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奥勃曼

勒奈尽管厌倦人生，却是一个自私自利、专横傲慢的人，和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个时代另一个突出的典型人物。

《奥勃曼》这部和《勒奈》同年发表的作品，也是由一个流亡在外的人写的。它的作者艾典·皮耶·德·瑟南古于1770年出生于巴黎，但在革命初期流亡到瑞士，并因缠绵病榻及其他各种情况，他不得不在那里停留下来。作为一个流亡者，他是不容许返回法国的，他只能隔些时候偷偷冒险越过边界去看望一下他的母亲。在执政时期他未经允许回到巴黎，为了不引起当局注意，他头三年过着完全隐居的生活。后来他靠给几家自由派的报纸写稿和编写历史小册子勉强糊口，他过的是寂寞安静的生活——一种有深刻感受而又淡泊的生活。

瑟南古的第一部作品是1799年出版的，书名《关于人的本性的遐想》表明他是卢梭的弟子。他的心理小说《奥勃曼》是1804年初发表的。这本书起初没有造成特别的轰动，但后来却出了好些版；几代人都阅读过这本书，长期以来它同《维特》和《奥西安》并列在一起。诺迪埃和巴朗施研究过它，圣伯夫也喜爱它，他还和乔治·桑积极把它向公众推荐。

《奥勃曼》在法国同《维特》在德国一样，许多自杀的人手中都拿着它。雨果的不幸的朋友拉伯(他因雨果的生平和诗作而闻名)也经常读它，一帮年轻人如巴斯迪德、索特列(这人后来自杀了)、安佩尔、斯达菲对它简直达到崇拜的地步。如果说勒奈是上帝的选民，奥勃曼则是一个等闲人物。这个世纪的某些统治人物在勒奈身上可以找到自己的某些特点，而奥勃曼只有具有才华、性格细腻而内心深处急躁不安的人才能理解和欣赏。书是这样开始的：“下面这些信写的是一个感想多而行动少的人的种种想法。”这说到了问题的核心。为什么行动少？因为他不愉快。为什么他不愉快？因为他太敏感，太容易发生感触。他感情丰富，而感情是不起作用的。

这是一个强调法规、纪律、军事专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数学是最受尊重的科学，精力充沛同时又能绝对服从是最受尊敬的品德。奥勃曼身上没有一点东西符合这个时代要求；他同后来的浪漫派一样，由衷地厌恶纪律和数学。他鄙视那些庸人，他们每天走着同样的路，每天在同一个地方拐弯。他不愿事前知道他的感情会发生什么变化。他说，“让脑子去设法使它的产物具有某种匀称的形象；心灵是不劳动的，只有免除它生产东西的任务，它才能产生东西。”我们感觉到，这些信正是动用这个没有道理的原则，构成了一本沉闷、啰唆、严肃而章法很差的书；它们给人的印象是信手写来的，作者把它们看做心灵的产物，没有为它们选择一个吸引人的外表，或者说没有能力给予它们一个吸引人的外表。诚然，金子是藏在沉重的矿石里的，必须花费力气才能找到；但若是一个真有文艺才能的人，他会把整整一块矿石都镀上金。

