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字文化论及其学理渊源
这里从章太炎对“文”的逻辑界说谈起，并初步探讨其学理渊源。
1.“以文字为准”
《文学总略》开篇云：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
需要强调的是，在对“文”进行根本界定的问题上，章太炎实是经过长时期研究，并且一以贯之的。《文学说例》（1902）即开始强调“文字”对于文辞创作的重要性，提出“世有精练小学而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这一令人咋舌为难的观点。而这里，直接亮出“文字著于竹帛”为“文”、“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的观点。后来章氏又通过一系列讲学，坚持和发挥自己的界说。曹聚仁整理的《国学概论》（1922）记载当年4月至6月章太炎在上海公开讲学，“文学”部分开篇即云：“什么是文学？据我看来，有文字著于竹帛叫做‘文’。”
其时五四“新文学”观念随着时代风潮出现，新文化与新文学兴起正在风头，在全国尤其是在知识青年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章氏却仍然不肯改变自己的界说。章氏对“以有文字著于竹帛者谓之文”的界说，一生坚持不易。
很显然，在当代，文学观念往往是以西方美学和审美主体学说为基本内涵，而章氏所论与我们今日所想大有不同。“美”、“美感”、“彣彰”、“语言”都不能等同于“文”，只有文字才能作为区别衡量“文”的特征和标准。就上所引，至少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首先，在他看来，华夏之文，源远流长，变化甚多，界说“文”和划分文体都必须追溯源流，从训诂文义着手，否则就不能作出合乎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其次，与旧时文人一般以文章来指代“文”的思路不同，章氏认定“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文章事实上是指有形质而自成首尾的篇制，“彣彰”只是特指那些富于文采、藻饰和情韵的文章，其范围很小，只是“文”的一小部分，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界定“文”不能以文采和情韵为标准，而在抓住“文”的基本质素和规定性。
那么，这个基本质素和内在规定性是什么？章氏认定，是文字，“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既以文字为标准，那么“文”就不是日常言谈，而只能是落实为书面文字的东西，所谓“文字著于竹帛”。今人程千帆研讨中国历史上“文”的界说，认为大致有四种，即（甲）最广义、（乙）较广义、（丙）广义和（丁）狭义。其主要内容次第如下：
章氏义界大致等于较广义的乙种。“文”与“不文”的区别是文字，文字是衡量“文”的根本标准。一方面，施于政事的“礼乐”主要是制度文化，是社会生活，是文化实践，而不是可直接作为对象和单位而把握的文化，不能称之为“文”。另一方面，“文”不是“语”，不能形诸声音，而必须是落实为文字的文字符号。“文”应该既包括可以用句读读开的文章（其中又可分为“有韵之文”和“无韵之文”，章太炎总称之为“成句读文”），也包括不可以用句读读开的文字（如表谱、簿录、算草、地图等，章太炎称之为“无句读文”）；“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如下：
这样来看，章氏对“文”的界说非常清晰：“以文字著于竹帛”，因为有文字写在竹帛之上，所以称之为“文”：“文”以文字为标准，以文字为限；有“字”方为文，无“字”不算“文”；不能因为无句读，就否认无句读的篇章不是“文”，有句读的文章其实只是“文”的一部分。
表面看来“以文字为准”这个义界相当宽泛，但其实无所为而为，它有着深刻的内涵，待后详考。这里先概括泛议章太炎所强调的“以文字为准”呈现出的表层意义。其一，“以文字为准”，限定“文”只能表现为文字的物质性符号，而且是可以目治的文字符号，而非以语音符号表现出来、用以口耳之传的声音。这个义界将口头文学排斥于“文学”之外，看来颇不通今，然就中国文化的古典传统而言，却又符合实际。且不说古来文人创作了那多文绉绉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古代史书中大量的“年表”、“人表”、“百官公卿表”、“目录”等，都不是“口说”所能容易厘清的。另就普通常识，落实了说，写一手得体的文字、文章，最起码要记事明帐，这才是作为读书人、文人的本分。文人写文字，写文章，而不是搬弄口舌，无事搞辩论，做演说，这恰恰是一个传统社会里最大多数、也是最一般人的看法。即在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一般百姓也还都这么看。我们不能忽视“文”往往最终落实为“文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层面。
