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留有一颗心……同样可以去爱”：西伯利亚的囚徒

1849年4月23日凌晨，陀氏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而被沙皇政府逮捕，他的住宅被搜查，蒲鲁东（1809—1865）的《星期三礼赞》和欧仁·苏（1804—1857）的《克拉万的牧童》作为禁书被搜走，此外还有陀氏的文稿。陀氏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受审讯。同时被捕的大约有三四十人。陀氏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曾朗读过当时被禁止的别林斯基那封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这成为陀氏的主要罪名。他还参与创办秘密的石印车间的活动，但未成功。在4月1日的小组集会上讨论书报检查制、解放农奴和诉讼程序等问题时，他比较重视的是第三个问题。

陀氏在几次接受审讯的过程中冷静、耿直和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些审讯记录首次发表于1931年。从研究陀氏的社会和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说，这些记录中有几点尤其引人注目。首先，陀氏表达了对发表言论的看法。他指出：在当时的俄罗斯社会中有一种惧怕言论的气氛。“而说实在的：为什么公正的人要为自己和自己的言论担心呢？”接着，陀氏叙述了言论对人的思想成长的重要意义：“我总是相信，有意识的信念比无意识更好、更坚固，后者不稳定、摇摆，一有风吹草动，便摇晃。而意识是不能在默默无语中得到和保持的。”可悲的是：“我们自己回避交流，分散在一些小圈子里，或在孤独中僵化。”^[1]陀氏又说：“大家在一起的争论比离群索居更有益。真理总是会占上风，而健全的思想会得胜……”^[2]陀氏对言语生活的意义有透彻的理解，认为正是有了言语活动才会形成意识活动，同时，真理是在对话和争论中产生的。一百年后，巴赫金提出的小说言语的对话性理论在陀氏此时的证词中也得到了论证。第二，陀氏抨击当时俄国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它往往只因作品色彩过于阴暗就加以禁止，对作家采取怀疑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讽刺文学和悲剧不能生存，像冯维辛（1744—1792）、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甚至普希金这样的作家都不可能存在。“是的，难道能够仅仅用明亮的色彩写作吗？如果没有阴暗的色彩，怎样显出明亮的画面，没有光亮与阴影的并存，难道会有一幅画？我们所以拥有关于光亮的观念，只是因为有阴影。”^[3]这有如没有善行，就没有缺陷，没有善，就没有恶的概念那样。这些叙述不仅是辩护词，而且是精彩的文论！

第三，陀氏说：他所以喜欢文学，是因为知道“文学是人民生活的一种表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4]随着教养和文明的发展会出现新概念，例如“彼得改革”，而只有文学才能赋予这些新概念以人民所能理解的形式；因而没有文学，社会便不能存在下去。关于朗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陀氏坦然地说，他是站在对两位通信者不偏不倚的立场朗读的。这些往来信件是“引人注目的文学纪念碑”。“不论是别林斯基，还是果戈理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尤其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认识别林斯基”。陀氏说，他并不完全同意别林斯基的观点，因为书信中有些地方夸大，显得刻薄。别林斯基的某些文学美学论文显示了对文学事业的透彻理解，不过，陀氏与别林斯基就“文学的思想和文学的倾向性”发生过争执。^[5]陀氏还讲到：他与别林斯基结识的头一年（1845）很接近，第二年便疏远，第三年没有见过面^[6]。第四，是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他盼望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是革命。傅立叶以人类爱的感情建立了吸引人的体系，但这学说却是乌托邦的。^[7]陀氏声称，就社会倾向说，他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很喜欢研究政治经济问题”，“非常喜欢研究历史科学”，因而“以很大的兴趣注视欧洲的变革”（即1848年革命）。他表达了对当时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看法：“社会主义提出了社会体制的几千种方案”，“所有这些书籍都写得富于聪明才智，热情，不乏对人类的真诚的爱”，但所提出的每个社会体系中都有错误。陀氏这时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这是处在动荡中的科学，这是混乱，这是化学之前的炼金术，天文学之前的占星术；虽然，我觉得从现在的混乱中将来会造就出某种和谐的、合乎理智的和造福于社会利益的东西，正如从炼金术造就出化学，从占星术造就出天文学那样。”^[8]陀氏这些供词带有自我辩护的性质，但从中也能看到他当时的社会思想的实际：他是很关心社会经济和历史科学的青年文人。

