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斯塔尔夫人：《黛尔芬》

拜伦在他的一封信里谈到《阿道尔夫》，写道：“这本书很忧郁，有一定的真实性，不过我以为过于低沉，不容易让人爱看。我第一次是斯塔尔夫人提出后才看的。”斯塔尔夫人也在某处说过：“我不相信所有的男人都像阿道尔夫，只有虚荣自负的人才像他。”这句话虽然简单，我们却感到是一位妇女在为自己辩护时说出的；因为这本书击中了奈克的这位女儿的痛处，暴露了她内心深处的创伤。

安纳·玛丽·日尔曼妮·奈克于1766年出生于巴黎。她父亲是日内瓦的大金融家，在革命爆发前不久当了法国总理，那时他的名字是自由法兰西的象征。她的母亲是个很有才智的人，但很刻板，沉默寡言，十分强调职责；她相信教育决定一切，天性不起多大作用。她对小事都迂腐地斤斤计较，认为从道德观点看来什么都不是小事。对卢梭的教育理论这位夫人自然非常反感，但结果卢梭这个相信天性、相信天生美德的人却受到她女儿的敬仰。这位女儿由坦率活泼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聪明、有头脑的浅黑型女郎，她的眼睛闪耀着机智的目光，露出天性善良的神情。奈克夫人喜欢人有见识、经常反省，女儿的才华只引起她的妒忌；她的女儿，由于身受严格约束之苦，却喜欢不是经过培植而是由健康富饶的天性中自然产生的品质和美德。她在父亲家里从小就和当代最有名的人物接触，她机敏的答话，使人惊奇的创见，都惹人高兴，招人喜欢。这个性格活泼、聪颖出奇的孩子是她爸爸的骄傲。她对他的慈爱也报以无限的热爱和崇敬，而且终生如此，这从她大部分作品中可以看出来。

斯塔尔夫人

她从十五岁起就开始写文章、小说和悲剧。她的一本题为《蒙莫伦西》的悲剧，是她对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出了名的年轻的马迪厄·德·蒙莫伦西子爵开始发生好感时写的。由于父母反对她和一个天主教徒结婚，她不得不拒绝他的求婚，但他们终生都保持了忠实的友谊。1786年她顺从母亲的意思，和瑞典驻巴黎大使爱里克·马格纳斯·斯塔尔-荷尔斯丹男爵结了婚，他是古斯大维斯三世的红人。为了帮助他保持和这个有钱有势的家庭的联系，古斯大维斯让这位男爵当了好些年驻巴黎大使。这位年岁比新娘子大一倍的新郎向她父母保证，他绝不违反她的意志把她带回瑞典。他似乎是当时的一个招人喜欢的贵族，一位彬彬有礼的大臣，一个自私自利、挥霍浪费的人。他是玛丽·安托瓦奈特公开宠爱的人，正是她劝说古斯大维斯勉强任命他为大使。说也奇怪，在革命爆发时他却同情自由派的人。

斯塔尔夫人的第一本书《论卢梭书简集》是在革命前夕出版的。这本书是颂词也是辩护书。在第三封末尾，她设法把卢梭的名声和她父亲的名声联系在一起，在她写书的时候他刚刚奉召出任总理。在第四封信末尾，她以青年的热情欢呼国民公会的召开，希望伟大的法兰西民族能够通过开明、理智和和平的途径取得其他民族靠大量流血取得的幸福成果。她呼吁全民负起责任，不要走过头，超出大家公认的目标，在结束时她直接向卢梭说了一段话，哀叹他没有多活一些时候，能看到即将来临的壮观景象，并鼓舞那个爱国的奈克，他配得上有卢梭这样一个同胞、赞赏者和评判人。

