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封皮三易色

标题用廖仲安先生《北大朗润园怀旧绝句八首》之七的成句：“壮岁已知世事艰，知新温故两兼难。一史封皮三易色，此中甘苦费君探。”诗后有仲安先生的自注：“费振刚君为文学史五主编之青年主编，盖所谓‘老中青三结合’之青年代表也。又曾任红皮、黄皮两色《中国文学史》之主编。”诗载仲安先生大著《反刍集续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在此容我申说几句：“文革”前，我先后参加了两部《中国文学史》的编著，先是1958年我读书所在的年级——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因封面为红色，称“红皮文学史”；次年修改再出版，封面改为黄色，即称“黄皮文学史”。我与几位同学参与了编写的组织工作，即为编辑委员会成员，不是主编。1963—1964年，游国恩先生作为第一主编编著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封面为蓝色，我是作为游先生的助教参加编写工作的，这是我参加编著的第二部《中国文学史》。（详情可参看本书《当噩梦醒来时》一文）这是两部《中国文学史》，但因为我先后参加了两部书的编著，于是“文革”中有的大批判文章把两部书封面颜色的变化，当成我受所谓资产阶级毒害、越陷越深的形象说明。仲安先生“一史封皮三易色”，即取此义。当时，同我一起进入编写组的还有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抽调来的十多名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廖仲安先生也在其中，是我们这群年轻人中的长者，无论为人，还是为学，都受到我们的尊重。他抗日战争时期，去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是萧涤非教授的入室弟子；抗战胜利，他到北京，再进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后来我们北大中文系年轻教师尊称之为“大师兄”的陈贻焮教授同学，是我的名实相副的大学长，给我多方面的教益和指引，是我不能忘记的，他的《反刍集》、《反刍集续编》，体现了他的人品、学品，我相信读过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它们没有当前时尚的那种豪华和厚重。

在战斗中学习和成长

在文学史研究中树立红旗

7月底，我校党委发出了大搞科学研究，苦战四十天，向国庆献礼的号召。我们年级同学纷纷放弃了暑假回家的计划，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在科学研究大跃进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在酝酿讨论中，三班同学提出要通力合作写出一部内容全新、体制全新的《中国文学史》的倡议。在同学们思想认识一致的基础上，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苦战，经过留校五十多个同学集体写作、讨论和修改，一部七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初稿终于完成了。

这部《文学史》的完成，是从资产阶级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结果。前一个时期在教学改革，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运动中，我们对我系教授林庚先生进行了批判。通过这次批判，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史著作中，除了大量的繁琐考证和材料的堆砌外，再就是从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出发，对于古典作家和作品进行歪曲的解释；我们也看到他们著作中的思想内容的贫乏和谬误。我们决心跟历代的封建学者和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研究的错误观点彻底决裂，用集体的智慧，写出一部文学史来。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去正确评价祖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并阐述它们的发展过程；我们要恢复民间文学的正统地位，正确说明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和整个文学发展的巨大影响；我们要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对于宋元以来的文学作详细的研究，并决心补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文学史研究的空白地区。这样的文学史是过去一切资产阶级专家所无法写成的。

我们这部《文学史》的编著也是响应党中央在一切学术领域中插红旗拔白旗的号召。资产阶级专家一直在文学史研究部门中竭力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并以他们的学术地位作为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争名夺利的资本，作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后一角阵地。1956年高等教育部委托一批专家教授写一部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的文学史教科书，给了他们极优厚的工作条件，但他们有些人并没有认真地进行工作，反而乘机大搞个人研究题目，当然更谈不到集体写作了，这部文学史直到今天还没有和读者见面。对于这些，我们还能容忍吗？

政治挂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在工作中我们深深感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重要，但也感觉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是一次完成的，是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最初我们准备批判林庚先生时，有人认为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但是我们组织了一些人先干了起来，而且作出了成绩，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抛弃了原来的看法，参加了批判工作。当我们准备写文学史时，有人又怀疑了。他们说：“人家专家几年才写出来，而我们要在几十天写出，那怎么能成呢？”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了讨论。通过算细账，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有五十多人工作，每人工作四十天，这就相当于一个人七八年的工作量。不仅如此，我们还是一个集体，我们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我们有着党的直接领导，我们一定能写出来。这个怀疑解决了，但在工作中仍然发生问题：许多人看了材料就被材料所束缚，跳不出圈子；有的人虽然认为我们的观点正确，但在具体论述上可能赶不上资产阶级专家那样清晰有力。在这种时候，我们就解决具体思想问题，使大家逐渐明确了必须用正确观点去分析鉴别材料，同时也要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不要作材料的奴隶；明确了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依靠集体来完成，要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动性，又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首先要有正确的思想观点作指导。为此，我们在工作开初几天，集中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文艺的言论，并结合对于编写文学史的体例以及文学史上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在论讨中，我们深深感到由于资产阶级专家的阶级偏见，他们是怎样歪曲了文学史上的现象。他们把“中年颇好道，万事不关心”的具有很明显反现实主义倾向的诗人王维推崇备至，而对于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那些“唯歌生民苦”的新乐府诗却抱着出奇的冷淡态度，认为这些是艺术性不高的作品。由于资产阶级学者这种思想观点对同学也有着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讨论中批判了同学中存在的对于作家作品的超阶级纯艺术观点。这种争论是两种不同思想的争论。争论的结果，使我们的思想武装起来了，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评价作家和作品，去解释文学发展现象了。

集体协作，科研、思想双丰收

我们编成的《文学史》，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全体参加的同学，在一个多月来，像一部机器一样紧张而又有节奏的工作着。每个人就是这部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在工作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一个人工作完成后马上去帮助别人，一个小组工作完成后马上去帮助另外的小组。当然，在工作中也还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斗争，个别同学不安心集体工作，企图搞个人的“副业”，有的则希望担任重要部分的写作，而不愿担任次要部分的写作和做辅助工作。对于这些，我们进行了批判和帮助，更主要的是通过集体工作，使他们看到集体力量的巨大，和个人在集体面前的渺小，使他们渐渐融入了集体之中。集体协作，群众办科学，是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做到多快好省的唯一途径，这是党指示给我们的。

在这一个月里我们每个同学都深切地感受到党的关怀，并且从中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党鼓励我们这群年青人大胆地去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党支持我们写文学史的倡议。党总支书记不止一次到我们年级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总支委员会还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这一问题。这一切都使同学受到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党所指示的集体协作的思想，保证了我们在科学研究道路上飞速前进。我们决心在党的教导下，继续深入思想革命，不断在战斗中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又红又专的文学工作者。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8日，当时以中共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支部书记的名义发表）

我们是怎样编写《中国文学史》的

今年暑假，我们北京大学党委发出了“大搞科学研究，苦战四十天，向国庆献礼”的号召。中文系55级五十几个留校同学响应这个号召，仅仅用三十五天的时间，写出了长达七十七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庆前和读者见了面。在这里，我谈一谈自己参加这个编写工作的一些体会。

这部文学史是在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斗争中产生的。通过“双反”运动和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我们同学不仅看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也看到资产阶级专家是怎样歪曲中国古典文学，不顾历史的真实，凭自己的好恶来褒贬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如王维的诗，特别是他后期的诗，具有非常鲜明的反现实主义倾向，资产阶级专家却大加吹捧，认为“是代表整个盛唐诗歌的特点”。我们用不着对产生王维诗歌的社会历史环境作多少分析，只要看一下同时代的李白、杜甫诗歌所达到的现实主义的高度，就可以知道那种说法是多么荒谬了。我们发现许多资产阶级专家对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几乎都有过分颂扬的地方，而对于民间文学几乎都抱着冷淡的态度。唐代变文对于后来的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创作影响很大，可是在大学文学史教学中只在传奇后面附论一下就完了，把民间文学排斥在文学的正宗之外。

资产阶级专家按照自己的阶级情感和学术观点分析古典文学，他们毫无批判地盲目颂扬古典作家，给同学们的思想带来了不健康的影响。一些同学听完了陶渊明，就向往隐士生活，想要远离沸腾的生活和阶级斗争；听完了李白，就感到自己是个怀才不遇的才子，碰到组织和同学的批评，不但不肯认真检查自己，反而感到自己受到压抑，发出了“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感叹。一些先生在课堂上绘影绘声地介绍大量感伤的甚至颓废的诗词，也影响了同学们的生活情调，于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举杯消愁愁更愁”就成了一些同学生活的基调。当然，同学们接受这些不良影响，也有他们自己主观的原因，可是资产阶级专家在著作中以及课堂讲授中散布了有害的东西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发现了这些，一方面为自己受到毒害而痛心，另一方面也就激起了我们的责任感。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不能容忍资产阶级专家继续对中国古典文学作歪曲的理解，不能容忍他们继续以错误的观点毒害同学。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而文学史的编写就是在学术思想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

通过“双反”运动的揭发，我们还看到许多资产阶级专家把自己的学术地位看作追求名利、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们认为文学史的研究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1956年高教部委托一批专家脱离教学去编写一部文学史教科书。国家给了他们良好的工作条件，可是他们并没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有的还去搞个人的科学研究题目，把一部分大纲和初稿的编写工作交给助手去做。两年过去了，我们还没看到这部书的影子。了解到这一些，我们更加强了责任心。我们一定要拔掉白旗，把马克思主义的红旗牢牢地插在文学史研究的领域。这是参加文学史编写的同学的决心。

党一再指示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深切体会到这个指示的重要性。什么是迷信？范文澜同志说：“凡是信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或者对于某种东西的信仰并不符合它的实际情况，都是迷信。”⁽¹⁾的确是这样，我们过去对于资产阶级的学术成就并没认真研究，却盲目崇拜。因此，长期在学习上没取得更快的进步。双反运动以后，我们年级组织了对我系教授林庚先生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我们写出了二十几篇论文，出了两本油印集子。通过这次批判，同学们看到资产阶级科学的虚伪，认识到资产阶级学术成就有许多糟粕，值得认真严肃地批判。这样就大大地解放了同学们的思想，因而有信心提出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任务。

当然，这个任务提出后，也不是所有的同学全想通了。有的认为我们能力不行，有的认为时间太少。于是我们组织了辩论。在辩论中算了一下账，我们有五十几个人，每个人工作四十天，就相当于一个人六年的工作，时间是足够的。同时，我们还是一个集体，我们有党的领导，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南，这是过去资产阶级专家所无法得到的优越条件。这样，同学们认识了我们完全有把握写出一部文学史来。

工作开始后，同学的迷信还是没破除。经过务虚讨论，思想问题慢慢解决了。我们也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鼓舞大家。经过集体讨论研究，许多问题迎刃而解。一些过去为资产阶级专家所搞不清楚的问题，我们也讨论得比较清楚了。这样也就加强了同学集体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信心。正如范文澜同志所说：“当人们着了迷的时候，把这种东西看作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的权威，但西洋镜一经戳穿，权威便成笑柄。”同学们对于一些资产阶级专家，对于搞科学研究工作，的确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我们同学过去有迷信，好比背着很沉重的包袱走路，老是走不快，迷信一破除，丢掉了包袱，心情舒畅，脑袋也似乎好用了。

我们依靠什么来保证写好这部文学史呢？

首先要政治挂帅。要写好一部《中国文学史》，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只有在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做真正的科学研究。资产阶级专家曾经这样说：青年学生写的东西，革命性还可以，科学性就不行了。我们一定要拿出东西来。我们要能破也能立。因此，在编写工作开始的几天，我们集中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的言论。结合文学史上的问题和文学史的体例问题进行了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这样，就进一步武装了同学们的思想，使同学们能站在较高的水平观察、分析文学发展的现象。

