为数不多的英国小说”。海特出版了9卷本《乔治·艾略特书信》（The George Eliot Letters），具有划时代意义。后世文人的这些努力以及其他艺术评论为研究艾略特其人其作提供了新的参照系。

“名人应该接受一百周年批评的洗礼，经过这样的洗礼，他们会焕发新的光彩。”批评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女作家本人经历及其一百多部作品的评释，毁誉参半，沉浮往复。1980年，在乔治·艾略特逝世一百周年之时，英国文化界隆重举行纪念活动，把她重新安葬于西敏寺的诗人角，刊发专号辑录纪念文章，以“承认她具有抗拒任何单一、封闭性的解释的生命力”。1993年，英国广播公司投资600万英镑将其经典名著《米德尔马契》拍摄成电视连续剧，结果好评如潮。

总之，要弄清艾略特的思想、行为、选择，以及她的政治立场，不能把她的理性主义、理想主义、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分开而论，它们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能当成是僵化不变的。艾略特不论是年轻时在信仰和家庭“圣战”上，还是在婚姻上都背离了社会规范，但是她最后却步入婚姻殿堂。这些都是她独特的知识个性和他者性的体现，不论是在婚姻上还是在文学批评上，敢做天下不可能之事，让她不同于同时代的任何女性。其实，艾略特的这些行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成功和不成功兼而有之：当作家功成名就，这是不争的事实；做女人乃是败笔，即使死前突击结婚，求得世俗的认可也是画蛇添足和一厢情愿。长期以来，她倾力突围的心路历程被尘封在历史的角落，只有在当下才有重见天日的机会，才有产生对话的可能性，漂泊无依的灵魂才有一方栖居的家园。

1.2 《米德尔马契》及其研究综述

1.2.1 《米德尔马契》主要故事线索

《米德尔马契》的全书名为《米德尔马契：外省生活研究》，是乔治·艾略特的第六部长篇小说，1871年12月至1872年12月分集连载刊登，1874年以书的形式出版。它是由两部未完成小说———关于利德盖特的米德尔马契故事和关于“布鲁克小姐”多萝西娅的故事合并续写而来的鸿篇巨制。1871年开始连载时，艾略特才写完三卷，大部分章节边写边发表。小说1871—1872年在《布莱克伍德杂志》连载，总共8集、86章。小说在结构安排上，除了大标题和副标题之外，还使用了序言、8个集名、章节题记、尾声，小说有700～800页。序言和尾声限定小说的主题，是关于一个现代版德雷莎式女性的理想追求和幻灭。8个集名分别是：“布鲁克小姐”“老年和青年”“期待中的死亡”“三个爱情问题”“死者之手”“孀妇和妻子”“两种诱惑”“日出和日落”。章节题记来自名句引语、格言警句和作者自创。

在小说中，米德尔马契是英国洛姆郡东北角一个小工业市镇，有弗莱什特教区和洛伊克教区，蒂普顿郊区以农业为主。市民与郊区绅士，外来人与本地人靠血缘和姻亲产生联系。在小说长卷中，有职业各异、地位不同的150多个人物，有旧式贵族乡绅、新型工业主、律师、医生、商人、牧师、学者、军人、政客、庄园主、银行家、马贩子、拍卖师、杂货主、当铺老板、艺术家、客栈老板、酒店老板娘、庄园经纪人、铁路勘测员、杂志编辑、工匠、佃农等。还有一大群女性角色，包括夫人、太太、小姐、女仆等。他们一起形成一个形态各异的人物画廊。人物靠家谱和亲戚关系，还有相似的事件连接。事件大到政治改革、议员竞选、历史、理想、婚姻、医疗改革、男女平等、等级制度、财产继承、女性教育、职业和地位、伦理道德等层面，小到宴会、葬礼、拍卖会、挑选牧师、赌博倒马、临终遗嘱、流言蜚语等。小说还涵纳了神话、传奇、哥特、历史、科学等。小说中各种语言风格混杂，不同身份的人物用不同的语言讲话，比如贵族居高临下，牧师庄严崇高，学者装腔作势，造谣者荒诞不经。此外，故事语言有娓娓道来的，严肃的，专业性的，还有诙谐的，打广告的，演讲的，不一而足。

小说中，两个主要故事中还穿插着无数人的故事，故事线索不断扩散、相互交织，结构错综复杂。在边写边发表的写作状态下，如何能让如此多的线索杂而不乱，有序地连接和组织，还要主题突出，这是对小说进行叙事形式分析时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因此，有必要简要叙述本小说中的主要故事线索，显示其组织和连接方式。

“序言”提出为圣德雷莎式女主人公而书的大主题。叙述者在回顾300多年前西班牙修女德雷莎史诗般的生活之后指出，当今社会也不乏胸怀理想烈焰的新德雷莎，只是没有适合的社会条件让她们成为史诗人物。在女人中间，偶尔会出现这么一位德雷莎，她有理想，博爱天下，但是各种社会阻力让她一无所成，只能徒留叹息。

小说有两大并列的叙事线索，围绕两位刚到外省小镇米德尔马契的外乡人———多萝西娅和利德盖特医生各自的爱情与理想的冲突铺展开来，全景式再现了从英国国王乔治四世和首相威灵顿公爵统治时期到议会改革时期的社会面貌，在1829—1832年间政治改革前外省乡村生活状况、日常生活众生相和理想主义的破灭。18岁的多萝西娅天生丽质，父母双亡，靠父母的遗产生活。在英国和瑞士接受了一点教育之后，她和妹妹西丽亚（Celia Brooke）一起投奔伯父布鲁克先生，住在市郊的蒂普顿农庄。身为清教徒的她清心寡欲，虔诚而热情。她知识狭隘，思想偏激但志向伟大，在农庄关心穷人，改善农舍条件。她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满脑子都幻想像圣德雷莎和安提戈涅一样去寻找殉难和尽义务的机会。她希望找到一个崇高而伟大的丈夫，通过婚姻来帮助自己获取知识，摆脱平庸的现实环境，实现圣德雷莎式的救世理想。45岁的书呆子卡苏朋（Edward Casau-bon）牧师有着宏大的编书计划，他要写《世界神话索隐大全》，欲统一天下的宗教思想。多萝西娅视卡苏朋为完美的丈夫人选，看不上英俊富有的彻泰姆男爵（Sir James Chettam）。婚后，卡苏朋并没有给她的理想以出路，而是对其冷落、猜疑和防范。卡苏朋要求她承诺在他死后会继续编书；他还在婚前财产协议之外，秘密拟定了遗嘱附录，不准她嫁给他表侄威尔（Will Ladislaw），否则剥夺其财产继承权。而多萝西娅放弃了继承权，和两情相悦的威尔结婚。

另外一大故事线索是关于利德盖特医生的理想、爱情和婚姻。从爱丁堡和巴黎的医学院毕业的利德盖特来到米德尔马契，立志改变这里的医疗状况。他刻苦钻研解剖学和病理学，注重显微镜技术的应用，暂时没有结婚计划。市长千金罗莎蒙德（Rosamond Vincy）妩媚而性感，是他心目中理想妻子的化身。结婚后，罗莎蒙德展现出了爱慕虚荣、追求享受、不忠于爱情的真面目，她讲排场、爱体面，性格强势，御夫有术。利德盖特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不得不放弃医学志向，为了私利而违心行事，还被卷入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Nicholas Bulstrode）的丑闻中。最后，多萝西娅出面帮他还债，并挽救了他的婚姻。

具体说来，第一集“布鲁克小姐”（第1～12章）聚焦多萝西娅结婚前后的一系列想法、行为和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故事在布鲁克先生的蒂普顿庄园拉开序幕，多萝西娅虔诚善良，在农庄改善雇工社会福利，兴办幼儿园。洛伊克教区长卡苏朋和弗莱什特的彻泰姆男爵来布鲁克家用膳。彻泰姆爱慕多萝西娅，但她崇拜有着洛克式深陷眼眶和阿奎那式脑袋的卡苏朋，只把彻泰姆当成推行她农舍改善计划的合适人选。蒂普顿教区长卡德瓦拉德太太（Mrs Cadwallader）爱做媒，又是碎嘴子，喜欢传播贵族家的绯闻，她驾马车来布鲁克家，碰到卡苏朋出来，打探到多萝西娅要和卡苏朋成婚，就立马折回到弗莱什特，把坏消息告诉彻泰姆，同时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西丽亚喜欢他。

卡苏朋请布鲁克一家参观他的洛伊克公馆，室外景色显得荒凉肃杀，室内陈设古旧。多萝西娅在庭院中看到卡苏朋表侄威尔·拉迪斯拉夫在树下写生。卡苏朋告诉她威尔的外祖母嫁给穷人，被剥夺财产继承权，威尔依靠他资助来维持生活和读书。

布鲁克先生在多萝西娅婚前举行最后一次宴会，米德尔马契镇的名流们和附近教区的乡绅与女眷们赴宴，谈笑风生。其中，有市长文西先生，市长姐夫布尔斯特罗德，从伦敦来的、有贵族血统的利德盖特医生。文西先生的儿子弗莱德（Fred Vincy）是纨绔子弟，恋上穷困的高思先生之女玛丽（Mary Garth），她正在照顾他的姨父费瑟斯通（Peter Featherstone）。文西的大女儿罗莎蒙德妩媚动人，成了宴会的亮点。男人们议论着多萝西娅和罗莎蒙德。

第二集“老年和青年”（第13～22章）是关于费瑟斯通和弗莱德之间、布尔斯特罗德和利德盖特之间、卡苏朋和多萝西娅之间的利害冲突。利德盖特拜访布尔斯特罗德，谈对医院改革的看法；文西先生拜访妹夫布尔斯特罗德，请他为弗莱德出证明，证明他没有拿费瑟斯通姨父答应给他的遗产田地作抵押借款。弗莱德拿着这封信去见病中的费瑟斯通姨父但被他奚落了一顿，然后姨父给了100英镑，让弗莱德买一匹猎马。弗莱德告诉玛丽他通不过当教士的考试，回家把80英镑交给母亲代管，准备还账。

