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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形似神异:《三国演义》在泰国的古今传播 作者:金勇 著


引言

在泰国曼谷拉查丹能中路上有一个“拉达纳哥信展览馆”(Rattanakosin Exhibition Hall),这是一个装潢时尚、设计精巧的大型现代声光展览馆,专门向泰国民众及世界各国游客展示和宣传有关曼谷王朝(1782—今)[1]的历史沿革、社会发展和泰国人引以为豪的艺术文化等方面的成就。这个展览始于2010年,由泰国皇家资产管理局(The Crown Property Bureau)承办和管理,是一个官方对外宣传的平台。整个展览共有9个展厅,其中第三展厅的主题是“驰名的文娱艺术”,用环幕电影的形式介绍曼谷王朝初期著名的文娱活动和艺术作品。在讲到曼谷王朝一世王推动文学复兴的时候,专门列举了两部代表作品:一部是改编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诗剧《罗摩颂》(Ramakien,或音译《拉玛坚》),另一部是翻译自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三国》(Samkok)。《三国演义》的译本竟然成为泰国的文学代表作品,让很多中国游客都大呼意外。

1802年,曼谷王朝一世王普陀耀发朱拉洛(Phra Phuttha Yot Fa Chula Lok或Rama I,1782—1809年在位)为了重振因泰缅战争战火涂炭而衰落的古典文学,御令当时的财政大臣、大诗人昭帕耶帕康(洪)(Chaophraya Phrakhlang [Hon])主持翻译《三国演义》,并将其作为中兴泰国“国家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的重要举措之一,自此出现了《三国演义》的第一部泰文译本《三国》[2]。在随后二百多年间,《三国》在泰国逐渐流传开来,受到泰国人的喜爱和推崇,获得了很高的赞誉。曼谷王朝六世王瓦栖拉兀(Vajiravudh 或Rama VI,1910—1925年在位)时期,洪版《三国》被当时官方权威的“泰国文学俱乐部”评为“散文体故事类作品之冠”,肯定了它在泰国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部分片段还被收入泰语的教科书中。可以说,泰国人已经把洪版《三国》视为本民族的文学财富了。

如果在泰国有过较长的生活经验,或与泰国友人进行过深入的交流,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泰国人对诸葛亮(孔明)、关羽、赵云(子龙)、刘备、张飞、周瑜等三国人物都如数家珍,对“桃园结义”“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空城计”等三国故事都耳熟能详。有些泰国人对三国的热爱和熟稔程度恐怕连中国人都自叹弗如。泰国有句广为人知的俗语,叫“《三国》读三遍,此人莫结交”,意思是说《三国》里面充满了政治斗争与谋略智慧,读得太多会让人变得城府狡诈,这样的人不可与之交友。由此可以管窥《三国演义》在泰国社会的风靡程度。三国文化已经深植于泰国人日常的生活之中,成为泰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么说毫不为过。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三国演义》)以其非凡的叙事技艺、全景式的战争描写、特征化性格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东汉末年气势恢宏、蔚为壮观的群雄逐鹿、三国争霸的战争画卷,自16世纪成书以来,就被人们不断传诵、阅读和品评。与此同时,《三国演义》也是一部享誉世界的文学名篇,其影响早已走出国门,自1689年第一部日文译本湖南文山版《通俗三国志》[3]出版以来,《三国演义》已被译成英、法、日、韩、泰、马来、印尼等数十种语言,有的国家甚至还有多种译本。因此,《三国演义》能受到泰国人的喜爱似乎也顺理成章,不足为奇。

然而,《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范围之广、文化影响之深,着实让人始料未及。《三国演义》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汉文化圈国家最为风靡,这并不令人意外。这些国家历史上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层面上,都曾接受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直到近代以前,中国文化都被视为先进文化而备受统治者的尊崇,都曾长期使用汉字作为官方书写文字。这些恰恰是泰国接受《三国演义》的先天劣势。古代泰国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方面更多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文化上的巨大隔膜和语言文字上的障碍,使得《三国演义》在泰国必须依赖可靠的译本才能进行传播,其传播时间也要远远少于一众汉文化圈国家。《三国演义》很早就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甚至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三国故事”在当地流传了。而《三国演义》的泰文译本迟至1802年才出现,到那时泰国人才开始真正赏读这部作品。但是《三国演义》在泰国仅用不到20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在这些汉文化圈国家用数百年时间的积淀才达到的风靡程度,甚至有些后来居上的味道。此外,泰国是唯一动用官方力量组织翻译《三国演义》的国家,该译本还被奉为泰国本土文学经典,并在国家展览中被专门提及,这种礼遇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独此一家的。以上这些促成了我最初的研究兴趣。