政治挂帅，这不仅体现在把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也体现在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有对党对集体负责的工作态度。我们明确了工作的目的，在工作中就必然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我们在编写工作中，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孙幼军同学几年没回家了，这次暑假准备回去同家人团聚，车票已经买好了，听到要搞科学研究，就把车票退了。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平时上楼都困难，但在编写中，他一直和别的同志一样，每天干到深夜。有时实在支持不了，到外面让风吹一会儿，回来再继续工作。买了车票又退了的还不止他一人。有的同学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连续工作二昼夜。同学们就以这样的冲天干劲顽强地工作着。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在过去，有的同学沾染了封建文人的这种恶习，讨论问题不是为了明辨是非，追求真理，而常常是为了压倒别人；有的则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这样，讨论往往成了无意义的争吵，这都是由于思想没政治挂帅。这次，我们一开始就使大家明确，讨论时个人意见会有分歧的，可以争论，但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争论的结果，不是你的胜利，也不是我的胜利，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使大家明确，编书是对人民负责。因此，我们讨论做到了严肃认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大家勇于放弃个人的偏爱和偏见，一些错误的现点，如超阶级观点、纯艺术观点，都肃清了。各小组都根据毛主席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对各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作了深入的切实的讨论。

要集体协作。个人单干，在过去一向认为是知识分子工作的特点，并且似乎是不能改变的。编写文学史，要求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像一部机器一样紧张而又和谐地工作。实际上，我们也确实是这样工作的。这保证了这个工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中国三千年来文学史的材料真可以说浩如烟海。但是我们以集体的力量，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翻阅了近千种书籍和杂志上的重要论文。集体又是最好的专家，它保证了科学研究的质量。每人在个人阅读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论点；经过集体讨论，充分发挥了集体的智慧，弥补了个人见解的不足，有的论点补充得更全面更深刻，错误的论点纠正了。宋元编辑小组贺瑞君同学说：“过去认为脑力劳动必须单独经营，现在发挥了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大家一起阅读，一起讨论，互相启发。从个人来说，什么也不是，而从整个小组来说，真可以说是宋元文学的专家。”

我们集体是一部机器，每个同学就是这部机器的齿轮或螺丝钉，相互间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集体工作增进了同学间的联系。一个同学先完成了工作，就去帮助别人工作。有一个小组提前完成了大纲的讨论，就把自己下一步工作停下来，连夜帮助别的小组搜集资料，阅读作品，参加大纲的讨论。这样做，不仅是互相帮助，也是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大大地推动了工作的进展。

我们也得到各方面的指导和帮助。我系冯钟芸、季镇淮、陈贻焮等老师接受党的委托，帮助我们仔细审阅原稿，提出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写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部分，我们得到我校俄语系、东语系、西语系许多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他们供给了好多资料，也帮助我们译了一些东西。此外，这部长达七十七万字的大书，由发排到装订能够在二十几天内完成，这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印刷厂工人同志发挥冲天干劲的结果（按照平常的进度排印这部书，要费好几个月时间）。

政治挂帅、集体协作不仅保证了科学研究的质量，而且使同学们获得思想上的丰收。

在集体工作中，个人主义思想比较容易暴露。大家在一起工作，就容易运用集体力量对个别人进行帮助。我们在工作中随时随地对一些个人主义表现，如好表现自己、工作不肯下苦工夫、要搞个人副业等等，进行了批评，达到认识错误，全力为集体工作的目的。

通过集体工作，使同学认识了集体的伟大，能渐渐把自己融入集体中，为集体工作。贺瑞君同学在谈收获时说：“集体写作天然地排斥了个人主义。一个人写的东西常常被集体翻了案，而且翻得头头是道。写出来，任何人也不能说某章某节是我写的。每句话都是大家的。个人得意不起来，只能说是集体力量的成绩。”而几十天在一块共同苦战，也加强了同学的团结。同学更加互相关心了，对集体也比过去关心了，改变了过去只问自己不问别人的局面。张菊玲同学说：“我过去跟集体不够融洽，这次各班交叉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目的熬夜苦战，真正感到集体的力量和温暖，心中充满着一种幸福的感觉。回想过去向科学进军时，自己也是整天废寝忘餐地背书包上图书馆，但那时精神状态是空虚的，现在却十分的饱满、健康。”

通过我们的工作，我感到集体协作在工农业中可以，在文化科学事业中也可以，而且它是使我国文化科学事业迅速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最好办法。

我们取得这样的成绩，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是党教育了我们，培养了我们。党支持了我们的倡议。党总支委员会专门为了我们的工作作了讨论研究，总支书记不止一次到我们宿舍，同我们研究工作，帮助解决具体问题。在工作过程中，每个同学都进一步感受到党的亲切关怀。没有党的坚强的领导，这样巨大的工作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还通过自己的劳动证明了党的在党领导下群众办科学的方针的正确，证明了这是发展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多快好省的最有效的方法。有个同学曾经认为：如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术水平就会降低。他认为只有埋头读书，到四十岁时他自己就会达到他的学术的黄金时代，就能写出超过前人的文学史。当时，党组织要他拔掉白旗，指出：要学术上真正的黄金时代出现，只能依靠集体的共同努力。他半信半疑。现在看到我们只用三十几天编写成的《文学史》已经超过资产阶级专家，他不能不承认党的话是完全正确了。有了党的领导，做到政治挂帅，集体协作，任何奇迹都可以从我们手中创造出来。

通过几十天的苦战，我们感到在战斗中的学习是最好的学习，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成长。我们的工作还刚刚开始。我们还要继续不断地刻苦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们的一切力量。

（本文据1958年10月11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红专大学的报告稿整理而成，原载《语文学习》1958年第11期）

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不断前进

同志们：

让我在这里把中文系55级同学大搞科学研究的情况和一些体会向党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五八年，在全国大跃进高潮的推动和鼓舞下，在我校的学术批判和科学研究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当中，我们年级同学编写了一部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很快就得到了各方面读者的重视。不少文艺界负责同志，各地文学研究者和读者对于它的基本方向作了充分热情的肯定，同时也对它的内容、特别是贯穿全书的几个论点（如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对民间文学的估价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很多报刊还就这部文学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党的关怀下，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北京师大中文系和我系师生在去年上半年还连续举行多次座谈会，来讨论这部文学史中存在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我们在科学研究领域上继续跃进的信心和勇气，有力地推动了进一步修改增订《中国文学史》的工作。

五九年上半年，根据党的指示，在社会各方面支持和我系古典文学大部分老师的参加帮助下，我们对《中国文学史》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全面的修改，由原来的78万字增加到125万字，并且它的内容在思想性、科学性方面也比第一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除此以外，我们年级还完成了《当代文学大纲》初稿，《中国六十年来语言学研究和批判》的初稿等科研项目，并在老师的帮助下，出版了《汉语成语小辞典》，它刚一出版，就很受群众欢迎，并已经根据群众要求进行必要修改，增加了一些条目，出版刚刚一年，已经发行了110万册。

为了迎接先代会，我们已经把作为毕业献礼的《中国小说史》等三个科研项目提前于一月底完成，其中《中国小说史》即将拿到出版社出版。为了迎接先代会，我们年级同学决心再过一个紧张的战斗的假期，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日子里，我们和老师们，和其他年级的同学们合作，又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讲稿》和《楚辞集注长编》的汇集工作。和三年级同学一起搞的《虚词释例》也已经收集了大量材料，正在进行紧张的编写，不久也将完成。

同志们！从上面简单叙述中，可以看出，两年来，我们集体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一切要首先归功于党，归功于毛主席，没有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我们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我们的工作正如在一滴水中反映了整个太阳的光芒一样，它同千万个祖国大跃进中出现的新事物一样，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光辉和伟大威力，证明了党的总路线和教育方针的绝对正确。

两年来的集体科研工作，使我们首先深切地体会到的是：必须坚决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挂帅，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及一切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无论是文艺理论或是语言科学，无论是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凡是这一条贯彻得坚决彻底、明确、深入，我们就能方向明确，战胜困难，科研成果就既能有强烈的战斗性又有高度的科学性；反之，哪怕对这一条有一点不明确，不重视，就要迷失方向，就要走弯路。当然，这种偏差，在党的领导下总是得到了及时的纠正，而不过是局部、个别和暂时的。但也教训了我们：一点也不能离开毛泽东文艺思想，只有紧紧掌握着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个武器，我们才能打胜仗。

领导上对这一条是极为重视的。每一次科研项目开始时，党总是给予我们明确的指示，搞文艺理论资料汇编，周扬同志就再三告诫该组的同志：“文艺理论工作者，首先应该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绝不能作关在书斋中的学究。”搞文学史时，党委和总支指示我们：“这是对资产阶级文艺学术观点的战斗，同时也是参加编写的每一个同学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清除自己头脑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过程。”搞小说史，党委和总支也指示我们：“必须明确以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个犀利的武器，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观点，并把这种思想贯彻到每一章每一节中去。”

党的这些指示，明确了我们的思想，由于认真学习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保证了我们科研工作正确的方向，每当我们在思想上产生问题，或业务上遇到困难时，我们就反复地读毛主席的著作，每次读都能给我们以新鲜的感受和启发，一切困难就迎刃而解了。例如在编写《文学史》近代部分时，发生了对中国资产阶级文学如何评价的问题，我们很没有把握，这时候，我们就又三番五次地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关于近代社会性质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关于新旧民主主义性质的阐述，就解决了我们这段文学史的难题，使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文学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一样是十分软弱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无论当时所谓“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都不过是一种改良而已，而且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文学也日益走上了衰落甚至反动的道路，而真正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旗帜，则是“五四”以后为无产阶级所举起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使我们的科研成果具有坚定而鲜明的立场。再以文学史为例来说：资产阶级文学史专家们，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不仅把古典文学研究当作个人的事业，而且，对待古典文学，或者是采取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态度，贬低古典文学的成就，甚至《西游记》中一个孙悟空也说不是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而是印度的“进口货”；或者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颂古非今，借古典作家身上的消极方面宣扬封建主义毒素，在强调艺术性的幌子下宣扬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和腐朽思想；对待民间文学则是采取老爷式的鄙弃态度。我们学习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使我们认识到写文学史是为了把光辉的有人民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交还给劳动人民，是为了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新文艺，是为了提高我们民族的自信心，总之，是古为今用。因此我们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待古典文学遗产自觉地努力用阶级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清理，“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自觉地努力贯彻“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首先看“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例如对唐代诗人王维，资产阶级专家历来总是抽象地说他的山水诗的美，笼统地赞扬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认为是没有阶级性的作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对他的山水诗中那种否定当时黑暗腐朽现实的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成就，予以适当的肯定，而对他的士大夫的闲情逸致、逃避现实的倾向，则加以批判，指出他与同时代的杜甫反映人民的痛苦、不平相反，他的诗起了粉饰歪曲现实的作用。对待民间文学，我们也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坚决反对了资产阶级学者所谓“原始”、“低能”的污蔑，而指出其本身光辉的成就以及在文学发展上巨大的作用，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文学研究领域中每一部分都有如一个辽阔的海洋，我们这些文学战线上的新兵，在战斗中能够取得一点点成就，首先和主要的是因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挂帅。古往今来反映阶级斗争又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文艺现象，是极为错综复杂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我们航行的指南针，又是我们航行的灯塔。

