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前记

汉魏六朝诗论丛(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作者:余冠英 著


前记

中国诗里可以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由三百篇以来的民间诗歌的传统;这个传统二千年来从未断绝,它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生活,从民间产生的艺术创作的传统。另一个就是文人诗的传统,这是过去的中国文学史里所讲的主要内容。但这二者之间是有关系和有联系的。鲁迅先生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鲁迅书简》致姚克第十七信)就文学史的源流演变考察,鲁迅先生这话是完全正确的。民间文学的内容极其丰富生动,因为人民的生活和语言本身就是生动丰富的;而这也就是传统的文人所以要模仿它的原因。但民间文学也有它的难以避免的缺点;因为封建社会里的人民还没有可能掌握文化这一武器,因此民间作品也就很少集中和提高的机会,所以“里巷歌谣”的发展进步的情形就比较缓慢,艺术就比较粗糙;但这些都掩盖不了它那内容上的丰富与光彩。在文人开始向一种民间诗体拟作或学习的时候,他的作品立刻就会从民间文学中吸收到多量的健全的血液,使他的作品显得异常光辉生色。又因为文人是有一些文化知识的教养的,因之当他开始拟作或学习民间文学而还没有到“越做越难懂”的时候,他是可以给民间文学以一定的集中和提高的。我们文学史上有许多著名的诗人,他们所以能有伟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直接(从歌谣)或间接(从保存下来的乐府诗)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健康的营养;屈原这样,曹子建这样,杜甫、白居易,无不如此。毛主席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产,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使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清楚地说明了民间文学的宝贵价值,和以民间文学的健康特色为基本内容的加工后的文学作品的价值。

就中国诗说,诗经是一部很早的民间诗歌的总集,是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的;但自被儒家奉为经典以后,对汉以后诗歌的影响远不如乐府诗的力量大。我同意本书著者余冠英先生的看法:“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构成一个传统,却是汉以后的事,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乐府诗选〉序》)唐宋人所盛称的“汉魏风骨”,白居易很佩服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社会诗,而把他自己做的社会诗叫做“新乐府”,都是指乐府诗中的那种健康的人民性说的。以后北朝乐府的直率爽朗的风格,南朝新声杂曲的爱情描写,都给了后来的诗人和诗以很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诗,就不能不特别注重乐府诗的这个传统,和它所给予文人诗的伟大影响。

余冠英先生是研究乐府诗的专家,并由此旁及而对汉魏以来的文人诗也有很精湛的研究;多年来他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及“汉魏六朝诗”等课程,课余之暇,常发表一些有研究心得的文章;现在就把有关汉魏六朝诗的一部分,编为这一本书。其中《〈乐府诗选〉序》一篇是他为郑振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艺丛书》中《乐府诗选》一书所写的序文,文中说明了他对乐府诗的估价和看法,而这看法是贯串在本书的各篇文章中的,因此也不妨视为本书的总序。以下六篇,是解释诗句的含义和歌辞的分合等问题的;问题虽似不大,但了解意义是研究或阅读诗歌的初步工作,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乐府诗中的词句本来有许多很难解,特别是汉乐府;以前虽也有些人做过解释训诂的工作,但大都是采用“汉人解经”的传统办法,注重出处训诂,而对诗意和乐府诗的精神却每多忽略;他解释的态度既不似训诂家之穿凿附会,也不似一些人“不求甚解”式的“以意逆志”,他能本着乐府诗的精神别求新解,使诗焕然生色,而又言必有据,从历史和诗本身来证明这解释的真确。譬如“公输与鲁班”一句诗(《玉台新咏》古诗八首中之第六首),以前人只用力考证公输与鲁班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作者也考证过了,但他却解释说:“公输与鲁班可以分指两个人……但‘公输与鲁班’这句诗却不一定非照此解释不可。……它的语气虽似指着两个人,意思还是指一个。这样的句法不仅有加重语气的效果,还有些诙谐意味,可以见出民间文学的活泼性。”他还举了一些证据,说明这样解释不只是可喜的,而且是可信的。其余有两篇论文人诗的,蔡琰和曹植,都是和汉乐府渊源很深的人物。论蔡琰一文虽专在考订悲愤诗的真伪问题,但他相信五言悲愤诗一首是蔡琰所作,似乎与乐府诗风格的比较也是促成作者立论的一因。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由他的诗中正可看出乐府对文人诗的伟大影响来。《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与《七言诗起源新论》两文是有关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文章,不属于论诗的范围;但《乐府诗集》一书是收罗乐府诗最完备的书籍,这种细致的考订工作是会对爱好乐府诗的人有帮助的,因此也收在这里。这篇文章是沿用了考订文字的传统格式写的,作者用了文言,只是为了体例的方便。在《七言诗起源新论》一文里,作者考订七言诗的来源是民间歌谣,“体制上的一切特点都可在民间歌谣里找到根源”,正可见出作者平日治学一贯重视民间文学传统的精神。他和李嘉言先生讨论七言诗起源的文章也有助于这问题的阐明,因此也一并编在后面。从本书的各篇文章中,读者是会对乐府诗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

余冠英先生于本年十月底到中南区参加土改去了,需时约四个月,因与书局已有交稿成议,他又来不及亲自编定,因此嘱我代为编排一下,并略加题记。他这些文字在发表的当时我就全读过,平日也常在一起讨论这一类问题,因此就毅然答应下了。但如果在编排次序上或序文介绍中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那是应该由我来负责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日王瑶于北京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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