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被有的学者称为“以留学生文化为基础”的20世纪中国，如果说留学英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为我们带回了一系列自成体系的西方文化资源，那么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常常陷入一种难以言述的文化纠缠与生存纠缠中：日本是他们的受业之乡，但却不时令他们饱尝屈辱，日本的文化并不能休憩他们躁动的灵魂；中国是他们灵魂的故里，但在中国当局的眼里，他们却又是一群可怕的叛逆者；从留日学者梁启超的《敬告留学生诸君》到留日学生李书城的《学生之竞争》，再到留日学界的刊物以及留日学生在国内刊物发表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关于“留学生文化”的激情阐发，几乎所有的留日青年知识分子都以“新中国之主人翁”、“一国最高最重之天职”自我期许。然而，他们又分明无法如许多英美留学生那样潜心学业，笃信“非求学问之程度倍于欧美日本人，不足以为用于中国”，集会、罢课、退学、肄业回国以至革命、暗杀之类倒似乎成为了他们留学生涯中层出不穷的大事，梁启超提醒留学生注意培养“学校外之学问”，留学生也表示“勿为学问之奴隶”，刘师培专门为“留学生为叛逆”正过名，他以“正名”的方式公开标举了“排满”革命的正义性。留日中国学者与学生的骚动不安与那些似乎“温良恭俭”的学者般的英美“海归”派的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的生存姿态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鲁迅所论及的“摩罗诗力”。

1907年，鲁迅在日本写下了著名的《摩罗诗力说》，在这篇文章里，他满怀激情地描述了被称为“摩罗诗派”的人们：

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旦，人本以目裴伦（G.Byron）。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抗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假如我们有意忽略鲁迅这里的文学史指意而仅仅作文字的欣赏，那么，这样的摩罗诗人仿佛就是当年那些“浮槎东渡”的留日中国学生：他们认定“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强国，不可不革命。”他们高吟“或排满，或革命，舍死做去”，慷慨赴死。连女性也是如此的桀骜不驯、豪气干云：“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说，岂甘居牛后？”“双臂能将万人敌，平生意气凌云霄”。虽然按照鲁迅的原意，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摩罗诗人并不是他们，而且严格说来也非中国当下的“现实”，但是我们却同样很难否认20世纪初活跃在鲁迅周围的这些中国留学生所给予鲁迅的感染，“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争天抗俗”，这不同样也是鲁迅和他前前后后的留日中国同学所共同的精神追求？

从1902年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到1905年的反对“取缔规则”运动，从纪念“支那亡国”到同盟会的反清斗争，从反对“二十一条”到左翼文艺运动，这些满怀雄心壮志“浮槎东渡”却又忧愤、屈辱、受难和敏锐的中国留日学生们，为了生存，为了民族，为了尊严，曾经进行过多么激越的挣扎、多么殊死的搏斗，他们，曾经就是现代中国的第一批“精神界之战士”，就是中国文化的“摩罗”。

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中，就曾活跃着这样一批又一批的“摩罗”们的身影。作为当年留日学生中的一员，贾植芳先生以“历史见证人”的心态生动地描述过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他将从清末以来至抗战的中国留日学生分作五代，以鲁迅、周作人、陈独秀、钱玄同、苏曼殊、欧阳予倩等为第一代，以创造社诸君为第二代，以五四以后赴日的穆木天、夏衍、丰子恺、谢六逸、彭康、朱镜我等为第三代，以大革命失败后前往日本的如任钧、胡风、周扬等为第四代，以30年代中期前后留日的如覃子豪、林林等为第五代。与留学英美的中国学生相比，贾植芳先生认为这几代留日学生（作家）的显著特点就在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的“激进”：“在五四初期，留日学生激进地主张批孔、批三纲五常，反对封建传统，向往朦胧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理想）；在20年代以后，留日学生激进地提倡马克思主义，提倡‘普罗文学’，反对国内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和白色恐怖，推动了左翼文学运动，这其中包括创造社的前后期主要人物，30年代左联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主要领导干部周扬、夏衍、田汉、胡风等人。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敢于大胆地暴露个性的真实，敢于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批评现状无所顾忌。”这样的“激进”，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摩罗精神。摩罗精神贯穿了现代中国留日作家的好几代人，可以说已经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精神传统”。

今天，在世纪之交，随着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发展状况的变化，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独立性似乎已经丧失，倒是与之相异的英美“海归”派继续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他们固有的“知识精英”角色，而曾经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摩罗精神则在“现代性质疑”与英美“海归”派的文化压力之下摇摇欲坠，所谓的“文化激进主义”不正到处遭人痛斥吗？然而，这一切是否就那么的“理所当然”？我们是否真的只能在“大江东去”的感叹中接受历史“转折”的现实？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传统是否就应当按照今天英美学术的“规范”进行重写？这都是一些难以解决却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再次回望历史，重新在历史自我演化的程序里详加辨析，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内在脉络？究竟是什么可能对历史造成更大的遮蔽与扭曲？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中，究竟曾经发生过什么？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激进”？什么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弥足珍贵的传统？

王富仁：《影响21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战略与管理》1997年2期。
见《梁启超全集》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原载《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2期。
梁启超：《敬告留学生诸君》，《梁启超全集》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962页。
《勿为学问之奴隶》，《直说》1903年2月13日第1期。
申叔（刘师培）：《论留学生之非叛逆》，《苏报》1903年6月22日。
《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333页。
陈天华：《猛回头》，《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67页。
分别见秋瑾《勉女权歌》、《日本铃木文学士宝刀歌》。
贾植芳：《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比较文学》199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