书的主人公是一个不幸的人，他仿佛生来就是过暗郁生活的，从来没能从里面出来享受一下生活的阳光。正像哈姆莱特说的，这种人有许多优良品质，但他们的天性中却存在“一个缺陷”，使得它的各个部分间不能谐调地相互作用。在一只表的精巧配合的机件中，只要一段游丝或是一个小小的齿轮坏了，整个结构就会停顿下来。奥勃曼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活动领域，没有职业；只是在这本书的最后几页中他才决心要当一名作家；读者感觉不出他在这条路上会有成功的把握，而作者居然以这样一部小小的作品取得了成功。回顾一下，他才明白有多少难以置信的具体情况帮了他的忙，还有多少大大小小的障碍他曾经不得不去克服；他记起他得多么仔细地等待时机，多么热切地想抓住适当的机会，有多少次他几乎要放弃全部努力，多少次他突然陷入绝望之中，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实现这个微不足道的目的。这无足轻重的一本书能够出来，就是极大的胜利。得有多少有利条件加起来才能使它不致一出世就夭折啊！那些条件同一个婴儿要活下来所须具备的条件一样多。这本书必须找到它能插得进身去的地方，它所引起的兴趣不能受到另一些更强烈的兴趣的干扰，或者说它所表现出的才华不能由于有人有更大的才华而显得黯然失色。它不能使人想起过去的某一部作品，甚至不能偶然地和任何其他作品相似，但它却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人们已经熟悉的某些东西联系起来，必须遵循一条大家都走的道路。特别重要的是，它应当在适宜的时刻发表出来。有些作品本身并不差，但是由于当时某一事件的影响，或是由于和当时某一作品相比而显得很差；它们会显得过时，拙劣，可以说是黯然无光。

瑟南古

奥勃曼作为一个作家，很可能和他的创作者瑟南古属于同一类型，这类作家相信成功的诀窍里有些带有不可思议性质的东西。

他的信向我们提供了他的精神生活史的详细情况。下面的话像墓志铭一样概括了他的一生：“啊！一个人要是什么经历都没有，该是多么好呀！要是没有邻居的冷淡脸色或是一阵不公正的冷风把他的心头吹凉，人的思想会多么丰富，会创造出多少东西啊！我需要快乐，却生来就受苦。谁不知道冬天快来时的那种灰暗的日子，连早上都大雾迷濛，唯一的亮光来自乌暗天空中的几道色彩？想想那浓密的雾气，微弱的光线，那从被吹弯的颤抖着的树木间呼啸而过的阵阵狂风，那夹杂着可怕尖叫声的连续不断的嚎叫，这就是我生命的早晨。中午天更冷，风雨更持续不停，黄昏时分天色更加幽暗，人的一天结束了。”

对这样一个性格乖张的人来说，常规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一个青年人一生最感困难和苦恼的就是选择职业的时刻，这是奥勃曼所不愿意面对的。因为选择一个职业意味着把全部自由和人生的一切特权换成受约束的状态，就像牲畜被关进牲口棚一样。女人之所以比较美、比较富有诗意，部分地也是由于她们不必从事哪种职业。从事职业会使人受到约束、限制，变得滑稽可笑。像奥勃曼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能去选择职业呢？对于现实生活，他过于热切，又过于脆弱，他最恨的是依靠别人！整个社会结构都使他反感：“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不愿意勉强自己一步步往上爬，在社会中占一席位置，以向上司点头哈腰为代价，来换取对下级看不起的权利。最愚蠢的莫过于社会上一级人看不起另一级人，上面是自称仅次于上帝的王侯，下面是可怜的捡破烂的人，他对那个租草垫子给他过夜的女人都得低声下气。”

他不愿意以服从为代价换取发号施令的权利。连钟对他都意味着最大的折磨。钟一响他就得像工人、商人、公务员一样，立即把自己这时的心情撕得粉碎，对他来说这等于剥夺了苦难重重的人生所给予他的唯一一样好东西，即独立自主。

他和别人相处，总感到格格不入；他们的感觉和他的感觉不同，他们相信的东西他不相信。他觉得他们都被迷信、偏见、伪善风气和社会上不老实的做法所败坏，因此他不愿和他们接触。在十八世纪末，法国并不再信奉正教，但还没有从相信上帝和相信来生中解脱出来。奥勃曼则不相信这一套，他基本上是一个现代人，他的哲学是十九世纪的科学的哲学；他是一个热忱的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不相信死后会有更幸福的来世，正如他不相信有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一样。

