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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的足迹——记庆云县优秀教师刘开林

南来的挑战 作者:梁国典 著


闪光的足迹——记庆云县优秀教师刘开林

哦,他就是刘开林。

48岁年纪,个子不高,身体微胖,布满皱纹的脸显得有些憔悴。但他那刚毅的嘴角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使人感到一种力量。

他,以前是小学、初中教师,现在是庆云县教育局语文教研室教研员,一个仅有三年多党龄的共产党员。

但一提起他,人们都肃然起敬。

“写一写他吧!用什么词来形容都不算过分。”人们这样向我们提出要求。

我们要写他,用不着任何夸张和修饰的语言,只要能把他在庆云县忘我工作近二十年所留下的闪光的足迹,勾勒出一个大概,就已很动人了。

郭家楼,难忘的两年

1968年,一个秋风萧瑟的早晨,刘开林带着简易的行李卷,坐着一辆破牛车,从县城的家中来到了郭家楼。

在这以前,他的经历是这样的:1954年,他以回民的身份,从老家天津考上了北京回民学院俄语专业。学习四年毕业后,曾到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孟村中学和杨石桥小学任教。当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来到后,有着小业主家庭出身、又学过俄语的刘开林,不可避免地成了被冲击的对象。他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回到县城家中当起了“保姆”。这是1968年初的事了。

忽然有一天,小郑公社郭家楼村党支书尚荣刚来到了刘开林家。“刘老师,到我们那里去吧,乡亲们都知道你的情况,想请你教俺村的娃娃们认几个字,识几个数……”听到这话,刘开林非常感激和高兴,第二天就来到了郭家楼。

刘开林开始授课了。教室,是村里仅有的三间公房;桌凳,是用土坯垒成的。三十几个学生,小的五六岁,大的十四五岁。有的一个字不识,有的断断续续念过几年书。程度很不一致,没法分年级,刘开林就把他们分为几个组,讲了这个组再讲那个组。

乡亲们当初寄希望于刘开林的,是想让孩子们能跟他学会打算盘、记账和写几个毛笔字。而这几项正是刘开林所生疏的。怎么办?学!现学现“卖”。他买来了算盘、账本和笔墨纸张,一有空就练习。每天晚上他批改完作业后,要到三里地外的李云曲村向一位老先生学珠算和记账。这样,经过一年多功夫,到第二年冬天,村里两个生产队的年终决算账目,竟全由十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分两组完成了。

在郭家楼,刘开林和乡亲们处得就像一家人。哪家有几口人,家庭情况怎样,刘开林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哪家遇到什么困难,刘开林总是尽其所有,竭力相助。村里的乡亲们也从不把刘开林当外人。家里人吵嘴拌仗,常常拉着去找刘老师评理;哪家有了红白喜事,刘开林常常是当然的主持人。

1970年冬,小郑公社要筹办联中,决定把刘开林调去教书。对这个决定,刘开林不同意,村干部不服从,乡亲们不答应。后来是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做了两天思想工作,才把人们说通了。

离别的那天,乡亲们眼含热泪,送出村外,依依惜别。此情此景,使刘开林觉得有一股热浪在冲击着自己的全身:这场面简直比国王的加冕、将军的受勋还要辉煌、壮丽。乡亲们无言的行动,就是对我、对我所献身的事业的至高无上的褒奖。他暗暗对自己说:多好的乡亲啊!为了他们,自己别说是工作上苦点、累点,就是献出生命,也应在所不惜。

一切为了孩子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也就是为了事业为了未来。”这是优秀教师斯霞的话,也是刘开林的座右铭。

在小郑联中,刘开林度过了近十一个春秋。在这十一年的日日夜夜里,刘开林将其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孩子们的学习和成长上。

在开始的几年,刘开林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和两个班、一百四十名学生的数学课。“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被指定抓全校的教学工作。他同时担任毕业班的班主任和教语文、化学两门课,还兼任全社语文教研组组长。他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整天不停地运转。

刘开林对待教学工作,就像他的为人,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他从事教学工作多年,经验丰富,有的教材已经很熟了。但他在每个学期开始,都要制订出详尽的教学计划。每上一节课前,都要进行认真的备课。

刘开林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更是左右闻名。他收服“三虎一豹”的事,至今还传为佳话。

“三虎一豹”,是学校里四个调皮男生的“雅号”。四人当中,闹得最凶的要数张银清。他不但上课时不遵守课堂纪律,而且课后曾四次率领村里的“娃娃军”,用弹弓把附近磷肥厂的门窗玻璃打得一块不剩,还用砖头砸过过往的客运汽车。好多老师主张让他退学,而刘开林却将他收进了自己的班。

