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本社已于1980—1986年先后出版几位译者执笔的中文本，当时为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提供过比较及时而必要的帮助。为了便于新旧读者系统阅读和收藏，我们今天将它重印并一次出齐，除将人名、地名予以统一外，对译文未作大的改动。

勃兰兑斯(1842—1927)，生于哥本哈根的犹太家庭；1864年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1864至1871年漫游欧陆，在巴黎结识大批评家泰纳和勒南，及英国政治哲学家米尔等，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

回国后，他在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文学。为了帮助丹麦摆脱文化上的孤立状态和地方主义，他以革新者的热情宣传西欧政治文化传统。他为宣传进步思想和现代社会改革而写作，号召反对后期浪漫主义和抽象的唯心主义，本书就是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讲义。

他进而和现代文学先驱易卜生一起，共同提倡精神革命；并和北欧文化名流比昂松、雅可布森、斯特林堡等，共同领导了北欧文学的自然主义运动。为此受到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他被称为“不信上帝的犹太人”。

他的专著除《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外，还有不少传记，如宗教哲学家克尔恺郭尔传，德国社会领袖拉萨尔传，丹麦剧作家霍尔堡传等；单篇论著有介绍民族传统的《丹麦诗人》(1877)，推荐他所影响过的青年作家的《当代突破者》(1883)。后受尼采影响，提倡“贵族激进主义”(1889)，散见于其关于莎士比亚、歌德、伏尔泰、恺撒、米开朗琪罗等人传记材料中。晚年所著《耶稣的神话》，树敌甚多。

由于认为文学是人类心理的反映，文学史即心理史，他视文学运动为一切进步和反动力量的斗争，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勾勒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文学所反映的人类心理的轮廓。从中可见，这些文学现象是由一个巨大的时起时伏的思想运动在主导，在左右；前世纪的思想感情在减弱，在消失，而进步思想在新浪潮中在抬头，在增强。虽然如此，也可以说，进步和反动势力在彼此消长中经常是互相渗透的，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更不是永远优胜劣败的。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由六分册组成：第一分册《流亡文学》，概述法国作家在卢梭思想的启发下，为了反抗暴政，纷纷逃离本国，到国外从事创作活动；同时，与当时尚在萌芽状态的反动相对照，“流亡文学”仿佛还能让人看见“一道颤动的亮光”。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指由于反动逐渐增强，脱离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的一些德国作家；也可以说，德国浪漫派的反动是上升时期的反动。第三分册《法国的反动》，意味着斯塔尔夫人及其左右的一批作家以“感情”的名义开始的法国文学的反动，即法国复辟时期头几年的反动，应称为“胜利的极盛时期的反动”；反动的对象先是所谓“权威原则”，被抛弃的“感情原则”转而支持“权威原则”，使后者一度在法国文学领域受到空前的荣誉和崇敬；不久，“权威原则”摇摇欲坠，它的原来的维护者(从夏多布里昂到克吕德内夫人，从雨果到拉马奈)，七月革命以前的伟大作家们，一个个转身向它宣战了。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检点最初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在英国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在柯尔律治、骚塞、司各特、济慈、穆尔、坎贝尔、兰多、雪莱等人身上各不相同的表现；在包罗万象的雪莱早年夭折后，拜伦“挺身而起，发出了他那惊天动地的吼声”。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毫不夸张地被本书作者称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流派”，它人才辈出，个个跻于先进之列。自不待言，雨果使所有同辈诗人相形见绌，缪塞甚至排挤了雨果，长期成为青年崇拜的偶像。还须知，戈蒂耶领导浪漫主义走向了造型艺术，巴尔扎克在心理学方面发展了浪漫主义，司汤达则在民族心理学或比较心理学方面，梅里美在历史方面，圣伯夫在自然主义的批评方面，各自发展了浪漫主义——在这些领域的每一方面，1830年这一代人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杰作。第六分册《青年德意志》，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这部伟大的历史剧的最后一幕，由海涅、伯尔内、古兹柯夫、卢格、费尔巴哈所代表，他们由于为希腊解放战争所鼓舞，特别崇拜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拜伦，为1848年大动荡做了革命精神上的准备，使德国的新文学运动在同年的三月事件中喷薄而出。此前从文学上看，发生了拜伦之死；从政治上看，发生了希腊解放战争：这两件事开辟了欧洲大陆精神生活和文学的新时代。接着，1848年的欧洲革命暴风雨标志了历史的转折点，本书作为一部文学史的发展叙述也就到此为止。

以上六个分册，法国文学占去六分之三，如果把流亡文学也算在内；德国文学占六分之二；英国文学占六分之一。这种分量上的比例，既可能反映了客观事实，也可能取决于本书作者个人的识见和价值观。作者勃兰兑斯在西方学术界的历史评价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被认为具有“生动的智慧”“不餍足的求知欲”和“无可匹敌的审美鉴别力”；另方面，他又被鉴定为“为前期精神所渗透的公认现代主义者，没有任何政治哲学的叛逆者，他的风格及其耀眼的才华基本上是保守的。”(参见《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第一卷，纽约弗雷德里克·昂加尔出版社)。不过，作者毕竟是两个世纪以前的人，我们拿二十世纪的观点来议论他，未必是公正的，正如拿二十一世纪的观点来套二十世纪的人和事一样。无论如何，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为丹麦文学吹来一阵新风，以科学的批评方法代替了狭隘的传统的价值观，这才是今天仍然值得我国读者重视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编辑室

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