在被关押期间，起初不允许看书、写作。彼得拉舍夫斯基曾上书请求说，陀氏是神经质的人，不许他看书、写作，会使这位有才华的作家发疯。不知这请求是否起了作用，总之，7月起，他收到哥哥应他的请求寄来的《圣经》、莎士比亚剧作、几期《祖国纪事》杂志等。他得以接触到狄更斯（1812—1870）的《匹克威克外传》，高度评价夏洛蒂（1816—1855）的《简爱》，并写作短篇小说《小英雄》。在此期间，沙皇当局虽然于11月做出将彼得拉舍夫斯基同人处以徒刑的决定，但为了恐吓进步人士，秘密策划在12月22日在谢苗诺夫广场上举行宣判死刑和递夺公民权的仪式。陀氏经历了死亡前万感交集的十来分钟。突然，沙皇急使赶来，“恩赐”为徒刑。陀氏在1875年的《作家日记》中称之为“现代一个骗局”。这一面临死亡的体验，对他此后更深入地思考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样，陀氏被判处四年徒刑，然后在军队当四年列兵。这天，陀氏给他哥哥写了一封十分令人感动的信：哥哥！我没有消沉，没有丧魂落魄。生活，到处是生活，生活在我们自身之中，而不在外部。在我身边还会有人们，而在人们当中做一个人，永远做一个人，无论在怎样的不幸中都不消沉，也不堕落——生活就在其中，生活的使命也在其中。我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思想已进入我的血肉之中。是的，不错！那个进行过创作的头脑，那个以艺术的崇高生活为生命的头脑，那个进行过意识活动并习惯于精神的高尚需求的头脑已经从我的双肩被砍了下来。留下了记忆以及我所创造而还没有具体表现出来的一些形象。不错！他们会使我布满伤痕。但是，在我身上仍留有一颗心和同样的血肉之躯，它同样可以去爱，去受苦，去希望，去记忆，而这仍旧是生活！是会见到太阳的！^[9]从此信的这一段落中，可以看到陀氏有如西伯利亚劲草般坚韧的性格，而使他最难受的是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他在信中还说：“哪怕是15年监禁，只要手中能握着笔。”^[10]从信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到陀氏的文学观，他如何把文学看做崇高的精神需求和不可缺少的言语、意识活动。写作在陀氏看来，甚至比生命还宝贵。但是，他还是坚强地接受了严峻的命运，在那西伯利亚的艰难中，要以一颗心“去爱，去受苦，去希望，去记忆”，为往后的文学创作做准备。

1849年12月24日夜晚，圣诞节前夜，陀氏等人带着5公斤的脚铐被押往荒凉、严寒的西伯利亚。他的哥哥米哈伊尔来送行，陀氏安慰哥哥说，他并非要走进坆墓，“在苦役中将遇到的不是野兽，而是人们，或许比我更好的人们”，苦役结束，“我还要开始写作”，“将会有东西可写的……”^[11]这样，陀氏告别了节日前夕灯火辉煌的彼得堡，走上苦难的历程。1850年1月9日到达鄂毕河畔的托博尔斯克监狱。在滞留期间，受到跟随十二月党人丈夫移居在那里的妇女们的关怀，其中，冯维辛娜（1805—1869）等人设法与陀氏等人见面，安慰和鼓励他们。她还把一本做了许多记号的福音书送给陀氏。1月20日，陀氏等人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被押往西伯利亚军事重镇鄂木斯克的要塞监狱，1月23日到达。陀氏被关进刑事犯营里，感受到民众囚徒对贵族阶层的敌意。他常做的工是烧炉子和捣碎石膏。此年冬季，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在路上塞给他一个铜币，说“为了基督，请接受这枚铜币！”这使陀氏十分感动，并牢记终生。就在这年，陀氏第一次癫痫病发作，叫喊，丧失意识，四肢和脸部颤抖，口吐白沫，呼吸发出嘶哑声。他原先就多病，经过苦役的折磨，癫痫病便缠绕他一生。他在监狱中也常因病住进医疗所。陀氏在狱中接触到的既有杀人犯、强盗，又有波兰革命者和受压迫而起来反抗的山民，这些在陀氏后来的作品《死屋手记》中有深入的描绘。他在四年苦役期间不断构思、孕育他未来的作品，思考文艺论文，如《论基督教在艺术中的意义》。他在医疗所得到医生允许，记下了不少在监狱期间听到的民间俗话、谚语、趣闻断片以及一些备忘用的简短句子等等，这些笔记被称为《西伯利亚笔记》，成为后来写作的参考。