《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是中泰文化和文学交流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也是跨文化文学传播的一个经典个案。中泰两国在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显而易见,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异质性,使得《三国演义》在泰国落地生根并且保持长盛不衰显得尤为难得。在泰国的文化语境下,《三国演义》能够获得泰国社会的广泛认可已殊为不易,更不用说它还被提升到国家文学的高度,这显然绝非一句它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就足以解释的,这背后有一个特殊的传播动力和一套复杂的传播机制。本书写作的初衷,正是试图厘清这套传播机制及其背后的深层动因,探讨《三国演义》在泰国传播的模式。

对泰国的《三国演义》(或泰文的《三国》)的研究并不是新鲜事物,但是一直以来,学界更多将泰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局限在文本自足的文学问题上,很少将“传播”纳入研究的维度,因而忽略了其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即使偶有论及,也或纠缠于先验性的政治解读,或几笔带过、语焉不详,泰文《三国》沦为泰国社会和政治研究的附属品。学者们对泰文《三国》的研究[4]主要因循“比较研究”和“政治研究”这两种主流范式,在方法上通过文本细读进行比较,尽管成果累累,也做得细致入微,但是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单纯的文本比较只能提供单一的共时性向度,囿于纯文学的范畴。即使是颂巴·詹托拉翁等学者从政治学角度进行解读,也同样是以定型的文学文本作为其论证的基础。这样一来,《三国》研究就只是对《三国》文本的阐释与解读、对每个文本细节的还原与赋意了,整个传播过程在这里也消隐了。

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上说,《三国演义》在泰国传播的最直观结果,就是洪版《三国》经典文本的生成。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注意到泰国除了洪版《三国》外,还有数量巨大的其他三国类书籍。据我个人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泰国已有近170种各式各样关于《三国》的泰文书籍出版[5],这其中还不包括报章上散见的文章,或未能结集出版的个别专栏,以及各种泰文《三国》学术研究类书籍、论文等,否则数量还会更多。时至今日,各类《三国》的泰文版本仍在不断推陈出新,一些经典的版本还在不断再版和重印。很多泰国人并不是通过洪版《三国》接触《三国演义》的,而是通过后来这些新版本,甚至不是通过文学文本。此外,不同时期的人对《三国》的接受和理解方式也各有不同。

无论从版本异文的谱系,还是在思想文化层面上,《三国演义》都是具有更宏大场域的历史产物,它在泰国的传播亦是一个历史生成的问题。《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实际上就是它在泰国不断“内化”或“本土化”的过程,亦即在泰国文化语境中的社会化过程。严绍璗在论及中国文学研究视野时曾说道:“中国文学在世界各地与各民族、各国家的‘异质文化’抗衡与融合,从而促进那些民族、那些国家的文化与文学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生各种形态的‘变异’。我们知道,差异形成价值,‘异质’文化的碰撞产生文化的新种。在这种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便形成和产生了那些民族和那些国家的文学的‘新样式’和文学的‘新文本’。”[6]泰文《三国》便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因此,通过在共时性框架下引入历时性的维度,还原其社会历史语境,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泰国的社会发展情况及特点进行条分缕析的分析,将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文学作品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学传播的动态过程。只有与当地文化有效融合,并参与到当地社会变化的进程中去,传播才有可能达到良好的效果,真正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传播。这些都将在本书中一一呈现。

当然,强调社会历史的维度并非要抛开《三国演义》的文学特质,而是以此为基础,借助更广阔的视野,挖掘出被文学研究所遮蔽掉的某些现实线索和社会关系,而这正是说明为什么《三国演义》最终成为Samkok,而不仅仅是一部来自中国的战争题材的优秀文学译著的原因所在。

本书中出现的泰文专有词汇均转写为拉丁文字母,并添加下划线,以示与英文词汇的区别。转写规则如无特殊说明均参照《泰国皇家学术院泰文拉丁字母转写规则》转写,附录中附有泰文原文及具体转写规则,以供对照查考。由于该规则不区分长短音和一些音位相近的音素,一些泰文人名转写有灵活处理或有约定俗成的转写法,特别是在西文文献中,因此本书中的泰文人名沿用已有的常用译法或转写法,不再添加下划线。

[1] 曼谷王朝是中文习惯译法,按泰文音译为“拉达纳哥信”(Rattanakosin)王朝。此外,由于立朝国王原为昭帕耶却克里,因此也称“却克里”(Chakri)王朝,有华人译作节基王朝。本书依中译习惯,均译作曼谷王朝。

[2] 如无特殊说明,本书中所提到《三国演义》指罗贯中的作品,而《三国》仅指曼谷王朝一世王时的泰译本,即昭帕耶帕康(洪)版《三国》,简称洪版《三国》,其余版本都会加以说明。

[3] 《通俗三国志》的译者是京都天龙寺僧人义彻、月堂兄弟,两人从1686年开始费时三年共同译成,并署名“湖南文山”于1689年开始制版刊行。这也是《三国演义》最早的外文译本。

[4] 有关泰国学者、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对泰文《三国》研究的状况梳理,请见附录。

[5] 详见附录二。

[6] 严绍璗:《树立中国文学研究的国际文化意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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