对于宗教问题，他在信中从各个角度进行过讨论。他愤怒地驳斥了所谓无神论是邪恶的产物这一说法。奥勃曼说，相信《圣经》的人硬说只有邪恶的感情才阻碍人们信奉基督教；无神论者也可以同样公道地说只有坏人才信奉基督教，因为只有基督教徒才需要借助虚构的东西来约束自己不偷窃、不撒谎、不杀人，才赞同这样的理论：如果没有地狱，便不值得过正直的生活。他试图解释产生个人永生这种信仰的心理根源。人类，大多数都是不幸的、烦躁的，总希望下一个时刻、或者明天、或者最后在来生，能得到他们所向往的幸福。有人说这样的想法不管怎样也是一种安慰，他回答说，如果它对不幸的人是一种安慰，那就更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了。人总是很快地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设想古时候的诡辩家让一个弟子相信，朝着某个方向走十天，他就可以刀枪不入，永葆青春等等，肯定这位弟子会欣然接受这个信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有人问到他，行动、思想和灵魂如果是不朽的，最后又会怎样呢？奥勃曼答道：“当你的炉火熄灭了，它将失去它的光、热和力量，它将进入另一个世界，如果它暖过你的脚，它将永远得到好报，如果它烧过你的鞋子，它会永远得到恶报。”

那时候也和我们现在一样，常有人说，不相信宗教教义的人应该不要说话，不要剥夺别人的生活支柱，对这种理论他也进行了抨击。他热情而激昂地辩论说，受教育阶层和城里人已经不相信教义了(我们应记住他写书的时候是1801至1802年)，至于低等阶层，他反问道，即使假定让群众摆脱迷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相宜的，难道欺骗就变得有理，说出真理反倒有罪，讲出事实真相反倒是坏事？而事实上，群众现在普遍表现出愿意了解真实情况，很明显宗教信仰已经到处在破除。我们首先应当向所有的人清楚地证明，该不该做正确的事与相不相信来生毫无关系。

接着奥勃曼强调说，道德法则是自然的，不是超自然的，因此不因宗教信仰的崩溃而受影响。他反复强调在宗教问题上保持沉默只会造成灾难性的实际后果。正是这种沉默的做法使得对妇女的教育还是按旧路子进行，使她们一般处于愚昧状态，成为进步的敌人，常常连身体带灵魂陷入忏悔神父的控制之中。他把爱情作为创造幸福的力量和形成婚姻的爱情做了比较，从而使他对当时关于两性关系的流行看法和在文明社会中对妇女行为的判断原则发表了一些非常激烈的意见。

在这些问题上奥勃曼的思想是相当现代化的——他继续发展了前一世纪所表现的思想；但涉及感情问题时他就不那么现代化了，尽管他预示了某种新东西，某种正在来临的东西——浪漫主义。他对浪漫这个问题想了很多，他的书有一部分就用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标题：《关于浪漫的表现和牧羊人之歌》。他对浪漫所下的定义和当代的德国作家差不多，只不过没有系统化到同样程度。他宣称，对事物的浪漫主义概念是唯一同深刻的真正的感情相谐调的概念：在一切像瑞士这样荒无人烟的国家，自然是充满浪漫色彩的，但哪儿只要看得出人工的痕迹，浪漫的情调就会消失；浪漫的感觉就像人类原始语言的个别的词，语言本身大家已经遗忘，等等，等等；自然的声音比它的形象更富有浪漫的味道；耳朵比眼睛对浪漫味道的东西更敏感；我们所爱的女人的声音比她的面容给我们更深的浪漫的感觉；阿尔卑斯山的号角比任何画都更有力地表现了阿尔卑斯山的浪漫情趣；因为看到的东西只能欣赏，而听到的东西才能感受。