利德盖特公学毕业后，当军官的父亲亡故，他成了孤儿，在伦敦和巴黎学医，在巴黎恋上女伶琭尔（Laure）。琭尔告诉他，她利用舞台表演，杀死了丈夫。从此，利德盖特准备用科学的观点看待女人。人们在讨论医院带薪牧师是选费厄布拉泽（Cadmen Farebrother）还是泰克（Tyke）。利德盖特5年内不考虑结婚，他要把他最喜欢的医生职业做好。罗莎蒙德在利德盖特面前卖力地表现自己的音乐、绘画才能，试图吸引住他。利德盖特拜访品格高尚的费厄布拉泽牧师家，费厄布拉泽是单身，和老母亲、一对单身姐妹生活在一起，家庭困难。在医院牧师人选投票时，利德盖特却把关键的最后一票投给了泰克，以此换得和布尔斯特罗德的合作。

卡苏朋和多萝西娅到罗马度蜜月，他到图书馆查资料，妻子在旅馆哭泣。威尔和画家瑙曼（Naumann）在梵蒂冈遇到多萝西娅，瑙曼觉得她和阿里阿德涅雕像极其相似。多萝西娅要求帮助整理卡苏朋的笔记，引起他愠怒。威尔来旅馆拜访多萝西娅，卡苏朋回来看见他们在一起，非常不高兴。第二天，威尔过来吃饭，并带卡苏朋夫妇参观画室，瑙曼以卡苏朋为原型画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头，完成阿奎那和神学家辩论的图画；同时让多萝西娅模仿圣克拉拉的站姿画了素描。威尔告诉多萝西娅，卡苏朋的《世界神话索隐大全》毫无价值。多萝西娅告知卡苏朋，威尔准备回英国工作，卡苏朋认为她多管闲事。

第三集“期待中的死亡”（第23～33章）主要讲述弗莱德生病、卡苏朋昏厥和费瑟斯通病重，穿插着弗莱德没钱还债、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警告没家底的利德盖特远离罗莎蒙德、彻泰姆和西丽亚订婚等故事。

弗莱德在绿龙酒家弹子房赌博输了，他游玩所租的马又受了伤，欠下马贩子班布里奇先生（Bambridge）160英镑债务。他知道父母不会管他，只得到高思先生（Caleb Garth）事务所求他担保。高思当过测量员、估价员和代理商，事业不太成功。高思太太婚前当过老师，自食其力，被人嘲笑。文西一家瞧不起高思家，文西太太看不惯高思太太。费瑟斯通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娶的是高思先生的妹妹，第二次娶的是文西太太的姐姐。

为了按时还债，弗莱德准备倒卖一匹好马，结果他的马在马厩发狂，弄瘸了腿。由于5天内必须还钱，他去高思家找高思先生，还去斯通大院找玛丽求情，高思夫妇把为小孩攒下的学费和玛丽的工钱都给他垫上。弗莱德患了重病，家庭医生伦奇（Wrench）来过一次，就去看其他病人了。文西太太请来利德盖特，文西先生换掉了伦奇。塔夫脱太太（Mrs Taft）一边编织毛衣，一边编织谣言，坊间把利德盖特说成是布尔斯特罗德的私生子，费厄布拉泽大笑。利德盖特在文西家为弗莱德看病，赢得罗莎蒙德的芳心。情敌内德·普利姆但尔（Ned Plymdale）登门向罗莎蒙德以书相赠，利德盖特反唇相讥。

卡苏朋夫妇从罗马回到洛伊克，多萝西娅对婚姻的美好愿望落空。她对墙上卡苏朋的朱丽亚姨妈的画像产生心灵感应。布鲁克先生和西丽亚来访，西丽亚已和彻泰姆订婚。卡苏朋著书立说仍没有进展，读者对他写的小册子反应平平，册子中出现的错误信息还让人耻笑。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让基督徒永生的《世界神话索隐大全》上。西丽亚婚前来访，威尔给多萝西娅寄来两封信，她不敢看，怕卡苏朋猜疑。卡苏朋还是气得昏倒在图书室，利德盖特把病情告诉多萝西娅。多萝西娅读完威尔的信，交给伯父布鲁克先生。布鲁克知道卡苏朋不欢迎威尔，便回信请威尔到蒂普顿农庄给他当助手。

罗莎蒙德的姑妈布尔斯特罗德太太瞧不起没家底的利德盖特，提醒他少跟其侄女在一起，免得影响她未来的幸福。十天之后，文西太太要利德盖特通知文西先生到斯通大院，他再次见到罗莎蒙德，两人相互倾诉爱意。

费瑟斯通临死前，玛丽通知了他的亲戚。一大群穷亲戚天天聚集在斯通大院，都想从遗产里分一杯羹。凌晨3点，费瑟斯通告知玛丽，他有两份遗嘱，让玛丽帮他销毁后一份遗嘱，还要把钱给玛丽，玛丽都拒绝了。天亮时，玛丽发现费瑟斯通已经死了。

第四集“三个爱情问题”（第34～42章）是围绕弗莱德和玛丽、利德盖特和罗莎蒙德、卡苏朋和多萝西娅三对人物爱情和婚姻中遇到的问题展开的。玛丽拒绝销毁费瑟斯通最后一份遗嘱，弗莱德没有分到遗产；利德盖特没钱，罗莎蒙德的父母和布尔斯特罗德姑妈赫利欧（Harriet Vincy）反对这门婚事；威尔接受布鲁克先生邀请，来蒂普顿当他的秘书，主办《米德尔马契先驱报》（以下简称《先驱报》），表叔卡苏朋猜疑是多萝西娅捣的鬼。这一集中间穿插着费瑟斯通的葬礼、律师宣读遗嘱、彻泰姆爵士帮助布鲁克、威尔和卡苏朋在书信中角力、拉弗尔斯（Raffles）敲诈等情节。

5月，费瑟斯通的葬礼根据他生前的安排在洛伊克墓地隆重举行，他的血亲和姻亲以及社会名流、乡绅都来参加。葬礼由蒂普顿和弗莱什特教区长卡德瓦拉德主持，而卡苏朋在图书室继续他的工作。布鲁克和威尔把瑙曼的《辩论》画作送到卡苏朋家。

斯坦迪什（Standish）律师对费瑟斯通亲戚宣读两份遗嘱，除了特朗布尔先生（Trumbull）得到了一根金柄拐杖，在场的亲戚都没有得到遗产。遗产基本留给了私生子乔舒亚·李格（Joshua Rigg），还有的用作修建养老院，亲戚们愤愤不平。

文西先生的丝带生意不好，家庭经济状况欠佳。利德盖特收入微薄，又坚持己见，爱跟人作对，文西夫妇反对女儿嫁给利德盖特。赫利欧认为文西家不该请利德盖特为弗莱德看病，让他有机可乘。而利德盖特觉得她的家人俗不可耐，娶罗莎蒙德还降低了自己的身份。罗莎蒙德知道利德盖特也有贵族血统，伯父是高德温爵士（Sir Godwin Lydgate），想和利德盖特蜜月旅行时，去拜访一番。

威尔当了布鲁克先生的秘书，主编《先驱报》和处理其他事务，为布鲁克先生竞选本地议员造势。卡苏朋不欢迎他到家里做客。趁卡苏朋外出，威尔和多萝西娅见了一面，聊起家世，谈到他的外祖母和母亲在婚姻上都反叛家庭。多萝西娅把威尔目前的状况告诉卡苏朋，卡苏明背着她写信给威尔，逼威尔离开，免得在当地影响到他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威尔回信表示，卡苏朋无权干涉他的事情。

彻泰姆爵士到卡德瓦拉德家，商议布鲁克先生的《先驱报》受到《号角报》攻击的事情。卡德瓦拉德太太和彻泰姆瞧不起外地人威尔，认为他的身份及其思想只会让布鲁克适得其反。布鲁克先生的庄园管理不善，彻泰姆去请多萝西娅出面劝伯父扭转农庄状况。她在卡苏朋面前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却在伯父和威尔面前慷慨激昂，他们大为不悦。高思先生收到彻泰姆的信，请他去当弗莱什特农庄和蒂普顿农庄的经纪人，帮助彻泰姆和布鲁克先生管理。玛丽准备接受约克城学校提供的工作职位，当小孩子们的钢琴老师。高思先生和太太商量，准备帮弗莱德一把，让他当助手，学习农业知识。

李格和布尔斯特罗德准备对费瑟斯通田地进行交易。李格的继父拉弗尔斯来到斯通大院找他要钱，无意间在壁炉围栏里捡到一张纸条，便塞到酒瓶套子里。李格给了钱，赶走了他，他坐驿车，转火车离去。他打开纸条，上面的署名是尼可拉斯·布尔斯特罗德。

卡苏朋心事重重，他的《世界神话索隐大全》还没写出来，威尔故意住在他家附近，原来崇拜他的多萝西娅现在却对他表现出不满和批判。利德盖特度完蜜月回来，到洛伊克公馆为他诊断病情。卡苏朋不想理多萝西娅，两人闹别扭。

第五集“死者之手”（第43～53章）主要是关于卡苏朋遗嘱附录和拉弗尔斯掌握的另一个遥远的逝者的遗嘱，分别与多萝西娅和布尔斯特罗德的遗产相关，都涉及拉迪斯拉夫家族。此外，故事还讲述了利德盖特在医院和家庭的困境，布鲁克和威尔散伙，多萝西娅向利德盖特医院捐助，费厄布拉泽获得牧师俸禄，布尔斯特罗德遭到敲诈等等。

卡苏朋得了心脏病，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加快了整理笔记的步伐。多萝西娅去利德盖特家询问丈夫病情，发现威尔在罗莎蒙德身边。她来到医院和利德盖特交谈，利德盖特向她讲了医院四面楚歌的状况。资助人布尔斯特罗德的宗教信仰和专制作风引起工商界不满，没人捐款。由于利德盖特看病不用药，得罪了同行和商家；他想对患者尸体进行解剖摸清病因，又让人害怕。他负责医院的医疗事务，危机重重。米德尔马契镇的人把他俩看成是工商界和医疗界的江湖骗子。只有多萝西娅承诺每年向医院捐助200英镑。

