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与乐的关系至为密切，早在《尚书·舜典》中，就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经典表述。此后，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历《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以至唐诗、宋词、元曲，诗与乐的血脉关联从未断裂过。不了解诗乐关系，不重视诗乐关联，就不能真正完整和更加深入地了解与研究中国诗歌史。宋朝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正是一部上古至唐五代的乐章和歌、谣总集，也是现存成书最早、流行最广最完备的乐府歌诗总籍，在中国歌诗、音乐和诗歌史上有着夺目的光彩；该集还辑录了大量的古乐书佚文文献资料，其“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因此，《乐府诗集》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诗歌、音乐，研究中国文学艺术历史，研究中国民俗风尚史，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至对于当代音乐文化活动和歌辞、诗歌创作来说，都有着无可取代的资鉴价值。明末清初重刻该集的汲古阁主人毛晋称其“可谓抗行周雅，长揖楚辞，当与三百篇并行不朽”，然而，与其他早成专门之学和显学的古代文学总集的研究情况相比（比如，《诗经》有《诗经》学，《楚辞》有《楚辞》学，《文选》有《文选》学等），《乐府诗集》研究，还比较薄弱；并且因为观念、方法的局限，已有大多数研究都存在着与乐府诗衍生、发展的历史真实相疏离的问题而难以深入。因此，目前亟待从新的学术理念出发，运用新而有效的方法论，对《乐府诗集》作全面、系统、深入且富有创新性的研究。出于对《乐府诗集》重要价值的认识，吴相洲教授也提出了“建构现代意义上的乐府学”的观点。总之，对《乐府诗集》进行全面、系统的创新研究，或把《乐府诗集》置于“乐府学”的视野下研究，无论是对于乐府歌诗本身，还是对于全部的中国古代歌诗；无论是对于文学艺术史，还是对于中国学术史，都具有非常重要而长远的意义。《乐府诗集》如一座蕴涵丰厚的宝藏，完全可以展开多角度、多层面、多方法、多领域的研究。其中，分类研究就是很好的方式。通过分类研究，可以综合运用文学、音乐、表演等多学科知识，探讨每一类乐府歌诗艺术的来龙去脉，弄清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艺术成就，从而将乐府艺术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而郭茂倩将《乐府诗集》分成十二大类，兼顾乐府诗的来源、用途和音乐系统，在具体编排上，又以音乐曲调分类著录诗歌，着意体现乐府诗的流变轨迹，也正为分类系统研究《乐府诗集》奠定了方便的基础。本论题选取“相和歌辞”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对上述研究构想的具体实践之一。

秦汉以来，中古音乐史进入了以丝竹清乐为主的歌舞伎乐时期，作为传统清乐重要构成的乐府“相和歌”，正是汉代俗乐歌诗艺术的主要代表。另一方面，乐府歌诗艺术自秦汉这一中古诗歌史的起点兴起，经魏晋而绵延不绝，对于汉、唐中古诗歌发展的意义及影响尤大。而“相和歌辞”实为汉乐府歌诗之大宗，在《乐府诗集》不完全的收录中，“相和歌辞”就有18卷，占的比重最大。相和歌也是乐府古题中，极具活力，被后世文人拟作最多的一类，给文人诗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艺术资源。那么，相和歌辞的艺术魅力何在？其独特的艺术个性是如何生成的？“相和歌”、“相和歌辞”的艺术生成与发展演变，体现了古代歌诗艺术怎样的规律性？我们又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理论视角，才能真正走近相和歌辞，从而看得更深更远更清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了解、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本书所要努力回答的。

1.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第3卷，〔清〕阮元编《十三经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31页。
2.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87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1696页。
3. 毛晋重刻宋本《乐府诗集》卷末题辞，《四部丛刊》本。
4. 参黄翔鹏《中国古代音乐歌舞伎乐时期的有关新材料、新问题》，《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
5. 有关中古诗歌史的发生与总体特征的论述，参见赵敏俐师《论中国诗歌发展道路从上古到中古的变更》，载《周汉诗歌综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6. 另有“杂曲歌辞”也是18卷，但杂曲歌辞多为不明所起或乐调难考的歌辞，“兼收备载”者，实非名义明确、严格意义上的乐歌种类。而且杂曲歌辞与相和歌辞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或即包含一些无法确考其渊源的相和歌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