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多维学霸
司桂恒：不只做设计者，不止为建筑人
文 李恺文
• 司桂恒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15级本科生
司桂恒站在特奖答辩台上对着观众语速飞快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在上台之前，他已经像特工一样对了表。
他这周太忙了，周三刚考完试，周五要交的图还没有画完，跟答辩介绍人——院长庄惟敏才配合过一次，能不能在规定时间里完成答辩，心里还没底。庄院长介绍他是一个“让老师眼前一亮的才子”，但这个才子此时满脑子想的都是“哇，我要讲不完了，要赶紧把它讲完”。他其实一点也不紧张，他只是想在规定时间内做好自己的事情。毕竟，他心里已经盘算好了，等特奖答辩会一结束，他就直接去建筑馆画图。
司桂恒在特奖答辩中
7分钟，他刚好结束了答辩陈述；第二天凌晨一点三十四分，他打印出了早上要交的设计图。
离不开、放不下的热爱
司桂恒与建筑好像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
小时候他热爱拼积木，乐高玩具出一套买一套，家里摆满了他的“作品”。高一暑假时，一位清华建筑学院学生的分享，让他突然来了兴趣，于是高二来清华参加暑期学校时，司桂恒偷偷溜到了建筑馆里面，当时楼道里展出的学生作业，打动了当时对建筑还所知甚少的他。他想，它们比自己搭的乐高积木要高级一点。
当梦想已经实现，大四的司桂恒提起“出图”，依然热情不减。他饶有兴致地前倾着身子说：“我觉得做模型确实挺好玩的。出图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一定要逼着自己熬夜，但灵感来了就舍不得回去。”为此，他不止一次地突破了给自己设定的回寝室时间，迎来了一个个通宵加早课的日子。
在建筑学院，建筑设计课无疑是同学们最大的挑战，有所谓“不给活路，暗无天日”的说法。拿了10门设计课的最高分，司桂恒的每一个设计却从不炫酷。他认为可以追求炫酷，但是形体要有道理，“建筑师嘛，踏实也是一种对”。
司桂恒在大二设计了一个养老院，为了让老人们有一种“回到自己小时候居住过的村庄”的感觉，他加入了很多体贴又可爱的小设计：“回”字形的院落让老人们只要沿着一个方向走就能回到房间而不会迷路；错落的小坡屋顶让老人们在城市中也能找回童年村落的回忆；屋顶间增添的小院子给每个老人独处空间的同时，也能带来阳光和绿色。
说起建筑设计，他提到最多的词就是“思考”。对于他来说，建筑设计的手法和策略都是后话，最重要的永远都是创作对于这个地段的独特意义。“我要求自己尽量做到，每一次设计就是只能属于这个地方，它不能被搬到其他地方去。”
司桂恒大二时的养老院设计
大三时，他师从鸟巢中方总建筑师李兴钢教授，做一个清华文化纪念馆的设计。为了表现出清华红砖的材质特点，他一点一点地在电脑上把每一块砖涂好颜色，然后打印出来，再一张张贴到模型表面。任务量大得惊人，最后一周进度几近停滞，他为此熬了四个通宵。
做完之后他甚至去找同学借了个GoPro相机，放进模型里拍内景，拍出来的效果好，他也很开心。李兴钢教授称赞他的设计令人眼前一亮，说他“拥有超常的成熟、天分和勤奋”。这是10门设计课里唯一的A－，但却是他最喜欢的设计。
用GoPro相机拍摄出的内景
在同学眼里，“司司老师”的每一个设计都“很精致、很好看，工作量也很大”。艺术家工作室的设计，他的模型精致到有马桶和水龙头，屋顶可以拆下来而且还抹了角；城市设计课上要求每人两张A1纸的作业，他和队友竟做了8张A0纸。
评图中的司桂恒
画图、做模型这些看似枯燥的事情，对他来说一直都是很有趣的，任何事都不能影响交图。大一时，他得知第一次微积分期中考试只考了70多分之后，“虽然当天还是有点伤心，但第二天又仿佛无事发生一样跑到建筑馆画图去了”。
司桂恒说已不清楚自己当年执着选择建筑的原因了。也许是高一时学长的影响，也许是更早的童年兴趣。但现在的他依然真真切切地爱着建筑，他说：“学了几年之后，你却发现你已经离不开了、放不下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探索
对于大一时的司桂恒来说，建筑其实很难入门。整个大一学年，从第一个设计到最后一个设计他一直都很困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空间，什么是老师想要学生表达的。
回看这段过去，他觉得迈过这个坎，是顿悟而非渐悟的过程。过程很长久，但他的心态一直是好的。“大家一起学习，每天都挺开心的，就这样过来了。”
“我本身也不是特别丧的那种，我还挺开朗，所以也没有‘怀疑过人生’，没有纠结过。”
大一、大二打基础，大三之后就要在专业设计组里做设计了。司桂恒觉得，在大二这个积累经验的最后阶段，能在庄教授的课题组做设计着实很幸运。
“庄Sir确实太强了，每次我都被怼得心服口服。”庄教授的指点让他想到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司桂恒在他的指导下做照澜院市场改造项目，16周时间，2万多平方米，从园区规划开始，一直到最后家具怎么摆，全都做下来，“对于设计本身有一个很大的思维的进步”。
不过，“对于建筑，闭门造车是不太可能的，最好的学习还是真正去体验”。
带着这种目的，他曾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游历了大大小小17个国家，走一程换一批驴友，每到一地就得看当地的建筑。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荷兰鹿特丹艺术中心，在那里司桂恒尝试重现这个建筑的布局。
“就像玩刺客信条解锁城市地图那样，你站在一个高塔上往下看一圈，之后它的位置就会在你的地图上出现。在建筑里，走了一圈，有些地方的图纸还没有在我的脑子里成型，我就再转一圈。最后大概把各种逻辑都理清楚了。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身临其境。”
这趟建筑之旅对他的设计非常有影响，“很多时候我在想我的建筑出发点的时候，我会回想起我当时在（那些）建筑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会去尝试能不能在一些合适的地方去重现那种感觉”。
2018年1月，他加入了中国建筑学会，成为首批学生会员。“加入之后，你会有机会接触其他院校热爱建筑的同学，还会有和一些厉害的职业建筑师交流的机会。”11月初时，司桂恒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参加了学会的沙龙活动。
司桂恒在欧洲
他很清醒：“我们没有什么真正建房子的经历，也没办法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去反思。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习。”
做建筑摆渡人
“我的理想是很坚定的，高一的时候我说想当大学教授，现在还是想当大学教授。”
对司桂恒来说，更大的意义不是设计本身，而是在于把他对于建筑的思考传递给更多的人。在建筑系普遍读硕士、做专业建筑师的大潮流下，司桂恒选择了读博，走学术道路。
他想从身边人开始，传递所思所想。连续三年担任清华大学暑期学校辅导员，连续两年担任清华大学新生骨干营辅导员，2018年担任建81班的学生班主任——说到参加这些活动的动机，这个学弟学妹口中的“司司学长”微微一笑说：“我就是挺喜欢跟‘小朋友’玩的。”
第一年做暑校辅导员的时候，临近分别之时有好多同学拿着手机来找司桂恒给他录音，“好做以后的起床铃声”。“他们都还挺喜欢我的，或许是从我身上能看到清华人的方方面面吧。”这个温文尔雅的帅气学长魅力十足，“圈粉”不少。
司桂恒（前排最左）做辅导员时与暑校同学的合影
一次次坦诚交流后得到的反馈，也让他备感温暖。在做清华文化纪念馆模型的那段时间，之前在院系宣传部和他共事的学弟学妹帮了很多忙，在他要崩溃的时候帮忙做模型。
司桂恒说，要做建筑摆渡人。现在的他，以辅导员和学生班主任的身份和学弟学妹们一起成长。而在将来，他希望自己能以一名大学教授的身份，把自己对建筑的思考传递给更多人。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很难让人想象，这样一位戴着圆框眼镜的斯文少年，曾连续三年在暑校文艺晚会上登台跳舞。
流水的神曲，铁打的司桂恒。
不仅有《失恋阵线联盟》《告白气球》，今年他更是连跳火箭少女《卡路里》、“偶练”主题曲EI EI和吃鸡神曲Handclap，迎来暑校学员阵阵欢呼。
建筑学院学生节开场
司桂恒没有系统地学过跳舞，第一年在暑校晚会的舞台上尝试之后，他感觉不错，后来就带着大家一起练舞，“就是跟着同年级爱跳舞的同学们一起玩”，“蛮开心的”，于是他在大三又加入了街舞社。
用司桂恒自己的话来说，“不管是思维还是性格，我都挺跳的”。1998年出生的他，沉稳中也难掩少年气质。司桂恒偶尔画画“不正经”的东西，譬如阴阳师，不过在建筑院他不敢说自己是在“摸鱼”——他觉得这是建筑院大触们的专属动词。
对于建筑学院的同学们来说，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的德国馆是入门必学的经典。司桂恒周游欧洲时亲身到了那里，从德国馆的一个角落伸出头来，利用墙上的镜面拍了自己现在的微信头像，看起来就像两个头悬在空中，组成了一个对称的心形。
在八字班入学之后，他试探性地问了同学们，却发现大家都还不知道这是在哪儿拍的，就把自己当时拍头像的角度画到了一张德国馆的简图上面，还特地发了条朋友圈，配字“↖如何拍摄头像”。
司桂恒在德国馆拍摄头像
“有时候我还挺幼稚的，不过遇到问题时还是会认真思考。”正如庄惟敏教授在开场时所说：“他用自己的行动和理想驳斥着利己主义的状态。在照澜院改造项目中，他展现出了对旧建筑的理解、对历史文脉的关注和对弱势群体的关照，这种人文关怀突破了利己主义。”
在他看来，他经历的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而不是刻意为之。“安安静静、平平常常的，我觉得就挺好的。”当记者问他，想做教授，未来想怎么实现？他倒也没有想很多，“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人，觉得我喜欢就继续做下去，选这条路我不会后悔”。
一切都源于热爱，却又不止于热爱。
“做优秀的建筑人，立志培养更多优秀的建筑人，助力祖国未来人居建设，我在路上，也一直会在。”司桂恒以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答辩，温和却坚定不移。
凌晨的建筑馆，身旁的打印机“咔嚓咔嚓”地响着，一张又一张设计图纸缓缓滑落，司桂恒已经度过了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不管在过去还是在未来，不管是学生司桂恒、司导，还是以后的司老师、司教授，都与建筑有关。
司桂恒生活照
而无尽的远方、无尽的人们，也都与他有关。
吕一铮：用六种语言诠释环境人的风采
文 黄家鑫
• 吕一铮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2015级本科生
“你能用六种语言说同一句话吗？”
这是今年特奖答辩现场的评委提问，被询问者，是来自环境学院的特奖候选人吕一铮，而他的回答更是博得满堂彩：
他用英、日、韩、德、越南五国语言向大家说——“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对他而言，不仅是语言，语言背后所承载的内容似乎也不是那么困难。
从语言到语言学
第一次看到吕一铮特奖申请审核表的人或许都会惊讶于他的论文和专利专著：《基于苹果系统的古今中外汉字音查询应用》软件专著权、《跨平台古今中外汉字音查询应用开发及字音漂变研究》会议论文；语言学的成果却是一个环境学院的本科生完成。
与他接触之后，你才会发现，这不是偶然的跨界，而是多年喜爱与积累的必然结果。
作为母语是吴方言绍兴话的浙江人，吕一铮觉得普通话是他在幼儿园开始学到的第一门语言，之后他学了些日常交流的上海话，并接连学习了英语、日语、越南语、韩语、德语，到现在，他还现在积极学习俄语。
“学语言就是为了放松”，高中时，出于学习枯燥、娱乐活动匮乏，他把学日语当作一种放松途径，写完作业就看看日语，就这样刷完了《标准日本语》的上、中、下六本书。到了高三，吕一铮的父母认为他整天看日语“玩物丧志”。为了“骗过”爸妈，坚持自己的休闲方式，吕一铮又开始自学越南语，“现代越南语看上去跟英语差不多，都是拉丁字母”。
六本《标准日本语》
上了大学之后，吕一铮感受到学习多门语言对于阅读文献有莫大帮助，尤其在他学习国际政治的第二学位课程时，经常遇到许多政府报告、论文等非英语文献。
“学到外语越多，你就越能够接触到各国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促成吕一铮学习德语的一大动机便是德国在科技上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学习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极为有效的方式，但更多时候，学习语言对于吕一铮来说，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乐趣。“学韩语就是想挑战一下王赟学长一年速成韩语的纪录，我就用11个月把韩语高级证书给考完了。”
在吕一铮看来，许多语言是有共通性的，学会的语言越多，学新语言就会越快。日语和韩语有大量的语法相通，学韩语对他而言可能只是对于日语的“改换头面”；“但是，当你遇到一种完全无法借鉴的语言时，你的速度就会慢下来。”面对无从借鉴的阿拉伯语，吕一铮在初步接触后还是选择了暂时放弃。