1854年1月23日，陀氏服苦役期满，被送往哈萨克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在第七西伯利亚边防营当列兵。他在出发前给哥哥的信中说：“在苦役中，在四年间，我终于学会在强盗当中辨别出人们。你是否相信：有深刻、坚强、美好的性格，而在粗糙的外表下寻找黄金，这是多么快乐。而不是一个，两个，而是若干个。”又说：“在苦役中，我获知了多少民众的典型和性格啊！我同他们一起呆熟，因此我觉得相当了解他们。有多少流浪者、强盗以及所有阴暗、悲惨生活的故事啊！足够写成多卷作品的。多么奇妙的民众。总之，我并没有丧失时间。”这些话语在相当程度上披露了陀氏四年囚徒期间的文学思考。此信也表明陀氏对历史、经济学、宗教、哲学的兴趣，他请求哥哥寄给他的书有《可兰经》、康徳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哲学史》等。“现在，我要写小说和戏剧，是的，还需要读很多、非常多的东西。”^[12]在同一时期，即1854年1—2月间，写给冯维辛娜的著名的信中，陀氏表达了充满矛盾的哲理思索：我想对您谈谈自己，我是世纪的儿子，直到现在而且（我知道）直到进棺材的时候，我都是不信仰和怀疑的儿子。当对信仰的渴望在我心中愈来愈强烈时，我持有的反驳的论据也就愈来愈多，这种渴望过去和现在都给我带来多么可怕的痛苦。然而，有时候上帝也送给我这样的时刻，那时我完全平静；在这些时刻，我爱，也发现被他人所爱，就是在这些时刻，我给自己树立信仰的象征，在那里一切对我来说都清晰而神圣。这象征很简朴，它就是：相信没有任何人比基督更加美好、深刻、富于同情心、富于理智、英勇和完善，不仅没有，而且我以热忱的爱对自己说，也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即使有人向我证明，基督在真理之外，而且确实基督在真理之外，那么我也宁愿与基督同在，而不是与真理同在。^[13]这种思想矛盾在于把从道德范畴把握的基督与客观真理对立起来，也表达出这两者对陀氏来说都同样珍贵。这段话对我们分析陀氏的思想与艺术具有重要意义，陀氏此后的一生确实在启蒙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徘徊。此信中，还谈到，他这几年来，最难受的是没有自己独处，以便仔细思考的机会^[14]。陀氏是特别需要在安静的环境中独立思考的人。

陀氏于1854年3月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开始过艰难的士兵生活，但对未来满怀希望。他获得与亲朋好友通信的机会，虽然他的每一封信都受到沙皇政府第三厅的检查。在那里，陀氏结交了前来服务的年轻法学家、考古学家弗兰格尔男爵（1838—1912？），得到他许多帮助，建立了持久的友谊。1855年2月，在克里米亚战争失利的阴影中，尼古拉二世病故，新登基的亚历山大二世许诺国内改革，政治犯的境遇有所改善。同年11月，陀氏被列入军官；翌年10月，在著名工程兵将领托特列边（1818—1884，中央工程学校校友）的周旋下，陀氏被提升为准尉；1857年8月恢复了贵族称号，获得了渴望许久的出版权利。同年2月，经过一段曲折，陀氏与库茨涅次克公务员伊萨耶夫的遗孀玛丽娅结婚。这时期，他的癫痫病时有发作，剩下给自己的读书、写作的时间并不多。但他热忱地关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读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童年》和《少年》、阿克萨科夫（1791—1859）的《钓鱼笔记》等名著，并高度评价丘特切夫（1803—1873）的诗篇。大约1856—1857年起，陀氏开始构思和写作《关于艺术的书信》、《死屋手记》、《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陀氏的创作激情常常如泉涌，以至于他有时同时写两部作品，但作品都是经过长期孕育和准备的。他在1858年1月给《俄罗斯导报》编者卡特科夫（1818—1887）的信中说，小说构思了很久；“但我并不急急忙忙去写作；我更惬意的是深思熟虑地思考一切，直到最细微部分，组成各部分并使其匀称，完整地记下个别场面，而重要的是收集材料。”^[15]1858年陀氏以多病为理由，申请从军队退职并返回莫斯科，但直到1859年3月才获准到俄罗斯城市特维里居住，沙俄当局继续安排对他的秘密监视。陀氏于7月初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经过乌拉尔的亚洲与欧洲的界碑和古老的谢尔吉耶夫修道院，于8月抵达特维里。随后，在托特列边将军的奔走帮助下，终于获沙皇准许，于12月20日左右，同妻子和继子巴维尔一起返回阔别了十年的彼得堡。