其二，章太炎明确说，“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这使“文”的范围大大扩展了。“文”不仅仅包括声情并茂、漂亮动人的文学作品，也应该包括概念准确、逻辑清明、用辞精微的说理议论文字，以及注重事实的历史文书，另外，甚至还包括“训辞详雅”“条列分明”的“数典之文”。亦即古代史书中的“书”“志”之类，比如《史记》中《封禅书》、《平准书》，《汉书》中《食货志》、《艺文志》和《隋书》中《经籍志》等；以及历代经传解故的注释疏证之文，也就是所谓“学说科之疏证类”，也都应该属于文字之“文”。虽然铺排疏证历史和典章制度的文章，只有学问淹博、思想深明的学者才能写得出，但它们的确也是“文”。从现在的眼光看，章太炎所说“文”的涵义很广，包括一切用文字写成的东西，已经将文学、科学、历史、学术、文献都统统囊括在内，这个概念已经很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书面文化了。
有学者认为，章太炎所说的“文”就是一切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之所以得出如此宽泛无边的文学观，主要原因即在于章氏坚持远古的文化立场，对“文学”概念的理解出自于经学家们的理解。另有学者则认为，章太炎的文学概念其实出自小学家的职业病，一味追求字之本义，以训诂之学治“文”，认为只有用合乎雅言故训的文字写成的篇章才能算是文学，这些都突出地表现出小学家的偏见。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章太炎的文学观强调文学与文字的关系，是基于传统文化与文学的“文字型”样式，看到了文学发展的大体，作为对历史事实的概括，其说法有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但它却与现代社会不合，施于现代社会，则纯属开历史倒车了。这几种看法虽角度各不相同，但其实都站在百年来较为落熟定型的现代文学的立场，因而也各有其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古典文化向现代文学大转型的时代，文化文学观念正在发生巨大嬗变。而章太炎对“文”的概念的考察，确实较多地考虑的是中国古代文化，而不愿意正面参引西方现代文学的立场和观念。但是，如果考虑到出于对现实的现代世界的呼应，现代中国的文学观念大体上从西方（包括日本和苏俄）输入，而从“文”到“文学”的观念变化确实也不过百年的历史，由此，适当借鉴章氏的视野，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独特的“文”的概念，应该是有益处的。章氏的本行是小学和朴学，咬文嚼字确实是其偏好，但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却如此刻意强调“世有精练小学而拙于文辞者，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立志“将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也令人不能轻视其中的理性意图，至少也要挖掘其中的思路。章太炎基于中国文化与文学传统的总体，形成“以文字著于竹帛为文”的界说，强调“文字”在“文”中的地位，是值得从理论上深入考察的。
2.学理渊源与文化根基
章氏论“文”颇不同于今天的“文学理论”已如前述。我们不妨换成文化论的角度来看他的“文学总略”。现代各学科对“文化”的界说其实也是人言言殊，分歧很大。目前文学理论界大致采用德国现代哲学家卡西尔（1874—1945）的看法，认为最好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加以考察文化。所谓文化就是人类的思维和符号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及其意义的总和。动物只有信号，没有符号，动物世界最多只有情感语言，人类则有命题语言。情感语言只能直接简单地表达情感，不能描述任何事物；但命题语言就不仅能曲折细微地表达情感，而且还能指示、描述和思维等。人因为拥有符号而创造了文化，或者说，人运用符号创造了文化，包括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等，符号创造的文化是各种展示人的本质力量的意义系统。正是通过符号来界定对象这一点上，章太炎与同时代的卡西尔有相近的地方。章氏论定，“文”是人“以文字著于竹帛”的结果，是用文字符号方式输出的、人类精神文化的产品及其意义系统，“文”应该在最大程度上、最直接地反映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成果。