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编后的话

欧阳红

中华书局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共同合作《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是十年前的事了。当年由李岩总经理亲自出马，与主编王建朗先生敲定，项目的出版交给中华书局。2006年，该项目在汉学编辑室立项。我初次接触《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这个项目，是七年前的事了。那年也就是2009年初，汉学编辑室并入历史编辑室，项目转至该室。3月份编辑室主任李晨光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负责与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联络，跟进《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项目的工作。春天里一个周二的上午，我得到通知，到该所参加该项目课题组的讨论会议。

会议由近代史所中外关系研究室主任栾景河先生主持，主编王建朗先生和其他十余位编者也在。栾先生介绍了项目的进展情况，资料收集已开展四年，但是书稿尚未成型。他乐观地估计，年底可以交初稿一卷。讨论会上我问了几个自己比较关注的问题：未刊资料会收录多少？总体规模有多大，有无具体编纂体例？未刊文献占多少比例？什么时候交定稿？等等。王先生一一耐心解答。

2012年夏天，近现代史编辑室成立，该项目作为编辑室的重点项目，需加力推进，年底之后我频繁联络栾景河先生，希望尽快进入编辑出版流程。栾先生认为，原合同时间签订已久，如今时过境迁，双方要重新订立合同，并提高稿酬标准。同时我又闻另有其他出版社参与竞争，事关重大，我将此事报告给书局领导，并继续保持与栾先生的密切联系。期间栾先生在邮件中转达了王建朗先生的提议：“交稿的时间自2013年6月起，到12月止……出版的时间应是2014年末，或2015年上半年为宜。”

经协商双方重新订立出版合同，出版时间定为2015年，稿酬从30元千字提高至45元千字。2013年5月3日，我函告栾先生，希望由中华书局申报201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请他协助填写申报表格上的“基本情况”，并收集60%的定稿。栾先生随即向课题组发出紧急通知，不久便收集稿件近600万字（后来，该项目在国家出版基金成功立项，出版时间有了比较严格的规定）。7月5日栾先生来函，发来项目最新拟定的大纲和“基本情况”。7月17日，他在邮件中告知：“我80多岁老母亲突然病重，我需要明天一早赶到哈尔滨，再乘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赶到老家。当时情况比较乱套，从北京到哈尔滨等整个一路根本没有火车票，我很上火，和你说话也很急。我和你说过自己最近身体很不好，还在治疗中，现在看来只能往后排了，回家照顾老妈乃当务之急。”我安慰他保重身体，更深感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未料这是栾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邮件。2014年2月8日，正值南方阴雨绵绵的日子，春节假期结束，我刚要上车返京，便收到李晨光老师的紧急电话，告以栾先生因病去世。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栾先生春秋正盛，却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如今《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已精美面世，小文算是对栾先生的一个纪念。

栾先生走后，项目改由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张俊义先生与我联络。张先生紧盯项目的进展，极为上心。我这边也一直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双方约定分卷审稿、发稿。2014年3月，第一卷、第二卷初稿交稿。至2015年3月初，第七卷、第八卷最终完成初稿。为了合理安排时间，加快进度，审读和编辑加工化整为零，以卷为单位滚动。又因项目体量庞大，编纂人员复杂，我个人无力一人承担，于是相继加入四个编辑，由我和张荣国、张玉亮、吴爱兰、潘鸣形成五人编辑组，我负责第七、第十卷，张荣国负责第四、第八卷，张玉亮负责第二、第六卷，吴爱兰负责第一、第五卷，潘鸣负责第三、第九卷。根据最早交来的书稿，我和荣国、玉亮经过数次讨论，定下“编辑体例”，最后由玉亮执笔成文。在后来的审稿中，责编尽量依据体例做全书统一，特殊问题卷内一致，并将情况通报于讨论组，供其他卷次参考。

由于全部来稿系电子版，编辑手头并无原文献用于核对，审读之后责编撰写了每卷详细的审读意见。清样改出后又退给分卷主编核对原文献，之后才进入校对。截止2015年4月，第七、第八卷完成审读，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十卷完成审读与初二校。承担校对工作的是古籍中心专司“二十四史”（修订工程）校对工作的编校部。他们每校完一卷，便给我反馈该卷的校对意见，每卷千余字。末了，编校部主任李晓霞特地撰写一份题为《为什么请编者提供原始文献——都有些什么问题是“通读”不能解决的？》的意见，举出的问题很典型也很尖锐。我与晓霞反复沟通，形成一致意见：即个别卷次需要增加校次和通读，尤其是编者须提供清晰的原始文献，用于校对和核查。时间紧迫，不能迟疑，我将此事报告给主管局领导尹涛副总编辑，并给王建朗先生撰写公函，指出书稿问题所在：“编辑和校对遗留的问题，需要核对文献原文才能解决；编辑和校对未发现的问题，同样需要核对原文方能解决；一些疑问也需要编者给出专业的判断。为切实保证书稿质量，并确保书稿能按期顺利出版，建议将校对、审读过的书稿，再次退回近代史研究所，由贵所组织人力重新对照文献原稿逐篇逐字对校，并重点解决校对人员提出的问题。”在信中又进一步指出：“本文献的出版是该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用于学者征用、核查，它的质量就是它的生命，更关乎贵所与中华的声誉，希能您拨冗尽快召开编者会议，将以上问题一一落实。”公函发出时附上了晓霞撰写的意见。