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和特维里的四年中，陀氏发表了早在彼得堡被囚禁期间就写成的短篇小说《小英雄》（1857）、新创作的《舅舅的梦》（1859）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第一部）。在那么艰苦的生活和多病的条件下，陀氏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和执著实在令人钦佩。同时，文学创作也是他开始新生活、摆脱贫困的唯一希望所在。《小英雄》的副标题为“无名氏回忆录抄”，作者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称之为“儿童故事”，是一篇很浪漫的笔记体故事，描绘少年主人公最早的“审美印象”和对它的纯洁的爱。主人公回忆童年时代到莫斯科郊区亲戚家过节时的一段奇遇。他那时才11岁，但已能感受到年轻妇女的华丽，骑马、戏剧晚会、舞会的喧闹。一次，在看戏时，他找不到座位，一个迷人而爱开玩笑的金发女郎叫他坐在她膝盖上，他羞辱地抵挡了她。但幼年主人公却感受到另一位妇女——M夫人独特的、宁静的美，她的脸容引起人们的高尚情感，好像处在她身旁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好、更温暖，但是，她那忧愁的、充满火花和力量的大眼睛总是胆怯和不安地瞧着，像是时时刻刻处在恐惧中。第二天，幼年主人公和M夫人一起演出《城堡夫人和她的少年侍从》中的一个场面。他很窘迫，觉得夫人已看出他的爱慕似的。

接着，他描绘她的丈夫是一个夸夸其谈、自高自大的人，用宗教大法官的目光审视自己的妻子。一天傍晚，大家准备去参加乡村节庆，金发女郎当众嬉笑幼年主人公是M夫人的情人，使他感到他“最初的，或许是很严肃的审美印象遭到嘲笑”。小说在叙述情节时，处处描写幼年主人公敏锐的感受，揭示他纯洁和审美的感情世界。此时，由于马车的座位不够，车夫牵来一匹烈马，有几个人试骑都未成功。金发女郎问幼年主人公是否愿意试一试？他竟不顾一切地骑上烈马奔跑起来，十分危险，幸亏别的骑手赶来相救。一直折磨他的金发女郎拥抱和亲吻小英雄。M夫人也对他十分体贴，他们成了最忠诚的朋友。第二天清晨，他在树林里散步时，偶然见到M夫人同另一男人痛苦地吻别的情景，还发现她在归途中偶然遗失的那男人的一封信。小英雄知道这封信对她有多么重要，寻找到机会，将信还给焦急不安的M夫人。她感激的亲吻和泪水落在他手上。“我的最初的童年时代就在这一瞬间结束……”《小英雄》可以说是《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独特的续篇，继续探讨人在童年时代意识形成的过程以及当时社会中婚姻生活的悲剧。作者强调人最初的审美印象之可贵，为了捍卫它，人能做出英雄行为来。陀氏晚年曾把在彼得保罗要塞写《小英雄》的心情告诉给索洛维约夫，这位哲学家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陀氏的话：“当我落到要塞时，我想这下子我完了，我想我连三天也呆不住，而突然我完全平静下来。瞧，我在那里做什么呢？……我写了《小英雄》——您读一读吧，难道其中可以看到愤恨和苦难吗？我梦见了宁静的、美好的、善良的梦，后来，愈往后就愈好。”^[16]小说写作给予身陷囹圄的陀氏以激励自己的动力。