随着国内改革形势的发展，布鲁克先生和威尔决定大干一场。威尔猛烈批判各种制度问题，使《先驱报》名气大振。家具商催利德盖特还债，导致他心情不好。利德盖特和威尔发生争执，批评他不该大肆吹捧布鲁克先生。

威尔思恋多萝西娅，决定去乡村教堂做礼拜，还可捉弄卡苏朋。卡苏朋没有看他一眼，他悻悻而归。多萝西娅看到卡苏朋和威尔之间隔阂加深，很伤心。卡苏朋整理了一沓笔记，让多萝西娅读摘要内容，在重要的地方做记号。他问她愿不愿意在他死后不做他不赞成的事，而是做他要求她做的事。第二天，多萝西娅准备回答时，发现卡苏朋已经在凉亭死了。在弗莱什特，西丽亚告诉姐姐卡苏朋遗嘱附录内容：如果她嫁给威尔，就剥夺其财产继承权。大家都希望把威尔弄走，免得日后麻烦。多萝西娅回到洛伊克，发现卡苏朋只给她留下了写书的内容提要表。她决定把眼前的事做好，且先考虑牧师俸禄问题。

布鲁克竞选演讲失败，威风扫地。威尔想取得多萝西娅谅解后，到伦敦学法律，好好发展一番。布鲁克先生要把《先驱报》转卖给其他人，建议威尔到国外去。

费厄布拉泽获得洛伊克牧师俸禄，家人激动万分。弗莱德从全能学院获得学士学位，来拜访费厄布拉泽，想进教会做事。他请牧师去拜访玛丽，征求她对弗莱德工作的意见。玛丽希望弗莱德变得受人尊重。

斯通大院和田产易主，布尔斯特罗德将其买下准备养老。不巧，他25年前的老熟人拉弗尔斯来找他，并用其所掌握的秘密———布尔斯特罗德曾经侵吞了前妻女儿和外孙的遗产，威尔就是那个外孙———来敲诈他。

第六集“孀妇和妻子”（第54～62章）主要讲述多萝西娅守寡后的生活以及罗莎蒙德婚后的生活。其中还有布尔斯特罗德以前和老寡妇结婚谋取遗产、拉弗尔斯继续敲诈的故事。

多萝西娅从弗莱什特回到洛伊克公馆，不准备再嫁，而想推行她的各种改良计划。彻泰姆老夫人担心她住在那里会发疯，卡德瓦拉德太太想做媒，让她嫁给特里顿勋爵（Lord Triton）。威尔来向多萝西娅辞别。多萝西娅、彻泰姆、高思先生骑马巡查田庄，多萝西娅把洛伊克庄园事务交给高思先生打理。铁路要穿过洛伊克教区，遭到当地人极力反对。铁路勘测人员和村民发生冲突，高思先生去解围。弗莱德不想当教士，而想当高思先生的助手。他来到高思先生家，高思太太告诉他，应该直接向玛丽表白，不应该让同样爱着玛丽的费厄布拉泽代为转达。

罗莎蒙德爱慕虚荣，喜欢利德盖特家族的贵族背景。度蜜月时她和利德盖特到过他伯父高德温爵士家。堂兄利德盖特上尉（Captain Lydgate）来她家拜访，罗莎蒙德和他一起骑马游玩，马在林子中受惊，导致她流产。利德盖特债务缠身，回家却看到威尔和妻子在弹琴、唱歌。利德盖特夫妇被迫抵押家中能卖掉的物件，来偿还结婚欠下的债务。

在洛伊克牧师府，人们在议论卡苏朋遗嘱附录，被弗莱德听到，并告诉妹妹罗莎蒙德。罗莎蒙德把遗嘱附录内容讲给威尔听，威尔觉得卡苏朋侮辱他人格，愤而离开。布尔斯特罗德买下《先驱报》，威尔仍在那里上班。特朗布尔先生为埃德温·拉彻尔先生（Edwin Larcher）的物品举行拍卖会，布尔斯特罗德生病，让威尔去帮助他太太鉴定画作。拉弗尔斯和威尔打招呼，提起威尔母亲的名字，并在街上告知威尔，他知道威尔母亲的情况，想进饭店和威尔喝一杯，威尔拒绝。

拉弗尔斯还去找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说他是她先生的老朋友。布尔斯特罗德继续给拉弗尔斯钱，打发他坐车离开米德尔马契。备受困扰的布尔斯特罗德请威尔到府上，向他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向威尔的外祖母隐瞒已经找到女儿和外孙的消息，并独吞了遗产。他向威尔承诺，愿意补偿他、资助他、给他遗产。威尔表示鄙视，两人不欢而散。威尔决定离开这里，就去见了多萝西娅最后一面。

第七集“两种诱惑”（第63～71章）主要讲述利德盖特借钱摆脱债务问题，以及布尔斯特罗德想方设法摆脱敲诈者拉弗尔斯。布尔斯特罗德过去的罪恶成为街头谈资，利德盖特也在拉弗尔斯死亡的事情上弄得不清不楚。

费厄布拉泽牧师知道利德盖特入不敷出、债务缠身，来到米德尔马契拜访利德盖特。交谈时，拉弗尔斯发现利德盖特思路不如以前敏捷，有时眼睛里还露出一种亮光，于是怀疑他吸食了鸦片。同时，费厄布拉泽察觉到利德盖特和罗莎蒙德婚姻不尽如人意。

圣诞前夕，拉弗尔斯又来到布尔斯特罗德的灌木别墅。拉弗尔斯变成了歇斯底里的酒鬼，第二天清晨布尔斯特罗德把他押上马车送走。

文西先生家举行元旦晚会，费厄布拉泽家人和玛丽受邀前来。牧师察觉文西先生和女婿之间、利德盖特夫妇之间的不和谐。他知道利德盖特性格高傲，不愿意求人，事情都自己扛着，想帮助他。

利德盖特至少需要1 000英镑才能还清年底账单。罗莎蒙德讲排场、讲体面。利德盖特想把房子租给内德·普利姆但尔，换个小房子，减少一个仆人。夫妇两人发生争执，罗莎蒙德怪丈夫不向他伯父高德温爵士求援。这次，罗莎蒙德决定自己做主解决这件事情。第二天她去找内德先生的母亲，听说内德先生已经在圣彼得广场找到房子，就到特朗布尔事务所取消为利德盖特办理房屋出租。接着，她偷偷写信给高德温爵士，希望得到他的接济，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她幻想夸林汉姆那边发来请柬，让利德盖特离开米德尔马契。利德盖特万般无奈，心里也动过找伯父接济的念头。伯父的回信是给利德盖特的，罗莎蒙德读后感到失望。信中，他让利德盖特自食其力，还批评他不该当医生。利德盖特叫罗莎蒙德不要在背后捣乱。

利德盖特在第一次遇到债务问题时，痛苦挣扎，开始吸食鸦片。收到伯父信后，他上绿龙酒家弹子房赌博。弗莱德看到妹夫狂赌想赢钱，用计把他弄出赌场。利德盖特打算向布尔斯特罗德求情，恰在这时，他收到来信让他去布尔斯特罗德家看病。银行家变得多疑，还失眠。他告诉利德盖特他要把新旧医院合并，停止投资，只有卡苏朋夫人会增加投资。利德盖特把自己的债务告知银行家，而银行家说文西家挥霍成性，靠他的接济才维持下来，他让利德盖特宣布破产。

利德盖特向布尔斯特罗德求情不成走后，高思先生来见他，告诉他有一个危重病人在斯通大院，名叫拉弗尔斯。弗莱德承租斯通大院。高思从拉弗尔斯那里知道了布尔斯特罗德过去的秘密，让银行家另外物色事务代理人。布尔斯特罗德让高思先生帮助保守秘密，并让人去请利德盖特医生。然后，布尔斯特罗德来到斯通大院，拉弗尔斯看到他感到很害怕，胡言乱语。利德盖特过来看病人，交代不让病人喝酒，回家时，他发现债主派人到了家里。布尔斯特罗德检查拉弗尔斯口袋，根据账单看拉弗尔斯的行踪是否暴露了自己的秘密。第二天，利德盖特过来给病人开了鸦片处方，叮嘱他不要喝酒。布尔斯特罗德心生一计，写了1 000英镑的支票给利德盖特，让他还债。布尔斯特罗德让仆人守夜，给拉弗尔斯服了鸦片，喝了白兰地。拉弗尔斯死后，他带着太太离开米德尔马契到南方海边旅行。

班布里奇把从拉弗尔斯那里听来的关于布尔斯特罗德的秘密传播开来，觉得布尔斯特罗德借钱给利德盖特还债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由于出现了霍乱病人，市政厅召开紧急会议。霍利先生在大会上提出，如果布尔斯特罗德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没有攫取他人财产，那么就应该辞去所有社会职务。利德盖特扶着布尔斯特罗德出去。会议议题转移到对两人的猜疑上。布鲁克先生和费厄布拉泽来到洛伊克庄园看望多萝西娅，告知她人们对利德盖特的猜疑，但她相信利德盖特是无辜的。

第八集“日出和日落”（第72～86章）主要讲述多萝西娅帮助利德盖特洗清冤屈、挽救他的婚姻，布尔斯特罗德受到谴责，多萝西娅再婚的故事。

利德盖特告诉布尔斯特罗德太太，她丈夫开会时突然发病，但并无大碍。利德盖特心烦意乱，后悔当初来米德尔马契工作，认为目前应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会上的情形让他思考拉弗尔斯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布尔斯特罗德借钱给他隐藏的动机，他明白了为什么市民和病人回避他。他决心与这些诽谤和污蔑进行抗争，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女人们都在议论布尔斯特罗德，同情他的太太赫利欧受骗这么多年。赫利欧从文西先生那里知道实情，回家后换上简单的衣装。夫妻都生活在痛苦当中，赫利欧准备陪在丈夫身边，共同面对耻辱。

罗莎蒙德不知道利德盖特出事了，在家里百无聊赖。债务还清后，她还是高兴不起来。她和利德盖特关系疏远了，怀念威尔陪她唱歌、打情骂俏的时光。威尔来信，要回米德尔马契。那次会议后，利德盖特没有告诉妻子他被牵扯到布尔斯特罗德事件当中。罗莎蒙德瞒着利德盖特发请帖、安排小晚会，但受邀人都拒绝参加，最后一封回信让利德盖特看到了。罗莎蒙德去父母家知道了实情，认为利德盖特可耻，应该立即离开这个地方。利德盖特想开诚布公地和她谈一谈，他不能背了黑锅就逃走，希望她减省开支，共同面对困境，像多萝西娅那样支持和理解自己。但是罗莎蒙德回来后提出离开米德尔马契到伦敦去，避开丑闻。

