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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官:独特的管理者?

所谓大国:大时代民族之癫狂症批判 作者:张鸣 著


大国之官:独特的管理者?

人混到政界最高层之后,就发现不好玩了,苏东坡发出了“高处不胜寒”的感喟。历来,有才华自负清高、不谙官场三昧者,才会有这种半是牢骚、半是感慨的感喟。可惜,有这种感喟的人毕竟少了点,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往高处爬。而奇怪的是,社会也似乎趋向于给某些爬的人提供制度上的便利。于是,在历史上的很多阶段里,理应作为金字塔上端的高处人很多,拥挤不堪。

只图自己方便的管理者

三轮车满地跑,管起来麻烦,于是禁掉。电动自行车依然麻烦,于是禁掉。摩托车更麻烦,不仅交通事故多,而且有“砍手党”骑着摩托抢劫作案,干脆也禁掉。现在又有人开着面包车抢劫,不知道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是否有一天把面包车也禁了。

不知道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想过没有,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固然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些麻烦,但这些本不起眼的车,却是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谋生饭碗和代步工具。取缔了这些工具,一些人出行将会很不方便,或者增加了出行成本,另一些人则干脆丢了饭碗。在减少管理者的麻烦和广大老百姓的便利甚至饭碗之间,孰重孰轻,按道理是应该一目了然的。但事实上,管理者的选择却往往相反,道理很简单,政策是管理者制定的。

管理者的政策出台强调的也是“群众利益”,也会得到一部分老百姓的称赞,比如因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感到交通堵塞的有车族,遭到过飞车抢劫的市民等等。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并不是所有开摩托车的人都是罪犯(罪犯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人),三轮车和电动车对交通堵塞的“贡献”并不见得比汽车更大。从本质上讲,管理者的做法只是一种所谓的釜底抽薪的“根本解决”。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根本解决”是非常荒谬而且行不通的。

事实上,作为人类工具的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都会有利弊两方面的表现。以交通工具而言,马车有马车的麻烦,人力车有人力车的麻烦,火车、汽车的出现,更是极大地增加了人类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也使城市的犯罪(杀人、绑票、走私、贩毒等)增加了便利。如果我们因为某种工具带来的弊端,就取缔这种工具,按这种逻辑再往前走,因为银行的出现新添了金融诈骗,我们就撤掉银行;因网络的出现而增添了网络犯罪,我们就取缔网络……这样下去,我们退到哪里才是个头呢?原始社会里的弓箭也一样是既可以捕猎,也可以杀人的。

所以说,这种“根本解决”是一种管理者自己图一时省事的办法,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管理者可以图一时的便利,但从长远看,却贻害无穷,最终损害了城市的利益,自然也不利于管理者。解决因工具带来的管理难题,不管多难,但只能从管理上着手,向前看,利用技术进步和管理方式手段上的改进来解决。只有这样做,城市的管理水平才能提高,实现城市的现代化,最终把自己的城市变成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

不过,这种“根本解决”的政策能够出台,表明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某种隔阂。本来,管理者是受居民的委托进行管理的,但管理者一旦投入运作,往往会产生自己的意志,出现“经营城市”的公司化迹象,在增加利益的同时减少成本。每当面临复杂的城市管理局面的时候,他们所能想到的成本最小的方式就是“根本解决”。到了这个境地,实际上管理者政策所体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或者大部分是自己的利益。

其实,不仅公共政策,就是一些公共设施的设置也往往只有管理者的视野,不是从公众的方便角度看问题,而是管理者怎样方便怎样安放。所以说,我们的管理者权力的行使跟公众的距离还是太大,政策的制定离以人为本还有相当的差距,还没有比较好的机制能够解决政策制定如何体现公众意志的问题。目前所实行的听证会制度,还不太完善,听证的程序还存在瑕疵,听证的表达往往更多只是管理者的意愿。

客观地讲,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的城市管理问题的确是个难题,但这个难题既是困难和挑战,也是机遇。我们的城市管理,也只有在直面这个难题的情况下,才能真地迈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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