中篇小说《舅舅的梦》（1859），副标题为“莫尔达索夫年代记”，是一部用第一人称笔记体写成的喜剧性作品。陀氏不久前才从鄂木斯克要塞监狱出来，他将沉重的回忆留给需要集中精力写的《死屋手记》，先根据西伯利亚偏僻省城的生活印象写了较为轻松的作品。但是，在经受了四年苦役的艰难之后，陀氏对生活的看法显然变得更为深沉；就在喜剧性作品中也糅合着陀氏特有的悲剧性音调。1856年1月，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将近两年，陀氏在给他的好友、诗人阿波隆·迈科夫（1821—1897）的信中这样说：“我已在写作；但把我的主要作品推在一旁。需要更多的精神上的宁静。我寻开心地开始写一部喜剧，寻开心地召唤出那么多喜剧性环境，那么多喜剧性人物，而我的主人公也那么使我喜欢，以致我放弃了喜剧的形式，虽然它进展顺利，仅仅为了满足而尽量持久地跟踪我的新主人公的传奇故事，并自己对他哈哈大笑。”总之，现在“我在写的是喜剧性小说”。^[17]根据《陀氏全集》的注释，这里所提及的喜剧、喜剧性小说就是《舅舅的梦》以及《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这两部被称为“西伯利亚小说”的来源。陀氏新的创作起点是以人物对话为主的喜剧形式，这说明他此时更为密切地注意多声部的言语世界。想必，在鄂木斯克要塞监狱时，陀氏关注的中心正是表现人们精神状态的话语，他的《西伯利亚笔记》记下许多话语的片断，也说明这一点。但是，陀氏的艺术需求总是使他采取包括许多叙述手段的小说，因此上述写作的兴奋，使他放弃了喜剧形式，而改为喜剧性小说。不过，注意倾听多声部的外省语言生活，仍旧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之一。正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说：在陀氏那里，“我们因听到，才看见”。恐怕，对作者也是如此，多种声音的世界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力。

《舅舅的梦》描写的是某个虚构小城中有权势的女地主玛丽娅及其家庭的“威望、光荣和庄重跌落”的故事。小说以精彩的叙述语言和对话刻画人物性格。例如，小说开篇就说：在谣言盛行的那城市里，玛丽娅“能以随便一句话击溃、折磨和消灭她的女对手”，人们甚至在某些方面把她“与拿破仑相比”。一天，多次去过西欧，现在隐居在自己豪华庄园的K公爵偶然来到她家做客。该城的人在六七年前见过他，都奇怪他本可以在本省起相当影响，为何独居。他已是风烛残年，因在巴黎摔断了左腿而安了假腿；右眼是用精制的玻璃做的，满嘴都是假牙，头发和胡须也是假的。但他还是一个风流的、拥有四千名农奴的大地主，是喜剧性小说的真正主人公。玛丽娅竟然以自己的雄辩逼迫她年轻、貌美的女儿济娜嫁给K公爵，告诉她：“宁可做年轻的寡妇，也不做老姑娘……”济娜虽然被迫同意，但指责母亲说：“您甚至在卑鄙的事情上也忍不住要展示高尚的情感。”一句话击中了母亲的要害。母亲梦想女儿婚后跟随他们去西欧游逛，而且公爵死后，女儿可继承庞大遗产。小说营造了十分滑稽的喜剧性场面：玛丽娅用丰盛的午餐款待K公爵，使他醉醺醺，更加神志不清；他为济娜的美貌和美妙歌声所陶醉并跪下向她求婚。

此前，年轻的公务员莫兹格略科夫几次向济娜求过婚，均遭到拒绝。他自称是公爵的外甥，当他得知此事后，想法让公爵相信他的求婚不是真的，而是午睡时做的一个梦。结果，K公爵当着聚集在玛丽娅家的许多本城“名媛”的面说，那婚事只是他做的一场美妙的梦；“喏，我在梦中看到的东西还少吗？……”玛丽娅遭到严重打击，谩骂公爵是“白痴！卑劣的人！”而济娜却勇于承认自己参与了卑鄙勾当。K公爵在离开玛丽娅家的第三天病死在旅馆中。作品在结尾中写道，三年后，莫兹格略科夫在某偏僻省份遇到成为总督夫人的济娜，她甚至认不出他，倒是她的母亲还同他相互问候了几句话。在《舅舅的梦》中，对话部分占有很大比重，尽管有些冗长，但深刻地揭示了玛丽娅等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而分不清梦与现实、靠许多代用品维持着生命的K公爵，如玛丽娅所说是“我们贵族特权阶层的残余和废墟”，具有象征腐朽的农奴制度的意义。同陀氏一样被流放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阿·普列谢耶夫（诗人，1825—1893）1859年2月给作者写信，提到阅读这部作品的印象时说：“某些场面有漫画化的夸张……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这个人物[形象]是出色的、辉煌的……。通过女士们加以勾画的外省生活也写得好，有关公爵的某些场面是那么滑稽，以致忍不住哈哈大笑……。总的说来，这部中篇小说是非常杰出的。”^[18]