多萝西娅决定为利德盖特洗刷冤屈，邀请他上洛伊克公馆谈谈捐助医院一事。利德盖特心灰意冷，想去伦敦开诊所，为富人看病赚钱；但又不甘心背着坏名声离开这里。多萝西娅挽留他在医院工作，她和费厄布拉泽等人都信任他，她愿意把个人年收入的一半捐给医院。利德盖特把他的家庭困境透露给她，她决定去和罗莎蒙德谈一谈。她的同情和慷慨震撼着利德盖特，她成了利德盖特心中的圣母。为了让他摆脱对布尔斯特罗德的感恩想法，多萝西娅开了一张1 000英镑的支票，让他把钱还给布尔斯特罗德。

多萝西娅乘马车来到利德盖特家，进屋却发现威尔握着罗莎蒙德的手。她放下信，转身离去，去往弗莱什特，一路上心中不是滋味。屋内，威尔和罗莎蒙德发生争执，威尔告诉她自己爱的人是多萝西娅，而不是她。威尔为自己的行为和狠话感到后怕，坐驿车在外转了一天。多萝西娅再次拜访罗莎蒙德，把利德盖特在医疗方面遇到的阻力、在布尔斯特罗德公案中受到的牵连讲给她听。罗莎蒙德说威尔和她之间什么也没发生，威尔爱的人是多萝西娅。两个女人被双方的真心感动，双方婚姻道路上的障碍清除了。威尔从外面回来后，再来拜访利德盖特，听他诉苦。利德盖特谈到拉弗尔斯事件，并说他在这里已经混不下去，准备迁居伦敦。罗莎蒙德在茶碟里放了纸条，威尔取茶时拿走。纸条上说，她把他俩的关系给多萝西娅讲清楚了。

威尔回来是为他在北美西部开辟移民区的计划寻求资金支持。他开始想到以前承诺过要支持他的布尔斯特罗德。威尔请诺布尔小姐传信给多萝西娅，他在教堂院子里等她。见面后，他们互诉衷肠，谈到各自遇到的问题，以及他们之间要克服的障碍———卡苏朋遗嘱附录。暴风雨来临，他们相吻。多萝西娅恨自己的财产。

议会准备增加新贵族席位，人们热议此事。布鲁克来到弗莱什特，告诉彻泰姆爵士一家多萝西娅要和威尔结婚的消息。大家感到吃惊，彻泰姆觉得这次婚姻又是一个错误。布尔斯特罗德继续在舆论和良心的审判中煎熬，但他始终严守拉弗尔斯死亡的秘密。他准备安排好这里的事务，到外地生活。赫利欧想帮助哥哥一家，想帮助利德盖特渡过难关，布尔斯特罗德说利德盖特拒绝了他的帮助。于是，他让太太帮忙，让弗莱德经营斯通大院田产。高思把布尔斯特罗德的决定告诉了玛丽，弗莱德向玛丽保证成为有用之人后，两人马上成婚。

“尾声”先交代了主要人物后来的生活，然后回到圣德雷莎主题上。弗莱德和玛丽生活幸福，弗莱德一直走正道，成为有名的农业专家，出版了《绿色作物的栽培及牲畜饲养经济学》，获得好评。玛丽发表了一本儿童读物《伟人故事集———摘自普鲁塔克的著作》。他们生了三个儿子，弗莱德用积蓄买下了斯通大院。玛丽在斯通大院常常想起利德盖特医生。利德盖特在伦敦和欧洲大陆疗养地专门为富人看病，成了赚钱机器，不到50岁就死于白喉，身后留下一大笔保险金。罗莎蒙德再婚，嫁给年老而富裕的医生，扬眉吐气，她从没有忘记多萝西娅。多萝西娅嫁给威尔后从来没有后悔，威尔热衷社会活动，当上议员，她在背后支持他的事业。布鲁克先生一直和他们保持通信联系。多萝西娅生了两个儿子，一家来到蒂普顿见伯父、西丽亚一家。布鲁克先生高寿，多萝西娅长子继承了他的产业。彻泰姆和米德尔马契居民始终认为多萝西娅第二次婚姻是错误的。叙述者感叹道：德雷莎史诗据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再，新德雷莎写不出英雄史诗，只能写一部家庭史诗。但是，她的影响是巨大的。

人们普遍认为《米德尔马契》对世界文学的最大贡献，首先是刻画了女主人公多萝西娅这位有理想而无所为的经典形象；其次是书中丰富的故事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人文宗教（religion of humanity）思想；最后，此书特殊的出版形式对作者的思路组织提出挑战，艾略特选择了网状叙事来组织千头万绪，写出了英美文学史上一部精致的网状小说。《米德尔马契》从发表至今，在经过140多年的批评洗礼之后，作为乔治·艾略特代表作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但是其网状叙事之谜还没有解开，放在叙事理论视野中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1.2.2 《米德尔马契》国内外研究综述

目前，在美国亚马逊书城以书名“Middlemarch”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出现1 168个条目，该书有多个版本在售卖；用作者名和“Middlemarch”搜索，出现4 008个条目；用“criticism on George Eliot's Middlemarch”搜索，出现148个条目。在外文学术期刊数据库JSTOR用“George Eliot”搜索，可以检索到35 441条信息；用“Middlemarch”搜索，可以检索到2 319条信息。由此可见，乔治·艾略特和《米德尔马契》一直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和批评家的关注，时下仍然是阅读和批评的热点。

卡尔维诺指出，“经典是那些书，带着以前阐释的氛围走向我们，它们所经之处背后都拖着留有一种文化或者多种文化（或者在语言和习俗）的痕迹”。正是由于《米德尔马契》千人千说，无法说尽，结果形成了批评的迷宫，成为一本永远解读不完的书。对作品叙事方式的认识是随着叙事理论的勃兴而发生改变的，所以艾略特作品的评价和接受过程显得错综复杂一些。综观《米德尔马契》140多年的批评史，评论话语自始至终是主题相关模式和形式模式混杂出现，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叙事批评才占上风。汉德雷（Graham Handley）的《乔治·艾略特：批评迷宫向导》（1990）是研究艾略特整个批评历程的专著，关注批评的各个阶段和代表性成果、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不同的批评声音。艾略特属于英国文学传统的作家，《米德尔马契》的批评属于英美批评的传统，反映出英美理论界在形式问题上从保守到开放的认知转变过程和形式概念的流变。总体说来，《米德尔马契》在西方的整个批评历程经历了两大转向：人物—情节批评模式转向形式—结构模式，传统批评范式转向叙事批评范式。而国内的《米德尔马契》批评则从人物—思想分析转向叙事形式分析。

（1）人物—情节批评模式转向形式—结构模式。

人物—情节分析是肇始于亚里士多德《诗学》传统的批评方法，是19世纪小说研究中派生出来的主要批评形式。事实上，《米德尔马契》的批评史正好折射始于亨利·詹姆斯的英美小说批评发展史，批评焦点从文本中的人物—故事—情节、文本与作者—时代—社会环境关系转移到文本内部构成的艺术形式上。《米德尔马契》批评代表着英美文学批评史的总体走向，对其批评历程做一番回顾，可以粗略勾勒出批评经验的草图，可以洞观在形式问题上的长期论战和理论思维的流变，彰显叙事理论补充视野在健全批评思维上的重要作用。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以对浪漫主义传统的反拨为基础，进而将视线转移到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评之上；社会斗争、科学进步所引发的政治和宗教危机成为文学家和评论家们关注的焦点。”与艾略特同时代的人把对作品的评论重点放在人物和人物塑造上，但是也出现了初步的结构批评意识。1871—1872年小说连载期间，评论家刘易斯和出版商布莱克伍德首先开始评论。布莱克伍德在1871年7月20日给艾略特的信中评论该书第二部分，盛赞她是行走在人们中间的巨人，把遇到的每个人都定格在油画上，在读者心中引起回响和回忆。1872年12月7日《星期六评论》称此书像“肖像艺术馆”。西蒙考克斯（Edith Simcox）对人物内心生活予以高度评价：人物的塑造反映艾略特的结构意识，比如利德盖特是以多萝西娅的男性对应物出现的。詹姆斯对整部小说褒贬有加，称之为当时“英国小说中最强大和最薄弱的小说之一”，认为其最出色之处在于多萝西娅鲜活的人物形象，最差在于“把细节堆积一起，结果只是形成一个互不相干的整体”。言外之意，詹姆斯认为此书是大杂烩，结构混乱，直接原因是艾略特的小说实验与他本人倡导的单一情节和单一视点小说理论不相容。

20世纪初，詹姆斯对此书形式的误读被后学反拨过来。豪威尔斯（W.D.Howells）把小说的精神力量和《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伊顿（Oliver Elton）对小说组织的印象是“没有计划，但不混乱”。看得出，批评家对小说主要人物和主题一致持肯定意见，但对长篇累牍、形散而神不散的书写形式还缺乏理论上的认识。

在维多利亚时代结束和20世纪头二三十年，艾略特的声誉处于下滑阶段。她的丈夫克罗斯编写的《乔治·艾略特的生活》1885年以3卷本出版，被人们视为艾略特权威传记。他将艾略特信件和日记交织在一起叙述，但将1849—1854年间的日记毁掉，遮蔽了许多对艾略特不利的事实，把她彻底偶像化。在克罗斯笔下，艾略特重要的知识体验———当杂志编辑、和刘易斯欧陆旅行、和著名科学家与思想家的交往皆被淡化，而少女时代农庄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却被放大。他坚持她有感情，而不是有思想。

克罗斯写的传记中不真的叙述对20世纪艾略特批评产生了一定的误导：她被当成英国外省小说家，作品记录中产阶级的社会记忆，追忆在工业化中逝去的英国原乡；传记为主流批评传统立下了规约，把她视为英国式作家、有丰富感情而不是有丰富观点的小说家、过去生活方式和传统道德观的捍卫者。此外，艾略特的悲观哲学可能是她从19世纪90年代到“二战”结束失去声望和不受欢迎的原因。