有趣的是奥勃曼尽管从来没看过德国浪漫派的作品，却不自觉地和他们唱同一个调子。他们把音乐捧成艺术的艺术。瑟南古也在别处说过，有些歌，尽管歌词他不懂，但他欣赏起来，几乎胜过那些他既懂歌词又熟悉曲调的歌子。这话是他在瑞士听了一些德国歌曲时说的，他还天真地加上一句：“而且德国语音里面就有更富有浪漫味道的东西。”瑟南古竟然提出了语言是音乐性的声音这一观念，这是不简单的，以后德国浪漫派就是这样提的。但他的感官过于发达，他不能满足于把音乐看做是人和自然之间最好的交流手段。他在书里专门有两段话谈到，一连串不同的香味所包含的怡人的乐音不下于任何一段乐曲，能够像音乐一样，唤起人对遥远地方或事物的幻想。在后来的法国浪漫派人士中，我们找不到另一个有这样高度发达和极端细腻的嗅觉的人，直到波德莱尔出现。但在波德莱尔身上这是感官过分发达的一个征兆，而在瑟南古身上还只是纯然浪漫主义自我崇拜的一种表现；它是感情陶醉的一个因素，因为瑟南古相信他能通过嗅觉和听觉分辨出自然中隐藏的谐美的东西。这也意味着他对现实的回避，同时进一步使他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人通过香味和曲调所吸收的正是事物散发出的精华。

由于奥勃曼对现实深恶痛绝，再孤独的生活他也不觉得过分。他一个人住着，城市和乡村他都回避。他身上存在着一种奇怪的混杂情绪，一方面泛爱人类，一方面却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关系全都漠不关心。他是那样敏感，就连饮茶这点小小的嗜好也使他顾虑重重，惴惴不安。茶是他最爱的饮料，他发现它能减轻他的忧郁(“茶可以平静的方式大大减轻厌烦情绪”)，但他鄙视一切外界的刺激和兴奋剂。他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很不像法国人，因为正像他形象地说的，如果法国人住在那不勒斯，他们会在维苏威火山口盖一座舞厅。只有在他一个人待在雾气迷濛的森林里(这必然使人回想起奥西安)，或是夜间待在瑞士幽静的湖畔时，他才感到在真正地生活。他像他的同代人诺瓦利斯一样，感到夜色把看得见的自然都笼罩起来时，可以促使人返回到自我中来。

在谈到他一个人在大自然中度过的一个夜晚时他说：“在那个夜里我体验了人心所能感受的一切说不出的渴望和说不出的悲愁。在一夜中我消磨掉十年的生命。”在白天当他待在阿尔卑斯山的冰天雪地里时，他体验到了更加深刻的自我意识，在那里周围的一切生命不仅为冰雪所覆盖，像晚上为夜色所笼罩一样，而且被冻结起来，看来完全处于静止状态。