单纯学习多门语言还不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吕一铮也开始了他的语言学研究。在提到他的汉字音查询应用时，他明显兴致大增，侃侃而谈。对于这项应用，吕一铮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这也让他成功斩获了第三十五届挑战杯一等奖。“这个项目的出发点是梳理汉字读音的脉络，寻找本源。”从前期构想，向学长们请教，再到搭建应用思路，最后团队合作完成应用和写成研究论文，整个过程吕一铮仍觉得历历在目。
“这个软件不仅能够找到汉字的读音，还能对其追本溯源，找到读音的变化过程。就像生物一样，汉字读音也是有其演变的过程。因为古代大量别的国家人员来中国学习，很多读音被他们带回本国，由此各国汉字的读音产生了一条不一样的演变之路。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的日语、韩语、越南语以及中国的各种方言等，其中汉字的发音都处于一种各有规律，各有不同的状态。而我们就是对这些进行一个规律上的梳理和总结，特别关注了多音字的字音演变。所以说，这是一项针对‘古今中外汉字音’的创新和研究工作。”吕一铮认真地解释道。
吕一铮生活照
当然，对于他来说，再多的外语可能都不及他的母语——绍兴话。“在绍兴，很多人很小就会学毛笔字、学地方曲艺、说绍兴方言。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得还算比较好。”而他小学时是路过鲁迅故居，穿过沈园回家，中学路上会经过吕府、谢公桥、大通学堂，家里推开窗就是越王台。
或许正是在这种“一例氤氲入诗囊”的文化浸润下，才有了如今给朋友写信用小楷和行草、假期实践也会选择回到绍兴为家乡戏曲梳理方言规范的吕一铮。
从作文到实践
“上王老师的课，可能是我在清华感触最深的一件事了。”
被高中同学冠以“文科生”头衔的吕一铮在提到王步高老师的“大学语文”时，神色极为动容，一是出于缅怀，二是出于感受。虽然在选课时就被学长“提醒”这门课给分严格、任务繁重，但“冲着王老师他开了这课，我也不能把它退了”。
对于吕一铮而言，王步高老师最感染他的，是由内而外的激情和感情——上课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至振聋发聩；谈及对人物的臧否评价，感情真挚；作诗作文评世时，情感充沛。“当时老师写了一首抨击时弊的诗，课上念及‘拍案向公侯’时，真的有种怒发冲冠的感觉。”
在遇到王步高老师之前，吕一铮认为自己在语文上多是为写而写，平淡地写，“但是遇到王老师之后才感觉到，他是出于一种深发于自己感情的写作，这非常触动我”。
之后，在王老师的帮助下，吕一铮修改了自己的《绍兴一中赋》，并书写、装裱后献给高中母校。2017年，王步高老师罹患癌症去世，在追悼会上，吕一铮作为唯一的本科生代表，朗诵了自己撰写的《祭王步高先生文》，以作祭悼。
虽然在外人看来，吕一铮绝对是语文爱好者：在宿舍里，他已经将四个书柜填满，搭了个“冲天书柜”；但他却觉得自己“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泡在书堆里的好学生，而更倾向于是行动者”。他最推崇的一句话是北宋理学大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吕一铮觉得，“不能以学习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而是应该把至少一半的时间投入到行动中”。而社工和社会实践便是行动的最好体现。
他担任过很多社工职位，在学习发展中心，校团委科创中心、信息中心，院系学生会、实践组都有过任职。对于这些工作，他觉得“做不同职位的社工会让我感受到我在哪些方面行动力是不足的”，从而有针对性地弥补。说话间，他从包里掏出一本《如何提高说话技巧》——这是辅导员送给他的一本书；“辅导员曾告诉我有时候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说话方式，在做社工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了，也一直在努力调整。”
相较于旨在提升能力的社工，吕一铮觉得社会实践更符合他行动者的定位。大学期间，他一共参加过12次实践，去过7个省级行政区，校级实践的金银铜奖拿了个遍。在实践途中，他全然感受到了社会的另一面。
吕一铮参加社会实践
第一次实践，吕一铮去了云南景东的一个小山村。他花了整整一天从北京飞到昆明，再乘大巴到景东，最后坐越野车上山，徒步进村；村里真实的“家徒四壁”和孩子用黑炭在墙上打草稿的场景让他十分震撼。自此，他觉得“走出去看一下是非常有必要的”。之后，他去过荒无人烟、没有信号的中哈边境，也去过繁华热闹、车水马龙的成都……
“每一段不同的行走，真的让我感受到：咱们960万平方公里上每一寸土地的不一样，每个人之间的区别，以及我们作为当代青年的责任。不能只关注着房、车、钱，更多的还是需要关注如何让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更加充分、更加均衡。”
见识的东西多了，吕一铮逐渐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党的理念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看过的书中，他特别提及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于中华民族奋斗历史的共情，让他感触颇深。
“很多人虽然很穷，但是看到他们在黄土巍巍的大地上努力，你就会觉得咱们这个民族确实是不会沉沦的。”
别忘了，他还是个工科生
读到这儿，估计很多人都忘了，吕一铮其实是环境学院的学生，而且三年必限选学分绩位居年级第一。
大二后半学期，他选择从化工系转入环境学院，而在此之前，他在不落下化工系专业课的同时还选修环境学院的专业课。到现在，他已经修了205个学分，远超培养方案（172学分）的要求。
提及转系，吕一铮觉得环境学院的课程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更符合他理想主义的特质。
在大二参加环境学院田金平老师的科研项目后，他找到了自己更感兴趣的方向，也更坚定了转系的决心。“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杭州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污水处理优化。”在吕一铮看来，产业生态学这种将工程、政策、经济等领域结合比较紧密的项目正符合他在科研路上的方向。
吕一铮在大学生学术推进计划中
吕一铮言语间无不饱含着对环境学院的喜爱和热情：“我要帮学院打个广告：咱们学院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既研究水、气、土等介质，也可以面向管理提出政策建议；既有实验科学，也做数据模拟。环境它是个学科交叉性很明显的领域，可以将各种各样技术容纳进来。”
他的求学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暑研是很多清华人都会有的一段经历，而吕一铮的暑研，也算是一波三折。
吕一铮所在的课题组一直跟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几所美国顶尖高校的教授有着频繁互动，所以他在今年暑假申请暑研时，心态很放松。“虽然申请比较晚，但是觉得有保底的学校，也就不甚担心。哪知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今年不招人，而耶鲁大学的教授也一直没给答复。”在这个时候，吕一铮才意识到时间好像有点紧张了。
他开始四处申请，“一天可能发10多份申请邮件”。在焦急的等待中，吕一铮一无所获，但在最后关头收到了来自耶鲁大学的邮件。“要不是田老师一直帮我联系，我可能就没有暑研机会了。”出发时吕一铮又面临学术访问签证被卡的突发情况，不得不换成旅游签证，终于踏入耶鲁。
“在耶鲁的两个月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悠闲也最专注的一段时光。”
所处环境改变后，吕一铮并没有感到不适应，反而极其享受这段时光。中美学术研究氛围上的差异也让吕一铮印象深刻，“美国的学术是以实用导向为主，我在美国的课题组做的工作就是一些实用性项目，在对应产业上或许能对政府的决策提供帮助”。
耶鲁的暑研经历让吕一铮学习了很多新的技术和思想，他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科研项目，并在ISIE Americas会议上作了报告。最近，他正忙着修改论文准备投稿期刊。
实用性导向与行动密不可分，在吕一铮心中，行动者是他不变的定位。在环境学院有一句话一直影响着他：“热爱我环境，光大我事业。”
“每一个环境人，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能够用一些技术或方法来改善我国的环境现状，无论是狭义的环境抑或是广义上的环境。”
多次实践出行以及美国暑研的经历让他逐渐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使命。对于未来的规划，吕一铮给出的回答并不让人意外：“以环境为本，以语言学为兴趣，以琴棋书画为爱好，在博学通识的路上不断提升自己。”
对于吕一铮而言，行动是他的使命，他是一个行动者。
刘充：充耳有闻，想把园子里的精彩讲给你听
文 肖晶心
• 刘充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2015级本科生
2018年12月8日晚，清华大学本科生“一二•九”歌咏比赛现场。暖场视频放毕，全场陷入黑暗。灯光亮起，四位主持人站在台上开始自我介绍，第三位主持人身着紫色西装，热情而不失沉稳地说道：“大家好，我是来自社科学院五字班的刘充。”
对于很多没有亲临“一二•九”歌咏比赛现场的人来说，这句话也不算陌生。在人文清华讲坛、校歌赛、校园主持人大赛、计算机60周年系庆、后勤部门的演讲比赛等校内大大小小的活动上，都有着这位2018年清华大学本科生特等奖学金获得者刘充主持的身影。
刘充（左一）主持2018清华大学本科生“一二•九”歌咏比赛
我是清华园的主持人
如果有一天在紫荆操场西南角，你碰巧听到有人一直在大喊“嘿嘿嘿”，那人或许是刘充。
刘充大一时加入“白杨计划”，学习了相关课程后，就躲在紫操西南角的高墙那里练习，以免别人发现他。他先是叹气，让气息沉到丹田，然后想象自己要叫住五十米远处的同学，连喊几声“嘿嘿嘿”，短促有力。
刘充认为，除了发声，“重音”和“节奏”也很重要。“所谓强调有依据，断句讲逻辑，观众听起来会觉得很舒服。”最初刘充在读文章时还会做一些勾画标注，但熟能生巧，之后也就不用勾画了。“所有经验都是从读更多的材料读来的。”
只有基本功，对一个不仅承担串场功能的主持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主持人在台上放松一些之后，就会更在意舞台上发生的事。”而从紧张到放松的转变，也并非一夕能轻松飞跃。
当刘充沉浸在第二届校园主持人大赛全程时，才感受到了完全的放松。“因为主持人这种身份的代入感，我也像选手一样，思考怎么答题，选手答的亮点在哪，我要把亮点呈现给观众，选手哪里做得不足，我可以怎么帮他弥补。”
多次主持经历也让刘充领悟到，主持人的第一任务就是要把观众想说的话说出来，表达他们对于每个环节的好坏评价。“如果观众能够忘记你，那也是个挺好的事情。我喜欢在台上看观众们的反应，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嘴角上扬，都说明你成功了，最恐怖的是你讲完之后观众还在玩手机。”
在前不久结束的校歌赛复赛上，刘充即兴调侃一两句评委的点评，“有一位选手想把夜店风唱给大家，评委点评说，一看这个同学就没有去过夜店，我说，看来您非常有经验啊”，调动全场的气氛。
刘充主持活动得心应手的同时，开始意识到积累的重要性。
他曾与美团点评CEO王兴在他回校的讲座上对谈。在上场之前，刘充专门读了王兴的传记《九败一胜》，了解王兴的创业经历。他意识到，只有了解被采访者足够多的情况下，才能引导他说出很多背后的故事，向观众展现他的心路历程。“我一直在追问王兴，之前经历那么多次失败，怎么坚持下来。他说，清华毕业生就应该有成为世界冠军的想法，我觉得我找到了应该挖出来的东西，我就讲解给观众。”
刘充（右）与美团点评CEO王兴对话
“我一直认为，清华培养的主持人和主流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在学习上受过扎实的知识体系训练，拥有快速获取信息并分析提取、不断追问的能力，我们应该发挥这样的优势。”刘充给自己的定位一直是“清华园的主持人”，而非专业主持人。
刘充主持人文清华讲坛时，就怀着这样的想法。他要事先收集整理大量的材料，力求将学者最可爱、最可敬的一面展现给观众，这也成为刘充在每次主持时的期待。他认为，清华的主持人就该干这活，“学者的东西要走向大众，去影响大众，大众的问题也应该有途径去反馈，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身份”。
因此，这位“清华的尼格买提”更愿意去主持“开讲啦”之类的活动。“我有很多理工科朋友，他们都很优秀，但他们不太会讲（自己的研究），我想做的，就是把它们讲得更通俗，让大家都能够理解和接受。”
“这是我想说的社科特色”