几天后，我们反馈的问题很快得到了重视。5月12日下午，王先生召集了张俊义、杜继东、陈开科、张丽、葛夫平、李珊等人开会。我和晓霞前往近代史所，我们就编校发现的问题通告给各位，希望他们将征引的原始文献的纸质书、电子书交给编辑部，用于核校，以期提高书稿质量、减少为文字错讹。

经过一周的准备，各卷原始资料于5月19日取回，校对、核查工作继续进行。书稿再次经过校对、审读两个来回，历时4个月。期间我们将收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退返给该馆，相关人员进行了复核。至9月份各卷相继付型质检。陆续收到质检反馈的意见后，我觉得有必要进行最后的冲刺，集中时间清除质检提出的遗留问题。10月13日—16日，双方由尹涛副总编辑、王建朗所长挂帅，编辑组和编纂方十余人，齐集香山饭店现场办公，举行统稿会议。会前，我通报了各卷书稿的质检情况、会议须核心解决的问题等，将各人的任务作了分工：尹涛副总编辑负责通查全稿，处理涉及外交、党争、政治敏感等问题；王建朗先生重点通读第七、第八卷全文；分卷编者通读所有外文译文、未刊档案、分卷前言等；五个责任编辑则当场解决体例问题，包括各级标题、文献出处、附录、表格、注释等，并负责卷内、卷间的文字查重工作。为此，还特地邀请晓霞参与，她负责将千余万字的电子稿，用她独创的软件通查书稿。四天的闭门统稿会议，双方投入人力最多的时候有十六人。高强度的查核工作，细致入微的各种修改，编著双方的反复讨论，对书稿整体质量的再次提高，是至关重要的。各类遗留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晓霞又为我们统计出不少被忽视的细节问题。会后，又请张俊义先生利用电子稿，作最后的核查和确认，重点核实外文翻译资料和外文引注，并要求在印前反馈给编辑部。

一年多时间里，五个编辑“蛰伏”在冷板凳上，无论寒暑，没有抱怨，没有感慨，更多的是对工作的耐心、细心，以及对职业对文字的敬畏。2015年底，十卷本的《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终于杀青面世，皇皇1000万字，从起点到终点，一晃就是十年时间。十年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很短，但对于一个编辑而言，是并不漫长的编辑生涯中的黄金时期。当然，我们甚至还有历时二十、三十、四十载的项目，一代又一代的编辑薪火相传。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一直在坚守？是什么让中华和中华人从不言退却？坚持十年、几十年重复着这样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那是一份源自对出版对学术深深的责任心，以及对承续文化厚重的使命感。

2016年，在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选中，编辑组合作的撰写的“审读报告”获得二等奖。《出版参考》杂志社的同行嘱我写几句“获奖感言”，我把这“重大任务”交给项目组的所有责编，让每个人想一句话。五个人的总结，就浓缩成这二百余字的“感言”：

好书成就好编辑，好编辑成就好书。

参与集体大项目，对编辑是最好的锻炼。

署名《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责编的虽然只有五人，但还有其他贡献力量的幕后英雄。

该书的编辑队伍新老搭配，一部书多人参与，大家各自分工，团队协作，相互促进。编辑审稿过程，体现了良好的团队精神，以及对提升一部书稿的质量、打磨出一本好书孜孜不倦的追求。考验的不仅是职业水准、专业知识，还有责任心、工作韧劲儿。

审稿报告体现了编辑的水准，没有体现编辑的辛苦。编辑，就这样辛苦并快乐着！

能获得这个奖励，并不意味着我们达到了目标而可以停滞不前。获奖只是一种肯定，我们将继续努力，做好书，做好编辑。

上下同心，其利断金！集体项目的协同战斗就是这样，付出的多，收获更多。感谢我的同人，因为有好的团队，才能克服阻碍，迎难而上。如果没有一个团队的支持、配合、包容与理解，困难会更多，阻力会更大。成绩是属于所有人的。最后借用玉亮的话：“战斗力是在战斗中提高的。”是的，经过《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的合作，我们的新编辑在成长，老编辑更成熟，好的项目总在成就好的编辑，好的编辑成就好书。

（原载《出版参考》2017年第二期，作者系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