两年来的集体科研工作，也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贯彻群众路线大搞科学研究也是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唯一途径，科学研究必须结束少数人冷冷清清工作的局面。同时，群众运动大搞科研，也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成长的一个好办法。群众路线、群众运动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总路线的精神实质之所在，我们的工作成绩正是在这一思想光辉照耀下取得的。写出一部上下纵横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有多少材料要我们去翻阅，有多少复杂问题要我们去探索和思考，而时间又是那么短促，我们能完成任务吗？当时不仅一些资产阶级专家摇头，就是我们集体中也有一些人是缺乏信心的，但是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同学们认识了集体的巨大力量，便有了信心，解放了思想，积极地投入到集体科研工作中，像这次修改文学史工作，在正常学习情况下，五个月，我们七十多个同学，共阅读了近四千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作家专集，以及840篇文艺理论专著和论文。这样大的工作量是一个人甚至几个人在短时期绝对不可能办到的。也由于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集中他们的智慧，因此，不仅弥补了个人知识局限性、并修正了个人思考问题的片面性和错误的地方，而且对于文学史若干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探索和讨论。在这次修改《中国文学史》过程中不算在社会上和各兄弟院校召开的座谈会、讨论会，仅我们自己就召开了340多次小大不等的讨论会。而我们的《文学史》的全部论点，就在我们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后，在不断讨论过程中集中了大家的智慧逐渐形成的。许多评论指出了我们文学史的观点正确，爱憎鲜明和富于说服力，并且由于“坚决的贯彻了阶级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人民性的观点，从而把文学史研究初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科学研究中大搞群众运动也是我们在科学研究战线一次大练兵，是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因此使得同学们无论在思想上和业务上都得到了一个普遍提高，培养了同学们独立进行工作的能力。总之，这一切都证明了科学研究大搞群众运动是好得很，而不是什么乱哄哄，一场空。

同志们！我们常常为生活在这个美好幸福的年代而激动，也为我们有着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有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而自豪。党和毛主席就是我们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我们的一切工作成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取得的。正是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在全国工农业大跃进事实的鼓舞下，我们才能够写出一部《文学史》。党和毛主席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和“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思想，武装了我们，给了我们前进的勇气和信心。党还教育我们要谦虚，要把“冷”和“热”结合起来，要不断革命，正是在这样教导下，我们才没有中途停下脚步，而是一步比一步走得更踏实、更坚定，取得不断跃进的成绩。正是这样，我们才如此兴奋和激动。但我们也深深知道距离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后我们还必须遵循党的教导，继续发扬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戒骄戒躁，大踏步地前进。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要大学毕业了，在这里，我代表55级全体同学向党保证，在新的学期——也就是我们在大学的最后一学期里，我们一定要认真钻研毛主席的著作，加强思想改造，提高思想觉悟。同时要抓紧时间，认真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全面达到国家对毕业生的要求，并愉快地服从党和祖国的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祖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贡献出我们的青春和力量。

（此文系作者作为先进集体代表于1960年2月5日在北大第一届先进单位和先进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在战斗中学习，在群众运动中成长

各位理事、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的学生，在这里让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年级同学自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大搞群众运动进行科学研究的情况，并结合着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1958年暑假，在党的号召下，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年级30几个同学，仅仅用了35天的时间写出了一部77万字《中国文学史》，1958年国庆前夕出版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鼓励。在党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教育下，在广大读者积极支持和我系老师帮助下，1959年我们又花了近五个月的时间（其中一半时间进行着正常学习），对于《中国文学史》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改，几乎重写了所有章节，全书由77万字增加到125万字，内容丰富了，无论在科学性和战斗性上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进步，并在国庆十周年前夕出版。就这样，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了那些怀疑群众运动大搞科研能否取得成绩、能否跃进的人们，我们不但能跃进，而且能持续跃进。也正是在党的不断革命思想的教育下，我们年级同学在老师帮助和兄弟年级协作下，配合着文艺战线斗争和系内教学的需要，在短短的两年里，除了出版并修订了《中国文学史》外，还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稿》、《近代诗选》、《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资料汇编》、《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等书，共约800万字。同学们通过集体科研，不但大大提高了业务能力，而且思想得到了改造和锻炼，共产主义思想大大发扬。集体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又红又专的队伍正在战斗中、在群众运动里迅速地成长。

我们的科研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毛泽东思想是贯彻在我们全部科研中的一条红线。我们文化教育战线的根本任务是把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肃清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极大地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普及和提高全民教育，为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而积极斗争。文学研究工作是整个文化教育战线的一部分，“兴无灭资”也是它的根本任务。在这一条战线上，指导我们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是毛泽东思想。几年来的科研工作证明：只要我们贯彻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它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强烈的战斗精神，通过几年来的科研，同学们都有深刻的体会。如何批判地继承古典文学遗产问题，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同志最明确、最系统、最科学地向我们指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也就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古典文学研究必须“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对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作出贡献。这就是我们根本的立场和目的。为此必须采取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对文学艺术遗产进行科学分析，指出过去的优秀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同时更加需要注意和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是，必须指出它们在今天条件下对人民的意义和作用，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凡对今天的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学发展有利的东西必须加以吸收，不利的必须坚决加以批判。

在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文学遗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是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的。在1957年以前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中，有着大量明显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曾经对我们青年学生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资产阶级学者把文学历史看作是离开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的天才个人的文学活动，无规律可循，在“艺术第一、材料第一”等幌子的掩盖下，贩卖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艺术观点和学术观点，极力贬低民间文学。我们依据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工具的观点，主张一切文学都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斗争反映在文学上便是进步的人民性的文学与反动的统治阶级文学的斗争。我们坚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批评标准和对古典文学必须首先看其对人民的态度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的具体指示，对作家作品进行评价。我们坚持民间文学的进步作品是历史上人民思想感情的最直接最鲜明的反映这一观点，认为必须恢复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虽然不占主要地位，但还有一些表现，他们或者抛弃优秀的古典遗产，一概称之为封建文艺，更主要地是主张无批判地继承，借以大肆宣扬人性论、“写真实”等反动观点。通过文学史、小说史的编写工作和今年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我们也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反动思想。

深入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彻底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是一个长期反复的斗争过程。1958年我们力求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写出了与资产阶级观点针锋相对的被人们称之为红色的《中国文学史》，但是由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不够，书中在理论上和分析具体作家作品上存在着某些简单化的缺点。1959年修订《文学史》，我们进一步学习和贯彻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使二版《文学史》继承了一版《文学史》的战斗性，克服了它的缺点，论点更为坚实，材料更为丰富，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大大提高了一步。但是由于同样的根本原因，经过今年的学术批判运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了进一步领会之后，再来看二版《文学史》，又发现它存在某些批判不足之处。这证明了党对我们的指示的英明，强调批判时注意防右，但同时必须注意防左，强调学习时必须注意防右，我们当时虽然注意了这一点，但由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仍然存在着上述的缺点。在今年《小说史》脱稿之际，吸收了两版《文学史》的经验，较好地贯彻了“古为今用”和历史主义的观点，力求避免批判不足和简单化的缺点。我们准备在毕业前再次修改《文学史》向党的四十周年献礼，我们有信心和决心更好地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力求使三版《文学史》在对古典文学研究实现彻底的革命的斗争中，作出更大更好的贡献。

有破有立，破立结合，在破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观点与立无产阶级科学新体系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在对古典遗产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的反复过程中，在不断地深入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过程中，我们的同学在战斗中得到了成长。这种在实际斗争中的成长是“先生讲，学生听，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的死板学习中不可能取得的。通过集体研究，同学们在批判非无产阶级观点、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斗争中，开始参加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工作，大大地锻炼和提高了自己。这种锻炼提高也是一个长期反复的斗争过程。集体科研既是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学术观点的斗争，也是清除同学们思想中修正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观点的影响改造世界观和文艺观的过程。例如“人性论”的观点，在同学思想中就是有影响的，就是经过长期反复的斗争才逐渐克服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同学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逐渐加深领会，在一些同学的思想上曾经存在这种错误的认识：毛泽东论文艺的著作只是文艺政策，作为文艺理论，薄薄的一小本，不足以概括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全部内容。这是与伟大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际情况极不相符的十分错误的认识。在斗争中，同学们自己起来批判了这种看法，认识到毛泽东文艺思想最系统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对文艺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高峰。几年来，我们初步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越来越强烈地产生了系统地阐述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愿望。在毕业前我们实现了这一愿望，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体系编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初稿，在征求校内外各方面的意见后，准备在毕业前修改定稿。在编写这部书的过程中，同学们更加明确了和坚定了这一思想：要终生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员，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下，做一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以及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共产主义战士。

两年来，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一直坚定地执行着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因此，当我们读着陆定一同志这样的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而不是走单纯的片面的专家路线，不这样做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大家都清楚地看见，实行了这个政策，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在形式、题材、风格方面就多样化了，新生力量就大批地涌现出来了，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文艺的市场越来越缩小了，阻碍文艺工作顺畅发展的资产阶级的专家独裁的管理制度就被新的在党委领导下的群众与专家相结合的民主管理制度所代替了。”我们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两年来，我们集体正是在党的这个方针指导下工作着，我们的周围也正是在这样变化着。我们在工作中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只有有饱满的政治热情的集体工作，才能推动文学研究、理论批评工作更快地前进。资产阶级学者几十年甚至终生不能完成的工作，我们集体几十天就完成了。我们多么希望有一部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文学史》啊！然而大学生写成这样的文学史，过去我们根本不敢想象。但有了全国人民冲天干劲的鼓舞，有党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导，我们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完成了编写工作，我们以能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添了一块砖而感到高兴。更使我们高兴的是，两年来我们看到了许多兄弟学校同学写成文学史、艺术史和文艺理论等专著，与文艺创作上百花齐放局面相辉映，在文艺史、文艺理论研究上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书出版后，党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我们也接到了许多读者热情洋溢的信，一位工人同志来信说：“这是我们的文学史。”从这里我们受到了教育，也受到了鼓舞，而这一切，不正是党的群众路线，党的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无比正确和胜利的明证吗？

群众运动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大搞群众运动是我国科学、文艺事业迅速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两年来我们集体的工作也可以说明这一切。编写《文学史》时，书从图书馆借来了，堆在房间里像一座座小山，有的同学发愁了，但这愁什么呢，书多，我们人也多，一个同学说的好：“书这么多，不怕，大家来，一个人吃几口就吃完了。”像在修改《文学史》时，在五个月中，我们共读了五千五百七十多部古典文学作品和作家专集，四百八十多篇文艺理论著作和专题论文。这样大的工作量，不是少数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可以完成的。集体工作也保证了科研成果思想内容的正确。一个人的思想总有它的局限，但几个人都思考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从各个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互相启发，这样就使得对问题认识得全面、深刻了。集体讨论，也纠正了个人思考的错误，补充了内容材料上的疏漏。众人是圣人，集体是专家。我们深切地体会了这一点。我们祖国各个战线上都在大跃进，都在多快好省地从事着社会主义的建设，随着社会主义的飞速发展，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要向文艺界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文艺界同志必须加速我们的步伐，必须结束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工作的局面，大搞集体协作，大搞群众运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满足人民对文化食粮迫切的要求。这方面大跃进以来，在文艺创作和研究上，我们看到不少生动的例子，这些都教育着我们，鼓舞着我们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地前进。

