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作为方法的区域研究

柯文在谈到美国学界对中国清末民初历史研究的状态时，曾经指出197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动向：“试图通过将中国划分为较小的更加易于把握的空间单位，来对付中国的复杂性”。这一构想的理论基础在于“中国内部包含着广泛的区域和地方差异，要取得对于全体的有区别的和轮廓清晰的认识，而不仅是笼统地反映各个部分的共性，就必须标示出这种差异的内容和程度”。 柯文本人在对清末的改良派进行研究时，将中国分成两个大的文化区域，并以“沿海和内地”对其进行粗略定名。他在研究中发现，沿海文化内在的一致性，使它得以作为一个整体同中国其他地区区分开来，以其地域界限分明的文化特色，与内地文化在多个方面形成鲜明对比。当然，这一研究方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柯文自己也承认，虽然它在处理那些受西方文化影响非常明显的文化或历史事件时是有说服力的，但将沿海和内地对立的做法很容易造成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内陆文化系统内部是没有差别的。撇开这一局限性不谈，1970年代美国历史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动态的启发性在于，研究者在面对研究对象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到对象内部的复杂性。如果研究者将对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并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必须提醒自己某些研究前提的假设性存在。

在这一问题上，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具有某种相通性。研究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同样必须考虑到，将研究对象当做一个整体来考察，而忽略其内部的差异性是有危险的。当我们讨论文学史的发生或发展规律时，现代文学是被当做一个无差别的整体看待的，但实际上，就研究所及的范围而言，很多时候我们的具体对象却是局限在某些“中心”地区。文化和文学发展的中心地区，由于更容易集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成为文学潮流的发源地，使得研究者在面对文学史时重点关注它们，这原本无可厚非。但对于这些特定区域的文学状态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成为具有普适性的规律，被用来解释整个现代文学史。在这样的研究模式中，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地区差异性很容易被忽略，对文学史的描述因而出现一种缺失。如果承认文学发展和存在状态的地域性差异，那么，将研究对象进行区域性的划分无疑是有必要的。

本书无意梳理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区域研究史，但必须承认，历史学家在使用这一方法时，确实可以为文学研究者提供很多启示。首先，区域史研究证明了区域差异的存在，以及采用这种研究视角的必要性。文学发生、发展和存在状态的区域性差异，从根本上说，是由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的。这种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在近现代中国，因为种种因素表现得尤为突出。张灏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中，提到西方思想对于中国的冲击表现在不同区域的士人群体中，其影响力也不尽相同：“除少数几个在位的学者官员和一些在通商口岸处于边际地位的人物之外，西方的影响几乎没有渗透到中国的学术界。” 张灏在这里实际将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辐射影响区作为一方，将内地省份作为另一方来划分晚清的两个“文化区域”。罗志田受这一思路的启发，将近代中国划分成“两个世界”，他借助对山西太原清代举人刘大鹏的研究，从其接受的信息传播和对信息掌握的角度揭示近代中国各地思想和心态发展不同步的现象。从其研究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的变化甚快，但各地变化的速度又不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国实已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将中国划分成“中国”和“洋世界”，其根据就在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上，而从这一角度进入近现代中国，当可以发现很多被忽略的问题。

其次，如果说“两个世界”观念的提出证明了区域研究的必要性，那么它也同样揭示出这一研究方法的某些局限所在。考虑到沿海和内地文化氛围和文化心态方面的差异性，而将两者对立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在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在这一二元对立的划分基础上，产生了他的相当有名的“冲击——回应”学说。现在看来，这一学说自有其局限，两分法虽然将地区差异性当做研究前提之一，但毕竟只是一种相当粗略的划分，极有可能导致对两个对立方内部复杂性的忽略。

