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扩张

第一章 大都市：城市下水道的寓言

1710年10月7日，《闲谈者》上发表了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作品《城市阵雨》。几天后，斯威夫特在《写给丝黛拉的书信集》中记下了他的朋友尼古拉斯·罗（Nicholas Rowe）和马修·普莱尔（Matthew Prior）对这首诗的赞美：“他们二人对我的诗赞不绝口，都说在这一题材的作品中，我的《城市阵雨》无出其右：自达娜厄（Danaë）之后，这便是最好的一场阵雨。”^[1]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把《城市阵雨》与古典神话并置，显然是建立在戏仿英雄史诗的基础之上。这一并置再现了此诗及其姊妹篇——斯威夫特的另一首诗歌——《清晨》^[2]中隐含的戏仿古典作品模式。理查德·斯梯尔在《闲谈者》中就此主题发文^[3]，将此主题的作品归为一类，称“本土诗”，即描写污秽的城市场景，并建构在新古典主义对典故的影射之上。例如，《清晨》再现的是维吉尔笔下“红润的黎明”如何降临伦敦：不检点的女仆贝蒂从主人的床榻悄悄溜走，街上充斥着叫嚷声、墩布拖地声，还有城市工人阶级打扫清理的嘈杂声。^[4]在《城市阵雨》中，斯威夫特把倾盆大雨敲击轿子发出的声音比作拉奥孔用剑戳击特洛伊木马的外壳：

就像特洛伊人把木马抬进，

在里面藏着急切的希腊人。

……

拉奥孔用剑把木马敲打，

里面的每个英雄都害怕。（第47—52行）

将描写污秽城市的作品与维吉尔的诗歌作比，通常会压缩史诗的宏大。上述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将达娜厄神话视为《城市阵雨》的先例，效果也是如此。达娜厄被她的父亲——阿尔戈斯的国王阿克里西俄斯——囚禁在地下的铜屋里（在贺拉斯的讲述中，她被囚禁在铜塔里），因为阿克里西俄斯从德尔菲的女祭司处得到神谕，自己将被达娜厄的儿子杀死。铜屋是阿克里西俄斯控制达娜厄性交的必要而又注定失败的举措。可以料想，达娜厄是不会被父亲的铜屋所限制的。宙斯化作金雨，从屋顶的开口落入屋内，使达娜厄受孕，产下帕尔修斯。帕尔修斯是日后杀死美杜莎的英雄，也将出于偶然杀死他的祖父。阿克里西俄斯从开始就注定逃脱不了死在孙子手下的命运。这个神话说明，男性无法实现对女性性交的控制或监管。

将《城市阵雨》与达娜厄神话作比，既体现了当时《城市阵雨》与女性身体之间的联系，也戏剧化地展现了古典神话与当下生活的距离。神话升华了不可压制的生殖力，现代城市体验则获得了世俗化具象，二者之间的鸿沟虽提请人们注意现代世界的卑劣，但也并非完全鄙视当下和世俗的生活。像很多奥古斯都时期的戏仿英雄史诗作品一样，当下经验在并置中是受到贬抑的一方，然而，并置又同时赋予了它诱人的直接性和神秘的力量。与遥远的神话不同，伦敦街道的气味和景象，触手可及，扣人心弦；这一点使它即使与神话相比，似乎也并不逊色。正是这种当下的生机勃勃使得评论者欧文·艾伦普莱斯（Irvin Ehrenpreis）说到，《城市阵雨》中那些鲜活的景象，“唯有心怀崇敬之人才能捕捉”。^[5]然而，在《城市阵雨》及其他奥古斯都时期的戏仿英雄史诗中，要想确认这种生机勃勃的来源和本质，极难做到。究竟是什么，使得斯威夫特笔下的伦敦，或者说，蒲柏的愚昧女王，获得了所谓的“敬意”？^[6]在对此时期的文化想象中，这一独特的扣人心弦之力从何而来？以及，为何其以女性形象出现？