当他从他居住的瑞士山谷向最高的山上荒凉的野地攀登时他最为高兴。他带着无法描述的、几乎有点孩子气的高兴情绪看着他的向导的身影消失在远处；他为自己的孤独十分得意，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人类。看看他在这样环境中的情况：“天很热，天边朦胧一片，山谷里烟雾弥漫。大气的下部由于冰川耀眼的反射显得比较明亮，我呼吸的空气仿佛纯净到了极点。在这样的高度，没有下界的浊气和人间的亮光来搅扰黯黑的无限深邃的天空。它不再是从平原上看到的那种明净柔和的淡蓝色，太空可以由你纵目眺望，不顾太阳和冰河的闪耀，去寻觅别的世界和别的星球，就像在夜里那样。冰川的水汽不知不觉间升了起来，在我脚下形成了云雾。我的眼睛不再给耀眼的雪照得疲劳，天变得更加黯黑，更加深邃。勃朗峰圆圆的雪峰挺立着，下方是由层层雾气形成的变幻多端的灰色的海洋，山风吹过，卷起巨大的浪涛。浪涛深处出现一个黑点，急速升起，直接向我这个方向驰来。这是一只阿尔卑斯山的大山鹰；翅膀潮湿，目光凶险，它在找寻食物。看到人影后它发出一声怪叫，猛然一下飞进雾气里消失了。这叫声引起了回响，但这些回响声音干瘪，没有共振声，就像二十个孤立的叫声，打破这笼罩着一切的寂静。然后一切陷入绝对的沉寂，就仿佛从来没有过声音，物体回响的能力完全失掉了似的。在喧嚣的谷地是从来没有宁静的时候的，只有在这严寒的高山上才有这种一切静止的景象，这种没有言语可以形容、没有脑子可以设想的永远肃穆的景象。要不是有从平原地带带来的回忆，人到了这里会相信除去他自己，世上就不存在活动；星星的移动他会觉得无法解释，云雾尽管变化不停，却似乎永远不变似的。他知道时间在一刻一刻地过去，但却不能感觉出来。万物都仿佛永远凝固了。我真愿意我能更准确地回忆起我在这些静寂境界得到的感受。处在日常生活环境中，人的头脑很难回忆起与现实状况显得矛盾的互不相容的那一系列思想。但是处在那样充满活力的时刻，人却不愿去想未来或者去想别人，也不会为它或他们去记笔记，也不会想到靠自己的思想去出名，甚至连公共利益也不会去考虑。人这时处于更自然的状态，他不想去利用这个时刻，也不去控制自己的思想，也不要求自己的脑子去分析事物，去发现隐藏的奥秘，或是去找前人没说过的什么话来说。思想这时不再活跃也不再受控制，而是消极却又自由。他隐入梦幻，进入忘我的境地，深刻却不活泼，崇高却不热情，充满活力却没有意愿。”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卢梭的弟子孤零零一个人坐在卢梭描绘的景物当中，正像奥勃曼一样，充满活力却没有意志。《勒奈》扩大了文艺的写景范围。《勒奈》和《阿达拉》不像《新爱洛绮思》开头那样写瑞士的湖泊和树林，它们给我们描绘的是原始大森林，宽阔的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热带茂密植物的鲜艳耀眼的色彩和浓郁醉人的芳香。这是适合勒奈这个人物的自然背景。逃亡在外的夏多布里昂曾见到过这样的景色，它在他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奥勃曼却适合那种万山丛中荒凉寂静的环境。

正是在这没有生命、生命失去支持的地方他才感到自由自在。他能够忍受人生吗？还是有一天会像维特一样把生命抛弃？

他没有这样做。他从一个伟大的决心中找到了力量。他一下把一切追求享乐和幸福的念头都抛弃了。他说：“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过眼云烟的东西都看得无足轻重；让我们在人生这场大戏中扮演一个较好的角色。只有我们下定决心我们才能指望得到持久的成果。”他决心活下去而不自杀，不是出于谦顺而是出于一种高傲的反抗精神。他说：“也许人生来就是准备死的。如果这样，我们死的时候也要抗拒一下，如果毁灭是命中注定的，至少我们不要做什么来说明我们活该有这种命运。”

但奥勃曼达到这种静谧的境界，是经过很长一个过程的。他曾多次满怀激情地辩论说自杀有理；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文学中的自杀狂是我已经谈到的个人解放后出现的一个病症。它是个人对他所从出生的整个社会秩序进行抵制并从中解脱出来的最彻底最干脆的办法。在那些日子，当拿破仑每年使成千累万的人成为他野心的牺牲品时，大家对人命还可能有多少尊重？奥勃曼说：“我听见每个人都说自杀是有罪的，但是正是那些不许我死的诡辩家让我去死，送我去死。我们热爱生命时让我们去牺牲生命，还说这是光荣的，一个人想活时偏把他杀掉，还说这是对的，在人怕死时，却有义务去找死，人想死时又说这是有罪的！你们以千百个诡辩式的或是滑稽可笑的借口来玩弄我的生命，偏偏我对我自己倒没有权利！我热爱生活时我却不得不鄙视它；我幸福时你们却让我去死；而我想死时你们又不准我死，硬让我忍受我厌恶的人生。”

“如果说我不应该自杀，那我也不应该让自己有遭到死亡的危险。你们的英雄简直都是些罪犯。你们赋予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力，并不说明他们就是对的。你们没有权力让人去死，如果他们无权对你们的命令表示是否同意。如果我在自己的生死问题上都没有决定权，又是谁赋予社会这种权力的呢？难道我能把我自己没有的东西给予别人？你们捏造的这种社会原则多么荒谬愚蠢，竟然说我把我并不具有的逃避压迫的权利给予了社会，其目的不过是要我受压迫而已。”

