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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牛的县太爷制造的尴尬

所谓大国:大时代民族之癫狂症批判 作者:张鸣 著


中国最牛的县太爷制造的尴尬

法制日报社下属刊物《法人》杂志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惹到了西丰县的县委书记,于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派出一队警察,直奔法制日报社,前来拿人。人虽然没有拿到,但县太爷的威风可是抖到了极点。其他的县太爷再威风,也不过是在自家境内搞点短信“文字狱”,抓的都是辖境内的子民,可人家西丰县的县尊,大白天就敢派警察荷枪实弹,直闯中央大报的报社,指名道姓抓记者。还好,批准发表文章的总编没有在抓捕之列,总算县尊大人还给法制日报留了点面子。

无可否认,这件颇有声势的警察行动,让很多人莫名尴尬。因为这种事,无论是按法律还是按行政的惯例,都显得过于有创意了。有才的西丰县太爷,以自己的果敢和铁腕,把难题扔给了上级领导。

显然,此风不可长,如果每个县太爷都这么有才的话,看谁不顺眼就派人来抓,今天抓法制日报社的人,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抓人民日报社的人,后天,中央电视台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动一动呢?县与县自然也可以互相抓,如果一个要抓一个要保,那么双方都有家伙,是不是会打起来。如此这般,中国的县就不叫县了,改称王国好了;县委书记不叫县委书记,改称“百里侯”(这是古代对县太爷的俗称之一)。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释这种行为,因为分封制下的诸侯,也不敢随便进京拿人,寻来觅去,好像只有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时候的军阀有过类似的豪举。

西丰县的行动太胆大,太有轰动效应,而且涉及众多记者的权利,几乎是顷刻之间就成了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因此,像以救火堵窟窿为己任的有关部门,首先想到的不是制止西丰县的胆大妄为,而是考虑遏制网上的轰动。所以,人们最先看到的事件后续延伸,不是西丰县那边有所悔改,而是有确切消息的相关禁令。正因为如此,受到侵害、很丢面子的法制日报社不声不响,本以维护记者利益为使命的记协,也只有几句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话,滑得让人摸不着,也抓不住。

然而,这样一场事关媒体人命运的事件,不明不白的禁令是掩不住所有的声音的,于是事件在发酵。有关部门明白了,不釜底抽薪,火只能越压越旺,这下轮到西丰县采取补救措施了。于是一队气势汹汹的警察换成了一队温文尔雅的县委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法制日报社。这回人家来道歉了,据说西丰县公安局的拘传令也撤销了。

显然,西丰县的大胆创意,跟我们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有关。一个又一个的短信“文字狱”,无非是说明在县这一亩三分地上,县尊大人有意无意都把自己当成了“皇帝”。事实上的权力也近乎于皇权,在他平时的工作范围内,没有任何人敢说一句稍微不同的话,马屁奉承成筐成桶地来,尊奉之下,任你是谁,都难免自尊膨胀。膨胀后的尊严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对不能被侵犯,一触即跳。我们知道,西丰县其实也是先兴短信“文字狱”,然后再发展成报刊“文字狱”,连记者一并拿下的。这种发展都是县境帝王意识的合理延伸,一点都不奇怪。

中国最牛的县太爷的大胆创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一件好事。这个事件,从一个奇妙的角度,为中国新闻立法的紧迫性敲响了警钟。它告诉人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正在走向国际化,跟世界接轨的国家,如果再没有一个规范记者也规范政府行为的新闻法,会出现什么样可气、可悲又可笑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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