刘充第一次意识到演讲的用处，大概是在初中凭一张嘴改变班风的时候。
他在北京市密云区读初中，教育资源并不丰富，被分到的班级风气也不好。他很难受，觉得这么待下去也不行，于是就竞选了班长。他会在临近放学的时候组织全班反思今天的表现，或慷慨激昂，或痛心疾首。“那时候我就发现，演讲这东西好像有用，每次讲得群情激愤，大家都挺有义气，班风就好一点了。”
之后刘充便一直参加演讲比赛，训练自己这方面的才能。到清华之后，他不仅能主持、演讲，还开始指导园子里许多的同学和工作人员，帮助他们更好地表达自己。“说起来很奇怪，我觉得我的大学经历非常丰富，不在于我主持了许多活动，而在于我领略了清华非常多的侧面。”
刘充曾给学校后勤部门的工作人员指导过演讲比赛，鼓励他们从小处着手，讲自己的经历。在听他们叙述厨房工作、校园巡逻的故事时，刘充看到了非常不一样的清华，时常被他们演讲的细节“击中”。
刘充为后勤职工、“鸿雁计划”训练营成员指导演讲
“有一个厨师说，他冬天用冷水洗鱼，夏天在闷热的环境下炒菜，这两个细节一下就打动我了，因为我爸爸就是厨师，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种细节，真的很辛苦。”刘充动情地回忆道。还有一个后勤员工在演讲中谈到，自己奉献精神的来源，是从暴雨时收到的预警短信、路边积水旁静置着的三角警示牌的背后，感受到的付出和关怀，同样，他也愿意为了清华园的正常运转而奉献自我。
刘充的语言表达课程还覆盖到了校内“鸿雁计划”的学员和北京部分高中学生。“我一直觉得这两类同学是需要互补的”，基于此，刘充也对自己的课程做了更有针对性的设计。
享受着优质教育资源的北京同学倾向于将这个世界想象得“没有摩擦力”，他们自信聪明、视野开阔，临场反应能力强，但他们过度理想化，不愿意在自己身上“动刀子”。刘充强调“雕琢自己的思考”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单凭直觉作出判断或反驳。刘充还跟他们探讨留守儿童、打工子弟学校之类的问题，让他们思考不一样的“世界”。
“鸿雁计划”的学员很积极刻苦，他们从相对贫困的家乡走出来的经历令刘充感慨颇深，同时他也感到，这些学员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刘充鼓励他们精准表达，讲出自己的故事，通过一些挑战性的任务和小游戏，激发表达欲，唤醒他们的自信。
听过和见证过园子内外数不胜数的故事的刘充将这样的自己概括为“有社科特色的清华人”。因为他眼中的社科情怀，就是用服务精神把清华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也让更多人讲好自己的故事。
“我的社科特色，不只是演讲、辩论、主持，而是用这些东西去影响社会。”
辩论让我“思考人生”
除了主持和演讲之外，刘充也是一名资深的辩手，他是“清锋明辩”全程最佳辩手，曾任校辩论队副队长，代表校辩论队参与CCTV-4《世界听我说》节目的录制，与全国各地的队伍同台竞技。
他本是专攻演讲，被高中老师临时拉去一个全国性的辩论赛“救场”后才开始转型。初次接触系统性培训的刘充看到由黄执中、马薇薇和周玄毅组成的豪华教练阵容时颇为震惊，而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训练时的单一辩题制度，他至今都记得那道辩题叫作“中国是否应该大幅增加对转基因食品销售的限制”。
“一个辩题从头打到尾，上场前一刻掷硬币决定正反方，积分制。二人小组赛每天打六场，连打三天。第一天刚开始就连输三场，我的搭档就哭了。”短暂地“思考人生”后，刘充又开始不停地查找、学习和完善，慢慢地找回了状态，有惊无险地杀进淘汰赛，又一路打到决赛，最后取得亚军。
“辩论对我的思维塑造影响很大，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事实准确、推论严谨，学会批判性思维，每听到一段话，我就会去想，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不对的。”刘充密集地接触辩论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辩论带给他的意义。“我特别感谢这个赛制，在不断地完善论点、切换立场的过程中，让我没有那么极端，反而更包容了，愿意接纳许多观点背后的道理。”
深感辩论在高中思维发展的关键时期带给自己的重要影响，刘充想把这份经历传达给更多的高中生，成为“辩论的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他从北京市教委的三校联合辩论赛的学生发起人做起，同样倡导单一辩题制度。之后，他逐渐开始在北京八中、人大附中、北京中学等学校开设关于辩论的选修课，将自己对辩论的思考和理解传授给学生。直到现在，刘充还坚持每周去一次北京一○一中学授课，每个学期回母校人大附中至少两次授课。
刘充很喜欢四辩的位置，因为这让他在场上抛开各种交锋，找到一个思考的空间。“四辩带给我最重要的意义，是使我深信每一句话背后都有它的价值观，而真正感人的不是辞藻，而是挖掘和展现的价值观能否唤醒人、打动人，我始终都是这样认为的。”
刘充在辩论场上
当一个人深思熟虑决定要自杀的时候，你应不应该去拦他？这道辩题摆在反方四辩刘充面前时，他“思考了一周的人生”。后来他想通了：现实生活中其实很难判断自杀者是否真的深思熟虑过，这个辩题是一个思想实验，核心在于探讨人是否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他将“深思熟虑”联系到康德的绝对理性带来绝对自由的理论，完成了一次高质量的结辩。
在刘充看来，辩论于他最重要的意义，便在于这种思考的乐趣，思考每一句话背后蕴含的价值观时，辩论的形式本身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
但我更向往“学术上的辩论”
“我人生当中一直有一个我最梦寐以求的辩论，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持续了300多年的波粒二象性之争。”
谈到他希望中的学术辩论时，刘充眼中闪烁着光芒。他向往具有更大社会意义的辩论，并迫切地希望参与其中。
他解释道，“最开始牛顿提出微粒说，后来有惠更斯提出机械波说，但是机械波说又不能解释光在真空中传播这件事情，于是有了电磁波说，结果又发现光好像还有粒子性（光电效应），于是爱因斯坦又提出光子说。这是实实在在地推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辩论，又是十分学术的，我十分向往这种辩论。”
随着自己即将踏入博士生活，刘充也正在进行自己的学术辩论。作为做实验经常打碎试管的非典型理科生，刘充在大学时选择了社科，但还是放不下从小就喜欢的数学，于是他融合数学和自己学的政治经济学，用数学上的矩阵工具去模拟经济的运行。他创造性地将收入分配结构和生产结构纳入效率的计算当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效率测算方法和指标。他也因此入选了“未来学者”计划。一位老师评价道：“很难想象，一个本科生的发现竟然打开了国内政治经济学领域一个新的实证研究方向。”
刘充在答辩PPT中介绍自己的学术项目
“政治经济学的特点是以文本研究、定性研究为主，而我希望它能有更多可以与世界对话的东西，有一套数学基础。我们往往会站在微观的个体的层面去讨论问题，但我更希望能够把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找到，从这个角度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导师的支持下，他正准备将自己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参加明年的国际会议，以期更好地进行学术交流与对话。
展望自己的博士生活，刘充觉得自己会非常幸福：在学术上能够实施自己的想法，大胆地尝试，进行学术上的辩论。“有清华底色的社科人”也是对他未来学术道路的极好概括。对社会有情怀、有责任感的清华底色，带给他通过自己的研究领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动力。
“坦白讲，我要在中关村、五道口这一带待12年，高中3年、本科4年，博士5年，这一片环境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我觉得我做的事情都是很新鲜的，学术探索是新鲜的，我可能会发现新的问题，会有新的东西引入进来，我在介绍的东西也很新鲜，这就OK了。”
刘充参加学术会议
“如果有一天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你会干什么？”
失去说话能力意味着刘充不能再进行自己擅长并喜爱的主持、演讲和辩论了，但面对这个假设，刘充却颇为淡然地回答道：“那就写书或者写文章呗。”
“我觉得写文章和说话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文章读不懂还能翻回去读，而演讲、辩论都是转瞬即逝，无法往前倒，除非有《奇异博士》里的那块绿色的时间宝石。”刘充发现，无论一个人有多高的语言天赋，和写下来的文字一比，都太缺少雕琢感了。
在准备特奖答辩稿时，刘充在写稿之前尝试着说了一遍，6分钟的录音，在清洗和筛选后只剩下400字，其余4/5都是废话。他感叹：“这对自己来说是个挺好的机会，让我去反思、凝练，反复雕琢。”
而反复雕琢、追求卓越也许正是刘充在不同角色的切换间始终不变的初心。台上的主持是暂时的，在台下，他反复雕琢和打磨主持词，抄写两份手卡以便收集，并不断地积累各方面的知识；在演讲和辩论的教育事业中，他根据学员不同的特点打磨课程，让更多人讲出自己的故事；在进行学术探索时，他反复思考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可对话性，并融入数学工具加以分析。
回首过去的三年，在园子里的各种舞台之上，都有他拿起话筒讲清华故事、讲中国故事的身影，刘充说：“征途中的诸多风景，源于内心深处对‘清华人’这三个字的理解与认同。”
曹越：双肩挑，我的路和远方
文 晨晓 正月
• 曹越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考上清华，多了份牵挂
2010年的夏天，和万千考生一样，曹越在炎热的高考中告别了自己的高中生涯。虽然高中三年他一直认真踏实地学习，但他从未想过要考清华。高考成绩出来后，当看到自己超出预期的分数时，他很欣喜，但陡然也涌起了一股深深的惆怅之情。
按理来说，考上清华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当曹越知道分数后却很迷茫，不知该如何是好，因为他有一位青梅竹马的女朋友高雪莹，他们曾经约定：在同一个城市上大学，平凡开心地度过这一生。
而高考的意外，意味着他们必须去不同地方上学，最少要分开四年。这时他犹豫了：真的要去清华吗？给女朋友的承诺又该如何是好？最后，在反复思量中，也在女朋友的支持鼓励下，曹越认为去清华、去努力，给女朋友一个更好的未来，才是他真正需要担起的“责任”。
四年的异地恋，他们不能日日相见，就每天坚持2小时通话，分享彼此的心情和当天发生的趣事。一旦放假，曹越就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回去看高雪莹，哪怕没有座位，自己买个小板凳也要坐回去。就这样，四年如一日，时间并未将他们的爱情消磨掉，反而变得更加浓醇。
曹越和妻子高雪莹
2014年本科毕业后，高雪莹来到北京工作，同年，在众多好友的帮助和见证下，曹越给了高雪莹一个惊喜而浪漫的求婚。
曹越求婚现场
次年，曹越刚满法定结婚年龄就向他爱的女孩儿实现了当初的承诺，他们结婚了。2016年9月，两人的爱情结晶诞生。对他而言，“责任”二字越发鲜明起来。
敢“第一个吃螃蟹”
在清华，曹越也渐渐找到了科研方面的兴趣。本科毕业后他开始攻读博士，在王建民教授和龙明盛助理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机器学习与计算机视觉。
2014年，深度学习的热度已经呈现出上升趋势，但还不像今天这样遍地开花；相关研究成果依然非常有限，很多代码开发尚不完善，整个行业如同一片未被完全开垦的肥沃土地。
在这之前，曹越的导师龙明盛一直在迁移学习的领域深耕。他看到深度学习的兴起后，就有了将深度学习应用到迁移学习领域的想法。所谓迁移学习，简单来说是指将一个领域的知识应用到另一个领域，比如，一个视觉识别系统学会识别狗的照片后，能够将这种辨识能力迁移到漫画上，能够识别漫画中的狗。
将深度学习应用到迁移学习领域，这在世界范围内都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之前无人涉及，也没有人知道这种思路是否真的会有效果。做这样一个课题，就好比“第一个吃螃蟹”。但未知的风险也暗示了该工作可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加上一种“担当的勇气”，面对导师的提议，曹越答应了下来。
曹越骑车载导师
课题新，路线不清晰，课题组积累还不够深厚……曹越刚开始做实验时，进展非常不理想。但在导师的鼓励下，曹越坚持了下来，2015年年初，他终于在实验中看到了他们所提的方法与已有的方法相比，性能得到明显提升。
最终，他与导师提出的深度适配网络模型成为深度迁移学习方向的里程碑之作，成果发表至今已在谷歌学术中被引用500余次，是机器学习领域顶级会议ICML近5年所有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20篇论文之一，在本专业领域内备受关注。
曹越被评为“微软学者”