大搞群众运动，据我们体会，这不仅要求我们动员更多群众参加工作，而更重要的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按着我们的说法，这就是要使我们集体像一部机器紧张而和谐地转动。集体搞科研，这也不是几个人分头执笔，然后把各人写的凑合起来就行了，而是要求全体参加工作的同志，大家都对全书负责，每一观点都是要经过大家讨论，共同认识的。因此，这样的工作不能仅是简单的相加，而是融和，不是混合，而是化合，这样，一部书是一个整体，并不会有给人生拼硬凑，互不统一不相协调的感觉。当然群众运动集体科研并不妨碍个人独立钻研，妨碍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集体科研的成果，正是每个人充分发挥了作用的结果。但必须指出，个人只有与群众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作用。而在集体科研中，有组织的及时的教育，有群众互相帮助和监督，这不仅在完成科研任务同时，提高了业务水平，而且也使同学们思想有了提高，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

知识分子从事精神财富的生产，长久以来，他们都是个体劳动者，沿袭下来，人们也总是认为这样是正常情况，无法改变。这种观念一直到1958年我们在编写《中国文学史》后才破除，一个同学说：“过去一直认为脑力劳动只能单独经营，编写了《文学史》，我才知道脑力劳动也可以合作化，也可以集体劳动，而且这样做更快、更好。”认识了这一点，就在我们同学思想上引起了很多变化。脑力劳动的个体经营养成了人们把知识看成是自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过去这种情形，一个同学买了一本书，在上面自己写了几条批语，从此便谢绝借出。但是，在集体科研中，情况就不同了，一个人发现了一条材料马上去告诉别人，一些同学把几年来做的卡片都拿出来给别人参考。在战斗中，大家想的是集体，集体在自己的心上占了越来越大的位置。有一个同志工作了一半，组织叫他到一个工厂去编厂史。任务完成回来，刚下车，头一件事就是坐下帮助同学赶抄稿子。借书、抄书等打杂的工作，同学们都抢着去做，以担任这些任务为光荣。

在集体科研中，也使得同学认识个人的渺小，集体力量的伟大。在编写过程中，提纲、初稿都要经过大家反复讨论，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反复进行修改和补充，到了定稿的时候，已经看不出初稿的面貌了。同学都说：“很难说那一字那一句是谁的，只能说这部书是大家的。”一开始同学们的个人意见被推翻，自己的稿子被修改，还有些不大习惯，但是，集体智慧就是比个人智慧高，那一部分讨论得越好，质量也越高，事实给了大家很好的教育。现在，在我们集体，集体讨论，集体修改，已经形成了风气，大家都感到很自然。过去那种文人相轻的弊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文学史》出版后，一个同志说得好：“我们《文学史》就像十三陵水库的大坝，分不清哪一块土是你挑的我挑的，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创造的！”当一部《文学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不感到集体的无比威力和无穷智慧。

当然，所有这一切的取得并不是没有思想斗争，不，斗争在我们集体是经常发生的，一直进行着，有时是异常尖锐的。1959年春天。正当我们准备修改《中国文学史》时，在我们集体中少数具有右倾思想情绪的人说：“这样搞下去不行，每个人的书读少了。现在几个人在一起还可以，将来毕业出去一个人怎么办？”但是在党的教育下，大多数同学是坚持要修改《文学史》的。于是一场辩论开始了。大家说：我们需要的是又红又专的干部，应该是理论联系实际，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是要求书呆子。大家都举出实际的例子说明，在集体科研中，每个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提高得快，读的书也比过去多了。有的人感到不行，正是因为他读书的目的和方法不对头，所以在实际工作中不能起作用。这种人，更加需要在群众运动中改造自己。一个同志说得好：“行不行就看你听不听党的话。我们集体中谁听党的话越早越多，进步就越快；谁听得越晚越少，进步就越慢！这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要听党的话，这是同学在自己成长中，深切体会到的真理。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

参加这次文代会，听到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祝词和文艺界许多领导同志的报告，受到极大教育，从大会的发言和讨论中也使自己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今后，我们一定要把大会的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我们集体所做的工作，和同志们比较起来，和祖国对我们的要求比较起来还是很差很差的，今后要更加努力。康生同志看过我们《文学史》后，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他说：“诚如你们所说的，你们毕竟是文艺战线上的新兵，还非常需要加强学习和锻炼，应当永远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要因为写了一本书，有了一些知识，就骄傲起来。我祝贺你们的成功，同时希望你们立大志，下决心，鼓干劲，努力去攀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高峰，在党的领导下更加迅速地成长起来。”这是党的教导，我们年级的同学将永远牢记党的教导，在又红又专的大道上不断革命，继续跃进！

（此文系作者作为特邀代表于1960年8月2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扩大]会上的发言，原载《文艺报》，1960年第15-16期）

北大中文系1955级毕业四十周年聚会纪实

2000年8月17一19日，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继1990年7月15—17日毕业三十周年聚会、1998年5月3—5日母校百年校庆聚会之后，实现了第三次大聚会——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

毕业三十周年聚会的时候，虽然那时我们同学绝大多数还在岗，但由于筹备聚会的留校同学的消费观念还不够开放，对外地来京同学的接待工作颇为简陋，外地来京同学集中住宿在北大南门马路对面的海燕旅馆，每房间住四人，房间内无卫生间、无空调，虽有电视和电扇，但多数是坏的，无法使用。公共厕所，臭气熏天，公共浴室，不知何时有热水供应。外地同学有的携带东西较多，则由侯学超同学骑三轮板车往返于北大五院与海燕旅馆之间负责运送。对此，一位外地同学在聚会上提议说，十年后我们要再聚会，但希望那时侯学超同学不再用三轮板车运送行李，也希望住宿条件能有所改善。这也是那次聚会同学们的集体嘱托。百年校庆聚会的时候，返校的同学在为母校百年辉煌激动之余，也不忘叮咛留校的同学要把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的筹备放在心上。他们说，我们的年纪都大了，而且分散在天南地北，见一次面是不容易的，因此每次见面都是值得十分珍惜的。对于同窗学友的嘱托、叮咛，留校的同学不敢怠慢，为实现同学的共同愿望，大家都是用尽全力的。由于有了北大社科部、中文系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北大出版社）的支持和全体在京工作同学的赞助，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2000年3月，在庆祝中文系建系九十周年的时候，1955级在京的同学聚会决定，我们中文系1955级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在8月“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举行，外地来京同学集体入住北大西门外承泽园附近的邮电疗养院，这是一座建成不久刚刚投入使用没有宾馆名义的宾馆。它的二人用的标准间，有空调、彩电和卫生间，全天有热水供应。宾馆各项设施较为齐全，有大小餐厅和会议室，也有诸如室内游泳池、保龄球等健身设备，整体环境也还安静、清爽。这次会上还讨论了四十周年聚会的活动日程，留校的同学对各项活动的具体安排和准备情况作了说明。相关情况我们先后分别向同学发了三个通报，也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回应，大家期望着聚会这一天的到来。

16日——聚会的前一天，外地同学纷纷到校，入住邮电疗养院。晚上，留校的同学分班设便宴为他们洗尘。

17日，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第一天。上午9时，同学们陆续到五院中文系会议室报到，多年不见的同学又聚在一起，有的甚至是毕业四十年后第一次见面，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欢声笑语又使暑假中沉寂的校园有了生气。10时，在勺园七号楼（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多功能厅举行纪念会。会前在七号楼前合影留念，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冯钟芸、吴小如、林焘、吕德申、陆颖华、唐沅诸先生，系办公室崔庚昌、蔡明辉两先生，当年的校领导王学珍（我们在校时任校社会科学处处长、在北大党委书记任上离休）、张学书（1958年起任北大团委书记、在北大副校长任上离休）两先生都不顾年高、天热，赶来同我们合影，使我们深受感动，而更使我们感动的是，刚刚在今年二月里庆祝了九十寿辰的我们尊敬的林庚教授，在几位同学的搀扶下也从燕南园家中走来了。看到林庚先生挺拔的身姿、清癯的面容，特别是看到他手持同学献给他的鲜花向我们招手时亲切安详的微笑、明亮深邃的目光，使我们想起了他在当年文学史课堂上说“木叶”的神情和他为我们毕业三十周年写下的“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的题词，我们欢呼了！让照相机为我们留下了这激动人心的美好瞬间，我们也衷心地祝愿为我们的成长付出心血的林庚先生和各位老师身体健康、生活快乐！

上午10时许，中文系1955级毕业四十周年纪念会正式举行。在会场主席台上方悬挂的红色横幅上写着“难忘的岁月，世纪的约会（1955—1960—2000）”，在主席台上坐着当年我们的领导和师长王学珍、冯钟芸、吴小如、林焘、唐沅诸先生和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在纪念会上，王学珍、吴小如、唐沅、温儒敏四位先生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其中有的是对我们过去的作为的肯定和表扬，有的是对我们今后为人为学的勖勉和鞭策，有的是表达中文系现在的中青年教师和学生对我们的祝福和祈望。听了这些讲话，我们感到又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上聆听师长的训诲，似春雨润物，如醍醐灌顶，为我们今后走好人生的路增添了力量。纪念会的后半段是我们同学的发言，他们是：我们年级中年纪最长者于民和留校及原四个班同学的代表谢冕、张炯、李德身、毛祥庆、孟琮等。他们发言中忆当年同窗友谊，说个人毕业后的经历，谈对母校生活的怀念，论我们集体的精神，我们虽都已过六旬，可精神状态又似当年模样，我们似乎又一次体会到当年所谓的“红专辩论”、“促膝谈心”的气氛，所不同的是，现在比当年更多了一分真诚，更多了一分平实。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真诚的相对，平实的相处，这也许是我们集体的情谊经历四十年而弥久弥深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为1955级往日的辉煌而自豪，我们更珍惜这真淳、朴实的情谊。张菊玲宣读了三次聚会都不能来京的尹克杰同学的一封来信，在信中他叙述了过去的坎坷经历和现在的清贫生活，也表达了他对同学的深情思念和祝福。读的人流泪，听的人流泪，全场为之动容，这也体现了我们的集体对不能来京聚会的同学的思念和牵挂，寄上我们的祝愿，愿他们健康平安、幸福快乐！

中午，大家就在多功能厅内用便餐。午后1时半，同学们分乘三辆大客车游览新北京。路线是：从三环西路至车公庄东折进城，走平安大道，至美术馆后街南折，经王府井大街转入金鱼胡同，大客车停在原中央美术学院附近，同学们下车参观改建后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安市场。4时半，同学们再乘车，原拟车走东四、东单再转上长安大街，同学们可以在车上观赏天安门和广场，但由于北京市规定七座以上的汽车，除公共汽车外，都不准通过西长安街，只好改为经崇文门西折，走东西前门大街，再经宣武门、复兴门出城返回学校。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读书时常常去的地方，这次参观可以说是旧地重游，但这些地方变化太大了，特别是王府井大街和东安市场，旧踪难觅，怀旧无由，这不能不说有点遗憾，但面对首都这日新月异的发展，仍让我们兴奋不已。

纪念晚宴于晚6时半在北大南墙马路对面的一洞天餐厅举行。由于完全是同学聚会，也就没有了行礼如仪的一套程式，少了几分郑重、严肃，增加许多欢快、热闹，宴会一开始就进入了高潮。这可应了汉代那位毛老先生所说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虽然由于餐厅空地有限，无法手舞足蹈，但我们这些头发斑白的老头子、老太太的一反常态的表现，已使在场为我们服务的小姑娘们大为惊叹，她们原以为这些老知识分子只会踱着方步，板着面孔教训别人，而现在她们却看到这些人轻松活泼、和蔼可亲的一面。当她们得知我们是大学毕业四十年后的聚会，能有这么多人参加而气氛又是如此之和谐欢快，这更使她们油然而生出敬意。当我们或独唱、或重唱、或合唱我们旧日喜爱的歌曲时，她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我们战斗在十三陵，迎着朝阳顶着星星……”宴会结束时，我们反复唱着1958年春夏之交在修建十三陵水库时，由谢冕作词的这首《方志敏团团歌》。这是历史与现实的重叠，我们已不再年轻，但我们精神永远年轻。