达娜厄的金雨和斯威夫特的阵雨之间的对立，是典型的奥古斯都戏仿英雄史诗的形式建构。然而，如果我们不将这两场阵雨割裂来看，也不将二者之间的关系仅仅看作通过对比来压缩史诗的宏大；如果我们将二者并列一处，那么，达娜厄那鲜活的金雨便赋予城市阵雨意义，同时还为作家们解释了当下城市经验中那谜一般的活力源自何处。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援引的女性形象引出了一个极具感染力的文化寓言，一个有关不可压制的生殖力的现代寓言，这些生机勃勃的意象充斥在18世纪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城市阵雨》便是鲜明的一例。这个预言致力于再现一种无法控制、影响一切的女性的性能量，此能量存在于女性体内、与女性的欲望相关，并由此生成某种企图转变、重构，或颠覆现存的逻辑系统、宗谱系统或阶级系统的力量。这是有关现代城市公共卫生危机的故事：城市下水道的寓言。这个寓言有自身独特的结构和主题，同时也隶属于一个当时更宽泛的文化寓言体系。次文化寓言体系不仅包含与阵雨紧密相关的故事，也提出了相似的具备流动性和转化性的力量，即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自辩中隐含的洪流和海洋寓言。

一

在达娜厄的神话中，金雨弥漫，透入囚禁达娜厄的密闭空间，象征着无从压制的女性性交；无论什么样的限制都无法阻止达娜厄与金雨的结合。虽然金雨来自男性，斯威夫特在转述友人对他诗歌的褒奖时，将其转变为女性的力量：达娜厄的金雨。代表宙斯的液体形式在此成为女性欲望的完美展示。然而，斯威夫特为何以阵雨作为描写对象，不那么容易解释。对斯威夫特和那些赞美此诗的友人来说，是什么使得阵雨成为18世纪城市生活的内在缩影？

不难想象，阵雨这一意象的生命力源自其触手可及、历历在目。阵雨所引发的景象和气味唯伦敦独有：“忧心的猫咪”感知到了即将来临的风暴，城市下水道散发着“加倍的恶臭”（第3、6行）。再者，阵雨体现着城市的实质，因为它将寻找避雨途径的伦敦各色人等都汇聚一堂：“浑身淋湿的女人”涌进了店铺，“衣冠楚楚的学子”假装雇车，“裤脚挽起的裁缝”匆忙沿街而下，“得胜的托利”和“失势的辉格党”混在一起，不安的“纨绔子”“坐在轿里”，听着霹雳大雨哗啦啦地敲响棚顶而心惊胆战（第33—43行）。阵雨还可以看作是对伦敦地理位置的一次总结，雨水覆盖了整座城市，诗人则借机描画了伦敦的主要街区和标志性建筑，从“史密斯场或圣帕尔克……到霍尔本桥”，再从那里顺着弗利特沟的“洪流”而下，注入泰晤士河（第58—63行）。另外，阵雨还隐含着庄严的古典主题：朱诺曾筹划一场著名的暴雨，导致狄多女王与埃涅阿斯在迦太基的山洞中的那次注定无果的结合；^[7]斯威夫特的诗歌结构不仅和《农事诗》（Georgics）的第一卷中那持续的风暴吻合：从“预测”到开端，再到大暴雨；^[8]其诗的最后一句：“死猫、萝卜缨，一起翻滚咆哮着流向远方”，简直就是《农事诗》中“沙沙作响的冰块在洪水中翻滚”的翻版。^[9]在此语境下，斯威夫特和他的读者们得以将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新古典主义者所喜闻乐见的，而伦敦那迅速发展的大都市景象则占据了上述联系的中心。斯威夫特在诗中正是要厘清城市本土诗歌中阵雨所包含的多种修辞形象。但是，促成这些效果还须提及有关阵雨的隐秘历史。

正如维吉尔的读者能理解他笔下“暴雨”的深意一样，对18世纪的英国读者来说，斯威夫特的阵雨绝非一种气象现象那么简单。^[10]据《牛津英语字典》记载，17世纪后半期，“阵雨”（shower）、“岸”（shore）、“下水道”（sewer）这三个名词所代表的主要意思依次是：降雨或观察者；水边陆地、威胁、支柱或下水道；排放污物的沟渠或管家。在17世纪，“shower”也写作“shewre”、“shewer”、以及“shore”；“sewer”也写作“sure”、“shewer”；“shore”也写作“showre”、“shower”。词形糅合的背后，还有“shower”和“sewer”趋于相同的发音变化。17世纪末，假如/s/音后有现代的辅音/j/，那么它们的发音为/ʃ/。上述的发音变化有些只存在于17世纪，到了18世纪，“sh”（音/ʃ/）常常又变回“s”（音/s/）。现在的“sure”恰恰是变化得以保留的例证之一。与此相关，原来在“s”后面的元音大致发/ju：/的音，随着“s”变为“sh”，元音也丢掉了“y”（音/j/），发音接近于现代“sewer”中“s”后面的元音（音/u：/）。简而言之，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shower”、“shore”、“sewer”这三个单词似乎曾经发音相似，都接近现在“sure”的发音。^[11]