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他把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内地这一广大区域内部的差异上。 施坚雅在对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研究中，将农业中国划分为几个地方大区，这些区域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成为把各区城市划分开来进行分析的充分理由。施坚雅研究方法的特点在于他不再将各个城市看成分散的、彼此隔绝的单位（这一点是进行区域研究时常常容易进入的误区），他同时也注意到各个城市与内地之间和各区域内部规模不同的城市之间的互动。施坚雅的研究方法对于区域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启示在于，区域上的界定有助于我们缩小研究范围，而使得研究对象更易于把握，同时使得有限空间内的文化和文学的复杂状态能被更细致地分析；但区域划分也使得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容易过分夸大研究对象的价值，忽略地区之间的比较和联系，从而让这种研究的优点最终成为一种局限。

再次，对于如何确定区域研究进行的前提条件方面，史学家也作出了各种尝试。进行区域研究除了要避免将研究对象“孤立”的倾向外，同时也必须面对以何种标准进行区域划分的问题。施坚雅指出，学者在研究一个问题时，应该设法为这个问题找到适合表现人们之间相互影响范围的区域系统。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研究者还是会按照习惯以省或县为单位进行划分，这种分法当然存在它的问题，因为文化区域的划分与现实中的省市划分有可能重合，也有可能不一致。柯文的解释是：历史学家习惯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就习惯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而研究所用的历史资料如地方志等也是按照行政区域编写的。

随着对区域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领域研究的重心已经开始逐渐转移，从“着重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分工与整合，转移到着重区域身份和意识的建构”。也就是说，从如何划分区域研究的范畴，转向对于人们对某一区域的文化认同和主观意识的探讨。“区域”这一概念本身被质疑，特定的“区域”身份和历史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在建构的过程当中，人们选取了什么作为建构的基础，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叙述地方历史，都成为区域研究中新的论题。

近现代史分省研究的代表作很多，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就是其中之一。在该书的绪论中，周锡瑞解释了划定研究对象地域范围的必要性，因为他所要探讨的方面包括可能与革命的爆发相关的各个方面，诸如教育、政治、军事、新闻、会党、学生等等均在其中，这些方面中的每一单独项目作为论题都足以单独成立，但在他看来，对于革命的产生，这些因素累积起来的重要性是必须考虑的。在这种前提下，为了论题的宽度和在社会分析中的一定深度，他选择了牺牲地域范围的宽度，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湖南湖北。周锡瑞的选择标准在于：“选择一个这些运动和设施似乎都具有重要性并且文献记录完整的地区”，当然，两湖地区特别是湖南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关键性地位也是作出这种范围界定的依据之一。不难看出，周锡瑞在划定研究的地域范围时，地区历史状况、文化特色和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影响都是其衡量标准。这一确定范围的方式对于文学或文化的地域研究一样有效。

此外，区域研究的最终目的何在，不同的研究者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除了展示出社会文化在不同区域内存在形态的多样性之外，由于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区域研究对于许多问题的解答都提供了可能更加严密的答案。同样是1970年代，台湾的近现代史研究中，区域研究也成为热点，其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探讨中国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和变迁，涉及的地区包括广东、上海、湖南、四川等十余个区域，张玉法指出这一研究表明，不同的省区“有不同的自然环境，有不同的人文条件，传统的势力在这些省区有大有小，外来的影响在这些省区有多有少，因此这些省区在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进度上，各有不同”。将研究范围缩小，例如以省或是更低一级的市县为研究对象，使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复杂多变的中国，这种研究使得对象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另一方面，限定区域的研究带来的疑问是如何确立其研究结果的代表性。要解决这一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展开不同区域的平行比较研究，虽然这么一来必将加大研究难度，却是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法之一。

历史研究领域对区域研究方法的大量运用，给文学研究带来的启发在于：首先是区域研究方法的必要性，特别是就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研究对象而言；其次是区域研究本身的优势和局限性所在；再次是历史学家们划分区域范围的标准等具体的研究尝试。对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运用区域研究方法，历史学家所作的这些努力无疑是有启示作用的。说到底，文学研究不是孤立地研究文学的发生发展史，而是要将文学放在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在单纯的作家作品研究之外，文学的生产与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域背景中各个文化因素之间复杂的关系，应该成为文学研究的“大语境”。