凡运用文字符号创造出的、有意义的、直接的文化成果都应该属于“文”，所以，凡形诸文字的文学、科学、历史等文献自然也就都包含在内了。但是，章氏所谓“文”与卡西尔所说的“文化”，又有不同。如果说卡西尔是用符号论的文化论，来强调人的本质、诠释他的“人”论的话，那么，章氏则是纯粹从落实“文字”以记录人类精微文化的角度，来界说“文”。卡西尔相信以语言为中心的符号体系（自然包括悬于耳边的语音流），相信它们可以作为人类最为宽泛的精神创造活动的醒目标志，而章太炎则宁愿将之落实为以“文字”为中心的语文符号体系及其现实运用，强调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界说“文”，都必要有其落实处，有其直接显豁处。也就是说，章太炎从“文字”的物质性的一面结结实实地抓住了“文”或“文化”的整体。从另一方面看，与卡西尔泛论人类运用语言符号的普遍性不同，章太炎更强调运用以“文字”为中心的语文符号的现实性与创造性。既然利用文字符号进行文化创造是文明的体现，所以人类应该很好地、理性地运用自己所创造的工具，来进行文化创造和文明传承，如《文学说例》所说：
夫炎、蚩而上，结绳而治，则吐言为章可也。既有符号，斯淆杂异语，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绝言，无能往来，况夫审别流变耶？
也就是说，章太炎用“文字”来界定“文”，既表明他对“文”作为人的对象化产品的物质性和现实性的强调，更表现出对文字、文学、文化和文明之理性创造的尊重。
章氏论“文”的独创性在于，他敢于用“文字”的现世存在，来概括在我们今天看来最容易抽象化、宽泛化的文学和文化。用“文字”来界定文化，这种整体文化既包括作为文字标记的无句读文、有韵的情感文、记叙历史的纪事文，也包括议论人事的论议文和公牍文、制度世界的数典文、科学应用的习艺文等。鉴于他所界说的“文”主要是一种以文字为中心和代表的符号性文化，其“总略”是一种把文化落实为“文”（文字符号，或以文字符号为中心）的文化论，我们不妨称之“文字文化论”。
章氏论“文”，对以文字文化为核心的强调，并非凭空而起横空创造，其实有所本源，即是他有选择地借鉴和综合古来文论，并在现代西学影响下立足自身逻辑而得出来的。这里尝试追索章氏“以文字著于竹帛为文”、“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的文化学术渊源。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章氏独到的“语言文字之学”视角。从传统小学发展而来的“语言文字之学”是其“文学总略”的基础性视域。如导论中所言，在章太炎手里，由传统小学发展而来的“语言文字之学”并不简单。晚清以来，西方现代社会学、人类学、逻辑学与文化学开始进入中国，章太炎从中汲取了大量思想滋养。作为清代朴学传统的直接继承人，章太炎力图立足于朴学的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学术精神，遵循着严格的理性思路继承和发扬传统小学。章氏“文学总略”以小学为基础，他有意识地援“语文学”入“文学”，强调语言与文字的差别，突出文字发生和发展之于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
文学之始，盖权舆于言语。自书契既作，递有接构，则二者殊流，尚矣。（《文学说例》）
且夫文因于言，其末则言揫迫而因于文。何者？文之琐细，所以为简也；词之苛碎，所以为朴也。刻玉曰“瑑”，刻竹以为书曰“篆”。黑马之黑，与黑丝之黑，名实眩也，则别以“骊”、“缁”。……怨耦，匹也，合耦，匹也，其匹同，其匹之情异，则别以“逑”、“仇”。本木曰“柢”，本厓氏曰“氐”。仰视苍也谓之“天”，发际曰“颠”，此犹单辞也。辞或冗矣，而进言动辞者勿便。使造字无“神”“祗”，则终古曰“天之引出万物”、“地之提出万物”者尔，斯则剧口且烦简书也。故号以“神”“祗”而一言赡矣。此犹物名也。历物之意，志念祈向之曲折，其变若云气，而言或以十数。莫曰“辍”，则终古曰“车小缺复合”也；莫曰“毋”，则终古曰“女欲奸，诃止之勿令奸”也。其冗曼勿便也尤甚，故号以“辍”、“毋”，而一言赡矣。然则名之著者，文从其言也不可知。苟纡于祈向，而馔具一名以引导之，其必自史官之达书名，使民率从以为言，无疑也。（《訄书·订文》重订本）
……凡此皆从其质为名，所以别文字于语言也。其必为之别何也？文字初兴，本以代声气，乃其功用有胜于言者。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成面，故表谱图书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及夫立体建形，向背同现，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是委之仪象，仪象之用，足以成体，故铸铜雕木之术兴焉，凡望高测深不可图表者，仪象司之。