这一工作的成功也为曹越之后的研究夯实了基础。后来，曹越又循序渐进地做了一系列深度哈希学习的工作。为了推动该领域发展，让更多的研究者能够快速上手，他带领实验室同学，主导开源了XLearn-深度哈希学习算法库。
此算法库的核心技术已在清华大学为中国气象局研发的新一代天气预报平台中落地，部署于中央气象台及28个省级气象台，服务中国2 000多市县的天气预报业务。曹越因此连续两年获大数据系统软件国家工程实验室“突出贡献一等奖”。
我要把这份优秀传承下去
2014年8月，当四字班一张张青涩的脸庞出现在清华园时，刚刚直博的曹越也开始了辅导员生涯。这是一场陌生与陌生的碰撞，对于新生来说，一切都是未知，充满了挑战和希望，而对于一位新辅导员来说，一切也是未知，在兴奋中也夹杂着挥之不去的紧张与担忧。
在这个过程中，曹越本科时的辅导员吴陈沭对他影响颇深。吴陈沭是2014年“特等奖学金”和“林枫辅导员奖”两个奖项的“双料得主”，他的优秀和奋进为“辅导员”三个字戴上了“格外耀眼的光环”，在曹越心中埋下了一粒种子：“我要把这份优秀传承下去。”
在那年的辅导员大会上发言时，吴陈沭说辅导员工作应是辅导、扶倒和弗倒“三位一体”：“辅导”指的是辅导员的基本工作；“扶倒”指的是及时扶起受到挫折的同学；“弗倒”，指不要倒下，要成为榜样，能对身边的同学产生朋辈激励。
正是吴陈沭在辅导员大会上说的这番话，让曹越心中的那颗种子开始发芽。
为了更好地承担起辅导员的责任，当在工作上遇到难以应对的棘手之事时，曹越会虚心询问有经验的辅导员们是否曾遇到过类似的案例，或者与他们讨论对眼下这件事的想法。这样一来，曹越不仅与辅导员们建立了革命友谊，还让自己“像打怪升级一样，被‘大佬’带着，级别越来越高”。
面对所带班级的学生，曹越鼓励他们自主选择、全面发展。说到“选择”，曹越认为应该是当事人自己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可以代替的。
例如，当其所带班级处于大三这个面临未来方向选择的关键时刻时，曹越抽出整块时间，和每一位同学进行了交谈。交谈中，曹越并没有具体建议同学们应该选择某个特定的方向，而是不断挑战同学们的想法，引导他们深入思考，厘清内心真正所需所想，然后再进行独立决定。通过这种谈话方式，曹越让很多同学从犹豫不决变得目标明确。
软件学院四字班同学毕业合影
曹越及家人合影
在吴陈沭看来，如今曹越已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能“稳稳地”担起家庭、科研、辅导员“三肩挑”。在这个过程中，时间的平衡分配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而曹越解题的关键就是高效的时间利用率：他将完整的大段时间用于科研，而碎片化时间用于处理辅导员的事务性工作，晚上及周末的闲暇时间和妻子一起陪儿子堆积木、投篮球。
高雪莹打趣说：“曹越花在家庭上的时间估计是别的男孩子用来打游戏的时间吧。”在她眼中，曹越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人，今天制订好的计划，不管事情多难、当天多累，都绝不会拖到第二天。
颜枫：见到漫天飞舞的粉煤灰时，我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和重担
文 颜枫
• 颜枫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
首先和大家唠唠我是干啥的。我其实就是一个搞“渣”的，虽然我并不“渣”，同时我也是治理“雾霾”的。
我的工作就是立足燃煤电厂内部，解决两类污染问题：第一，针对固体废物粉煤灰，研究其资源化处理处置技术；第二，针对燃煤烟气排放的CO2、SO2和氮氧化物，研究温室气体CO2减排技术。
基于上述两个目标，我首次提出了粉煤灰合成有序介孔硅铝材料及残渣吸附CO2系列技术。
首先从粉煤灰中回收SiO2，再回收Al2O3，最后把残渣原位用于循环CO2吸附，从而在燃煤电厂内部，实现了粉煤灰的高值资源化处理处置，及燃煤电厂CO2减排的目标。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博士期间的曲折经历与故事。
颜枫的经历
我的故事始于2012年9月。
我在推研面试的时候和老师们说：“中国环境领域需要一批为科研而执着奋斗下去的人，而我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从此，我的科研生涯就开始了。
最初，我的课题并不是搞“渣”的，那时候我其实是研究太阳能产业相关技术的。
这幅图是从硅灰石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技术路线，大家可能看不太明白，没有关系，因为我到现在也没看太明白。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污染物，叫做四氯化硅，并且每生产1 t多晶硅，就会产生18 t的四氯化硅。
颜枫最初的课题
那么这个四氯化硅有多厉害呢？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喝过盐酸的啊？我估计是没有，但是我吸过！而且一次吸四份！
什么意思呢？四氯化硅极容易挥发，一分子的四氯化硅在口腔内与唾液反应，能产生四分子的盐酸，因此我一次吸了四份盐酸。所以，四氯化硅会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不过那时候刚刚许下诺言，硬着头皮也得干啊！凭着一腔热血，我终于完成了“SiCl4气相水解合成纳米SiO2技术研究”，并建立了示范工程实现连续生产。
我们成功地将四氯化硅废物变成了高价值的纳米SiO2材料，正当我得意扬扬之时，遥远的西方传来一声晴天霹雳。
欧盟对华实施了反倾销税，这一经济措施对我有什么影响呢？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我国多晶硅生产线进行了工艺改进，SiCl4可重新用回到生产线中，因此SiCl4不再是废物！
这对于光伏产业绝对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但对于我，我当时真是崩溃了。
我能怎么办？我只能选择奔跑。那两个月，我每天在操场奔跑，努力让自己心情平复。
这时候，导师也积极帮我寻找未来科研方向，蒋老师和我提议，试试粉煤灰资源化相关的技术研究。
我的大牛师兄两年前也站在这个舞台上分享过他的故事，可是我在和他交流的时候，他调侃道：颜枫啊，粉煤灰资源化是个好方向啊，好好干！我估计发个《中国粉煤灰》（EI）没啥问题的。
啥？《中国粉煤灰》是什么？说好的SCI论文呢！
经历初次挫折
一想到我的未来就要面对一堆“渣”，自己可能也会变成“渣”，我当时的内心对粉煤灰其实是拒绝的。
但是，当我去到粉煤灰堆场的那一刻，我被震撼到了。
我第一次见到漫天飞舞的粉煤灰，突然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和重担，于是我决定接下这个科研课题。
重新上路
接着，我迅速投入粉煤灰资源化技术的研究，并确立了将其用于CO2捕集的应用思路。
传统上，吸附CO2一般采用CaO材料循环吸附，但是CaO材料在高温循环过程中不稳定，会迅速失活。
当时，我的师兄就提出了“沸石钙基CO2循环吸附材料”的研究思路，因此我们希望先用粉煤灰制备稳定的沸石材料，再将活性CaO负载在上面，从而提高CaO的稳定性，同时还能实现CO2的吸附活性。
但是，当我用了6个月时间，实现了粉煤灰制备沸石，并负载CaO时，出事了！我们发现，沸石基体虽然稳定，但是沸石基体＋活性CaO会发生反应，导致CaO失活，因此制备的材料完全不吸附CO2。
难道我前面6个月的活都白干了？我的心好痛！
事情当然不会就此结束，否则我今天也不能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在和导师的探讨中，我们突然想到，稳定的粉煤灰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使用的方式。
于是为了避免CaO失活，同时提高CaO稳定性，我们将粉煤灰添加量从50%降低到10%；粉煤灰的作用也从基体结构变为了稳定剂。
实验终于成功了，两篇高水平SCI很快发表。
惊喜降临
这时候，站在十字路口，我与导师的科研思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导师希望我能围绕粉煤灰资源化继续开展研究，毕竟10%的添加量并没有真正解决粉煤灰资源化的问题。
但是，我希望围绕CO2捕集继续开展工作，毕竟这意味着SCI论文，意味着奖学金，意味着我能早一点走上这个舞台。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很不开心，甚至很崩溃。
在激烈的冲突面前，我能怎么办？我只能继续奔跑，那两个月我绕着校园跑跑停停，思考着未来与人生。
再次上路
就在跑步的过程中，导师的一句话让我下定了决心，他说，“只为发表高水平论文的研究是脱离实际的，也绝对不是我们应有的追求”。回想2012年9月，我当初的理想就是希望通过我的研究解决环境问题，既然有这么严重的污染物需要探索其资源化技术，就应该暂时放下个人荣誉，踏实开展研究。我的导师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于是，我重新上路，埋头苦干三年，终于研发了粉煤灰回收硅铝元素、制备有序介孔纳米硅铝材料、残值循环吸附CO2等系列技术，从而在燃煤电厂内部，实现了粉煤灰的高值资源化和CO2的原位减排利用。
最后，我想说，在这6年间，我虽然遭受挫折，但是理想和爱情让我一次次鼓足勇气，翻越山丘。
在追求事业的路上，不妨留意身边的缘分，寻找一个拥有共同理想的人，一起奔向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有一天你事业成功时，才发现可能已经无人等候。
生活不止事业
我和她相识于2011年的5月15日，学院团代会后的娱乐活动，让我们有机会聊起彼此的理想，一个幻想保护地球的她和一个爱科研的我，因为“环境”这个词，而迅速走到了一起。
两周后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们在一起了。
6年后，她已经去了环保企业，而我走在了科研的路上，因此我们决定相守走过一生。
在2018年的婚礼答谢宴上，我们共同许下誓言：祖国碧水蓝天之日，就是你我功成名就之时。
故事未完待续
习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且鼓励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我认为，有理想、有坚持，属于我们的碧水蓝天终会到来！未来，我将继续为环境科研事业执着奋斗终生！
懂得感恩
最后，感谢学校9年的培养，感谢导师的悉心指导，感谢团队的力量，感谢所有在身边为我们默默付出的人们！
白蕊：清华人要做就一定要做世界级难题！
文 宇晴
• 白蕊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关于方向： “我就是要选择生物，就是要攻克难题”
“这真的是太有趣了！”白蕊在高中课堂上听完生物老师讲解了母代基因和子代基因后，不禁感慨：“怪不得孩子的血型有时会和父母的血型不一样啊！”
这是她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书本里的知识和生活这么密切，对于生物的热爱由此萌芽。因为喜欢这门课，白蕊学得也很起劲，生物课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老师还常常让她在课前10分钟给大家讲生物题。
可是当高考成绩出来后，得知白蕊要选与生物相关方向专业时，与她关系亲密的高中生物老师却给她打来了“劝退”电话：“生物没有你想的那么有趣，你现在感兴趣的只是从教科书上得来的，真实研究是枯燥和乏味的。”
白蕊不为所动：“除了生物，没有其他感兴趣的专业，我就是想做与生物相关的研究。”老师的劝告也给她打了一剂预防针，让她对枯燥的科研生活做足了心理准备。后来，她本科从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基地班毕业后，凭借专业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继续深造，师从施一公教授。
施一公实验室成员合影
进入施一公教授实验室不到半年，白蕊就成为课题组的骨干成员，从此踏上了研究剪接体结构与机理的征途。
RNA是DNA到蛋白质之间的重要媒介，而遗传信息从DNA转移到RNA之后，通过进行无效信息的“剪断”与有效信息的重新“拼接”，最终实现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的目的，这就是RNA剪接。在这个过程中，剪接体可以说是一台RNA加工机器，它就像一个“黑箱”，尽管它的原材料和产物都比较清楚，但是人们对这台机器具体的加工过程知之甚少。
而人类30%的遗传紊乱以及多种癌症，均与某些基因的错误剪接、剪接体蛋白组分的突变以及剪接体的错误调控有关，剪接体催化过程中结构的严重缺失使剪接体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
由于剪接体高度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获得不同状态剪接体的高分辨率三维结构被公认为世界难题。在施老师的鼓励与指点下，白蕊开始研究攻克更为关键的不同功能状态下的剪接体结构机制，解析剪接体在工作过程中的结构变化，揭开剪接体RNA加工的神秘面纱。