《舅舅的梦》显示了陀氏在写作幽默小说和喜剧性小说方面的才华。巴赫金从狂欢节文化的角度论述了《舅舅的梦》。这位理论家认为：“主导的狂欢节行动就是狂欢节国王丑角般的加冕和接踵而来的脱冕”，这些行动的基础就是“接替和更换，死亡和更生的激情”，“狂欢节——就是摧毁一切的和更新的时间的节日。”在《舅舅的梦》中发生了“双重的脱冕”，即玛丽娅和公爵的“丑闻——结局”。^[19]玛丽娅荣华富贵的美梦和“舅舅的梦”一起迅速破产，就像狂欢节戏剧中国王的加冕和脱冕那样急速。这也是陀氏这部喜剧性小说艺术的精彩之处。

中篇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1860），副标题为“无名氏笔记抄”，属于陀氏西伯利亚时期的重要作品。1859年5月，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它写得冗长，但它是作者付出了两年心血的作品：“我不想说，我在其中把自己的看法整个地表达出来了；这将是胡说！还将有许多要表达自己的看法的东西。而且在小说中很少情感上的东西（即例如在《贵族之家》中的那种激情的因素），——然而，其中有两个巨大的典型性格，他们是用五年时间创作和记录下来的，完成得无可挑剔（按我的看法），——这些完全可以称为俄罗斯的性格，迄今为止在俄罗斯文学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揭示。”^[20]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陀氏把写作看成“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表述，而且往后陀氏屡屡有这类表述。这说明，他把他的小说创作看做是自己见解的艺术性表达，而要做到“把自己的看法整个地表达出来”是很难的。这需要深入的观察、研究和思考，反复的深思熟虑，而这正是陀氏毕生创作探索过程的特色。此外，在这段话中,陀氏表达了对于屠格涅夫小说艺术特点的关注。

这封信中所讲的两个典型性格，指的就是伪善的暴君福马·福米奇和逆来顺受的地主罗斯塔涅夫；虐待狂和逆来顺受者这一对互为依存的心理类型，看来就是陀氏从西伯利亚时期起开始思考的文学—哲学命题。正如上述，这部小说是陀氏本来想写的喜剧的一部分，后来成为独立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笔记体小说，以在彼得堡学科学的青年谢廖沙作为虚构的笔记作者。在开场白中，一下子将读者引进40年代末令人惊讶的俄罗斯外省生活场景。笔记者叙述说：他的叔叔罗斯塔涅夫退役上校为人温顺，却有“勇士”般的体格；他可以把人扛在肩膀上走两俄里的路程。罗斯塔涅夫年轻时丧偶，当他想续弦时，中年守寡的母亲骂儿子自私，想夺走她老年的栖身所。而她自己在42岁时嫁给了把她当作保姆看待的老将军，她虽然经常遭奚落，却以成为将军夫人为荣。在这里，陀氏以幽默的笔调继续了他早期创作的主题，揭示了畸形的近代家庭生活关系：甚至在母子之间的感情也被虚荣心所破坏。

将军由于年老多病请来一个文人，为他朗读书籍，这就是福马·福米奇。据说，他曾经“为真理受过难”，从事过文学，但毫无成就。他为了一块面包，不惜以学猫狗叫来取悦脾气暴躁的将军。但是，福马看到自己在愚蠢的将军夫人以及一群女食客面前的优势，给她们“朗读拯救灵魂的书籍，以泪汪汪的雄辩解说基督教的种种善行”，而实际上他正是陀氏早期已概括出的“把上帝当作玩具玩耍的人”。老将军去世后，福马同将军夫人一起住进罗斯塔涅夫的庄园来。福马看出他当丑角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他可以依靠将军夫人的权势，实现他一生未曾实现的支配他人的愿望。在这里，作者微妙地指出被虐待者向暴君的转化。

在开场白里有一段精彩的对话描述：福马在一顿丰盛的午餐后，躺在舒适的沙发上，逼迫罗斯塔涅夫回答问题：“我没来以前您像什么人？而现在我把那天上的火种播在您身上，它正在您心里燃烧。我是不是把天上的火种播在您身上？请您回答：我有没有在您身上播下火种？”罗斯塔涅夫被问得很狼狈，叫福马“最好不要问下去，要不然我说不定会扯出什么谎来……”福马说：“好！那就是说，按您的看法，我甚至是不值得人们回答的卑微的人了。”退役上校说，他没这个意思，甚至发誓。福马说：“好！就让我是个撒谎者吧！就让我，按照您的控告，是故意在寻求吵架的借口；就让我把这也加在所有蒙受的侮辱上，我会忍受一切的……”老母亲在一旁为福马助威。退役上校一句“我说不定会扯出什么谎来”，被福马用语言的魔术变成对他的侮辱。上校终于违心地承认自己愚蠢，是个严重的利己主义者。福马满意地说：“对了，您就是利己主义者！”这一场对话颇为深刻地描绘出那种依仗权势，硬要他人承认自己“德政”的人物典型。这种人很会装成受委屈的可怜相，强奸他人意志，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他人身上。在现代生活的某些场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畸形的“暴君”式人物的表演。在描述叔叔和福马的关系后，笔记者亲自来到斯捷潘奇科沃村，因为叔叔要给他介绍家庭女教师娜斯塔西娅作未婚妻。