18日上午8时半，同学们集合于颐和园东门，进园后在昆明湖东岸码头一同登上大型游览船，游览船在昆明湖中巡游，同学们分散在各处，或立或坐、边相互交谈，边浏览着历史名园永远看不厌的湖光山色。10时许，弃舟登岸，至此结束了1955级年级集体的活动，以下时间将由各班组织分散小型的活动。今天则按1955年入学时的三个班活动，语言班同学分别到原来的班中。分班活动后，有的仍留在颐和园中继续寻幽览胜，有的回到学校想再仔细看看母校的变化。晚上，三个班分别举行联欢宴会，或吃烤鸭，或涮羊肉，重尝北京风味，唤回往日温馨，这应该是三个班组织这样的宴会的不约而同的用心吧。

19日分班组织旅游、参观，一、三班同学去北京最西端门头沟与河北省交界的灵山自然风景区游览，二班同学参观由巴金先生倡议修建刚刚开馆不久的现代文学馆新馆，四班（语言班）同学则登上中央电视塔俯览北京的秀美风光。各班在安排这些活动时，没有事先商量，尽管去处各不相同，但有共同点，这就是当我们在北京读书时，这两处人文景观当时还没有，而灵山自然风景区那时还没有开辟，不被人所知。“心有灵犀”，这正是我们中文系1955级集体精神的一次体现。

从19日午后开始，外地同学陆续离开北京，而在分别时，我们又重复了十年前的约会：请多保重，十年后我们再在母校相会！

我们中文系1955级毕业后的三次大聚会，我都被推为聚会的主持人，对于同学们的信任，我会终生铭记在心，并引为是自己的最大荣幸。本书的编辑、出版，谢冕出力尤多，与他并列为主编，心颇忐忑。现在我将我们第三次聚会的情形记录下来，代为本书的序言，希望这些拙笨的文字，能帮助同学们唤起当时美好的回忆。如能是，我将感到欣慰。也出于同一目的，将一个名录列在下面（排名不分先后），从中亦可以看出我们年级四十年来的变化。

（一）毕业三十周年纪念聚会与会者（1990年7月15—17日）

刘杏宝　孙玉石　杨　东　谢　冕　江希泽　孙　静　陈合汉（鹤翰）

李德身　马　真　费振刚　闵开德　钟荣　赖林嵩　黄修己

李　鑫　张　越　殷晋培　唐永德　陈丹晨　李永祜　米震中

华炎卿　张　炯　孙幼军　吴重阳　钱文辉　吕薇芬　张菊玲

刘彦成　汪宗元　孙乃沅　李坦然　戴钦祥　侯学超　张厚余

何淑淦　邓美宣　李广才　牟　通　任彦芳　汪祖棠　李世凯

曹　鼎　陈素琰　陈铁民　李尊美　刘　烜　谭家健　曾景忠

李汉秋　孙钦善　史有为　杨远虎　于　民　刘俊田　阎国忠

张时鲁　张毓茂　阎世利　吴同瑞　王大鹏　陆俭明　朱一清

于　石　古　萍

（二）百年校庆聚会与会者（1998年5月3—5日）

曾景忠　孙绍振　吴泰昌　费振刚　谢　冕　孙维张　孙幼军

戴钦祥　孙玉石　汪祖棠　华炎卿　任彦芳　李尊美　吕薇芳

张菊玲　孙明惠　陈启彤　陈素琰　马　真　邓美宣　黄修己

吴同瑞　赖林嵩　朱一清　唐永德　张毓茂　李世凯　李永祜

张　越　章纪孝　吴重阳　杨　东　钱文辉　陈庆延　陆俭明

曹　鼎　张厚余　侯学超　张少康　江希泽　李景华　李德身

刘俊田　顾倬宇　闵开德　李广才　孙乃沅　古　萍　张时鲁

阎世利　孙钦善　李汉秋　杨天石　刘彦成　鲁国尧　阎国忠

王水照　张　炯　牟　通　于　民　林学球

（三）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与会者（2000年8月17—19日）

张菊玲　陈启彤　余淑珍　刘杏宝　陈合汉（鹤翰）　李世凯

张少康　谢　冕　孙明惠　吕薇芬　孙玉石　李尊美　马　真

曾景忠　吴泰昌　唐永德　汪祖棠　朱一清　钟荣輹　杨　东

刘彦成　赖林嵩　李坦然　李德身　陈丹晨　江希泽　华炎卿

米震中　邓美宣　徐　劭　毛祥庆　陈素琰　袁有芬　费振刚

阎世利　张厚余　古　萍　吴秋滨　吴同瑞　李　鑫　何淑淦

李永祜　章纪孝　孙　静　孙幼军　陈庆延　钱文辉　史有为

葛润林　吴重阳　张　越　陆俭明　曹　鼎　陈铁民　李景华

盛九畴　杨建国　张　炯　任彦芳　孙乃沅　孙维张　李汉秋

牟　通　刘俊田　顾卓宇　杨天石　孙钦善　于　民　孟　琮

孙绍振　戴钦祥　阎国忠　刘　烜　黄修己　王大鹏

（四）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因事因病和不在国内未能与会者

于　石　段毓芝　王庆恩　王水照　张时鲁　尹克杰　贺瑞君

李广才　谭家健　闵开德　张毓茂　林学球　汪宗元　张耀樑

向光灿　黄衍伯　杜学钊　鲁国尧　侯学超　陈爱文　陈玄荣

（五）毕业四十周年聚会前已故及下落不明者⁽²⁾

后正培　殷晋培　刘育智　陈耘屏　温小钰　杨远虎　刘鸿石

刘季林

（原载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原题为《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纪实》）

《中国文学史》后记

这部《中国文学史》是1961年4月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确定编写的一部中文系的教材，它参考了当时参加编写的部分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的成就，于1963年7月出版。这部书出版十多年来，我们在教学、科研中陆续发现一些问题，部分兄弟院校的同志们也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现在，我们根据这种新的情况进行了修改和订正，并改写了个别章节。今年8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的高等院校文科座谈会上确定这部书修订后，交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发行，以应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的需要，同时为社会上中国文学爱好者提供参考。

这部书初版《说明》中说：“本书的编者力图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来叙述和探究我国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给予各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和评价。但是限于我们的水平和能力，我们在本书中所已经达到的和我们企图达到的还有很大的距离，同时也要指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我国文学史还只有简短的历史，有关中国文学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还有待于文学教学工作者、文学研究工作者长期深入细致地研究讨论，才能得到解决。”我们十多年前所遵循的这种认识和态度，现在我们认为还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尽管近十多年来，这部书和其他文科教材一样，受到了种种过火的“批判”，尽管这部书的一些论述和结论，许多同志还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我们自己的认识也有了某些改变，但我们认为这部书究竟吸收了十多年前部分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的成就，作为一家之言，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对科学文化进行极大破坏之后，许多理论上、学术上的问题亟待澄清的今天，限于我们水平和能力，也限于修订的时间，这部书一定还有许多错误和疏漏的地方，重版后，希望能够得到同志们进一步的批评指正。

参加这次修订工作的有王起（中山大学）、萧涤非（山东大学）、季镇淮（北京大学）、费振刚（北京大学）、廖仲安（北京师范学院）、李修生（北京师范大学）、沈天佑（北京大学）。参加修订的同志，今年2月、6月两次在北京讨论了修订计划，并分头执笔进行修改，10月、11月又集中在广州中山大学对全书进行集中讨论和定稿。洪柏昭（暨南大学）参加了宋元明清部分章节的修订工作，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有关同志对这部书的修订提出了宝贵意见并给予支持，在这里，特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主编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游国恩先生曾抱病参加了本书修订工作计划的制定，不幸游先生于今年6月因病逝世，没有能够看到这部书的修订完成。在此，我们再次表示对游先生的深切怀念。

1978年10月27日于广州

（原载《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1978年修订后多次重印）

作者按：《中国文学史》1963年出版时没有这个后记。1978年修订后出版，版次未变，但多了这篇后记，当是修订后记。是根据参加修订的先生们集体讨论的意见，由我执笔写成，当时未署名。又，以下文字摘自《中国文学史》的正文前《说明》：“本书叙述上古至‘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学，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部分。至于分期，目前史学界尚有争论，有些同志虽然提出了一些新的分期办法，实际上做起来也有困难。因此，我们仍按照北京大学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分全书为上古至秦统一的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初至清中叶文学、近代文学——晚清至‘五四’的文学九编。……本书由游国恩（北京大学）、王起（中山大学）、萧涤非（山东大学）、季镇淮（北京大学）、费振刚（北京大学）主编，并按历史顺序分别由游国恩主要负责先秦两汉部分，萧涤非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王起和季镇淮主要负责宋元明清近代部分。编写工作采用个人执笔集体讨论的方式进行，最后由主编审查定稿。参加执笔和集体讨论的还有廖仲安（北京师范学院）、孙静（北京大学）、李修生（北京师范大学）、沈天佑（北京大学），他们还参加了全部或部分定稿工作。此外吴文治（中国人民大学）、邓魁英（北京师范大学）、裘汉康（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陈铁民、孙玉石、张菊玲、李银珠、李灵年、李有德、孙文光也参加了初稿的写作，图书资料工作由施于力（北京大学）担任。冯至同志最后审阅了全书，提出不少宝贵意见。”从中可知它与1955级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的关系以及当时编写人员的组成与分工。

《中国文学史》再修订后记

这部《中国文学史》编写于1961—1963年，正是“阶级斗争”高潮之间相对平静的时期，当时强调实事求是，注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力求公允稳妥，再加上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四位老一辈学者广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坦诚无间的合作态度以及对我们这些当时还是年轻学人的细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使得它虽然不能不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它仍以内容全面、材料翔实、体例适当、便于教学，既有一定的学术深度，又符合教学规律的要求，而受到高等院校中文系师生的欢迎，至今出版已近四十年，发行量已接近二百万套，有不少高等院校仍用作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材。

这部书出版后，除每次重印时，由责任编辑根据读者反映和个人审读时发现的问题，作小的修补外，包括本次在内先后有三次较为重大的修订。第一次是在1978年，其具体情形可见附于《中国文学史》第四册后1978年10月27日写于广州的《后记》。第二次是1998年至1999年，原来的版因多次重印而有所损坏，需要重新制版。责任编辑宋红提议利用这一机会做一次全面的修订，具体的做法是由她通读全书，提出修改意见，再由当年参加编写全过程的孙静、李修生和我研究讨论，给以确定。这次修订除改正行文中不甚确切的用语，以反映社会和学术的更新发展外，主要是重新核实引文，纠正引文中的一些错误，重新对一些古文和古代诗词进行断句和更换个别材料，以反映新的学术成果，同时也勘正了一些误排之处。这次修订前后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全书有近八百处做了修订。

第三次即本次的修订是在世纪之交的两年里进行的。出版社考虑到这部文学史要在新世纪里更好地发挥它作为大学教材的作用，提议再进行一次较大规模修改。他们邀请廖仲安、孙静、李修生、沈天佑和我做了多次讨论。我们认为：这部文学史在《说明》中提出的对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的基本认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加之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四位主编已不在世，这次修改时，对全书的总体框架不宜改动，对时代风貌的论述，对作家、作品的主要论点也不宜作过大的改动。在此前提下，我们修改工作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个别过于绝对化、政治化和现代化的用语作了修正，以求比较客观和平允；适当增加对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学术新成果、新进展的介绍；对行文中引文增补出处；为了扩大学生的阅读面，增加对文学发展过程中重要作家、作品的了解，每册增加“阅读书目”一项，列有本册所论述到的作家的别集和总集；校正错别字，改正不妥的标点和断句。