剪接体完成一次RNA剪接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关于坚持： “要不要这么拼？”
很难想象，如此迎难而上和倔强的白蕊在读博士一年级时，曾有过“退学”的想法。
进入清华后的第一个期末，白蕊为了赶课程和课题的多个deadlines，连续熬了三天三夜。终于完成任务后，她回宿舍补了一大觉。第二天一早发现，自己小腿上有一个红块，压到时会疼。她原想着是不是自己不小心碰到哪儿了，但过了几天后情况没有转好，反而两条腿对称分布着大量红块。白蕊赶紧前往医院就诊，医生给的初步诊断是免疫功能性疾病，但病因不详。病情一直反复发作，甚至被医生怀疑可能是结核杆菌感染。
不知道病因的白蕊陷入了恐慌，也陷入了“要不要这么拼”的自我怀疑中。在病情最严重的时期，她想到了退学。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因为她的倔强：如果不能承受高压环境，5年的博士期间不能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那还不如干脆退学。
白蕊跟同实验室的万蕊雪师姐倾诉了自己想退学的想法。那阵子，在实验室，在回寝室的路上，在食堂，两人有机会聊天时，聊到的几乎都是这件事。万蕊雪告诉她：“有病就去治，但心不能垮。可以退学，但一定要想清楚，对自己负责。”
白蕊和师姐万蕊雪在2016年特奖分享会上
两人有深厚的“革命情谊”。白蕊：“师姐是学术新秀、特奖获得者、未来女科学家，我以师姐为榜样。”
得到安慰和打气后，白蕊逐渐扫除恐慌，回想起自己决心读博的初衷，“除了做生物学的研究，真的没有其他如此热爱的事情了”。她开始静下心反思自己过去的作息与生活——“自己之前没有合理安排时间，当初要熬三天三夜也是自己事先没有统筹规划好的结果。”
白蕊切身地意识到了“健康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她决心要抓住一切细节来提高效率，并对自己的实验全方面地深入思考，保证自己每次实验的成功率。生物实验常常会有等待时间，1小时、10分钟，甚至2分钟，白蕊也不愿浪费，要么同时进行其他实验，要么看论文。
就这样，效率和实验成功率提高了，之前需要摸索很多次的实验，白蕊现在一两次就能成功。这样一来，白蕊不仅在课题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同时也给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睡觉的时间”，为“争分夺秒地攻克领域难题”积蓄能量，让自己能继续为自己所热爱的事“这么拼”。
白蕊在实验中
被抢发后： “要再憋个大的”
“我们的研究成果被抢发了！”师姐万蕊雪急匆匆推开实验室门说道。
白蕊此时正在实验台前，提取着剪接体。她愣了一下，指着眼前的蛋白：“不会是开玩笑吧？就是这个状态吗？”
白蕊所研究的课题，在国内外一共有四个课题组在竞争。由于激烈的国际竞争，白蕊一刻都不敢松懈。通过努力，她解析出了pre-catalytic spliceosome（预催化剪接体），但是觉得分辨率还不够高，所以对它进行了半年的优化，现在优化工作已快收尾，研究成果却被英国同行以较低的分辨率抢先发表了。
她只能无力地叹气，在实验台前坐了很久很久，大脑一片空白，但她没有让这种情绪影响自己太久，而是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再憋个大的！”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后，她开始以更全面的角度审视课题，不再局限于原先课题项目中的一点，而是深入研究，开始攻克更为关键的不同功能状态下的剪接体结构机制。
这一憋，就憋了7个月。期间，白蕊用于攻克此课题的酵母总计有五六百升，自己制作的培养基都以吨为量级了。
“算出来了！”终于到2018年1月，正在收电镜数据的白蕊看到微信群里师兄发的微信消息，开心地蹦了起来。2018年的春节，实验室课题组的所有成员忙碌又兴奋着，白蕊更是除夕夜从家出发，大年初一赶到实验室收集电镜数据，团队成员都期待重大结果的出现。
白蕊成功解析的8个重要状态剪接体的高分辨率三维结构
最后，他们捕捉到了一个RNA剪接中全新的瞬变状态剪接体precursor pre-catalytic spliceosome（预催化剪接体前体），首次解析了目前被认为是组成蛋白最多、分子量最大的剪接体。要知道提取这一结构，从复合物的提纯、样品的制备到结构的解析，每一步都十分具有挑战性，例如在提纯上，该状态结构复杂，但各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紧密，使得该复合物在提纯过程中十分容易解聚。
生活中： “开心果”+“女汉纸”
白蕊在科研时十分严谨，在平时生活中却很欢脱。若只观察白蕊做实验，你不会想到她竟是一个走路蹦蹦跳跳，然后会突然蹦到你面前给你打招呼的“开心果”。
“段子手”“逗逼”，实验室里的师兄师姐一提起白蕊，首先说出来的便是这两个标签。从天文地理到实验室八卦，白蕊以她各种的“段子”成为实验室的快乐源泉。
“开心果”白蕊
而且，她平时从来都是自己搬几十升的液氮罐进行实验，在实验室自己换桶装水而不是麻烦他人，这也让她荣获了“女汉纸”的称号。
白蕊所研究的课题由于可获得的生物材料特别少，常常需要自己培养上百升的酵母细胞。而除了收集样品量大外，由于细胞生长是一个连续过程，出现特定状态需要一定周期，白蕊常需要凌晨来实验室收取材料。早上9点多将酵母细胞开始培养，根据分析和计算，要收集这些细胞的指定状态，需要在凌晨4点时就赶回来，收集细胞。稍微多睡一会儿，就会与这个细胞状态“失之交臂”，而每一次的收集动辄就是上百升的酵母细胞样品。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白蕊却干了好多男同学都觉得特累特难的事情，“女汉纸”的称号包含着大家对她的敬佩。
但是在“女汉纸”的外表下，她也有颗柔软的心：她衣服上带着猫耳朵，帽子上带着猫耳朵，围巾上也有猫耳朵，连看到一副手套上面有耳朵，觉得毛茸茸的好可爱就要买。有猫的图案的衣服，是她最喜欢的。
“清华人要做就一定要做世界级难题”
“我想继续做研究，成为一名科学家。”做的研究越多，白蕊越发感觉这个领域还有更多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我希望能为这个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用施老师的话说，清华人要做就一定要做世界级难题。”
史凯特：她来自澳大利亚，在清华拿了特奖
文 柚子茶之秋
• 史凯特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技术落地雄安新区：“我喜欢往前走”
“那天，我收到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封中文邮件。”史凯特的导师刘书明副教授回忆道：“她说她想在我的课题组读硕士，虽然她本科不是环境科学专业，但邮件写得非常认真，读到最后的署名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外国学生。”
史凯特的主要研究是用水能耗，目的是减少供水和污水系统的能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她认为，现在水资源紧缺，海水淡化、污水处理、调水的耗能问题在中澳都存在，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对两个国家而言都非常有意义。
在刚刚进行研究时，史凯特做的是调查供水系统的电耗情况。由于水从水源地到居民家中要经过取水、处理、输配等很多环节，而在中国，取水有时要跨越大山、河流，所以从水源地到水厂、从水厂到用户的配水过程中，耗能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史凯特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研究到一定程度后，史凯特觉得自己进入了瓶颈期，“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个方向做，但我又无法放弃现有的成果转做其他领域”，她说，“但我喜欢往前走”。
这时，处于瓶颈期无法突破自我的史凯特回到了澳大利亚在政府实习，同时也会和同事一起讨论可能的研究方向。史凯特说她想通过实习尽量接触到不同的人与不同的行业，为自己带来更多新鲜的想法。
那一年，在和导师同学们的交流与文献的查阅中，史凯特感到，“好像我研究的方向就慢慢变得清晰了”。据她了解，在一些高层小区中，把水从地面提升到20层甚至30层的时候耗能非常大。从水厂到小区的能耗数据可以从发布的数据获知，但到了小区之后二次供水一般由物业来管，所以这部分能耗难以精确测算。于是她就这部分能耗展开了调查，并去实地收集数据计算出了不同二次供水模式的能耗，详细调查并刻画了整个供水系统的能耗足迹。目前，她提出的供水系统能耗的优控方法已被应用于雄安新区的供水管网规划。
Kate Smith在实习期间参观发电厂
“她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发现问题会立即采取行动。”史凯特的导师和她的朋友都这样评价她，“她的学习习惯非常好，课后有问题会追着老师刨根问底，是我们课题组最刻苦的学生，经常被我当作榜样教育中国学生”。她的导师又笑道：“不过她真的是非常较真，有一次接到骗子电话，我看见她义正词严地告诉骗子，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坚持、执着，有时甚至有些较真儿，但同时又喜欢发现与探索，这些个性支持着史凯特一路走来。实习时，她发现澳大利亚政府做决策的方式很有意思，他们会先做一个很不成体系的报告交给领导看，得到修改意见后进行修改，如此反复修改多次。这让她认识到，“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先做是最重要的”。她认为这样会省掉很多不必要的纠结。
对于自己的经历，她总结道：“我解决困难的方法可以说是等待。但这个等并不是说每天什么都不干，而是去干一些其他的东西，去看、去听、去和别人讨论、去往前走。幸运的话，问题的脉络就会渐渐显现出来。”
搭建中澳青年沟通桥梁：《泡菜薯条遇上炸酱面》
走出实验室，史凯特是园子里国际学生们的引路人，是中澳交流的青年使者。
在清华园，作为一个已经在园子里待了五年的“老人”，她积极参与国际学生的管理中，助力学校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史凯特说国际学生更能了解国际学生，知道他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的困难。史凯特想到，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这些刚来到园子里的国际学生呢？为此，她广泛搜集了世界其他知名高校的国际学生管理方法，针对国际学生群体在培养环节中碰到的困难，提出改进建议，方便新来的国际学生。
2016年，史凯特创立了环境学院国际学生大使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史凯特和她的团队把在报到、选课、实验仪器操作等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整理成英文小册子，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百宝书”。
史凯特（Kate Smith）在清华园
走出清华，史凯特搭建起中澳青年交流的桥梁。2015年，史凯特入选“中澳千禧计划”，参加中国—澳大利亚青年对话。2017年，她又参加了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主办的全球青年中国论坛。2017年她还参加了“一带一路”倡议下“贸易互通”的重要成果——北非摩洛哥中国贸易周。
谈及为什么要参加到这些项目里时，史凯特说：“我想了解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这些青年人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具体作了什么贡献”，青年之间的交流不只是一句口号、一场会议，而是两国之间许许多多青年人具体的行动和努力。3年过去了，她和参加“中澳千禧计划”时的同伴依然保持着联系，在自己觉得疲倦和找不到方向的时候，通过和这些伙伴们聊天，她感到“他们总能给予我专业的指导，提供很多新鲜的想法”。
来到中国的这些年，史凯特到处走、到处看，有一天，她的韩国朋友凌波微步（此为网名——编者注）问她，要不要和自己一起用笔记录下这一切，出版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史凯特的第一反应是：“这可能吗？”但这种迟疑并未延续太长时间，在和凌波微步的沟通中，许多经历在史凯特脑海里一一浮现，二人一拍即合，还联系了插画师毛天骅，把他们书中的故事画成插画，这本《泡菜薯条遇上炸酱面：洋博士中国留学记》应运而生。
《泡菜薯条遇上炸酱面：洋博士中国留学记》封面
在采访中，史凯特的老师和同学都会特别提起这本被豆瓣评价为“有趣”“接地气”“积极”的书。凌波微步认为，史凯特是作为一个忠实的倾听者与记录者，怀着极大的热情去感受中国跟澳大利亚的种种文化和社会差异。而在史凯特看来，这本书也可以说是自己在中国生活的一个缩影。时至今日，她依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其中的一些细节，比如爱上中国的四个原因：出行方便、有安全感、缝补衣服便利，以及大家出门都经常带伞。史凯特笑道，其实自己很怕晒，但在澳大利亚并没有人会为了防晒打伞，能来到中国真的很幸福。