小说的主要情节集中于笔记者来到该村的两天的时间里，陀氏运用情节故事高度凝聚的戏剧性艺术手法，以烘托紧张的生活气氛，同时，采取多视角的叙述方式。第一天，当谢廖沙快到该村时，在路上遇到叔叔过去的一个同事，他愤慨地叙说那里是暴君福马荒唐统治的世界，一切都得顺从他的主意，例如，他不喜欢星期四，就得把那天称为星期三，变成一周有两个星期三；还逼迫老仆人学法文。小说的叙述，在讽刺中糅合着幽默和滑稽。谢廖沙奇怪叔叔怎能容忍这一切，到达庄园时已是下午五点来钟。果然，谢廖沙看到一个年老的仆人拿着书在背法语单词。叔叔为有学问的侄子回来而满心欢喜。在饮茶室里，谢廖沙很想马上看到福马，但他“并不在场：却以自己的不在场而灿然发光，仿佛夺走了屋里的光辉”。这是陀氏很精彩的描写生活气氛的手法，用“以自己的不在场而灿然发光”来表现某个人物的权势和威风无所不在。由于在描述中把描述者的思考和感慨糅合在一起，使描述更加具有思想深度。

谢廖沙在那里看到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妇女，脸色苍白，爱兴奋，但目光单纯、善良，他猜想她便是将军夫人和福马为了她那50万卢布陪嫁要叔叔娶的达吉雅娜。随后，有一个脸色略为苍白、显得有些疲惫，但非常美丽的姑娘进屋来，笔记者猜出她就是家庭女教师娜斯塔西娅。在这里已表现出：陀氏喜欢采用通过某个人的视线来描写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小说接着描绘说：叔叔的老母亲“干瘪而恶毒”；“将军夫人的头衔使她变得更愚蠢和傲慢”。福马不过是其貌不扬的五十岁左右的小老头，但他一出现，整个屋子一下子静下来。福马开始数落一个仆人的孩子经常做白牛的梦和喜欢跳民间的喀马林舞，是多么不成体统；福马的专政连小孩的梦都不放过。谢廖沙惊讶地看到：一方面是那么果敢和厚颜无耻的专制，另一方面（即叔叔）是那么心甘情愿的受奴役、轻信和温厚。这时，福马又要考那老仆人的法语，后者忍无可忍地说：“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上帝形象”，而他老来还受羞辱，并谴责福马是恶毒的眼镜蛇。老将军夫人震怒，要给老仆人带上脚铐，送去当兵。谢廖沙挺身而出，表示完全赞同老仆人的看法，惊动了全场。巴赫金指出：在《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中，狂欢化更为深刻；“整个斯捷潘奇科沃村的生活都集中于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这个过去的食客—丑角，现在成为罗斯塔涅夫上校庄园的不受限制的暴君的周围，即围绕在狂欢节国王的周围。”“这个生活，脱离了自己的正常轨道，几乎是‘颠倒过来的世界’。”^[21]陀氏运用狂欢化艺术，表现了在崇拜西欧、蔑视俄罗斯民间事物的暴君统治下的俄国庄园生活。

傍晚，笔记者在花园里散步时遇到娜斯塔西娅，得知她与叔叔相爱，却遭到福马的阻挠；她已不抱希望，准备回到自己贫苦的家庭去。晚上，一向忍辱负重的叔叔有了一点改变，他想出委曲求全的办法，请福马住到为他准备的10俄里外的一所房子，从事研究和写作。叔叔拿出一万五千银卢布送给他，福马却歇斯底里地将钱扔得满地飞，声称自己遭受了耻辱。退役上校大吃一惊，以为福马真的是不求私欲的“高尚的人”，跪下来道歉，还满足他称呼他为“阁下”的愿望。显然，叔叔希望以博爱平息人们之间的不和与争吵，认为福马只是厌恶人类的病态的人。夜深，叔叔与娜斯塔西娅在花园里幽会，被福马偷看到。笔记者便建议叔叔明天就向她求婚，以便粉碎福马可能玩弄的阴谋。