（《文学总略》）
以上所引内容有三个要点：其一，与“书契因于八卦”和“文字肇起结绳”的传统说法不同，章太炎基于现代语言文字学认为，文字最初是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从语言中产生，所谓“本以代声气”。但人类创立文字，文字体系逐渐完善之后，文明与文化发生，有了自身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和发展方向。
语言与文字两者虽然相辅以进，但却分流而行，获得了各自相对稳定的发展方向。
其二，文字本是言语的替代物，但在它具有独立性之后，往往方便人类进一步细致辨析，借以表达日益复杂的人情物理。由此，语言甚至反过来基于文字而订立，约定俗成。古人造文订字，即有看重文字方便朴质而又可以基于文字理据进一步创发语言的思路。
其三，“言语→文字→仪象”的逻辑演进，突出了人类文明、文化和文字的攸切相关之处：口语以声音作为传播媒介，象空中飞鸟转瞬即逝；又因语言系于口，一时只能叙一事说一义，而不能同时叙数事，很难表现人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空间。与直线型的语音流相比，文字的出现，使表谱图书成为可能，人们可以不再局限于对一事一义的线性描述，而可以加强对万类事物的再现和表示，并传之久远。
也就是说，文字之“文”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精神生活中新的线、面和立体空间，甚至新的时空型态的出现。人类进入以“文”（即文字）为标志的文明社会时，就可以不再局限于单一和机械的空间，可以凭借新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朴质而理性地表现和创造新的世界。人类得以超越纯粹的物质和简单的语言符号，从而使人的精神和生命得到进一步的延展。章氏论文，突出语与文“必为之别”，其实注重的是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据理存质性及其源初功能。
现在回过头来看章氏之强调论文必“从其质为名”——必须以其质性为基础。为什么会执著于这点？章氏认为，许慎《说文解字》所云“文，错画也，象交文”，“错画”就是强调“文”的质地——文字以其形象性、即物性示人。也就是说，一方面，“文”必定具有媒介上的可视性和物质性，人类正是通过借助笔墨文字这些外在工具来刻画记事、表情达意，这才是真正的文明。同时，另一方面，“象交文”又意味着作为文明工具的“文”（文字）具有符号性：工具并不简单，它自有理据，自相孳乳，往往自成体系。就汉字而言，“依类象形”并且依照一定的规律“形声相益”，孳乳浸多，逐渐形成了一个与语言共生互益的语文符号系统——如《说文解字·序》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言孳乳而浸多也，箸于竹帛谓之书”。也正是物质性和符号性集为一身的意义上，“文”必与“书”相互转译：书即是文，即是字；文必有书，必为书。所以，无论是远古最初出现的“文”，还是继之而起“孳乳浸多”的“字”，再到后来“以文字箸于竹帛”，都是一种即物性的、符号性的书写行为，其结果是用“文”这一符号来记录和表现万事万物，所谓“著于竹帛”，“书契记事”。
总结一下：无论在人类之初始作文字以化成文明，还是后来人事日繁文明进化，文字和“文”步步进化，其中三个方面的根本特征是不能忽略的：其一，文字作为“文”，其实是一种以此物代替、假借、象征彼物的符号，而且形成了相对独立、甚至反作用于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其二，“文”是一种现世的物质符号，它具体落实为文字，具有可视、可把握的即物性，这种即物性其实是存质性；其三，“文”是对社会人事的象征、记录和表现，它的功能是“书契记事”。将“文”落实为文字，使章太炎能够直接而逻辑地把文化落实为“文学总略”的客观对象。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表出“文”的基本规定性，把握“文”的基本内涵，理解它在人类生活中的根本作用。
追踪学术渊源，更不可忽略的是学术文化传统。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大传统中，章太炎基于语言文字之学，进一步突出表彰文以征实、书契记事、切实弘阔的理性学术文化传统。章太炎截断众流，标举以汉代王充的文化视野，并且梳理出文化主体的理性书写原则。王充认为，世间多有好学勤力、博闻强识的读书人，但是能著书撰文、论说古今的读书人，却是万不耐一：一般儒生往往只是“说名于儒门”，表面上谈经论典，教训后生，但其实只能背诵前人学说，缺乏解决实际事务的能力，比起来还不如州郡里杰出的文吏能“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以解“州郡有忧”。王充订立“文人”的标准是能“书契记事”、“善作奏记”和“精思著文”，并以此设立等级。只能说经甚至博览古今的，并不一定能称为文人，他们只是经师而已；文人的起码条件是“采掇传书以上书传奏记”，比如汉代著名的行政书吏唐子高、谷子云。而在这个基础上，记载历史和造论著说：像司马迁、刘歆这些史学家、学者，“累积篇第，文以万数”，颇有成就，但因为往往是“前因成纪，无匈中造”，所以不如扬雄、桓谭这些鸿儒或“造于助思，极窅冥之深”，或“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王充论“文”的精神其实在于“疾虚妄、去文饰”，在征实致用的基础上运用文字进行文化重建和创造。章太炎充分肯定王充的精神和思路，并加以发挥：