脚步踏及山西农村： “用自己的能力为世界带来改变”
“你知道吗？她特别敢想敢做，她去过打工子弟小学支教，还去过脑瘫病人康复中心做志愿者。”史凯特的导师刘书明不无感慨地说：“当时我知道的时候很震惊，没想到一个国际学生来到中国还可以想到做这样的事情。”
热心公益仿佛成了史凯特的一个标志，其中最有专业性和代表性的，就是她2015—2016年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清源协会会长期间，组织团队到山西平遥一个村庄开展为期6个月的饮用水除砷公益项目。
当时，清源协会和太原理工大学的项目组合作在山西解决水质问题，对方项目组一名同学的父亲来自平遥一个村庄，他反映很多人都觉得水质很不好，于是史凯特就带领项目组去进行调查取样。而测试结果却让他们有些意外，因为问题并不出在村里人所说的水很臭、有杂质、有颜色等可见的问题上，而是无色无味的砷指标超标。虽然这一点和村里人所说的水质不好并不一致，但这是个关乎健康的严重问题。
于是项目组在村里装了6个滤池来做实验，30来个人前前后后用了近6个月的时间探索制作过滤设备的方法。史凯特回忆，当时他们住在村外的青年旅馆，做实验找管道时常常会迷路，还有很多村民并不是很理解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就向村民解释这个砷超标具有致癌性，一定要控制这个指标。
虽然项目组的目的是减少砷含量，但村民还是很在意水看起来怎么样。水从过滤设备的大过滤池出来会接触铁钉，混进很多杂质，村民们很不放心。有天晚上，其他人在平遥古城游览，史凯特就自己一个人在青年旅馆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突然就想到可不可以在大过滤池外再接一个小过滤池，杂质就会少很多”。第二天，项目组把这一想法付诸实践，效果很好，后来这样的过滤设备在村内进行了批量装配，并申请了专利。
然而史凯特强调，这个过滤设备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解决水质的问题需要建设水厂，但村庄的一些人不愿意因此支付较高的水价，只能直接从附近砷含量较高的井里引水，所以他们价格较低的过滤设备才有了用武之地。史凯特总结道，在实际做产品的时候，不可能都是理想状态，考虑用户的情况和很多现实问题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中。
在这来来回回的接触中，史凯特也跟当地村民熟络起来，村民们也不知怎的对这个国外来的清华博士有说不完的家常话。“有一天她从山西回来跟我聊天，说起‘妯娌’这个词，说是兄弟各自妻子之间的称呼，我很惊讶她怎么会知道这个，原来都是村民们和她拉家常时她学会的。”史凯特的导师刘书明有点哭笑不得。
史凯特在村民家开展实验
和史凯特同一时期在清源协会的同学认为，史凯特“是用做科研的严谨态度去对待社团工作的”。她说：“史凯特很有耐心，建造慢滤池的时候，取水样、测水，每一步要注意什么她都会跟我们讲得清清楚楚。她对清源做的每一个项目都很有信念和责任感，她很相信自己倾注在这里的心血会给农村地区的人带来有意义的改变。”“用自己的能力为世界带来改变”是清源协会的核心精神，也是史凯特自己的信念。
从2017年开始，喜欢学习各种语言的史凯特又开始学习自己的第六门语言——阿拉伯语，到现在已经可以进行基本的沟通和交流。她说：“我喜欢迎接新的挑战，我喜欢往前走。”
吴蔚：从废弃物料到国际大奖，青年雕塑艺术家的坚守
文 巾欹
• 吴蔚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废弃物料引发的创作灵感
在清华美院大楼前，有几个大集装箱，有时会引起路人好奇的目光。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现代艺术装置，而是美院雕塑系同学们的物料仓库——一件雕塑作品的诞生常常需要经过平面图、小稿、泥塑、翻模、浇注等多道工序，形成玻璃钢后再根据自身要求送往不同加工厂再次加工。创作者奔波于原材料市场、工作室、工厂之间，消耗、废弃大量物料，最终才形成一件精美的雕塑成品。
多个工序下来，就会产生一些废弃物料。而吴蔚在雕塑界崭露头角的艺术旅程，恰恰始于对这样的废弃物料的关注。
在大三时的“中国传统雕塑”课堂上，吴蔚和现已成为他导师的胥建国老师初次结缘。胥老师布置的课程作业是完成一件雕塑作品，而到了学期末，吴蔚提交出了三件作品。虽然创作手法尚显稚嫩，但这三件作品是吴蔚努力寻找自己艺术表达的合理性与价值的过程。
第一件是飞天雕塑，吴蔚觉得它只是把敦煌壁画稍作变形，创作意义不大。第二件是梵文字形演变山石后做出立体形态，翻制这件作品时翻制师傅觉得小泥稿个头小又费工，费时费力还不好收费，干脆把翻制工序教给吴蔚让他自己“DIY”。第一次尝试翻制成功的吴蔚，除了自己的雕塑成品，还关注到这道工序产生的废弃物料——翻制后剥离出来的外壳，外壳的形状恰恰是原先雕塑作品空白的部分，虚形转化为实形，竟有一种特别的美感。吴蔚将这一发现与胥老师分享：“老师，看！我翻出了这个壳，这个壳子也很漂亮！”在采访胥老师的过程中，胥老师说道：“直到今天，我都记得当初吴蔚的雀跃之情。”
胥建国老师不仅肯定了吴蔚的这一艺术发现，并从艺术理论的高度上进一步启发他：这个壳子相对于雕塑（正型）来说是负型，对应中国文化里阴阳的概念，而中国石窟艺术里的一个个龛，恰恰也是负型，如果仿照石窟，在负型里加入一些内容，那这个空间就有了内涵。在这样的启发下，吴蔚完成了第三件作品——《敦煌印象》。
初始模具
敦煌印象
如今回想这门课，吴蔚说道：“虽然在课堂上做出三件创作，看似很高产量，但是细节不精致，完成感弱，制作手法都显现稚嫩，但是，我似乎开始意识到什么叫创作，什么叫有意义或者有趣的创作。”
从这一堂课中对负空间的发掘开始，吴蔚找到了自己艺术创作的表达方式，也就有了后来的故事。
从中国传统雕塑与东方美学中汲取养分
吴蔚的多件作品，都以不同方式呈现着东方美学的意韵深远，这得益于导师胥建国的指导以及清华美院传统的熏陶。
胥建国老师曾师从“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锠教授，而张锠教授的父亲张景祜教授属于“泥人张”第三代传承序列，他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即清华美院的前身）设立泥塑工作室。几代人对中国传统雕塑艺术不断传承，并滋养了许多青年艺术工作者。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中，当然就包括吴蔚。汲取不同文化内涵，参与到古代雕塑现场感受温度，是导师对吴蔚的要求。
胥建国老师（右）和吴蔚（左）到南京考察石辟邪
尽管本科时期完成的作品已经获得了国际大奖，但吴蔚没有停止继续探索的脚步。“气韵生动”是胥老师在工作室内指导学生时用的高频词汇，也是吴蔚在硕士第二年领悟最深的一点。
刚进入硕士阶段的一天，在为创作新作品画速写稿时，吴蔚却总觉得自己只是把本科毕业作品横向拉长了，并没有在创作价值上实现实质性突破。胥老师看到盯着墙上素描稿颇为郁闷的吴蔚，安慰他不是这个草稿不好，而是他没有注意到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外缘内的形体，正负贯穿，如中国书法，笔画可以停顿但气韵不断。”
老师离开工作室后，吴蔚开始在草稿上勾画局部空间的关系，当若干富有韵律彼此交织的圆圈跃然纸上，吴蔚忽然有一种“找到了密码”的感觉，旋即将这幅密码一样的草图发到朋友圈，配文：“一秒画的，终于等到你了！”屏幕另一端，胥老师看到爱徒的朋友圈动态，也不禁会心一笑，回复道：“期待下一秒。”在对师徒不同空间和时间的采访中，他们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条朋友圈，吴蔚说“那会我懂了”，导师说道“他确实懂了”。
发在朋友圈的手稿
艺术创作需要不断积累素材，为此吴蔚在几年间前往各地实地考察了大量中国传统雕塑，而他所收获的却不仅仅是素材。
前往南京考察狮子冲南朝陵墓前的石辟邪雕塑时，因为位置偏僻向来乏人问津，吴蔚一行一度被认为有“盗墓”嫌疑，啼笑皆非后最终由滴滴司机帮忙才找到带路村民。类似这样自己前往文物所在地寻觅、现场观摩的经历，无疑比直接在博物馆舒适的温度和灯光下观赏玻璃罩内的藏品更令吴蔚记忆深刻。
南京狮子冲的南朝石辟邪
石辟邪造型结构分析
吴蔚作品《醉茶》
吴蔚推敲造型的分析
作品现放置在深圳体育馆东西茶室
因为关注了负空间，就更加能注重看不见的“气”，这种以虚喻实、气韵贯通的艺术效果也是负空间的内容，吴蔚笑着说道：“似乎负空间是一种语言，而中国的气是负空间的内容。”
淡泊执着 无所畏惧
七年前刚入学时，吴蔚曾用名字的谐音作自我介绍：“吴蔚，无所畏惧，这样好记。”现在，吴蔚身边的许多朋友都觉得，他经过硕士几年的学习生活后，多了一种安静沉稳的气质。
吴蔚曾由导师胥建国带领参观其启蒙老师李伯安遗作展。看到李伯安先生因脑部缺氧倒在画像前的生前绝笔《走出巴颜喀拉》第十部中“天葬”时秃鹫在叼啄尸体的画面，吴蔚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在回程高铁上他写道：“或许冥冥之中就已注定，能量提前耗尽，抑或这就是一位伟大艺术家的天命吧。”同时，他脑海当中已经浮现出雕塑新作的面貌——两人相叠平躺，在上者似乎祈祷苍天，在下者拜慰大地。虽然尚未最终成型，但这件作品的泥稿已颇令人神往：不仅因其美，更因其间体现出的一位年轻艺术创作者对将生命献给艺术事业的前辈最深沉的敬意所带来的创作冲动。
无论是在导师的工作室工作，还是如今在自己的工作室，吴蔚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每天创作时间很长，并习惯每天将次日待办事项写在床边的A4纸上。胥老师常常在深夜给吴蔚打电话，不是查岗，而是催他快休息。
吴蔚斩获大奖多次，但这位1994年出生的年轻人在荣誉面前有着超乎年龄的淡然：“不是说你选了我就这样做，你不选我我就不这样做。我只是觉得我现在想这么做。”“虽然有些想法颇显幼稚，但我生于1994年，就只会想生于1994年的人所想的事，我觉得‘无可厚非’。”“艺术需要多一点天真，多一点情怀。”
在获得“2017年度原创雕塑奖”后的第二天，吴蔚作为最年轻的演讲者，参加了“2018第二十届中国雕塑论坛”，并被选为获奖代表发表演讲——《以方寸之间谈近年来架上雕塑创作经验》。他说，从这次演讲中“不仅收获了年度原创奖和入选演讲的荣誉，更重要的是听到了许多老前辈的建议，如‘负空间会不会成为束缚你的一道力’‘是不是要适可而止’‘人物系列很耐看’‘负空间的提议很有意思’等，这让我对自身的创作会有更客观的认知和更宏观的了解，这个过程就是反思，别小看反思，反思会成就突破的”。
勤劳踏实、不断学习、保持对世界的新鲜感，是这位年轻的艺术工作者自信的来源。他从未动摇坚持自己艺术创作的初心：“有人会来收藏我的雕塑，有人会告诉我入选了展览，有人会通知‘您的某某作品已获奖’，我只把它当成是对我的激励，而不是把它当成是我永恒的资本，如果这是因为我踏踏实实而换来的，那我会继续踏踏实实走下去。”
采访的最后，吴蔚用老师常对他说的话来结尾，一是“荣誉面前不昂头，挫折面前不弯腰”，二是“砥砺前行”。
张学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文 张学强
• 张学强 清华大学化工系2016级硕士研究生
我是化工系硕士三年级研究生张学强，导师是张强教授，很荣幸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和大家分享我在硕士期间的一点经历和感悟。
首先我想问大家，为什么要做科研？
因为这个问题我也经常被问，所以也在不断地反思。在读本科的时候，正是华北地区雾霾最严重的几年，让我有种窒息感。所以，我就常常想我能为改善这种情况做点什么？
张学强的研究领域
本科期间一段与太阳能利用相关的科研经历，让我了解到新能源发展和利用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大量基础而深入的研究。因此，在选研究方向的时候，我就从石油化工转向了新能源。虽然我也知道自己的力量薄弱，但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个人一起，而我要做的就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脱离舒适区，就意味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张学强的课题组
然而在我参加完第一次组会后，我发现我错了，我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负开始。组里不仅有非常优秀的老师和师兄，而且有非常优秀的本科生都已在组内经过了一两年的科研训练。而我，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压力山大。
但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啊！于是，我开始大量读文献，在刚进组的30天时间内，读了200多篇文献，在读到100多篇的时候，才慢慢找到了读文献的感觉。在撰写综述的过程中，由于精力过于专注，有时候在清晨四五点的时候，大脑就已经开始构思文章的写作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紧记下自己刚刚“梦”到的内容。