1900年到20世纪30年代，艾略特的声誉经历第二轮下滑，更精确地讲是“忽略”，因为从斯蒂芬1902年撰文到1919年她百年诞辰，除了传记作品，很少有关于她的重要活动。1919年她百年诞辰之时，伍尔芙在《时代文学副刊》称艾略特作品是“多产的盛宴”，“过去的罗曼司”只是她“真味”的一部分。伍尔芙将《米德尔马契》放在艾略特作品之首，认为“她的能力没有衰减，因为在我们看来，在成熟的《米德尔马契》中她的能力达到了顶峰。这部辉煌的著作尽管有不完善之处，却是不可多得的为成人书写的小说之一”。她还称艾略特是狄更斯和萨克雷的继承人、哈代和詹姆斯的先行者，“站在旧小说和新小说的门口”。而霍尔丹（Eliza-beth Haldane）在《乔治·艾略特和她的时代》（1927）中称艾略特是“最伟大的反叛者之一”。弗雷斯曼（Avrom Fleishman）在《乔治·艾略特的知识生活》（2010）一书中指出，耶鲁大学教授海特的9卷本《乔治·艾略特书信》（1954—1978）和《乔治·艾略特传记》（1968）引发了20世纪后期批评家研究她的热情，重估她如何“把现实主义、人文主义、神话生产、社会批评、心理个案分析和应用伦理学加以绝妙的融通”。海特称《米德尔马契》是一本完美的维多利亚小说，艾略特不仅是伟大传统的一部分，而且是西方思想伟大传统的一部分。

在20世纪的艾略特研究过程中涌现一些研究大家，他们是海特、哈代（Barbara Hardy）、哈维（W.J.Harvey）、卡罗尔（David Carroll）、毕蒂（Jerome Beaty）、诺普弗兰姆彻（U.C.Knoepflamcher）等。海特编撰的《乔治·艾略特传记》一直被公认为是对艾略特生活最权威的叙述；哈代、哈维、卡罗尔和诺普弗兰姆彻用“统一”字眼触及过《米德尔马契》的叙事结构，试图以暗喻、形象、主题等为统一的原则来解释；毕蒂研究小说与笔记的关系，关注小说的创作过程。

近几十年来，海特编辑的艾略特书信和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盛赞她的章节引发了西方读者对艾略特其人其作的不断关注。利维斯把她列为英国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安德森（Quentin Anderson）在1958年撰文说，艾略特小说当时就已在学校课堂开讲。《米德尔马契》在当代的地位举足轻重：它长期被选入中学教材，也是大学课堂常用教学内容。1990年，《现代语言札记》（Modern Language Notes）编辑过《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教学法》专栏。其中，托马斯（Jeanie Thomas）1987年论文《阅读〈米德尔马契〉，走中间路线》坚持将小说当作精神资源传授给学生。1994年，著名小说家拜厄特（A.S.Byatt）为现代图书馆版《米德尔马契》写导言，标题是“乔治·艾略特：庆典”。目前，有两本学术杂志和一个网站专门研究艾略特：《乔治·艾略特—乔治·亨利·刘易斯研究》（George Eliot－George Henry Lewes Studies）和《乔治·艾略特评论—乔治·艾略特学刊》（George Eliot Review－Journal ofthe George Eliot Fellowship）；网站在Victoria Web中，域名是http：／／andow.stg.brown.edu／victorian／eliot／eliotov.html。1999年，据《现代语言札记》统计，截至1981年，乔治·艾略特网上书目达到2 123条。

20世纪对艾略特研究贡献最大的是海特的9卷本《乔治·艾略特书信》。对海特而言，艾略特是“非常虔诚的”，他引用阿克顿爵士的陈述，称她的作品是“在强烈需要信仰和信仰困境之间游移的一代人的徽记”。他强调艾略特在知识文化领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让人们能够在当时的知识、文化、政治语境下重新评价其作品。海特利用大量信件、日记，把她当成卓越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群落中一个重要的知识、文学人物，而承认艾略特在博大文化中的地位是海特传记对她学术研究的积极贡献之一。“它对近年评价产生深刻影响，使人们能根据观点而非情感来处理其作品主题。”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评论、学术调查和传记对艾略特研究的补充从未间断过。

在20世纪60年代，艾略特研究在三方面推进：背景知识、论文和海特传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特点。卡林海姆（Valentine Cunningham）《到处唱反调：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不信国教者》（1975）分析艾略特早期小说的纵深层次，指出“伟大的小说家没有谁比乔治·艾略特更接近不信国教的核心”。罗伯茨（Neil Roberts）《乔治·艾略特：信仰和艺术》（1975）介绍艾略特小说，用“复杂性”和“同情”两个关键词来论述小说的主题。利德尔（Robert Liddell）《乔治·艾略特的小说》（1977）赞扬《米德尔马契》“每个主要人物不只是一个人物；他体现了书中的一个主题”。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她们自己的传统》（1978）和莫尔斯（Ellen Moers）《文学妇女》（1978）对艾略特研究有特别贡献。吉尔伯特和古巴（Sandra Gilbert＆Susan Gubar）《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指出，艾略特对圣德雷莎和圣母的兴趣反映出“试图发现女性神圣性的独特象征”。威特迈耶（Hugh Witemeyer）《乔治·艾略特和视觉艺术》（1979）指出，艾略特的作品展示了她惊人的视觉记忆、肖像和人物的联系、风景画面。“在自然的描绘、人物形象和家庭场景方面，乔治·艾略特深受绘画传统的影响。”

阿什顿（Rosemary Ashton）《乔治·艾略特》（1983）分析艾略特的矛盾心理：“如果说乔治·艾略特在她的哲学中将普遍乐观主义和具体悲观主义结合起来，她的政治观点包括既赞同激进的进步，又不情愿看到改变传统。”毕尔（Gillian Beer）《达尔文情节》（1983）分析艾略特如何吸收、回应达尔文理论，审视科学理论在叙事延展上的演变。她的另一部专著《乔治·艾略特》（1986）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艾略特作品。沙特尔沃斯（Sally Shuttleworth）《乔治·艾略特和19世纪科学》（1984）讨论“有机理论领域”，认为《米德尔马契》章节内视角的不断变化折射出“社会有机体本身”的混乱和复杂性特点。格雷（Beryl Gray）《乔治·艾略特和音乐》（1989）指出，《米德尔马契》在“音乐和音乐上的引经据典将小说世界整理和分层，显示对每个主要人物的同情”。

除了以上专著，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期，讨论该小说的学术论文所使用的批评工具包括现实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原型批评等，它们考察小说主题、人物和情节与文本之外的时代、阶级、历史、文化、神话、宗教等因素的关联，采取政治批评、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方法；而从事叙事分析的专家学者则关注小说形式的方方面面及其文本潜在结构。西方著名文学期刊上登载的关于《米德尔马契》的论文主题千姿百态，包括分析人物类，例如分析多萝西娅的精神成长、利德盖特的英雄主义和有机主义、威尔的过去；分析作者类，如《作为文学寡妇的乔治·艾略特》；分析文体类，比如罗曼司、日常叙事、科幻；分析小说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类，比如与历史、物理学、科学、伦理、音乐、市场的关系；讨论细节引发的问题类，譬如危机的概念、穿衣镜暗喻、细菌和图画、显微镜和符号、癔症；分析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类，如消费者的生产等等。此外，还有关注19世纪现实主义类，比如现实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与诊所的产生、现实主义与形式等；挖掘人物原型类，比如《圣德雷莎、圣多萝西娅和布鲁克小姐》《富勒和多萝西娅》；女性主义批评类，如妇女问题、两性关系、女性主义批评家生气的原因、乔治姐姐的嫉妒、妇女职业问题、性别批评、女性能力、婚姻冲突与婚姻法庭等等；形式—结构叙事学方法类，如多萝西娅故事叙述的统一性、题记艺术、双重情节和对话形式、双重声音、纵向语境、笔名、题记和声音、作者参与叙述、自反文本、人物行为的延宕、赌博话语、典故等。

批评家要么关注“形式”而忽略为小说形式特征塑形的思想观念；要么意识到乔治·艾略特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家的重要性，而根据达尔文、赫胥黎、孔德、穆勒、斯宾塞、刘易斯、汉内尔、施特劳斯或者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来重建她的思想体系。比如，根据威利（Basil Willey）的思路，乔治·列文（George Levine）研究艾略特小说中的决定论，帕里斯（Bernard J.Paris）研究她的“人文宗教”。哈代、斯当普（Reva Stump）和哈维等形式主义批评家如果没有把为艾略特小说塑形的观点和信念排除在外，那么可能在“形式”探讨上会更进一步。

（2）传统批评范式转向叙事批评范式。

长期以来，艾略特小说的怀旧题材、宏阔画面、众多人物、哲理高度和道德关怀一直是批评的重点，她的博学、智慧和议论被视为毁灭性地破坏了小说的自然“展示”笔法。当今，叙事理论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叙事学家开始意识到，艾略特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在形式层面上曾受到了误读和批判；而事实上，她的这些小说在反映社会现实、进行道德说教的同时，展示了一套游离于主流批评范式之外的叙事策略，在小说形式理论上另辟蹊径。艾略特小说在经历了漫长的批评认知转向之后，其艺术形式的价值才得以参透。利维斯作了前期铺垫，哈代和哈维随后进行捍卫，布思（Wayne Booth）、米勒（Hillis Miller）、沃霍尔（Robin R.Warhol）和兰瑟（Susan S.Lancer）等人肯定其叙事手法。