革命爆发了，它的发展不可能停留在她希望的限度：只取得英国式的宪法。奈克不久不得不逃走，但他的女儿仍留在巴黎，凭借她丈夫地位的保护，拯救了恐怖统治下的许多无辜受害者。在那个勇敢的德国人鲍尔曼的帮助下，她救了一个人的性命，这就是她当时的情人前国防部长纳尔朋。鲍尔曼在1792年让他安全抵达伦敦。她甚至还制订计划让王室逃跑。她的行动引起了革命领袖们的仇视；费了很大事她才逃脱群众的报复。她在她的朋友蒙莫伦西的陪同下逃到柯贝，蒙莫伦西是一个贵族，也处在危险之中，就装扮成她的佣人。后来她来到英国，在这里发表了一个小册子为玛丽·安托瓦奈特辩护，她并不认识她本人，但她的命运使她深感难受。继这个小册子之后不久又发表了一个小册子，也是为时事写的，题目是《论热情对个人及国家幸福的影响》。这是一篇演说式的文章，除了谈爱情的那部分外，作者表现出对生活毫无了解，除了写革命的那一部分，也没表现出任何高明的政治见解。谈野心的那一部分，使人感到空洞而不诚恳。

斯塔尔夫人虽未经五执政政府正式流放，却被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如未经允许回到法国，她是会被逮捕的。但瑞典一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她就回到巴黎，并忙于政治活动了。她的目标是制定议会宪法，与欧洲各国和平相处。正是由于她的影响，塔勒朗当了外交部长。她的家成了政治集会地点，特别是温和派的集会地点，不久贡斯当在聚集在那里搞政治活动的人当中起了主导作用，并且成了女主人最红的人。

1797年年底，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之后以征服者身份回到巴黎，这时他给斯塔尔夫人造成了特别好的印象。她找一切机会接近他，感到既被他吸引又被他压倒。每当她设法引他注意时，她这个通常滔滔不绝的人却仿佛给愣住说不出话来了。他的无法接近使她感到痛苦。有一小段时期，她肯定想成为这位当代恺撒的朋友，当她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时，她是极感失望的。从这时起她就参加到他政敌的行列中来，但有一段时期在牵涉到他个人的时候她还继续向他卖弄风情，直到她完全被拒绝时她的感情才变成纯然仇恨的情绪。她在过渡阶段所发表的作品中，既有对拿破仑统治的讽刺话，也有对他个人的恭维话。她在谈话时则经常公开表示，希望他(和他统帅的法国军队)遭到失败，这样才能结束他的暴政。

就在1800年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大书《论文学》，这部作品按其主旨而论，应该归入文艺复兴以来讨论古代和现代文学相对优点的那一大批著作中去。不久之后夏多布里昂在他的《基督教的真谛》中讨论了同一问题。斯塔尔夫人和他都宣称赞成现代文学，但根据的理由却不相同。他认为它们的优越之处是处理了基督教的题材，而古代作家对此一无所知。斯塔尔夫人则着眼于发展着的文明；她相信人类能不断进步，社会制度也将逐步完善，根据这一点她相信文学中将蕴藏越来越多的经验和远见卓识。在她这个发展阶段，还谈不上有任何深刻而系统的文艺心理学；例如，她冷静地把想象力排除在能够发展的能力之外，为什么呢，因为尽管她对奥西安怀有热情，却不能否认荷马的诗更丰富宏伟。不过她这本书的优点并不在于她证明了什么，而在于她所宣布和呼吁的东西，那就是有必要有一种新的文学，新的科学和新的宗教。她让人注意英国和德国的文学，冰岛的传奇和斯堪的纳维亚古时的史诗；但在她看来奥西安才是北方诗歌中一切优美东西的伟大典型。她喜欢他的严肃和忧郁，她说：“忧郁的诗是最合乎哲学的诗。”在谈到德国人时她写道：“德国人拥有的最重要的一本书，也是唯一能和其他语言的杰作相比的书就是《维特》。由于它把自己称做是小说，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它是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有人责备《维特》的作者，说他不该让主人公除了爱情的苦恼之外还有其他苦恼，不该让他仅仅由于一次屈辱就那样痛苦，不该对造成这次屈辱的社会地位不平等那样愤懑；但在我看来，作者在这方面表现的天才不亚于书的任何其他部分。”