准此，文与笔非异涂，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自是以上，乃有鸿儒。鸿儒之文，有经、传、解故、诸子，彼方目以为上第，非若后人摈此于文学外，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独能说一经者，不在此列，谅由学官弟子，曹偶讲习，须以发策决科，其所撰著，犹今经义而已，是故遮列使不得与也。（《文学总略》）
在从王充那里借来的这种视野中，两晋南朝时期提出的“文”和“笔”问题并非“文”的根本问题，唐宋以下的古文家“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的做法也是一种狭隘，而以“彣彰”为“文章”的思路更是一种偏执。由此，章太炎确认，对文人而言，“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是文人的基本功。真正的文章必须是“善作奏记”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教令符号”功能的“经传”文，能够“通故言”“明其事”“识其制”的“解故”文，甚至从各自角度原道、辨性、明见的“诸子”文的，才是真正的“文”。也就是说，只有从整体上实事求是地理解和把握世界，才能抓文化的根本；依据文字和文化的基本轨则，进行文化承传和思想创造，才是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文。
为了坚持“总略”的文化整体高度，章太炎更进一步，他宁愿把“文”的功能在最为基本的层面上，涵括为“书契记事”。从这一点上可以说，章太炎继承的是文化与文学逐步分化、魏晋时期以前的书面“文字文化”的表意原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想与文学学说纷纷出场、竞相驰说的那个时代里，章太炎其实严厉地批判了分别以骈文家和古文家为正宗的文学观点和文化思路，从而抓住了“书契记事”这一根本的思路。他强调，“文”的最主要的功能都在于为社会生活基本信息的传输沟通、上传下达、左疏右通服务，在于承载历史、人生的经验，阐发现实世界的智慧。这在20世纪中国日益通俗化、审美化的现代文化和文学思路中较为罕见，有着独到的思想蕴含和精神取向。
学理渊源方面值得注意的再一点，是章氏独出机杼的文类系统。章太炎参照古来史学家和文论家的观点，在对“文”的本义及其理性内涵进行再认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独到的“文字文化”文类体系。他认为，作为两汉时代文化思想的杰出代表者，王充的文学文化视野比较广博，“亦但知有句读文，而不知无句读文，此则不明文学之原矣”，其文类体系仍不免狭仄。为此，他借鉴和继承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刘知几《史通·表历》、章学诚《文史通义》等人的意见，并进行全面改造。在损益折衷之后，他把“无句读”之文单列一类，下分“表谱、簿录、算草、地图四科”，认为它们纯属文字，虽然没有“兴会神味”可言，但却有关“文”之本义。由此，章太炎综合“有韵文”和“无韵文”而归之于“有句读文”，而将表谱、簿录、算草、地图四科并为“无句读文”，无句读文与有句读的“文辞”合起来总称为“文”，从而贯彻了以“文字”为中心建立文类系统的内在要求。这诚然是章太炎的一大理论创见。
另一方面，章太炎结合古代各类文体的具体发展，同时借鉴欧洲的文学理论，把无韵之文分为六科，并细致地辨析了各种文体的特点。他把将“濬发思想”之作归入“学说”；“确尽事状”之作归入“历史”；“比类知原”之作归入“典章”，“本隐之显”之作归入“占繇”，认为这些不同的文学样式，或可发人深思，或能增进感情，或可促进知识，其中大部分程度不同地具有审美价值，富于兴会神味。同时，章太炎把“小说”从“历史”和其他文类中单列出来，正式作为文之一体，与学说、历史、典章、公牍和杂文并列，这表明他已经突破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方法（如经、史、子、集四库分法），开始重视小说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可以看出，由于恪守“文”的义界，“以文字为准”，章太炎文类体系一方面以其逻辑性突破了中国传统文体分类的藩篱，另一方面又兼顾到“文字文化”的全体，文类体系内部逻辑谨严。一些论者认定章氏将文学概念重新拉回“原初的混沌而宽泛状态”的观念，没有理解到章氏文论的深意所在。