英美文学传统中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小说的艺术》的作者亨利·詹姆斯对乔治·艾略特小说的评论一直左右着批评界。詹姆斯虽然崇拜艾略特，但是艾略特小说形式实践因和他小说形式的经典概念相冲突而受到他的严厉批判，而这种权威批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人们认识艾略特作品的风向标。纽顿在《乔治·艾略特》（1991）一书导言中说：“詹姆斯不赞成小说有多重情节，认为小说应该努力成为一个有机体，其中没有不相干的东西，叙述要限制在采用单一视点上，排除叙述者作道义或哲学上评论，因为詹姆斯重视戏剧性呈现的艺术价值。”而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如《米德尔马契》《罗慕拉》《丹尼尔·德龙达》都有多重情节，在历史叙述中探讨爱情、家庭、理想、事业、道德、人性、人文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等问题，采用多重视点和多重声音叙述，叙述者时不时地介入评论人物、事件和伦理。若要承认乔治·艾略特是一位伟大的英国小说家，就要颠覆亨利·詹姆斯式的形式主义规约和审美原则。

持续的批评催生批评思路创新。长篇小说是大型潜在意义场，涵纳着语言、修辞、声音、结构、伦理、意识形态和理论描述等数不清的层面。因此，经典小说要不断被重读和评释，因为它“永远穷尽不了它必须说给读者的一切”。在梳理《米德尔马契》批评史总走向的同时，还可以洞观英美批评界以亨利·詹姆斯为代表的传统范式是如何被质疑、修正和发展的。

詹姆斯反对艾略特的宏大叙事和话语结构，质疑“如果我们这样写小说，我们如何书写历史”。作者许多艺术意图只有在细读沉思后才得以清晰把握，比如多萝西娅和利德盖特两段故事的平衡对照结构。詹姆斯的结语给该作品定下一个基调：虽然它有缺陷，但不失为“非常辉煌的制作”，“它为旧式英国小说的发展设下了限制。……是对我们文学丰富的想象的最重要贡献”。

在“二战”刚结束的年月，主要在剑桥大学工作的新一代文学批评家，以利维斯、普里彻特（V.S.Pritchett）、豪斯（Humphrey House）、威利（Basil Willey）和本内特（Joan Bennett）为代表，对艾略特和她所代表的维多利亚价值观表现出浓烈的兴趣。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将艾略特列为体现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出色小说家，认为其作品蕴含着英国传统中的优秀道德判断和人道观；其道德严肃性和难以比拟的知识力量产生了“富含理解的知识”，并在《米德尔马契》中得以丰富的展示，特别是在人物分析上。利维斯对英国小说家进行甄别后指出，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D.H.劳伦斯是英国小说传统之所在；在这个传统链条上，这些小说大家们关注形式，并且发挥自身天才找到了合适而独特的方法和手段。利维斯在该论著中分三章分别评述了艾略特、詹姆斯和康拉德的小说艺术成就，他一反以往学者对艾略特道德关怀和学人智识的痛斥，赞扬她的优秀作品有“托尔斯泰式的深刻和真实性”，而只有一本书———《米德尔马契》反映了她成熟的创造天才。有学者坦言，没有《伟大的传统》，就没有《米德尔马契》和作者乔治·艾略特在英国文学史上伟大的地位。

艾略特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利维斯肯定之后，叙事学开始在欧陆萌芽，艾略特批评家也将注意力逐渐转向她的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早期，一系列批评著作从形式上探讨小说成功的结构层面，拓宽了学界对艾略特的研究视野。在对《米德尔马契》的所有批评当中，对于叙事形式的研究具有特别指导意义的有小说的资料来源和笔记、作者自己的论文阐述、题记和纵向语境等研究。从叙事层面研究文本的有哈代《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形式研究》（1959），其关注艾略特高度复杂而精湛的组织；哈维《乔治·艾略特的艺术》（1961）关注小说的艺术方法和组织的性质，从而强调作品的形式特征。

哈代《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形式研究》开启了艾略特批评的新时代。他宣称“小说能够满足平衡、对立和统一上的形式愉悦，同时从知识和道德层面对人类和社会进行分析”。哈代从许多层面分析艾略特小说的悲剧模式，比如人物和形式的关系、情节的整合、作者自己声音的类型。哈代通过其他方面显示艾略特书写方式的原创性，包括以复杂和联想的方式使用意象以及叙事中可能产生的回响，这是他研究的核心。虽然其研究方法是孤立的，但是在联系和整合艾略特艺术的主要成分方面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哈维《乔治·艾略特的艺术》强调“她作品的形式特征”。他与哈代从不同的路径得到非常相同的结论。哈维称《米德尔马契》是“最伟大的英国小说”，明确地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人物和观点的关注与“现代对形式的更多关注”进行对比。1965年企鹅出版社版本引言称，《米德尔马契》之伟大“在于其总体设计”，全知全能的作者泰然自若地控制行动，由此实现叙事的统一和连贯。戴彻斯（David Daiches）1963年评述结尾时同样赞扬“作者对材料的紧密控制”。

诺普弗兰姆彻的《宗教人文主义和维多利亚小说》（1965）注意到，艾略特成功地“将观点转化成小说的形式和结构”。他强调结构，观察到“《米德尔马契》都是平衡。理性主义者乔治·艾略特矫正热情分子乔治·艾略特；热情分子多萝西娅矫正理性主义者利德盖特”。他说，“《大使》之前没有小说有效地利用补充视点”。

毕蒂《〈米德尔马契〉：从笔记到小说》（1960）对乔治·艾略特小说的资料来源和手稿作了开创性研究。他审视不同版本的开头，分析分集出版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把笔记和“《米德尔马契》成品部分”进行联系和对照。较早的《米德尔马契》1869年6月动笔，没有多萝西娅、卡苏朋和威尔，但“布鲁克小姐”部分从1870年开始创作。1871年3月，小说把分开的部分组拼到一起，18章便完成。毕蒂指出，“纸本的差异”显示作过修改，“主题的相似性”将利德盖特和多萝西娅两个故事并联起来。他审视基切尔（Anna Theresa Kitchel）主编的《〈米德尔马契〉资料来源》（Quarry for Middlemarch，1950），其中包括艾略特计划“如何将部分结束”，指出其和手稿的相互关系：“按部分刊载的最终效果实际上是要帮助乔治·艾略特将‘布鲁克小姐’和《米德尔马契》融合到一起。”

基切尔《〈米德尔马契〉资料来源》和毕蒂《〈米德尔马契〉：从笔记到小说》探讨小说的演变过程。乔治·艾略特自己的论文《艺术形式笔记》（Notes on Form in Art，1868）在1963年才得以发表，提供了术语和语境来研究《米德尔马契》是否是不相干的整体。普拉特（John Clark Pratt）197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米德尔马契》杂记”，继续基切尔和毕蒂的《米德尔马契》演变课题的研究。普拉特和勒弗尔德特（Victor A.Neufeldt）编辑了两本艾略特手稿笔记，弗尔格莎士比亚图书馆收藏一本，纽约公共图书馆伯格馆收藏另一本。两本手稿笔记合成一本书，题目为“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笔记：转录”（1979），包括弗尔格全部笔记和伯格部分相关内容笔记。这些笔记有助于深入研究未探索过的知识史和诗学技巧领域。

关于故事的连接方式，安德森在《〈米德尔马契〉中的乔治·艾略特》（1958）一文中论述人际关系大网时，认为站在自我意识中心的个人其实是数不清的结点或衔接点。维多利亚小说研究专家米勒（J.Hillis Miller）长期以来关注该小说的叙事技巧，在《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1968）一书中对维多利亚小说叙述基本模式作了分析，认为叙述者用人物作面具，采用间接话语来叙事；而人物知道自己和其他人的关系，“思想相互穿透结构”被用于对叙事材料加以组织ress，1970.pp.2－4.。小曼塞尔（Darrel Mansell，Jr.）《乔治·艾略特“形式”的概念》（1970）探讨了蕴含网状结构假设的形式观，利德尔（Robert Liddell）《乔治·艾略特的小说》（1977）将《米德尔马契》中复杂的人际关系进行了梳理。

在20世纪70年代，对人物的这种“控制”和利用又变成了负担：华莱士·马丁（Wallace Martin）在《米德尔马契》1974年版引言中要学生提防艾略特“过多控制人物”和浓重的作者评论。从艾略特写作的时代至今，批评家大都将叙述者干预视为参与文本建构的障碍。《米德尔马契》里的叙述者不仅像萨克雷和特洛普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一样全知全能，而且介入故事。19世纪小说全知全能叙述，在福楼拜和詹姆斯的现代主义美学标准之下，显得非常不合时宜。福楼拜坚持“伟大的艺术是科学的和不带个人色彩的”，作者或叙述者“一定存在于作品中，就像上帝在造物中，看不见然而非常有力量；我们一定可以到处感受到他的存在，但从来看不见”。詹姆斯认为“小说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它试图“再现生活”，而介入评论让叙述主题游移，会打破再现幻想。

但是，叙述者干预的积极作用也备受关注。迈克斯威利（Kerry Mc-Sweeney）认为叙述者干预是科学的，它清晰反映了经验性观察中“证人参与”的重要性。近年来批评家们在巴赫金理论指导下，逐渐认识到散文小说中“多声部”奏鸣的意义。

海格顿（David Leon Higdon）《乔治·艾略特和题记艺术》（1970）一文全面考察艾略特小说题记来源和美学功能，金斯堡（Michal Peled Gins-berg）《笔名、题记和叙述声音：〈米德尔马契〉和作者问题》（1980）一文虽然没有出现“副文本”概念，却细致探讨了一系列副文本（paratext）形式的历史成因。

沃霍尔（Robin R.Warhol）在《通向参与叙述者理论：盖斯凯尔、斯托和艾略特作品中的积极干预》（1986）中对杰拉德·普林斯受述人类型作了补充，以便更好地理解19世纪小说叙述传统，来驳斥评论性介入破坏文本自然“展示”的长期看法。尼科勒斯（Joseph Nicholes）《〈米德尔马契〉纵向语境：乔治·艾略特灵魂的内战》（1990）对小说中各种人物与历史人物的联系作了考察。这些论述对研究小说的网状结构作了前期准备。

1991年，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第一部分针对里柯博尼、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芙和托尼·莫里森小说中作者型叙述声音，分析作家如何使用不同的叙述声音技巧来建立叙事权威。其中“格言女性：乔治·艾略特和现实主义原则”一章指出，艾略特在小说中使用卷首语、格言警句，目的是要建构超文本和互文，让叙述者和这些男性文本进行对话，在叙事时产生张力，在建构文本叙事权威的同时，将这些男性的声音加以解构。兰瑟分析的结论是，艾略特小说的叙述者“根据自然性别平等的观念”，用“双重声音”———“一个以男性的名义，与男性肩并肩一起写作的女性的声音”来建构叙事权威。