这次修订的具体分工是：第一编上古至战国的文学、第二编秦汉文学：费振刚；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第九编近代文学——晚清至“五四”的文学：孙静；第四编唐代文学：廖仲安；第五编宋代文学：沈天佑、费振刚；第六编元代文学、第七编明代文学：李修生；第八编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沈天佑、李修生。最后由我和责任编辑宋红通读全部修改的部分，进行讨论，也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在这次修订工作过程中，我们深切缅怀已先后逝世的我们尊敬的师长：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四位教授，我们的成长和进步都注入了他们的心血，使我们永志不忘。如果今天他们还健在的话，我们的修改工作就会容易得多，完美得多。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衷心希望得到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费振刚2002年春写于京郊畅春园寓所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二版）

揭示文学发展中的内外联系

中国学者自己编写中国文学史专著，如果从一九○四年出版的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算起，已经有了近八十年的历史。在这八十年间，随着我国政治革命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也在不断进步，这一时期先后出版的几十种中国文学史专著，它们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也共同的反映着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今天在讨论新的中国文学史专著编写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过去这些专著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发。

我个人从一九五八年起，先后参加过两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和修订工作，它们都是采用集体编著的方式进行的。中国文学的历史悠久，文学遗产丰富多彩，为满足高等院校教学和社会的需要，集体讨论，分工编写，是一种可以在短时间出成果的好办法。今后在编写比较大规模的中国文学史专著时，也还是要采用这种办法的（当然也不应该排斥个人的著述）。但这种集体编写的方式有它的弱点，这就是由于每个人只负责一部分（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对于总的构思理解的不够或不同，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前后照应不够，甚至可能出现前后矛盾的地方。有人指出一九五八年以后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是作家、作品论的堆砌，这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它确实指出了这种编写方式的主要弊病。因此，我们在着手编写新的《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以为要在文学发展的各种因素的联系上狠下工夫。

毛泽东同志指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这无疑是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发展时所应遵循的根本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人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工作置于它的指导之下，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于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还缺乏充分的揭示，特别由于集体编写的这一方式，在几部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更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

文学作为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反映。文学史的著作必须努力把握这一点，正确说明文学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时，注意在总结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分鲜明地阐明了这一观点，并且提出了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一些认识，例如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线，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和正宗，等等。关于这些认识是否准确、全面，这里且不去说它，而主要的是当时我们这些编写者还刚刚是三年级的大学生，理论的修养，资料的占有都是不够的，特别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是不可能对自己提出的命题（即使是正确的命题）作出有充分事实、有说服力的论证的。例如为了表示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强调其重要性，只是形式上把民间文学放在每一时代的开头，但这并不能全面准确地表现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1961年，在周扬同志主持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以后，我参加了由几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和中青年教师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工作。不再简单地提出几条规律，也没有一律地把民间文学放在每个时代的开头，还增强了《概说》部分的论述，提供了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经济、政治的背景，这显然是一个进步。但在具体作家、作品的章节中，不少部分还没有紧密结合一个时代经济、政治特点来论述作家、作品的产生，实际上还存在二者互相脱节的现象。

如果说文学与经济、政治的联系是文学发展过程的外部联系，那么文学本身的继承关系，各类文学之间和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文学发展的内部联系。由于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是分头执笔，尽管在编写过程中也有一定的讨论，也要求注意作家、作品的上下左右的联系，但因为不同章节的执笔人对于一个文学现象认识、理解的差异，论述的角度、方式的不同，在这一方面更存在许多互相照应不够的地方。例如，辞赋的繁荣在汉代，可它的产生则在先秦的战国时期，辞赋是怎样产生的？汉代又怎样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我参加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对此论述得都比较简略，不能给以脉络分明的认识。

再如，作为艺术一个部分的文学发展与其他艺术部门例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发展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我参加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在《概说》中都或多或少地叙述了这一时期是艺术各部门的进展，以及它们对文学的影响，但在具体章节的叙述时则又很少论及这一点。

我以为一部《中国文学史》不管采用怎样的体例，不管采用怎样的编写方法，都要努力揭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联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在一部文学史中对于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思想、艺术的评价是重要的，但也只有把它们放在各种因素联系的链条上去认识，才能清楚显示它们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对于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内在联系的揭示，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这要依靠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共同努力和不断积累，而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专著的出现，常常是一个时期研究成果的综合和概括。现在我又在参加一部《中国文学史》的集体编写工作，我写了如上的一点回顾，为自己的工作提出了一个目标，期望自己能把分担的编写任务完成得更好一些。

（原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605期，1983年9月27日）

《中华文学通史》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华文学通史》的出版是中国文学史编著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本世纪初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出版以来，近一百年来，我国出版的各类文学史（通史、断代史、体裁史）著作总数在一千种以上，但能打通古今，包容中华各民族文学的文学史著作，却没有一部。因此作为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四十年的一个教师，当我看到总字数在五百万字以上的十卷本《中国文学通史》的出版，惊喜之情油然而生，并向主持编著这部巨著的张炯、邓绍基、樊骏先生，向参加写作的专家，向出版这部巨著的华艺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敬意！

一部卷帙浩大的著作，我拿到不过几天，要想对它作全面评价是困难的。但它很有吸引力，我已忍不住读了部分章节，仅就古代文学部分，说一点零碎的感想，求教于今天到会的各位同行。

在北大读书时，作为中文系1955级集体的成员，我曾参加我们年级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60年代初，我又有幸参加了由周扬同志主持的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成为《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成员，参加了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的许多会议，听到了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和周扬同志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谈话。这些谈话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今天看来有它不尽正确之处，但都是他们几十年研究的心血结晶，也体现在他们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之中。我想这部分就是《中华文学通史·导言》指出的“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导言》还特别提出了“保留了由余冠英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我以为这种作法不仅表现了对老一辈学者的尊重，也是一种学术规范。前几年有人提出要重写文学史，但如何重写文学史，我以为可以从《中华文学通史》的编写中得到重要的启发。

中国文学史应该体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特点。关于这一点，在60年代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时，都曾讨论过。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无法得到实现。可以说在此以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史都是汉族文学史，或者说是以汉语为文学载体的文学史。《中华文学通史》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中华文学通史》中不仅增加了在中华民族融合过程中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西夏文学的论述，还新写了过去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正因为有了这些新的内容，才使中国文学史成为名实相副的中国文学史。正因为有了这些新内容，才使中国文学史成为名实相副的中国文学史。

早在三十年前，闻一多先生在讲授中国文学史论述中国文学发展时，把“民间影响”和“外来影响”作为“两大原则”加以强调，他的著名论文《文学的历史动向》中也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文研所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今按：即《中华文学通史·导言》中所说的“由余冠英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有《佛经翻译》一章。当时学者对此曾有过议论，但《中华文学通史》仍保留这一章，而且在唐代文学中，又增加《唐代的域外文学输入》一章，这表明《中华文学通史》的编写者对这一点是有所坚持的。我认为尽管这一努力没有贯彻全书（按指古代文学部分），但它反映了要把中国文学摆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叙述的努力。文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不仅体现国内各民族、各地域的交流、融合，也体现各国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影响是相互的，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之一。它是文学发展的事实。中国文学史研究对此应该发掘、总结，以史为鉴，它也对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正如《导言》所说，《中华文学通史》还不能尽善尽美，但它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是有所前进的，是有所创新和发展的。再一次表示祝贺。我个人的发言一定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当噩梦醒来时——写给中文系1977级文学专业同学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人民做了一场噩梦。梦醒之时，中国人民所面对现实，虽然就整体而言，不能说“国将不国”，但作为“文化大革命”“重灾区”的高等学校，我以为可以套用“国将不国”的句式，它的确已是“校将不校”了，而北京大学，因为有“池浅王八多”的恶谥，它受到的伤害更加严重。想到1977级同学入学，不由我想起那离我们渐行渐远的动荡的岁月。

1966年5月25日，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现大讲堂的前身）东山墙上贴出，于是北京大学师生，随后全中国人民的噩梦就开始了。其实在此之前，我已有近两年没有在北大校园生活了。1963年，我在结束了《中国文学史》编写工作后，回到了中文系，担任1960级主任兼年级党支部书记。当时，在全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旋律已经奏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已在若干地区的农村展开。这年冬天，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河北农村的一个叫“桃园”的生产大队参加“四清”运动，并总结出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不吃”（即在农民家里吃饭时，要拒绝吃鱼、肉、蛋）为主要内容的搞好“四清”运动经验（当时简称“桃园经验”），并由伟大领袖圈阅、党中央批准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各个单位，先是由基层党组织按级别高低，分别组织党员干部阅读，随后再分发给所有参加“四清”运动的人员学习，成为他们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行为规范。也就在这以后的不太长的时间，北京大学根据当时的高教部的指示，组织在校的最高的三个年级，即1960级、1961级、1962级的学生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理由是大学生长期在校园中生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参加“四清”运动，可以让他们接触实际，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4年10月，由中央组织部与地方协调，我们中文系和化学系等系，被安排到湖北省荆州地区江陵县的滩桥区。中文系由系总支书记程贤策（解放前参加进步事业的学生运动，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才公开身份。“文革”初期，在一次被学生批斗后的第二天，在香山喝“敌敌畏”自杀。正当壮盛之年，惜哉痛也！悲哉痛也！）和副系主任张仲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行政级别为十级，当时在江陵滩桥区的地方“四清”工作队的领队是湖北天门地区的地委书记，按行政级别，他比张低，因此张被留在滩桥，成为区工作队的领导。“文革”后，张被调到中央党校，任文史教研室主任，上个世纪90年代故去）领队，除三个年级的同学外，还有三个年级的班、级主任和部分青年教师，我自然在其中。下去的具体的地点，是当时叫张黄和冲河的两个公社，是紧靠长江边上的产粮、产棉地区。其间除在1965年春节，经湖北省委特批，北大师生可以回家休整十天外，一直到1965年5月才回到学校。1960级是毕业班，暑假前，我把他们送走，暑假后，我又随着1963级同学到北京市近郊区小红门公社，参加“四清”运动。同去的我记得除了多位年轻的教师外，还有王瑶先生。因为王先生有糖尿病，需要喝大量的水，他得到的特殊照顾，就是安排他在公社所在地、小红门大队参加运动，可以不在农民家吃饭，而到公社食堂去吃饭，并在那里的茶炉房打开水，为此他特地买了两个八磅的暖水瓶。去公社食堂吃饭时，王先生嘴里叼着烟斗，两手提着特大的暖水瓶，走在乡间小路上，现在想起来，实在是一幅令人酸楚的画面。我在小红门参加“四清”运动时间并不长，就被抽调到北京市委农村“四清”办公室简报组工作。我的工作地点在市委办公大楼，但我的身份仍是“四清”工作队员，不能同市委的工作人员那样正常上下班，白天去市委大楼上班，晚上工作结束后，被安排在东交民巷一个大院的一间大房子里睡觉，和我同住的，也是被临时抽调到简报组工作的北京钢铁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一位年轻教师。有时因为要赶着整理材料，回到住处已经是深夜了。平时不能回学校，只能星期六下班后回校，在家住两个晚上，星期一一早赶回城里上班（距离双休日的实行，还有二十多年的路程）。就这样，正常的校园生活离我越来越远，而就在这个时期，北京大学校园里也不平静，在全国也有种种征兆，显示有更大的风暴掀起。