她这本书的根本思想是，自由的社会环境必然导致文学的新发展，如果一个社会为自己赢得了自由却让条条框框束缚住文学，那是荒谬可笑的。她怀着青年的热情呼吁说：“啊，但愿我们能找到一个哲学体系，一种对一切善良东西的热情，一套正义的法典，使它们起过去基督教起过的作用！”

夏多布里昂对她日益出名感到妒忌，同时作为宗教的维护者也感到不安，因而给这本书写了一篇评论。别的评论家曾挖苦她热中于一切忧郁的东西，并问她对希腊人怎么看，他们肯定是不忧郁的。夏多布里昂为了天启宗教的利益，抓住这个机会向她进攻。他说：“斯塔尔夫人把我归功于宗教的东西归功于哲学”；然后他向她接着说：“你的才智只发展了一半，它被哲学窒息住了。你看来很痛苦，确实，哲学怎么能消除你心灵中的苦闷呢？用一个沙漠能使另外一个沙漠富饶起来吗？”就这样说了许多空洞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同拿破仑的对抗成了斯塔尔夫人生活里的主导思想，不久之后他将把她再次流放，这次达十年之久。在意大利战役之后她曾把他看成自由战士，给他写过热情的信，并说服他把她父亲的名字从流放人的名单中画掉。但现在这位第一执政官在她看来只是“一个骑马的罗伯斯庇尔”，拿破仑抱怨她煽动所有人反对他是有道理的。

她过去的热情变成了激昂的仇恨。她从她的客厅里和他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斗争。她和贡斯当不倦地对他的同僚、他本人和他的行为进行讽刺。她嘲笑他个子小，脑袋大，傲慢而又笨拙，是个坐上国王宝座的布尔乔亚，对有教养妇女的才智感到恼怒，连话都说不连贯，全部的口才无非是骂人。说他有天才是骗人的鬼话。他连一个大将军都算不上，在马伦戈他惊慌得不知所措，要不是戴赛来帮他的忙，这一战就打输了。此人有些粗鄙庸俗之处，即使他有极大的装模作样的本领，也无法经常加以掩盖。

她和那些反对拿破仑的将军们一起，搞各种密谋活动，不管他们是从原则上反对他，如像马洛，或是纯然出于妒忌，如像贝纳多特。她仇恨到这种地步，当她听到英国遭受屈辱签订了阿米扬和约时，她气得不得了，在举行这次和约的庆祝活动时她故意离开了巴黎。

在巴黎的外国外交家，用斯塔尔夫人自己的话说，“整天和她在一起过日子。”她每天和大批有影响的人谈话，谈话是她最大的快乐。据报道拿破仑说过，任何人在和她谈过话之后对他的看法就差了一截。他派人去了解她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把奈克过去交给财政部代管、如今仍被错误扣留的二百万法郎发还给她，她是否会感到满意；她只回答说，这不是她想要什么的问题，而是她怎么想的问题。自从贡斯当第一次在护民委员会表示反对拿破仑的一个建议之后，她在巴黎的家就没有人来了，她的一切邀请都被人婉言谢绝；她父亲的书《对政治和金融的最后看法》发表之后，她立即被第一执政官明令逐出巴黎。

这对斯塔尔夫人是不能再重的打击了。她把这一决定比作是对她判处死刑；因为她只有在首都才能真正地生活，她是那样离不开她的朋友们，那样想进行思想交流，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当代的大事，把她从家里和祖国这样硬逼出去对她是极大的痛苦。“驿马每前进一步就给我增添一分苦痛，当赶车人问是否车没赶好时，我想到他们给我干的可悲的差事，禁不住哭了起来。”她由贡斯当陪伴着；但当她听到她丈夫病倒时，她去看望了他，把他一直护理到死。