文学的地域性问题，在中国传统文论中就已出现，《左传》中关于各地民歌的不同风格的评论，《文心雕龙》中对于南北方诗歌代表《楚辞》和《诗经》的比较，唐代《隋书》中对南北文风的差异性的描述，以及刘师培、梁启超分别在《南北文学不同论》和《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对于南北地区文学的不同风格的论述等，都是文学地域性论述中的代表。这些论述与法国19世纪文学史家丹纳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即将地理环境视为决定文学风貌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文学研究中所运用的区域研究方法，与传统文论中对于区域文学特征的看法自有相承之处，但是以新的区域理论作为基础的现代文学区域研究，不论是在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的引进及理论运用上，都与传统文论有了很大差别。1990年代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是到目前为止，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该套丛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包括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费振钟的《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刘洪涛的《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李怡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等多本研究论著。在该套丛书的总序中，严家炎谈到现代区域文学研究与传统文论的最大差别在于：

可惜的是，他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构成人文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这就可能流于机械和肤浅，不易说明地域对文学影响的那些复杂、深刻的方面。……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

严家炎在总序中提出区域文学研究进入的角度，是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切入口，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包括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人文地理学等多种学科。就该套丛书而言，虽然各个研究者具体切入的角度和研究展开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特征在于注重一定区域内人文环境对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多能够就具有典型性的区域文学意象或特征展开论述。因为作者不一，这套区域文学研究丛书在研究所达到的深度方面也不一样，但总的说来，该丛书的作者偏重于分析区域文化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区域”，基本上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文化区域，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虽然严家炎在总序中强调了人文环境的诸多因素对文学的作用，但在丛书中，对地域文化精神的展示不是通过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而是通过历史文献、文学文本的阅读和解析来实现。区域视角所能提供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现实的背景，及社会结构中各子系统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因而无法体现。

除了该套丛书之外，现代文学领域使用或涉及区域研究方法的论著和单篇论文不在少数，但从研究深度和代表性上都未能超越这套区域文学研究丛书。此外，各地所编写的区域文学史，则严格根据行政区域的划分，进行区域文学的历史建构。代表性著作包括王文英主编的《上海现代文学史》、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崔洪勋和傅如一主编的《山西文学史》、王嘉良主编的《浙江20世纪文学史》、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王泽龙的《湖北文学史》等。这些区域文学史较为详实地展现某一地域内文学发展轨迹，其共同的长处在于清晰地建构起地方文学史的框架并梳理大量史实；不足之处则在于过分局限于所划定的区域范围，使得文学史的建构过分孤立单薄。这种多少有些狭隘的研究视角，表现在一些文学史写作中，作家的籍贯成为衡量其能否进入区域文学史的唯一标准，导致文学史的写作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失。而传统文学史写作的方式，也使得多本区域文学史在很多问题上无法进行深入探讨，只能停留在对史实的浅层记叙上。

与区域研究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是，近年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兴起的城市文学和文化研究。探讨城市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以早成学界热点的“上海研究”和兴起不久的“北京研究”为代表，以某一个城市为中心，研究作家的城市生活体验，作品的生产和传播，作家如何想象和描述城市，城市文化与文学思潮的关系等等，均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包括赵园《北京：城与人》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等。与更为“正统”的区域文学研究方法不同，这两部研究著作实际都超越了本身所划定的地域范围，文学与城市的现代性问题成为最终的指向所在。虽然同为一定区域内的文学文化研究，以特定城市为对象的研究与区域文学研究还是存在很大差别。特别是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城市，其特殊的文化、政治、经济地位都决定了对这两个城市的研究不可能具备普适性。处于相对边缘的地方级省市与这两个城市相比，存在着极大的差距，这种地域文化传统本身及历史发展所衍生出来的差异性，意味着文化与文学存在状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还有待研究者的进一步发掘。

1. 柯文：《美国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的新动向》，《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第32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2. 张灏著、崔志海等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第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3. 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17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参见施坚雅：《导言：中国社会的城乡》、《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和《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等文，见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5.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第2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6. 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7.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的重要发现》，《历史讲演集》，第139页，台北：东大出版社，1991年。

8. 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丛书总序》，《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第2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