就在1964年秋天，我同中文系1960级同学去湖北不久，北京大学也进驻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而派出的工作队，他们要按着在农村的办法，在北京大学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并很快就把矛头指向了以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为首的校系党政领导，把北京大学存在的问题提高到是红色政权还是白色政权的高度。陆平等北大党政领导不同意这样的评价，他们同工作队有着激烈的争论。双方的看法都反映到党中央，也反映到北京市委。党中央的态度，当时不清楚，而以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却很快表了态，认为陆平是好同志，北京大学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与成绩相比，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并要求双方都作自我批评，以整风的方式解决分歧，统一认识。虽然有北京市委负责同志亲自做双方的工作，但双方认识很难达成一致，整风进行了很长时间。由于我长期不在校，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个结束。为了北京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便于及时了解情况，根据他的指示，整风安排在北京市委附近的国际饭店进行，因此，它被称为“国际饭店会议”，它成为一个重要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一个时期不断被人们提及，研究北京大学校史、“文化大革命”史，我想也不会忽略它。就这样，一直到“五·二五”大字报贴出前，北大校园中充满着烦躁不安的空气。这一时期，我只是长长短短、时断时续在校园生活过不长的时间，对此我也有强烈的感受，我认识的校系党政干部不少人失去了往日的那种从容和自信，显出的是无所适从的无奈；平日熟悉的同事，有的多日不见，见面后却有话不知从何谈起的尴尬。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压力，正在让北大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而更加巨大的压力接踵而至：一是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一是1966年5月，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被撤销，北京市委被改组，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代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的改组，我是在北京市委办公大楼所亲历。进入5月，市委办公大楼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报纸上刊登的新闻的文章，以及私下传播的小道消息，都使这里的紧张空气更加浓重，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要求所有办公人员停下工作，到大楼内一个大会议室开会。平时，大家去开会，都是三三两两，说说笑笑，而这天，人人神情紧张，互不交谈，在通往会议室的通道上，没有喧哗，却可以听到人们匆匆行进的错杂的脚步声。会议上，李雪峰宣读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并对以后的工作作简要的部署后即散会。散会时，也没有平时那样你喊我，我喊他的嘈杂，大家都相视无言地离开会场。我随着人流走回办公室，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让自己受压抑的情绪得到一些舒展。简报组另外两个同志（都是从北京高校临时抽调来的）也先后回到办公室，我们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想像往日那样开始工作，可又不知做些什么。以后的一些日子，市委大楼里乱了套，在专设的大字报区贴满了大字报，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纪律路线的对抗中央，到生活上的奢侈腐化，昔日众人仰望的、尊敬的、亲爱的领导同志，如今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反党分子。过去像这样的涉及高层领导事件的揭露只在报刊上读到，如今，是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体验到，它给自己以惊诧莫名的震撼和恐惧。两年来，我一直有漂泊异乡的感觉，在梦里常梦见的是亲切的校园、熟悉的教室、图书馆出纳台前的期待。我还渴望听到我深夜坐在书桌前读书、写作时，翻动书页的声音和写字时钢笔划动稿纸的沙沙声。而此时，当想到由于姚文元的文章和北京市委改组后给北京大学所造成的压力，听到、看到北大所发生的混乱，以及在北京市委大楼里所面对的一切，我不仅感到正常的校园生活离我越来越远，而且越来越感到前途渺茫，像风浪中一叶扁舟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思想苦闷极了。就在北京市委临时工作最纷乱的日子里，一天晚上，我结束了应该做完的工作，走出市委大楼向南再折向西，沿着东交民巷街道走回住处。当时夜晚灯光并不明亮，街道两旁的树冠已连在一起，遮蔽了夜空上闪烁的星光，我就像穿行在不知开头在那里、结束在何方的黑洞中，彷徨无奈，不知所从，心情很坏，头脑中忽然闪出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流行的一句话：“偌大一个华北，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而此念头的背后是：我当时所感受的何止是华北，整个中国，照此下去，已安放不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此念头一出，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下意识用手掩盖住我的嘴，停住脚向周围望了望，见四周无人，我才放轻脚步，走回了住处。就我当时的认识，这样的念头，这样的感受，不仅不能向任何人说起，而且连想都不应该有。说出，那会惹火烧身，让自己坠入毁灭的深渊，还会连累自己的亲人，甚至同事、朋友。不应该有此念头，是因为当时我还不能认识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的党也会犯错误，他们是永远正确的。对他们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和动摇，错误一定在自己。思想有了这样的念头，正说明了自己受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毒害太深了，正应该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到群众运动中改造自己。正是在这样的心绪下，我被告知即日结束在市委“四清”办公室的工作，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在被临时抽调来工作的高校教师中，我是第一个接到这个通知的。噩梦从此正式开始，但没有想到的是，它竟经历了漫长的十年！

1966年6月中旬，我终于回到了北大校园。其时，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所掀起的“红色风暴”已经过去，陆平以及各系被革命群众指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被批斗过，中央派驻的工作组已经进校。校园已经相对平静，按照工作组的说法，北大运动已纳入正常轨道。除了已被揪出的校系领导干部、做学生工作的党团干部和部分教授（前者被定名为黑帮分子、黑帮爪牙，后者被定名为反动学术权威），单独立案审查外，其余的教师和干部与学生分开，单独编组进行活动。由于北大原有党政领导系统已被砸烂，在中文系，有的干部如党总支书记、团总支书记及部分级主任已被揪出，他们已不能行使自己的职权，没有被揪出的，也自动“罢了官”，工作队只好临时指定几个人作召集人，主持教师的诸如开会学习、讨论等活动。我回到校园后，无论是在会场上、还是在个别场合，遇到熟悉的或不熟悉的同事，大家都不会亲切地打招呼，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焦虑、彷徨和无奈。我相信这也是他们从我的眼神中读到的。对此，我是有精神准备的。就当时的思想认识来说，我是带着赎罪的心情回到学校的，有思想准备接受革命风暴的冲击，革命群众的裁判。因为北大是当时认定的彻底烂掉的单位，是资产阶级的大染缸，作为学校的一名教师，虽然不能对此负什么责任，但也会跟着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就此作检查、接受批判是应该的。因此对于这样的冷遇，虽也有些不安和委屈，但还是能从容面对，甚至庆幸没像有的干部一回到学校，还没有在家里坐稳，就被揪到校内接受批斗。

以当时盛行的“唯成分论”来分析当时北大的教师队伍，他们的大多数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这些人犯错误是必然的，而少数出身于劳动人民、革命干部家庭的，在这个大染缸里也受到熏染，“和平演变”了，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放毒者。而在中文系的教师队伍中，我和后来调到北大出版社的胡双宝就是这样的人。我父亲是鞍山钢铁公司的产业工人，胡双宝的父亲是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的革命干部，可我们都“和平演变”了。胡双宝酷爱京戏（不是后来的京剧样板戏），三年困难时期，宁愿饿着肚子，晚上也要赶着进城看晚场的京戏演出，当时他和中文系的几个年轻教师都喜欢看后来因饰演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的铁梅而出名的刘长瑜所演出的《卖水》，只要城里的剧场有她的《卖水》，他们都要赶去捧场。后来他又迷上了刻图章。这些，都被认为是他被腐蚀、革命意志消沉的表现。我毕业留校，开始与今年初刚刚过世的金开诚先生同住在十九斋201房间，后来我结婚了，在十六斋分得一个房间，搬出十九斋，于是胡双宝搬进来与金先生同住。他们对于京戏和刻图章有同好，他们有时相互品评各自刻的图章；有时哼唱各自喜欢的京戏唱段，因此住在十九斋的中文系的老师也会到他们的房间一起品评和哼唱。于是有人从他们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把他们住的房间戏称为“金宝斋”。谁知道到了1964年，“四清”工作队进校后，不知他们从什么地方听到这一戏称，大感兴趣，以为发现了像1957年在匈牙利出现的裴多菲俱乐部，把它作为中文系阶级斗争严重的一个例证。而我比他更严重，1958年暑假，我还是三年级的大学生，我所在的年级——1955级文学专业（当时称为文学专门化）的同学，在所谓的大跃进形势的鼓动下，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编写成一部77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并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和新华印刷厂排字工人日夜兼程的工作，终于在国庆节前出版。从写作到出版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以当时的排版印刷的办法，其速度是前所没有的，再加上我们在书中用了不少的篇幅，有的部分还设立了专节，点名批判了包括教过我们的老师在内的许多位专家学者的所谓的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给他们扣上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使这部文学史，更具有了革命性。这就使它因成为了“大跃进”中高等院校出现的新生事物而出了名。因为书的封面是红色的，它又被称为“红色文学史”，而我因为是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是这部书编写工作的组织者之一，书出版后，我成了我们年级这个集体的代表，多次在各种场合和在报刊上介绍我们的编写经过和所谓的经验。1959年，鉴于学术界对于这部书的批评，主要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归纳得过于简单而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对于专家学者的批判更是粗暴蛮横，以势压人，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由于我们的学养不足，以及时间的仓促，使书中出现了许多引文、标点、乃至断句的错误，我们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在听取专家学者批评的基础上（集中的批评体现在由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讨论会上。这个会在当时的文联大楼，即今天的商务印书馆办公大楼内礼堂举行。讨论会先后举行了几次，由邵荃麟、何其芳轮流主持。在会上发言的是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的教师，意见相当尖锐），经过讨论，形成我们的认识，对全书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文学史教研室中绝大多数的古典文学老师也参加了修改工作。从今天看，经过修改的《中国文学史》仍有十分明显的局限，但它取消了对专家学者的点名批判，论述力求全面平实，字数由77万字，增加到124万字，有了新的面貌，成为我们对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也成为批驳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的重要事例，备受关注。1960年我毕业留校，做游国恩先生的助教，1961年又跟随着游先生参加了当时作为高等院校教科书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并根据周扬的提议，在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四位先生之后，我成为了这部教科书的第五名主编。他说：这次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的编写，要吸取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既要有主编负责，又要老中青结合。让费振刚参加编写工作，又要他做主编，就体现了这一点。他的这番话是在1961年召开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讲的。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会议，是在当时最好的饭店——北京饭店召开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既有著名大学校系领导，又有许多教授、学者，以及如我一样的一些青年教师。从我参加会议的体验来说，这次会议是要纠正“大跃进”中的头脑发热，以及在所谓的学术批判和教学改革中，说过的过头的话、做过的过头的事，恢复被破坏的正常的教学秩序，听取教授、学者的意见、批评，为他们恢复名誉。就在这个会议上，制订了一个庞大的教材编选计划，并确定了包括《中国文学史》在内的许多部教材的主编人选，和北大有关的，还有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杨周翰先生的《欧洲文学史》、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任继愈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文系的王瑶和吕德申先生也作为主要骨干，分别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这次会议后，中宣部高教部联合成立了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办公室，周扬亲自抓这项工作。办公室下设若干编写组，中文编写组长是冯至先生，我被指定为编写组临时党支部书记、秘书（编写组另外两名秘书是郭锡良和李修生先生，他们分别参加了《古代汉语》和《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因此有机会多次参加周扬主持的会议，直接听他的讲话和接受他的指示，面对面地向他汇报工作。《中国文学史》自1963年出版，作为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教材发行量在二百万套以上，直到现在仍有许多高等院校中文系在使用。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是正面的，受到各方面的肯定和赞扬。而所有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变了样，我成为了被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毒害的和平演变的典型。我们年级1958年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封面是红色的，1959年修改后封面变成黄色的，而作为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1963年初版封面是蓝色的。这书封面颜色的变化，成为我逐渐被毒害，越陷越深的形象说明。它作为一个生动的例子，多次出现在“文革”中相关的报刊上。更要紧的是，有人质疑我与周扬的关系。“文革”前，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的总管，在这些领域中有很高的威望。从事文学研究、文学教学的人员接受他的影响，在自己的文章中，或在课堂上宣扬、传播过他的主张，是普遍的。“文革”中，周扬被打倒，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艺黑线的头子，对此当然要作检查，但法不责众，就中文系来说，不可能对所有教师都立案审查，能在揭发批判中与周扬划清界限，就可以了。关键在于不能与他有组织联系，而我恰恰在“文革”前编教材的那几年，是在他掌控的部门工作过，并有过多次亲密接触，虽然都是在会议上。就当时的形势，如果追查起来，我是无法说清楚的。而如果认定我与周扬有组织上的联系，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那被揪出、批斗就是不可避免的。幸亏我当时没有担当系的任何领导职务，在教师中，我还是“小字辈”，我前面还有许多老师替我挡着，加上我做级主任的那个年级学生已经毕业离校，又多年没有在学校中教书，当时在校的学生对我并不认识，也不了解。这使我回校初期，虽也经历过几次革命小将自发的革命行动，看到有的同事被揪斗，我却没有受到冲击，而同大多数同事一样，作为革命群众投身于群众运动的洪流中。