第二天是伊利亚节（俄历7月20日），在俄罗斯民间信仰中，伊利亚是能呼唤雷雨、带来丰收的先知，又能惩治恶蛇。现代的俄罗斯研究者特罗菲莫夫特别指出了这部小说把故事情节设定在伊利亚节前后所象征的意义。^[22]伊利亚节这天一大早，谢廖沙就被人叫醒：原来，浪漫、充满幻想的娜达利娅被人骗到某村去，那人为谋取她的钱财，准备偷偷同她结婚。谢廖沙和叔叔急忙赶去把她找回来，而她已从浪漫幻想中清醒。由于这一突发事件，福马便不能强迫上校娶她。然而，福马却突然当众宣布：他已备好马车，准备永远离开，他留在这里为自己的道德纯洁而不安，因为上校与娜斯塔西娅幽会，做出了下流的榜样。这些言语将伪善的暴君的面目展现无遗。这时，上校才忍无可忍，将福马从玻璃门扔出去，以捍卫自己和女友的荣誉。此时，雷雨大作，似乎先知伊利亚也来帮上校的忙。但在母亲歇斯底里的哭喊下，上校不得不在雷雨中去把福马找回家来。随后，被大雨淋湿、狼狈不堪的福马另出一招，同意上校和娜斯塔西娅的婚姻，以维持他在斯捷潘奇科沃村太上皇的地位。被脱冕的狂欢节国王又迅速抓住自己的王冠。而叔叔又对福马感激涕零了。六个星期后，上校与娜斯塔西娅举行了婚礼，但是因为在倒香槟酒时漏过了福马，使他大发脾气。福马还活了七年，直到变得有些痴呆前，仍照旧折磨了他们。福马死后留下的文稿显示这个文人微不足道。将军夫人在儿子婚礼后三年就去世。娜斯塔西娅明白，不能对过去当过小丑、受创伤的人要求太高，而应当医治他的心；后来，她们还经常为福马扫墓。在这里，体现出陀氏稍后提出的俄罗斯人“普遍的精神和解”的观点。

这部作品是陀氏独特的关于俄罗斯生活的悲哀的书，以幽默、滑稽的笔调描绘出荒唐的现实。作品中唯一清醒的似乎是学科学的笔记者谢廖沙。作品既是陀氏对外省生活的素描，又是作者经受苦役和流放后，对俄罗斯社会的新思考。还在1854年初，陀氏刚出狱时，在给他哥哥的信中就谈到过在狱中感受到老百姓出身的囚徒们对贵族的无限憎恨。这很可能使作者对俄罗斯贵族阶级做进一步的反思。无论在《舅舅的梦》中，还是在《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中，贵族社会都呈现出畸形和病态。任凭福马胡作非为的上校庄园好几次被称为“疯人院”，在福马形象中描绘的是一幅失意和走到极端的“西欧派”的漫画，脱离民众土壤的贵族知识分子，而罗斯塔涅夫的顺从忍耐和宽宏大量则有“斯拉夫派”的色彩，在描写时强调了他的善良、博爱和名誉观念，并美化了宗法制的主仆关系。小说将暴君和逆来顺受者作为互相关联的范畴提出，这一命题在陀氏后来的小说中有进一步的开拓。《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中人物众多，还有不少人物外貌的描写，故事情节常常在人物的对话中展开，富于戏剧性。据《陀氏全集》的注释，19世纪末，这部小说被改编为戏剧，俄罗斯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曾参加演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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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8卷，第121页。

[2] 同上书，第130页。

[3]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8卷，第125页。

[4] 同上书，第126页。

[5] 同上书，第127—128页。

[6] 同上书，第164页。

[7] 同上书，第133页。

[8]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8卷，第162页。

[9]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62页。最后一句话用的是法文。

[10] 同上书，第163页。

[11] 《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第269页。

[12]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72—174页。

[13]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76页。

[14] 同上书，第177页。

[15]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295页。

[16] 《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1990年，第212页。

[17]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290页。

[18]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1卷，第254页。

[19]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43、188页。

[20]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326页。

[21]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89—190页。

[22]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化》，第15期，圣彼得堡，白银时代出版社，2000年，第22—41页。

[23]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卷，第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