《牛津英语字典》还告诉我们，从语义上来说，“shore”一词的意思是水边陆地，也常用来做“sewer”的变体，意思是排放污物的沟渠。传统观念认为，将“shore”解作“sewer”，是因为二者来自共同语源；但字典编纂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指出，“shore”的这一用法源于当时的一个短语“公共陆地”（common shore），指的是水边的一块陆地，其用途就是垃圾场。“公共陆地”因此就是天然的“下水道”（sewer）。后来，因为有了城市规划、各种民法规范，这种“公共陆地”才演变成20世纪的地下污水系统。这种语义上的联系，也许可以说明今天的词组“公共污水管”演变自“公共陆地”。既然在语音和语义上都相似，那么，在斯威夫特写作他的诗歌的时期，“sewer”和“shore”可以互换使用，而“shore”不仅发音与“shower”相似，有时也可写作“shower”。

提起“下水道”，我们想到的是为了处理城市和郊区的污水和垃圾而规划的独立且封闭的水道，但下水道的这一形象由来并不长久，直到19世纪中期，伦敦的下水道仍然大都以“公共陆地”的形式存在。事实上，伦敦于1858年爆发大恶臭危机，当时的议员们不得不在议会大厦挂上石灰浸泡过的窗帘来阻挡恶臭渗入；同年，在伦敦建设封闭下水道的提案得以施行，而在这之前，“公共陆地”恐怕是伦敦排放污水和废物方式的最精准描述。在《伦敦消失的河流》（The Lost Rivers of London）一书中，巴顿记录了伦敦城由一片洪水冲积平原而扩张的过程。像大多数英国和欧洲的重要城市一样，伦敦也是沿着一条河道——泰晤士河——而逐步扩大。随着17、18世纪伦敦人口的爆发式增长，泰晤士河的支流——弗利特河、沃尔布鲁克河、泰伯恩河及其他许多支流——逐渐成了联通的露天下水道，所有城市垃圾都倾倒在此。今天的城市地理学家会发现，伦敦的地下污水系统与曾经流淌在这片冲积平原上的古老河道是基本重合的。流淌在未经城市化的土地上的河道，勾勒出了现代都市污水系统的轮廓。^[12]一位匿名的作者，有可能是笛福，描述了斯威夫特发表《城市阵雨》之后十年伦敦的“公共陆地”的景象：

这些肮脏的地方是污水沟的汇集之处……染坊、洗衣房、毛皮贩子、屠宰场及其他令人厌恶的行业都把污水排放到这里。随处可见腐烂的动物尸体和它们散发出来的恶臭。这样的污水沟向西一直延伸到伦伯斯区，沟中积着厚厚的淤泥……从霍斯利当恩桥（Horseleydown）到战桥（Battle Bridge），远到罗瑟希德区，相似的景象触目皆是……当地居民对此极度厌恶……这些地方臭气熏天，令路人头昏作呕。^[13]

城市环境卫生已经成为一个异常复杂又无可回避的问题，对每位城市居民的生活都有重大影响，可谓无处不在：从每家每户的茅坑，到街边的污水沟，再到泰晤士河的大规模污染。那时的公共厕所就直接建在城市河道附近。居民生活产生的废水和垃圾，还有诸如屠宰场、养猪场、肉铺、煤场、砖厂、染坊等各种商户产生的废水和垃圾，要么先排入茅坑，再定期排放到社区中的“排水沟”（ditches），然后注入环绕着建筑物的“污水坑”（sinks）、“排水道”（drains）、或“泄水道”（sluices）；要么就直接排入到流淌在许多城市街道中心的“水道”（kennels）之中。单凭那时城市下水道的名称之多，就足以说明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些无处不在的露天下水道产生的刺鼻气味和骇人景象深深困扰着居民。更有甚者，过马路时，他们还要淌过这些下水道，亲眼目睹公共厕所的污物、夜壶的便溺、垃圾桶的废物，直接倾倒在他们门前屋后的露天沟渠中。彼时的居民和现代城市历史学家都将这种露天下水道网络看作街道的一部分，是连接并且界定这座现代城市的交通系统，其作用甚至超越了人来人往的窄巷和街道。帕特·罗杰斯（Pat Rogers）对此有这样的描述：“露天下水道……将伦敦的各个部分直接连接起来，极少有交通系统能做到这一点，城市里有些地方的街道简直就像迷宫一般令人费解。”^[14]