第二年1803年她出版了《黛尔芬》，这是仿照《新爱洛绮思》以书信形式分五部分写的一部长篇故事。从中不难找出许多个人的印象和回忆，这些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础。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出于责任感放弃了一桩美满的婚姻。作者自己拒绝嫁给蒙莫伦西，为这书提供了事实背景。但这本书的主题是恋爱着的妇女和社会的冲突以及社会如何冷酷无情地摧毁个人的幸福。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感到她后期生活的一些新印象，即她和她丈夫以及贡斯当的关系，为这本书定下了调子。她和丈夫分居使她的名誉受到损害，他和贡斯当的关系已不是秘密，他肯定是她女儿阿贝迪娜的爸爸，这孩子1797年出生，后来成了布洛格列公爵夫人。在斯塔尔夫人写《黛尔芬》时，她丝毫没有怀疑贡斯当将很快和她结婚，使这女儿变得合法。尽管公众舆论对有钱有地位的人要宽容一些，因而她的行动也比较自由一些，她仍然痛切地感到诋毁中伤的暗中迫害和那些伪善者对她的蓄意诽谤。

《黛尔芬》的灰心丧气、逆来顺受的座右铭是：“男人应该能和公众舆论斗争，而女人则应当顺从。”这几乎漏出了作者斯塔尔夫人母亲的观点。实际故事是同这个警句相吻合的，但这书的精神和它的发表本身却和它是矛盾的。因为这本书为离婚辩护，同时它是在拿破仑和教皇缔结协约的同一年出版的；它攻击不能离异的婚姻和婚姻的宗教仪式，而这时婚姻法令正在变得严格起来，教会正在部分地恢复它有关婚姻的权力。

这本书在下面一点上是同这个警句相符合的，它通过女主人公的命运使人认识，一个妇女即使慷慨地长期地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如果后来违反了社会法规，她也完了，尽管她这样做可能仅仅是为了防止爱她的人被毁掉。它和这个警句矛盾之处是这样：命运的极端不公平比任何言辞更加有力地说明了社会机体的不完善，说明了那强制人、折磨人的权力何等荒谬；人的近视和卑怯胆小把这个权力托付给了那些过时的机构，黛尔芬正是在它们的压力下毁灭的。从一开头她在作者笔下就是一个高尚的人，纯洁、善良、充满活力。正是由于天性纯良，她不相信社会的那一套虚伪的道德。当一个不幸的受到诽谤的女人走进杜依勒里宫的大厅时，其他妇女都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开，在这位可怜的引人注目的女人周围留下一大块空地，这时黛尔芬从一头走了过去，在这个所有其他女人都会争着非难的女人身旁坐下——这一场面最好不过地刻画出她的性格。

书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塔勒朗家族的一名妇女，通过一系列使人震惊的卑鄙手段和阴谋，终于把黛尔芬和她的爱人拆散了，让他和她的对立面那个冷漠的虔信正教的玛迪尔德结了婚，这个女人私下从被遗弃了的黛尔芬那里接受了一大笔妆奁，否则这项婚事是无法安排的。等所有的欺骗手法被察觉时，这两个完全不相配的被人为地拉到一起的两个人，玛迪尔德和莱昂斯，已经结婚了。环绕着这一对主要的夫妇还描写了一些其他同样可恶的婚姻和同样不幸的恋爱，以此充分突出这本书的主题思想。亨利·德·列本赛是经过美化的贡斯当，他一直不能和他心爱的人结婚，直到她获准和她的丈夫离婚，她说要是和这人在一起生活下去，非把她本性中一切善良崇高的东西毁灭不可。赛尔贝兰对于特莱丝·戴尔凡和黛尔芬对于玛迪尔德的丈夫一样处于狼狈的地位。