读文献成了我的每日餐食。对于每日更新的文献，先浏览一遍，挑选与自己课题相关以及感兴趣的文章。然后粗读，了解其主要内容。最后进行分类，便于以后的使用和查询。
张学强读文献
当然精读文章也是很重要的，我在入门的时候首先选择了两个110多页的经典综述，一是想了解整个领域的发展，因为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二是想突破阅读文献的心理障碍，一百多页的文献都可以读下来，何况几页的文章。之后每年我都会重读这两篇综述。
其实，读文献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读多了，也就读得快了。读的多了，就看得远了，没有捷径可言。
不过仅仅读文献是不够的，还要有动手能力。在我刚入组的时候，对于各种电池也分不清。在我第一次自己动手装配的8个电池中，只有1个成功活了下来，其他7个都失败了，让我一度怀疑自己的动手能力。
在之后的两个月时间内，我组装了1 000多个电池，积累了大量的实验经验，电池装配也达到了极高的成功率。这样的基本功为以后的实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段入门经历让我认识到，在科研入门初期不仅要修炼读文献的内功，还要提升做实验的外功，内外兼修，才能不偏不倚，走好科研路。
张学强组装的电池
当然在科研路上，有时还需要一点点灵感。在完成了入门训练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独立探索。我的课题是要调控锂沉积，通常情况下锂的沉积是杂乱的、不均匀的，而只有达到均匀锂沉积，才能用到电池中去，才能让电动汽车跑得更远。乍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这是一个过去四十年都没有解决的难题。
在之后的三个月，我尝试了十几种实验方案，都以失败告终。
那段时间，每天早上兴冲冲地去实验室，晚上却铩羽而归，每天都在失败的情绪中。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了难题为什么是难题，这分明是一个巨大的坑啊！如果说这三个月的失败给了我什么的话，我想就是让我对氟化锂这三个字异常敏感。
因为实验一直在失败，所以我也就停了下来，让自己平静下来，去读文献、去讨论交流，静下来才能更好地思考问题。
在一次组会后，与同学聊到电池失效机制时提到了氟化锂，瞬间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原来我想要的这种物质就在电池中。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摸索和尝试后，我成功地将这种稀松、杂乱的、像苔藓一样的锂沉积，调变为均匀、柱状的锂沉积，感觉一下子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在随后的实验中，我发现随着沉积条件的变化，柱状锂呈现的颜色也不一样，可以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呈现出漂亮的结构色。这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然的奥妙。因为这项工作的简单、新颖，并在实验中验证了电池领域长期存在的争议问题，它成功入选为顶级化学期刊的封面文章。
接下来与大家分享的故事，与清华美食有关。有的同学可能经常去紫荆四层吃饭，不知道在众多美食中大家喜欢什么？
我比较喜欢的是红豆糕，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好吃。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原来红豆糕是将两个固体完美粘合在了一起。当时每天在做固态电池研究的我，心心念念想做这样一个紧密接触的界面，却一直实现不了，而最好的例子却摆在饭桌上。
回想起自己之前好不容易合成出的复合电解质，虽然看起来非常精致，但放到电镜下后，就会发现它和金属锂的接触紧密度和紫荆的糕点相比还是相差很多，真是高手在民间。
于是我顺手发了一个朋友圈，还获得了导师的转发。不过，我也同时感受到了导师的碾压。同一个东西，不同的描述水平，让我意识到不仅要能发现问题，还要学会如何定义、描述一个问题。
从技术到科学
在这之后我就在想，为什么食堂的师傅可以做出来，而我却做不出来。其实这主要是微观与宏观世界的差异，C60分子的发现是个很好的例证。现代足球在1960年左右就被制造出来，而和它有相同结构的C60分子的发现则延后了20多年，有时候宏观的技术会领先于微观世界的科学发现。所以，从红豆糕出发，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做出固态电池中的“红豆糕”，从而推动电池的升级换代，解决电池的安全性问题。
回想起来自己的经历，我发现之所以生活能带给我许多研究的乐趣和灵感，是因为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始终保有对研究的兴趣和好奇，做生活的有心人，生活才会对你有心。
清华食堂除了让我找到研究乐趣外，也会让人胖起来，我的师兄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在我一入组的时候，师兄就调侃我：学强，别着急，五年后，你也会变成我这样，因为五年前我和你一样瘦。听到这里，我内心是拒绝的。
另外，我发现，师兄们不仅才能突出，由于长时间在办公室工作，腰间盘也很突出，这一点从老师到师兄都没能幸免。看到这里，我内心依然是拒绝的。
张学强的自我约束
我想，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想好好做科研，还得有个好身体。所以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上面几条约束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9月份，清华邀请澳大利亚工程科学院院士Dou Shixue老师来清华讲学。见到Dou老师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位慈祥的精神矍铄的老者，听完介绍后才知道Dou老师已经接近80岁了，但讲起话来思路清晰、富有激情。听完报告我十分受触动，这也让我自己反思：假如我80岁的时候，我是否能保持身体健康并富有激情；假如我80岁的时候，我是否还能对科技前沿有准确的把握；假如我80岁的时候，我是否能把自己现在做的研究推向产业化？我应该如何做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我想，这是值得我们一起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幸的是，在清华园、在课题组的学习生活经历让我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答案就在“清华”二字。邱校长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清华的内涵，在这里与大家共勉。
“我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清’与‘华’的结合。‘清’象征着纯洁和安静，要有定力及自律精神；‘华’代表着茂盛和希望，要有超越自我的追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最好的自己。
胡尊严：星辰夙驾追赶朝阳
文 胡尊严
• 胡尊严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
胡尊严的研究领域
过去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真实地走进了大家的生活，氢燃料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中十分重要的一条技术路线，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2018年李克强总理在访问日本期间，丰田汽车就向总理重点介绍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引起了国内很大的危机感。
燃料电池发动机是燃料电池汽车中最关键的部件，与国际水平相比，国内燃料电池发动机在性能和寿命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6年前，为了加速关键技术突破，我们课题组新建燃料电池发动机方向，短短3年时间里，该方向前后吸引了我们7位博士加入其中。
当时的新能源汽车行业还在启动之中，纯电动汽车市场尚未铺开，氢燃料电池更是被部分人认为是错误的技术方向。更严峻的是，很多同行高校甚至都已经放弃了这个方向。刚开始研究那会儿，我们经常会有一种学术上的孤独感，因为在国内，燃料电池发动机这条路上只有我们。
为了给大家打气，导师当时给我们喊了两个口号，一个是“清华人只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另一个是“没有行业那我们就引领行业”。除此以外，我们还给自己喊了第三个口号，叫做KFC。寓意是，我们要做中国的燃料电池之王。顶着KFC的帽子，我和我的师兄弟开始了博士学习。
大家都知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纯电动汽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续航里程和充电上面，一般称为里程焦虑。
但对于氢燃料电池汽车，目前制约产业化和量产的主要问题还是燃料电池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因此可以称为寿命焦虑。而我的课题就聚焦在行业最关心的寿命问题上，进行燃料电池耐久性建模与优化控制研究。
虽然我的课题很重要，但在我满怀激动心情和导师定下博士课题之后，我的几位师兄就开始反复找我谈心了，劝我要慎重考虑。
我问师兄为什么，师兄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对于一次国际水平的燃料电池耐久性实验，每一轮的论证周期都超过了一年。简单地说，选择了耐久性研究，就等于选择了延期延毕。因此，我又进入了深深的毕业焦虑。
根据墨菲定律，我的毕业焦虑很快成真了。直到博士开题时，我在学校里面总共进行了3次预研实验，那些实验耗尽了我当时在学校能利用的所有假期和资源，但是最终全部都失败了。
而我第一次正式进行耐久性实验，燃料电池电堆也只坚持了不到1 000h，距离所期望的性能还十分遥远。
不顺利的不仅仅只有实验，还有我的论文。我和导师携手大改了12遍的小论文，也在审稿一年之后被无情拒绝。那时候觉得，读博还真是挺难的。
在那段日子里，我面临了进入清华以来最大的挑战——挫败感、孤独、压抑。后来我与很多人交流，发现很多读博的人都会经历这样一段无处倾诉的岁月。为了走出困境，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有的人是靠勤奋，有的人是靠求生欲，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让我的工作有意义。只有让我自己真正地认识到我正在进行的工作很有意义，才能说服我一次又一次地去重复枯燥的实验并接受打击。
胡尊严在做实验
在寻找与坚定意义的过程中，与导师的交流十分关键。因为身在学校，你能看到的世界维度很小，但实际上它却远超你的想象。在我的课题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我的导师和我反复进行了多次交流。
导师当时的意见是，做工科博士的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实验室里，应该到行业一线去，到工厂去，去看看行业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这样的博士研究才会是一个好研究。
经过反复的沟通和我自己的主动争取，我终于从清华来到了上海开发区，参与国内最大燃料电池企业的电堆研发。我的身份，也从胡博变成了胡工。企业一线的生活自然比学校要辛苦很多，我在企业的第一个夏天，恰逢上海145年一遇的酷暑。由于氢气环境不允许使用空调和电扇，我需要穿着厚厚的工服与70℃的台架每天待在一起。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步行1.5km走到公司，晚上10点才能结束一天的实验，每次离开厂房的时候，都会觉得40℃的上海无比清凉。
一线不仅仅有最高的温度，也有最好的学术氛围。在一线工作中，我时时刻刻都能遇到有趣的学术点，甚至工友漫不经心的一句提醒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
我很清楚地记得，就在一个很普通的40℃下午，某工友查检完做耐久性试验的电堆之后对我随意说道：胡工，电堆的进口和出口电压是不一样的，到底哪一个代表了真正的性能衰退。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整个人都跳起来，立马跑到工厂里面去了。这是因为，在我之前所读到的所有论文中，这个结果从来没有被报道过。大家都惯性地认为石墨是良导体，并将石墨双极板看作是等势体。但此时的一线结果告诉我，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的。