（3）从人物—思想分析转向叙事形式分析。

在中国的CNKI数据库用“George Eliot”为关键词搜索，检索到5 613条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记录；用“Middlemarch”检索到492条；用“乔治·艾略特”检索到1 120条（用“乔治·爱略特”检索到7 069条）。可见中国学者对其人其作也是颇有学术兴趣的。

艾略特的文学和学术成就在整个西方学界是一个亮点，而中国学者由于受到译介者的兴趣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译介风吹到哪里，哪里便有一阵批评的喧哗。艾略特的艺术光芒虽然长期被遮蔽，但是近年来一批英文系学者，以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的学者的苦读和著述改变了这种状况。不可否认，批评的主要关注点仍然放在作品思想层次和人物分析上，研究视野有待拓宽。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以导师为中心的乔治·艾略特研究学术小团队，突出的有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建军教授、浙江大学殷企平教授等领衔者及其研究生。

到目前为止，从叙事学角度研究《米德尔马契》的文章数目不多，但是相关批评已经起步。中国硕士、博士优秀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关于“乔治·艾略特”的硕士学位论文多达114篇，关于“米德尔马契”的硕士学位论文72篇，主题多涉及女性主义、人文宗教、伦理思想、妇女问题、婚姻观、女性意识、决定论等。而从叙事学角度进行某一侧面研究的有魏莲《乔治·爱略特〈米德尔马契〉中的叙事技巧》（2003）、凌芳《〈米德尔马契〉之结构主义研究》（2004）、王丽英《乔治·艾略特小说女性主义叙事话语研究》（2006）、曹丽娜《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米德尔马契〉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2007）、陈光华《女权、政治、宗教及叙事声音：〈米德尔马契〉的复调解读》（2007）、徐其华《乔治·艾略特的叙事权威》（2008）等。4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张金凤和廖昌胤分析乔治·艾略特思想悖论和政治悖论，魏晓红分析心理描写，朱桃香把艾略特和艾柯放在一起分析迷宫叙事。

近年来，艾略特研究专著开始面世。张金凤《乔治·艾略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调和》（2006）讨论艾略特作品中的思想悖论。杜隽《乔治·艾略特小说的伦理批评》（2006）从伦理批评角度解析艾略特对人物命运的处理。马建军教授《乔治·艾略特研究》（2007）全面研究艾略特的创作思想，并用一章对《米德尔马契》的叙事特色进行了分析。聂珍钊等的论著《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2007）用一节篇幅论述艾略特的人本宗教。廖昌胤《悖论叙事———乔治·爱略特后期三部小说中的政治现代化悖论》（2007）解读《费利克斯·霍尔特》《米德尔马契》和《丹尼尔·德龙达》中的各种政治悖论。最近几年，艾略特作品的研究视野变得更加多元化。王海萌《建构文化：乔治·爱略特小说中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自我塑形研究》（2012）、张磊《肯认与焦虑———乔治·爱略特小说中音乐文化的意识形态研究》（2012）、魏晓红《乔治·艾略特小说的心理描写艺术》（2015）、张娜《空间批评理论下的乔治·艾略特作品分析》（2015）、安宁《对平常日子的肯定：〈米德尔马契〉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2015），分别探讨了艾略特小说人物与价值观的关系、小说与音乐的关系、小说的心理分析和空间建构，并将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王海萌和安宁的专著是用英文写的。安宁将《米德尔马契》和《红楼梦》并置研究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因为长期以来《米德尔马契》被奉为西方名著中的经典。中国有“红学”，国外有140多年的乔治·艾略特学，或者说得更细致一点，《米德尔马契》学。

殷企平教授的《互文和“鬼魂”：多萝西娅的选择———再访〈米德尔马契〉》（《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和朱桃香的《〈米德尔马契：外省生活研究〉的叙述形式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等论文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了叙事形式上。

总之，《米德尔马契》是一部解读不尽的书，是每种批评都青睐的对象。这是一本奇书，争议的焦点在于形式问题，从中可聆听理论界旧见和新声的合鸣。这是乔治·艾略特早已设计好的陷阱，用人物多、情节多、知识多、观点多吸引人们，将批评注意力一网打尽。而她本意是用网状叙事将多元性一网打尽，但是这张网的形式威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米德尔马契》堪称一部原创性网状结构小说，这归因于艾略特从理论上对网状叙事的自觉思考，并勾勒出了这一形式的轮廓。

综上所述，从国内乔治·艾略特研究，尤其是从对《米德尔马契》的批评来看，要全面讨论乔治·艾略特小说技巧———结构、情节、叙述方法、语气、意象、象征主义、人物塑造是不可能的，但选择一个点来探讨是可能的。迄今为止，国内《米德尔马契》研究专著还没有出现，在系统化的研究上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

1.3 研究框架、研究意义和结构安排

1.3.1 叙事理论研究框架

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巨著《米德尔马契》故事线索繁杂，大量使用多元叙述视点、大量使用题记和大量进行叙事干预，常常被认为破坏了故事的自然逼真。但是如果把这些叙事形式置于叙事理论框架之下，则能探明艾略特进行叙事和叙事认知实验的前瞻性、科学性和现代性。

在西方文学从史诗到小说发展的传统大链条中，叙事文学一直是最多姿多变的文学种类，生命力旺盛。世上的生物不断在进化；同样，在叙事传统内，小说也在进行复杂的形式变革：将生物过程和辩证过程加以杂交，不同物种结合产生新的杂类，接下来再和其他旧的或新的形式结合。小说处于这样的演变状态之中，采用直接讲话或抒情、用戏剧性行为直接表现的形式，处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问题，以其不稳定性分担着叙事的共性。因而，小说可以走其他文学艺术形式无法走的极端，并为这种能力和不完美付出了代价；但是同时也在内容和形式的深广度上实现了其他文学形态难以企及的超越。西方小说所积淀的叙事文化资源是我们进行叙事学探讨取之不尽的活水源头。

一般说来，西方传统小说理论的建构和发展遵循两条路径：历代文学批评家在文论和批评专著中所作的学理阐发，同时还有小说家创作实践中积累的丰厚文本个案和理论自觉。与中国式感性和诗化思维特点不同，西方思维强调理性逻辑和学科规范。批评家批评视角的不断转换和小说形式变革创新为叙事理论长足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小说叙事理论的蓬勃发展又为西方小说研究提供了方法论。

从詹姆斯对《米德尔马契》的形式进行批判到当代叙事理论家的不断研究和反拨，小说复杂而精致的叙事形式不仅得到认可，而且还在继续发掘中。艾略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创作中就有意识地解决了后世小说理论中的问题，特别是叙事理论中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诸如叙述视点、作者干预、副文本、叙事空间等。由于当时知识状况的局限，艾略特除了没有为她丰富的叙事手法命名之外，她都做了成熟的理论思考和叙事实验，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在当时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的复杂叙事技巧一直成谜。她的小说把故事层和知识、认知体系层紧密缝合，故事层又分成无数层。当下，在叙事理论大语境中重读连载小说《米德尔马契》，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作者是如何利用当时的各种科学知识来认知和建构网状小说结构的，从中发现其叙事思想和叙事技巧的超前性和现代性。

叙事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起源于古希腊古典文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者从叙事结构方面进行了前期的探索，它在法国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派的努力和倡导下在20世纪60年代诞生，90年代美国理论界掀起叙事学小规模复兴，其总体目的是构想出叙事行为所共有的叙事模式和范式。随着叙事学的兴起，小说人物—情节—主题的解读套路、作品—作者—时代的关系的传统批评范式接受革命和解构。叙事学在5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研究范式已经发生了重大转移，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注故事—话语的结构主义经典叙事理论转向后结构主义后经典多元叙事学，后者开始关注叙事中读者的作用、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环境。但是，二者相互之间并不是割裂、无联系的，在传统的概念和范畴还存在着多层次的对话。

叙事学研究者是跨国界的，所持理论的方向差异性很大。著名的有法国的格雷马斯“语义方阵”、巴特的叙事的层次、巴尔的聚焦、布思的不可靠叙述、费伦的修辞理论等。要明确描述叙事理论发展史是非常困难的。赫尔曼（David Herman）借用尼采和福科谱系研究方法，试图展示早期叙事理论谱系，20世纪初期的叙事诗学———发生在德国和俄国的“形态学”模式，启发了法国的布雷蒙和巴特等人跨文类和跨媒介的探索，以及俄国的巴赫金对小说多声部现象的关注；平行发展的另一文脉———从亨利·詹姆斯到珀西·卢伯克的英美小说叙事诗学传统，受到新亚里士多德派韦恩·布思等的批判，使叙事理论从小说理论中分离出来。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考察虚构叙事的章节采用叙事学家的模式和方法，成为欧洲各种话语和历史潮流交织的结点。麦克黑尔（Brian McHale）建议要从叙事谱系和思想史双重角度来概述叙事理论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降，叙事学中的关键术语、概念相继提出，并在阐释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如“事件”“故事”“时间”“主体”“交流”“知识”等。而有的又和另一个术语成对存在，比如故事—话语、时间—空间、叙述人—受述人、正文—副文本等。

在叙事学领域，对某些经典概念进行重新审视或者解构是必要的。研究叙事概念，首先就要回到“何为叙事”的逻辑原点。“narrative”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希腊文“gnarus”，意为“知道”。从词源学来说，叙事是知识的一种形式，“叙述人”是“知道的人”。叙事的概念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柏拉图把“mimesis”（完全模仿）和“diegesis”（纯粹叙事）区分开来，詹姆斯用“showing”（展示）和“telling”（讲述）表示。叙事至今没有固定不变的定义，但简单说来，叙事是对一件事或者一系列事件的叙述。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也为叙事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巴特称“叙事是一个大句子”，可从时、体、式和人称进行分析。