有一次，在好些年以前，在一篇论命运悲剧的文章里，我曾让一个自杀的人说过类似的话：“在生活的重担下呻吟的人有理由转过来谴责命运：‘为什么让我出生？为什么不和我们商量一下？如果事前问过我而我又知道活着是怎么回事，我是决不会同意的。’我们就像被强迫当水手的人，被逼着上了船；这样的水手只要看到有机会弃船逃跑，就不认为自己有责任留在船上。如果有人说，既然我已享受人生的好的一面，我就必须接受坏的一面，那么我要回答说，‘人生好的一面，比如说童年的快乐，我是享受过了，你说这意味着我同意活下去，但我接受这些时完全不知道这是定钱，因此我就不能受这定钱的约束。我并不想违反船上的纪律，不想谋害同船的人或干任何这一类的事，我只想得到我唯一有权得到的东西——我的自由；因为我从来没有承担义务要在船上待下去。’”

这里显然不是详细论述是否应当允许自杀的地方。这个工作我将留给道德学家去做，我只想说我不相信能说出多少理由证明自杀是不能允许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对于同胞的义务，我感到在无数情况下，这种义务就足以成为结论性的论据了。现在我只是从纯历史观点来描绘实际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这是我们目前讨论的文学中出现的一个现象。因为《维特》和《奥勃曼》不是这个时期唯一描写自杀或讨论自杀的书。阿达拉自杀了。勒奈只是由于他的妹妹阿美莉才没有这样做，有一个时期他像叔本华那样鄙视人生，嘲笑对人生的爱，把它称作“病态狂”。对自杀的这种态度使夏多布里昂和瑟南古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作家有了相似之点，也给他们的作品打上这个时期的烙印。

《奥勃曼》的作者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他的主人公的，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他让他最后决定当作家。奥勃曼说：“我成功的希望有多大呢？如果说讲真话而且努力讲得有说服力还不足以成为作家，那么我肯定是不会成功的。那些想得到一时的盛名、想得到社会的赞佩的人，那些满脑子朝生暮死的思想、为一个党派写书、善于玩弄手法矫揉造作的人，你们站到前头去吧！让那些引诱人堕落和被引诱得堕落的人站到前头去，这对我是毫无所谓的；你们很快就会被人忘掉，那你们就得意一阵子好了。至于我，我并不觉得有必要在我活着的时候得到别人的赞赏，除非不幸被迫靠写作为生。”

瑟南古用这些话表达了他自己在文艺方面的信念，也预言了自己的命运。他自己那一代人没有注意他，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受到赞赏，尽管他处于除写作外别无生活来源的不幸境地。但到浪漫派抬头时，他出名了；浪漫派的评论家们把他朴素的野花同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的西番莲和玫瑰花放在一起扎成了花环。他出名是应该的。因为他是流亡文学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崇拜自然，不失为卢梭的弟子；他忧郁成性，算得上奥西安的真正赞赏者；他厌恶人生，正可以作为夏多布里昂的同代人。在有关宗教、道德、教育和妇女的社会地位的理论方面他是十分现代化的；在感情上他完全和德国浪漫派一样，懒散消极，害怕接触现实，仿佛它是什么会把他烫着的东西似的；他既胸襟开阔又过分拘泥，既热情奔放又感情细腻，在这一点上他又是一个法国的浪漫派，这种特点在二十年后的法国文学中，在圣伯夫的《约瑟·德洛姆》中将再次出现。一切都使他成为一大批更有才华的人的先驱或预报人，这批人目前正开始他们在本世纪中的进程，他微弱的声音则预告了他们的到来并为他们铺平了道路。

1. 巴朗施(Pierre-Simon Ballanche，1776—1847)，法国哲学家。
2.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象征派诗人。
3. 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德国浪漫派诗人及小说家，著有《夜颂》。
4. 叔本华(Arthur Shopenhauer，1788—1860)，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