1671年的《污水和路面法案》是改善城市环境卫生系统迈出的第一步。法案提议将下水道从路面中央迁至路面一侧，并垫高路面使其与下水道分离。^[15]这一法案关切的重点似乎在于城市主要街道的安全性能：抬高并铺平路面，废水流于侧面。后来，确实有些街道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流在街道中心的下水道直到18世纪也还屡见不鲜，而将诸如污水坑、排水道或排水沟这些迅速发展的污水处理系统加以遮盖的提议，直到斯威夫特的《城市阵雨》发表二十年后才出现。弗利特沟，原为弗利特河，曾是泰晤士河最大的支流，也最鲜明地代表了城市生活的污秽和污染。这一形象不仅见于斯威夫特的诗，两个世纪以来，凡有关城市环境恶化的著作，对其无不提及。^[16]改善城市卫生环境的努力多以失败告终，那“令人作呕的污水坑”^[17]依旧存在。17世纪末，弗利特河的下游曾一度被清淤疏通，侧翼加盖码头建成运河，但到了斯威夫特发表诗歌的时期，这些设施都已破败不堪，到了1733年，短命的弗利特运河从弗利特桥到霍尔本桥都被污物堵塞（巴顿，第76—78页，第105—106页）。^[18]弗利特沟成了城市生活的实体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象征；用罗杰斯的话来说：“弗利特沟……实质上将城市中的每个可鄙的角落都联系在了一起”（149）。

斯威夫特的诗歌告诉我们，暴雨来临之际，伦敦的河道系统也不堪重负；城市里没有疏松的土壤来吸收突如其来的雨水。暴雨过后，露天河道里的洪流卷携着动物尸体和各种物品沿着下水道流入泰晤士河，那场面无法直视。1679年的一场暴雨过后，目击者称，除了牛，“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和物品，比如从沿岸受灾房子里滚落的啤酒桶、烈酒桶，都顺着洪流冲向霍克利洞（Hockley-in-the-Hole），成了贪婪又兴奋的下等人的零碎物什。”^[19]时至今日，暴雨还有可能导致伦敦的地下排污系统濒于崩溃。一位20世纪的下水道工人这样描述暴雨带来的后果：“暴雨可迅速导致主要地下排水管道内洪流汹涌：雨水从总计长达2500英里的各个小管道倾盆而入，几分钟内汇入的水流就足以把人冲走。隧道里先是回荡着飓风的呼啸，随后洪流泄入，冲过堤坝，涌入泄洪管道”（巴顿，第116页）。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描述与斯威夫特的诗歌十分相似，表明了现代人对城市阵雨体验的延续。

二

斯威夫特的这首诗的标题，可谓一个极其形象又隐秘的双关语，提请人们关注现代城市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很多斯威夫特的同代人，特别是艾狄生，不赞同使用开放式的双关语。斯威夫特却十分青睐双关，并将其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点在《写给斯黛拉的书信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而不论从语义还是语音上说，下水道和阵雨都如此紧密联系，想必当时的读者不会惊讶于这一双关。诗中的下水道和阵雨体现了完美的互易性。在诗的末尾，弗利特沟洪流的壮观景象，既是诗歌的总结，也很自然地成为阵雨的高潮。那著名的三诗行描述了“汹涌的水道”如何流经城市，从斯密斯场的市场（Smithfield market），到雪山上的圣帕尔克教堂，最后流注霍尔本桥下的弗利特沟：

从屠宰场冲出的粪便，血污和内脏，

淹死的小动物，发臭的鱼混着泥汤，

死猫，萝卜缨，一起翻滚咆哮着流向远方。（第61—63行）

即使“sewer”和“shower”没有语音上的联系，斯威夫特诗歌中的阵雨也以其特有的横扫一切之势，涌向城市下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