叙事如何发生？长期以来，叙事学家认为叙事是一门与时间相关的艺术，时间制约着事件序列的进程。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断言，“写作只是一段时间”，“唯有时间的延伸能够慢慢地使整个过去悬浮起来，并且呈现出愈加稠密的一整套密码”。韦勒克强调时间和故事的推进在叙事中的重要性，认为“传统的叙述体或故事（史诗或小说）是在时间中发生的”，故事的发展过程带来故事的“趣味”，尽管故事会结束。同时，情节、人物、地点也是重要的叙事因素。

随着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伍尔芙《海浪》、詹姆斯《尤利西斯》等“意识流”作品的问世，时空压缩、主客观时间交错、内心独白、象征等技巧被运用到作品中，结束了线型故事的历史，颠覆并解构了时间、情节、人物、地点因素的一贯性。完成叙事功能的原动力问题于是被悬搁起来。

但是，有一种因素不受叙述技巧变革的影响，它始终存在、贯穿叙事整个过程，那就是叙述者，不论是显在的还是隐匿的。叙述者通过叙述过程中注意点的游走，把零碎的事件、散乱的人物、往复的回忆串接起来，形成完整的叙事。按厄尓·迈纳的解释，叙事就是“实现了的连续性”。

西方叙事学家在叙述视点上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区分。概括起来，基本上根据如下标准和原则分类：一是修辞学上的人称标准：人称和非人称；二是叙述者的知情程度：全知还是限知；三是叙述者和人物联合的程度：重叠还是分离；四是叙述的客观程度：话语自我呈现还是干预介入。

巴赫金认为小说叙述视点不是单一的，而是以多声部、复调和杂语为特征的，小说叙事话语是分层的：从传统的全知叙述人的独白，到穿插在人物之间的对话，再到人物各种各样的方言和行话。小说世界存在人与人之间、意识中心之间的关系功能和对话关系。从叙述视点理论反观《米德尔马契》的视点结构，可以理解艾略特综合所有视点，来全方位透视人物情感、动机和行为背后的美学指向———引起读者对主人公命运的共鸣和同情。

当代诗学和叙事理论扛鼎者热奈特1987年出版了法文版《门槛》，1997年英文版出版，题目是“副文本：阐释的门槛”。其中指出，作者名、题目、前言、插图等言语的和非言语的附件包围着文本并延长文本，是正文的副文本。从出现的位置来看，在文本之内的副文本是内文本（peri-text），而在文本之外的信息，如媒体刊载的访谈和对话，或者私人信函、日记等，叫作外文本（epitext）。副文本是两种类型之和。根据文本出版的时间来看，在文本之前出现的是前副文本（anterior paratext），同时出现的是原创副文本（original paratext），之后出现的是后副文本（posterior paratext）。副文本最基本的特征是功能性，其美学指向不是要让文本周围显得美观，而是要保证文本命运和作者意图一致。艾略特在创作《米德尔马契》的时候，虽然没有出现副文本概念，却利用一系列副文本形式，来建构网状结构和探讨人物行为的历史成因。

人们一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作者干预提醒读者故事的虚构性，必然破坏叙述的逼真性。当下，叙述干预归入元叙事（metanarrative）或者元小说（metafiction）范畴，成为一种重要的叙述现象。元小说是美国批评家和小说家加思（William H.Gass）1970年首创的术语。元叙事“要么是谈论其他叙事的叙事，即嵌入叙事；要么指涉叙事本身及其叙事程序的叙事”。元小说字面意是“关于虚构的虚构”。任何含有元叙事的虚构作品都含有元小说的因素，两个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可交叉使用^③。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指出，元小说超越了叙事的边界，使作者兼备了理论家的身份。马克·柯里（Mark Currie）认为：“元小说作品是指由这样一些人写的作品：他们清楚怎样讲故事，但他们的叙事却在自我意识、自觉和反讽造成的自我疏离等不同层面上返回叙事行为本身。”元叙事就是在虚构作品中有意识地探讨关于叙事理论的叙事行为。尽管元小说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形式，几乎所有现代实验写作都使用一些明显的元小说策略。在元小说中，小说家选择“讲述”和“展示”两种手段企图彻底袒露小说创造过程本身，努力将混乱的事件归纳到有意义的艺术模式中。元小说模糊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是名副其实的跨界书写，真假难辨。巴思（John Barth）用中间体艺术———介于美学传统领域和艺术创作的中间形态指代元叙事。《米德尔马契》故事中的作者评论把故事与故事外世界联系起来，用读者推崇的思想直接参与故事的创造。同时，作者还在故事中传授了关于显微镜、望远镜、穿衣镜和网等方面的科学知识，用各种认知暗喻增加读者对其网状叙事的认知。

《米德尔马契》是把女主角多萝西娅的命运放在一个男性对应者和社区里一群人的背景中进行书写的，是故事双聚焦的一个点和故事的核心，女性叙事是绕不过的标杆。沃霍尔呼吁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要考虑叙事形式和性别因素，注重文本的历史语境，注意叙事形式和作者、读者生活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以此来考察文化中性别结构的建构。目前关注的是性别在叙事过程中是如何生产和建构的，以及女性意识或者男性意识是如何建构的。叙述人把《米德尔马契》的世界描画成一个由男权思想主宰的社会，多萝西娅的理想主义到处碰壁，最后还是屈居边缘地位。故事结尾不给多萝西娅安排更好的出路，遭到女权主义的抨击。但是，这种安排体现了艾略特独特的女性意识：女性改变命运的时机不成熟，需要通过对社会制度进行改良，需要在提高女性教育以及男性思想意识的过程中来实现女性的崛起。

1.3.2 研究意义和结构安排

在叙事理论发端之前，对文学巨匠杰作的探讨大多聚焦于人物塑造和文本意义，而对文本的层次和形式关注甚少。自叙事学家从形式角度研究经典作品开始，文本个案的研究不断实现叙事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飞跃。热奈特从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文本分析中提出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区分，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分析让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以“多声部”为特点的对话理论，艾柯（Umberto Eco）对乔伊斯《芬尼根守灵夜》的分析促使他形成开放作品理论。由此可见，对某些经典名著进行个案分析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本书拟在西方学界艾略特热，尤其是《米德尔马契》热中，尝试以中国学者的视野对文本的叙事形式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分析。

西方小说随着18世纪读者大众的兴起而产生，其叙事模式经历了几次大变革。从丹尼尔·笛福、约翰·理查森等单一视点和单一情节的小说叙事，发展到乔治·艾略特、查尔斯·狄更斯等多重视点和多重情节。《米德尔马契》是英国甚至欧洲小说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不仅因为艾略特关注呈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外省生活，而且动态地呈现探索人物意识和复杂的社会、心理议题的过程。除了作者干预和全知叙事人之外，小说还使用了心理叙事和叙述评论多种视角。小说是汇聚文学“场”和批评“场”的双重“场”。《米德尔马契》借助副文本手段来帮助构建文本的叙事框架，堪称副文本的博览会：有双标题、卷名、序言和尾声，每个章节都有题记。恰当的副文本不是随意的摆设，而是带有理论意味的，用以廓清复杂文本的结构，提示叙事套路，发出寻找“模范读者”的信号。而且，艾略特的总体设计观和联系观包含着网状文本的初步概念。此外，小说中叙述者干预，元叙事层暴露网状叙事的路径，显示作者在叙事理论上的自觉。对这些带有理论指向的叙事技巧加以探析，不仅能从形式层面提升小说的审美价值，而且可以使人了解艾略特边写边连载所显示的高超叙事技巧，以及对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叙事水平的超越。

本书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世界文化名人、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在英国文学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她的代表作《米德尔马契》庞杂的故事线索及其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140多年来《米德尔马契》国外批评史。从詹姆斯批评该小说至今，作品经历了从人物—情节批评模式转向形式—结构模式，再从传统批评范式转向叙事批评范式的历程。把《米德尔马契》的叙事分析建立在其西方批评史基础之上，目的是跟着叙事理论的步伐向前推进，来探讨其网状形式机制。在此基础上，界定本课题的叙事理论框架，简述叙事概念的演变，尤其是叙述视点、副文本和元叙事诸理论对分析本小说超前的叙事形式的指导作用。

第二章审视艾略特在创作《米德尔马契》之前的笔记和资料来源、小说中多元叙述视点的运用，以此来探讨作者的叙事理论意识和网状叙事建构。首先，从有机形式观和关系群的联结两方面演绎作者的网状叙事理论假设；其次，分析小说如何用多层次关系群和多元叙述视点来接驳两个不同的故事、融通众多不同的故事，从而建构网状叙事结构。

第三章根据副文本理论研究《米德尔马契》周边副文本星群及其在网状叙事形式上的建构功能。本章从标题到题记、从笔记到小说、从序言到尾声三个层面分析这些副文本如何保证这本边写边连载小说结构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为网状叙事增加更多的叙事层次和声音，把本故事和其他的故事联通，为网状小说不断扩容。

第四章根据元叙事理论研究《米德尔马契》中作者干预的叙事建构功能以及网状故事的生产过程。故事中，叙述人以作者的口吻探讨语言、显微镜、望远镜、网、穿衣镜、小镜子、调羹等抽象的东西或者具体的景物的描画、聚焦和扩散特征，来认知网状叙事何以产生、故事的中心如何安置、故事的外围如何组织。同时，探讨网状故事是如何依据这些认知类比来书写的。

第五章根据女性叙事学来探讨《米德尔马契》中性别叙事策略和女性意识的独特性。一方面，从神话和传奇叙事形式层面建立女主角多萝西娅和圣德雷莎、圣多萝西娅、阿里阿德涅、安提戈涅的因缘关系，剖析小说中女主人公两次婚姻选择从神话书写到世俗化书写的过程。另一方面，从复调故事和作者型叙述者的双声叙述，发掘作品中女主人公两次婚姻安排背后隐藏的双性同体思想对男女二元对立思想的解构。

第六章结论部分指出，乔治·艾略特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就具备了相当丰富和成熟的叙事概念，她的网状叙事假设有其科学的认知作为基础，在连载小说《米德尔马契》把众多人物的故事按照关系群来组织，把相似的事件进行组合排列中，运用多种叙事策略控制故事线索的推展和编织。现在的故事和过去的故事交织，横向语境和纵向语境交织，建构网状叙事空间；而小说中的叙事悖论蕴含解构主义的因子，叙事之网也是解构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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