黛尔芬在书中是那样纯真、那样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她不仅断然排斥了和莱昂斯结婚的想法，因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他妻子的幸福，而且还不让他考虑这个问题。她使他平静下来，向他提出了比他这个十八世纪的孩子所接受的更深刻的道德和宗教思想：“莱昂斯，我没想到你会对宗教思想这样漠不关心。对这一点我有责任好好说说你。你的道德观念仅仅是建立在荣誉感上的；你如果爽性去遵循那些让你按良心办事并把你从其他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简单可靠的原则，你可能还会高兴得多。你知道我受的教育丝毫没有束缚我的头脑，只使它过于独立。在目前可能迷信盲从比自由思考更适合女人一些。我们都脆弱而又摇摆不定，我们在哪一方面都需要扶持。爱情就是一种轻信的行为，也许同其他轻信行为和迷信盲从很容易联系在一起。不过我年轻时那位高贵的监护人非常尊重我的个性，愿意发展我的理性，从来不要求我不经仔细思考就接受任何看法。因此我可以和你谈我所喜爱的宗教思想，也可以谈我的心和头脑思考过的任何其他问题，你不要以为我给你讲的话是随便讲的或是童年时期的未经思考的印象。……莱昂斯，不要拒绝自然宗教给予我们的安慰。”从奈克的女儿借她的化身所做的这番说教，我们可以看到卢梭思想的反映和对伏尔泰的反动所产生的影响。

情节继续发展；不久这种勉强的结合，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种反常的苦闷再也无法忍受。列本赛写信劝她离婚，这封信给这本书带来了厄运，像根燃烧着的柴火棍落到宗教界阵营之中。他向黛尔芬写道：“夫人，你爱的人是值得你爱的。可是不幸的命运让你们陷进的处境，无论他的感情或你的感情都无法去改变。只有一个办法能恢复你的名誉，使你得到幸福。你聚精会神听我讲，莱昂斯并不是和玛迪尔德无可改变地绑在一起的，他还可能成为你的丈夫，再过一个月立法大会就要使离婚合法了。”我们要记住，这本书正是在法国重新建立天主教的婚姻秩序时出版的。

这里再把他的信摘录一部分：“你坚决不赞成离婚，相信你的看法更合乎道德准则。如果是这样，一切真诚的思想家也应当是同样的看法；因为思维的人的首要目标就是充分断定他们的职责。现在让我们一道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让我们看一看促使我赞成离婚的那些原则是否不符合人的本性，不符合我们应当归功于上帝的善良的用心。不幸的婚姻不准离异会使人一辈子处于绝望悲惨的境地。确实也有些人说，只需要压抑一下年轻人的意愿就行了，可是他们忘了年轻人的意愿被压抑会造成终身痛苦。我不否认离婚有种种不好之处，或者说我不否认人性还有不完美之处，这才使离婚成为必要。但是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既不设法反对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也不反对当事人在不能预见未来的年龄所缔结的婚姻，它的法律既不惩办滥用权威的父母，也不惩办品行不端的丈夫或妻子，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却禁止离婚，这只是对受害者的残酷，它做的事只不过是把受害者的镣铐钉得更牢，丝毫也不能改变使这些镣铐易于忍受或难以忍受的客观环境。它仿佛在说，‘我不能保证你幸福，但我至少能保证让你的不幸继续下去。’”

就在这些复杂的有说服力的句子中包含了所谓斯塔尔夫人对于婚姻的攻击。但实际上，我们看得出来，她攻击的只是社会对青年的第一次爱情所施加的约束力和压制力，在天主教国家这些是通过立法手段施加的，在新教国家是通过社会舆论施加的，它们和任何婚姻法同样严格，而社会本身最初就是在教会是它唯一的精神力量时使之成型的。她的论点是以一个假定为根据的，这个假定就是婚姻只能是它应该是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理想的道德的关系，也就是两个人在他们生命的特定时刻答应一辈子在一起生活互相忠诚，而他们又真正地互相了解相亲相爱。她指出，任何人要彻底了解自己和了解另一个人是极其困难的。如果说这种相互了解是婚姻必需具有的基础，那么缺乏这种了解的结合就算不上是婚姻。在一时的幻想上面，在谎言上面，或是在女人由于害怕勉强说出的“是”字上面，能建立怎样一种生活呢？只要一项婚姻没有建立在较好的基础之上，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就是虚假的，是把现实关系和理想关系混淆起来而得出的结论。