刘开林先摸清了张银清的家庭情况,然后又多次找张银清谈心。但每次谈心,张银清总是把头歪到一边,不理不睬。对此,刘开林没有半点急躁和灰心,而是把张“粘”得更紧了。上课时,张思想不集中,刘开林就稍停一停讲课,用目光注视他一下;自习时,刘开林有意在张身边多转转。放学后,他又把张银清留下,一一询问课堂上讲过的内容。当张回答不出时,刘开林一句也不批评,只是和颜悦色地从头讲起。时间长了,他们之间建立了感情。张银清下决心要做一个好学生,要对得起刘老师对他的一片真心。

为了使张银清把荒废的学业补上,假期中,刘开林自己留在学校,又让张银清给学校放羊。他每天早上给张补一课,布置好作业,让张银清在外面一边放羊一边完成作业。傍晚回来,再给批改。这样,一个假期过去了,学校的羊长得又肥又壮,张银清的学习也赶上来了。

就这样,张银清变了,“三虎一豹”都变了。他们四人中,有二人考上了县一中,另外二人也升上了高中。而张银清还在学校里加入了共青团。

刘开林的辛勤耕耘,获得了丰硕成果。在恢复考试制度以后的几年里,他所在的小郑联中,初中升高中的学生比例,在全县一直名列前茅。虽然刘开林在学校的工作总结中从来不提自己的名字,但他的名字却深深印在了广大学生和学生家长的脑海里。每年,刘开林都要收到许多学生家长和他们所在村党支部送来的奖状和感谢信。从1976年以后,刘开林连续被评为县、社的先进工作者和优秀教师。1980年被评为德州地区模范班主任,当选为县人大代表。1979年12月25日,刘开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死,并不可怕,怕的是碌碌无为地死去

“癌症?!”刘开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从病床上支撑起身子,倾听着门外走廊上教育局负责同志和医院外科主任的谈话。

刘开林被震惊了,但他还是不相信这是事实。怎么可能呢?虽然在一个多月前,1981年9月,他就感到睾丸有些不适……是他的妻子催他做了检查。检查后,医生让他住院,他还以为是小题大作。执拗的刘开林没有犟过医生,还是住院动了手术。虽然手术后伤口发了炎,久久没有愈合,但他在手术后第三天就开始备课了。

事实是严酷的,刘开林终于勇敢地正视了这种疾病。他暗自下定决心:从今以后不再悲伤,要和病魔作最顽强的斗争,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多做工作。

春节将近,第一个疗程结束了,刘开林回到庆云。他回家后不几天,就骑自行车到了小郑联中。他在那里听了两天课,又用五天时间写完了全校的年终总结。

春节后,刘开林又到医院接受治疗。这期间,医生发现在他的伤口附近,有一肿块。于是,决定动第二次手术。手术后的第七天,医生向他报喜:手术摘除的肿瘤是良性的。这说明,癌细胞暂时还没有扩散。

6月中旬,刘开林给县教育局写信,要求为他安排工作,最好还是让他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7月初,刘开林从医院回来,撕掉了医院给开的病休一年的假条,再次向组织要求工作。县教育局经过多次研究,决定让他到教育局教研室工作。决定做出的第二天,7月15日,刘开林就开始上班了。

从医院回来时,刘开林带回了两大麻袋中草药。他每天要服用一次。这种药副作用很大,吃下后,头晕恶心,想呕吐。这些,他极力不让别人知道,每天像正常人一样按时上下班。他负责全县中学语文教师的教学辅导工作。为了讲好课,他参考了几十种著作和刊物,写下了十本教学笔记。在给教师们授课的日子里,他每天一讲就是一个上午,每次课讲下来都像经过了一场大战。

为检查辅导和集体备课的效果,刘开林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坚持到各公社巡回检查。他骑着自行车先后跑了八个公社,每个公社一星期,早晨7点出发,下午6点往回赶。每到一地,他都把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听课,检查教案和学生作业,开座谈会……像这样紧张、繁忙的工作,就是健康人也难以应付,而他——一个身患癌症的人,却硬是坚持下来了。

即使这样,刘开林还嫌做得不够多。当听说县直单位要为青年职工办文化补习班时,他又毛遂自荐了:“我没有别的本事,只有这点文化知识,就把它全部献给青年吧!”先是在民政局,讲了一个月;后是在药材公司,又讲一个月。在这期间,刘开林为八十多名青年补习了语文、数学、化学。这全是利用晚上时间,不要分文报酬。

本来规定每晚从7点讲到9点,但由于青年们文化基础较差,有些东西要从头慢慢讲起,所以经常要讲到11点钟。他的身体虽然有些吃不消,但当他看到青年们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想到祖国的“四化”大业就要靠他们去实现,什么疲劳、痛苦和那死神的影子,就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大众日报》1984年6月14日,作品获山东省好新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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