这以后的漫长的十年，同全国的形势一样，北大几经反复，几起几落，除了个别人像耀眼的明星，忽然腾空而起，忽然倏而陨落，大多数教师是随着群众运动的洪流起伏，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上农村，下工厂，去“五七”干校，十年之内，我们已不记得这三个去处各去了几次。这期间，也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兴奋，以为风浪已过，似乎看到了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希望，但这兴奋没能持续太久，一个风浪过去，又有更大的风浪袭来，让你胆战心惊，又陷入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不知今日过去，明日又将如何！如经过所谓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法选举出来的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中央警备团（即8341部队，简称“军宣队”）配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北大、首届工农兵学员进校。这些都是“文革”十年中的大事，但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其情形即如上述。我们都对之寄予希望，但事情的发展又彻底粉碎了我们的希望。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在我们的热望中举行了隆重的成立盛典，但成立不久，革命群众就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对立情绪迅速升级，以致发生大规模的械斗（当时叫“武斗”，全国各地都发生过，有的地方，使用了真枪实弹的现代武器装备），双方各自抢占了几栋学生宿舍楼，强大的一方形成了对对方的包围态势，甚至断水断电，断绝生活用品的供应，要迫使对方投降。另一方为了打破对方的围困封锁，把他们所占领的几栋楼挖通了地下通道，保持自己一方所占的宿舍楼之间的联系，并把一栋楼前的南面的学校围墙扒开，以保证自己的人员出入和运送物资的安全。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几个月，直到工、军宣队进校。对于工、军宣队，我们更是怀着孟子所说的“箪食壶饮，以迎王师”的心情迎接他们的进校，他们用“双方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要斗私批修”的方法，实现了所谓的对立两派的革命大联合。但也在之后不久，就开展了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他们把教师编入学生班级中，由学生组成专案组对教师进行审查，他们让学生查看老师的人事档案，从今天认识来说，这种做法是对老师个人隐私的不尊重、人权的侵犯。但那时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他们有最高指示“造反有理”为他们撑腰。教师又被要求集中住宿，有事回家，或外出要请假。一时之间，整个校园中，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人人自危。在中文系，一位教师因为听到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广播后，感叹地说了句“宦海浮沉”，立即被带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现场批斗。另一位教师在会议上，因为情绪紧张，在发言中把“拥护”和“打倒”的对象搞颠倒了，也被立即带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现场批斗。他们还把在两派对立时期分属不同派别的几位教师硬拉在一起，宣布他们是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在全系范围内进行批斗。虽然这后来都完全平反了，但当时那惊心动魄的场面，那粗暴狂躁的氛围，给当事人以及所有在场者造成的精神伤痛，实在是无法言说的。工农兵学员进校，我们当然感到兴奋，那是因为有学生进校，就会有我们用武之地了。但我们还是想错了。迎接工农兵学员进校的标语口号是：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这样的标语口号明白地昭示：工农兵学员并不是原来的大学生，他们上大学并不是为了向老师学习知识，而是为了“管大学，改造大学”。也因此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把教师努力看成是走老路，制造种种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事端，对教师进行指责。这样的荒唐事既发生在我们周围，也见诸中央权威的报刊。而1972年起，更从中央到学校开展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法批儒等一系列的斗争，经过近十年的磨练，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它们的来势凶猛和险恶，我们的兴奋又一次地被彻底粉碎了。“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这是在那些险象环生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的杜甫的两句诗，它真实表现了我当时内心的极端苦闷，噩梦还没有尽头。所有这一切，我们经过那些年代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具体感受，在这里我无法具体展开。我们尊敬的年高德劭的季羡林先生的《留德十年》，写了他在纳粹统治的德国的十年留学生活，扩大了我们的眼界，受到教益。我希望我们这些“文革”十年的亲历者，也用自己的具体生活感受，也写一本叫做《文革十年》的书，或许也会给我们的后人一点启迪。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先后逝世，它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世界，我们也因此感受到它的震撼。我们的噩梦也就从此慢慢地苏醒了。先是周总理的逝世和随后发生的所谓“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我不是这一事件的参加者，但我有幸在现场看到那令人感动的情景。周总理逝世后，“小道消息”多起来了，集中的一点是说在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出现了悼念周总理的花圈、花篮和表达对周总理悼念之情的诗词、标语。熟悉的同事，每天见面都会相互交换各自得到的相关消息，传阅辗转得来的诗词、标语。虽然当时的校系领导都要求大家尽可能少外出，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但我仍压抑不住惊异感奋的心情，想去天安门前看一看究竟。4月4日，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带着当时还在读初中的大女儿，上午九十点钟之间到了天安门前。我们站在天安门西侧金水桥边向东望去，在南池子路口向东的东长安街上有横排排列为十多人的长长的队伍，正在准备走向天安门广场。队伍前有由四人抬起的周总理的巨幅画像，有三四十人高举红旗紧随其后。这虽然没有五一、十一游行那样宏大壮阔，但也让人感到浩浩荡荡，令人振奋。向南望去，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人并不多而且分散，没有平常节假日三三两两、扶老携幼、背儿抱女，一群一伙或悠闲漫步、或嬉戏打闹的情景。我和女儿向东、向南观望时，我们周围又站了一些人，他们也都神情肃穆地观看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一刹时，我觉得空气凝固了，声音停息了，只感到我的心在狂跳，呼吸急促，眼睛湿润，紧张、兴奋、崇敬、感佩，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而不能自已。女儿也感受到眼前的一切不同往常，不安地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周围的紧张气氛，女儿的不安情绪，让我知道我们不能在此再停留了，更不能再往前面走了。仅仅十几分钟，我们就离开了天安门，可在这里我看到的一切却深深地打动我的心。回来的路上，我自己拷问自己，从内心发出呼喊：不能再做梦了，不能再浑浑噩噩下去了。第二天，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许多人因此而被捕。紧接着从上到下展开了清查工作，尽管来势凶猛，报刊、广播连篇累牍地发送相关的情况和文章，但就我个人来说，却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在北大，在中文系，在干部、教师、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沉默。一定需要在公开场合上说话，大家就说些不关痛痒、既能保护自己、又不伤害别人的话应付一下，免得会场上出现过分冷清的尴尬局面，让这样场合的主持人（他们也是奉命而行，身不由己）不好向上面交代。时间就这样在向前推移，六月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也波及北京，为了安全，在人们居住房屋的周围本来就不大的空地上，甚至街道两旁，利用各式各样的材料因陋就简地搭建了无数的防震棚，情况很是混乱。也就在这混乱中，7月，朱委员长逝世，9月，毛主席逝世。这连续的发生的事件，尤其是伟大领袖的逝世，一时之间，让人们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特别是看到、听到“四人帮”及其爪牙种种或穷凶极恶、或歇斯底里种种表演，更让人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多年之后，竟又发生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好在这个时间并不太久，金秋十月，北京的广大民众又一次自发地走上街头，涌向长安街，涌向天安门，终于喊出了四月里人们在天安门前要喊出而被扼杀了的口号：打倒“四人帮”！我又一次走上长安街，走向天安门，可这次我是在北大师生的游行队伍中。在游行中，我们尽情地呼喊，尽情地跳跃，经过天安门，看到那雄伟辉煌的城楼、那城楼正中高悬的巨大的红灯笼，那城楼两旁旗杆上迎风飘舞的红旗，看到周围众多熟悉人和更多不熟悉人的笑脸，我的心又一次被打动了，眼前这一切不是梦，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而十年的噩梦已被这真真实实的存在所粉碎，我醒了，“赶快生活！”我记得这是苏联盲人作家、感动中国几代青年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一篇散文的标题，一直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也恰好表达我梦醒之后的心情。

去年10月，我还在广西梧州，岑献青同学打电话给我说：他们77级文学专业的同学准备编辑一本反映他们在北大生活的书，以纪念他们毕业30年。她希望我也能给写一篇稿。12月回到北京，又收到以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77级全体同学的名义写给老师的约稿信（想也是岑献青起草的，因为约稿信注明她是联系人），意气勤勤恳恳，让我感动。虽然没有给七七级上过课，但当时由于我还担任系行政的工作，在课堂外与同学有许多的接触，又因为他们作为十年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入学的同学，还是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其中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他们离校前写给老师的一封信，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系办公室的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十分朴素，信也是用十分朴素的语言写的，表达了他们对在生活极端清苦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地备课，白天又满怀激情出现在他们课堂上的老师的敬意和对母校的惜别之情。就是这样的朴素的形式，朴素的语言，当时感动了所有读过它的老师。我在这里没写77级入学后的事，而是写了我个人在他们入学前十多年来片断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也许可以作为对那封感谢信的一种答复。我想告诉给同学的是：作为知识分子和教师，生活的清苦，物质的匮乏，并不是最不堪忍受的事。最不堪忍受的是不允许我们读书，不允许我们坐在书桌前思索和写作，不允许我们上课堂为同学传道、授业、解惑，更不堪忍受的是那些对我们思想、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十年的噩梦醒了，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十年前从书架上搬下来，用旧报纸包裹起来扔在床底下的书，当我把它们重新摆上书架时，那真是百感交集，希望能马上开始干自己喜欢的事。77级入学后，我时时面对的是同学们求知若渴的目光，我也时时看到同学背着书包和饭碗口袋匆匆赶到图书馆抢占座位的身影，那仿佛就是二十年前的我，脑海里浮现出当年给我上课的各位老师的身影，这使我获得巨大的推动力量，于是我有了一叠叠因不断修改而显得斑驳的各门课程的讲稿，有了第一篇在报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有了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这以后的日子，虽然也有过阴阴晴晴、曲曲弯弯、磕磕碰碰，但总的来说，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你们要感谢我们做老师的，而做老师的我也要感谢你们。当然我们要共同感谢这生活，感谢这时代。我退休快十年了，还在尽力做着我喜欢的事，只要能做，我还要做下去。为了你们的约稿信，使我得以表达这一切，再一次谢谢你们，也寄上我对你们的深深的祝福！

2009年3月5日于京西北大畅春园寓所

2009年3月8日改定

（原载《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新华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注释】

(1)《破除迷信》，《红旗》第2期。

(2)毕业四十周年聚会后，又有两位同学因病逝世，他们是李广才同学和李世凯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