黛尔芬没有接受劝告。由于忠于这本书的座右铭，即女人必须向社会舆论屈服，她甚至决心在自己和莱昂斯之间再设置一个障碍。在他妻子死去时，黛尔芬已经当了修女了。这里再一次表示了对一般认为神圣不可违反的誓言的反对，虽然采取的是另一个形式。这一次又是列本赛说话了，不过这次是向莱昂斯讲的：“你能不能听一听一个大胆的有益的劝告？你要照着做就能把你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你能不能采取一个将冒犯你一生惯于遵从的东西，即公众舆论和现有的习俗，但符合道德、理性和人道的步骤？我一出生就是新教徒，我承认我从来没受过教育让我来敬畏社会的那些疯狂野蛮的习俗，它要求那么多无辜的人放弃自己的一切意愿；难道因为我的判断力没有受过偏见的影响，你就应该对它相信得少一些吗？一个自豪的高尚的人只应当服从普通接受的道德观念。那些只是由于偶然的环境造成的、由专横的法律和教士的意志决定的义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义务要求人的良心听别人指挥，而这些人长期以来已被他们那个阶层的偏见和私利的枷锁压弯了腰。法国的法律将把黛尔芬从不幸的环境强加给她的誓言中解放出来。你可以和她到我们的国土上来居住！有什么东西使你和她不能在一起？难道就是她向上帝发的一个誓言？你相信我，上帝对我们的本性清楚得很，不会接受我们什么不可改变的誓言。是否可能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使你不愿意从这项法律中得到好处，因为它是你所敌视的革命的产物？我的朋友，这场革命不幸被大量暴烈行动玷污了，但子孙后代将要歌颂它，因为它给法国带来了自由。如果继它之后到来的只是新形式的奴役，这段奴役时期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可耻的时期；但如果它结果带来了自由，接着是幸福、荣誉、品德、人性中一切崇高的东西、一切和自由紧密相连的东西，那么未来的许多世纪将宽容地看待那些为自由的时代铺平道路的那些事件。”

除了对某些明确的社会习俗进行这样的攻击，这本书还自始至终对一大堆人们已接受的看法、那些像三层铠甲一样压在多数人身上的偏见提出了反对。有些信仰根本不允许人探讨，它们周围方圆几英里都是神圣不可接近的地方，对此她也提出了异议。在这方面《黛尔芬》比流亡文学中的多数其他作品都更有力更突出，这一点再明确地加以肯定也是不过分的。因为一个国家有文学就是为了扩展它的视野，把它关于人生的理论用生活本身加以验证。一个人在很小的时候社会就给他一件奇特的用偏见拼凑起来的衣服要他穿。这人问道，“难道我非得穿这件褴褛不堪的外衣不可？难道我不能把这件破烂东西扔掉？真有绝对必要让我要么把脸涂黑，要么蒙上羊面？难道我一定要发誓说驼背的人背不驼，小丑是个正人君子，滑稽人是个特别严肃的人？难道我不能仔细看看这些面孔，或是在他们手上写：‘我认出你了，漂亮的假面！’？难道没法不这样？”确实没法不这样，除非你准备驼背揍你，小丑踢你或是滑稽人使劲打你。不过文学是或者说应该是个特别领域，这里官样文章应当废止，陈规陋习应当抛弃，假面应当撕掉，可怕的真理应当讲出来。

《黛尔芬》遭到了许多责难，当时最有名的评论家写道：“我们不能想象还有比这本书所传播的更危险、更不道德的学说了。作者似乎忘记了她作为奈克的女儿从小接受的思想。她也不顾自己家庭信奉的新教，对天启教表示了蔑视。应当承认这本书写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它是一本有毒的书，在里面她长篇累牍地为离婚进行辩护。黛尔芬在谈到爱情时像一个酗酒的人，谈到上帝时像个教友派教徒，谈到死时像个掷弹兵，谈到道德时像个诡辩家。”这是些夸张的词句，是后代不得不听的陈词滥调，它们的重炮装的都是正教信仰的湿火药和狭隘头脑里生产出的纸炮弹。