基于这一条信息，我在公司和学校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发现并解释了燃料电池电堆在衰退过程中的非等势现象，这个发现不仅仅让我实现了理论突破，更是解决了当时困扰我已久的电堆衰退问题。围绕这部分工作的研究，仅仅博士四年级一年时间，我就发表了6篇论文。
更让我满意的是，通过工况改进、双极板设计、发动机结构设计等多种手段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所共同负责的国产燃料电池电堆的寿命提高了10倍以上，实验室综合性能超过了丰田的电堆，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这是我在博士期间最满意的工作。
长期在企业一线的研究让我意识到，“学术”＋“一线”是1＋1＞2的关系。
对于一名工科博士来说，在企业里，你可以发现行业当前真正卡脖子的问题，让博士工作能为行业真正作一点贡献。博士几年下来，我的研究提出的测试标准是现在公司电堆诊断的必用方法，我参与负责的电堆应用于国产发动机生产。
胡尊严在企业一线
这种模式在工程学科上可以实现极大的优势互补，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坚持。无论企业的事情与我的课题相关与否，只要问到我，我都会认真解答。上周，我又花了4天时间与公司推进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并给课题组带回来5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践行口号的当然不仅仅只是我一个人，我只是KFC团队中的一员，我们团队所主导开发的燃料电池发动机，目前已经交付于冬奥会49辆，所参与开发的燃料电池大巴，在全国市场占比达到了50%。所有产品的控制程序与构型设计，均出自KFC之手。从0到1，我们见证了行业，我们也在引领行业。
博士生活也不仅仅全是科研。博士这几年，除了胡博与胡工，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胡导。读博期间，我在汽车系担任了两年团委书记、半年学生组副组长。在那段时间里，除了操心我的博士课题，我还需要关心汽车系所有本科生的第二课堂活动。
双肩挑在我们课题组其实并不是新鲜事，KFC有着很好的双肩挑传统，我的导师60%的博士生都是辅导员。他对于博士生培养的观点是，一名博士生不仅仅要学术水平过硬，思想素质更是要过硬，这样才能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在我看来，责任是让人成长最快的方式，作为一名辅导员，我们能感受学生状况的起起伏伏，更会激励自己不要浪费时光，要做好榜样。
胡尊严的课题组
不仅科研工作要做好，辅导员工作更要做好，这是我们课题组一直以来的传统和要求。目前，我们课题组已经毕业了三位辅导员，他们有的已经成长为中国兵器总公司的学科带头人，有的研究成果还在市场上产生着巨大的经济效益，有的则践行理想，投身公共服务。而我，是第四位博士生双肩挑辅导员。
当然，双肩挑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就能做好。想要双肩挑，除了理想信念扎实，第一步就是要解决时间平衡问题。为了平衡社工、工程和科研的时间，我从博士二年级开始，就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期工作规划。每学期开始之前就将我的工作安排落实到周，并在执行中逐周进行总结。
在制定规划的时候，我信奉求乎上上、得乎上的理念，总是将标准设置得超出自己的能力。因此每周的总结，我经常满页都写满了“完成不理想”的语句。但是两三年之后我再回头看，我发现，现在的我比最初预想的自己，已经走远了很多。无论学术、无论社工，只有不断挑战自己，才能看到更好的自己。
最后回到今天的题目——星辰夙驾，追赶朝阳，相信大家已经很容易理解这个题目的字面意思了。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小彩蛋。3年前，我的同门师兄宋子由也是用的这个题目在这里进行特奖分享的，而5年前，正是他把我招进了我们课题组。当时与他一起“忽悠”我的另一位师兄，则在3年前贡献了这个复杂而绕口的题目。
最近经常有人问我，自己这几年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想那就是博士五年以来，我一直践行着这两句话：不浪费每一分每一秒，无论是夜晚、周末，还是逢年过节，我都将全部的精力投入我所热爱的工作中；将追求卓越、引领行业作为个人的信念。这种文化，也是连接实验室师兄弟之间最好的桥梁。
曹天宇：智造之路 赤子之心
文 曹天宇
• 曹天宇 清华大学能源动力工程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
曹天宇的研究领域
我的博士课题是直接碳燃料电池，这是一种能够把煤炭中的化学能直接转化成清洁电能的先进能源设备，可以说是一种能源领域的“魔法石”。它发电效率高，污染排放低，被国际能源署认为是21世纪四种先进的煤炭发电技术之一。但是这种先进能源技术装备的批次化制造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可以说，在性能、耐久、价格这三个问题上的平衡，目前在学术界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我博士的初始几年也在这个问题上盘桓了很久。我查阅了很多文献，也试了很多技术路线，但是都没有收到满意的成果。这个求索的过程，对我来说不啻于一个万里长征。
我当时压力非常大，就和导师开玩笑说：老师，我们既然地上找不到，就去天上找找吧。这只是一句牢骚，但没想到这句话就改变了我未来博士课题的走向，因为直接碳燃料电池的制造方法还真的有可能在天上。
因为在航空航天领域，有耐热涂层、隐身涂层。这两种涂层都是通过一种叫等离子喷涂的技术喷涂上去的，它的功能性和价格都是可以被大家接受的。而我的直接碳燃料电池，其根本就是把几个涂层摞在一起，那么如果我把飞在天上的技术搬到地上来，那不是对博士课题有着巨大的推进吗？
当时我感觉找到了人生的新希望。我把文献里关于航天涂层的工艺参数都挖出来，一股脑地丢给加工方，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个完美的样品。当时我认为自己马上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了，明天就要走上人生的巅峰了，但是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说文献中的样品就好比高铁、动车，技术非常先进和完善，那我初始状态的样品就是一种小马车，测试的结果惨不忍睹，不知道比别人落后多少年。
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训：选择了一个方向，不代表能够顺利地实现一个技术。一个其他领域成熟的技术搬到我们这个领域来，发生“水土不服”的概率是很大的。要想治等离子喷涂“水土不服”的病，就要深入技术背后，一个一个细节去考察，去了解有哪些技术参数可以调整，最终实现直接碳燃料电池的制造。所以我就查了文献和理论书籍，发现工艺参数差不多有二十个。我的导师知道这个情况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保护我。他说：天宇啊，我们技术路线的选择可以灵活。如果难度太大了，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技术路线。如果技术直接把你的学术兴趣扼杀了，这可是我们培养人才的大损失。
我个人非常感动，因为导师一直在关注我的成长。但有了前期的文献调研，我有了一些其他的理解：这个先进的技术，国外一些国家已经掌握了，但对我们国家是严密封锁。我现在虽然没有突破这项技术，但是已经摸到了一点门槛，我不知道我们国家下一个人再来摸门槛是什么时候。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转换方向，那么我们国家在这个技术领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破。知难而退对我个人而言或许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是从一个国家科技发展而言，这就是临阵脱逃，我不能允许自己作出这样的选择。今晚的主题是“创，正芳华”，人生的芳华只有一次。如果用这次芳华去做一件大事情，我们豁出去，把关键的技术路线给突破掉，那我们的芳华就没有白过。
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医治等离子喷涂技术的“水土不服”，改变了原来工艺过程中的四个“金科玉律”。可以说改变这四条原则中的每一个都要付出极大的决心和代价，我们常开玩笑，这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个“护法”。我的工程师曾经和我说：“天宇，我们不能这么干了。再按照你这么干，一定要出废品。”我当时非常决绝：“你不要害怕。我们有新的产品要求，就要有新的工艺参数来对应它。如果因为我的技术指导出现了废品，你不用担心，我来负全责。”
幸运的是，决心和汗水换来了我们技术的进步，我们把直接碳燃料电池的寿命从原有的大约100个小时提高到了超过1 000个小时。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颗原料，都是国产的。
在科研过程中，很多时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曾经希望，通过一些先进的仪器去看一看高温的燃料电池界面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通过市场调研，我发现市面上出售的国外成套的仪器基本都是天价。很多老师对于高温界面问题非常感兴趣，但是受限于经费和设备的原因，没法实现自己的想法。
既然我也需要，大家也需要，那我为什么不做这样一套产品出来？
我就把这个想法跟导师说了。我的导师非常支持我，就组建了一个“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的团队。我们有光学专家，有仪器专家，有机械工程师，我们希望通过团队自己的迭代设计，最后能生产出一种划时代的产品。
曹天宇的团队
但是事实教育了我，我发现艰难才是创新的底色。从2015年到现在，我和师弟不知道被这个我们自己组装的高温原位拉曼电化学表征系统考住了多少次，难倒了多少回。
我记得很清楚，这里面有一步叫光纤耦合，它的难度相当于在一个标准足球场上，蒙上眼睛，找一个名片那么大的纸片。这样的难题，我们不知道解决了多少个，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坚持攻关的路上。
一路帮助提携我们的，是母校，是清华。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清华意识到了这个东西的价值。清华的X-Lab愿意帮助我们，克服困难，把这个东西产品化。从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开心，因为我的博士课题可能会成为一个真的有用的东西，去为人们服务。但是有些我认识的老师会批评我：天宇，你已经抛掉学术志趣，想去做产品，想着挣钱去了。但是我想说，我们这个小团队能够走到今天，完全就是理想的支撑，我们永远不会把理想丢掉。
理想是我们前进路上的指路明灯，是我们创新路上的亮色。说起来，我们这个小团体的理想非常简单，作为一个工科生，做能落地的学问应当是学术理想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同类产品的价格拉下来，帮更多的人去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那我们不是服务了更多人的科研吗？最后，如果我们做出了一个好产品，我们也算为中国智造尽了一点自己的力量。
曹天宇的理想
最后讲一点我的个人生活。我读博士的时候，做了很多工作，也留下了很多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和我的爱人长期两地分居。她也是清华的校友，目前在美国读博士。聚少离多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小特点。我记得很清楚：婚礼的第二天就要去国外参加国际会议，等我参加完国际会议，我爱人马上就要开学了，所以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我们进行的最大活动就是一起改文章。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把你的名字写进我的文章里。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两位导师，我们课题组宽松的学术氛围一直是我创新的沃土。我的两位导师，史老师和蔡老师，是我口中的“三无”导师：无保留的信任、无私的指导建议和无怨无悔地倾情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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