从总体看，章太炎“文学总略”是在语文学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征实型文字传统逻辑组构各文类而形成的思想体系，而并不是随意独断。其中以语文学为基础，结合文字发生和发展，逻辑和历史相结合，考镜源流，抓住“文”的逻辑发生机制，从而确认了文字是“文”的基础性层面；选择征实性的文化思想传统为后援，辨认“文字文化”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理性内涵和基本功能，从而恢复了“书契记事”的理性文化书写原则；通过文类体系的组构，强调文辞并不能完全涵括“文”，从而在外延上确证了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学总略”。因此，章氏“文学总略”并不是对古代各种文学观念的兼收并蓄，而是对中国古代文字文化传统有选择地继承和集中概括的结果；“以文字著于竹帛为文”的结论，是在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对以文字为中心代表的文字文化进行集中考察，并进行理论上的融汇深化后而得出的结论。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程千帆：《文论十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非常看重文字的独特功能，坚持认为“文是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文字，就是字”，这与章氏观点不谋而合。当然，基于五四以来的现代立场，费氏批判性地指出，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承传的口传文化不同，“文”意味着“古典文献”，“是从书面传下来的神圣的仪式和歌曲、占卜的体系、王朝的历史和家谱里发展而来的，总是和普通人有一些距离的”。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时萌：《论章太炎的文学观》，载《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周振甫：《章太炎的文章论》，载《国文月刊》1946年第49期。
黄保真：《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五卷，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西方学界大致公认，西方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也不过刚刚两百年的历史。参见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2页；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3页。
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8页。
章太炎显然是在整体文化高度上把握“语”与“文”、语言文化与文字文化之间的区分，但未及深入。就笔者目力所及，循着章太炎“语”“文”分立思路，撇开诸多干扰，全面而深入探讨下去的以台静农先生的历史化研究为代表，他曾撰《中国文学由语文分离形成的两大主流》：“文字与语言分离以后，在此高度上，反映在文学史上的现象，很像同一发源的两大河流，一属于古文学的——以书写文字为基础，一属于民间文学的——以口头语言为基础。前者为有修养的知识者所专有，后者为一般民众所培植。这两大主流，各有其波澜渟滀，始终并行着，直到现代，前者始渐至枯竭。”参见台静农：《龙坡论学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章氏文类体系表格，参见本章附录《文学论略》原文。
章氏文类体系相当严整，其沟通古今的眼光，使即各类短书、小说，亦已进入范围，故以此较章学诚《文史通义》为远。1910年5月出版的《国粹学报》有一则出版广告，其中称：“余杭章先生……叙书契之源流，……述魏晋以来文体之蕃变，……昔章氏（学诚）《文史通义》，括囊大典，而不达短书，爰小说不与邦典，……先生精心辨秩，一切证定……”盖深契其意，不为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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