斯塔尔夫人的同代人都大肆赞扬这本书的文体和作者的才华，为的是能更好地谴责她对人生的看法和她的写书目的，而现代的评论家对这书的文体都没有什么话可说，和所有其他以书信方式写的小说一样，它写得并不严谨而且冗长啰唆；至于书里的思想到今天仍然能站得住。尽管本世纪努力想越来越充分地实现这些想法，实际上它们还没有传到欧洲所有的国家去。

《黛尔芬》所描绘的社会与个人的矛盾是与流亡文学的精神完全一致的。在整个这一组作品中都是先进行大胆反抗，接着是由于看到斗争没有用处而陷入绝望。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这本书中，反抗表现在当反动势力要把革命的一个成果夺走时，拼命地绝望地设法将它保住。感到绝望的缘故是痛苦地感觉到任何抗议都不会有用，向后退的运动还得继续下去，直到超过一定的限度，然后才能找寻改变现状的更好条件。在独裁者和教皇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一个女人的小说能取得胜利吗？

她所描写的“和社会的斗争”与其说是同国家和法律的矛盾，毋宁说是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习俗和信条的矛盾，这些习俗和信条有新的有老的，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有有害的也有有益的，糅合在一起成了紧密结合的、似乎调谐的一大团东西，这些材料就因此形成公众舆论。所谓健全的常识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只不过是前一时期一种哲学的僵固了的残余，它对任何新的哲学都是要反对的；同样，社会的一些条规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那些过去也曾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公众舆论做过艰苦斗争才站住脚的思想之上，社会根据这些条规作出的判断，总是对新思想不利的。一度是创新的有生命力的思想，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僵化成它的尸体。社会法规是普遍性的法规，对谁都一样，和一切普遍性的东西一样，它们会有无数的受害者。不管一个人有什么独特之处，他受到的待遇和任何别人都是一样的。天才和一个班里学得最好的学生的处境是一样的；对同样那些老课他不得不听了一遍又一遍，因为笨的学生还没有学会，他就还得学。社会的判断是不负责的判断；个人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自然的产物，而社会的判断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制成品，由那些调制公众舆论的人批发给大家；遵从这种判断的个人丝毫不感到有任何责任。比较自然的办法是由个人来形成自己的看法或原则，规定自己的行为准则，根据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脑子去寻找真理；但是在现代社会里，个人都没有这样，他们接受的是现成的宗教，各个国家各不相同的宗教，他们的父母的宗教，早在他们有宗教思想和宗教感情之前，就已经给他们灌输了这种宗教。结果是个人产生宗教思想的能力不等发展起来就给扼杀了，如果没有这样，那他就要倒霉了！他的一切尝试都会成为对社会的挑战。同样的，大多数人在道德观念方面的创见也都会受到现成的社会道德准则和现成的公众舆论的摧残或抑制。社会的判断是社会不加深究地加以接受的那些宗教和道德学说造成的，因此必然是靠不住的，常常是极端狭隘的，在不少情况下是残酷无情的。

斯塔尔夫人的命运使她比一般作家面对更多的偏见。她是天主教国家里的一个新教徒，虽然在一个新教徒家庭长大，她却同情天主教徒。在法国她是一个瑞士公民的女儿，在瑞士她又感到她是一个巴黎人。作为一个有头脑有强烈感情的女人，她注定要和公众舆论发生冲突，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天才女人，她注定要和把妇女限制在家庭生活圈子里的社会秩序做进攻性和防御性的斗争。她能比当代任何其他作家更清楚地看透周围的那些偏见，这主要是因为她作为一个政治浪亡者，不得不从一个外国跑到另一个外国，而这样就使她那永远活跃的爱好分析的头脑有机会把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理想和另一民族的精神和理想加以比较。

1. 玛丽·安托瓦奈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法国王后，路易十六的妻子。
2. 参阅卡普著《鲍尔曼传》。(原注)
3. 当时法国的著名家族，此处指塔勒朗-斐利戈·德·巴纳芳公爵(1754—1838)。
4. 见《论文学》(1820年巴黎版)第257页。(原注)
5. 见《流亡十年》(1820年版)第84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